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　刑政三律例下

译卷一百 刑政三 律例下

申明公论疏 同治元年 李棠阶

近日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一案，经大学士会同刑部定拟罪名，认为其情罪较重，拟照守边将帅被贼攻围而不固守、擅自弃守导致城寨失陷者斩监候之律，从重拟为斩立决等语。当日奉有会议之旨，恰逢臣受命派阅拔贡试卷，于初八日入闱，未能参与议决。随后十四日出闱，得知已奉谕旨，按律科断，不必从重。这自然是查照定律、详慎用刑的缘故。然而臣有不可理解之处。伏读上谕，何桂清身为总督大员，驻札常州，当丹阳失守、贼氛紧逼之时，节节退避至苏州、上海等处，致使苏、常、太各府州及全省相继沦陷，皆由该革员贻误；且在革职拿问之后，辗转借故逗留两年，拖延不赴部受审，苟且偷生，罔顾法纪等语。罪状如此，岂是寻常失陷城寨所能比拟？上谕不也说“情浮于罪”吗？既然情浮于罪，那么大学士会同刑部定拟从重，不正是情罪相符、适得其平吗？然而随即又奉上谕，有“何得任意出入于律外复加从重”之语。臣私下认为，用刑若能得其平，则从重正合律意，何得说是任意出入呢？告诫问刑衙门以后不得因何桂清一事混行从重，以酿成深刻之弊，是可以的；但竟加上“任意出入”的罪名，则是臣所不解的了。总之，人心不振，是由于法纪不肃；法纪不肃，是由于赏罚无章；而赏罚无章，则是因为是非不明。如今朝政维新，正当振饬法纪之时，而对此案的处置及布告中外，竟如此这般，致使公论不得伸张，人心愤郁。臣担心天下人会借此窥探朝廷的深浅，而外夷与逆匪，且不免轻视而侮辱我们，气焰更张，心态更肆。臣也知道大局已定，言亦无及，但区区之心，谬想存留是非的大分，使人心尚知所向往，法纪可借此不坠，而朝廷能悟之于前，慎之于后，则天下犹有望也。管窥所及，不敢缄默，恭折具奏，伏维圣鉴训示。

请申明谕旨以杜流弊疏 同治元年 张德容

窃见本月十三日，大学士等定拟何桂清罪名，奉上谕：何桂清着仍照本拟改为斩监候，钦此。同日奉上谕：嗣后问刑衙门务当恪遵成宪，专照本律科罪，钦此。又奉上谕：余光倬平日办事情形，及载垣、端华当事之时其逢迎锻炼各情，是否出该员一人之手，即着刑部堂官查明参奏，钦此。仰见皇太后、皇上圣意，原以刑法不可以不平，官方不可以不饬，至为深远。而人言藉藉，咸谓失守逃避者，自此皆可以不死；而承审问拟之员，且将得罪。窃窃私议，盖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彼不知朝廷明罚法、澄叙官方之本意，而但见何桂清、余光倬之牵连而及，不以为失守地方之罪止于斩候，而以为何桂清之不死，是由于诸臣之保救；不以为承审官应持一定之律例，而以为余光倬之查参，是由于定拟何桂清之罪名。分而观之，朝廷之旨意，本属并行不悖；而连类及之，民间之私意，遂至另有揣摩。其恐滋流弊者，约有数端。一则恐启人心玩视之端。方今军务未平，全在有功必录，有罪必诛，庶足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以何桂清误国殃民，奉文宗显皇帝严旨拿问，而延至数年，始行解送到部。当其时，人心震耸，岂非皆知何桂清情罪重大，一经问拟，即难邀宽典乎？即何桂清之迁延时日，亦岂非自知其情罪重大，而希冀须臾无死，幸逃法网乎？今旨意以法必持平，罪宜按律，将何桂清改为斩候，本属一秉大公。将来皇上予以勾决与否，亦非臣民所敢擅测。惟第见何桂清的由决改候，且又恭逢停勾之年，难保不以私意窥测朝廷，谓凡丧师失律、闻警先逃者，皆可以幸邀宽典，而军务将不可问。此诚非细故。一则恐启法官轻纵废弛之渐，而开掊击刁健之风。夫国家颁定律例，详细深切，又历奉随时修改，诚以事变万端，律文各有所指，不惮详求，以期折衷至当。刑员从事其间，随时比引，尚须再三考核，而谓素未习刑名之人，一加指驳，即能允协，诚未见其然也。即如祁寯藻等所指引嘉庆四年谕旨一道，谨查名例内，加减罪例条例云：审拟罪名，除奉特旨发遣黑龙江、新疆等处外。

译其余罪行应判处军、流、徒、杖的犯人，全部依照本条律例审问拟罪，不得使用“不足以蔽辜”、“无以示惩”、“从重加等”及“加数等”等字样，拟改为发遣至新疆等地；也不准使用“虽”、“但”等字样，以抑扬文法。若案情错综复杂，律法没有正条规定的，应当折衷至当，原本引用其他律例比附斟酌核定；或者实在案情重大，罪行超过法律规定的，仍按本律例拟罪，均在奏疏内声明，恭敬地奉承圣上裁决等语。这条规定是嘉庆六年修改的，详细阅读例文，即是遵照嘉庆四年的谕旨议定的。而推究例文的语意，说“除”、说“其余”、说“拟改发”，这是此条专门针对军、流、徒、杖以下加重发遣者而言的。对于情罪重大的，仍允许在奏疏内声明请旨。现在刑部将何桂清拟照“守边将帅失陷城寨斩监候”律，声明情罪重大，拟判立决，仍恭敬地等候钦定，这也属于援引例文办理。

译道光二十二年裁定余步云的罪名，其中提到从重定罪，这与何桂清的案件相同。如果刑部有错误，那也是在办理余步云案件的时候，而不是错误在今天。况且祁寯藻当时是原审定罪的官员，不认为有错误，而今天却认为有错误，其中的是非应当一定有辨别。至于余光倬的为人，进言的人认为在载垣、端华当权的时候，刑部办案，往往苛刻罗织罪名，曲意加重刑罚，这确实有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端华担任步军统领，与刑部交涉的事务最多，当时刑部的案件，与他意见不合的也不少，甚至有抵触不符，由司员坚持法律条例，从而纠正的情况。当时刁钻强悍的人，知道端华等人与刑部不合，案情变化多端，往往揭发控告司员，由此可知没有阿附的情节。况且进言的人稍有风闻，不了解案件中的曲折，就用不实、不全面的一面之词，直接上奏弹劾，双方还没有头绪，而承审官已经获罪了。况且去年钦奉谕旨，载垣、端华、肃顺三人职权所属的各位大臣，怎么能与他们完全没有牵连？此后朕只以宽大为心，不追究过去，你们各位大臣也不允许再以查办党羽等事纷纷上奏，导致开启揭发控告、诬陷的风气。可见圣谕光明正大，至公至明。现在余光倬与何桂清牵连，又牵涉到载垣、端华当权的时候，这种风气一旦开启，恐怕将来诘问攻击的人，都能援引载垣、端华为借口，必然导致掌管刑罚的司员，心存退缩，互相推诿，不再敢有认真办事的人，而轻纵废弛的弊端，将没有止境了。一是恐怕开启门户之见的风气。刑罚和赏赐，是天下的大公，而好恶，是各人的私意，所以赏人罚人，必须奉圣裁为断。如何桂清的情罪，从江苏人民的角度来看，都认为死不足以抵罪；从天下人民的角度来看，则与余步云等人没有区别。现在何桂清交由大学士等共同商议，皇上原本是为了明慎用刑，必须咨询谋议，达成一致。而各位大臣有不同意见的，也允许单独上奏说明，这是为了显示大公。却因为各位大臣的不同意见，而更加不免于流言蜚语，为什么呢？他们看到满朝的意见都相同，而这十几个人独自不同，就认为何桂清得以改为监候，都是因为这十几个人的力量。这种流弊所至，恐怕将来遇到众议的事件，赞同这个的反对那个，赞同那个的反对这个，逐渐形成门户之习，尤其不可不察。章京因为舆论很多，谨陈述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代奏施行。

按照刑部原疏，援引余步云、青的判例，定为立即执行死刑。其勘语中有说，论疆域寄托，文臣比武臣为重；论军律，逃官与逃将同诛。当时我们郡的余君幼冰总管刑曹，实际主持疏稿。当何督被捕时，大僚多有为他营救的。余君持议非常坚定，疏上后，竟然改为缓决。余君也获罪罢官。而何督随即奉特旨正法。天威独断，不是臣下所能窥测的。

山东委员被害案刑赏失中疏

礼科给事中王昕

私下认为，刑罚和赏赐，是驾驭天下的大权，毫厘之差，圣王都谨慎对待。唐虞难道有过失吗？必定以协调适中作为训诫，因为最恰当不可改变，才算是适中，不必是非颠倒，才算是失中。最近如山东委员高文保被害一案，经尚书广寿、侍郎钱宝廉查办定罪，奉旨照准。刑罚就是刑罚，朝廷赏罚，难道不认为这样吗？只是事关纪纲风教，细微毫忽之差，就不免成为圣朝的累赘。这是臣深深忧虑过度计较，而不能不言的原因。查刑律，谋杀造意者斩，加功者绞，这是为谋杀凡人说的。如果是奉命出使，被所在官吏谋杀，不论造意加功，首犯从犯都斩。此案中，作为县令的是朱永康，藉事贪赃的是朱永康，抗不遵提解交人证的是朱永康。朱宝森虽然是经手财物的人，在分上是卑幼，在事上是听从。如果不是朱永康从中主使，怎么敢违背尊长而致人于死地。即使说高文保的死，确实由朱宝森下手致命，也不过是顺从朱永康的意旨，倚仗朱永康的权势，做朱永康的爪牙。即使到案自首，供认不讳，正与刑律谋杀使命首从皆斩的条款，恰好符合。况且朱永康既然知道高文保被杀身死，为什么捏造禀报自戕？既然知道朱宝森是杀人正凶，为什么不难立即抓获。由此推断，杀有使之杀者，逃有使之逃者，造意首犯，不是朱永康是谁。以造意谋杀的罪犯，被杀者又是因公奉使的人，并不科以寻常谋杀的罪，元恶轻纵，情状显然。朝廷以刑罚赏赐驾驭臣下，凡有关法戒的大端，必不容丝毫的未尽。臣恭查嘉庆十三年，山阳赈案，仁宗睿皇帝重惜李毓昌的死，赫然震怒，将主谋的知县王伸汉斩决处死，将知情的知府王毂绞决处死，将下手之家丁二人在坟前正法，而总督铁保仅止

译四川东乡县一案的是非尚未查明，呈上此疏，光绪四年。

四川学政张之洞：

四川东乡县一案，昨日经钦差大臣恩承、童华查办审拟，奏覆请示，奉旨饬令刑部议奏。恩承等人审讯数月，自当详密谨慎；刑部大臣共同核议，自当公平允当。只是此案真正的本源和紧要关键，似乎尚有未能详尽清晰上报听闻之处。路上传闻，众说纷纭，不敢不向皇上陈述。

伏想此案之所以查办，是因为滥杀；滥杀是因为误判为叛乱而请求剿杀；误判为叛乱而请求剿杀，是因为聚众闹粮；聚众闹粮，是因为违反条例苛捐杂税。各禀报和奏疏中，所谓署理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议定派捐，每正银一两多加钱五百文，即是此意。

查四川的捐输，与其他省份不同。咸丰年间中期，军饷没有来源，计臣议定在四川钱粮之外，加收津贴。津贴，是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津贴也是一两。咸丰末年，又议定在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个州县，除了最贫瘠的几十个州县外，其余都派及，或一年派一次，或两年派三次，由藩司临时斟酌。大约每县地丁税五六千两的，捐输派至一万两上下。而钱粮最少的户不派，正赋一两，则捐输并不止一两。这些都是上报户部充作军饷的正款，耗羡解费不在其中。

不仅如此，四川杂派最多。如马局、三费局，有的占十分之八九。此外地方公事，各局名目不一，都取自于民，都派之于粮。局绅议定，官吏征收，大抵每地丁一两，合上津贴、捐输和杂派，大县完纳多，将近十两；中县完纳少，也须五六两。粮民交纳时，先完杂费，再完津捐，然后才允许完纳正赋。杂费不完，串票（纳税凭证）不可得；无串票，则官府可以治以抗粮之罪。其手段也巧妙而毒辣了。不像其他省份的捐输，偶尔为之，即使有勒派，只累及富户罢了。

四川捐输的数额，向来由藩司派定，照文书征收，无可加减。所以东乡多收五百文，不是勒捐富户，而是加赋；不是为国家聚敛，而是肥己。这些情节，揣度朝廷未必尽知。

考察四川繁盛，自雍正年间招民垦荒开始。建国初以来，开辟土地少，定赋轻，所以司农屡次加派，而百姓勉力输纳。大概蜀民沐浴圣恩，也知道急公纾难的道义，不忍吝惜。官吏于是说蜀人富而且愚，因此苛敛不止。然而百姓也能体谅官吏办公没有资金，私用不给，民力已竭，仍不敢怨恨。为何在旧章之外，又再增加？况且东乡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征收，没有一张清晰的账目，乡民愤激要求清算，于是发兵剿杀，并且屠杀无数无关的老弱妇孺。这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向天地父母申诉。

况且皇太后、皇上是否想过太平天国、捻军得以削平的原因呢？咸丰以来，贼氛几乎遍布天下，军队疲敝，军饷匮乏，岌岌可危。然而依次扫荡，重归太平，诚如宋代韩琦、欧阳修所说：“臣等五六书生，辅佐太后，而天下听从。”这难道完全是依靠武力臣力所致吗？实在是因为列祖列宗深仁厚泽，积累深厚，浸润人心，所以皇天眷佑我圣清，才使得如此。

我朝深仁厚泽，固然美不胜书，但大要有两件事：一是赋敛轻，二是刑罚平。赋轻则不至于竭尽民财，刑平则不残害民命。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谕令：“官吏隐瞒混淆加倍征收者，杀无赦。”十三年，严禁征收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特颁永不加赋的谕令，是古今数千年所没有的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罚，乃是列圣相传的心法。顺治十年六月，圣谕有云：“死者不可复生，误者不可复改，此悔此怨咎将谁归？务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十二月，饬令刑部将逆案中牵连等人情罪稍可矜疑者，一概省释。康熙元年三月，定下录供不全、引律不确的禁令。二十二年十二月，谕大学士等说：“人命重大，无辜枉死，上干天和。”二十四年四月，定下有司诬良为盗，照故入平人例从重治罪的禁令。九月，定下贪官不入缓决的条例。四十七年二月，派遣侍郎穆丹审浙江大岚山贼案，亲书谕旨，令察审时不得恐吓良民，并谕除贼犯正身外，株连人等用刑尤宜谨慎。乾隆五十年 July，河南王金等纠众拒伤兵役一案，李二等六十七犯持械助势，奉旨从宽免死。至于《大清律》一书，原本唐律。

译斟酌得尽善尽美，最为精详平允。二百年来，君臣上下，依据此标准断案，无人敢故意加重或减轻刑罚。所以能够培养元气、巩固宏大基业的原因，就在于这两方面罢了。我曾考察自古帝王之所以能长久统治国家，财力、兵力、权谋、术数，都不足以依赖，只有民心是可以依赖的。如果君主仁爱、百姓喜悦，那么即使国家积贫积弱，也不会陷入危局。即使有四方边疆的强邻，看到该国民心团结、上天眷顾，就会隐然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气势，而不敢产生欺凌轻侮、非分之想。就像近年北省遭遇特大灾荒，饿死的人遍布荒野，按寻常事理推论，足以引发事端。然而人心安定，饥荒却没有造成祸害，这是因为上天鉴察我皇太后、皇上具有爱民之心啊。如今孙定扬横征暴敛，妄自招引外兵，残害百姓以逞私欲，百姓没有叛乱却诬陷为叛乱，城池没有被围困却捏造为被围，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却不趁机安抚平定，将要剿杀时却没有一句阻拦。流毒半年，杀人如割草。假使不是该官员先前捏造事实，那么总督剿杀的命令从何下达？如果不是该官员后来怂恿，那么各营妄杀的念头从何萌生？原奏中明明有“形同叛逆、县城危在旦夕”的话，称之为蓄意诬陷百姓为叛逆，百口莫辩。查条例规定，诬告叛逆且已判决者斩首；律法规定，故意给人定罪至死者同罪。现在听说恩承等人不引用确切的本律，反而牵强附会“告重事不实”的条款。况且条例规定，告重事不实且完全诬陷十人以上者发配边远充军，如有关系重大的事情，临时酌情办理。为何又将后两句话删去呢？这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刺人而杀之，却把罪责推给兵器”吗？臣愚以为，不诛杀孙定扬，不仅无法向东乡千百冤魂谢罪，无法使袁廷蛟信服，也无法使李有恒信服。假如皇太后、皇上早知四川官吏贪残剥削的情形，亲眼见到东乡百姓被焚杀糜烂、呼号挣扎的样子，不知会如何怜悯伤痛、如何震怒。然而案件悬置四年，两次被京控，三次被纠察参劾，两任总督更换，三次奉命查办，最终却舍弃首恶而不诛杀，事无真正的是非，刑无真正的罪名，这是臣所大大担忧的。臣又何必厌恶孙定扬而一定要诛杀他呢？所惋惜的是，国家的法纪，祖宗的德泽，以及那些因苛敛屠杀而不忍背叛朝廷的民心。近年承袭军务之后，封疆大吏和州县官员，心粗手滑，动辄用兵。就像去年浙江金屺兰私垦升科一案，山东陵县抗漕一案，杀戮也过于严重。然而暂且搁置不论。

译大概事情尚未上报朝廷，那么罪责就在督抚身上；案件已经报到刑部，那么权力就在朝廷手中。如果再不遏制这种风气，以后人们日益放肆贪婪暴虐，必定会驱使百姓沦为盗贼而后才停止。臣先前奉命在四川视察学政，光绪二年夏天，在川北考试时，就听说舆论沸腾。打算等回到省城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如果确实有颠倒错乱之处，就应当向上陈述。然而秋天到省城时，台臣已经参劾，得到圣旨查办，自然不便再行重复奏报。如今案件已结，罪责已定，但是是非尚未澄清。臣来自四川，确实有所见闻，如果不说一句话，对上无以面对朝廷，对下无以面对四川全省的士民。此案卷宗太多，如果蒙恩命令将孙定扬诬告谋反、请求派兵的原供摘录出来上呈，一经御览，真情立刻显现。有人说屡次查办，牵涉的大员太多，怎么能再为之平反？不知道漏判一案，处分很轻。果真是国家所倚任的大臣，任用或罢免，朝廷自有权衡，何必顾忌牵制，以致扰乱大法呢？臣愿皇太后、皇上深思祖训至为严格，人命至为重要，民言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仅关乎四川一地，应当如何核议之处，恭候圣裁。

请申明殴打期亲的旧章以符合定律的议

唐鉴

私下认为，礼制区分尊卑长幼，用来明确人伦关系；而违背礼制就进入刑罚范畴。刑罚审度大小轻重，用来制止罪恶；而刑罚失当就违背教化。查律法记载，弟妹殴打同胞兄长，根据未造成伤害和已造成伤害，分别判处徒刑二年半和徒刑三年的罪责。造成折伤的判处满流，造成笃疾的拟判绞刑。注解说，各自依照首犯和从犯的法令。意思是虽然殴打但未致死，所以有等级差别，也区分首犯和从犯。至于致死的都判处斩刑。注解说，不区分首犯和从犯。意思是殴打期亲尊长致死，如果再区分首犯和从犯，那么伦常就败坏了。至于案情不一，有因误杀人的，有因救亲情切而杀人的，有听从尊长威吓勉强顺从而杀人的，各自按照本律定罪，而推究其致死的原因，终究不是有心冒犯，不可不稍作区别。所以又有夹签声请的条款。等到九卿核议，改为斩监候，归入服制情实，办理本来极其详慎。自从道光三年十二月，刑部由江西司审理文元主使胞侄殴打致死其胞兄一案，先前刑部照例将文元依照故意杀死胞侄的条例定罪，其听从殴打致死胞兄的犯人，照律不区分首犯和从犯，拟判斩决。因为系尊长主使，被逼勉强顺从，照例夹签，奉旨改为斩监候在案。后来升任御史万某，以乾隆四十五年刑部通行，有听从尊长殴打致死期亲以下尊长只科处伤害罪的文字，声明前后办理错误，具折参奏。奉旨派大学士尚书核议具奏，将所有听从尊长殴打致死期亲以下尊长的案件，先前拟判斩决，夹签改为斩监候的，全部更正，都科处伤害罪，拟判徒、流、绞各罪，增入例册。我推绎这条例文，衡量情理，私下看到流弊所至，其关系有三方面。一是人心浇薄，凶横容易滋生，所依赖的是见到法律而生畏惧，听到刑罚而改过自勉。如果杀死一个尊长，而得以主使威吓，只科处伤害罪，这是弟弟与次兄有怨隙，可以援引长兄来殴打次兄；侄子与胞叔有怨隙，可以援引胞伯来殴打胞叔；弟妹与胞姐有怨隙，可以援引兄长来殴打胞姐；与先母所生的兄长若有怨隙，可以援引后母来殴打先母所生的兄长。或者兄弟数人不和睦，偏私于长者，就可以仇视次者；伯叔数人不和睦，亲近于伯父，就可以忿恨叔父。这条例一实行，将用什么来消除乖戾之气，用什么来引导善良？这关乎人心。二是风俗有淡薄，教化操持于上位者，风气有美恶，教化是先行者。弟弟杀死兄长而得以在其长辈面前脱罪，侄子杀死叔父而得以在其伯父面前脱罪，弟妹杀死胞姐而得以在长兄面前脱罪，有父亲的得以在父亲面前脱罪，有母亲的得以在母亲面前脱罪，没有不可脱罪的案件，就没有不可被殴打的人。兄弟相残，叔侄相害，是至逆之事，却都能避重就轻。一家这样做，孝悌何在？一乡效仿，凌驾竞争必然增多。这条例一实行，将用什么来兴起仁让之风，用什么来泯灭祸乱？这关乎风化。三是律法由礼制产生，称情而行，条例从律法衍生，与礼制相准。兄弟叔侄，是同根之亲，以弟弟殴打兄长，其情尚可质问，何况殴打至死呢？殴打至死，却仍以伤害的轻重，科处罪责的大小，这是作为次兄的人，不幸有长兄，作为叔父的人，不幸有伯父，以至于被殴打至死，竟然没有抵命的人。在俗吏执救生不救死的说法，正乐于有主使威吓的尊长，以开辟一条从宽之路。而作为尊长者，或者贪图其财贿，喜爱其私昵，又明知不至于死，何苦不为之承认呢？这是衡量情理似乎周详，而衡量事理则大失平允。

而且与殴打大功以下尊长的各条相比，也多有不合。向来断罪，期亲、功亲各有差等，只有致死则期亲、功亲从同。如今将殴打期亲尊长，伤害轻的，只科处伤害罪，而殴打大功尊长的，自折

译伤害以及误伤致死的案件。若情节值得怜悯，以及剩余刑期之外因伤毙命的案件，应当判处绞决或绞候，并归入情实。这样一来，期亲的处罚反而比大功更轻了。如果这一条例施行，将如何彰显大义？如何符合旧有的法典？这是关乎律令的大事。至于万御史坚持以乾隆四十五年刑部通行为依据，却不知刑部修订条例，五年小修，十年大修。那些有阻碍难行的条例，一概予以删除。因此，条例首部的凡例中，有“修例后前此一切通行不得引用”的规定。那么他所坚持的依据本就不足以作为凭据。我不揣冒昧，私下认为只按伤害罪论处的条例，确实存在阻碍难行的问题。不敢因为该条例已被增入例册，就对其漠视不管。谨据实情上议，恳请奏交刑部核议停止该条例，仍遵照不分首从的本律施行。谨议。

译请求饬令议定尊长谋杀卑幼罪名专条的奏疏 光绪五年 钱宝廉

臣私下认为，刑律严明，最重视服制。尊卑的名分，难以比照普通人处理。即使是同一强盗罪，对于普通人，主犯和从犯都处斩；对于尊长，则按照服制定罪，没有死罪。同一谋杀罪，对于普通人，主犯处斩监候，参与行凶者处绞监候；对于尊长，主犯处绞监候，从犯就应当递减，不是死罪。同一图财害命罪，对于普通人，起意和参与行凶的都处斩决，不参与行凶但分赃的拟流刑；对于尊长，只有图谋财产、争夺继承权而谋杀卑幼的拟斩监候，从犯也应当酌情减等，并未定为死罪。这确实是因为亲属之间重奸淫而不重盗窃，即使因寻常相互盗窃而杀伤，仍依照服制定罪，条例有专门规定，不得与普通人混淆。本年河南秋审李金木一案，该省原拟缓决。刑部认为罪疑惟轻，照议入缓。经太仆寺少卿钟佩贤上奏称与条例不符，奉旨饬令刑部复核。刑部将其改入情实。他忍心蔑视情理，确实属于法律难以宽恕。但对于条例本意不明，刑章有阻碍，不能不详细陈述，以免将来发生歧误。查李金木是李淦的小功尊属，听从李泳杜诱骗摘取他侄子项上佩戴的银圈，因为侄子哭喊，恐怕事情败露，又听从李泳杜将其致死灭口。核实属于临时致死，与预谋害命者不同。该省原拟按照谋杀幼孩的本例定罪，实为此案的正条。查条例记载，如将十岁以下幼孩逞忿谋杀的，主犯拟斩立决，如果是图财，加以枭首示众。参与行凶的从犯，都拟绞立决。与图财害命的罪名，主从都不相同，不可相提并论。除起意为首的同族无服的李泳杜，罪应斩枭，已经监死戮尸，无需再议外。其参与行凶的从犯李金木，则是死者的小功尊属。如果按照普通人参与行凶拟绞决，则与尊长谋杀的条例不符。如果按照尊长参与行凶的条例减等拟流刑，又与谋杀幼孩的条例不合。条例没有尊长图财谋杀十岁以下卑幼的明文。只查有功服以下尊长，如果挟有卑幼之父兄伯叔的旧怨，将其十岁以下子女弟侄迁怒杀害的，按照凡人例拟斩监候。又功服以下尊长杀害卑幼，如果是图谋财产、强盗放火杀人、图奸谋杀，按照凡人例拟斩监候。两罪相等，从一科断。因此比照尊长图谋财产例定罪，实因死者本是幼儿，比较各例，从重处罚。这就是所谓断罪无正条，比照他例。又因条例没有从犯的文字，既不便照尊长参与行凶减等拟流，又未敢照普通人参与行凶擅自拟绞候，不得不照原例定罪，以待秋审时酌情区别。但详细推敲条例文字，既然说图谋财产，那就是专指产业，有非致死不能入己的情况，并非可以窃取抢夺的寻常财物。所以下文说，其余寻常亲属相互盗窃，以及图诈图赖他人财物，谋故杀卑幼的，仍依照服制定罪。所谓寻常相互盗窃，即指抢夺窃取财物而言。如果不是图产图奸、强盗放火杀人，都应当以寻常论。又恐怕因盗窃杀伤，误作图财害命，特意加上谋故字样以明确。说寻常相互盗窃，即使谋故杀的，也依照服制定罪。条例本意本来周密，只是没有明说罢了。此案李金木所犯各节，当在寻常相互盗窃谋杀卑幼之列。核实其为从参与行凶，应从末减。原题因死者是幼儿，不能不比较各条，从复位拟。秋审因犯非起意，不能不参稽各例，酌情照缓。如果原题已经从严，秋审又将入实，不仅与为首尊长没有分别，而且较参与行凶的普通人反而重了。

假设将来遇到类似案情，而起意和参与行凶的都是尊长，固然不能将为首的犯例外加重，又不能将参与行凶的犯再行轻减。此外如有同行不参与行凶，以及同谋不实行的人，又将如何定罪。倘若谋杀一人，而有三四尊长参与行凶，势必导致以尊长数命，抵卑幼一命。从来无此办法。况且图财谋杀幼儿，普通人参与行凶，只到绞决。以尊长而加以实斩，也觉得轻重失宜。种种格碍，很少遵循。而且原例既然没有不分首从的意思，那么从犯必有区别，与从犯是普通人，也必然不能较尊长转轻。自非明定章程，恐怕不足以昭示法守。相应请旨饬部核议，另立专条，务期情法两平，以整饬纪纲而资引断。臣为慎重刑章节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尊长谋杀卑幼定罪议 光绪五年 刑部

查律载，谋杀人起意者斩，从而参与行凶者绞。人必先挟仇蓄怨于心，而后起意杀人以泄其忿，而为从者，则非必有仇怨而欲杀也。原情定罪，自不得一律同科。若图财害命之案，系彼此同欲得人之财，而不置之死地，则财不可得，因同谋毙命，共取其财，有何首

译顺从这一说法是可以的。因此，定例中不区分首犯与从犯，一律拟判斩决。至于尊长因为图谋争夺卑幼财产而杀害卑幼性命，按照殴打条例，如果是期亲则拟判绞刑监候，如果是功服以下亲属则拟判斩刑监候；那些杀害十岁以下卑幼的，则一律拟判斩刑监候。又担心审理案件的衙门拘泥于服制关系，曲意开脱，特意加上“不得再依据服制宽减”等字样，这是深深厌恶他们忍心害理，所以予以严惩。然而，这都与图财害命的性质相同。普通人图财害命判斩决，尊长图财害命判斩候，这在不宽减的规定中，已经寓含了宽减的意思了。

又查考尊长谋杀卑幼，各自依据服制，分别首犯与从犯进行科断；而图财杀害卑幼的各条律文，并没有分别首犯与从犯的文字。这哪里只是有疏漏呢？我私下认为，共同图谋其财产，共同杀害其性命，心意没有两样，罪恶同样恶劣，也像普通人那样不能以首犯、从犯来论处。如果尊长与普通人共同谋杀死卑幼，似乎尤其不能以普通人为首犯，而以尊长为从犯。

谨按谋杀祖父母等律，注解说：“如果是从犯，服属关系不同，自然依据缌麻以上亲属的律文论处；如果是普通人，自然依据普通人的律文论处。”辑注又推究其意说：“子孙等辈乃至与其他亲属、普通人共同谋杀祖父母等，应当以子孙等辈为首犯。如果不是子孙等辈先起谋杀的念头，而其他亲属、普通人即使有仇恨，怎敢参与谋划？”殴打期亲尊长律，辑注说：“卑幼与其他亲属、普通人共同谋划，一起殴打期亲尊长，也应当以卑幼为原谋。大概是因为如果不是卑幼起意，其他亲属、普通人不敢谋划殴打其尊长。”由此推论，卑幼不起意，外人不敢谋杀其尊长；那么尊长不起意，外人怎敢谋杀其卑幼？不也可以互相参照律意吗？

译遵议关于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及其子孙，对原本生亲属的丧服制度，刑部疏议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奉皇上谕旨：御史汪鉴奏称，各部条例案例存在疏漏错误，请求命令厘正，并逐条列出各案开单呈览，这一折子。各部办理案件，必须应当厘定统一，以便资用遵守；倘若彼此分歧、前后互异，办理不能公允协调，必然导致弊端滋生。该御史逐条列出的疏漏错误各条例案例，着令该部详细查核，妥善议定后具奏，清单一并发出等因，钦此。恭敬地遵照抄出到部。臣等查核清单内称：礼与刑相互资用。所以律例必定首先列出丧服制度图。条例记载，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对原本生亲属，都从正服降一等。这是礼的正统。《通礼》与《仪制司例》均与《刑例》相同。又记载，为别人做后嗣的人的子孙，对于原本生亲属，只论所后宗支亲属的丧服制度。如果对原本生亲属有犯罪，都按照所后丧服制度定罪量刑。那些异姓义子，和他们所生的子孙，对原本生父母亲属的孝服，也都准许降等。各项有犯罪的，仍然按照本宗丧服制度定罪。这条前半部分所论述的丧服制度，只有《仪制司例》相同，《通礼》与《祠祭司例》均不记载。衡量天理人情，特别欠缺公允恰当。后半部分所论述的刑名，如果将“都按照所后丧服制度定罪量刑”这句话，善意地解释为：明确称之为原本生，原本就不是所后，但终究是自己所出身，恩义重而丧服轻，如果有犯罪，都按照所后丧服制度定罪量刑，是指按照未曾为别人做后嗣的本服定罪量刑，那么与下文“也都准许降等，有犯罪仍然按照本宗丧服制度定罪”针锋相对，情理公允恰当。否则，如果所后是原本生的无服远宗，那么为别人做后嗣的人的子孙，对原本生祖父母、伯叔父母，也都无服，应当以凡人论处，哪里符合情法的公平？而且与下文“也都准许降等”这句话相抵触。况且女子内属夫家，外属母家，女子出嫁，男子出继，都降低对父母的丧服为期年。事情极其类似。女子的儿子对外祖父母，丧服虽然只是小功，如果有犯罪，按照期亲尊长论处。辑注说母亲所出身，就是自己所出身，所以丧服虽然轻但恩义重。这极其平允。况且乾资始重于坤资生，为别人做后嗣的人的子孙，对原本生亲属的丧服，应当重于女子的儿子对外家，非常明显。现在却定为无服以凡人论处的条例，礼与刑都缺乏了。似乎应当改为：凡为别人做后嗣的人本身及其子孙，对原本生亲属都按照正服降一等，有犯罪仍然按照本宗丧服制度定罪量刑。这样礼教刑威，都足以使民众敦厚爱敬而重视犯法。宗人府每有行文查问礼部，为别人做后嗣的人的子孙应当对原本生祖父持何种丧服的案件。礼部事务隶属祠祭司，既然不忍心依据刑部及仪制司条例，回答说只论所后亲疏，大概是嫌弃所后是疏房于是无服吧。当时掌印司员，又不敢依据臣的说法比照外孙，斟酌于大、小功之间，回堂定议。于是直接以条例没有明文覆之。臣心里不以为然已经很久了。又同治十年，直隶民人王必俭，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殴打致死小宗庶母王赵氏一案。审理此案的人，如果先确定大宗兼祧小宗应当降低小宗的丧服（依据）丧服制度图，王必俭对庶母正服杖期，比照《通礼》按照正服降一等的条文，定为王必俭应当为王赵氏降服大功，难道不是直捷了当吗？于是该省误拟。刑部知道其误，一再行文查问礼部。礼部曲意援引，比照孙子对庶祖母服小功，明显与道光四年钦定凡降服均按照本服降一等的条例相违背。因为孙子对祖父母服杖期，不解除职务停止考课，兼祧子对小宗父母降服不杖期，应当解除职务停止考课。这是兼祧父母的丧服，本来与祖父母不同，即使兼祧庶母的丧服，大大不同于庶祖母，道理不难知晓。这都是礼刑二部条例案例的疏漏错误。等等话语。

查核条例记载：本宗为别人做后嗣的人的子孙，对原本生亲属孝服，只论所后宗支亲属丧服制度。如果对原本生亲属有犯罪，都按照后嗣丧服制度定罪量刑。那些异姓义子，与他们所生的子孙，对原本生父母亲属孝服，也都准许降等。各项有犯罪的，仍按照本宗丧服制度定罪。等等话语。此条例文，是乾隆二年，九卿遵奉皇上旨意议定，原本是为异姓义子及所生子孙，与原本生亲属有犯罪而设。其本宗为别人做后嗣的人的子孙一层，属于对举以见义，谓只要是本宗，即不分亲疏远近，有无丧服制度，都以所后宗支为断，以示限制，与异姓过房的子孙，迥然不同。所以一则可以照所后丧服制度定罪量刑，一则仍照本宗丧服制度定罪。条例内“也都准许降等”一语，是专指异姓义子而言。检查九卿原奏中称：那些异姓义子及他们所生的子孙，对原本生父母及亲属孝服，都准许降等，即使已立为嗣，原本就是律应归宗的人，其本身及他们所生的子孙，对原本生父母亲属孝服，也都准许降低等级。数语分析极明。该御史以“都按照所后丧服制度”者，谓照未曾为别人做后嗣的本服定罪量刑，则与下文“也都准许降等，有犯罪仍照本宗丧服制度定罪”

译针锋相对。否则便与这句话矛盾。因此将两层意思强行合并为一层进行解释。这自然属于主观臆测之辞。大概是没有对原奏中所说的内容，加以详细考证罢了。然而这条条例中所说的，只论及所过继宗支亲属的丧服制度。虽然是由乾隆二年议定准许，但其实并非始于乾隆二年。查考丧服制度全都根源于礼经。《仪礼》中关于过继的人为其本宗亲属的丧服，只记载了父母、兄弟、姐妹，其余的都未见记载。元代儒者敖继公说，本宗丧服降低一等，只限于这些亲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与自己是一体的。除此之外，凡是小宗的正亲旁亲，都按照所过继者的亲属关系来确定丧服，不在这个范围内。《钦定仪礼义疏》不采纳这种说法，而认为贾公彦的疏解中，本生其余亲属全都降低一等，足以补充礼经所未完备之处。律法因此有“过继的人对于本生亲属的丧服都降低一等”的说法。至于过继者的子孙，对于本宗亲属如何持服，不仅礼经中没有明文规定，即使历代典章，也都未曾讨论过。只有我朝徐干学编纂的《读礼通考》，引用唐代杜佑《通典》中的几条，才开始有应当确定丧服的说法。然而也只是指本生的祖父母而言，其余旁亲并不包括在内。查考所引用的各条，贺循说：刚过继时情义深重，所以不剥夺其对亲生父母的亲情而给予降等丧服；承接过继之后，情义逐渐疏远而断绝恩义。崔凯说：经文说过继的人为其父母服丧一年，为其兄长降一等。这是指过继者本人，不及其子孙。那么应当以父亲所过继的家庭，重新计算亲疏关系来确定丧服等级。刘智说：礼规定过继的人，应当只有过继者本人回归本宗亲属。孔正阳也说：过继的人，为所过继的亲属服丧。如果子孙为其本宗亲属降一等，不说代降一等的原因，是因为到了子孙这一代以义理断绝，不再回归本宗亲属的缘故。这是说过继者应当降一等，而过继者的子孙，不能跟随父亲降一等。晋宋以来，已有这种议论。条例中所说的只论及所过继宗支亲属丧服制度等语，并非没有依据。后来乾隆二十四年，又定有过继的人，对于本生伯叔兄以下有犯罪行为，都依照律法服图降低一等定罪量刑的条例。道光四年，又因为礼部则例及刑律中，所记载的过继者本生亲属丧服制度，缺漏不全，经大学士九卿奏明，凡是会典未载入的，全都按照降低一等的条文，逐条增补，都非常详细完备。而对于过继者的子孙，是否应当为本生亲属持服，也都无一语提及。难道真的是见识不到这一点吗？我私下认为，古人立嗣，多选取亲近的支系，这是情理之中的常事。所以所过继者的丧服，与其父亲所降等的丧服，尚不至于互相参差矛盾。

译后世确立后嗣，兼取远支宗族，这是情势事理的变化。因此，为所后之人所服的丧制，与其父亲所降的丧制，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至于最亲近的莫过于祖父母，为人后者有本生父亲，所以推情及于所生父亲；为人后者的子孙，并没有所谓本生父亲，所以依据礼制难以与上述情况同等递减。祖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比祖父母更疏远的亲属呢？古人不设立这类服制，而以所后宗支作为断限，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从前唐代王元感想要将三年之丧增加为三十六个月，韦绦又想将外祖父母的大功、舅妻的小功、堂姨舅的服制各降一等，用意也可以说是崇尚厚重。而张柬之、裴耀卿等都上疏极力争辩，他们的提议于是作罢。至今议论的人，不认为张柬之等人不对，而认为王元感等人正确。由此可知先王制定礼制，没有过分的，也没有不足的，也只是斟酌于人情天理的适中罢了。如果承受他人的重托已经隔代了，又想为私亲加重丧服，那就嫌疑于有二心于祖了。议礼的人不敢提出这种主张。

况且这条条例，不仅仅见于刑律。查道光九年，礼部奏称独子之子承祧别房的，其本人及其子孙为其本生亲属的丧服，也是援引刑例定断。议定独子之子承祧别房的，其本人为本生亲属都从正服降一等，其子孙为本生亲属只论所后宗支亲属的服制等因，通行内外各衙门，迄今遵守。既然有明明白白礼部奏准的专条，却说通礼与祠祭司例都不记载，于是认为衡量天理人情，非常不妥当，不知是什么见解。按照定例，证明以礼经，都没有为人后者的子孙应为本生亲属持服的条文，似乎不便任意推广，导致涉及纷歧。

如果说亲属干犯，条例以服制的亲疏，定罪名的轻重，以祖父母、伯叔父母的至亲，却因其父出继远族，竟然到无服的地步，有犯就立即以凡人论处，似乎觉得未尽妥当。不知道本生祖父母，属于正尊，是父亲所从出的人，丧服虽然降低但罪责不可降低。条例内只说本生亲属，并没有祖父母的字样，是否统括祖父母在内，固然难以臆断。只是参看为人后者于本生祖父母有犯，仍照殴打祖父母定罪之例，正与前例互相阐明，有犯自然可以援引定断。如果杀伤祖父母而以凡人论处，古今没有这种刑章。其本生伯叔父母以下，终究是旁尊，与祖父母的一体不同。在为人后者，既然可以照律服图降罪一等，那么为人后者的子孙，就可以按照所后服制定拟。这不是轻视伯叔父母。因为宗族没有两个统系，即使亲情也有必须断绝的时候。本人尚且可以递降，异世似乎难以旁推。其父既然以继别之宗为重，那么对于父亲的本支就可以从轻。既然对于干犯本生祖父母者科罪从重，那么干犯本支旁亲的罪也就应当从轻。这是服纪的等差，也是法制的精意。古人所谓断绝其恩情以义理决断的就是这个。

再这类由期功降为无服的案件，定谳虽然以凡人论处，秋审则大有区别。历经办有成案，自来会议各衙门，从不闻有说办理失当的，为什么至今忽然生出其他议论呢？至于外姻服制，与本宗本来难以强行相同。就像姑与妹，出嫁就降服一等，如果两人都出嫁，那么期服就降为小功，小功就降为无服。而母姨及表妹，无论出嫁与否，母姨都服小功，表妹都服缌麻。这是外姻反而有比本宗更重的，这又用什么说法来处理呢？本来难以等量齐观，自然不便执此以例彼。所有该御史请求将为人后者本身及其子孙为本生亲属都照正服降一等，有犯仍照本宗服制定拟的地方，应毋庸议。该御史又说同治十年直隶民人王必俭殴打致死兼祧小宗庶母王赵氏一案办理错误等语。

查王必俭是以长房子兼祧叔父次房，王赵氏是他兼祧叔父生有一女的妾，因为与王必俭口角，导致被摔打致死。王必俭是大宗子兼祧小宗，与王赵氏究竟有无服制，查据礼部覆称，侄对于伯叔庶母，条例都无服。兼祧者以本支兼承旁枝，如果照嫡子众子的例子，为兼祧庶母服期，那就嫌疑与本支没有区别。如果照侄的例子，为兼祧庶母无服，又无法解释兼祧的意义。援引孙为庶祖母服小功的例子，为兼祧小宗庶母持服小功，应当将王必俭比照殴打致死庶祖母例，拟以绞候等因在案。这是王必俭为王赵氏所持，属于义服，与由正服降等的例子，并无干涉。至于这类服制，无论大功小功，殴打致死罪止绞候，谋杀故杀也罪止斩候，并与干犯本宗功服尊长问拟立斩的例子，也属不同。该御史不知此义，斤斤于大功小功的区别，而对于罪名则毫无出入。究竟王必俭应否持服小功的地方，事情隶属礼部，相应请旨饬下礼部查核办理。所有臣们遵旨详查妥议缘由，谨恭折具奏请旨。

驳崔三过失杀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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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徐时栋

郑凌用鸟枪射击贼人，却误杀了自己的母亲。奉皇帝旨意判处绞刑。事情发生在乾隆二十八年。后来，枣强县百姓崔三，与父亲一起锯木头，大风刮倒树木压死了他的父亲。主管官员议论说：“律法称过失杀人，注解说这是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的情况。凡是起初没有害人的意图，偶然导致杀人者，都按照杀人律例允许收赎。这是针对普通人所说的。子孙对于父祖，关乎伦理纲常。用可以伤杀人的物品，出自那人的手，即使无心，作为子孙的，又有什么脸面苟且偷生呢？所以郑凌误杀其母，钦奉皇帝圣谕，免除凌迟，而判处绞刑。现在此案核查，与‘不及不到’的含义恰好相符。但关乎名教，不得不压抑私情而遵从法度。于是援引前例，以绞刑定罪。驳议说：‘议论的人错了。因为锯木头而故意用木头杀父，其罪应当凌迟。手抱木头力气弱，或者小木头支撑大木头不牢固，以至于压死父亲，其罪应当依据过失律判处绞刑。否则就应当不予论罪。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表彰孝子而诛杀不孝之人，过失杀人者也诛杀他们，这是为了教导天下的子孙，谨慎地侍奉祖父父亲，务必周全细致地观察倾听，不要有丝毫的过失来惊扰亲人。至于父亲被木头压死，而杀其子，在道义上有什么依据呢？这是圣人制定的律法。考察事情并揣度其心，顺应情理并符合道理。律法说：‘子孙过失杀害祖父母、父母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皇帝定郑凌的罪，改为绞刑。既然没有逆反的意图，而亲生父母死在自己手中，如果有人心，能一天活下去吗？将安然接受杀戮。杀他，是为了成全他的志向；将向官府哀求，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杀他，是为了诛灭他的心。他的丈夫进入暗室，假装邻居来挑逗妻子，妻子以为是真邻居，极力抗拒而杀了他。官府推究其情，妻子仰天呼道：‘唉！我不杀我的丈夫，而我的丈夫杀我，我怎能活下去呢？’最终受刑而死。所以为父报仇而杀人，并表彰他，是不对的。擅自杀害有罪之人，与已经蒙赦免却报复仇人的，都有明确的禁令。然而不惜身犯国法，以抒发不共戴天的积愤，他们只知道有父母罢了，知道有自身吗？不知道有自身而追求名声吗？孝子的心如此至诚，圣人的律法如此精微。而把无辜的人定为不孝的罪，可以吗？可以伤杀人的物品，是鸟枪，不是木头。出自那人的手，是郑凌，不是崔三。突然墙倒塌压死父亲，父亲将死，儿子畏惧躲避而不救，罪当坐实。父亲突然被压死，儿子不当坐罪。为什么呢？即使有曾参、闵子骞的孝，孟贲、夏育的勇，也已经来不及了。律法说：‘凡是祖父母、父母被人所杀，而子孙私自和解的，判徒刑；受贿的，判流放。子妇杀翁姑，而其夫不能管教的，杖打并枷号。贫穷不能赡养而父母自缢的，判流放。受贿而私自和解，已经等同于杀亲了；不能教养以致亲人死亡，已经等同于杀亲了。然而刑罚止于枷杖，罪责止于流徒。现在风吹木头而木头压死父亲，是等同于杀亲呢，还是等同于杀亲呢？而又加重刑罚，在律法中有依据吗？在例案中恰当吗？因为亲眼目睹父亲死亡而坐罪，那么天下侍奉病人的，谁不送父母终老呢？因为父亲惨死而坐罪，那么将把天下畏惧压溺的子孙全部诛杀吗？律法是最精微的，而例案是最繁杂的。援引例案不当，那么断案就不明，无法使死者之心信服，也无法解除天下的疑惑。《易经》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援引郑凌案来判决崔三案，就是所谓的毫厘千里之谬。’

秋审人犯情罪较重请饬详议疏

监察御史王茂荫

伏惟近来审理刑狱的衙门，多沉溺于‘救生不救死’的说法，往往粉饰情节，避重就轻。经过皇上谆谆训诫，但积习终究难以迅速改变。上年陕西巡抚题报凶犯拜双文等人共同殴打无服族叔拜景文致死，将该犯依律拟为绞候一案，刑部会题臣道。臣认为此案的情节，似乎多有可疑，恐怕该县原详报中尚有不实不尽之处，移文商请刑部奏驳。后来据刑部移文回复认为不必。臣由户部司员出身，刑名向来未曾习练，当时画题时，心想这类凶犯，将来秋审定入情实，也足以稍微警戒凶暴之人。现在查刑部送到的秋审册内，该犯仅拟缓决。又想到狱事贵在得情，各省具题的案件，难免粉饰，其真情原本难以得知。然而不能亲自审讯以得其情，却可以因案来察其情。情有轻重，罪就随之轻重。伏查此案，凶犯胞弟拜双荣因为还价未买的马，不准拜照临买，拜照临就畏事退还。该犯兄弟平素凶横的气势，已可想见。已死的拜景文因为听到胞侄拜照临的话，前往理论，也属人情。但刚到门口，未必就喊骂；又见该犯执刀在手，未必就敢扑殴。况且该犯已被斥回骂，并非猝不及防。死者已七十岁，也未必一举拳该犯就闪跌。所见会题命案，无非是死者肆意喊骂。

译先动手打人。这是臣下怀疑案情没有完全查清的原因。至于拜双荣在家听到闹事，就带着刀出来，其凶狠可想而知。拜继隆因为被叫唤，就拿着棍子一同出来，其帮凶护短又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却说拜双荣是出来查看，拜继隆是拉扯劝架。出来查看一定要带刀吗？拉扯劝架一定要拿棍子吗？这种歪曲事实的写法尤其容易看出。至于拜景文起初被该犯刀伤右脚跟，又被拜继隆戳伤右肘，拜双荣刀伤左腿。这时右臂已经受伤，还说转身夺刀；两脚都受伤了，还说举脚轮踢。七十岁的人怎么能这样？臣私下认为，这实际上是徒手面对刀棍齐至、无法抵御、无可奈何的情形，而办案者却加以粉饰，以符合斗殴的律条。至于拜双荣用刀伤其左手腕，又用刀连伤其右臂。查原验此处，一连三刀，有一刀伤深骨损，又刀伤其左腿后，弃刀逃跑。此处关键，尤为明白。拜双荣如此凶狠，如果不是看到拜景文的伤已经很重，怎肯弃刀而逃？该犯眼看拜双荣用刀连戳，弃刀逃跑，难道不知道拜景文的伤已经很重，却还敢用刀砍，用力猛而左脚跟筋断骨损。这他的心是什么心？原题称拜景文弯腰拾刀，该犯恐怕被拾起受亏，并非有心致死。七十岁的人，已被棍伤者一处，被刀伤者七处，拜双荣且见伤重而逃了，还说能弯腰拾刀吗？还说非有心致死吗？即使非有心，其情固已残忍了。这是臣下移商刑部的原因。现在据刑部，以拜景文年虽七十，终究是回民犷悍性成，举臣所疑各节，悉指为健情形，且以伤俱轻浅，犹能弯身拾刀为可信。已死者为回民，凶犯等亦回民，犷悍健四字，不加于持刀杀人之壮回，而加于徒手受死之老回。果真老回足以当健字，又何以所伤并非致命，而移时即已殒命？臣固已不能甚解。今见刑部以殴打非预谋纠合，伤无致命，定为缓决，则臣尤不能解。必须预谋纠合而后定罪，那么临时虽纠合多人攒殴毙命，而并无死罪。必须致命伤而后定罪，那么除致命外，虽多用刀致毙，而亦无死罪。

译我恭读秋审册中，记载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纯皇帝上谕：内外审理刑案的衙门办理刑事案件，往往只图姑息，所有情罪应当正法的人，如果可以通过巧妙手段开脱，就文饰狱词，拟入监候缓决。一旦列入缓决，每年秋审按例屡次获得恩赦，罪犯徒负斩绞之名，反而得以偷生，把牢狱当作养老之地，有幸遇到宽典，甚至安然置身事外，致使冤死者没有偿命的期限，而刁恶之徒更加无所警畏。近来刑案日益增多，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就像一殴杀案，狱成定谳，必定认为理亏在死者，凡属此类，招册中不可枚举，总以辗转回护，曲意宽贷，殊不思人命关天，必须期望生死双方都没有遗憾。如果只为生者极力保全，那么死者不就更受冤抑了吗？认为生者的命可惜，难道死者的命就不可惜吗？在督抚州县等认为这样办理可以使罪犯留有一线生机，而部臣定拟也以已成之案乐于从宽完结，不知事关刑狱，务必期望情罪允当，有意从宽与有意从严，其刑罚不中是一样等的。等因钦此。又乾隆四十二年上谕：殴杀案情形本自不同，有并非互殴也援引殴律条问拟，因系积久相沿，姑且沿袭旧例，而秋谳分别情实缓决，则轻重应当有权衡。如彼此都以手足相殴，及各持金刃互格，因伤重致毙者，两造情事相等，原可入于缓决。如果死者仅以骂詈起，或用手足先殴，而凶犯辄持金刃抵拒杀伤，其为逞强毙命已可概见。且金刃本是可杀人之物，如果死者并非持械，岂能徒手相当？即非顿起杀机，其与故杀也相差无几。此等而不入于情实，又何以惩暴除凶？为法司者惟当准酌情理，务得其平，若稍存阴私之见，曲从开脱，实非明允之道。嗣后内外问刑衙门于秋审殴案犯人，并当遵旨悉心定拟，毋稍枉纵，庶好勇斗狠之徒共知警戒，不敢轻蹈法网，所全实多，这就是以辟止辟。等因钦此。以上两条，一以见凶犯之不可巧为开脱，文入缓决；一以见金刃杀徒手者之宜入情实，煌煌圣训，教戒无遗，自当永远遵守。今此案已死拜景文的喊骂扑殴，以及凶犯用刀各情形，正圣训所谓狱成定谳必以为曲在死者的情形。如果死者仅以詈骂起，或用手足先殴，而凶犯辄持金刀抵拒杀伤，其为逞强毙命已可概见了。夫以金刃杀人，即两相殴，已为逞强毙命。今该犯以兄弟二人共持刀杀一徒手之老族叔，且于犯弟以见伤重逃跑之后，该犯复行凶砍各情形，则又圣训所谓金刃本可杀人之物，若死者并未持械，岂能徒手相当？即非顿起杀意，其与故杀也相差无几。刑部将该犯拟以缓决，则又圣训所谓此等而不入于情实，又何以惩暴除兴也。核按情罪既有未平，紬绎圣训又有未合，事关人命，不厌详求，相应请旨饬下九卿再行详议，期无枉纵，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命案有关断离援拟请旨疏刑部

刑科抄出山西巡抚张之洞题报萨拉齐厅寄民杜存等共殴潘广录制身死，余人杜四到官病故一案。光绪八年八月初四日题报，十月十七日奉旨：该部核拟具奏。钦此。查原题内称：缘杜存籍隶河曲县，寄居厅属，将女杜氏嫁与潘广录之子潘汰为妻。杜氏平时侍奉公公孝顺，潘广录素性急躁，杜氏做事稍不遂意，时常殴骂，杜氏未敢言语。杜存痛惜其女，心怀气忿。光绪七年闰七月初四日，潘广录因杜氏做饭迟延，又复詈骂。杜存闻知，气忿莫遏，欲与理论。次日至潘广录家，斥其不应时常殴骂儿媳。潘广录斥责，杜存偏护，互争。杜存之子杜伏娃子赶往解劝，路遇族叔杜四，告述前情，邀允同往帮劝。杜伏娃子上前拦阻劝解，潘广录疑其帮互詈，彼此揪扭跌倒。杜四用铁镢殴伤，潘广录脊背近右。杜存用木棍连殴，伤潘广录右臀等处。潘广录拔刀，称欲与杜伏娃子拚命，杜存用木棍将刀格落，殴伤其脑后，松喊倒地。维时潘汰与杜氏均在地上摘豆，闻知回家看明。讵潘广录至六日因伤殒命。报验审讯，余人杜四在押患病，保医在店，因病身死。将杜存援例减等，拟流等因，具题前来。查例载：共殴案内，下手应拟绞抵人犯，遇有余人内殴有致死重伤之人，到官以后，未结之前，监毙在狱，准其抵命，将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等语。此

译可惜。往日潘广录与人争论。随即同杜四等人将潘广录共同殴打致死。查验潘广录身上各处伤痕。只有后来被杜存殴打致脑后骨损最为严重。应按律抵命。但其余人中，杜四所殴打的致命脊背一伤，也造成骨损，足以致死。杜四已在到案羁押期间病故。命已有抵偿。自然应当将下手应判绞刑的犯人，按律例减等定罪量刑。应如该巡抚所奏。杜存应依共殴案中下手应绞人犯，遇有其他同案犯中殴打致人重伤致死者在狱中病故准其抵命，将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之例。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到达配所后折责安置。仍追缴埋葬银二十两。给付死者亲属领取。以资办理丧葬。该巡抚奏疏称杜伏娃子应依其余人杖一百之律判处杖一百。杜四在押期间病故。店保人等并无凌虐舞弊等情。这些说法都应如该巡抚所奏办理。杜氏这一犯人，该巡抚因其未能事先规劝，导致酿成命案，比照儿子贫穷不能赡养致使父母自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例，判处流刑收赎。这是酌情办理。至于杜氏是否应离异归宗，该巡抚并未提及。自然是因律法无专门条款，不便在法外加重处罚。臣等私下认为，此事无害于伦理常道，民间可听其自便。道义有时需要断绝，家门之内难以用私恩掩盖。案情层出不穷，往往有律例未能完全涵盖之处，全在于审理案件的官员依据情理斟酌，折中求得最恰当的处理。所以《春秋》比较事例，不废弃措辞；汉唐引用经义，用来决断疑难案件。自古便是如此。何况此案关乎父仇，正值伦理变故。若拘泥于律例没有明文规定，而不纠正其过失，那么在因循苟且之间，就违背了明刑弼教之道。如今潘汰的父亲，被杜氏的父亲殴打致死。那么杜氏就是仇人之女。潘广录之死，杜氏虽然不知情，但实际上是由杜氏而起。那么杜氏也是潘汰的仇人。娶仇人之女为妻不可，娶仇人为妻更不可。

译《春秋公羊传》说：仇家不互相通婚。《谷梁传》说：仇家的人，是不用来接洽婚姻的。鲁国忘记仇恨而替齐国主持婚礼，《春秋》尚且谴责它，何况自己娶仇家之女为妻呢？文姜嫁到齐国，《春秋》删去她的“姜”氏称谓。《左传》说：断绝关系，不再视为亲人。连母亲尚且可以断绝关系，又何况是妻子呢？汉代梁地有人，后妻杀了丈夫，她的儿子又杀了后妻。孔季彦议论说，这不是司法官却擅自杀人。因为父亲被杀而杀母，尚且以擅自论处，又何况是休弃妻子呢？《唐律》户婚篇说：凡是情义断绝的，就让他们离婚。长孙无忌等人解释律义说：如果夫妻双方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母、姐妹互相杀害，都算是情义断绝。《唐律》集秦汉以来法律之大成，斟酌最为完善，明确说应当离婚，更值得效法。又考察《隋书》，南阳公主嫁给宇文士及，宇文士及的哥哥宇文化及造反，公主出家为尼。宇文士及请求见面，公主不答应，说：“我和你家是仇人，现在之所以不亲手杀你，是因为在谋逆那天，我观察到你并不知情。”斥责他赶快离开。妇女有跟随丈夫的道义，尚且可以因为仇恨而断绝与丈夫的关系，却说丈夫不可以断绝与妻子的关系，道理在哪里？宋代元丰年间，寿州百姓杀了妻子的父母兄弟数人，州官府以不道罪连坐妻子，刑部驳斥说：殴打妻子的父母，就是情义断绝，何况是谋杀，不应当连坐妻子。又莆田人杨氏控告儿媳妇不孝，官府逮捕审问，原来儿媳妇的父亲被人殴打致死，杨氏也参与了。案件尚未审结，遇到赦免，儿媳妇仍在家中主持家务。陈振孙说：双方互相杀害，是情义断绝的大罪。当初审问杨氏罪行时，应当勒令休弃儿媳妇。应当离婚而不离，就是违法。如果有相互侵犯，就和普通人一样。这个儿媳妇不应当收监连坐。这两个案件都是情义断绝的事例，明代大臣邱浚载入《大学衍义补》，他的按语说：生身的恩情，重于夫妻的情义。女子受命于父亲，然后才有丈夫，因为丈夫才有公婆。不同姓氏之所以能结合，靠的是道义。道义既然断绝，恩情随之遗忘。名儒的论述，足以维系社会教化，正好可以与此对照观看。然而这还是不同朝代的事。本朝道光十一年，山东两位县令约定联姻，尚未迎娶，后来因为事情，女婿的父亲杀害了女儿的父亲的父亲，女儿不忍心侍奉仇人，自缢而死。朝廷下诏表彰她的孝行。这位女子卓绝的行为，善于处理变故以保全节操，固然不能期望于乡间的愚妇，但当时议论的人，都说女子即使不死，情义也已经断绝。以后有类似情况，应当请求判决离婚。由此推论，那么潘汰不应当以杜氏为妻就很明白了。有人说妇女一旦与丈夫结为夫妻，终身不改变。中途断绝关系，假设有无处可归的人，改嫁就失去节操，不嫁就无依无靠，也值得怜悯。哪里知道床笫之间，变成仇敌，即使不离婚，也没见能长久相安。假设有粗鲁无知的人，仍能顺从相处，这是厚待夫妻之爱，轻视父子之恩，在情感上是逆理，在道理上是悖谬。即使以违法治罪，也不算苛刻。难道可以顺从他的私欲吗？至于离婚后妇女再嫁，原本不禁止。如果能守贞不二，像山东县令的女儿那样，又有旌表的先例在。固然不可以拘泥于小节而损害大礼。总之，仇敌不共戴天，法律尚且宽恕报复；道义由人结合，礼制原本斟酌去留。杜氏无罪，已经不应当与潘汰团聚；杜氏有罪，潘汰更不应当与她复合。潘汰终究是杜氏的丈夫，必定要使潘汰没有父亲才可以。潘汰既然是潘广录的儿子，必定要以杜氏不作为妻子才可以。考察古代训诫，参考以往事例，似乎应当以判决离婚为是。再此案关乎风化，条例所不及，因此改题为奏折，以示慎重。一并声明。

徒流加等议

郭安仁

据山东巡抚咨文称：王耀曾诬告王氏扎伤马氏，导致马氏因风病死一案，审理依据诬告人死罪未决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声明该犯是已革除的兵丁，照例加一等，拟在附近充军，咨报刑部在案。当时奉命交由馆阁核驳，仍令依据诬告本律拟流加徒，并已经申明条例义理，非常详尽。只是所称三流仅加徒役一年，在加徒一年的基础上再加二年，按照徒刑半年为一等计算，这是在满流罪上加四等。现在将该犯拟军，是在满流上加一等，不是在满流加徒的基础上加一等。名为加重，其实从轻，与加减之法不符云云。似乎有不能无疑的地方。查五刑加等的方法，十笞为一等，而一杖抵二笞，由笞加杖，是比笞加倍增加。徒刑半年为一等，折杖二十，由杖加徒，是比杖加倍增加。三流都折合徒刑四年，以一年为剩罪，折杖四十，由徒加流，是又比徒加倍增加。由此来说，徒刑虽然以半年为一等，而流刑折合徒刑，则以一年为一等。就像十杖为一等，而徒刑折杖，则以二十杖为一等。所以各项罪名加等，只有进加的方法，没听说有退扣的方法。如果以满流加徒役二年为加四等，必定要以加徒三年为加六等。假如罪犯杖六十徒一年，再加一等，则应杖七十，徒一年半。难道可以不把加徒半年当作一等，反而把加杖的十当作一等，并且就以加至杖一百，作为加四等吗？

译再如杂犯流二千里，应折合徒刑四年。如果按照流罪实际发配，是在满徒的基础上加一等。现在在满徒之上再加徒刑一年，仍然按照半年为一等计算，难道会认为这是加二等，而杂犯反而比实犯更重吗？逐一类推探求，似乎都不相符合。又查律文规定，诬告人流徒杖罪，在所诬告的罪名上加三等，各罪最多只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诬告人至死罪但尚未判决，其情节较重，不应仅仅拟以流刑；但终究尚未判决，岂能反坐以死罪？所以在流罪之上加徒刑三年，以期符合加罪三等的条文，同时又不违背罪止满流的含义。至于从满流加徒之上再加一等，除了充军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加等方法。因为加徒刑三年，役满后仍可安然作为流民；而充军则要入营当差，终身劳苦。所以充军作为刑罚，比满流加徒更重，这与只问流罪并无加徒的说法，更是悬殊。如果拘泥于满徒为六等，而将拟判附近充军视为从轻，那么即使从满流之上加至极边烟瘴，也仅为加五等，仍然不能与加徒三年的刑罚相提并论，势必加到死罪才算加重。假设有诬告死罪未决，而又属于条例中指明在诬告加等律之上再加一等治罪的犯人，又将如何办理？查道光九年，安徽省秦学建捏造罪名妄揭印官，曾经审依枉揭上司例，在诬告死罪未决拟流加徒的律条上，再加一等，拟以附近充军。怎么能因为拟流加徒，不与军流同为一减，就认为充军名义重而实际轻呢？现在该巡抚将王耀曾依律拟流加徒，又加一等拟军，似乎属于照例办理。其是否可以照此覆奏之处，恳请再交馆核办。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译关于请求盗案仍按原律定罪的奏疏 同治十二年 王榕吉

私下认为，自从中原战火遍地，派遣将领出征已有数十年，耗费国库军饷几乎达数万万，百姓惨遭屠杀、死于非命的，又不知有几千万。探究祸乱的根源，都由于州县官员纵容强盗，高级官员粉饰太平，养痈遗患，才导致如此地步。追溯查考建国初期原本制定的刑律，强盗已经实施犯罪，只要获取了财物，不分主犯从犯一律斩首。这难道是喜好严酷吗？正是为了让人们有所畏惧而不敢触犯，这是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的道理。无奈州县官员为了规避处分，往往隐瞒强盗案件，将其说成是盗窃，以多报少。道、府以上的高级官员，也将少报盗案作为督捕勤勉、政治清明的表现。加上幕僚的习气，总以开脱强盗、不轻易杀人为积累阴德。于是凡是有上报强盗案件的，必定先设法消除平息。实在无法消除，命令差役严加抓捕的，捕役又受贿纵容不肯立即抓捕。或者不得已抓获犯人送到官府，不是承认自己只是望风，就是承认自己只是瞭望。不是把尚未抓获的犯人当作盗首，就是把在狱中病死的犯人当作盗首。熬刑狡辩，是他们的专长；押解途中翻供，更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无可奈何，判处流放，没过几年就遇到赦免释放回家，他们做强盗依然如故。或者不等皇恩赦免，中途就已经逃脱，或者刚到流放地，随即远走高飞，他们做强盗仍然如故。而且他们自恃善于逃避法网，呼朋引类，号称绿林英雄。这种粗野凶狠之徒，因此日益增多，明火执仗捆绑事主、抗拒杀害事主的案件，所以层出不穷。即使在京城附近，也明目张胆，肆意妄为毫无顾忌。外省所谓有案必破、有犯必获的说法，不过是如此这般罢了。实际上强盗结伙横行，死者占十分之一，不死者占十分之九。甚至有的已经到了法场，即将受刑，还大声高唱，自逞好汉。像这样不怕死的犯人，一旦有人倡乱作恶，他们就会像野马一样争相追随。所以一个贼人兴起，早晚之间就可以聚集数百人，没过几天就有数千人聚集。这就是祸乱起伏不定，而聚众为盗简直如同儿戏的原因。现在虽然军务逐渐平定，但潜伏的匪患仍然很多，不能因为目前的安定，就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我也知道网开三面，原本属于好生之德。然而火猛烈所以百姓畏惧，胜过水柔弱所以百姓轻慢。如果让这些人确实知道强盗犯罪必被诛杀，就知道凡事可以做，而强盗绝对不能做。惩罚一人以警戒百人，难道不是杀一人以救百人吗？而且让他们知道凡是可以做的，而强盗万万不可做，做从犯的人少了，做主犯的人也就少了。从此大乱不再发生，所保全的生命何止无数。所以救人而应当称之为仁，杀人而应当也称之为仁。况且现行的条例，虽然说强盗不分主从，只要获取财物都斩首，其中遇到情节值得怜悯、相貌尚不甚凶恶的，地方官也常常曲意宽恕，将其置于未获取财物的条例中。犯人不承认，就不再深究。各省盗案题本中，所称临时畏惧不前，以及忽然腹痛落后的，都是莫须有的事情，不过是借此宽免他们一死罢了。好生之心，人人都有。但既然想要安定良民，必须先铲除强盗。臣为了预先杜绝祸乱根源，可否请皇上旨意命令刑部，仍按原律定罪，千万不要轻易提议更改。或许能达到刑罚的目的而无需用刑，数十年后逐渐形成刑罚搁置不用的治理局面，那么良民幸运，天下幸运。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乞圣上鉴察训示。

关于恢复首伙盗犯悔罪投首减罪旧例的奏疏 光绪五年 刑部

私下认为，消除强盗的方法，必须以严缉首盗为先。首盗党羽众多，踪迹尤其隐秘。能让他们党羽互相揭发，或许根株可以尽数拔除，而首领不至于拖延诛杀。这是我部旧例中，之所以有“伙盗供出首盗免死”这一条的原因。立法虽然看似从宽，用意实则严密。查条例记载，伙盗供出首盗所在的确切地方，一年内抓获的，将供出首盗的伙盗，按例免死，减等发配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区充军。如果是按例应当减等的盗犯，改判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又，盗首伤人逃逸，如果能捕获其他盗犯解送官府投首的，按伤人伙盗自首的条例，减为杖刑一百、徒刑三年。后来在同治九年，将这两条合并修改，改为强盗首伙各犯，在事情未被发觉及五日以内，如果能捕获其他盗犯及同伴解送官府投首的，是伤人盗犯，杖刑一百、徒刑三年；未伤人盗犯，免罪。如果在五日以外，以及听到抓捕消息后捕获其他盗犯及同伴投首的，是伤人盗犯，减为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未伤人盗犯，减为杖刑一百、徒刑三年。虽然立法更加周密，拟定的罪行更轻，希望他们自新立功。但八九年来，办理京城内外各盗案，从未见过捕获投首的犯人。确实因为事情未被发觉，无不存有侥幸免罪之心；等到被抓获供出，也没有免死的希望。所以忍死隐瞒，案件难以全部破获。这是对现犯严厉而对逃犯疏漏，不是清除盗源的方法。而且旧例虽然已经合并，但外界误解，往往援引多有分歧，未能统一。臣等悉心查核，现例合并的条款，是指事情未被发觉而自行捕获的情况，所以减刑免罪如

译这是轻纵。旧例中关于供出同伙因而捕获的条款，是指供出后因此缉获的情况，所以减军、减流的处罚相对较重。由于情节不同，罪名各异，似乎不能偏废一方。只是盗窃案件目前没有减等的先例，供出同伙与亲自捕获有所差别，如果立刻减为军流，似乎显得轻纵。而规定以一年为限，时间过长，又恐怕有人妄供捏造，借此拖延，尤其不可不防范这种弊端。臣等共同商议，拟请适当恢复旧例。此后凡是伙盗被抓获，供出首盗逃匿之处，在定案之前捕获的，如果是曾经伤人但伤势较轻已平复的罪犯，减为斩监候，秋审时列入缓决；如果是未经伤人的罪犯，减为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至于首盗供出伙盗，以及伙盗供出伙盗的情况，均拟以斩监候，秋审时审核其情节，分别决定实决或缓决。至于现行条例中，首盗和伙盗在事情未发觉时，以及五日内捕获其他盗贼，以及同伴投案自首的，仍遵照旧例分别是否伤人，判处徒刑或免罪。在五日至一月内，或者听到缉捕消息后捕获或投案自首的，分别是否伤人，也遵照旧例减流、减徒。再查新纂条例，抓获盗贼的眼线，如果曾为伙盗，悔罪将同伴指认捕获，而被供出者，如果在五日以外，按照伤人首盗闻缉投案自首的条例，拟斩监候。如果在犯事后五日以内，指认捕获同伴，随即被供出抓获，审明同伙确有实据的，按照强盗免死减等的条例，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等语。这些眼线，既有悔罪之心，又有捕贼之效，如果仍照旧例拟以斩候或发遣，那么与伙盗被抓获供出首盗的情况就没有区别了。拟请将抓获盗贼的眼线，曾犯盗案，悔罪将同伴指认捕获，导致被供出者，无论首盗伙盗，如果在五日以外一月以内，按照强盗免死的条例，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如果在五日以内，在斩罪上减一等，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倘若原同伙较多，确实能抓获三名以上罪犯的，准许再减一等。像这样适当宽减，使得盗党互相揭发，那么盗风可望稍为收敛。至于盗首捕获其他盗贼投案自首的旧例，已经修并，应当立即删除。如果蒙圣上允准，臣部遵行，各省督抚、将军、都统，一体遵照办理。

译遵议盗案分别首从章程疏 刑部

光绪七年七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御史胡隆洵奏请将盗案仍照旧例区分主犯与从犯办理一折，着刑部议奏。钦此。臣等议得：据山东道监察御史胡隆洵奏称：《刑律》规定，强盗已经实行，只要取得财物，不分主犯从犯皆斩首。雍正五年，九卿遵旨议定盗劫案件，将法律上难以宽恕的与情有可原的，分别执行正法或发遣。咸丰初年，逆贼流窜骚扰，盗贼猖獗。五年二月，钦奉谕旨，仍依本律不分主犯从犯皆斩首。同治年间，给事中王宪成、升任司业孙诒经、侍郎鲍源深、夏同善等人，先后奏请恢复旧制。刑部议定，待数年之后察看情形，再行奏明办理。在当时，军务虽然逐渐平定，但盗风未能完全平息。执法者因时制宜，不得不保留重典来约束他们。如今军务肃清已久，百姓相继回归本业。凡是各直省兴办养育教化等政事，无不依次举行。因此，今天的天下，正是国家培养元气的时候。恢复祖宗制度而广施皇恩，此时不容迟缓了。想要推行体恤刑罚之心，应当先恢复原本情状的律法。那些抢劫盗窃的同伙罪犯，难道都是毫无良知之人吗？有的迫于饥寒，有的被人诱骗胁迫。推究他们的情节，实在值得哀怜。请求将盗劫案件，对于法律上难以宽恕的与情有可原的，仍照区分主犯从犯的旧例办理等语。臣等查《刑律》记载“强盗只要取得财物，不分主犯从犯皆斩”的条文，乃是惩治强盗的本律，历代未曾更改。雍正五年，特命九卿定拟，将盗案中法律上难以宽恕的及情有可原的，分别执行正法及发遣等因，于乾隆八年纂入例册。虽然强暴之徒在所必诛，而列圣法外施仁的至意，未尝不昭示于天下。咸丰初年，逆匪流窜骚扰，经王大臣会同臣部奉旨议定，嗣后盗劫案件，仍依强盗本律，不分主犯从犯俱拟斩决。其中把风接赃等罪犯，也是同恶相济，不得以情有可原酌情减轻，以昭示警戒。并议定将京城盗劫重犯，加拟枭首示众。立法固然不能说不严酷，而例文中还注明数年后，盗风稍息，仍旧办理。这是文宗显皇帝在除恶务尽之中，也未尝不存有以宽济猛之意。如今该御史认为军务肃清已久，各省兴办养育教化等政事，依次举行，请求将盗劫案中法律上难以宽恕的及情有可原的，仍照区分主犯从犯的旧制办理。奏奉谕旨，饬交臣部议奏。臣等查阅原奏，在该御史反复条陈，殷切规复圣训，自系因推广皇恩起见。只是钦恤为怀，宽厚固然是仁人的心意，但先后有序，良法必须逐渐推行才行。查各省盗案旧例，是由地方官申报上级主管，解送省城审勘，由该督抚分别题奏，将法律上难以宽恕的及情有可原的，一一在奏疏内声明。大学士会同三法司详细议定，各该督抚等到奉准部覆后，才分别执行正法或发遣。其所以重视民命而杜绝残杀的原因，并非不详尽周全。然而军兴以来，因为剿办土匪，定有就地正法的章程。从此各省相沿，即使是寻常盗案，也不等待审转复核，一概就地惩办。题奏的案件，十中无一二，而成例遂成虚设。同治八年二月间，原任御史袁方城奏请盗案照例核查办理，而原任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仍奏请按章就地正法，并请令山东、河南一体照办。十二年，原任御史邓庆麟奏请将盗贼土匪仍照旧例办理等因，奏奉谕旨饬交臣部。臣部议定，请饬下各省，体察地方情形妥奏。随即据各该省先后以游勇、马贼根株未尽具奏，均未便一时即恢复旧制。光绪五年十一月间，又经臣部查各省拿获土匪强劫盗犯，有照例具题的，有声称按章就地正法的，并有寻常盗案该州县抓获讯明后径行处决，随后才通详上司备录供招送部的。办理纷纷，未能统一。奏请嗣后盗案，各按距省远近，分别就地正法并解省审勘等因，奏准通行在案。迄今数年之久，各直省就地正法案件，每年仍不下数千百人。其中法律上无可宽恕的固然必有，情有可原的也难保没有。只是各省既不按例题奏，而供招又或许并不咨送，是否难宥，抑或可原，臣部无从得知，又从何核查办理？即使如该御史所奏，举从前成例，立即予以恢复，也属空言无补。在该督抚哪里不知道网开三面，属于好生之盛德？只是因为盗风既未完全平息，即办理不妨从严。如今朝廷正开宽大之门，而疆臣仍作权宜之计，不仅没有这种政体，也恐怕窒碍难行。臣等公同商议，法贵去其

译太过分了。事情必定要急于处理那些应当优先的事项。如果一定要恢复“情有可原”的旧例，不如将就地正法的章程先行停止。相应地请求圣旨，命令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府尹，体察地方情形，将结伙持械强劫的案件，仍照旧例，解送由该管上司复核勘验，分别上奏请旨，不得先行正法，迅速妥善商议后上奏，统一等待臣部汇总审核办理。如果各省盗风一律稍为平息，正法可以暂时延缓，那么分别“法无可贷”与“情有可原”的条例，也可以逐渐推行了。另外，盗案章程，向来是由王大臣、大学士会同臣部审核办理，应当等到各直省上奏到达之日，再行上奏请求，一并声明。

译遵议盗案就地正法章程拟限停止的奏疏 刑部

光绪八年二月十六日，奉皇上谕旨：御史陈启泰奏称各省盗案就地正法的章程流弊极大，请命令停止，这一折子着刑部汇入各省的覆奏以及御史胡隆洵的折子一并妥善商议后具奏。钦此。又在三月初二日，奉皇上谕旨：御史谢谦亨奏称盗犯就地正法的章程请分别有无军务的省份办理，这一折子着刑部汇入各省的覆奏及御史胡隆洵的折子一并妥善商议后具呈。钦此。

查御史陈启泰原奏内称：各省覆奏就地正法章程，都以势难停止为借口。所陈述的不过说盗案尚多，递解担心有逃脱，省监狱聚处，恐怕另滋事端，此外没有别的说法了。在没有新章以前，哪一案不解送省城？哪一犯不在监狱？现在与过去相比，情形并不悬殊。护送解犯的不谨慎，典守监狱的疏漏多，地方大员不能筹划周全，反而说势有阻难，于是置国家成宪于不顾。至于说便章程，实行日久，骤然回归旧例，州县层层解送勘验，经费难以筹措，办理盗案更加艰难，隐瞒盗案必然更加严重。不知道囚粮役食，原本允许坐支；胥吏陋规，尤其触犯例禁，怎能以此作为借口？况且讳盗的习气，全在上司的整顿，并不因办法的改变而转移，不必过分忧虑。如果迁就新章，流弊极大。一案既出，只凭州县上报，督抚既批令正法，那么其中以假作真、移甲就乙、改轻为重的情节，都不可避免。因为地方盗案，登时就抓获的少，参限届满，缉捕无期，往往另取平民，妄自抓捕充数；或者前案人名，窜入后案；或者寻常案犯，陷以重情，捏造教供，刑逼诬服，只以考成为念。上司各怀徇私之念，委员会审者，不过是一同销差；道府覆讯者，不过是一纸空详塞责。案情既结，那么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覆盆之冤，昭雪无从。况且补录供招，成何信谳？按季汇报，亦违背刑章，等于是将祖制视为弁髦，视民命为儿戏。如果不急思变计，恐怕残杀习以为常，怨愤激成事变。从前发捻未平，匪徒四起，自不妨权用重典。如今海内晏然，已有十二年，百姓相安，元气未复，休养生息，正在此时。分别首从的条例，纵然未能据议改归，而就地正法的章程，何不可先行停止？应请命令仍照旧例解勘，分别题奏，以重刑宪，不要让地方官吏久擅生杀之权，庶几人命不至草菅。等语。

又查御史谢谦亨原奏内称：以三牌楼的案例来看，就地正法章程，一日不停，则此一日冤杀吾民者，不知凡几。在各督抚等，或是先朝勋旧，或是特旨擢用，无不力图报效，惩咸同年间盗匪之害，以为治盗宜严，而后闾阎可靖。然而正惟其急于求治，而属员之望风迎合者，益加教串诬罔，以显其缉捕勤能；承审之员，又锻炼周内以附之。坦直者轻于相信，果决者亟于除盗，欲其无误能乎？章程本为军务而设，仍应分别有无军务的省份，核实办理。现在有军务的省份，只有甘肃缠回时扰，广西越境剿办越南土匪，应暂缓停止。其余各省办理边防海防，皆武备之常，不得假借防务为军务，率请暂缓停止。等语。

先后奏奉谕旨，着臣部汇入各省覆奏及御史胡隆洵折一并妥善商议具奏。

臣等查就地正法章程，起于咸丰三年，原因各直省土匪，啸聚成群，肆行强劫，故尔权济一时，不为典要。有牧民之责者，但令事在得已，总应力挽积习，规复解勘具奏定例，以慎刑章而重民命，不得借口递解有脱、监犯滋事等情，率援旧章，致令办理之法，常与军兴时漫无区别。故臣部在议覆御史胡隆洵折内，声请命令各省体察地方情形，将强劫案件，仍照成例，解由该管上司覆勘，分别题奏请旨，不得先行正法，迅速妥善商议具奏，统由臣部汇核办理，奏准通行各省遵办在案。

现在贵州、福建、浙江、甘肃、吉林等省，能否停止就地正法，尚未据覆奏。其奉天、黑龙江、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城、乌鲁木齐、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省，先后覆奏就地正法之处，难以停止。查现在覆奏各省分，直隶称西北临边，东路滨海，时有马贼海盗勾结为患，张独多三厅，广袤千数百里，匪徒肆行无忌，西南为枭盗出没之区，去年夏间，热河孙振邦等，聚至百数十人，盘踞围场，狡焉思逞，虽经擒斩多名，匪首迄未就获。奉天称海疆尚未大

译腹地有遣散未尽的游勇，从前漏网未获的余匪。黑龙江称时常有马贼成群结队；陕西称安抚回民不知法纪，江湖等会，党羽动辄达到百数十人之众；湖南北称遣撤的勇丁，以抢劫为生，刀痞哥会，层出不穷；山西称口外连接新疆，是马贼游勇出没的地方，上年四月，有白天肆意掠夺、杀害官员、抢夺犯人的重案；山东省称西南为捻匪的渊薮，东北滨海，时常有马贼枭匪出没；安徽省称降众散处，不一而足，各处撤勇，纷至沓来，哥会斋匪等类，无处没有；广西省称昔年肇乱之地，粗野强悍成风，漏网的巨恶，企图起事；广东省称结党拜会，任意横行，甚至倚仗他族作为护符，占据山林作为巢穴，上年有田冠得等人，纠集众人起事，图谋不轨；四川省称嘓匪会匪枭匪，实在人数众多，加上游勇散练，动辄勾结聚集；江苏省称濒临江海，口岸繁多，中外交汇，奸邪混杂；河南省称归德、陈州、南汝、光州各属，逃散的捻匪余党尚多，河陕汝一带，山径丛杂，游勇劫夺，到处都有，河北情形也是如此；江西省称斋匪土匪，焚烧抢劫杀人，遣散游勇，聚众抢劫的案件，尚未尽绝；云南省称变乱将近二十年，才开始肃清，外匪内奸，时常相互煽诱，风气所趋，尚难骤然改变。贵州等省，虽然尚未覆奏到部，但与已经覆奏的各省地域交错，情形应当相差不远。在各该督抚将军，身任封疆大吏，惟恐姑息养奸，导致地方祸患，因此惩治这些人，不嫌过于严厉，大概也是除暴才能安良，水懦弱不如火猛烈的意思。此次所奏，自是实际情况，而且不谋而合。如果奉旨允准，即可钦遵办理。但既然言官条陈上奏，特旨交臣等妥善商议，臣部作为执法衙门，一切都有定例可查，不便将一时的权宜之计，视为长久不变的常规。如果像各该省所奏，盗案尚多，难以恢复旧制，试问盗风何时才能止息？像这样年复一年安于便利，致使杀戮之权操在臣下手中，终究没有恢复旧制的时候，也实在不是慎重人命的做法。如果说此事实行已久，骤然停止，难免这些人不服从而生异心，转而庆幸，这是朝廷正慎重刑法，而宵小反而自以为得计，不仅不足以昭示警戒，而且对地方大有关系。

译东三省是我朝的根本重地，广东、四川是盗贼最多的地方。此外各省，如游勇滋扰，以及伏莽堪忧，也大多未能完全杜绝，确实像该督抚所奏的那样。但也应当稍作变通，不能毫无区别。关键在于各该督抚谨慎选择能干的官员，对保甲捕务实心管理，未必不能彻底根除祸患。臣等共同商议，除了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是昔年肇乱之地，且正在剿办越南土匪，以及各省确实属于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的罪犯，均暂时准许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备案，录供招咨送刑部查核外，其余寻常盗案，现已解送勘验具题的，仍令照例解送勘验；未经奏明解送勘验的，统一给予一年期限，一律恢复旧制办理。倘若确实是距离省城遥远的地方，长途押送恐怕有危险，也可酌情参照秋审事例，将人犯解送到该管道讯问明白，详报由督抚分别题奏，不准援引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处决，以重视宪典而避免冤滥。如果蒙皇上允准，臣部行文各该督抚、将军、都统、府尹等一体遵照办理。

酌议煤窑户治罪专条疏 光绪九年 刑部

查条例记载：宛平县所属西山门头沟地方开采煤窑，该县设立印簿，发给窑户，令其将雇佣工人等的姓名、籍贯、来去缘由，每十日向该县丞报告考查，并令西路同知就近稽查。如果该窑户不将各项工人开报，按照脱漏户口律治罪。如果各项工人有犯窃、犯赌，或聚众逞凶致死人命，该窑户知情不报究，发觉之日，除本犯按律治罪外，该窑户按照总甲容留棍徒例杖八十。其中有开设连夏锅伙诓诱贫民、逼迫勒令入窑关禁不容脱身的，按照凶恶棍徒例，分别首从科断；窑户知情纵容的，按照知情藏匿罪人律治罪。各窑锅伙内，如果将工作患病之人忍心抛弃，以及病故不立即报官的，按照夫匠在工役之所有病官司不给医药救疗，及地界内有死人不申报官司辄移他处的律，分别治罪。其殴打致死的，仍按照谋故杀各本律问拟。又条例记载：捉人勒索之案，如有将被捉之人拒伤身死，或于掳捉后谋故殴杀的，首犯俱拟斩立决；为从谋杀加功的，拟绞监候；不加功的，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若系拒杀殴杀为从帮殴，如刃伤及手足他物至折伤以上的，俱拟绞监候；伤非金刃又非折伤的，发新疆给官兵为奴；未经帮殴成伤的，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如有将被捉之人任意凌虐，及虽无凌虐而致被捉之人情急自杀的，为首之犯，俱照苗人伏草捉人横加枷肘例，拟斩监候；为从帮同凌虐，及虽无凌虐而助势逼勒致令自杀的，俱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若仅止听从掳捉关禁勒索，尚无助势逼勒情事的，均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又如律记载：威力制缚人，及于私家拷打监禁因而致死的，绞监候。各等语。

现在据湖南巡抚以衡州府具报：耒阳县境东西产煤，商贩云集，煤窑大小数百处，挖取年久，煤潜水底，必先将水车尽，始能开采。窑户用有管水夫的头人，名曰水承行，多系近地奸民充当，穷凶极恶，并串同地痞设立青龙会，积成巨款，局赌卖烟，诱骗穷民堕其术中，因而重利盘剥。又商串酒馆饭店，故意抬高物价，恣意取盈。等到穷民负欠累累，逼迫令其卖身入窑。其人无钱还债，不得已饮泣允从。又闻有凭空哄骗强捉客民之事。水承行筑有土石室，幽暗深邃，外立水栅，挨窑处仅留一孔，出入启闭，由水承行主宰，名曰设鼓。将诱买哄骗强捉的人，关禁在鼓内，名曰水虾蟆。概行剥脱衣履，专令轮班车水，昼夜不休，饥寒不恤，稍倦则鞭打其脊，欲逃则刀刺其足。且窑内阴寒气盛，工作又奇苦非常，故弱者往往半个月即因此丧命，壮者不数月也足烂腹肿，不容休息，不给医药，坐视其毙，尤其可惨。每年春闲停工，水虾蟆幸而苟延无恙，水承行仍将其留禁在鼓内，以备将来车水，名曰养老米。内外隔绝，消息不通。每岁每窑，水虾蟆受害死者，多则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随即在山窟掩埋，亲属既未见闻，无从报验。屡次经过该地方官不时严禁，而各窑户与水承行巧为规避，终属阳奉阴违。现经传集各窑户到案，谕令永远禁革水虾蟆、设鼓、养老米各名色，取具甘结存卷，并再密加访察，如仍有诱买关禁前项情事，即当从重惩办。倘有衿棍胥役包庇等情，一并严行惩办。

译治理。

译酌拟章程，禀请察核。该县煤矿积弊已久，此时若欲一一追究，其势有所不能。惟当设立严厉禁令，宽恕既往，严惩将来，希望以此挽回颓风并体恤民命。如今耒阳县煤矿诱骗购买穷民并加以关禁，与例内宛平县西山煤矿的情形相似。而按照该矿主故意放纵水承行凌虐殴打，以致每年每矿惨死多人的情况，并且敢屡禁屡违，实属凶悍狠毒，情同光棍。比起仅仅关闭矿洞不容脱身者，居心尤为可恶。现在虽然已经严查禁革，但日久或许不免故态复萌。如果仅照谋杀、故杀各本律定罪量刑，实在觉得案情重于法条。只是律例中并无如何治罪的明文规定，愚民不知警戒畏惧。请饬令刑部查核议覆，并明确制定治罪专条，以便永远遵守等因。奏奉谕旨交臣部议奏。

查产煤之处，做工之人聚集甚多，其中最易藏奸滋事。而开设矿洞的矿主，大都是本地奸民，因垄断利益而广泛雇佣煤工，因节省开支而设法禁锢，以致背负苦难者多死在其中。自非严加约束，妥善布置，则不法之徒必至更加肆无忌惮。追溯查考道光二年，臣部审办宛平县西山煤矿命案，究出开设锅伙诱雇良民残害致死多人的各情，因而酌议章程，定立专条，之后便乐业相安，不再有从前的弊病。如今该省耒阳县煤矿及水承行设鼓，将做工之人诱骗诓骗强捉关禁，并设立水虾、养老米等名目，任意凌虐，病者不给医药，坐视其死，每年死者甚众。就在山中挖窟掩埋，亲属不得见闻，无从报验，情形殊属残忍。现据该巡抚查明该县煤矿积弊已久，势难逐一追究，宽恕既往，严惩将来，酌拟章程，请定治罪专条，是为整饬地方、慎重人命起见。至于说与例内宛平县西山煤矿情形相似，而按照该矿主故意放纵水承行凌虐殴打的行为，实属凶悍狠毒，情同光棍，仅照谋杀、故杀各本律定罪量刑，实觉案情重于法条。在该巡抚看来，该矿主等残虐已极，欲照光棍例定罪斩首，以冀惩一警百，且使人畏死而不敢轻易触犯，或许可以力挽颓风，用意非不甚善。只是同一煤矿毙命之案，在京畿则照谋杀、故杀各本律定罪量刑，在湖南则照光棍例定罪斩决，无论畸轻畸重，都有失持平之道。且罪名过严，定案者因此或许心存开脱，徒然悬置一峻厉之法，仍属有名无实。即使说立法无妨稍为变通，而论罪衡情，尤应期归允当。查矿主等虐待煤工，不过是鞭打驱使力作，本无积怨深仇，谋杀、故杀者必少。其不加体恤，任意折磨，以致毙命者，十居七八。若必待殴打致毙，方照杀律定罪量刑，则实际抵命者百不获一，无以杜绝残杀之渐。在寻常威力制缚，因而致死者，尚应定罪绞首，况煤工被关闭入矿，俨然如同黑狱，虽无制缚情事，而性命危在旦夕，事事操在矿主手内，忍受凌虐，死在其中，与彼此争斗偶尔毙命者，迥不相同。视拷打监禁因而致死者，实无二致，似应仿照办理，以昭惩创。至于凭空强捉穷民入矿，其强横情形，与捉人勒索无殊，即应按照科罪，以遏制凶暴。若设局赌卖烟，诱骗贫民，因而重利盘剥，逼令入矿，并未酿成命案，在设局者固属可恶，而被骗者亦咎由自取，例照凶恶棍徒定罪，已足蔽辜，自应毋庸更改。庶于从严惩治之中，仍寓分别等差之意。

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嗣后湖南省耒阳县开采煤矿，令将佣工人等姓名籍贯来去缘由，十日一报，由该县按时稽查。该矿主不将各项工人开报，照脱漏户口律治罪。其经管水承行之人，如有设鼓及创立水虾、养老米等名目，诓诱穷民做工，不容脱身，未致毙命者，照凶恶棍徒例定罪。如将做工之人，不加体恤，任意凌虐，以致毙命者，即照威力制缚因而致死律，拟绞监候。若无前项情事，但将工作患病之人，不为医治，及病故不即报官者，照夫匠在工役之所有病官司不给医药救療，及地界内有死人不申报官司辄移他处律，分别治罪。其有凭空强捉客民，关禁入矿，即照捉人勒索例，分别首从科断。如此明定治罪专条，庶凶徒咸知警惧，而穷民亦免受欺凌矣。再煤矿各省多有，该巡抚既认真查办，别省有似此情形者，亦可查照办理。如蒙俞允，臣部行文湖南巡抚，并通行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府尹一体遵照，仍于臣部修例时，纂入例册，以资遵守。

请严办匪另立专条疏 光绪十二年 两广总督

译张之洞

译据广东按察使于荫霖详细陈述：

查广东一省民情强悍，每每因为微小的怨恨，或因田地山界等细微琐事，便不等官府判决，就招雇外地的匪徒，约定日期持械斗殴。主持斗殴的人，大抵是其族中首领、族绅、祠堂长中品行不端的人。名义上是两族两乡互相争斗，实际上则是临时雇募土匪、盐枭、海盗，以及一种专门练习枪法、游手好闲、亡命之徒。号召者有的数百人，有的千余人；附和者有的数村，有的数十村。外洋利器，随处可以购买，因此洋枪、旗帜、刀械，无一不有。又高筑寨墙，建造炮台，有的攻击三五年而争斗不止，有的已经和解却挟恨再斗。临到争斗之时，高竖大旗，对放巨炮。若攻入对方村落，便恣意焚烧、杀戮、搜刮、抢劫。所烧房屋，动辄以数百间计算；所杀人口，动辄以数十命计算。甚至掘毁坟墓，掳掠男女，抗拒杀害官兵差役，凶残不法，无异于化外之地。获胜的村落，动辄残毁田禾、薯蔗数百亩，砍伐树林、果园数千株。因此这几个村落，经历一次械斗，便丧失一二年或数十年的资产。其暗中危害民生，尤其不是细微之事。

这种恶习，以广州府的番禺、东莞、增城、新宁、新会，惠州府的归善、陆丰、海丰、博罗、长宁、河源，潮州府的潮阳、揭阳最为严重。其他郡县也多有此现象。惠州府所属地区，近日甚至传闻有设卡断路、残杀食人人口之事，残忍藐视法律，各省罕见。

争斗的村落，散去便停止，每不据实上报。而地方文武官员，为规避处分，也不免代为隐瞒掩饰，习以为常。即使有时前往弹压捕拿，那些匪徒悍然不理，凶悍如故。有的迎面抗拒官长，不让进入村落；有的因兵役不多，不敢靠近。必定等到他们散去，然后邀请邻近的乡绅耆老，从中排解，责令交出匪徒、缴械。于是贿赂买通顶替凶手，任意搪塞。所缴的都是破坏无用之械，所交的都是愚蠢年老有病之人。不仅必定不是为首者，而且也不是为从者。那些主谋挑起事端、敛钱纠众、帮凶行凶的人，反而得以逍遥法外。纵使悬赏捕获，而在人多势众、枪如雨下之际，究竟何人下手伤人，何枪何炮之伤最重，也属于无从质证。按照惯例惩办，罪行止于充军流放，毫无警戒畏惧。

推究其根源，由于粤民聚族而居，祠堂产业向来丰厚，事情无论大小，都听从族首、族绅、祠堂长的号召。族首等人贤良与否不齐，主持者既凭借势力豪强，又倚仗财力，取用公款以恣意挥霍，敛取众人费用以供侵吞渔利。而所雇觅的匪徒，又足以作为他们的羽翼。只有得财之乐，没有偿命之苦。地方官因无兵力，传首主谋则不到，勒令凶匪则不交。官法既已穷尽，私忿更加炽盛。因此江河日下，相效尤。历年大吏及地方官，明知其弊，只恐操之过急，激成事端，招致办理不善的罪责，不得不将就了结。民强官弱，法令不行，实情不敢上闻，严办诸多阻碍。所以积弊至此极。

查从前发逆滋事，只因为养痈成患，以至于不可收拾。如今外患刚刚平定，内讧应当安定。现奉檄文，令文武大员分往各县匪乡，查明新旧各案，推究导致争斗的原因，判断曲直，勒令交出积匪，审明案据，立即严惩。各就该处情形，从民所便，责成乡长、族长、房长层层控制，约束化导。以后遇有匪徒生事，责令禀报捆送，以期永远安定地方。

只查条例记载：广东省纠众敛费，约期械斗，仇杀人数虽多，致毙对方一命的，主谋纠集之首犯，发往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二命的，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瘴疠之地充军；三命的，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四命以上的，绞立决；十命以上的，斩立决；二十命以上的，斩决枭示。其随从下手伤重致死、应行拟抵者，各依本律例拟抵。伤人及未伤人者，也按本律例分别治罪。

又广东械斗案中，如有将宗祠田谷贿买顶凶、构衅械斗者，于审明后，除主谋买凶之犯严究定拟外，查明该族祠产，酌留祀田数十亩以供祭费，其余田亩及所存银钱，按族支分散。若族长、乡约不能指出敛财买凶之人者，族长发遣，乡约杖徒等语。

这是下手伤重，方才议定抵偿；主谋纠集者，不都适用重典；而为从伤人及并未伤人之犯，照为从减等，罪行止于满流。即使照军器伤人，也只拟充军。详译例文，自以乡里寻仇，尚非巨患。仅言“械斗”，则无焚掳之流毒；仅言“械斗”，则无枪炮之利器；仅言“纠众”，则无枭匪海盗之丛集；仅言“仇杀”，则无抗官拒捕之重情。因此下手者仍照共殴论处，主谋者尚多差等。

窃惟今昔情形，实多不同。变通之道，因时而宜；重典之刑，因地而用。近年广东械斗，联村聚众，杀害无辜，焚毁抢掳，抗官拒敌，伤及兵差，形同叛逆，罪坐所由。主纠者似无宽贷之理由，而为从之犯，各项匪盗，毕

译聚集在中间。专门以帮会势力谋生。不过是杀人渔利。并非本族本村的人。与对方素有无法化解的仇恨。切身的祸患。在枪炮轰击之际。杀伤人数的多少。也不能自我限制。下手力度的轻重。更无从追究主犯姓名。衡量其凶悍的情形。实为真正的土匪。从配所逃回的人。必定更加报复滋扰危害。然而如果不是在双方互相仇杀的时候。派遣军队围捕。那么真正的罪犯决不能抓获。主谋者也无从追究。况且如果让这一乡寻找仇家。残害那一乡。在未经报复之时。如果及早派遣官兵。对挑起事端的乡里。认真围捕。能将首犯和帮凶勒令交出数名。立即处以重刑。那么那一乡的冤情既已平反。自然不至于寻仇蔓延祸患。保全的人实为众多。查考同治六年。刑部奏定的章程。天津锅匪。数十人以上。持械聚集。杀伤抢掠。就地正法。抗拒捕者格杀勿论等语。之所以特别从重典刑的原因。是为了铲除暴徒才能安抚良民。何况广东的械斗匪徒。人数累计成千上万。兵器必定是枪炮。比起天津锅匪仅聚集数十人仅持刀械者。情节尤为重大。应当详细请求奏明另立专门条款。从严办理。宽免州县官员的处分。责令切实办理。以警戒凶恶匪徒遏制动乱萌芽等情前来。臣等查考广东省的械斗。实为各种匪患之首。恶劣习俗不革除。内部祸患令人担忧。该司所陈述的。是实际情况。只有据实陈述。恳请圣明陛下。俯念广东械斗日益增多。情形凶恶悖逆。成为盗贼的渊薮养匪之地。实为地方治乱所关。饬令刑部特立专门条款。准许将粤东械斗匪犯。凡是纠集众人数十人以上。招雇匪徒。施放火器。伤害人命。掳掠虐待男女。焚烧房屋。抢毁资财的案件。其主谋者敛钱。纠集者受雇。持械帮凶。审明素行不法凶暴显著者。无论伤害几条人命。是否系该匪所伤。均照土匪条例。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就地正法。情节严重者。酌情加判枭首示众。向来管事的该族族长、乡绅、祠堂长。在聚集械斗前数日。不主动揭发。械斗之后。十日内不交出罪犯。即以主谋同罪论处。至于乡间祠堂产业。雇佣他们前往他乡寻仇。以及约定地点互相仇杀者。除酌情留下三十亩香火田资外。其余全部没收归公。作为义仓社学的费用。雇佣寻觅没有资金。那么动乱根源就可以止息。其因强乡挑起事端寻仇。弱乡聚集众人应敌。因而杀伤焚掠者。只科处罪责。祠堂产业免其没收。如果这一乡虽然受害。不等待官兵抓捕办理。自行纠集匪徒前往他村报复残害者。不论先后。一律按此办理。其未伤人放火掳掠劫财及人数较少者。以及他村寻仇仅在本乡自卫抗拒致有杀伤并无残暴情形者。仍按旧例办理。各属再有案件。准许其请求军队围捕。务必将主谋纠集敛钱及各帮凶真犯。抓获究办。抗拒者立即格杀。并恳请格外天恩。将从前凡有械斗案件处所的地方官。无论已报未报。一概免除其应得的处分。以免瞻前顾后。以后州县遇有械斗案件。据实禀报惩办。免除其议处。如再有隐瞒粉饰。致使主谋匪徒远逃者。一乡挑起事端寻仇。地方官不早请兵获匪严办。以致酿成大祸者。均予从重参处。这样足以抑制强暴安抚弱小。逐渐改变浇薄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