卷五十六　户政二十八厘捐

译十石。按规定应加倍处罚，缴纳八十石。仍然缺少二十石未能缴清。如果如实申报一百石。所花费的还不止一百石。弊端就是这样。大体上田赋的数额。百姓所出的只有二三成。而国家所收入的只有一成。关税的数额。百姓所出的有十成。而国家所收入的只有一成。然而州县额外多收。往往引发事端。而关税却没有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农民的心思齐一。商人的心思不齐一。农民不能去别的地方。不能改换职业。商人可以去别的地方。可以改换职业。农民不能增加收获来抵偿赋税。商人能增加价格来抵偿税收。农民所说的二三成。大多加在一成之外。商人所说的十成。不太加在一成之外。所以关税的弊端不太损害商人。反而侵蚀国家财政。太平日子久了。人口日益繁多。需求日益增多。通商日益广泛。按理说。关税应该成倍增加。然而几十年来。征收的数额日益减少。亏空日益增多。反而不及从前户部、工部所定的四百六十万两的额度。通商各口在外。这过错在哪里呢。我曾阅读《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年收入四千八百多万。其中关税一千八百多万。又说。六年年收入七千多万。没说关税有多少。一个通事说。七千多万中。关税增加最多。那国家通商扩大。固然不止中国。而中国确实是大宗。他们增加而我们不增加。不仅不增加。而且更加减少。为什么呢。因为不实征、不实解。那能实征实解的。我在江海关见过。货物进口。他们派来的差役拿着账本来换我们的单据。就凭单据让我们差役运到岸边。没听说运送单据上没有的东西。也没听说私自运送一件货物。也有奸商漏税。应当另当别论。以今天的洋人气势。如果用我们的官吏和商人去处理。必定十件中漏掉七八件。我们也无可奈何。而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对我们海关如此。就可以知道对他们自己的海关也是这样的。过去曾说洋钱重七钱三分。实际含纹银六钱五分。其余铅八分。在中国流通。通常当作八钱以上的银两使用。中国仿造的。虽然没有铅也不流通。为什么呢。知道它是洋人制造的。就可以相信它有实银六钱五分。如果他们在里面掺杂铜铅。也不是我们能识别的。而他们决不会这样做。所以能够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铸造银饼。起初也方便使用。没过多久就质量混杂。市场上把它拆分成零银。银饼于是废弃。又如现在洋人市场。我们购买他们的货物。先付银后交货。他们购买我们的货物。先交货后付银。甚至有寄贩的名目。交付货物后。就扬帆向西而去。以一年为期。盈亏由他们说了算。总之他们不能信任。我们断然不敢和他们交易。而通商的局面就瓦解了。

译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即使在蛮貊之地也能行得通。”这并不是说蛮貊之人能够守信，而是说我的诚信能让他们信服并践行。对此，令人深感叹息。如今观察关税事务，更加感慨于他们能够守信，而我们却不能守信。我们之所以不能守信，是因为这是一种隐蔽细微、根深蒂固的弊病，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突然想要彻底改过自新，断然做不到。不如将各海关全部撤销，恢复古代“只稽查而不征税”的制度，将税额并入厘捐之中，用来替代各海关的税收，责成地方官员会同绅士、董事来管理。厘捐的立法尚新，依附其为害的人应该较少；即使它分散而无条理，也还不至于像关税那样过境不留痕迹。倘若出现弊端，也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与关税相比，这政策是此胜于彼。只是不能多设关卡栅栏，招引关税的蛀虫，做到没有关税的名义，却保留关税的实际效果罢了。况且厘捐属于市场税收。《王制》中说市场只收店铺税而不征交易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孟子说周文王治理岐地时，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而《周礼》中有关卡和市场征税的规定，可见这种税法必定始于殷商衰败时期，文王废除了它，周公又实行了它，春秋战国时期没有改变。《管子·霸形篇》说：“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登记而不征税。”可见管子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孟子想要恢复文王的治理以复古，即使是周公的法度，他也不以为然。即使现在的制度本来有关卡征税，但没有市场征税。落地税是为了弥补关税的不足，并非市场征税。增加厘捐后，关卡和市场同时征税了。厘捐的弊端，恐怕会像宋代陈遘的经制钱、翁彦国的总制钱那样，长久不停。选择其中一项废除它，又怎么可以拖延呢？

原捐

陆心源

“捐”的说法起源于何时？三代以上称为贡、助、彻、征，又称为税；三代以下称为榷、算、括、除陌钱、经总制头子钱；到了本朝称为捐。《周礼》中，廛人负责征收廛布，杜子春注释说这是邸店的税。汉代的算缗，每二千钱算一百二十钱；唐代的除陌钱，每缗留五十钱；宋代的经总制钱，每缗取一百钱，现在的厘捐就是这样。唐德宗征收间架税，现在的房捐就是这样。汉武帝元狩四年，四类百姓拥有轺车，船长达五丈以上的都要征收算钱，现在的船捐就是这样。宋元嘉二十七年，富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借四分之一的钱；唐德宗时，搜括富商的钱，借四分之一的钱，现在的户捐就是这样。汉武帝元光六年，允许百姓购买爵位，买到千夫爵位的，可以优先免除吏役，现在的捐纳就是这样。大概古代是十取其一，而力役则使用民力，田猎则使用民力，战争则使用民力；至于车马、牛只、材木、草料、粮食、器械，都由百姓供给，官府不出资。所以无事时不能少取，有事时也不必多取。本朝取民的法度，从十分取一到三十取一不等，索取的已经比古代少了。然而力役则出钱雇佣而百姓不参与，田猎则动用国库而百姓不参与，甚至车马、牛只、材木、草料、粮食以及一切军营所需的器械，都由官府供给而百姓不参与。所以当无事时，百姓享受利益而不觉得；等到有事时，不得不向百姓索取，这是形势使然。因此，役使百姓是百姓应当承受的；不使用他们的劳力而让他们出钱，这是以财物代替劳力。出兵是百姓应当出的；不驱使他们作战而让他们出钱，这是以财物代替兵役。这是斟酌时势、顺应人情、收实效而不可改变的。有人或许说捐是后世的做法，怎么能与三代的法度相比呢？不知道论名称，赋税是良法，捐是弊法；论实质，捐固然索取百姓，赋税也不是帮助百姓。古代的王者，难道忍心剥夺百姓以图自己方便吗？然而不向百姓索取，国家就无法立足。捐也就是这样罢了。如果一定要遵循儒生的说法，而不考虑时务的适宜，那么盐铁专卖、舟船征税，是汉代的杂政，现在要裁撤运使而废除料关可以吗？井田制、封建制，是古代的成功法度，现在要分裂土地而夺取百姓的田地可以吗？这是加速叛乱而增加危险。不仅如此，如果说多取是暴虐，少取是仁政，那么汉代的法度是三十取一，到了汉文帝时全部免除了，难道要说汉文帝比商汤、周武王更贤明吗？有若告诉鲁哀公，大概只是实行彻法而已，而晁错则请求全部免除，难道要说晁错比有若更贤明吗？必定不是这样的。我奇怪后来的儒者敢于议论后代的君王，却怯于探求古代的制度；笃信眼前的见解，而疏于考察全面的道理，以致议论越来越高，时事越来越棘手。于是作《原捐》。

厘金议

杨象济

古代向百姓征税，十分取一。《周官》中漆园之税，二十取五。评论者说圣人重视农业而抑制商业，而学者还怀疑这段文字是刘歆窜改的。汉初向百姓索取三十取一，元气最厚，所以虽然中间经历汉武帝的大肆搜刮，但百姓仍然不匮乏，享国时间也最长久。六朝以后，天下多事，战争不断，司农仰屋筹款，于是想出各种名目向百姓索取，抽分、间架的说法日益兴起。唐末，节度使多靠贿赂得官，于是在常赋之外，进献羡余钱。五代吴越立国，税收甚至及于鸡猪，史书记载这作为祸乱的开端。宋代南渡后，战事紧急，有人创立征收经制钱以济军用，这人后来为国殉难，而史书没有为他立传。可见，言利之人被君子所排斥，而德行也不足以掩盖罪过，真是可怕。明末，天下动荡，有辽饷、剿饷、练饷的名目，每年需要两千

译余万。这些费用都摊派给百姓。百姓已经贫困，国家随之灭亡。军饷并非不宽裕，而是人的谋划不善，这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我朝开国，赋税收入完全依照万历朝的条例。康熙初年，三藩同时叛变，台湾尚未归服，每年用兵数十万，却没听说军饷匮乏。这是因为圣人清心寡欲，宫廷内外事事节省，所以面临大变局时从容应对，不仅是因为爱护百姓的仁德，也是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从此以后，太平日子长久，文武官员安逸享乐，疆域日益开拓，费用也随之增加。所以在乾嘉年间，一旦兴师动众，就采用开捐的办法。圣人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不好，认为向穷苦百姓摊派，不如向富户筹集资金，况且这是出于自愿，并非强迫压榨。然而御史袁饶仍然极力争辩，认为这没有益处。言论虽然未被采纳，但事平之后立即停止捐输，朝廷的意图也可以看出来了。近年粤匪之祸，是汉唐以来所未有的，糜烂到了极点，费用也日益繁多。劝捐不足，不得已而抽取厘金。广东商货最盛，甚至专门派遣大员来督管。湖北抽取厘金的提议，始于孙司马的谋划，因为他同乡胡廉访向巡抚胡文忠进言，实行后效果显著。军需得以接续，而人们没有怨言。确实是因为军饷用于实处，借助军队来保卫百姓，廓清四方边境，军民双方都受益。一年厘金的收入，是定额钱粮的两倍，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然而到了咸丰辛酉年，东征军队出发，又增加了军饷，胡文忠对此感到忧虑，有军饷不足的檄文。当时与西洋通商和约刚刚签订，汉口开埠通商，于是象济将洋税一事陈述给节制一方的宰相，于是檄文委派他偕同张观察到上海，将部分税收归湖北。象济是浙江人，而为湖北谋划的是，要廓清东南，必须借助上游的兵力，不伤害百姓，每年增加三百万。事成之后，因为这里负责关务的人不是正直之人，因此他隐居起来，像浮萍一样漂泊，对三楚之地并非没有补益。筹划国家大计的人，应当致力于大事。楚南厘金局，重任交给同乡，而这里的绅士，仅以委员的身份参与使用。近来听说局绅有布匹出境，增加一分厘金的提议，所增加的有多少？竟然等同于加赋，这是极不知大体了。抽取厘金的举措，原本是朝廷万不得已的做法。胡文忠制定规则，只以货票为凭据，不再按货物搜索，那么在综合核查之中，仍然隐含宽恤之意。胡文忠去世后，事事败坏，苛刻的人于是锱铢必较地搜刮，用无益于大计的言论来取悦上级，这是可鄙的。从前程子做县令，不查验条例，而自己却不超出法律范围，百姓受益，政事也得以推行。宋朝的名儒，也有奉行青苗法，而不致使百姓受害的。人如果能以国家大计和民生为念，所谓一命之士，如果心存利于万物，对人必定有所助益。局绅介于官民之间，在任职的时候，能够稍微实现自己的志向，这不是时候吗？当今粤东所援助东征的厘金，这项军饷已经停止。凡是负责局务的人，都应当体察圣朝体恤百姓的意图。

译厘卡议

程鸿诏

自战事兴起以来，军饷需求极为巨大。如果没有厘金税，军队恐怕就要饿着肚子了。这就是设置厘卡的原因。安徽沿江的厘卡以及北岸的盐卡，有的应该撤销，有的应该保留。主帅体念民间疾苦，去除过于严苛的措施，本来早已洞察并部署好了。却又询问我们这些草野之人的意见，让熟悉军饷事务的人来讨论。主帅提出这个问题，是军民的福气。我敢进献两句话：官办的厘卡应当保留，私设的厘卡应当撤销。请让我再进一步说明：官办的厘卡虽然适宜保留，但如果其地点不在喧闹的市场和交通要道上，就应当撤销；也有地点虽然处在喧闹市场和交通要道，但上下几十里或十几里内已经设有厘卡，且办理有成效的，也应当撤销；更有地点虽然不在交通要道，但上下几十里或十几里内并未设置厘卡的，则应当保留。再进一步说明：私设的厘卡必须撤销，但如果其地点确实应当设置厘卡，就将私卡改为官卡而保留下来。议论的人说，如今政令严明，怎么会有私设的厘卡呢？不知道饮酒食肉的习俗，虽然在穿着礼服、戴着礼帽的时代已经大大改变，但偷吃祭品的老鼠，却未必不潜伏在天神地祇的旁边。从皖南存在私设厘卡的情况来看，就知道沿江北岸未必没有。即使确实没有，如果明确告示，令行禁止，那么地方官员会更加敬畏地稽查而不敢疏忽，这也是应当讨论的一个方面。议论的人又说，厘卡祸害百姓，无异于增加赋税，应当全部撤销。这是因噎废食、不通情理的说法。如果治理事务的人选不当，即使撤销厘卡，祸害百姓的情况依然如故；如果选对了人，即使保留厘卡，又有什么妨害呢？况且追溯咸丰七年五月十五日的谕旨：“苏常两府二三百里内设立厘卡多达数十处，稽查难以遍及，弊端百出，着将江南厘卡选择扼要之地归并到几处，其余全部裁汰，以便稽查，不许委员侵吞渔利，以及地方恶棍冒名骚扰行商，导致商人止步不前等。”恭读谕旨，也只是命令选择重要地点归并，避免滋生弊端，并不是说厘卡应当全部撤销。再查康熙五十一年，人口增长，根据恩旨，永不增加赋税。后来因为人口和赋税两方面都有妨碍，出现了一个人承担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赋税，也有几百人只承担一两个人的赋税的情况。董侍御董燧开始提议地丁合一的法令。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帝采纳并实行，从此天下的百姓受到浩荡的恩泽，读古书的人，几乎怀疑古人谈论徭役赋税愁苦流泪是不真实的。这说明历代圣君深厚的仁德恩泽，百姓久而久之已经习以为常。如果追溯其源头，即使在这多事之秋，稍微增加赋税，百姓也不会推辞，何况厘卡只是征收商税呢？百姓有四种，农业是根本，商业是末节。所以祸害农业的事情不可做，做了就会动摇根本；祸害商业的事情还可以做，做了也不会伤害末节。为什么呢？因为农业的利润少且固定，商业的利润多且不固定。利润多且不固定，那么征税就不算过分。厘卡怎么会祸害百姓以至于无异于增加赋税呢？

请推广捐厘助饷疏 咸丰四年三月

雷以諴

奏报军需紧急，试行商贾捐厘助饷，已见成效，应当推广照办以充实军需储备，仰祈圣鉴。自从粤匪窜扰以来，波及十省，时间长达四年。各处增兵，就各处需要军饷。加上盐引停运，关税难以征收，地丁钱粮又间或因兵荒而蠲免缓征。国家经费有定数，收入少支出多，势必日益拮据。而逆匪蔓延，又不知何时才能平定。有军饷没有士兵，还可以招募；有士兵没有军饷，更难维持。去年夏天，奏请在里下河地区设局劝捐，借此训练壮勇，保守东路。一经开导，无不踊跃输将。因为绅民重视身家性命，痛痒相关，所以我劝捐，比各地容易。但都是晓以大义，激发他们的忠爱之心，并没有别的压制把持的手段。只是时间已久，精力已竭，恐怕不能源源不断地接济。我日夜思考，寻求无损于百姓、有益于军饷，并且可以长久且方便百姓的方法，没有比商贾捐厘这一法更好的了。因为里下河是百产之地，米多价贱，曾命令委员在靠近扬州城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略微仿照前总督林则徐一文愿的法子，劝谕米行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算一升仅捐半文，对民生毫无妨碍，而聚集起来就多了。计算从去年九月到现在，仅这几镇的米行，几乎捐到二万贯。既不扰民，又不累商，几个月以来，商民相安无事，如同没有事情一样。古人说，从事商业的人多就用市税来抑制他们，捐厘的方法，也是古人征收商业税的微妙用意，而变通实行它。收入少就捐少，收入多就捐多，都根据买卖的收入来决定，绝不强迫百姓做难为之事。况且名义上是行铺捐厘，其实仍然出自买客，断不会因为一二文的细微差别，去争论价格的低昂，这就是所谓征于无形而百姓不觉。我因为这种方法，商民两便，而且细水长流，源头深远不竭，对军需确实有裨益。所以现在又将此法推广到里下河各州县的米行，以及各大行铺户一律照捐。大约每百分只捐一分，甚至有不及一分的。命令各州县会同委员斟酌妥议，禀明出示开始捐纳。其小

译铺户以及手艺人等，一概予以蠲免，以示体恤。如今仙女庙各行业的铺户，都已经商议妥当，已于三月初十日开始捐输，并将该镇所制定的章程，刊刻刷印，下发给各州县遵照办理。等到里下河各处劝捐齐备、开始捐输后，究竟能够收取多少捐输，自然应当随时据实奏报。如果数额较多，不仅臣的军营可以凭借它来资助攻守防御，还可以协济琦善军营的需要。富人的捐输终究有限，而商人的转运却无穷无尽。值此国库经费拮据之时，如果不设法仔细筹划，必定会束手无策、坐困愁城；但如果取之没有方法，又恐怕对百姓有所妨碍。因此，不得不在借助民力的同时，仍寓含勤勉体恤百姓疾苦之意，力求轻而易举，绝无劳苦拖累。只是里下河不过是一小块地方，河臣杨以增在此劝捐，前任漕运总督李湘棻劝捐也在此处，此去彼来，商民几乎无所适从。其实臣捐厘的范围，仅限于扬州、通州两属，其余大江南北的各府州县，未经劝办的地方还很多。如果江苏督抚及河臣各自根据防堵地点，分别委派廉洁明察、公正的官员，会同各该府州县，在城市、镇集的大行业铺户中，按照臣所拟定的捐厘章程，一律劝办，似乎对江南江北的军需，有望得到极大的接济。一律等到军务结束后，再行停止。臣出于筹措军饷的考虑，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译遵议胜保奏请劝谕抽厘助饷一事，户部奏折。

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胜保呈递附片，奏请劝谕商贩抽取厘金以资助军饷，并抄录呈上雷以諴在泰州仙女庙等地抽取厘金的章程。奉皇帝朱批：“户部核议后迅速奏报，单件两件一并发出。”钦此。遵旨于二十三日由内阁抄出送达户部。根据原奏内容称：“查考雷以諴此前在泰州仙女庙等地，劝谕商贩抽取厘金资助军饷，颇有成效，每月所收捐资数万串不等。阅览所载章程，取多补少，并非苛捐杂税；通权达变，不损害商民。在战事省份施行，可辅助军饷；推广至各省，利益更多。况且由商人捐输、商人经办，弊端难以滋生；从利润中抽取厘金，不伤及本金。虽然江南水陆交通要冲，商贾云集，但因镇江被贼军占据，道路阻塞，商船绕道而行，泰州仙女庙等地遂成为货物积聚之所，办理较为容易。北路坐商多而行商少，但粮米、油炭、布棉、杂货等物，往来商贩随处都有。因地制宜，未尝不可仿照施行。由少聚多，其利甚广。但各省水路码头往来货物，若非地方官及绅士董理熟悉情况、认真办理，断难见效。若不专门委任地方各官及各绅士董理，恐怕他们畏难苟安，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仅空谈而已，甚至巧言推卸。可否请旨饬令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及邻省各督抚，督同地方官及公正绅士董理，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的章程，悉心筹办。由官府督劝，商人经理，不经过吏胥之手，自然没有侵吞漏税的担忧。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其他省份也暂存于藩库，作为拨济各路军饷之用。如此权宜筹划，在遭受贼军蹂躏之地，同仇敌忾，确有输诚乐助之心；即在安居完善之区，计算利益获取盈余，更可得挹彼注兹（从有余处取给不足处）之力。总期有益于军饷，不损害商民。此事势在必行，无虞窒碍，实对军务有裨益。待军务完毕，再行体察情形。所有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另单恭呈御览等语。”

臣等查考，本年闰七月两江总督怡良奏请筹拨军饷案中，有百货抽厘的说法，当时臣部曾奏请饬查，迄今尚未覆奏。现据胜保奏称，雷以諴此前在泰州仙女庙等地劝谕商贩抽取厘金资助军饷颇有成效，请令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督同地方官并公正绅士董理仿照雷以諴章程悉心筹办等原因。臣等共同商酌，将雷以諴抽取厘金的条款逐加核算，不过百分取一。当此军需匮乏之时，积少成多，未尝不是补助的一种方法。只是雷以諴在泰州仙女庙两处劝谕抽厘，属于水陆交通要冲，商贾云集，办理或许较为容易。北路坐商多而行商少，市镇有大小之别，货物有多寡之殊。如果办理得当，原本属于众擎易举；倘若措施不当，就会成为众怨所归。胜保只担心地方官畏难苟安，巧言推卸，臣等反而担心借端滋扰，从而取盈。应请饬令各省督抚，专委道府大员督同州县，拣派公正绅士董理，各就地方情况，妥为筹划。既须有益于国用，尤当体察舆情。如蒙圣上允准，即由臣部将雷以諴抽取厘金的章程缮发各省督抚查照办理。至于各路统兵大臣，对于地方绅士董理本非隶属关系，且身在行伍，志在灭贼，自有当务之急，又非雷以諴实任藩司帮办军務可比。所有用兵省份酌量抽取厘金之处，应由各该督抚筹议具奏，无需会同统兵大臣。所收钱文，悉数解充兵饷，也不准地方官擅自挪移，开启影射侵渔的弊端。所有遵旨核议缘由，理合缮折具奏。

遵议胜保奏请各省普遍抽取厘金一事，户部奏折。

胜保奏请各省普遍抽取厘金一折，咸丰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奉皇帝朱批：“户部迅速议奏。”钦此。遵旨到部。根据原奏内容称：“方今天下大局，不担心贼军难以平定，而担心军饷不能接续。先前江楚督抚臣奏请捐输厘金，当初原属试行，现经办理多年，已见成效。各该省一切军需，未必不依赖它来弥补。臣认为，一隅小试，不过补救于目前；一律举行，始能普美利于天下。查考抽取厘金的方法，根据货物多少来确定抽取数目，即本于《周礼》市廛的细微意旨，而随时代增减。难道可行于残破之区，反而不可行于完善之地？现南省所用之兵，皆自北省征调而来。如直隶、山东、陕西、甘肃，即以本省所抽之厘，供本省征兵之用，也大有裨益。现在中外臣工筹划生财之法，也已无微不至。即使臣反复思考，筹划其他途径，非迹象涉及更张，即缓不济急。就像地丁一项，自京饷以及其他各项，各有常例，不能专顾军务。捐输一项，施行……”

译时间一长，罗掘将尽。况且遭受贼寇侵扰的地区，地丁、关税、盐课等正项收入，已经虚悬无着，只能依靠捐输来弥补不足，这也不是救时的长久之计。况且捐纳出自绅富，耗尽一家的财力，对朝廷的增益不多，对百姓的损害却不少。而抽厘出自各商，汇聚众人的资财，分散出去有限，聚集进来无穷，事情简便且见效迅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克复三河尖后，时间不长，各商贾已陆续归来，情意殷切地想要报效，呈请前往抽厘。臣因安徽巡抚无暇兼顾，发札命令庐凤道解送详细章程，以便遴选委派妥当官员会同本地绅士办理。如果能筹集到一定数额，对河南军队不无小补。因此想到河南的周家口、赊旗店、清化镇，山西的平阳、汾州、蒲州，甘肃的甘州、凉州、秦州、宁夏，都是商贾汇聚的地方。推广到四川、陕西、直隶、山东，也都是富庶之地。如果切实奉行，估计一处每年所得不少于二三十万串。合计数省，每年自然不少于数百万串。专门留下此项接济各路军营，再有不足，才动用地方地丁。久而久之，国库资金自然逐渐充足。至于云南、贵州、两广现有的军务，如果衡量情形酌情办理，也可以接济本地军需。相应请旨命令直隶、山东、山西、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两广各督抚，按照湖南的章程一概办理。但恐怕管理不能得人，只是填满私囊，对正项税收无益。务必谨慎选拔廉洁明察的官吏，认真核查办理，并严格制定赏罚条例。如果确有成效，立即给予优厚奖励。倘若查有侵吞渔利等弊端，也立即加重惩处。使各官员有所劝诫和惩戒，自然必会力求成效。不出半年，各路军营的饷项无需担忧缺乏，平定叛乱必定可以指日可待等语。臣等伏查，自战争兴起以来，军饷需求浩大，部里拨给的银两，已达六千五百余万，大都出自地丁、钱粮、盐税、关税。至于抽厘的建议，首创于前任两江总督怡良及前任江苏布政使雷以諴。按货物抽收，不像丁粮税课那样有确切的数额可查。只是因为各路军营军饷接续不上，经过地方大吏权宜酌情办理，暂且借此弥补。臣等共同商议，现在用兵的各省，或因部里拨给的军饷一时未能接济，为此万不得已之计，暂且救济眼前，也属于弥补的一种方法。除江楚抽收动用的确切数额，应令该督抚确切查报部里。此外用兵的各省，能否照办，应请旨命令各该督抚体察情形，谨慎选拔廉洁明察的官吏，在水陆交通要冲地方，妥善筹划酌情办理。如果能试行，就严格制定赏罚条例。办有成效者，给予优厚奖励。倘若激起事端，以及查有侵吞渔利等弊端，即将承办官员据实参奏，加重治罪。仍责成各该督抚，将抽收动用的确切数额，按季上报部里，以便查核。总期望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两方面都不受妨碍，这是最重要的。胜保所称三河尖商贾呈请抽厘，已命令庐凤道解送详细章程，以便遴选官员办理之处，并请旨命令安徽巡抚体察该处情形，遴选廉洁谨慎的委员，会同该处绅士妥善办理，不准假手胥吏，导致滋生弊端。其抽收的钱文，如何能归实用，不至于漫无稽查，并令该巡抚及现办抽厘的各省督抚，详细议定章程，奏明办理。所有遵议缘由，是否妥当，理应缮写奏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译遵议整顿厘捐章程疏 同治元年 户部

奏为遵旨妥议具奏一事。御史陈廷经上奏请求停止捐厘以舒缓民力一折。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户部妥议具奏，钦此。又大理寺少卿潘祖荫上奏请求裁汰小捐、整顿大捐一折。十月十九日，奉上谕：潘祖荫奏请整顿厘捐等语，着户部妥议具奏，钦此。均由军机处交出到部。

臣等查核，该御史所奏各省设立捐局，而不肖州县，勾结本地绅士，借办公之名，行肥己之实。往往殷实之家，本可多捐者，或打通贿赂，竟可少捐；其力不能捐者，反多方勒逼。因为一县之内，上户最少，中下户最多，地方官只将上户的巨款报解，而中下户所捐者，分开看似乎很少，合起来却很多，一概并入私囊，无从查考等语。

臣等查核，自军兴以来，需用浩繁，地丁税课，不足以供给开支，不得不变通办理。自倡办劝捐以来，各省州县，劝捐出力者固然很多，图饱私囊者亦在所难免。应令各省督抚通查各州县，如有该御史所指前项情弊，即行指名严参，以肃吏治。

至于奏称抽厘之局，宜于商贾云集之地设局施行，不宜扰及各县小镇。近闻各省厘局，但有抽厘之名，实则抽分抽钱，有加无已。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设立奉宪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的店铺，肩挑步担的生涯，或行人携带的盘缠，女眷随身的包裹，无不留难搜括。其弊不可胜言。一局之中，支应去其大半，侵渔去其大半，不利于民，无益于国。请酌改章程，力除弊窦。

并据潘祖荫奏：抽厘者，所以济正课之不足，期于益上而仍无损于下。今则一捐款局设就，地方官绅，百计谋干，曰某货可抽厘若干，某铺可抽厘若干，多立名目，济其营私，利之所存，网罗殆尽。甚至茶坊饼肆，各有例规，暮夜追呼，急于正课。豪奴猾吏，朋比为奸，劣官恶衿，朘削靡已。十分之中，耗于隶仆者三，耗于官绅者三，此四分中，又去其正费若干，杂费若干，国家所得几何。当此府库支绌之时，诚不能概行停止。然莫如汰除小捐，整顿大捐等语。

臣等查核，咸丰四年，议覆胜保等奏普律抽厘章程，通行各省，一律试办。又洋药抽厘，经臣部会议洋药纳税，除水陆各关口均分别输课外，凡各省现办铺行抽捐，准令与货物一律抽厘。又本年二月，议覆薛焕上海厘税案内，遵旨严定厘捐稽核章程八条内，如厘捐总局、分局，宜立限详报以严考核；各省厘捐，宜厘定科则以杜弊混；抽收市镇坐贾厘税，宜严禁虚报；卡局抽收行商厘税，宜严定偷漏；华商隐匿海口及各卡厘税，宜严行惩罚；卡局各员侵冒厘税，宜严参计赃治罪；各省历年抽收厘捐，宜截数勒限奏报以严稽核；洋药、盐斤两项厘捐，不准与货物牵混以杜轇轕等因，奏准通行咨省存案。是各省抽收厘奏定章程，实已至严且密。各省大吏果能实力奉行的，整躬率属，严密稽查，庶委员绅士，皆能洁己奉公，商民无扰累之虞，朝廷收输将之益。若如该御史等所种种侵渔，尚复成何事体。亦应令各直省总督、巡抚等明查暗访，倘有隐匿侵欺等弊，即行从严参办。

至亩捐一项，前据江南河道总督庚长奏称按亩收捐，请给奖叙，经臣部奏驳。亩捐一项由各户摊派，绅富经理其事，其中苛派抑勒之弊不可胜言，所请亩捐给奖之处，应毋庸议。又据山西巡抚奏请该省鸦片按亩抽厘，经臣部查各省地亩，业已升科纳粮，毋得按亩抽收，以杜胥役讹索等因，均经奉旨允准在案。

兹据该御史以田赋之外，有亩捐大不利于民，请饬各省督抚酌改章程一节，查民间既完正赋，又派亩捐，当此民力凋敝之时，其何以堪。所有此项亩捐，亟宜严行禁止。如有私自设局征收者，即照私加钱粮之律治罪。

又据该御史奏称，东南数省，抽厘已久，但须设法变通，去其太甚。至北五省密迩京师，民心尤宜固结，民力尤宜展舒，应请概行停止一节。查西北各省，均已举行抽厘，藉充军饷。若遽行停止，恐兵饷有

译担心军费接续不上。应当等到军务稍为平息。由该省督抚察看具体情况。再行停止征收。又据潘祖荫上奏称。丝、茶、烟、酒、盐、木、绸缎、洋货这八项。是捐税最重的。请求命令各督抚根据这些物品产出和聚集的多少。设立捐税局所。严格制定章程。其他一切零星小捐。一律淘汰禁止等语。查茶叶征收落地税。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是产茶地区。臣部已在批复广东巡抚奏折中声明。应当命令各该巡抚详细查明奏报，等到报到之日。再行审核办理。至于盐斤征收厘金。湖南、湖北、四川、淮南等地。都已由臣部先后奏定章程。办理有成效。至于烟、酒、绸缎、丝、木、洋货等项。向来是汇入百货一起征收。不必另外议论更改。以防止滋扰百姓。至于各省征收厘金。本是不得已的举措。近来听说不良的官员和士绅。将其作为牟利的渊薮。除了厘捐之外。又有指捐、亩捐、树捐、房捐等名目。胥吏追逼催缴。比正税还急。百姓被剥削。一天比一天严重。富人变得贫穷。穷人铤而走险。耗尽百姓的脂膏。供给官绅的耗费。对国家税收没有益处。只是填饱私人的腰包。当此积弊已深。逆贼气焰未平。如果不大力整顿。怎能巩固民心。查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皇上谕旨。致仕大学士祁寯藻上奏陈述末节意见一折，说厘捐的设立虽然是为了兵饷着想，但穷苦百姓受害极深，且恐怕狡猾的官吏奸胥借机压制勒索、侵吞舞弊。除各省奏明在交通要道设立厘卡外，那些偏僻地区小商零贩经过之处，从前设有厘局的，一律裁撤。并命令各该督抚查明分别应留应撤的各厘局，咨报户部，以杜绝扰民并严格稽核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体念民生的深切用意。只是各省征收厘金的章程数目。至今尚未报齐。应请圣旨命令各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除了厘捐之外。其指捐、亩捐、树捐、房捐等项名目。一概禁止。查有不良官绅串通舞弊。立即指名严厉参奏。以培养元气并舒缓民力。并遵照现奉谕旨。以及臣部前次奏定的八条捐厘章程。仔细斟酌。体察各路情况。在商贾云集的地区。设卡征收厘金共若干处。每处征收厘金若干。迅速妥善议定章程。按月造册报部。以防止流弊并作为办理依据。那些乡村小镇。贫民下户。以及肩挑贸易。小本经营。一律不准征收厘金。以免扰累百姓。总期推行尽善。对上有利于国家税收。对下方便民情。这是最重要的。所有遵旨妥善议定的缘由。恭敬上奏。伏乞皇上圣鉴。

译论广东军务与厘金事务的奏疏 同治二年

王拯

我私下认为，两广是叛乱滋生的地区，安危休戚与共。广西土地原本贫瘠，无法与广东的富强相比，但民风较为淳朴。所以叛乱的发生，多是因为广东的奸民越境滋扰；而叛乱的平息，也唯有依靠广东相互援助救济，不能独自力量完备。追溯自咸丰三四年间，逆匪洪秀全渡过五岭之后，广东的盗贼纷纷兴起，几年之间逐渐被扫除。广西柳州、庆远、浔州、梧州等府县的收复，多依赖湘军越境剿杀的功效，而广东也能相互协助。广东则自从省城多次被贼军攻打，西北江匪纵横，都是本省兵勇自行平定。即使军饷军粮，也不需要外省接济。确实因为该省的地力人力，本来都可用。然而自从叶名琛掠夺民力作为自己的功劳，吝惜保举，大失众心，随即又酿成夷祸，广东百姓才开始不再被驱使。变故非常，广西则劳崇光升任后，蒋益澧已经移师援助浙江，刘长佑又接连督管京畿边疆，各属地的股匪大多未能平定。如南宁、太平、泗城、镇安等离省较远的地方，长久不知有朝廷的教化。这不仅仅像浔州、梧州等属地的岑溪、容县，数年还被贼军占据，以及贵县黄三的巨股未除。广东信宜占据的匪徒陈金缸，尤为巨恶，最近在高州属地毒害几乎遍及，他与岑溪、容县土地本来毗连，贼军相互一气，积年滋蔓，长久更加难以图谋。当今时势，岂可再让粤匪再有大的股伙草寇窃发，养成羽翼，以及横逆四出成为祸患呢。而以臣近日所听说的，又有隐忧。东南大局，曾国藩等大军与贼军长久对峙，左宗棠、李鸿章在浙江、上海的军队，各有进取，江浙的机势，大为可乘。唯独因为曾国藩所部十万之众，抵挡贼军渡江且与捻军、苗民丑类勾连数十万寇，军务正当万分紧急，江楚的粮饷，日久供给，特别显得枯竭，势不能不借助筹画于广东膏腴之地、完善之区。当劳崇光初任广东，省城刚被夷人所占据，绅士、百姓、官吏，逃徙一空。该总督入穴取子，孤诣苦心，深惜地方凋敝的情形，所以对于曾国藩想在广东筹画大饷，特别不以为然。即使骆秉章老成谋虑，也以广东的海口利源既减少，盐务又疲弱，这时民力不可重加搜刮为言。然而当京饷及各省协饷，环而相向，未曾不思竭力办理。但求效甚急，而时势未缓，不得不思通变之术。所以听说劳崇光举办厘金，率皆责令绅商包充头人，预先垫缴厘税若干。利之所在，蠹即缘之。在该总督的意思，以为想要得到巨款于目下，即何能免奸弊于意中。或许生息休养，数年之间，民生既遂，国计亦纾，自可优游以求万善。不知燃眉之急，原不可待，剜肉之计，又何可常。所以劳崇光所办的，揣该总督设久于其位，犹必当思所改图也。论者都说广东富强，即使贫落，犹宜过于湖南十倍。湖南征兵转饷，数年来支持东南数省，所恃独有厘金，视广东所得，岁加一倍有奇。即使上海华夷并集，贸易为盛，要之一县地耳。彼其所得，视广东至数倍。夫以广东利源之广，其最大者曰盐，曰茶，曰沙坦，曰海船。独有山海百物之聚，而不能得推行尽利之方也。臣固有以知其人事务有未周，地力有未尽也。自古用兵日久困乏，未有不资于榷算之一途者。近年各省，惟两湖办之特着成效。如前抚臣湖林翼等，大率取唐刘晏杂用士流之法而变通的。良以经理要期其有法，权衡首在于得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才善恶邪正，每相引而愈出。独计两湖兴办的，皆在所属军务日臻平靖之日。盖想要兴利，必先除害，此又凡为事理所宜然也。

臣听说广东厘务，自从劳崇光去任后，名为一切悉易新章，实则举仍其旧，并有所办反不如前，而征收之数亦为减少者。当兹京饷、协饷，督责频仍，运解未尝大旺，而本省军储，已将绌乏，西邻援济，更不能兼顾。浔郡楚军，欠饷累累，莫能一鼓其气，即该省向来自筹助之盐厘，亦以该商籍隶东省，百计求允督臣议减。广东地有贪泉，人多驵侩，闻有各行厘金，每年可得巨万者，辄以多金贿通求免。后来之人，遂莫能发其覆。大抵广东厘金如果得人，办理有法，无难岁逾百万，比劳崇光所入倍蓰，而且安然无事。反是则朘削所获，犹未足以裕饷于军国，操切所至，已大足以积怨于民品。彼官污吏墨，既不能服其心，智浅才庸，又不能善其术，舆薪弗见而察及秋毫，有无怪其然者。近日乃有厘务委员，或为众所殴伤，或为民间枷号，毁局罢市，诸骇听闻。虽民情之顽犷，而官方恶劣，亦可

译想而知矣。广东风俗强悍。近年犯上作乱。更是习以为常。这种情形。即使当地目前尚且安静。已有不堪设想之处。何况高州、浔州两地的官军。与贼军交战。近来又各有挫败损失。高州的贼军则波及阳春等属县。浔州的贼军则分驻郁林境地。广海寨又被客家人占据。雄踞于岭海之间。横跨广州、肇庆两府数县。地势险要深奥。两广之人。都为此深感忧虑。以积年久乱的地方。有负隅顽抗、环视伺机的贼寇。正当一切利孔被百般搜刮之时。臣愚昧地担心利益未得十分而害处已达百倍。万一两广的动乱。再次出现像咸丰三四年那样糜烂的局面。更不知将如何措手足。岂止是厘金无法办理而已呢。臣听说保卫国家、制定治策。关键在于用人。并非广东厘金不可办理。以此时势。想要厘务大兴。必须军务先振。想要得到厘务军务办理的方法。不外乎得到合适的人来管理罢了。现在高州军务。听说因卓兴、方耀两军长期不和。致使贼军更加放肆。提督昆寿前往督办。自然应当统一事权。以迅速成事。昆寿在广东。此前在道光年间。以督标中军身份随前督臣徐广缙亲自赴夷船。颇显风采气概。为广东人所称颂。听说此人十分正派。办事平和。只是在军务上未有大建树。浔州黄逆党羽众多、巢穴坚固。广西藩司刘坤一接统蒋益澧、刘长佑的军队。声威远逊。抚臣近来委派道员蒋泽春专办客匪。以分担其任。但浔州军务不振。更苦于粮饷供给不足。历来西省剿贼。没有不依赖东省援助的。而如今的浔州匪患。又必须等待高州大股贼军剿办有绪。才能合力逐渐扫除。形势如此。以臣所知。现有广东道员唐启荫。品德学问卓越。胆识俱佳。本是广西籍贯。此前随蒋益澧收复柳州、庆远。战功卓著。熟习军事机宜。去年又被刘长佑檄调所练团勇攻克阳朔县城。随后带兵赴东。奏请留任该省。自从刘长佑来到直隶。该员便不再被当权者所知。也不自营求钻营。如果蒙受天恩俯加录用。责令会同昆寿督办高州军事。应当大有裨益。只是昆寿随带各员。文官有道府。武官有副将、参将。与该员权势相当、互相掣肘。如果不稍微赋予事权。也不足以资以整饬而责其成功。又两淮运使郭嵩焘。学问有本源。通达治体。缜密廉洁干练。有谋略有作为。原本与曾国藩等人一同举义师。勤劳备至。而对于湘中所办厘务章程。了解最为详尽。大半皆出自他所商定。两淮盐务虽也是要务。但与广东厘金相比。轻重缓急。所系不同。臣认为广东厘金必欲办理有法。非得如郭嵩焘这样的人前往。恐怕不足以收成效而消除祸端。又浙江盐运使朱孙诒。自从道光年间即任湖南湘乡知县。操守清廉严明。治理有效。讲求团练乡兵之法。对于湘中人才。多有成就。该员屡次列入荐章。臣虽未亲自受教。但访求可据。方今时局艰危。正是破格用人之际。边疆重任。尤其贵在得宜。又非寻常浅薄之人所能胜任。若朱孙诒老成持重、声望素著。倘若蒙受圣朝量加擢用。当必能承担一方重任。而缓解当权者的忧虑。臣籍隶偏隅。从事机密事务。对于当时政务。及广东情形。见闻稍悉。私心忧虑过度。不禁言之详尽。并妄自论举。以备采择。期望对时事有裨益。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具折陈。伏乞圣鉴。

译湖南厘金办理有成效，请求仍照旧章的奏疏

湖南巡抚毛鸿宾

臣私下接到户部咨文，奉皇上谕旨：设立厘捐虽然是为了筹集兵饷，但穷苦百姓受到的拖累确实很深，而且恐怕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胥吏借机压制勒索、侵吞舞弊。除各省奏明在交通要道设立厘卡外，那些偏僻地区小商小贩经过的地方，以前设有厘局的，一概裁撤。并责令各该督抚查明，分别应保留和应裁撤的各厘局，咨报户部，以杜绝扰民并严格稽核等因，钦此。又奉皇上谕旨：各直省劝捐抽厘，借以充作军饷，曾经明谕告诫，严禁扰累，再三再四。只是地方大吏派员管理，往往不得其人，凡是有顶戴虚衔的人都可以充任，良莠不齐，增减无从深入考察，以致营私舞弊、蕴藏利益，弊端滋生很多，实在令人痛恨。此后各该督抚对于捐厘委员一概裁撤，统一归地方官管理，并按月申报厘捐各款的实数，由该管督抚按照例限上报户部。那些通都大邑捐厘事务繁杂，州县官无法应对，就责令派令该管地方的道、府等官分头办理，不得用不肖的委员充数。至于抽厘的方法，各督抚按照部定章程，简明条款分晰开载，榜示于通衢，使商民一望而知，不致使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胥吏从中舞弊等因，钦此。

遵旨查访湖南办理厘捐的情况。初创之时，经前任抚臣骆秉章参酌舆论，体察情形，仿效唐代大臣刘晏引用士人的方法，不归衙署管辖，不假手于吏胥，极力革除关卡陋习。湖南地方贫瘠困苦，本来就不是富商大贾聚集的地方，所以历来并未设立货关，与湖北、江西等地大物博的省份情形迥异。而总计每年收入，虽然衰旺不同，大约总在百万两内外。连年保卫境内、援助邻省，支持危局，深深依靠其力量。这实在是因为用人立法，权衡全都得当，征收解送都归于核实，商民长久相信顺从，所以能有助于军饷需求，不损害政体。前任湖北抚臣胡林翼创办北省厘捐，全都仿照湖南成法。臣咸丰十一年到任之后，留心查访，其中细节，或许尚须随时变通，但大纲实为尽善。现在如果裁撤分卡，专归地方官管理，则阻碍会增多，弊端会更严重。谨为皇上一一陈述。

湖南办理厘捐之初，原本只在长沙、湘潭、常德、益阳买卖较大的地方，设局试办。后来各客商于是有改向未经办厘的地方贸易的，商民纷纷禀请一律抽收，以显示公允并杜绝趋避。于是开始在沿河各口岸，次第添设。那些乡村小市，不通舟楫的地方，至今未曾举行。又湖南号称泽国，洞庭以南，港汊纷歧，设卡的地方，无从控制扼守总要，势不能不设分卡。春夏水涨之时，总分各卡又大多未能扼守要害，势又不能不设稽查卡。分卡是商船终年往来的地方，稽查卡则随水势的涨落而撤留。这些都是选择其必不可少的，才开始举办。仍随时察看情形，如果没有补益，就立即停撤。凡过卡的货物，核算清楚，收明厘金，立即填票放行，毫无阻滞。在此卡已经完厘的货物，经过彼卡，查验货票相符，并不重复抽收。计算湖南全省卡局，不过数十处，相安已久，商民都没有异议。倘若一律议撤，那么坐贾或许会随之迁移，行商必定因此绕道。不仅总局总卡恐怕成为虚设，而且厘金的有无不同，物价的重轻互异，奸巧者每每网罗利益以自私，良懦者或许会向隅而受累。这是对军饷有损，对商民并无益。这是湖南厘金分卡难以裁撤的实在情形。

厘金这一项，向商贾取什一税，款目繁多，事务冗杂。过客的去来无定，抽收的多寡难以权衡。不像地丁钱粮垂为定额，官有册籍可查，民有旧章可守。湖南办厘章程，官绅并用。凡收支稽查，以及书写算货等事，都在生员、童生中选派，由督办官绅逐日考核。所收数目，按月榜示于通衢，有目共睹。不仅商民都能见信，而且前年洋商因为茶税一项，赴岳州卡局，也称湖南办事有条理。既然成效已经可见，现在将委员、委绅一概裁撤，而只责成地方官办理，相比之下，其弊端有四。委员、委绅专办厘务，又有帮办绅士，分任其劳。精神专一则照料容易周全，耳目多则钳制更严密。只要是中等才能的人，便可胜任。地方官如果留心民事，那么一邑的公事，已经觉得日不暇给。即使是长材应对，也难以用余力顾及厘金。由此吏胥伺机营私，奸商通同舞弊，收数必然立刻显得短缺，军饷将何所取资？这是弊端一。各卡局每日经过的商旅，不下数十百人。委员、委绅常年在局，收钱算货，无不亲自督办。随到随行，偶有争执，也可以立时了结，无所拖累。地方官深居衙署，如果任听客商出入，体制未免太轻慢。而且一县之中，市镇不止一处，距离县署，远的有一二百里，近的也不下数十

译里。万难日日亲历。其势不能不假手于人役和胥吏。上下之情不通。于是苛索留难。扰累百姓却无从追究查问。亏空挪用、侵蚀公款。人役和胥吏相互勾结以行奸恶。既担心他们饱私囊而损害公家，更忧虑他们违背商情而滋生事端。这是弊端之二。

设立关卡的地方，都有地方官管辖。委员和委任的绅士，没有权势可以倚仗。收支账目，人人都可以翻阅。稍有积弊，不仅地方官可以纠察，就连当地的绅士商民，也可以揭发。倘若归地方官经理，那么银钱应当存入县库，簿账应当保存在官署中。一切收支的细数，外人不能全部知晓。即便知晓，也不敢置评。自爱的人固然不至于任情挥霍，但难保不会因公挪用。倘若遇到任期届满卸任，列抵流交，是势所必有的。案牍因此混乱，款项必然虚悬。这是弊端之三。

征收捐税厘金，是事非得已。当此军饷短缺，所以不能不设法弥补。将来大局肃清，就不可不随时停止。委员和委任的绅士，由省局札派前往。帮办的绅士，也多从异地遴选而来。收发的权力由上级掌握，想执行就执行，想停止就停止，没有牢不可破的隐患。一旦授权给地方官，吏胥便据为利薮。目前尚且没有实际益处，日后且会成为陋规。即使到了军务完毕，札饬裁撤，而阳奉阴违，把持盘结，势必不免。以朝廷权宜的创举，供吏胥久远的私图。这是弊端之四。

兼有这四种弊端，又有两种困难。委员和委任的绅士，奉命办理厘金，所办之事不善，就可以因事撤换。地方官总理一邑，所司不仅限于厘金。有廉洁安静的官吏与民相安，却对厘金时常废弛；有明干的官吏办公无误，却对厘金无暇兼顾。不便执办理厘金的能否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于是厘金仍无责成，这是考察功过的困难。

道府所辖地方，远的有一千多里。其本任有表率之责，职位又较尊崇。因办理厘金而旷误职守，既担心不能肃正官常；因办理厘金而与商民为伍，更觉得有违背治体。况且道途往返，州县的供应徒然繁多。草率稽查，局务的秉承终究隔阂。这是道府分办的困难。

钱粮定有科则，尚且相率勒折浮收；豁免刊贴誊黄，尚且时常私征入己。而认为地方官经理厘金，就可以弊绝风清，这是势所必不能的。

译臣本来不敢相信委员和绅士全都贤能，也不敢怀疑地方官全都不贤。只是认为天下没有没有弊端的制度，只可贵在有遵守法律的人。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交给委员管理也可以，交给地方官管理也可以；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委员有弊端，地方官也有弊端，而地方官的弊端更甚于委员。俗话说，两种危害相比，就选取较轻的；两种利益相比，就选取较重的。这就是湖南厘金难以交给地方官管理的实际情况。臣查访湖南从前防御剿杀流窜的贼寇，分兵援助四周邻省，开支浩繁，筹集军饷极其艰难，这早已在圣明的洞察之中。臣任职以来，李秀成在江西窥伺，姜映芳、张高友等人在贵州、广东嚣张跋扈，而石达开的大股贼军，又再次像狼奔豕突一样，窜扰边疆。转运军饷、征调军队，几乎有岌岌可危、难以支撑的态势。幸好厘金按月征收解送，得以均匀发放，借此避免军队因饥饿而溃散，从而谋求成功。加上各营兵勇的旅费，以及军火器械，应接不暇，实际上成为东南各路的一个总粮台，也全靠厘金支撑这危急的局面。况且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都与湖南唇齿相依。在这军务吃紧的时候，怎敢不竭力维持，作为事先预防的计策。湖南民风刚强，筹集兵员比较容易，筹集军饷则万分艰难。近来因为邻近战事四面逼近，商人裹足不前，厘金已经日渐减少。如果再更改旧章，假设有阻碍，那么各项事务都将束手无策。可否恳请天恩，俯念湖南厘金办理有成效，准许仍照旧管理，不必另行议论更改。这确实对大局有益。另外臣还有话要说。战争兴起十多年，东南财赋之地，全都遭受蹂躏。开源节流，两方面都穷尽了办法。既然不能撤兵以放纵贼寇，那就不得不筹集军饷以供养军队。筹集军饷的方法，以抽捐厘金为最好。抽捐的方法，用地方官不如用委员，用委员不如用绅士。因为对情况了解透彻，那么处置自然能合适；耳目比较亲近，那么利弊容易向上反映。其他省份的情况，臣不知道。只就湖南而言，自咸丰五六年，先后设立厘金、盐茶局以助军饷，积成巨款。而农民安心于田野，士人安心于家庭，商人也相互安心于市场。各种物品的价格，起初并未暴涨，民间没有什么弊病。现在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抽厘是弊政。假使另有生财之道，谁愿意承担聚敛的名声？但这只是局外人的空谈，没有探究局中的实情。那么圣人耻于言利，凡人都好像可疑。想要举一例来概括其余，将因噎而竟废食。臣私下观察天下大势，不担心弱而只担心贫。抽捐厘金，是现实不可停止的措施。只需责成各督抚，慎重用人，务必使国计民生，两方面都不受妨碍。用人得当，立法自然公平。不仅补救时艰，也避免留下后患。否则用法律来防止弊端，弊端就随着法律而产生。法律越繁，弊端越巧妙，反而得以凭借法律来从事弥缝。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纵观古今得失的根源，得到人才的国家兴盛，依赖法律的国家衰败。凡事都是这样，而厘金只是其中一端。这又是臣揣度形势、审察时势，见识所及。伏望圣慈垂听。臣对各地办理厘金的官绅，认真访察，尚无不贤之人滥竽充数。倘若查有营私舞弊，就应当据实参奏办理，绝不稍事姑息。至于各地的捐输，也是官绅共同委派，与办理厘金大致相同。并请一概照旧章，免归地方官管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谨恭折附驿具奏。伏乞圣鉴。

详细陈述厘捐源流利弊疏 同治三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

奏为各省抽厘济饷，历着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详细胪陈，仰祈圣鉴事。窃惟国家承平日久，营兵废弛已极。广西贼初起，调集山陕滇黔边兵，谓必优于腹地，均因日久无功，以次撤归。嗣后各省筹办防剿，专务募勇，而营兵亦时就地拨调，始终不能一得其力。自古行军，皆由调发，近时则一出于召募。此用兵之一变也。军务初起，朝廷颁发帑金，动辄数百万，或由户部运解，或由邻省协拨。军营安坐以待支放，师久而财日匮。东南各省，蹂躏无遗。户部之解款，邻省之协饷，力皆不能自顾。偶一办理防堵，捕剿土匪，左支右绌，无可为计。其势又不能坐听其决裂，故虽艰窘如广西贵州，亦须经营筹划，自求生理。而湖南经理得宜，则竟以一省之力，支柱数省。此又筹饷之一变也。用兵既久，筹饷之难倍于筹兵。饷裕，则兵强；饷匮，则虽有兵而不能恃以御侮。总计十余年来，筹饷之方，名目繁多，其大要不过二端，曰捐输曰厘金而已。捐输起自汉代卜式，出私财佐军，流极于宋明之季，而有搜括之令。国家开捐纳之例，导之以仕进，取之有节，劝之有方。巨富厚资，立致荣显。中下之

译户部。也乐于有所效命，以法律宽缓为优。然而多次施行，则百姓怨恨、官吏烦扰，法律也败坏。所以捐输可以解救一时的急难，但不能作为长久之规。厘金的制度，大概源于周官的廛布、絘布。以杜子春的注疏推究，廛布应当如现在的坐厘，絘布应当如现在的行厘。而从周朝以前，对商贾的征收，比农民多几倍。后世水陆钞关，定额极少，税课也极轻。这不仅仅是为了体恤商贾。君王调节宣导天地适宜，田赋的收入，用来制定国家用度还有剩余。商贾聚散无常居，盈亏没有定势，官吏容易借此作奸犯科。所以常常放松征收以便民。战事兴起用度繁多，则各种税收并举。远古以来，国家用度的需求，无不取自百姓。宋朝王安石窃取周官的意思，来骚扰太平无事的百姓，君子所深恶。至于艰难筹饷，而一切苟且的政策施行，其势自然迫于不容已。四民中只有农商两者有常业。不取之于商，就取之于农。农民务本而生计微薄，商民逐末而利源丰厚。轻重的适宜，也容易知道。现在的厘金，与汉朝的算缗、唐朝的除官钱、宋朝的经制头子钱，名异而实同。汉唐之时，所谓算缗等法，都取之于商贾的本钱，所以又有告缗、手实等法，以穷究其根底。其余百货，更加以税。史册所记载，法令烦杂严密，所以保护民财的甚至。然而汉唐宋取之于民的多，而获利反而少。现在取之于民的少，而获利反而多，为什么呢？汉唐的制度，制定法令以督促州县，督促州县，则吏胥的搜刮更繁，而最终没有实际效果。制定法令，则商贾的丰俭，有的相差几倍，有的相差千万，而不能不制定为课额，以派给州县。通都大邑，可以加倍征收的，却有时只满足私囊；山城僻壤，并无贸易的，也一律取足。又或在正供之外，科以杂差。所以成为扰民。现在的厘金，只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序，一依唐朝大臣刘晏之法，引用士人，因地制宜，还得以任人不任法的意思。臣等请逐一陈述。

译所谓不限制于固定税则的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上海厘金的征收方法，与江北不同；安徽与江西不同；湖北与湖南不同。货物流通的顺畅或阻滞，商情的顺遂或逆反，只以方便为宜，而不互相强制。上海的厘金，征收最重，依次推及广东，不到十分之一，不能相提并论。甚至同一省的货物，这里轻而那里重；同一厂局的设置，这里疏而那里密。正因为没有固定的税则，而后事事才能稍微核实，可以方便百姓。

所谓不拘泥于固定程序的是什么意思呢？凡是商船经过的通达渡口，设有卡厂征收行厘；货物囤积的大镇，设有门市征收坐厘，这是大致的情况。偶尔有支流岔港，绕越偷漏，就又增设分卡；小城镇毗邻大城镇，或者出现囤积居奇，就又增设分局。都是随时酌情办理。一省扼要的地区，不过三四处，办法也因此加密；其余地方则稍微放宽办法。设局多的，不过一二十处；有的通数府县没有一个卡局；有的小城镇举办，而大城镇反而未及举办。推而至于各省，有的办有的不办，有的办得有效，有的竟然无效。完全听任督抚自行管理，都没有一定的程序，强行要求必须执行。

因此用兵十五年，被扰乱的也有十余省，局势岌岌可危，不可终日。却能够招募百姓作为士兵，因地制宜筹措军饷。士人安于家中，农民安于田野，商贾也相安于市场。督抚大吏委任一两名员绅来举荐办理，就能从容充裕。自汉代以来，理财的次要政事，没有比今天厘金更好的了。

现在议论的人有人说，厘金妨害商人。不知道周秦时代，天下的大利归于商贾。汉朝兴起后极力加以困辱，确实是厌恶他们垄断专利。历经周朝到明朝，士大夫没有屑于做商人的，所以残酷掠夺他们而无所爱惜。本朝稍微加以宽厚的法典，士大夫多出于商途。商贾的利益丰厚而权力也重，财力雄厚而势力也豪强。厘捐所征收的，在他们年收入盈余中，仅百分之一二。以现在的制度比照汉唐宋明以前，其轻重多寡的数量，必定有能辨别的人。

况且完善省份，常以保护商贾为言。那些筹办厘金的，大抵是在战乱之后，盗贼出没的地方。就像湖北的汉口，湖南的湘潭，其中著名的巨贾，半数籍贯属于川陕。如果厘金稍微妨害商人，他们又怎么能强迫他们辗转跋涉，在兵戈之地辗转，而自行投纳，毫无避就呢？

这说厘金妨害商人的言论，既没有考察古制，又不知道今情，徒然为商贾争夺锱铢之利，来庇护他们的私利，也太糊涂了。

又有人以扰民为忧虑的。查厘金按货物计捐，丝毫都出自平民，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富人每天花费数千钱，按厘金计算，应当捐钱数十；中等人家，每天花费数百钱，捐钱数枚而已。按户责成捐税，这是口税、户税，唐宋的制度，之所以成为扰民的原因。比照日常用度，本来可以收敛节省，以求相济，而不见成为累赘。

百姓难以与他们谋划开始，创制之初，动辄多有阻挠。那些甚至闹事的人，则是没有法度的顽民，乘风狡诈逞强，意图劫掠，商贾不能承受。逮捕惩治一二人，就已经安然相安。臣鸿宾在湖南任职数年，全省中从未有抗捐违厘捐的案件。有的话，则是石门的贪吏，宜章的散勇。也足以看出商情民俗的利弊从违了。

而且一心营私，以垄断为得计者，是商人的同情；一端偶逞，以顽抗为能事者，是奸民的常态。如果因为一二起抗厘的案件，就据以认为扰民，那么闹漕抗粮，江浙成为积习；拒捕殴官，闽广视若固然。如果只求民情的顺悦，不顾政体的凌夷，将连钱粮都不征收，舍弃盗贼而不治吗？形势本来不能这样。

又有人以中饱之弊为言的。我私下认为天下事无一不坏于中饱，而只有厘金的中饱为犹轻。因为凡是中饱者，必定一切惟所侵渔。厘捐以数人管理一厂，以数厂治理一事。总局掌管出纳，藩司核算成数，上而督抚制约，下而州县制约。众人注视的耳目，都能指出其是非。纳厘的商民，也不甘听其含混。纵然说中饱，大概也无几。

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是次要政事也不会有所扰民。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缓征蠲赈，以及一切保甲社仓的美政，都足以滋生弊端。督抚切身的经营，自然优于旁观的臆测。各省办理厘捐，号称中饱的，向来以广东为最，江北次之。没有别的，只是没有章程而已。江北的中饱在官绅，道员郭礼图一加整顿而弊端立即消除。广东的中饱在商贾，深固纠结，较难断禁。稍微加以清理，大概也是把持之意多，而侵蚀者有数可纪。

现在官绅并任，而地方官则专其稽查之责，而不给予操纵之权。既不致盘踞为奸，又没有差胥为之爪牙。所以弊端轻，而去弊也容易。如果以绅员办理厘捐支销薪水来说，则尤其不符合事实。绅员中的贤者，多不乐意任事。或由督抚延请，或由奏派勉强从事。其中材者皆足以自谋衣食。

译利用民众的力量来筹措军饷，以应对紧急的公务。每月发放的薪水不过数十两银子，少的甚至只有几两。这与国家财政的盈亏有什么关系呢？却互相痛心疾首，实在无法容忍，这真是令人非常困惑。

又有人说，休养生息的政策应当讲求。臣曾国荃先前在江苏、浙江时，看到当地有人把持厘捐事务，争论纷繁，最终没能推行。遭受战乱之后，我走遍松江、太仓各属，常常几十里没有人烟。上海办理厘金，每年能筹集数百万两，而地方得以保全，商贾反而更加兴盛。湖南支撑着几个省份的军需，专门依靠厘金接济，也没听说民气因此有所损耗。贼寇的势力如同虎狼水火，不紧急筹划拯救的办法，却每天姑且安坐休息，这果真算是休息吗？

厘捐之所以还算是好办法，正是因为取之于商贾的盈余利润，取之无伤，而能够借此让百姓休养生息。它取税轻微而法度公平，施行简便而人情亲近，尤其符合筹措军饷的妙用。汉朝的法令是每两千钱征收一算，一算是每人出钱一百二十文；两千钱一算，即每千钱取六十文。唐朝的除陌钱，宋朝的经总制钱，都是每千钱取一百文。臣李鸿宾先前在湖南，酌定厘捐章程，大抵每千钱令捐十到二十文，最为轻减。上海的税率大概是它的两倍，广东则尚不及它的一半。所以说取税轻微。

按照货物估值，计算钱数抽取厘金，本厚的人出得多，息微的人出得少，人人都各尽自己的力量，没有侥幸逃脱的。所以说法度公平。汉、唐、宋征收商税的法令，名目多到不可穷尽，现在总称为厘捐。所以说施行简便。委任绅士官员，他们与商贾朝夕相见，利害盈亏，可以互相参证。不凭借官威胁迫，也不用成法督责。所以说人情亲近。之所以施行数年而没有弊端，在于使用法令的人，而法令本身也稍显优良。

如果一定要让从征的士兵空腹扛着兵器，在靠近贼寇的地区，打开关口迎接贼寇，然后才算是休养生息，正恐怕古人所说的休养生息，不是这样的。

近来看到金陵克复以后，议论政事的人动不动就请求停止厘金，或者请求酌情裁撤卡局。不知道那些说停止的人，既然没有别的筹措军饷的方法，可以斟酌财政的盈亏；那些说酌情裁撤的人，也没有考究各省的办法，轻重疏密，原本就不同。万万不能将一省的水陆市镇，一概举办。一隅之见，难以辩论。而百姓各自私护其财产，各自专求其利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要听到筹措军饷的说法，就已经多有阻难；一听到停撤的话，就更加附会。湖南之所以能尽其力，专门依靠地方绅士，主持正论的人多，商贾百姓，不敢有所异同。如果以天下为心，那么事势的艰难，百姓的虚伪，也应当稍加权衡。用忠孝来奖劝他们，使他们辅助公家的急难，百般劝谕，尚且不能全部应允。既然有了停撤的议论，远近传述，兴起为难。这不过是徒以一二人的私论，向上眩惑朝廷的听闻，向下鼓动愚民的气焰，使他们有所借口，以遂其背离公义、谋取私利的私欲。用这种态度对待太平盛世，尚且伤害教化；用这种态度来奖助衰败的风俗，反而助长奸邪。

臣等私下认为，国家爱护百姓，应当规划那些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近年以来，减免苏松的浮粮，豁免江西的摊赔款项，军务报销，不归户部稽核。这几件事，实在是汉唐以来未曾有的德政。以此来振作激励天下的人心，扫除寇乱，蔚然形成中兴的基业。只是因为它规划的重大，而所及的深远。

译如今江南的大股贼寇虽然已经平定，但残余的匪徒仍有数十万人，聚集在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朝廷筹兵筹饷，处境极其艰难。商人百姓按厘金缴纳赋税，原本数额微薄，而军需费用积少成多，借此来弥补不足。官府不得已而与百姓争夺利益，上书言事的人又想偏袒商贾来与官府争夺利益。而他们作为论据的，大多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对于民生利弊，实际上未曾深入考究。自从宋代以来，议论繁多，凡是谈论利益的人，都不被公众舆论所容许。所以，聚敛怨恨以谋取私利，是君子所警戒的，却正是小人所趋附的；至于聚敛怨恨以谋取公利，则是贤愚都小心翼翼对待的。战争兴起十余年，除了江苏、安徽、两湖地区外，筹办厘捐，往往有很多未尽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事情涉及谈论利益，在下会结怨于百姓，在上会得罪清议，而聚敛剥削的名声，几乎事先就无法自我辩解。所以智巧的人，大都推诿而不愿承担。而一两个办事的省份，迫不得已，艰苦经营，粗有成效，言事的人又采纳道路上无根据的议论，急忙加以诋毁。只是让地方官事事掣肘，聚敛怨恨更深，筹饷更加短缺。瞻前顾后，进退两难，无所依据。这样，朝廷爱民还只是空话，而地方公事却先遭受了实际的危害。这对风俗人心的危害尤其重大。不念及百姓物资丰歉的根本，动不动就以谈论利益为事，是浅陋的；不顾时局艰难的重任，仅仅以不谈论利益为名高，更是君子所谨慎对待的。《易经》说：“用什么来保持地位？说是人。用什么来聚集人？说是财。”三代王者理财的方法，斟酌盈虚，裁成辅相的道理精妙极了。又说“生产的人多”，有生产的方法；又说“做事的人快”，有做事的方法。读古人的书，听一两个人的话，就妄图兴利，不顾百姓的休戚，事势的顺逆，无论为公为私，都称为浅陋。读古人的书，听一两个人的话，就想据以成名，古今得失的适宜没有亲眼见到，天下利弊的数目不放在心上，仅仅为了博取流俗的赞誉，使办事的人无所适从，所以应当谨慎。臣等极其愚钝浅陋，但对于古今事变，名臣大儒的奏疏论著，都曾考求得失，究知其根本，决不敢以谈论利益来危害百姓。而身居其位，事处其难，稍求有益于国家，无害于百姓，仍然认为厘捐为上策，可以长久实行，不敢不一一据实直陈，阐明其义。恳请皇上天恩，对于各种主张停止捐输厘金的言论，一概留中不发，使其不至传播。这样，百姓浮动的气焰，不至于挟持朝廷命令来与官府对抗。等到天下没有紧急的军需，直省没有积欠的兵饷，户部没有竭蹶挪移的苦况，然后由皇上决断，尽罢各省厘捐，惠及商贾而商贾确实受到恩惠，没有焚掠的担忧；便利百姓而百姓真正得到便利，没有流离失所的警报，才能永远培养元气，浸润圣恩，天下幸甚。臣等商议大局，意见相同，谨合词披沥上陈，恳请圣鉴训示。

详细陈述广东厘务情形的附片 同治三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

再，广东厘捐，旧设卡厂共五处：一是韶关厂，位于江西、湖南两省来源处，为广东北江；二是白沙厂，靠近惠州府城，为东江；三是后沥厂，靠近肇庆府城，位于广西来源处，为西江；四是四会厂，贺水另由广西贺县到达四会，汇入西江，是广东竹木出产的地方；五是芦包厂，为省河上游总汇。东西江三厂，收数甚少，而来源或数千里、数百里，都是大河。韶关、芦包两厂，每月收数各万余金，是厘捐两大厂。又有陈村、江门两厂，都是抽收坐厘，加上省城、佛山、潮州，共为坐厘五分局。据查，广东海口纷歧，诸江之水，旁穿侧出，而经流实际上汇聚于省河。不经过省河的，潮州韩江，另会汀赣诸水，自由汕头入海，名为东海；雷州、廉州各属，名为西海。沿西海的府县，地势椭长，内界广西，琼州又南悬海外，所产靛青、桂皮，贩运各省，是出海大宗。廉州海口最著名的，名为北海；雷州海口最著名的，名为海安。地方设卡抽厘，据为私利，已经数年。前任署理督臣晏端书委派候补知府吕铨、安徽候补知州江国华前往清理，以至于被殴打，并不加以惩办，纪纲法度，废弛严重。臣等体察广东情形，民情并非非常刁悍，而绅士把持，能急公好义者少，人才萧索，能办事者尤其少。数月以来，稍将包抽的私厂，一概裁撤，归并官厂，去除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其余石龙、西南、九江、三多祝各处巨镇，无虑十余处，省河下游，各国贸易，以及牛庄、烟台、江浙、福建的海船，尤为厘捐巨款，皆因举办艰难，未敢强行。仅西海等处，因地方私厂的旧例，裁撤整顿，添设海西分厂。这是广东办理厘金的大概情形。其中谷米、薪柴两项，各省办理章程互异，江西、两湖产

译米粮之乡，一律抽收厘金。上海则在米价昂贵时，暂时停止征收。广东因为这两项是贫富百姓共同需要的，自开办以来，便永远停止抽收。海西新添设的厘卡，只征收进出海口的桂皮、青靛、油麦、〇甫、棉花、沙纸包等共八大宗货物，其余百货都没有厘捐。其征收标准既比各省轻，其办理方法又比各省更为苟且将就，只求无事。上奏的人又想要裁撤北海的厘捐。臣等不明白，为什么私自征收营利，办理数年，官吏竟然能够相容；改为官方征收，商民已经肆意阻挠，京城甚至传为过分的举措。先前访闻新选任的长宁县教谕王师祥是主谋滋事之人，经委员候补知府吕铨禀报揭发，已有案卷。已咨文吏部将该教谕暂行革职，查究确切情况，归案拟办。原奏称尚未得知主谋者的姓名，好像只是陈述前后厘捐的情形，而对于这类案由，竟然完全不知。可见传闻不实之言，影射趋避，挟私报复，断难凭信。恐怕部臣会依照先例批准，责成裁撤，导致商民借端抗拒。臣等虽然能够据情奏请照旧办理，但政体受到的损害已经很多。谨先将广东办理厘捐的情形，详细陈述。恳请皇上鉴察训示。

译请及时防止弊端疏 同治六年 六条录一

王书瑞

一、厘捐应当及时整顿。自从战事兴起多年，无处筹款，不得已而借助民力。封疆大吏，哪有不仰体圣意的？必定说厘捐没有一处不是弊端的，这是错误的。然而竟说厘捐毫无弊端，这也不可以。各省厘捐，在省局总办的，大都是司道大员，固然应当随时慎重，杜绝弊端，风气清明。从省城到各府、各州县、各乡镇、各厘卡，各有委员，虽然经过各大吏挑选任用，但其中难以保证没有好大喜功之人、渔利之习气。从委员以下，各局各卡又有司事，从司事以下，各局卡各有书吏差役。说其中都是安分守己、实心办事的人，尤其不敢相信。厘捐的弊端，最忌讳偷漏。除了在通津大路设卡抽收外，各处支港汊河，设卡几乎遍布，认为这样才可以收取其利，不这样则正好滋生其弊端。所谓利弊，应当通盘大局计算得失，不是仅执一端来杜绝其趋避。偷漏的原因，一半由于司事书吏差役的贪婪，往往在正税之外，多方需索，那么情势上不甘心；又出于委员的怠惰，遇到商船到卡，不亲自查验，任凭司事书吏差役的留难而不顾，竟然有从早到晚不能放行的，那么形势上又苦于不便。情势上既不甘心，形势上又不便，怎么能不想偷漏呢？那么禁止偷漏，应当先禁止司事书吏差役的需索、委员的怠惰，这是为了清除其源头。不清除其源头，只遏制其流弊，凡是偏僻处所，都设卡来伺察。一卡有委员、有司事、有书吏差役，那么各有经费，而偏僻处所，一天所抽的捐，不足以供应一卡一天的用度，那么仍然从通津大路所设的卡支取接济。即使毫无偷漏，而用目前增添的经费，比较从前漏收的商税，恐怕也不相上下了。况且弊端有法律所能防范的，有法律所不能防范的。商船往来日久，与各卡司事书吏差役逐渐熟识，竟然有彼此勾结串通，以多报少。至于偏僻处所，耳目所不及，竟然可以收受贿赂放行。合数十船的货物，逐一抽税，正额本来就不多，倘若有一二船的货物，私自走漏，所得更不足以补偿所失。至于厘捐章程，有漏税的，查出后，或罚十倍十余倍，所罚的款，除提出充公外，全部赏给查出漏税的人。于是都以为有利可图。遇到商船聚集，河道壅塞之时，来船不能经过卡前，先在市梢港口停泊，听候查验。而巡查书吏差役，捕风捉影，假公济私，辄指为漏税，以希望罚款可以肥己。多一卡多一费尚可忍受，多一卡多一费并多一弊端，不可忍受。罚十倍，罚十数倍，全部充公，还可以做。罚十倍，罚十数倍，名义上充公，实际上营私，不可以做。为今之计，在各府州县地方，体察情形，凡是偏僻处所，可以裁撤的，全部令就近归并，以节省经费而杜绝私弊。并责令各卡委员，在货船到卡亲自稽查，不准稍有需索留难。倘有勾结串通私放，及意图肥己指为漏税的，从严惩办。至于罚款务必平允酌减，一律归公，不准另有赏给，以杜绝营私。再则厘捐一项，收取时即毫无弊端，使用时岂能漫无节制？钱粮正供，都有定额，而挪移侵吞，尚有流弊。况且抽厘本无定数，应令各卡于每月收税多少，经费多少，逐款申报。该管厘局，即将各卡出入清数，按月申报省局。至于收支各款，可否饬下户部，明定限期，造册汇报。如有款目不清，收支各项，前后大相悬殊的，行文驳查。并逾限不报的，作何议处。庶不致漫无稽考，于捐务也益昭慎重了。

缕陈江苏厘捐拨款支绌情形疏 光绪二年

沈葆桢

奏为江苏厘源日益枯竭，拨款日益增加，谨将实在支绌情形，详细陈述，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江苏厘局，向来分三处，一为金陵厘捐局，前督臣曾国藩奏明每月专供甘军饷银三万两，不足，则由运库拨补。一为苏州牙厘局，一为松沪厘捐局。向来收数较多，供应湘淮各军月饷，及京外各处协饷，本省善后等用，款目纷繁，久已入不敷出。现在收数日益减少，拨款日益增加。据江宁、苏州两藩司暨驻局道员等禀请具奏而来，臣等详加察核，出入不敷，数目太大，不能不将实在情形，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江苏各局厘金，从前军务初平时，抽收极旺，后来则逐年减少，有江河日下之势。臣等督饬承办总局，悉心稽核，力杜中饱。本年二月间，曾将委员特参数人，甄核未尝不严，而厘金日见其少。盖以

译厘金的征收原本没有固定的数额，完全随着商贾的兴盛或衰败而变动。近来各种物品价格飞涨，货物积压难以销售。商人亏损既多，转运输送难以持续。假如往年运送货物两次，今年只运送一次，那么公家的厘金税收，就因此减少了一半。上海的沙船，从前有三四千艘，现在不到十分之一。生意萧条冷清，厘金捐税怎能不衰退？这是无形的消耗，使公私都陷入困境。商情困苦到这种地步，不得不委婉地加以体恤。苏州、上海设立关卡征收厘金，刚开始办理时关卡多、捐税重。自从同治四五年以后，每年核定减少。前任督臣曾国藩在同治七年、十年，大幅减征了两次。同治十二年，前任署理督臣张树声等人奏明将江南的籼米、稻谷停止征收捐税。光绪元年，臣元炳又奏明将江南的糯米、杂粮停止征收捐税。凡是这些体恤民间疾苦的举措，都是出于万不得已。而所减少的数额，总计已不下数十万两。这是确定的短缺，虽然对公家有所损害，但对百姓还有益处。其中危害最严重，而又无可奈何的，莫过于洋票。洋人运输内地的土产货物，一概凭单照查验免税，不得征收厘金。当初制定章程时，专门针对洋商而言，所短缺的税款还不多。近来内地华商为了避重就轻，假托名义诡异地寄挂在洋商名下，从内河到长江，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偶尔扣留查验，洋人便出头包庇，动不动就以故意刁难、索赔为借口。这是无穷的漏洞，连诚实的商人也受到其害。光绪元年的收入，苏州局仅六十五万八千八百余两，上海局仅一百零三万六千余两，金陵局仅三十多万两，是从来未有过的极度短缺。而支出的款项，则全部用尽。苏州局欠解淮军月饷等项十七万七百余两，上海局欠解淮军月饷等项三十万四干余两。而金陵局所短缺的甘饷，运库无力拨补，而且必须挪用甘饷来应付部里拨给其他地方的急需。所以西征出关的军饷、奉天的练饷、东三省的俸饷，以及织造承办实录馆绫绢等项银两，明知有燃眉之急，但紧急文书如鱼鳞般密集，解送接济的却很少。海防奉旨饬拨江苏厘金四十万两，则丝毫未解。臣等难道不考虑南北洋防务是切身至为重要的图谋？无奈厘金收支各项，按账簿可以查考，实在已经尽收尽放，毫无剩余。势不能将向来应拨的款项，强行截断。或许有人说裁撤防勇，以节省军饷需求。私下担心国库耗尽于对外输送，而本省若有紧急变故，毫无依靠，那么对大局的贻误就更为严重。或许又有人说仍须整顿厘金捐税，岂知目前诚实的商贾纷纷停业，哪里还能承受竭泽而渔的盘剥？那些狡猾的人正以洋单作为护身符，又怎能像驱赶雀鸟入丛那样逼迫他们？反复踌躇，无从补救。

译我私下思考，户部大臣全面核查财政收支。凡是遇到应当拨付的款项，分省指定拨付，原本有一定的权衡标准。外省接到户部的公文后，照例转行各局，命令遵照办理。各局接到通知后，起初并非不想设法筹措解送。然而拖延许久，最终没有回应。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各地催索军饷的公文，络绎不绝。而负责经营支放的官员，用空话搪塞，仰屋兴叹。拿去年的收入与往年相比，其突然减少已出乎意料。而查核今年春夏的情况，想要追上去年的数额，又万万不可能。如果一定要等到大局决裂，再全盘托出，即使从严参处也已晚了。我们详细谨慎地斟酌核算，本年奉拨的款项，如万年吉地、惠陵工程，关系到典礼，自然应当优先筹措解送，断不敢稍有迟缓。其余已拨未解的款项，名目最为繁多的，莫过于西征饷银和东三省饷银这两项。西征饷银，我们于本年正月间会同具奏，拟定每月统筹协拨八万两，除划还洋款外，全部解往左宗棠后路粮台。凡是老湘营及关内外各军，均由左宗棠统一收取分解，以统一事权。可否恳请天恩，俯准敕令户部查照前议，不再增添拨付。东三省饷银，现拟就已奉户部拨付的款项，命令各局竭力筹措，尽力而为。此后如有续拨的款项，可否敕令户部暂时免除派拨，以资周转，缓解困境。至于海防案中的厘金四十万两，目前毫无指望。我们身处其中，难以命令提取。直隶总督李鸿章，也深知江南艰难窘迫，不忍催促。将来只能察看情形，另行筹议。这也不敢不预先陈述清楚。一点愚诚，恳求圣慈垂察。

荆宜施道禀报沙市客商帮会恳请变更抽厘章程批

胡林翼

抽取厘金以助军饷，是朝廷不得已的政策，这本来就是官民共同鉴证的。沙市十三帮禀称，养兵的策略，想必不会失去体恤百姓的心意。哪里知道养兵是为了保卫百姓，也就是体恤百姓。否则，如果不铲除这些贼寇，百姓从哪里得到体恤？只是担心官吏中饱私囊，兵勇虚报冒领，不能杀贼，也就无颜面对百姓罢了。应当想到，厘金多抽一文，货物就贵一文，对于百姓则是增加了价值，对于商贾究竟损害了多少毫厘？禀文中说出境入境，该商人都愿意在沙市加增，与平善坝增厘没有区别。这就是朝三暮四的说法。沙市距离平善坝，隔着荆宜两府之地，相距数百里，为什么在沙市增加就不可，在平善坝增加就不行呢？如果说水险不能停船，在平善坝检查，在宜昌府完税也可以。如果说市场小、钱难找，那么盐税的钱，究竟从哪里来？况且宜昌沙市，号栈都通，在宜昌抽取，在沙市兑换也可以。用饰词遁词，实在难以凭信。之前已经手函批复，现在根据所禀，仍用前意分条明示。

一、平善坝抽厘，比沙市更为扼要。从四川进入湖北的，土膏是大宗；从湖北进入四川的，花布是大宗。试取沙市月账核对，土膏一项，挂一漏万；花布一项，也是千不取百。沙市欺罔太过，宜昌刘守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特别嘉奖他筹划的勤勉，于是有委办之举。沙市十三帮在荆州的地界，竟想凭借黔驴之技，阻碍我们筹济的方法。该道等是大臣，也因而顺从他们的欲望，国家体面何在？军饷何在？竟然动不动以罢市之说，作为苏张恐喝之计。这是鹑鸟欺孺子的故智，施于本部院，实在大谬妄。

二、搜括的政策，儒者不崇尚。然而军政系亿万生灵之命，军饷系水陆三万余兵勇之命，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与其让军队饥饿而误地方，不如取商贾之利以援大局。况且元明之季，因军饷而加赋，我朝爱民，永不加赋。取逐末之微利以饷军队，其滴滴归根处，仍是百姓食贵。商贾之计，究无所损。民间若能节用少取，则百姓生计，尚不甚碍。这是厘金之说。至于贱人所食、惰农所宝，则虽多取之而不为虐。何况多取以益军糈，犹愈乎厉禁而徒饱吏胥之壑。试问川中土膏，由沙市上税者，果真止于此乎？果真不止于此乎？如果说果真止于沙市账目之数，即使至愚之人，也知其不诚。奈何以奸商之哃词，挠筹饷之大法。这是平善坝必应设总卡之定计。

三、罢市之说，岂敢笔之于书，岂敢入于吾耳。有罢市之人，自有惩奸之法。设沙市果罢市，即发封条永远封禁。月少一万余串的厘，不过太仓稊米。舍政体而不顾，以遂奸人市侩之谋，可乎？罢市而月少一万余串的厘金，罢市而彼乃月少百十余万的生计。奸人之自为谋者，果得计乎？果不得计乎？至推而及于盐船，推而及于桡夫，尤为杞人之见。总之政体不可因市侩而阻止。可任其罢市，而另设严办。虽派兵调将，

译也是我所不推辞的。但绝不能因为一两个市井商人，就让国家大权落入奸民手中。汉高祖建立制度，重视农业而抑制商业，所以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沿袭到汉武帝实行告缗、平准政策，巨大的利益之权，全部归于朝廷。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重大策略。

译如今的形势却不是这样。州县官员把市侩商人当作大宾一样敬重，只是贪图他们的贿赂罢了。廉洁的操守无法树立，那些顽固愚钝的商人厚着脸皮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而且气焰日益骄横，志向日益放肆。这又是大体上令人鄙夷的地方。如果不加以摧折抑制，国家凭什么治理？禀报中提到该帮愿意一律增加厘金，所增加的数额几乎达到一倍，这更是他们的愚弄。与其在沙市增加厘金而落入他们的奸计，不如在上游自行获取利益。即使说商业聚集之地多在沙市，然而因为微小的利益而丧失大体，损害大的权柄，怎么能够施政？应当命令该道对于沙市罢市阻挠的行为，立即发出封条永远封禁。即使增加厘金，也不允许他们开行置货。一厘一毫的厘金收入，一丝一粒的物资，无不归于军饷。用这种方式向百姓取财，也可以问心无愧。况且如此苦心筹措军饷，救济军队就是保卫百姓，相信神明和人都能鉴察。法令必须执行，政事贵在有大体。千万不要被小利所迷惑，被奸民所愚弄，以致误了大局。

文忠公在湖北再次陷落之后，独自支撑危局，以接济各路军队。他筹划军饷的方法，有超出寻常意料之外的地方。就像酇侯萧何在关中转运粮草，确实堪称中兴功臣之首。这一批奏折雷厉风行，极力维护大体，尤其有子产治理郑国的气象。略举这一节，更加显现出当时担任职务的艰难。

卷五十七 户政二十九 开矿

军储篇三

魏源

质疑的人说：货源作为紧急的标志，开矿作为疏通源头，这些我都听明白了。但是聚集民众难以解散，边疆夷族容易挑起事端，税收课征将滋生弊端，那该怎么办呢？工程巨大却没有款项可以筹措，费用沉重却没有矿藏可以验证，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难道不知道云南贵州没有一年不开采银矿，国家没有一年不征收矿税吗？《大清会典》记载，正项赋税每年收入的数额：云南银场，每年税额六万七千三百两有余；永昌府及广东没有定额。云南金矿，每年税额黄金六十两有余；贵州思南府没有定额。云南铜矿，定额税额白银一万八百两有余；四川、两广没有定额。云南铅锡矿，税额锡三千两有余；山西、湖南、四川、两广没有定额。难道云南贵州的矿不聚集民众，不征收赋税，而其他省份唯独担心民众和赋税吗？难道云南的矿不临近外夷，贵州的矿不临近苗疆，而其他省份唯独担心临近外夷吗？甘肃甘州八宝山的金矿，湖南辰州大油山的金矿，提督派兵守卫，（人们）趁着夜晚偷偷挖掘，至今成为两提标军的优差。伊犁塔尔巴哈台的金矿，将军派兵守卫，外来民众串通阴谋暗中挖掘，至今成为驻防军的利益渊薮。广东琼州的银矿，挖砂百斤，煎出白银六十两，其工费仅六两。此外四川马湖、建昌番地的矿，浙江温州、处州的矿，到处都是。只要官府不禁止民众开采，那么人们就会扛着铁锹像云一样涌去，带着干粮争相奔赴。官府特意设立机构征收其十分之一二的税，而不设立定额，将会看到白银的产出不可思议，税收的收入不可胜用，充沛得像泉水源头，浩荡得像江河。何必由官府开采，导致防备得不偿失，财力不足以使用呢？听云南官吏说：矿工的多少，看矿脉的兴盛衰败。矿脉兴盛则人多，矿脉衰败则人少，矿脉枯竭则人散。有利可图就前往，无利可图就离开，不等待官府遣散，从来没有聚集后难以解散的事情。凡是矿藏所在的地方，都有场主听任他们治理，平息他们的争端，以七种长官治理场务：叫客长，掌管宾客听讼断案；叫课长，掌管财物税收；叫厨长，掌管工役饮食。有事都听从这三长治理。又有炉长、镶长、硐长、炭长，分别掌管采炼。又有胥役巡查不法行为，巡视漏税逃逸者。法令严明制度严肃，万人没有喧哗。所以雍正、乾隆年间，腾越边外的桂家银场，被缅甸夷族所忌惮；永昌边外的茂隆银场，被猓夷所忌惮。等到桂家场的宫里雁被边吏诱杀，茂隆场的吴尚贤将矿场献给朝廷反而被官府逮捕治罪，于是两场的练勇都溃散，缅甸夷族于是猖獗不可制服。乾隆末年，威远厅同知傅鼐联络矿场的练勇来抵御猓夷，斩首数百，也称奇捷。凡是开矿的地方叫场，边人发音为厂，现在一并改正。这样看来，有矿的地方，不仅利益足以充实边防储备，而且力量足以抵御外侮，为什么反而害怕它产生内患呢？从来只有因饥寒而作的盗贼，哪有因富足而作的盗贼呢？况且铜、铁、铅、锡、煤炭、硝、磺等各种矿场，哪一个不聚集民众？国家的大兵大役，哪一个不在得人，而可以委托给宦官，施行苛暴呢？秦隋滥用武力导致亡国，后世没有听说禁止用兵；元代开河导致叛乱，后世未曾废弃治理黄河；明朝末年加赋导致寇乱，本朝未曾不征收租税。难道因为有沉迷女色的荒淫就禁止婚姻，厌恶沉迷田猎的荒淫就废弃狩猎吗？

质疑的人又说：古代货币使用黄金，其用金的数量，是今天的数倍。王莽失败时，省中有黄金六十万斤。梁孝王死时，有黄金四十万斤。汉高祖给陈平黄金四万斤，离间楚国的君臣。其余各位皇帝赏赐臣下的黄金，动辄以数百斤计算。北魏建造佛像，使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或者赤金十万斤。古代黄金如此之多。而民间淘采的方法，官府征敛的法度，史册中没有听闻。管仲、桑弘羊、孔仅这些人，才开始说天地的宝藏，应当取用来富国，而不能被豪强所独占。然而他们的说法不过是说盐、铁，没有听说有专卖黄金的政策。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