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九

译原文说：周宣王的太史籀创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当时人便称它为籀书。《北史·江式论书表》原文：周宣王的太史。史籀沿袭蝌蚪书，采集仓颉古文，综合其中遗留下来的优美之处，另行赋予新的意义，号称《籀文书旨述》原文。史书说，周宣王的太史籀所作…… 书共有五十五篇，可以用来教儿童。后汉书注说：世人都说现存笔迹中李斯的最古，却不知道史籀的遗迹就在关中虞…… 褚遂良、欧阳询都称赞其墨迹精妙。周、秦刻石，释音原文说：伏羲画八卦，史籀创造文字，李斯制作篆书，程邈创立隶法，王次仲创为八…… 分体。汉章帝开始创作章草，名称由此流传，后来擅长者不断出现。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书、吕望和张衡碑、李斯峄山碑与会稽山…… 碑，蔡邕《鸿都》、三体《石经》、八分《西岳》、光和《殷笔》、冯敦等数碑，以及蔡中郎章草，都被视为旷世绝伦的古迹。记载籀文的文献说…… 这是周太史籀所作的吗？它同古文、大篆只有小的差异。《七略》说：史籀是周代史官，负责教儿童识字；它同孔氏墙壁中发现的古文异体不同。甄丰厘定六书，第二类叫奇字，就是这种文字。它的笔迹有石鼓文流传下来。大概是讽谏周宣王田猎而作的。现在在陈仓。李斯小篆兼采它的…… 《书断》原文说：石鼓文开合古文，畅达地表现其盛大锐利之势，只是折笔直劲迅疾，像雕镂铁器；而端庄委婉、旁逸斜出之处，又显得柔婉滋润。若从《诗经》诗人来看，便是…… 雅颂一类的作品，也就是所谓楷书、隶书的高祖，是字书的渊薮，使学习小学的人能够在其中广泛搜取。同上原文：史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创作大篆。用来教儿童。岐州雍城南面有周宣王的猎碑十枚，都制成鼓形，上面有篆文。如今可以看到拓本。吏部侍郎苏朂叙记，卷首说：世人都说现存笔迹中李斯的最古，却不知道史籀的遗迹就在关中，这些文字就是史籀的遗迹。《述书赋》注文说：石鼓文在天兴县南二…… 十里左右，石形像鼓，共有十面，大概记载周宣王田猎之事，文字就是史籀的笔迹。唐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朂记载这件事说：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称赞它古雅精妙。虽然年代久远，文字已有讹误残缺，但遗迹仍有值得观览之处。然而历代编写地理志的人都没有保存记载，尤其令人叹息。元…… 《和郡县志》原文说：石鼓文称为周宣王猎碑，共有十面鼓，文字就是史籀的大篆。年代相距太远，文字多有讹误残缺，旧时保存在岐山。石鼓村如今移置到凤翔府夫子庙。《周氏法书苑》原文说：后汉才开始制作墓碑，所以今天人们所见的汉碑，都是东京时期的文字。西…… 汉以前的石刻极少，只有石鼓文、《吉日癸巳》和秦代李斯篆书而已。《东皋杂录》原文说：《史籀书》现存的就是石鼓，因为是史籀所创，所以称为籀书；又因其作者为太史，也称为史书。《宣和书谱》原文说：观看石鼓文，能够领受它古老遗迹的物象形势。其中自有遗留下来的思意。等到得到原父所藏鼎器上的铭文，才又知道古代篆字有时增多、有时省略，有时把字移到左右上下，只随意义需要而定；但其中也有工拙之分。秦汉以来，文字归于一体，所以今天能见到的古文只有这些。蔡襄《石鼓文跋》说：石鼓文的笔法像圭璋一样特立显达，不是后人能够伪造的。《山谷集》原文说：岐阳十面石鼓，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书。年代久远，剥蚀几乎殆尽；前人曾把还能够辨认的字刻在石上，编列甲乙次序。虽然依次排列后有的已经不能成文，但古代典范仍然存在。《钟鼎款识》原文按语说：《岐阳十鼓》是周宣王内修政事、对外攘除，明堂受朝，在岐邑讲习田猎…… 文字廓清之日，把骏伟功业刻在十面石鼓上，使它永远镇守岐周。其中有句说：“我的马已经整齐”，是《车攻》篇向东行进的内容；又有句说：“美好的鱼有鲂有鱮”，是《吉日》篇宴饮时的言语。它的文辞高古，字体古雅，即使龙腾蛟跃、鸾飞凤舞，也不能仿佛达到它的万分之一。确实，杨修不能使它的文辞更加精妙，扬雄也不能辨识它的奇异之处。抚摩徘徊之余，即使不知道字体，也会问：这是谁的笔迹？作此歌诵的人，必定是当时的吉甫。峄山碑和周庙的彝器，哪一样有超过它的？同上原文。欧阳文忠公说：如今世上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碑刻，到处都能见到；距今还不到一千年，大字深刻却已经磨灭的……

译有十分之八九。石鼓从周宣王时到现在，实在已经一千九百多年了。石鼓文字细小而刻痕浅，按理说怎么能够保存？因此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考察秦代以前的…… 碑刻情况如此，石鼓、《诅楚文》、泰山秦篆以及昏暗粗糙的石头，今天世人把它们当作碓臼；石性既坚硬顽固，难以损坏，又不适合作其他用途，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至于汉代以后，碑碣的石质虽精良，但也容易剥落残缺，并且常常被人取去作柱础之类。大概古人用意深远，做每件事都有相应的道理。何况这种文字的笔画奇特古雅，绝不是周代以后所能达到的。欧阳文忠公也认为非史籀不能作成，这个说法是对的。《金石录》原文说：古代石刻留存到今天的，只有石鼓。石鼓原来露天放置在野外，司马池任待制、知凤翔时，用车把它运到府学门廊下，外面用木栅栏加以保护。石质坚硬顽固，类似今天人们用来制作碓硙的石头；古代篆刻虽有缺损，能够辨认的已经很少。《倦游杂录》《墨刻挥犀》《缃素杂记》所记都与原石相同。石鼓是周…… 宣王时代的遗物，现存于孔子庙。苏东坡先生诗中说：“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那么石鼓上的字，大概就是蝌蚪文的变体。韩…… 愈所作《蝌蚪书后记》说：“李阳水的儿子服之把他家收藏的《蝌蚪孝经》、汉代卫宏的官书两部合为一卷传给我，并且说：古书可以得到。” 按照这个依据，大概可以这样读吗？既然如此，韩退之应该认识蝌蚪书，但《石鼓歌》却说：“文辞严谨、意义精密，读来难以明白，字体不像隶书，也不像蝌蚪书。”先生 如今这首诗竟能通读其中六句，那么先生就是精通文字学的人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大概认为，韦应物把它看作文王的鼓，韩退之则喜爱古物。不妄加议论的说法才可信，然而他没有记载石鼓上的文字。到了子由唱和先生的诗，才说：“形体虽然不完整，意思还可以知道。”其中有一句说：“杨柳贯鲂鱮”，先生的诗注释道。石鼓文字说：“有鲂有鲤”，子由却说：“鲂鱮”，难道是各自按照所辨认出的字来表述的吗？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册没有记载石鼓的事情。宣王的诗，见于经书而由作者署名的，有“仍叔冇”和“尹吉甫”。如今石鼓上没有姓名，所以又说：“想查找年代却没有甲乙，难道有” 姓名可以记载究竟是谁吗？赵彦林《东坡诗注》说，原有石鼓十枚，其中一枚没有文字，九枚有文字；能够看见的有四百一十七字，能够辨认的有二百 七十二字。赵虁《东坡诗注》说，原来的石鼓文字旧时在岐阳孔子庙，世代相传为周宣王所刻、史籀所书，大观年间从凤翔迁入。辟雍之后，迁入保和殿。《诸道石刻录》说：原来的周宣王石鼓，欧阳文忠公认为有三点可疑；只是自唐代以来，韦应物、韩退 之曾大力称赞它。我认为不只是这两位公，老杜本来也写过《李潮八分小篆歌》，说：“陈仓石鼓的文字已经讹误，何况苏朂的记载也说石” 鼓文字称作猎碣，共有十鼓。它的文字是史籀的大篆，由此可知，把石鼓称为周宣王创制的，过去并不只有三位公。能改《齐漫》录》说，原来欧阳修《集古录》所录石鼓文字，能够看见的有四百六十三字，磨灭而不能辨认的超过一半。如今据《资古录》所录，能够看见的文字有四百 七十四字，磨灭而不能辨认的有十二三字。大概我先世收藏的拓本还在，而且早于《集古录》。本朝崇宁年间，蔡京建造辟雍，取十 面鼓放在讲堂后面，我曾经见过它们。辟雍废弃后，迁置于宫禁之中；岐下还有摹本，但已大大失去古意，于是也一并记录下来，以显示三代的书法遗迹，并非后世摹 写所能达到的。《资古绍志录》说，宣和以后所收藏的古器，累计达到一万多件。像岐阳宣王的石鼓、西蜀文翁礼殿的绘 像，凡是所知道的著名古物，不论大小、远近，全都搜求送入宫禁。宣和年间又创建保和殿，殿左有稽古、传古、尚古等阁，都用来 收藏古玉、印玺、鼎彝、礼器、法书、国画等物；自从遭逢僭乱之后，散失殆尽。说到这里，真令人悲痛。《铁围山丛谈》原文说：史籀书法流传于 世间的，只有岐鼓罢了。我年轻时喜欢篆书。最初得到泰山的秦刻石和朝那石章，便学习它们；后来得到岐鼓、坛山文字以及三代鼎彝上的文字，见识又 进一步，便学习它们，仰慕其高古，古代只有这些可以作为老师；至于汉魏碑刻、首印、印章，偶尔也流传到日下，却从未经过那里并加以考察。《东观余论》原文说：韩退之只是 得到墨拓本，便作诗咏叹；他说：“张生手里拿着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就是这个意思。到了东坡苏氏，便亲眼见到石鼓了，他的诗说：“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月〕 十二月，辛丑年，我初次任职，从鲁叟那里听说旧有石鼓，如今亲眼见到它，文字盘曲纵横，如龙蛇飞走；勉强寻找偏旁，推求点画，有时还能得到一二残 八九个字”，就是这个意思。东坡最初任凤翔府推官，石鼓在那里，所以能够亲自看见它。我取古人的文辞，叙述并辨析石鼓，并不只是没有 见过石鼓，也没有见过墨拓本，只是因为郑樵摹写了其中能够看懂的字，便随手采用他所见到的内容，作为辨析依据。南剑州州学把郑本刻 在木板上。我得到这个版本以后，便随事加以辨析。绍兴辛亥年，有人拿木刻本给我看，那是建康秦丞相家收藏的本子。点画模糊，全都 无法读出，但大致可以解释的文字有：“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这就是东坡所说的“群星错落，只能辨出像斗宿一样的字”了。郑樵南剑州本中，成为完整字形而大致可以读出的文字，比东坡所见又多，只是不知道郑本所传自何处罢了。东坡亲自记载他所见的文字说：“其辞说：‘我车既攻，我马’” “既同。其鱼如何？是鱮，是鲤。用什么贯联它们？是杨树和柳树。”这六句可以读懂，其余大多不能通解。这二十四个字，大概是东坡任职岐地时在鼓上看到的；其中“何以贯之？维杨及柳”，郑本却作“摽”，大概郑本不真实。还有不同之处：古代传说石鼓有十面，后来失去其中一面。皇祐年间，向传师寻得这一面，十鼓于是又齐全了。秦丞相家藏本有向传师的自跋，说：第十面鼓最小，文字也与其他鼓不相同。后来寻访到它，形体已经损坏了一半，但书体是相同的，于是换掉小鼓，放置所得的那面鼓。又不知是哪一代哪一年，好事者遗憾石鼓不完整，便创制了一面鼓来补足数目。《雍录》原文说：宣和元年九月，燕地的蔡京建成保和新殿，蔡京作记进献。大略说：保和殿有三楹，当时在八月落成。”

译殿宇高大，竹丛和桧树已经茂密成荫，浓郁繁盛。中楹设置御榻，东西两间陈列珍宝玩物以及古鼎彝、玉芝。左边夹阁名为“妙冇”，右边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 阁名为“宣道”；另有稽古、邃古、尚古、鉴古、作古、访古、博古、秘古等阁。稽古阁收藏宣王石鼓。《九朝编年备要》原文说：石 鼓文字，是周宣王的猎碣。唐代自贞观以来，苏朂、李嗣真、张怀瓘、窦臮、窦蒙、徐浩，都认为是史籀的笔迹；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享有精妙书法的声誉。杜甫《八分小篆歌》叙述历代书法，也把它列在仓颉、李斯之间。后来韦应物、韩愈 称述得尤其详细。到了本朝，欧阳修作《集古录》，才提出三点疑问，认为韦应物、韩愈的说法没有考据根据，后人便依据他的疑问加以扩充。南 宋渡江以后，有个郑樵作《释音》，并为石鼓作序。他摘取“殹”二字，认为它们见于秦代的斤、权，于是指称石鼓为秦鼓。伪刘词臣马定 国认为宇文周曾搜求岐阳之物，于是指称石鼓为后周遗物。唉！这两人的说法固然不足以决定石鼓的真伪轻重，但近来有人稍稍被他们的说法迷惑，所以我 不得不辨析《集古录》的第一点疑问：汉桓帝、灵帝时的碑刻，字写得大、刻得深，仍有十分之八九磨灭。从宣王到今天，年代更加久远；石 鼓文字细小而刻痕浅，按理难道还能保存吗？我认为碑刻的存亡，取决于石质的好坏、摹拓的多少以及水火风雨是否侵及，不能仅以年代久近来判断。例如《诅楚文》刻于秦惠王时，距宣王并不遥远，但文字细小、刻痕浅，远远超过石鼓；它后来出土，是因为近年以前没有受到人为损害，直到 仍没有一个字磨灭。颜真卿《干禄字刻》在大历九年显现于世，工匠把摹拓作为谋生行业，摹拓很多；到开成四年才 六十六年，却突然已经出现讹误缺字。由此说来，年代久近不足以推断其保存或毁灭。第二点没有什么可疑：欧阳修疑问认为，自汉代以来，博古之士 都略过而不谈它；第三点疑问认为，隋代藏书最多，却唯独没有这件刻石。我认为金石遗文混杂在瓦砾之中，历代湮没，而后世才显现出来的情况 很多。三代鼎彝，有的就是近年才得到，其形制精妙，有些是马融、郑玄所不知道的。又如《诅楚文》的笔迹高妙，世人再没有异议；但它 自秦汉以来数千百年一直沉埋地下，近世才出现在人间，不能因为前人没有记载、隋氏没有收录，就指称它是近世伪 造之物。我认为这石鼓的刻文，虽然见载于传记，但经历战乱，散落在草莽之间；到唐代初年，文物稍稍兴盛，好古者才开始搜集记录，于是重新 显现于世。等到看到苏朂的叙记，更使我高兴自己的说法正确。这样看来，隋代没有收录它，也没有什么可疑，更何况唐代的文籍比今天还完备。而且学者不敢凭空臆说。自贞观以来，诸公的说法仿佛出自同一人，当然不只是韦应物、韩愈突然提出的。韦应物又认为是文王时代的 鼓；至于说是宣王时代所刻，论述又如此详细，当时没有一个人反驳，传记中必定有可以考察的依据。小篆的产生，本源于大篆。“殹”二字见于 秦器，当然没有妨碍；何况“羲”字从山，取山高而奉之义。羲字见于《说文》，这种字体本来就应当如此，并非始于秦代。唐初距宇文周很近，关于此事的 传说还在长者口中流传。假如周文帝刻石记功，铭勒成文以告知万世，难道是小事吗？当时的人应当共同知道。何况苏朂的祖父邳公绰，在周代掌管政事，周的文物、号令全都出自他手，难道他的贤明子孙反而不知道祖先所作的事情吗？唉！三代流传于世的石刻，有坛山《吉日 癸巳刻》和此石鼓罢了；而《吉日癸巳》没有可考的依据。只有此石鼓，古人称说得如此详细；看它的字画奇特古朴，足以追想三代遗 风，学者也可以由此知道

译篆书、隶书的源流。喜好奇异的人又附会各种异说，反过来诋毁它，也太过分了。石鼓有十面，是因为石头本身自然 粗略具备鼓的形状，文字刻在石鼓旁边。石质坚硬粗顽，类似今天人们用来做碓硙的石头。起初散落在陈仓野外，韩吏部任博士时，请求用祭 酒，想用几匹骆驼车运送到太学，但没有获准。郑余庆才把它迁到凤翔孔子庙。经历五代战乱，又再次散失。本朝司马池任凤 翔知府时重新用车运到府学门廊下，却遗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寻访补齐。大观年间，石鼓回到京师，诏令用金粉填入它的 文字，以显示珍贵，并且杜绝摹拓造成的损害。起初送到辟雍，后来移入保和殿。靖康末年，保和殿的珍宝奇物被运往北方，有人传说渡过黄河时遇到大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那些沉重得无法运送的，都被抛弃在河流中央。如今石鼓究竟存亡如何，实在还不能知道。既然如此，流传于世的拓本，理应和法书一同收藏，哪里可以轻率地议论呢？绍兴 己卯年，我在上庠得到这个拓本，高兴得睡不着，亲自装裱成册；于是取薛尚功、郑樵的两种音释互相校勘异同，又考核字书来 己卯年，我在太学得到这部书，高兴得睡不着，亲手装裱成册；于是取薛尚功、郑樵两家的音注互相校勘异同，并考核字书来【原文未完】把它订正，写在书册后面；其中不能确定的，姑且两说并存，等待博学多闻的君子来加以质证。又有《齐碑录》以及原刻《石鼓诅楚音》，都只是珍藏在宝文阁的书。这是临川王顺伯所作的书。王公嗜好考究古事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忘记口渴和饥饿。《石鼓考辨》尤其精深准确。大概自南宋渡江以来，旧家收藏已经绝少【原文未完】见到，何况摹本有精有粗，所以也很难得到。过去我把各本拿来校勘异同，长期乘船住在海滨，宾客朋友很少来访。时常寻检翰墨，拂拭洗涤官场尘垢，以先后所得的【原文未完】北方本以及石林叶氏本，考订它们的笔意，大略得到一二分心得，于是稍稍仿效古人行文，完成了这部书。例如《诅楚文》、山谷先生和浮休张公【原文未完】都曾经作过释文，王氏后来寻访却没有找到。近年我居住乡里，得到《石林》三篇，音注和释文颇为完备；又传说从互市得到《朝那碑》，碑阴有《毕造记》，并迁置【原文未完】在宋城县治。这一年大概是绍兴八年。前一年是丁巳年；金人废黜刘豫以后，到己未年正月，曾经把河南、陕西地区归还给我方。碑文说：“岁在敦牂”，就是戊午年。它的意思也是不肯采用金人的年号，所以这里有关年月的记载全都并列记录下来。将来中原扫清以后，还可以按图考问【原文未完】这块石碑是否还存在呢？唉！从周代到战国，见于金石遗文的，不过只有两三种。佑陵把它们全部搜集起来，保存在保和殿，珍重保护，甚至用黄金填涂【原文未完】石鼓文字以断绝摹拓。没想到一旦天下动荡，竟然湮没得不再留下踪迹，实在令人悲哀叹息。刊刻这部书，使爱好古物的人共同阅读它，仍然足以想见失传已久的学问【原文未完】在千年之后。穆王吉日癸巳，诸家记载都说石鼓在赵州州廨。石林的跋文却说，石鼓在政和五年归入内府。这个说法如果可信，因此附录于此。在卷末大概可以扩大异闻。只是《石林》诸篇跋文，其中也有讹误错乱之处，而没有别本可以验证，不能凭臆测决定，姑且等待知情者订正。嘉定六年重阳节。吴兴施宿书写《石鼓音》。原文说：岐阳的搜狩，实在开创了中兴的美盛事业。刻石记载功绩，文辞浑厚，足以补足《诗经·雅》的遗佚部分。古文【原文残缺】序。原文说：周宣王在岐阳举行狩猎时所刻的十篇石鼓文，近世薛尚功、郑樵各自为它们作了音注和释文，王厚之考订校正后汇集记录下来。施宿【原文未完】又参考各家的版本，以石鼓籀文的真刻加以订正，在淮东仓司刊刻。它

译的辨析、考证、训释，大概也相当详尽完备。考察这部编书，孙巨源是在僧寺佛书龛中得到的，认为是唐人所录。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又比薛、郑二本早二三百年。详细考察它的文字、字形、读音和训释，多数都与郑本相合。

译难道郑樵作音释时，曾经得到这个本子并拿来校勘吗？只是甲乙篇次与薛、郑二本都不同。如今汇合各家的说法，并摘录经传中可以作为证据的【原文未完】话语，载录在下面。《古文苑》注说：原文是周宣王的石鼓文。苏朂称它为“猎碣”。“猎碣”二字很生僻，苏氏采用这个称呼一定有所根据。考察任昉《述异记》记载：崆峒山有尧碑，禹碣也使用“碣”字。緈略原文说：欧阳氏有关于石鼓的三点疑问，最后说：“看它的字形笔画高妙，不是史籀不能书写。” 眉山苏氏作《石鼓诗》，说：“功勋极其伟大，却不自夸；文王、武王的时代并未远去，仍然忠厚。”又说：“自从周朝衰落，又经历七国，争相使秦人拥有九【原文残缺】有登山刻石歌颂功烈的，后来的没有继承前人的，也没有可以匹敌的。都说：“皇帝巡行四方，烹杀消灭强暴，拯救百姓。”合看两位先生的诗文，那么石鼓【原文未完】确实是宣王时代的遗物，也就不必再多作辨析了。《古文苑》注说：“原文有说石鼓是成王时的，也有说是宣王时的。但它的文辞似乎有些像《车攻》《甫田》两篇诗的辞句。” 恐怕是宣王时的，尚不能确定。朱子的《诗传》遗说说：原文是岐阳石鼓的十章，确实是《雅》《颂》遗留下来的文字；文字残缺磨灭，或许后世有人得到它，到了千年【原文未完】以后，周代诗文的全文尚且可以考见，大概是因搜狩、讲武而作的。《群书考索》补载：史籀书法与古文有时相同，有时不同。如今称为史籀遗迹的，只有岐阳石鼓文是真迹。《淮海集》补载岐阳石鼓诗，文字寂寥简短，已经难以考定。后世认为它是周宣王的作品，诗歌【原文残缺】极力赞美宣王，只有《齐集补》收录。宣王曾经在岐地狩猎，石鼓诗是多么宏伟啊！孔子却舍弃它而不予记录，难道不是因为在岐地狩猎属于平常之事，而在东【原文未完】都狩猎才不同于在嵩山狩猎吗？《集补》说：周宣王时，柱下史史籀开始创制《籀书》。如今六体、八法虽还存在，十五篇却已经亡佚了。《字府》补载。史籀开始改变古文，创作大篆十五篇。秦朝焚烧《诗》《书》，只有《易经》和这十五篇得以完整保存。唐代元度在十体书中补录籀文，其遗迹有石鼓文保存下来。在那里，大概是讽谏周宣王田猎而作的。如今石鼓在陈仓，少有人研究学习。释梦英《十八体书》补载：唐初盛行临摹，才开始有人把碑碣拓成纸本作为【原文未完】墨本。东巡之石、偃师之盘、岐阳之鼓、延陵季子之墓，都是这样的例子。篆刻文字剥落了，而墨本流传着钟鼎文字。《篆韵》补载：岐阳有鼓，记载中兴功绩【原文未完】《勒铁庵集》补载：唐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朂撰文论述，以《岐阳猎鼓引》为据，称欧阳、虞、褚三人都以书法精妙著称，三人的字体和法度成为世人的楷模。书法体式的赏鉴和爱好成为一种风尚，在当时已经有了高下优劣之分。如今它的旧迹仅仅保存下来，隋侯之珠和和氏之璧也不足以比喻它的珍贵。您的儿子为躲避战乱来到南方，每天都在清点、检视行李。在流离迁徙之后，岐阳石鼓和碑刻仍然熟悉可见，偶然没有散失，因此对此感到惊喜，写下来给子孙看。建炎己酉年夹钟月初五日，洛阳人李处权。《伯朱子大全集》补载。《史籀》载：史籀撰写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有些不同，但并不超出六书的旨意，也称为籀书，与古文并行。《封氏闻见记》补载岐阳之事。石鼓文在前代没有流传，到唐代才开始盛行。有人称韦应物、韩退之都作歌诗来歌咏它。欧阳永叔怀疑它在唐代以前并未流传，又怀疑汉代、魏代以后，凡是碑刻中大字深刻的文字大多已经磨灭，而石鼓距今又远数百年，文字刻得细、刻痕浅，怎么还能保存到现在呢？但依我看来，古物埋没而不为世人所见的情况很多。在世间的古物很多，陵谷也会迁移变化；这些石鼓或许埋在土中，或许沉沦在水边，或许隐藏在幽深偏僻的地方。直到唐代才显现于世，石鼓虽然古老，但 受到风吹、日晒、雨淋、霜雪侵蚀的时间还不算长，后来摹拓、敲击它的人也不多，所以缺损和讹误还很少，这也是无法确知的。《庚溪诗话》补载：周宣王在岐阳搜猎，刻石制成十面石鼓。如今保存下来的石鼓只有九面而已，鼓上的文字还大略可以读懂。《伐檀集》补载：散佚诗篇能够流传下来，幸亏记录在金石上；能够完整保存的，就是岐山之下的石鼓。《嵩山集》原文说：周宣王时，史籀把古文科斗书改变为大篆，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石鼓文罢了。《陵川集》原文说：大都国子监文庙有十枚石鼓。其中一枚已经没有文字，另一枚只剩下几个字，如今也逐渐磨灭；还有一枚不知是哪一代人凿成了石臼，但上面的文字反而保存得比较完整。据传闻，这些石鼓在徽宗时从京兆迁移安置到汴梁，人们十分珍重它们，用黄金填嵌其中的文字。金人得到汴梁的珍奇玩物后，全都用车船运到燕京。负责迁移的人起初并不知道这些石鼓是什么东西，只看见它们用金子涂饰文字，便认为一定是贵重之物。石鼓也在向北迁移的物品之列，被安置在王宣抚家中。后来归入大兴府学。大德末年，集为大都教授，得到这些石鼓。他在泥土和荒草之中发现石鼓，洗刷干净并扶正竖立，使石鼓足数达到十枚。后来助教成均向当时的宰相进言，获得兵部调发十辆大车来装运。到了现在，国 子学大成门里面，左右两侧墙壁下各放五枚，用砖砌成台坛来承托。又设置疏棂并加锁封闭，使人可以观看却不能靠近。然而三十年来，摹拓石鼓的人很多，字形笔画比当时已经有更多漫漶磨灭之处；不过石鼓迁来时，已经不能像薛尚功《钟鼎款文》所记载的那样保存得多了。大抵石鼓的石面已经方正处磨损。它的形状是石方而顶部略高，只是大体像鼓罢了，并不完全像鼓。《道园学古录》原文说：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载的文字，比真本完整得多，所以不再另行列举。真本在燕都旧城的文庙中。郑樵的注音不可信。《学古编》原文说：关于石鼓文，前人已经作过很多音读辨析，但都把断开的文字牵连起来，曲意求取意义。其中有些字无法辨识，也勉强替它们造出解释；拿这些解释与真实刻文相核对，有时前后竟相差十多个字，这是多么浅陋啊！我过去收藏《甲秀堂小谱》，其中绘有石鼓的 形状，并随着残缺处补写文字，按照意思加以想象，于是“我车既攻，维杨及柳”等句，内容不止这些。因而取来真实刻文放在几案上，排列钱币作为字形，借此探求篇章句读。再参考薛氏的款识以及《古文苑》等书，暗中推测而编成篇章，因影摹而得到表格。对于残缺的文字，不敢凭自己的意思填补，依照《穆天子传》的例子，用方框表示补缺。遇到有重文的地方，也在右边作注；无法辨识的字则不注音。只有郑樵的音训最为荒诞，因此删去而不采用。从前淳熙年间，杨文昺以《诅楚》石鼓、泰山碑、峄山碑，撰作《周秦刻石释音》。其中琅琊碑并不像秦代文字，却也一并收入，似乎不够妥善。如今全部删定，只保留泰山、峄山刻字，以及秦二世诏文，和《诅楚》中的“绊缝沓遂”二字，共同编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作为题名。记在至大戊申年十二月。鲁郡人吾衍作《周秦刻石释音序》。原文说：六一公认为石鼓有三点可疑。我曾经到燕都孔庙，在荒草之间亲手抚摸石鼓遗迹，徘徊不去。过了很久，如今看到这篇刻文装裱得十分整齐，后面还附有昌黎、东坡的两首诗，我因此深深敬佩宗茂喜爱古物的雅好。宗茂收藏了许多古人的墨 迹和名画，家中却没有多少财产，生活资用仍然宽裕自如。唉！这种志趣哪里是可以向庸俗之人说的呢？《吴文正集》原文说：金人马定国曾考辨石鼓的字形笔画，认为它是宇文周时制作的，并撰写了一万多字的辨析文章。我考察元魏景明三年，皇帝亲自持弓发箭，射程远达一百五十步，群臣在射箭之处刻铭。这是《北史·宣武本纪》所记载的事，如今世上还保存着碑刻。碑文中有这样的话：“感慨岐阳还没有受到训诫，又有那岐阳。”由此看来，石鼓决不可能是宇文周时制作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一百五十步〕 这是《北史·宣武本纪》中所记载的，现今世上还留有碑刻。碑文中说：“感慨岐阳尚未受到教化，又有那岐阳。”由此看来，这块石碑决不可能是宇文氏的。

译《研北杂志》原文说：石鼓文共有十篇，文辞类似《风》《雅》，但大多磨灭而不能辨认。世代相传为周宣王的猎碣，起初在陈仓野外。唐代郑余庆首先把它迁到凤翔，宋代大观年间又迁到开封；靖康末年金人攻取开封，将它带到燕地。圣朝皇庆癸丑年，才开始设置“大成至圣”之号。文宣王庙门的左右两旁，难道事物的显现和隐没本来就各有时机吗？石鼓的来历，先儒已经辨析考证得很详细了，我实在不敢妄加议论。但石鼓文中写道：“天子永……” “寜”字无疑是臣下祈祷祝告的言辞；又说“公”是对天子的称呼，那么看来这是畿内诸侯随从天子出猎时，臣下转述其君主的话；至于“天子之言吁鼓”，其中“吁鼓”疑有文字讹误。在那个时候，世间的情况虽不能确定，但这些字的笔画高古，不是秦汉以下的书法所能比的；学习篆书、籀文的人不可不知。潘迪自从做诸生以来，往来于石鼓旁边。他每次抚摸玩赏，都不忍离去。距今才三十多年，从前保存下来的文字如今已经磨灭；这几个字不知道在后世千百年后还能保存成什么样子？爱好古物的人 难道能不替它加以保护吗？我间或取郑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家的说法，考订它的音义训释，刻在石碑上，使学习篆籀的人有所考查。据说至元己卯年五月甲申日，奉训大夫、国子司业潘迪书写。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知制诰 兼同修国史、国子祭酒欧阳玄，承事郎、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黄溍，奉议大夫、助教祁君璧，从仕郎、助 教刘闻，承务郎、助教赵琏，从仕郎、助教康若泰，共同校订《石鼓文音训》。臣等谨按：潘迪《石鼓文音训》碑，如今还 保存着。原来宣王时期的石鼓文字，字形多像小篆，恐怕当时与古文、科斗书并行使用。《潜溪集》说，原来的岐阳石鼓，是三代石刻中仅 存留到今天的。宋代东都时期，曾经铸金填入石鼓的刻文，并把它迁置到保和殿。金人攻入汴京，剔取其中的金子而把石鼓丢弃，所以自靖康年间国土 分裂以后，拓本极难得到。好事者曾用一锭银子购买十张拓本，由此可知它在世上被视为珍宝。国朝攻取中原以后，才用车载到京城。安置在国学庙门下面。于是拓本日益流传，而字画也更加漫漶，难以辨认了。至正元年，义乌人王祎《王忠文集》原文说：“呜呼！” 三代文字中保存到今天的，只有《禹治水》文、《文穆王吉日》文、《癸巳史籀》文、石鼓文、《夫子比干盘铭》、延陵墓碣，以及法帖中所载的 皇颉文二十八字，偶尔还能见到商周鼎彝上的款识而已。苍、夏时代的文字，漫漶得无法考察；《吉日癸巳》、延陵墓碣，也只剩几个字。比 干盘铭，世人又很少使用；商周鼎彝款识，也不容易多见。法帖所收的文字，经过翻摹，已经失去真实面貌。然而石鼓文严整端正而又婉转丰润，姿态端庄并有旁逸之趣，笔画锋利，钩挑峻峭，自然而 无边，生动而神采飞扬、因机发秀的，只有石鼓文罢了。窦臮所说：“远看像彩虹般的绅带交结成网，近看像琼树枝条披散。”这话说得真好啊！可惜 石鼓年代久远，剥落严重，到唐代才显现于世，于是引起纷纷疑议。欧阳文忠说，这种书法不是史籀不能写成；但又怀疑它从宣王时期到今天实有一千 九百多年，按理怎么能够保存下来？这种说法不对。石刻容易漫漶，是因为摹拓它的人多。如今石鼓被弃置在草丛泥土之中，孤零零地不动，到了唐代才被发现，所以能够像最初一样完整。何况石质粗硬而坚固，难道像世代用作碓臼、磨石那样吗？这便是第一个不必怀疑的地方。郑渔仲认为这是 秦篆，是因为其中以“殹”作“也”，秦斤上可以见到；以“为”作“丞”，秦权上也可以见到。石鼓文中有的说“嗣王”，

译有的说“天子”。天子可以称帝，也可以称王；秦 自惠文王称王、始皇称帝，因此他认为石鼓文作于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余按《易经》经文中没有“也”字，由此知道古人转而使用“殹”字，正 应当从“山”字取“奉”义；“高意六月”是宣王的诗。诗中说：“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是宣王田猎的诗，诗中说：“天子之所【疑有脱文】以” 宴享天子。《祈父》是讥刺宣王的诗，诗中说：“予王之爪牙。”这是第二个不必怀疑的地方。温彦威出使三京，说石鼓是后周文帝在岐阳打猎时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 作的，大概是根据后周文帝大统十一年西行巡狩岐阳的话说的，尤其荒谬妄诞。自秦汉、晋、宋、隋、唐以来，只要能书写的人，如斯、冰 瑗、邕等人，都名垂后世；难道后周时期有书法如此高妙的人，却反而没有名声吗？何况石鼓诗辞严整古雅，更不是南北朝时所能达到的；而且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年〕 朂、韦应物、韩愈诸公距离后周不远，不应当这样错误地称说。这是第三个不必怀疑的地方。因此如今断定它是宣王田猎时的诗，是史籀所写的书法。石鼓文，大概是宣王在岐阳田猎时，随从臣子赞美此事，临时刻下的文字。至于《车攻》《吉日》，则是宣王在东都田猎时所作的诗，其中许多词语和石 鼓文相同。比如“我车既攻，我马既同”，都是说车辆马匹修治整备；“麀鹿麌麌”“麀鹿趍趍”，都是说野兽众多。“《车攻》说：‘四牡庞庞，四’ 牡奕奕”，《吉日》也说“四牡孔阜”。这大概就是石鼓文“趣趣六马”“四马其写”的意思。其他如“驾言徂东”“驾言行狩”，就是“我其 用道”的意思；“之子于苗”，就是“君子之求”的意思；“选徒嚣嚣”“徒御不惊”，就是“徒马孔庶”“吾从既简”的 意思。“建旐设旄，悠悠斾旌”，就是“其斿”“鼎斿”的意思。诗中说“赤芾金舄”，就是石鼓文“华勅填填”的意思。又说“会同有绎”，就是 “来乐，天子”的意思。诗中说“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就是【疑有四字脱文】；“秀弓孔硕，彤矢”的意思。又说“两骖不倚不 失其驰”，就是“左骖旛旛，右骖騝騝”的意思。又说“助我举柴”，就是“我鹿允异”的意思。又说“大庖不盈”，就是“哉公谓大害 不余及之”的意思。又说“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就是“君子乃乐，天子永宁”的意思。又说“吉日维戊，吉日庚 午”，就是石鼓文“日维丙申”的意思。又说“田车既好”，就是“田车既安”“我车既好”的意思。又说“从其群丑，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就是“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来大有其来”的意思。又说“儦儦俟俟”，就是“田若反”的意思。又说“既张我弓，既挟 我矢”，就是“秀弓，时射，射之族族”的意思。又说“漆沮之从”，就是“于水一方”的意思。又说“殪此大兕”，就是“我驱其特”的意思。又何况石鼓文已经漫灭，其中词句繁多而不够简约，不像《车攻》两诗那样严肃简洁，足以概括十篇的意思，所以偶尔删削文字也是可以的。古诗有三 千多篇，孔子删定为三百一十一篇，这类情况就是如此。若因为没有被收入而立即怀疑它，那么《论语》所引用的“素以为绚兮”、“偏其反而”这些句子，也都是逸诗。难道能因此把《论语》全部怀疑了吗？前人关于音义的辨析，大多各有得失；有的前后相差很远，有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字数多少不同。欧阳氏《集古录》所收可见的有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将《资古录》虽然成书较晚，所收可见的有四百七十 四字。吾衍氏比照《资古录》，又增加了三字。我得到一部宋代拓本，虽然不能像《集古录》《资古录》以及吾氏所载的那样，然而比今天世上所有的本子都极为

译精美，于是装裱成卷。每面石鼓之后，都附上释文。缺失的文字，依照吾氏、潘迪的本子补入。在卷末四周，抄写杜甫以下各位贤人的诗文，时常一 拿出来观赏，就仿佛面对古人一样。当时是洪武乙丑年五月初一日，后学赵古则书写。《铁网珊瑚》原文说：石鼓文在隋唐以前没有见于记 录；自苏朂以下，著名公卿和闻名人士称述它的才开始多起来。有人认为是周宣王时太史籀所写，有人认为是秦人的篆书，有人认为是西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后周制作的，评论纷纷变更，没有一种说法可以遵从。即使欧阳文忠公这样博古的人，也不免因为它的文字刻得细、刻痕浅，年代久远却没有漫灭 而产生怀疑。我的朋友赵君撝谦独能不拘泥于旧说，辨正浮泛的议论，确定它是籀文；他的高见远识，实在可以说超过前人十倍百倍 了。不过前人都把十面石鼓看作十篇，我却认为是一首诗、分为十章，不知撝谦是否也这样认为？唉！从周宣王时期到今天已经二十 余年【疑为“二千余年”之讹】；石鼓的显现与隐没，常常同世道的兴衰有关。如今自从变故以来，它是保存还是毁亡还不得而知；至于用毡包裹、用车载运，以及用金填字、用木框保护，当然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篇、十章〕 可能再有了。现在能够得到吾撝谦校订并阐发它的文字，这也算是籀文的幸运吧？吴但跋。同上。原岐阳石鼓文，是周代史籀所作。从前 人认为它是宣王时的遗物，笔画锋利、钩挑峻峭，是大篆的始祖。此后分为十三个源流，支派繁衍，交错出现。像李斯、崔骃、蔡邕、李 阳冰等前代名家，凡以篆书著名的，大都以此为本源。昌黎韩公、眉山苏公，也都写诗歌咏，对它极为推重。舜江赵先生撝谦得到古刻的完 整本子，装裱成卷，亲自作音注，互相参照考订，并把它同《车攻》《吉日》两首诗按类比较。至于说《周雅》曾偶有删削，大概是前人未曾阐发的意义。他所 书写的篆书、隶书，浑厚高古，仿佛能在千年之后看见史籀。若说观察人文、以文化治理天下的人，除了撝谦还能有谁？洪武二十二年八月 初五日，乡贡进士、将仕佐郎、广信府儒学教授、四明郑真识。同上。原石鼓共十面，相传为周宣王时史籀所 书。文字近似小篆，年代久远而刻痕浅，很多字已无法辨认，不是秦汉以来的人所能写成的。《格古要论》原文说：永乐初年，子与余姚柴广敬一同 被选入翰林，在讲学之余谈到石鼓文。柴广敬告诉我，他的老师赵撝谦得到善本，考定为周宣王时的诗，是史籀所书。这毫无疑问。永乐十一年，我随太宗皇帝来到北京，才在太学门下见到十面石鼓，赶紧摹拓成卷，偶尔展开玩赏；可惜其中的讹误和缺字 已经很多年了。柴广敬去世已有七八年，我想求看赵先生所藏的那一卷，以便参照补正其中的缺文，却一直不能得到。如今稽勋员外郎柴兰，是广 敬的侄子，忽然拿着这卷本子给我看。我读过以后，确实认为是善本。赵先生的文章，引用材料贴切恰当，辨析议论精密核实，真是一位博雅君子啊！柴广敬纯朴谨慎，学问广博通达，不愧为他的老师；柴兰也很像他。由此可以知道赵先生教导弟子的情况了。这卷本子在阁中一共留了两天，使我得以从容阅览，俯仰今昔，不禁为之感慨。王文端集原文说：右边是《石鼓文》十元【疑为“十面”】。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义训释，刊刻在后面。现藏于北京国子监。此刻郑 夹漈考定为秦篆；欧阳公《集古录》怀疑此文从宣王、共和到宋代嘉祐年间已有一千九百年，而且文字刻得细、刻痕浅，按理不应保存下来；又 怀疑自汉代以来，那些博古好奇

译的人都略过它而没有记述。我认为石鼓文决不是秦汉以下的人所能写成的。至于说刻文细、刻痕浅，怎么知道当时没有深刻呢？年代历经久远，才磨灭成今天这样。如今保存下来的文字，估计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其中无法辨认的，又占三分 之一，这也正是年代久远的证明。三代的钟、鼎、卣、彝一类器物，过去从未见世人称述，后来农夫、牧童却往往从荒野中发掘出来；埋没在荒野 中的器物，历代都有出土，为什么偏偏要怀疑石鼓呢？《东里集》原文说：《石鼓文》及其音训，现藏在北京国子监先圣庙门内。我起初想 寻找它，却不知道石鼓在哪里。永乐七年来到北京，才在这里见到它。想摹拓石鼓文，还没有来得及，就回去了。后来过了四年，随从皇帝再次来到这里，又 过了一年才摹拓得到，于是格外珍爱，便命工人装裱成卷，并抄录韦应物、韩愈、苏轼的诗，以及欧阳公、王顺伯的跋语附在后面，收藏在家中。从宣王到今天，已经二千二百六十多年了，而这篇刻文仍然存在，确实是奇异古老的文物，没有比它更早的了。然而考察现存文字，它的漫漶剥落已经达到十分之八九。欧阳公编《集古录》时，还保存四百五十六字；再过二百二十八年，到元代后至元 己卯年，国子司业潘迪作音训时，所存还剩三百三十九字。当时已经痛惜它剥落得十分严重；又过了七十六年，到 今天永乐十二年甲午，便只剩二百七十八字了。在这二百七十八字中，模糊残缺、难以辨认，或只剩半个字形的，参照音训 以后才能辨识的，又有九十八字。可见年代越久，磨灭越严重；再加上摹拓时捶击次数很多，不能不有所损缺，也是情势所必然。从前王顺伯生活在宋室南渡以后，没有见到这些石鼓，却非常珍视石鼓文，认为难得；何况到了今天又过了二百多年，它的珍贵程度应当怎样 呢？所以一并记述它年代的久近、文字的多少，使后世的人可以据此参考。《素齐集》原文说：韩文公认为石鼓文是周 宣王时的作品，韩公一定有所见。《格古要论补》原文说：右边是宋代石鼓文拓本，洪武年间收藏在余姚儒者赵古则那里，后来归于我的 家中。石鼓的事，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赵氏跋文说，温彦威出使三秦，认为石鼓是后周文帝在岐阳打猎时所作，并断定这种说法荒谬妄诞。考察《姚氏残语》说：“彦威出使三秦的说法，是从伪刘的词臣马定国那里得到的。”然而这也不对。金代元好问《编中州诗》中的马定国小传说：“在金朝做官。” 金代翰林学士考察石鼓字画，断定它是宇文周时制作的，并写文章辨析此事，达一万多字。元代台州人刘仁本作《石鼓论》，依据马定国的说法。又断定它不是史籀的书法。这两人的说法荒谬妄诞，本来不必多说。赵氏跋文还说，苏朂、韦应物、韩愈诸公距离后周不远，不应这样错误地称说；然而他又把他们的话 视为可信。我看韦应物、韩愈距离后周，似乎相隔很远。苏朂在贞观年间任吏部侍郎，相比后周确实相隔不远。又考察李嗣真的书法评论、张怀瓘的《书断》，也都把石鼓文说成史籀的遗法。李嗣真是高宗时期的人，张怀瓘年老于开元时期；因此称石鼓为籀书，起于苏 氏，后来李嗣真、张怀瓘相继说明，韩愈只是直接据此而说罢了。赵古则，字撝谦，是宋代宗室的后裔，读书博古，尤其精通文字学。著有《六书本义》《声音 文字通》二书，曾任广东琼山教谕，死于任所。《金薤琳琅》原文说：郑夹漈认为，石鼓到唐代才从岐阳出土，郑余庆把它取来安置在 凤翔孔庙，后来丢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从民间寻访得到一面，十面石鼓才重新

译齐全。王顺伯说，五代战乱时，石鼓又散失，司马

译池再次把它运到府学，其中一面已经亡失；向传师搜寻访求，才补足十面。这两种说法大体相同。我最近看到向传师的跋文，说其中第十面石鼓的文字也不相像。他到乡里寻访，果然得到一面石鼓。虽然字迹已经残缺过半，但考验其书体，确实得到真迹，于是把原来的换下，安置这面；数目这才齐全。由此知道第十面石鼓，先前大概曾经有过 伪造品，到向传师时，真的石鼓才重新出现。这些都是王顺伯、郑夹漈没有涉及的，难道是他们没有见过向传师的跋文吗？郑夹漈又说，大观年间石鼓安置在辟雍，后来又取入保和殿；经历靖康之变后，不知道是否迁移。王顺伯则说：“大观年间石鼓归于京师，诏令用金子填饰石鼓文字。”靖康末年，保 和殿的珍宝奇物被运往北方，有人传说渡济水、黄河时遇风，丢弃在河流中，生死存亡不得而知。后来王子充题记说，金人攻入汴京，剔取石鼓中的金子而把石鼓丢弃。至元年间才用车运到京师，安置在国学庙门下面。我考察胡世将《资古录》说：“崇宁年间，蔡京修建辟雍，把十面石鼓取来放在讲堂后面。” 辟雍废弃后，迁置到宫禁之中。这样看来，把石鼓置于辟雍的是蔡氏；所谓宫禁，就是保和殿。至于王顺伯、郑夹漈的说法，不知道石鼓后来是迁移了还是毁亡了。大概当 时北方不属于中原所有，而两位先生又都是南方人，所以才这样说。等到考察虞伯生的记载，他说：“金人得到汴梁，石鼓也向北迁移，留在王宣 抚宅宅后，后来那里成为大兴府学。伯生任成均助教，向当时宰相说明情况，才得以把石鼓安置在国学大成门内。”这样看来，石鼓渡入济水、黄河，以及被金人丢弃 的说法都不值得相信，不知道两位先生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说法的。石鼓如今在北京国子监，也就是元代的旧址；我任礼部官员时，曾经命工匠拓印它。字迹多已漫灭，与宋代本子相比，只剩十分之二三而已。同上。原石鼓文在太学，潘迪有音训，共四百九十四字。有人得到唐 人拓本，出自李文正先生，共有七百零二字，大概是全文，曾经刻在木板上传播。然而都元敬、《金薤琳琅》、刘梅国、《广文选》所收，仍是残缺的四百九十四字本，大概也没有见过这个本子。《丹铅录》原文说：石鼓如今在太学，文字分为十章，总共六百五 十七字，能够摹索的只有三十多个字。石鼓旁刻有《元潘迪氏音训》碑，是二百年前的遗物。可惜遗失残缺的文字，估计将近一百字。考 唐人《古文苑》，这篇文章特意排在卷首，汇录的年代和历数远在潘迪音训之前；然而潘迪所遗失的文字，这里仍然缺少。薛尚功、郑樵两家 各有音义注释，与《古文苑》所载大体互有出入。文字没有补缀，意义也很少得到阐明。三家之外，见过这篇文字的人恐怕更少。爱好古物的人对此深感 遗憾；而潘迪的训释中，“君子员员，邋邋员斿”两句，牵强附会、错误百出，更加令人讥笑鄙薄。古人书写时，字下句首的字承接上句末尾，文字 相同的，只写两个点，不再重复书写，这是很容易看出的。潘迪既然误读“君子员员邋邋”，对于“员斿”又妄自解释说：“员员，是众多的样子；邋邋，是旌 旗摇动的样子。”这难道只是文法上的严重错误吗？连书写格式也完全不明白了！“君子员员”成什么训诂？“邋邋员斿”成什么语言？不知道胡乱作解，这就是所谓把郢书说成燕说。一处尚且如此，我还取它什么呢？从前慎曾向李文正先生学习。有一天闲谈，先生对慎说：“你研究过石鼓文吗？”慎便举出潘、薛、郑三家作答，对先生说：“没有，我还来得及见到东坡的本子。篆籀文字特别完整，音义解释兼采各家；这个本子就差了。然而原本只剩下字迹，恐怕 久而久之终究会失传。应当替绝学续接、为微言表彰，用手亲自书写后刻在石上，又作歌一首。只是丹书尚未完成，先生已经弃世，离开后学了。到现在又将近六 年，我追念此事罢了。当年的话没有失坠，手迹却没有续成。上天固然爱惜珍藏这些宝物，但这篇文章又怎么办呢？我冒昧把先生旧本托付给善于书写的人，录成一卷；音义解释一卷。今文 一卷，韦应物、韩退之、苏子瞻的歌三首，唐愚士古诗一首，先生的歌一首，附在卷末，收藏在齐阁，以免辜负先生 的教诲。杨升庵集原文说：慎从先师李文忠公窦泉那里得到石鼓文拓本，就是所谓“石虽坚固却会剥落，纸虽可以长久却要靠保存流传”；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世将所说的“岐下有摹”，指的就是这个本子。元至元丁未年，唐愚士在太学翻刻石鼓文，作歌记述此事。如今这个本子还保存着。根据《古文苑》所载 以及王顺伯、郑渔仲二位先生的《石鼓音》，都说石鼓文可见的有四百七十四字。梅圣俞把《石鼓文》赠给逸老，诗中说：“四百六十飞凤凰”；而这个本子所载有六百五十 七字，完整而没有讹误。这篇文字所在之处，难道真有神物加以护持吗？得到它，真不亚于得到宝玉 大弓。欧阳公却说，汉桓帝、灵帝时代的碑刻尚且没有达到一千年，磨灭的已有十分之八九；从宣王到今天已有一千 九百多年，难道还能独自保存吗？他又怀疑这篇文字起初没有受到前代称誉，还说隋代藏书最多，所记所录的，从秦始皇刻石到婆罗门及外国文字全都具备，唯独没有石鼓文；遗留下来的大部典籍和细小文字不应当这样遗漏。唉！欧阳公所见是错误的。隋代《艺文志》所收固然广博，难道不会有挂漏万一、遗漏一种吗？试 引用前代名士的话，即使欧阳公复生，也一定会心悦诚服。后周吏部侍郎苏朂说：“世人都说现存的笔迹中，李斯的最为高妙。” 古人不知道史籀的遗迹就在关中，这可以作为第一个证明。唐章怀太子贤注《汉书·邓骘传》“遭元元之灾”时，引用了岐阳石鼓文。古人原本不知道史籀所用文字的遗迹就在关中，这一点可以作为一项证据。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释《汉书·邓隲传》时说：“遭逢天下百姓的灾难”，并引用了岐阳石鼓文。凡是重说的字，都是两个字。这可以作为第二条证据。高宗时，李嗣真《书后品》说：“仓颉创造文字时，鬼都凄厉地哭泣；史籀的文字虽已湮没，但陈仓一带却因此声名显著。” 这可以作为第三条证据。开元年间，张怀瓘《书断》说：“籀文，是周代太史史籀所创作的。它的遗迹有石鼓文保存下来，现今在陈仓县。” 李斯的小篆也兼采了籀文的意趣，这可以作为第四条证据。徐浩《古迹纪》说：“史籀的石鼓文、李斯的峄山碑和会稽碑、崔子玉的篆书、蔡邕的书法，都是旷世之作。” [原文疑有缺字]这可以作为第五条证据。杜工部赠给李潮的《八分小篆歌》说：“陈仓石鼓，早已讹误。”这可以作为第六条证据。韦应物《石鼓歌》说：“周宣王……” 大规模在岐山南面打猎啊，刻石来彰显功绩，光彩辉煌。文字曲折绵延，彼此交错。这正是宣王的臣子史籀所作，可以作为第七条证据。至德年间，窦…… 臮《述书赋》说：“篆书方面，有周代史籀、秦代李斯，汉代有蔡邕，后代都以他们为师。籀文的形态，仿佛有生命在活动而且神气凭附，通达自然、没有边际，便像……” 彩虹般的带子交结成网，近看又像琼树枝叶纷披。他又说：“周、秦、汉三位贤人的书法，今天首先可以从这里得到验证。”石头虽坚固，却会像云气般剥蚀；纸张虽能长久保存，却还可以保护并流传。其弟蒙。注说：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岐州雍城南面有周宣王打猎时所刻的石碑十枚，上面是篆文，今天还能见到拓本。这可以作为第八条证据。至于韩愈的歌诗…… 一写出来，就把表彰和赞美发挥到极致了。欧阳公尊重并信服韩公，却不接受他的这一意见。这是为什么呢？合计八位作者的记述，再加上韩愈的文章，反复征引而不肖……

译已经足够了！难道欧阳九真的没有读过书吗？这位先生大概只是任凭自己的见解，甚至说《十翼》不是孔子所作，认为河图、洛书不足信，竟然毫无顾忌到这种程度，这又是为什么？难道会与石鼓有关吗？东坡的歌诗继韩愈而作，前后说法如出一口，难道是偏爱自己的私好所致吗？其他如周越《法书苑》、乐史《寰宇记》、赵…… 明诚《金石录》、王深甫《故迹遗文》、张师正《倦游录》、胡世将《资古绍志录》中所说的内容，来不及逐条列举，可以再查阅核对。司马…… 池任待制、知凤翔府时，把石鼓运到府学门廊下，并用木制栅栏加以保护。郑樵《石鼓音》说：“石鼓少了一枚。”皇祐四年，郑余庆、向…… 传师到民间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一枚，十面石鼓于是齐全。梅圣俞赠送雷逸老临摹的石鼓文，雷逸老又因此写长诗呈给吴祭酒，大意说：“我想仿效……” 韩非那样痴狂，至宝理应排列在孔子堂上。后来徽宗大观年间，才把石鼓迁置到辟雍，又取入保和殿。元代人把它迁到太学，并刻录潘迪…… 释文完成后，为了完成先师的志愿，于是详细叙述他的观点，用来请海内博学通达的专家鉴定订正。同上。原来的石鼓文字笔画奇特古朴，都说是史籀所书，不…… 知道是什么时候迁放到北太学门廊下面的。文字已经磨损漫漶过半。升庵从李文正那里得到唐人拓本，共有七百零二字。大概全文合于…… 潘迪《音训》，其中有些相同，有些不同，但已经无法重新考察。金石古文以及原来的石鼓诗，前代儒者辨析讨论很多。大概这是《风》《雅》遗存，石鼓如今在北监，我作为…… 国子司业时，担心它每天剥蚀，想加锁封闭，却没有实现。另有一块碑，元代国子司业潘迪用今文书写，仍保留原有缺字。潘仕大…… 德年间，虞文靖公在成均任助教时，曾说：“十面石鼓，其中一面已经没有文字，另一面只剩几个字。”潘迪与虞集相距不远，他说得如此。如今距那时…… 又将近二百年，石鼓的情况可想而知了。诗文的保存，只能依靠各家辑录的文字来流传。石头本身难道值得依靠吗？博学广闻的学者，如王顺伯、郑渔…… 仲，都搜求并解释，已经用尽力量了，但仍然都保存着残缺。欧阳公《集古录》所录，只有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将《资古录》所录，仅多出九…… 字，却说是先世收藏的本子，时间在《集古录》之前。孙巨源从佛龛中得到唐人所录古文，共有四百九十七字，比《资古录》又…… 早了一步。再往前说，韩文公所见的纸本，已经说是笔画纤细处都完备无缺，但又感叹年代久远而笔画有所缺失。韦应物也说受到风雨侵蚀而残缺讹误，而杜工…… 部直接说：“陈仓石鼓，早已讹误。”至于上下相隔多少世代，近世吾衍子行尤其号称博雅，自称依照甲秀堂的谱图，随着石鼓形状来补写…… 缺字，把钱形文字排列出来以求章句，又参考薛尚功的款识等著作，这已经很勤勉了，但也只得到四百三十多个字，每面石鼓分行排列，裁…… 分为十行成章，句子的次序又与各家不同。子行是介然守节之士，从未到过燕地，只是在图画中见过石鼓而已。不知近来凭什么缘故，竟能得到这十首诗的完整…… 本子，竟然如此之好吗？这首诗出自修撰杨用修慎。若它的来源果真有确切根据，岂不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如果只是把残缺处拼凑起来而自以为奇特，当然不如…… 存疑而不妄补来得好。《金台纪闻》说：原来的石鼓文辞深奥典雅，内容出入于《雅》《颂》之间，书法淳厚质朴，是史籀的遗迹，所写的是宣王田猎之事。这一点有欧阳公的话可以凭据；他却单凭臆测加以怀疑，因而被书法家和诸位学士贬斥攻击，几乎无地自容。如果说孔子不应删去它，那也是不对的。《诗经》中本来就有…… 孔子没有全部见到的诗。这些石鼓如今

译还在太学，而人们却不知道保护，难道也就是所谓舍弃周鼎而把康瓠当宝贝吗？《弇州山人稿》…… 说：原来的石鼓在国子监文庙戟门内的左右两侧，世代相传为周宣王的猎碣。直径一尺多，高约三尺，形状像鼓而顶部略圆，是名胜古迹。《名胜志》说：原来的籀文与古文又有不同，石鼓就是这种文字。旧本因为石刻遭火烧、风剥蚀，残缺不全。后来检验其真伪，近来杨用修刻本穿凿…… 补缀文字，过于完备，这就值得怀疑了。《古今印史》说：周宣王石鼓原有十面，长期丢弃在陈仓荒野中，只剩九面。唐代郑余庆开始…… 把它迁到凤翔县。宋仁宗皇祐年间，向传师又找到一面，石鼓才重新完整。宋徽宗又把它迁到辟雍。靖康之乱时，金人将它取…… 到燕地，也放在文庙中。元仁宗又把它迁到国子监文庙戟门左右并列，使后来的学生能够观看。周代世上第一奇文，即使天球、拱…… 璧也不能相比。想到宋代崇尚文教、喜好学习，得到这些石鼓并不奇怪。然而璞玉沉重难以搬运，不是其他珍宝可以装在箱笼中收藏的。尼玛哈等人攻破城池时…… 每天索取金银、表缎，为什么也会涉及这件大古董？大概是天意如此。后来金宣宗迁都汴京以后，蒙古攻城，一切顽石都用来充作炮石。即使艮岳也没有留下一片碎石，十面石鼓虽不大，怎么能自行幸免？竟因留存在燕地，到本朝成为文艺界的佳话，大概确有神物呵护，不能诬称没有。古人如韩愈、苏轼、洪迈等，都写有歌咏和考据文章，只是当时文字资料还少。到正德年间，李东阳、杨慎寻求考释并加以补订。这才说全文已经灿然完备。《野获编》按语：尼玛哈是满洲语，意思是“鱼”。旧作“粘没罕”，现在改正。原文说：史籀取苍颉字形和字义，损益古…… 文，有的相同，有的不同，辗转配合，又加上锋利、钩曲、斩截的笔势，形成大篆。因以他的名字显著，所以称为籀书；因以他的官名，所以称为史书；为了区别于小…… 篆，所以称为大篆，今天的石鼓文就是这种文字。《游鹤堂墨薮》说：原石鼓文，宋代东都时曾铸金填入刻文，置于保和殿；金人…… 进入汴京后，把其中的金剔取出来而抛弃石鼓。靖康分裂以后，拓本完全无法得到。到元代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义，把它刊刻附在后面，置于北…… 京国学，于是拓本日渐增多，但字画保存下来的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并且其中无法辨识的又占三分之一，这也是年代久远的一个证明。至于如今转相摹写的本子，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同上增补。有人说这是《小雅》的辞句、史籀的篆书，有人说是成王或宣王时代的作品，无法确定。但断定它是姬周遗迹，毫无疑问。孔子…… 删诗，是依据太师掌管的乐章；这首诗或许没有收入太师掌管的乐章，不必轻易发表意见。刻文细而浅，正是有意写得精巧。书画题跋说：原在宣圣庙…… 戟门。十面石鼓在元皇庆初年迁到这里。文辞类似《风》《雅》，字都是秦汉以后所不能达到的古籀文，但大多已经磨灭，无法辨识。《长安客…… 话》说：原来《史籀》石鼓和皇象《国山》两种刻石，以及晋唐名家书法，都得到这种笔意，所以精妙。两种刻石年代已经久远，仍然可以想见古人的遗风。《学古绪言》说：原石鼓文出入于《雅》《颂》，书法淳厚质朴，出自周宣王时史籀之笔，毫无疑问。都元敬、杨用修、王元美等人已经详细辨析。我借到一本，虽然磨损剥蚀非常严重，却确实是三代遗物。古人有认为它是秦代之物的，已经不对；又有认为是宇文周时代之物的，更加可笑。欧阳公最以博雅著称，却也怀疑它，于是使后人讥讽驳斥，几乎无地自容。如今石鼓还在太学门内。《石墨镌华》说：岐阳石鼓…… 宋代东都时，曾铸金填入石鼓文字，迁置于保和殿。金人进入

译汴京后，把金剔取出来并抛弃。因此自靖康国土分裂以后，拓本…… 极难得到。爱好古物的人曾用一锭银子买十张拓纸。《书画史》说：东坡亲手钩摹石鼓文，篆籀全文的音义解释都完备，远胜于潘迪等人的…… 著录。《紫桃轩杂缀》按语：古文苑所载石鼓文，说孙巨源从佛书龛中得到。那只是唐人所录的本子，仅有四百九十七字。

译章樵为此考订校正，《集释》又汇集薛尚功、郑樵、潘迪等各家的说法，都有音义训释。然而文字有缺失，没有什么可以增补。杨用修自称从李…… 文正公那里得到苏文忠旧本，大约有七百多个字，改用今文字体传到陕西。《陕西志》也载有此文，文字内容全与杨本相同，但字形和训释…… 颇有不同。《纪注》说：元初都城的庙学毁于战乱，王檝取旧枢密院的地方重新创建。春秋两季率领学生举行释菜礼，又把岐…… 阳石鼓排列在廊下。石鼓至今没有损坏，这是王檝的功劳。《因树屋书影》说：原南京府学明德堂后有天发神谶碑石，共分三截。北京国学庙门有猎碣石鼓共十枚，一枚是吴国皇象所书，一枚是周代史籀所书，都是篆书学习的祖本。石鼓原在岐阳郊野，一 一次迁置于凤翔学宫，再次迁置于汴京保和殿，第三次迁到燕王宣抚宅，第四次迁到现在的地方。当时保和殿中还收藏有《诅楚文》和文翁礼殿绘像，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十面石鼓。考察宇文懋昭《大金志》所载正隆三年诏书：平定辽、宋所得的古器，年代久远的多成为妖异之物，一律命令毁掉，但这十面石鼓却独自没有遭受损害。而且石鼓曾被凿空作臼，文字却没有损伤；剔去其中的金，字迹仍然存在，确实像有神物在保护它。然而两京搜求旧日记录。[原文疑有串句]朱彝尊按语：石鼓籀文虽与大篆、小篆略有不同，但距离钟鼎款识并不远，它确实是三代遗物。可是各家…… 有人怀疑它，马子卿甚至说是宇文周所刻，实在是粗鄙无知的话。十面石鼓过去缺少一面，皇祐年间才找到。欧阳永叔最早见到它时，文字保存有…… 四百六十五字。薛尚功却说：“年代深远，缺损剥蚀几乎殆尽。今天款识著录的文字，是从前人刻石的本子得到的，与欧阳永叔所见相比，仅仅多…… 两个字。胡世将《资古录》说：“我看到的，是先世收藏的本子，时间在《集古录》之前，只多出九个字。”到潘迪作音训时，只剩下三…… 百八十六字而已。杨用修说从李宾之那里得到唐人拓本，多到七百零二字。又说曾看到东坡的本子，其中人多…… 疑惑。我考察第三面石鼓：潘氏《音训》有“吾众”这一简短句，《古文苑》漏掉“吾”字，只保留“众”字。杨用修不采用，改成“六师”二字。第四面石鼓：潘本有“四马”，其中“六辔□骜”一句，“骜”字上脱去一字。《古文苑》本把“骜”写作重文，杨用修也不采用，改为“六辔沃若”。第五面石鼓…… “霝雨”上面，《古文苑》有两个“（上艹下凄）”字，薛氏、施氏本则有“天”字，杨用修也不采用而增改。“我来自东”四…… 字，意为车马向东出猎，所以说“驾言徂东”。东方有甫草，若岐阳在镐京西面，怎么能说“我来自东”呢？至于第六面石鼓，因为…… 民间把它凿成臼，鼓面已经漫漶。用其他石鼓验证，每行多的有七字，少的有六字；这面石鼓每行只有四字，上面缺了二三字。杨用修…… 每行增添一字，强行凑成文句。又如第七面石鼓，杨用修增补“徒御啴啴，会同有绎，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等句，全都与《小雅》相同，更…… 奇怪的是，石鼓上有一个“文”字。郭氏说：“恐怕是‘字’，古老反切。”大白泽也是一种兽名，杨用修竟把恶兽白泽写进正文里。他这样欺骗世人，也太过分了！考察李宾之《石鼓歌》，其中说：“家中收藏旧本，出自梨枣刻板和纸墨，轻薄得不满一握；拾取残文、补缀缺字，能有多少，不过像一滴水尘来补益罢了。” 我认为欧阳、薛、胡诸家所见不过四百多个字；如果李宾之的本子有七百多个字，那么说拾残补缺，也已经补得太多了。李宾之不应当…… 说出这样的话。子瞻的诗说：“韩公喜好古物，出生已经太迟；我如今又在他之后一百年，只能勉强寻找偏旁、推测点画，时而得到一二字，其余八九成模糊。” 一半已经像瘢痕和老茧，曲折的笔画还勉强能够辨认出根、肘之类的形状。子由和诗说：“石鼓的形体倾斜僵曲，任凭苔藓滋长；文字因风雨而皴裂剥落。”字形随着石头残缺而漫漶。像苍蛇长出角，像龙折断了腿。至于杨用修的本子，既然是从李宾之那里传下来的，又说是根据子瞻所得；那么子瞻能够见到全文，子由也应该能够纵览。子瞻、子由又…… 不应当这样说。杜子美诗说：“陈仓石鼓，早已讹误。”韦苏州诗说：“风雨侵蚀而残缺讹误，苔藓使字面涩滞。”韩吏部歌说：“先生…… 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纸本？笔画纤细处都完备无缺，没有差错讹误。”又说：“年代深了，怎么能避免笔画有所缺失？”可见石鼓在唐代已经没有全文，所以韩吏部看到张生的…… 纸本，才认为难得。吴立夫诗也说：“岐山以西的石鼓，天下人都来观看，用骆驼载回去，石头终于全都腐烂。”既然唐、宋、元人都没有见过全文，杨用…… 修却独自声称见到了全文，陆文裕也不敢相信。由石鼓推论，杨用修其他考证的内容，我也不能不怀疑。难怪陈晦伯曾经校正《杨一编》。补写的籀文与古文相距不远，只是笔体有的根部粗大、末端尖削，首尾匀圆有所不同。《六书统》补录三代遗文，如《诅…… 楚文》的古雅、石鼓文的遒逸、坛山刻石的高古简约，许慎都没有亲眼见到，所以《说文解字》十九处没有收录；《说文长笺》补录石鼓文，也没有见到这些文字。关于诗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始终没有探究根本。我私下认为，古人的著作，有的铸在金属上，有的刻在石头上，有的写在册书上，各有适用之处。铸金、刻石的文字，未必还会抄写…… 到册书上。太师掌管的诗歌，都写在册书上，而没有涉及金石。孔子特意取用太师掌管的诗并为之编次，所以适合入册的内容，石刻上未必有记载。《炙砚录》…… 补说：《苏公石鼓歌》是《凤翔八观诗》之一。苏轼任凤翔推官时，因观览古代遗迹而作诗，并不是像韩昌黎那样看见纸本后才写作。所以他的…… 诗说：“旧日听说石鼓，今天亲眼见到了。”而杨用修说，他从李宾之那里看到东坡的本子，篆籀文字特别简省，音义解释也都具备。升庵文集中称有六百…… 五十七字，完整无误；《丹铅录》又说得到唐人拓本，共七百零二字。这显然是全文的数字彼此矛盾。石鼓在宋初已经失去…… 一面，只剩九枚。皇祐年间，向传师才寻得这一枚。欧阳公叙文说：“能够看见的文字有四百六十五。”梅圣俞诗也说有四…… 百六十字，排列如飞翔的凤凰。苏轼任凤翔官职时，又在欧阳永叔、梅圣俞之后；即使有亲手拓本，也不过四百六十多个字而已，怎么可能全文…… 都具备呢？由此看来，杨用修不过是欺骗世人的话罢了。他既把文字改成今体流传，秦地人没有辨识出来，便把杨本收入《陕西志》，后来又…… 刻石于临朐。冯汝言编《古诗纪》，也采用他的文字，这是学者应当驳正的。《墨蝶斋小牍补》说：金朝马定国认为石鼓是宇文…… 周时代所刻，这是大错特错。石鼓文字高古，即使曹喜、皇象也比不上；就是李斯，也应当退让。这难道是赵文渊之流所能书写的吗？西…… 神脞说补：“甄丰所定六书没有籀法，而古文中又无法分别，哪一种才是籀体？那么大篆就不一定都出自史籀。”檀雪齐集补录《石鼓诗辞》。

译与《三百篇》文字相同的，只有“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两句。杨用修增补了它，于是又有“六辔沃若”“我来自东，会同有绎”“或群或友，悉率左右”等句。这些内容彼此雷同，并不止一处。又窜入《尚书》中“归格艺祖”的文字。历来各家注释石鼓，从来没有这些文字。鸿雪。录补说：补写的石鼓文仍然保留着三代钟鼎款刻的遗意，大概是随着字画多少来安排字形，秦代权量上的文字形体也是如此。《书》又补说：石鼓文到唐贞…… 观年间才出现，是太师采集诗歌的遗存，不是孔子删定的。《石鼓文考注补》说：《说文》保存的籀书有二百零三字，其中石鼓文仅是鼎彝文字。石鼓文字中“日、卤、则、雱、东、蒜”等九字。同上补录：周宣王石鼓文共十面，其意义与《车攻》《吉日》诗相类似，文辞也间有相同之处。石鼓…… 距今将近二千三百多年，散失后又重新聚合，晦暗后又重新显明，难道是神物受到保护，正如韩昌黎所说吗？如果不是，怎么能经历如此久远的年代…… 而仍然如此呢？宋代薛尚功、郑樵、施宿、王厚之，各自作了音义训释，其中不可能没有争议。例如把“时”写作“畤”，把“矢”写作“失”，把…… 作“雾”，错误很多，无法全部列举。然而各家都被摹本误导，大概没有真正见过石鼓。元代潘迪采用各家说法，重新考订，有时也把“垐”…… 写作“即”，把“阪”写作“（阝序）”。潘迪亲自见过石鼓，尚且混淆鲁鱼，何况其他各家呢？我亲自到石鼓旁边，仔细摩挲观玩，文字中漫漶剥落的地方，仍隐约有痕迹…… 可以辨认，于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带回去。我深入体会文字含义，参考各家说法，是正确的就采用，错误的就订正；尚未详明的，不敢强行解释。石鼓的来历，各家…… 考辨已经清楚，我不再插嘴。于是把王氏《辨疑》和古今歌咏附录在后面，用来说明这些石鼓确实是周宣王之物。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不必…… 再喋喋不休地争论。文中说：“正德戊寅年，古绛陶滋作《石鼓文正误》序。臣等谨按：以上各条，都是考证石鼓为周宣王时代所作。”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 官署九 原文说：石鼓文起初不见前代称述，到唐人才开始广泛称赞。韦应物认为它是文王的鼓，到宣王时才刻诗；韩退之则直接认为它是宣王的鼓，现今在凤翔孔子庙中，石鼓有十面，早先散弃在野外，郑余庆把它们安置在庙中，却遗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到民间寻找，找到那一面，十面石鼓才齐全。能看见的文字有四百六十五字，磨灭不能辨识的超过一半。我所搜集记录的文字，以古老而论，没有比它更早的。但它有三点值得怀疑。如今世上保存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碑刻，往往还在；距今还不到一千年，文字写得很大、刻得很深，却有十分之八九已经磨灭；这十面石鼓…… 据太史公年表，从周宣王共和元年到今天嘉祐八年，实际已有一千九百一十四年。石鼓文字细小而刻痕浅，按理怎么能够保存…… 下来呢？这是第一点可疑之处。它的字古老而有法度，文辞与《雅》《颂》相同。除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的真迹现存的，只有这一处。然而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八年、九百一十四年〕 [原文未完，承下句]汉代以来，那些博学而喜好探奇的人，都略过此事而不谈。其中可疑之处有两点。隋代藏书最多，《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中，记有秦始皇刻石，却没有石鼓；“婆罗门外”一语疑有脱误。隋代各种典籍都有著录，唯独没有石鼓，舍弃近处的记载而保留远方的记载，不应如此。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前代传记所记载的古远奇异之事，大多虚妄荒诞。而且难以相信，何况传记既然没有记载，不知韦应物、韩愈二位先生根据什么知道它是周宣王的鼓呢？隋、唐时期古今书籍大体完备，难道当时还没有人见过吗？如今却反而看不见了吗？不过韩愈喜好古物而不妄言，我姑且取他的说法作为依据。至于字形笔画，也不是史籀不能写成的。《集古录》记载石鼓原文。唐代张彦远《法书录》载处士张怀瓘《书断》的叙述说：“籀文，是周太史史籀所作；它的遗迹，石鼓文还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