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

译又《古迹记》说：“史……” “籀所写的石鼓文，不知徐浩根据什么这样说。”韦应物《石鼓歌》说：“周宣王在岐山南面举行大规模狩猎，刻石来彰显功业，光彩显赫。石头形状像鼓，数目正好十个。” 石鼓经风雨侵蚀而残缺剥落，苔藓使字迹艰涩，飞流曲折回旋，彼此交错。原来是宣王的臣子史籀所作。韩愈又接着作歌说：“周朝纲纪衰败，四海沸腾。” 宣王愤然奋起，挥动天戈，镌刻功绩以垂成，昭告万世。凿石制成鼓形，山势高峻险峭。文辞严正、义理精密，读起来难以明白。这样的至宝，哪里能保存很多？难道也以徐浩的话作为证明吗？欧阳修说：“它的文辞与《雅》《颂》相同，古雅而有法度，不是史籀不能写成。”说文辞相同固然可以，但篆书的笔画和运笔，应当舒展到该舒展之处，收住到该收住之处。如今却位置局促艰涩，缩短长笔，拉长短笔，一心只求字形相称，如“柳帛”“君庶”等字就是这样。意思已经表达完了，笔画却还在延伸，如“以”“可”等字就是这样。十…… 十面鼓的文字大略相似，姑且举出其中一面作为例子，有识者自然应当领会。把器物上的字与各鼓的刻文互相参看，“惟何”“惟鲤”中的“惟”字，就可以清楚看出来了。大概字形笔画没有三…… 代那样醇厚，仍有古人的气息，所以我才这样说。前辈尚且怀疑《系辞》不是孔子所作，我对于这部书直截了当地说，它不是史籀的笔迹。史籀，史……原文“韩文公作石”句次序疑有错乱。籀作《石鼓歌》，认为石鼓出于宣王时期，未必可信。黄氏《诗解》论石鼓，说自从韦应物、韩昌黎过分称许以后，反而更加增添了众人的疑惑。翟氏评论《周官》遗迹，极力称许…… 《吉日碑》，却因鼓刻中的“维”字而怀疑，认为它不像古代款识；又因为“以”字的意思没有完全表达，笔画却像“柳帛”“君庶”等字那样缩短长笔、拉长短笔，因而怀疑它是为了求得字形相称…… “取称夹祭疑？”此处疑有串文或脱误。秦篆、茌平马氏以及宇文周所作《天慵集》之说，也有疑问。关于石鼓文，前代起初并不称道。自唐代韦应物、韩昌黎以来，认为它是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后人沿袭这一说法，于是纷纷附会，以满足博古之好，实际上没有证据。我认为宣王中兴时，田猎选拔徒众的情形，在《车攻》《吉日》两诗中都看得很清楚；当时刻石，应该不会舍弃这些内容而另取其他。韩昌黎说：“孔子向西行却没有到秦地，拾取星宿，遗下羲和、嫦娥。”难道《吉日》《车攻》才是星宿，而石鼓文反而胜过羲和、嫦娥吗？何况孔子取《秦誓》，又从《诗经》中录入《驷铁》《车粼》等篇；如果秦地有田猎鼓文，孔子为什么竟删去它而遗弃不录呢？假设它确实是宣王的旧物，距今已经两千多年；秦、汉碑碣往往磨灭殆尽，难道石鼓露置在野外，刻着细小文字，却独独不会完全泯灭吗？欧阳文忠公本来就怀疑它不是宣王时的遗物，而郑夹漈广泛考察文字学，认为它是先秦文字。温彦威出使三京。又有人知道它是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西巡岐阳时所作，那么它就不是史籀所写的文字了。否则，就是好事者抄袭《雅》《颂》，仿造籀文。用来欺骗后世，正如张霸伪造古文《尚书》、张天觉撰作《三坟》，都属于这一类。天台熊本仁《识石鼓论补》说，世人称周宣王在岐阳搜猎，命令随从大臣刻石；如今称它为石鼓，有人又叫它猎碣，但这件事在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我不采纳这种说法。《宋文粹》载孙何《碑解》说：“臣等谨按以上……” 以上各条都怀疑石鼓不是宣王时所作。这种说法始于宋代欧阳修。世传岐山的周代篆文，过去称为猎碣。从形制考察，它确实像鼓。三代…… 三代的制度是：文德写在彝器、鼎器上，武事刻在钲、鼓上，征伐的功勋表现在兵器和大斧上；这些制度都有依据可考。后世虽然不懂先王的典礼，仍有保存下来的…… 东西，便凿山刻石，这自然是昭示一时功业。唐代诸儒认为石鼓没有根据，甚至说它只是田猎碑碣，大概是不知道古代本来就有这种制度。欧阳…… 欧阳永叔怀疑这篇文字古代没有见过，到了唐代才由韩愈、韦应物发现；他认为其文辞可比《雅》《颂》，又遗憾它不能列入六经。于是大力阐发这种说法，使学者得以从事研究。他的这种阐发，使学者钻研其幽微、惊动潜藏之物，如同金绳铁索一般，只是因为它的书法笔画流传下来罢了；却没有来得及把文字摘录出来，列入书籍的部类中，使后世能够详细考察。唐代…… 唐代当时，石鼓文字时隐时显，残缺脱落；有些事迹或许还可以考得出来，但韩愈、韦应物只知道它是在校猎后接受朝见，用来宣扬威灵、震慑华夏。所以韩愈认为它…… 是宣王时代的作品，韦应物因为它本出于岐、周，便说是文王的鼓。当时文字已经无法辨明，所以各家的论说分别指向不同人物。曾经考察典籍，田猎虽然每年都举行…… 至于天子举行大规模搜猎、征集诸侯会盟、发布重大命令，则不是寻常之事。因此，四王二公的这类活动，后世认为是绝无仅有的典范。既然如此，宣王在岐山举行搜猎，不…… 可能完全没有文字记载，或许只是史官遗漏了。各诸侯国中，应当各自都有记录，不应该竟使后世完全没有传闻。这就是可疑之处。汉代之时，已经有人把它看作奇异文字。例如甄丰等人认定它是史籀书体，窦蒙认为是宣王的猎碣，并说“我的车已经坚固，我的马已经整齐”；张怀瓘据此本《车攻》诗来考证相合。前一种说法还说：“这是为讽谏田猎而作的。”韩愈、韦应物把它说成书籍，确实有一定依据。然而究竟是讽谏还是赞美，他们不能从文字意义中完全看出来。传记说：

译周成王有在岐阳举行大搜猎的事，杜预说：“成王从奄地返回，于是到岐阳举行大规模搜猎。”既然是在岐、周地区，那么应当是成王时期。正当楚国召集诸侯，寻求大搜猎礼仪时…… 有人却不知道宣王曾在岐山狩猎，以会合诸侯，何况《小雅》所赞美的那次狩猎，地点本在东都，又只是选练车辆和徒众，没有发布重大命令，便不能算盛大典礼。古代…… 的诗与书不忌讳使用相同文字。以此为根据，便说不是宣王之物，也未必可信。吕氏《纪》说：“苍颉创造大篆，后世知道有科斗书，便说篆书是……” 籀书。汉代制度所说的八种书体中，有大篆，又有籀书。张怀瓘认为柱下史开始改变古文，有的相同，有的不同，称之为篆书。但籀文大概是因其名称本身…… 而被说成宣王时代所作。这样看来，大篆又与籀文不同，就不能据此确定是史籀所写。叔向说：“从前成王在岐阳与诸侯结盟。” 楚国是荆蛮，设置茅蕝；当时把这看作重要礼仪，所以后世不能使它湮没。宣王在岐阳举行搜猎，世上反而竟无传闻吗？当成王、康王与穆王铸造赋颂钟…… 鼎的铭文时，都是番吾的遗迹。既然如此，岐阳只有成王大会诸侯的事，那么石鼓属于番吾所作，也就可以知道了。《尚书》说成汤在亳地狩猎，所以后世有亳亭。宣王在敖地狩猎，地理记载中便留下敖亭。《诗经》说：“在敖地选练徒众。”这件事可以考证。《周书》记载大规模搜猎和狩猎，都会写明；那么会合诸侯而等待大命，也只在成王时见到一次，这件事是可信的。从前有人曾感到奇怪：汉代以来，喜好探奇的人都不谈这篇文字，后来竟然没有流传。秦文若还能够得到它，人们把它记录、收藏起来。汉代称为史书的文字，因刻画奇特峻拔，大概也不能完全辨识其文，所以它不被论述，本来就合乎情理。唯独奇怪的是，韩愈在唐代中期得到它。却说“刻勒功勋来昭告万世”，又遗憾圣人从《诗经》中看不到它。石鼓文字的讹误，连杜甫都还叹息不能知道；韩愈凭什么知道它的意义？他说编定《诗经》时有所遗漏，或者有人说：这是成王时的诗，那么颂美之声还保存着，圣人不应删去它。如果确有此诗，难道会不知道吗？回答说：“《辔之柔矣》《作洛》《皇门》，都是周公所作……” 这些诗书也未必能全部见到。当时的训诫如果不涉及政治治乱，又不足以施用于后世，就不会收录；后来因后代失传，也未可知。有人问：“你既然相信它是成王的颂诗，为什么前代没有人考察出来？”这样说，难道就能使人完全相信吗？回答说：“关于岐阳的记载，在书传中出现过两次；而《车攻》的田猎诗说它是在……” 敖地，这难道可以说没有根据吗？这是我考察古籍后知道的。世人怎么会都与我不同呢？研究者知道考察古事、探求其缘由，自然会有所收获，不必…… 凭借这一传说。”《广川书跋》引《元和志》说：石鼓文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石头形状像鼓，数量足有十个，大概记载周宣王…… 田猎之事，就是史籀的遗迹。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朂记述此事说：“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共同称赞它古雅精妙；虽然年代久远，已有讹误残缺，遗迹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里〕 有可观之处。记载地理的人没有把它记录下来，尤其令人惋惜。”按《元和志》的话来看，可知世人知道有岐鼓，是从唐代才开始的。苏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四…… 位先生确实如此说；隋代以前从未听说过。因此欧阳文忠虽然非常重视它的笔画，认为不是史籀不能写成，却深深怀疑它为何古奇到这种程度。自周代到…… 隋代，历经数千百年，为什么没有人采录呢？开元以后，张怀瓘、韦应物、韩退之都直接说它是宣王的鼓。然而详细考察他们的话，实际上都是凭臆测而说，没有明确著录；他们的说法出自哪部书、传自什么人呢？欧阳公不相信它，确实是应该的。至于窦臮、张怀瓘所著的文字，就特别详细了。窦臮说：岐州雍城南面有周宣王的猎碣十枚，都制成鼓形，上面有篆文；如今只能看到拓本，石鼓不久便毁失了。张怀瓘《书断》说：甄丰确定六书中的第二类为奇字，即史籀书体，与古文略有不同，石鼓文保存着这种遗迹。大概是讽谏宣王田猎之作。不知这两人的话也都是凭臆测说的吗？还是他们曾经有所依据呢？欧阳文忠说：“十面鼓的文字，可以看见的有四百六十五字，不能辨识的超过一半；这就是韩愈歌中所说的‘牧童敲火，牛磨角，年代久远，难免有缺漏讹误’。”就其中可以读懂的文字来说，有一句是：“我的车已经坚固，我的马已经整齐。” ……了。臮说：岐州雍城以南有周宣王狩猎时所刻的石碑十枚，全都制成鼓形，上面有篆文。如今只能见到拓本，石碑不久便毁坏遗失了。怀瓘《书断》说：甄 丰所定的六书中，第二类叫作“奇字”，就是史籀体，与古文略有不同；这种字迹还保存在石鼓文中。大概是讽谏周宣王田猎而作的。不知道这两个人的 这些话也都是凭空推测的吗？还是曾经有所依据呢？欧阳文忠说：“十面石鼓的文字，可以辨认的有四百六十五字，不能辨识的超过一半，这就是” 韩愈诗中所说的“牧童敲击生火，牛用石鼓磨角，年代久了，怎么能避免出现缺损和讹误呢”。就其中可以看懂的文字来说，有一句是：“我的车已经坚固，我的马已经整齐。” 有一句是《车攻》中的话。又有一句：“那鱼是什么？是鲂鱼和鲤鱼。用什么来击打它们？是杨树枝和柳树枝。”这就兼记了田猎和捕鱼。以上这些能够读懂的几句话，又是苏…… 欧阳文忠所说的“群星错落，只有北斗尚能辨名”。这些话既与《车攻》诗相合，其中所记田猎、捕鱼的文字又与《车攻》相似，而且其事体…… 又属于大篆，而史籀又是宣王的史官。把这些情况合在一起，似乎都可以归于宣王，那么说它是宣王之物，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古文字也可以参照先例。例如《五子之歌》，就是大禹留给后代的训诫；伊尹所说的“三风十愆”，也都是成汤原来的话。这是后世大臣和子孙引用、宣扬先祖训诫，以表明…… 继承祖训。因此古语偶然相同，怎么能仅凭《车攻》中的话就说石鼓是宣王的诗呢？只是它的字确实写成籀体，似乎可以作为证据；但大篆未必是史籀创制的。古籍中有些义理还是可以考察的。除去这两种说法，就没有什么可以据以称为宣王之鼓了。依我所见，应当说这面鼓不是宣王之鼓，而是成王之…… 鼓。左传昭公四年，椒举对楚王说：“成王有在岐阳举行大搜猎的事。”杜预说：“成王从奄地返回，在岐山南面举行大规模搜猎。”杜预的解释…… 即使没有说“搜猎于岐山留下了鼓”，而说“成王在岐阳举行搜猎”，那正是石鼓安置之地。既然如此，石鼓记载田猎和捕鱼，大概就是成王田猎、捕鱼的事。宣王确实曾经离开镐京向东狩猎。那里本属于东都，所以说“四匹牡马肥壮，驾车前往东方”。所谓“前往东方”，按方位说，就是从镐京出发到洛邑；岐山在丰邑以西三百余里，怎么还能说是向东呢？因此石鼓文辞不是《车攻》的文辞，也已经很明白了。既然鼓辞不是《车攻》的文辞，那么又根据什么说它是宣王之鼓呢？如今距古代久远，对于出自传闻而可疑的事情，不敢不保存旧说，但也只能把它列为可疑之说。并且采用证据明确的一种说法作为主张，仍然胜过空泛而无边际的臆测。所以我只依据椒举的话：既然它明确记载岐阳搜猎是成王的搜猎，那么它没有明确记载这次搜猎有鼓，虽然不够完备，但若同唐人的说法相比，后者完全没有确切依据，只因运用了籀体，便断定是宣王之物；前一种说法反而略有根源。

译古代田猎与后世不同，名义上是从事田猎，实际上是检阅武力。其具体做法是登山追逐野兽、计算捕获的数量；其用意是召集众人、显示武威。所以武王刚刚建立统一政权时，便借捕猎野兽来陈述天命，以镇抚在位的诸侯。事情完成后还把它记录在策书上，是为了宣扬威势、流传久远，使后世和当时的人都能共同看见。这就是古人讲习武事、记录大事的深意。既然如此，岐阳的记载，是用鼓来记录搜猎；武成的记载，是用策书来记录事件。用策书或用鼓，所凭借的物品虽不同，但托付器物使事情流传久远，意义是一样的。《雍录》说：“古今通常的说法是，刻石始于秦代，泰山、邹峄山就是这件事的例子。”然而当秦始皇商议刻石时，他的群臣上奏说…… 古代的帝王尚且刻金石来记录日期；那么刻石与刻金的做法，其来源都在秦代以前。至于把石头凿成鼓形，则无法考证。敲击它以后又在上面刻文字，那么三代以前并非没有，只是年代久远，所以世人看不到。古代刻金的器物，如汤盘、栒鼎，便是最著名的；而盘和鼎都是铸金制成的，既可以盛东西，又可以烹煮，适合实用。人们见到它们，只欣赏铭文，并不对其形制感到惊异。如今这面鼓以石头为材质，既无法考证是否敲击使用，又专门刻写文辞，所以人们不知道它的用途，既惊奇又怀疑。然而《武成》把政事记录在策书上，策书这种东西难道也是可以实际使用的器物吗？古人大概是借助器物来表现意义，重点不在器物本身，而在所刻写的文辞；所以刻在盘上、鼎上或其他器物上，都没有区别。如今把石头凿成鼓形，其用意也可以推测出来。田猎必然要使用众人，召集众人必须击鼓。于是因鼓是召集众人的器物，便凿石仿制其形状，再借此记录事情。这种借助器物以求长久流传的做法，正与铸金刻石的意思相同。所以秦代群臣谈论铭刻时，便把金和石一并提到。古来借助器物记录事情，绝不只限于盘、鼎两种；只是这两种器物偶然流传到了后世罢了。后来汉代桥玄的庙中有石钲、石钺和石鼓，蔡邕替它们撰写铭辞，说：“因此镂刻石头，制作这钲、钺、军……” 鼓，陈列在东阶，用来刻记桥公文治武功的功勋。”蔡邕所说的功勋，大概是指桥玄曾经平定鲜卑。钲、钺、鼓三者，都是军队中使用的器物；三种器物却共同使用一篇铭辞，那么古来在石上记录事情，难道一定要专门做成鼓形吗？不过岐阳田猎时，实际用途在鼓，于是借其用途来刻写文辞罢了。其他器物也可以类推。汉代距三代不远，古代制度还有保存。蔡邕最了解古制，所以能够仿效古制，说明桥玄的功勋，石鼓的源流也赖此得以保存。诗中把“兴”“刑”与“老成”相配而言，蔡邕能兼取这些意义，是值得赞许的。以上同篇。世传大篆始于史籀，意思是说宣王以前没有这种字体。正因为石鼓采用这种字体，唐代诸人便根据它属于籀体，进而指认它为宣王之鼓。这种说法似乎相近，实际上却很可疑。谁知道成王时代已经萌生籀体，史籀也只是继承、整理这种字体呢？《艺文志》记载史籀的两种学书篇目说：“《史籀》十五篇，《苍颉》一篇。”颜师古解释“籀”字说：史籀是周宣王的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解释《苍颉篇》则说：上七章是李斯所作，《爰历》六章是赵高所作。晋人卫恒说：“李斯、赵高都取法史籀的大篆，有的稍加省略、改动，称为小篆。”那么小篆本来就是出自大篆。至于根据鸟兽书迹立论，后来便把篆、籀普遍指作古文的后代，而不是说史籀另创一种字体。卫恒的说法是：“宣王时史籀开始创作大篆，有的与古文相同，有的与古文不同。”由此可知，史籀的字体虽然称为大篆，也是取用古文加以斟酌，并非由史籀独自创制。王莽时，甄丰考定六书，目录中并没有单列籀书一种；第一类是古文，即孔氏墙壁中发现的古书；第二类是奇字，即与古文不同的字体；第三类是篆书，即秦篆。秦篆就是小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篇、一篇〕 甄丰所定的六书本来没有单列篆体，而甄丰也不能在古文体中分辨究竟哪一种是籀体。因此，说籀体始创于史籀，未必确实。又如汲冢遗书，字体最为古老，从《易经》一直到魏国安釐王时期，字体有四种之多；它们的变化，后世只能看出是几种不同字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篇、七章、六章〕 却不能说明哪一种字体开始于什么时代。既然如此，世人怎么能一听说大篆是籀体，就立即说“鼓”字是籀书，又说籀书是宣王时代的遗物呢？这就是我对唐人的说法不能安心，而要详细考察、审定是非的原因。以上同篇。原来石鼓共有十面，早先散失在凤翔郊野，郑余庆把它们取来安置在孔子庙中，仍然少了一面。国朝皇祐四年，向传师向民间寻访，找到了那一面，此后十面鼓才齐全。当张怀瓘撰写《书断》时…… 他所列举的善于书法者姓名，记到卢藏用为止。考察年代，卢藏用是唐玄宗以后的人。他所说的“石鼓文”，就是保存下来的奇字；由此可知，当时石鼓还存在

译。到了窦臮，他只见到墨拓本，却说石鼓不久就毁失了；这说明石鼓应当在郑余庆尚未把它安置进孔庙之前就已受损。到了韩愈，则说十面鼓只能装满几匹骆驼，说明这是因郑余庆收集、迁移石鼓而使其得以保存。绍兴壬子年，福唐郑昂得到洪庆善遗留下来的石鼓墨本，于是依照韩愈《石鼓歌》的韵次作诗唱和，并写跋说：“郑昂贡入太学辟雍时，常在鼓下徘徊，用旧拓本校对，文字又有差错讹误。自从寇乱以来……” 不知石鼓如今在什么地方。莆田郑樵撰写《石鼓考》，文字多达数百千言。他说石鼓被收入辟雍以及保和殿，这些情况都与郑昂所说相同，或许是从郑昂那里得知的。郑樵学问博大，本来值得重视，但言论中有许多地方考察不周。我曾经论辨订正的文字，多数没有收录。以上同篇。原来关于岐阳石鼓文，有人称它为周宣王的猎碣，只有董氏、程氏二人依据《左传》“成王有岐阳之搜”来证明，证据确凿。大意说：“考察典籍，天子举行大规模搜猎，会合诸侯、发布命令，这不是寻常之事。史官不可能没有记载；如果宣王在岐阳搜猎，即使周史遗漏，列国也不可能一并遗漏，为什么后世没有听说呢？因此应当是成王时期，确实如此。这番话真像山岳耸立，不可再撼动。广川有学问、有见识，也有辨析能力，只是文笔不够，所以被枝蔓般的纠缠遮蔽，确切的论断反而昏暗不明。郑樵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之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至于欧阳修的三条疑问，都是盲目、错误的说法，不值得与之争辩。韦应物说它是文王之鼓、宣王刻诗，真像少君、古强之流，仿佛亲眼见过当时的事情一样，实在荒唐。又有马子卿认为它作于宇文周时期，简直像没有眼睛的人一样，更加可笑。郑樵又说石鼓是立碑时斩削石料而成，千载以来才有这种名声。甚至说之所以用石头制鼓，是由于当地出产这种土地材料；这就不对了。古人制作器物，讲究取法物象，并不是制造没有用途的空器，难道会只因当地出产什么便苟且制作、不合古法吗？考察九州的贡物以及工匠制作器物的情形，没有一样不是穷尽精深奥妙。用石头制成鼓，究竟有什么用意呢？如今石鼓在太学圣庙戟门的左右，珍贵…… 却没有人守护；冬天常有人在旁边燃火，并用纸墨拓摹，毁坏剥蚀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曾亲手抚摸它的文字和鼓形，完全不像坚硬的石头，类似玉石，所以能够长久保存。就石头天然的形状…… 略加雕琢，旋转着刻写文字，每行或七字，或六字。少华山前质地坚硬润泽的石头，与此没有不同。我想当时只是因为有美好的石材，便把它刻好，放置在搜猎之处罢了。只是文字没有不典雅的，字形没有不高雅的。百姓得到休息，君王出游，自然更加珍爱它。这就是三代有道之世所以长久的原因，不像后世竭力搜求石材，修造无穷无尽的工程。刻画龙螭，修筑藩篱，设置守卫，妄想使名声流传久远。然而还没有转眼之间，便遭遇野火；它能够得到鬼神呵护而保存到今天吗？真可悲啊！我把石鼓装裱完成后，题写说：“周代岐阳之石，古文字断定是成王时代的遗物，却不以‘鼓’命名，足以刊正古今的谬说。”《金石史》说，石鼓诗是周宣王的猎碣。按《诗经》的体例，属于《小雅》；有人认为是周成王时的作品，以《左传》“成王有岐阳之搜”为证，也是一种说法。《风雅逸篇补》说：“岐阳之搜”就是成王之事。难道还可以再次撼动它吗？广川既有学问，又有见识，也善于辨析，只是缺少文笔，所以不能胜过藤葛般纠缠的说法，反而使确切的论断更加晦暗罢了。郑樵认为它是秦惠文王之后的遗物。至于欧阳修的三条疑问，全都是盲目妄说和错误见解，没有必要同他争辩。韦应物说这是文王所造的鼓、宣王所刻的诗，实在像少君、古强这类人，仿佛曾亲眼见过这件 事一样，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又有一个叫马子卿的人，认为这是宇文周时期制作的，简直像个没有眼睛的人，实在更加可笑。郑樵又说石鼓是立碑时斩削下来的石头，千百年来只是徒有名声。至于说因为这种石头产于当地，所以才把它制成鼓形，那就不对了。古人制作器物，讲究取法形象，并不是制造无用的器具；难道只因为石料出产于当地，就可以草率制作、不遵守法度吗？看看九州的贡物以及工匠制作的器物，没有一样不是穷尽精深奥妙的。把石头制成鼓，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如今石鼓在太学圣庙戟门的左右两侧，却没有人珍重保护。冬天常有人在旁边燃火取暖并抚拓石鼓，因而毁坏剥蚀得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曾亲手摸过它的文字和鼓形，完全不像它那样坚硬，似乎因为质地类似玉石，所以才能长久保存。按照石头天然的形状，只稍加雕琢，转动石面刻下文字；每行有七字或六字。少华山前那些坚硬润泽的石头，与这种石头没有不同。我想当时只是因为得到美好的石料，便刻好后放置在搜所。如此而已。不过，文字没有一句不典雅，字形没有一个不优美。“百

译姓安乐，君王出游”，这是自行增添珍爱之意。三代有道之世的长处，就在这里；并不像后世那样竭尽力量搜求石料，建造无穷无尽的工程。

译雕刻龙和螭，修筑藩篱并设置守卫，妄想着使名声流传久远。然而还没等转眼之间，便遭遇野火，怎么能够得到鬼神的呵护而保存到今天呢？可悲啊！我已经把它装裱完成，于是题写 道：周岐阳石。古文断定它是成王时期的遗物，而不以“石鼓”命名，足以刊正古今的谬误。《金石史》说，原来的石鼓诗是周宣王的猎碣。按照《诗经》的体制，它属于《小雅》。有人认为它是周成王时期的遗物，以《左传》所说“成王在岐阳举行搜狩”为证，这也是一种说法。《风雅逸篇补》说，“岐阳之搜”指的就是成王。《石鼓歌》是流传千年的杰作。《洺水集》补注《左传》说：周成王在岐山之阳举行大规模田猎；但韩愈《石鼓歌》却说：“宣王所作，宣王发愤而起。” 挥动上天赐予的兵器，在岐山之阳搜猎，驰骋雄健俊逸的士马，就是这个意思。韦应物《石鼓歌》却说：“周文王所作，周文王在岐山之阳大规模田猎，刻石表彰功业，光辉灿烂。”这也有道理。唐代苏氏《载记》说：“石鼓文，说的是周宣王的猎碣，共有十面石鼓。”苏轼的《石鼓诗》也说：“回忆当年周宣王歌咏鸿雁，方叔、召虎相继受到赐予圭璧。” 却不知道韦应物诗中为什么说“周文王根据什么呢”？欧阳修说：“前代流传的古远奇异之事，大多虚妄荒诞而难以相信，何况史书和传记都没有记载。” 不知道韦、韩二位先生究竟依据什么而有这样的说法。梅尧臣也有诗说：“流传到我朝，一面石鼓亡失，九面石鼓残缺，剥蚀得文字行次都已散失，士兵偶然在安置……” 把石鼓当作碓床，说把它中央凿成臼，庆幸遗留的篆文还在旁边。用一只石臼换另一只石臼，又有什么可惜？神奇的器物终会聚合，居于同一地方。这同延平的宝剑有什么不同呢？《韵语阳秋》补充说：岐阳石鼓文，有人认为作于周文王时，有人认为作于周宣王时，有人认为作于秦惠文王以后、秦始皇以前，还有人认为是宇文周所作。只有程大昌依据《左传·昭公四年》椒举所说“成王有岐阳之搜”，以及杜预的注释“成王从奄地回来，在岐山之阳举行大规模田猎”，认为石鼓应当刻于这个时候，说这是明确的证据。董逌又引用叔向所说“楚国设置茅蕝，一节”，更足以说明石鼓是成王制作的，因此更加没有什么可疑了。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成王营建洛邑，又把都城设在丰、镐。洛夷、徐戎和奄国叛乱，于是在岐山之阳举行大规模田猎，向东讨伐淮夷。”考察这段话，同《左传》的注释相合。先说讨伐，后说田猎，似乎彼此矛盾。然而依我看，周武王攻克商朝后，曾经放散牛群、归还马匹，收藏兵器，束起弓箭，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武力。他以为天下不会再叛乱。不久禄父盗取兵器，三监煽动叛乱，殽山、函谷关以东的地区不再属于周，于是只好重新拿出已经收藏的兵器，重新整治军队；已经放散的牛马，也重新驾用；已经遣散的士卒，又披甲编入队伍；到岐山之阳讲习武事，举行田猎以动员众人，也不是不合乎事理的。既然如此，从文字考察，天…… “天子嗣王”就是成王；“公”就是周公；“君子”则是邦、甸、侯、卫以及三事、六官一类的人。至于这些文字，是史官的笔迹。当时史佚创作了《虎书》《鱼…… 书》《鸟书》，并不是到了仓颉、禹以后才有；到史籀时才改变这种文字。铜盘铭文、诅楚文的字体都瑰奇异常，既不是蝌蚪文，也不是古文。可见周代各种字体并行，史籀的文字只是其中一种。王寀摹刻《汝帖》，把仓颉、夏禹的款识、封比干墓的铜盘铭文之后，先列岐阳石鼓，接着才列史籀书体。他从来没有把石鼓文当作史籀书。至于周宣王在东都举行会盟，虽然《诗经》中有所记载，但当时玁狁、蛮荆纷纷骚动而不安定，已经在镐京以东的徐、淮用兵，又在镐京以西的吴、汧整治军队，这并不是顺应人情、传播先王威声的做法。郑樵又把石鼓文字同斤权文字看作一类，进而认为是秦人所作，并把秦国称王的…… 名号附会到“天子嗣王”的文字上。秦国虽然称王，却从未自居为皇帝制度；臣下称君，也从未称“公”，何况斤权文字即使刻于始皇帝时代，也必定是先有文字，然后才有斤权。斤权上的文字未必是专为斤权制作的，所以只能说在那里看见了这种文字，不能说文字由斤权产生。又怎么知道秦人一定使用了…… 他们自己制定的文字，而且一个字也没有沿袭旧体？况且小篆始于秦始皇，那么在此以前也一定使用旧文字。至于石鼓，其中一面被当作石臼，我怀疑是郑余庆迁置…… 学宫时就已经如此，所以韩愈诗说：“故人从军在右辅，请替我量度石臼的坑。”到了五代时都城迁到洛阳，凤翔的学校荒废，当地人于是利用它原有的臼…… 再次把它凿成石臼。王寀《书学圣》补录十面石鼓，从甲到癸，各家解释、编次的先后不同。潘氏在惬山所作的序，大概是依照国学中的排列位置。近来见到嘉定孙氏重新编次董逌的版本，把潘氏所列第六鼓作为第一鼓，解释为“王命令清除道路”；把第十鼓作为第二鼓，解释为“到达岐山之阳而…… 祷告并举行禡祭”；把第八鼓作为第三鼓，解释为整治车马；把第一鼓作为第四鼓，解释为六事方面的人以及军队、武臣和力量；把第三鼓作为第五鼓，解释为…… 天子亲自田猎，举行燔柴祭祀并盛大猎获；把第四鼓作为第六鼓，解释为田猎结束、计算猎获；把第二鼓作为第七鼓，解释为陈列鱼获；把第七鼓作为第八…… 鼓，解释为“充实君王的厨房”；把第五鼓作为第九鼓，解释为“顺着水流返回”；把第九鼓作为第十鼓，解释为“军队回营、士卒休息”。这些意义又同薛氏、郑氏等人的说法…… 有别。查浦编《闻原言》，其中谈猎碣的文字，多数指为周宣王的石鼓，大概因为其中有“我的车已经整治好”等语句，同《小雅》相似罢了；然而古人的句…… 式本来相同，《毛诗》中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能抓住这一点来确定它是周宣王的石鼓。至于“成王有岐阳之搜”，见于《左氏传》，可以作为明确的证…… 据，似乎是在三监平定、经历《破斧》《缺斨》之后，检阅军队实力、整修武备，并在先王开创基业的地方举行田猎。石鼓文说：“祸害没有波及到我，也正如《鸮》诗…… 所说的“没有人敢侮辱我”。王寀《书学圣补录》、程大昌《雍录》极力辨析石鼓不是宣王之物。我独自取用这些说法。因为关于后周的说法固然荒谬妄诞，不值得……

译讨论；即使认为石鼓出自宣王或秦人，也都没有详细考察原文，所以我认为中兴时期的诗还简洁，秦风的辞句多险峭，而石鼓文同《豳雅》很接近，也很像《东山》《七月》的遗音，适宜认为是成王时期的诗，理由之一。若认为是秦人所作，似乎应在秦襄公、秦文公之间。因为襄公开始有田猎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事，文公曾向东田猎到汧水、渭水，又讨伐戎人，收取土地直到岐山。那时秦还没有称王，怎么能有“嗣王天子”的名号呢？这是第二点。秦国本来保守西…… 部边地，靠近鸟鼠山；如果在岐山之阳田猎，就是从西向东，不应说“我从东方来”。这是第三点。秦国当时才得以列为诸侯，只有赤马、黄牛各…… 三，以及西畤、宝鸡一类的淫祠，怎么会有进献之礼？怎么能使用特牲祭祀、归格艺祖的礼仪？这是第四点。而且如果认为是宣王诗，那么当时仍以镐为都，岐山在镐京…… 以西；从岐山田猎完毕，返回镐京，也不应说“驾车向西归去”。这是第五点。大概成王讨伐奄国回来，在岐山举行搜猎；奄国在东方，所以说“我从东方来”。又说“细雨凄凄”。这大概是在追述归来时道路的艰苦，寄托劳苦之人、怨恨士卒的情思。同《东山》极其相似，或许就是周…… 公所作。当时刚刚削弱殷人的命令权威，淮、徐煽动叛乱，正处于用兵之际，所以向东讨伐淮夷，摧毁奄国后回来，又在岐山举行搜猎，以显示武力、讲习武事；文中说告祭太祝…… 就是《周礼》所说太祝的职掌，即军队凯旋后献祭于社的礼仪，前面所说的祝告就是这种礼仪。况且《周公》《无逸》称“嗣王”，成王《立政》又说告知嗣天子王。那么其中所称“来嗣王”，尤其可以确定是成王。匡林补注《春秋左氏传》：椒举对楚王说：“成王有岐阳之搜。”杜预注：“成王……” 从奄地回来，在岐山之阳举行大规模田猎。《竹书纪年》说：成王六年，在岐山之阳举行大规模田猎。又传叔向说：“从前成王在岐山之阳会盟诸侯，楚国作为…… 荆蛮，设置茅蕝。”这样看来，石鼓就是成王的遗物，传文有明确证据。这正是广川董氏、沙随程氏果断认定石鼓为成王之鼓的依据。至于春田…… 诗说：“搜猎。考察这些辞句：当时有及时的灵雨，地面泥泞深陷，涉水要用船，草木如若华，树木是杨柳，白鱼在水的一边闪闪发光。用船沿水道前进，有…… 时向阴面，有时向阳面，春日景物宛然呈现在眼前，这大概是搜猎于岐山之阳时写的吧？有人却因为“我的车已经整治好”两句同《小雅》相同，便确定为宣王之…… 鼓。然而《诗经》三百篇，篇篇并不雷同。有《叔于田》，又有《大叔于田》，用来区别；有《杕杜》，又有《枤之杜》，用来区别。假如都确实是宣王…… 时所作，那么《车攻》中既然已经说过“我的车已经整治好，我的马已经配齐”，到了搜猎诗中，怎么还会重复使用同样的辞句？诗人不会这样窘迫地重复。正因为这两句同《小……

译雅》相同，反而可以据此辨明它不是宣王之鼓。大概石鼓是成王、文王、宣王中兴时，为继承先王遗志而采用旧辞写成的。这就是所谓复古，所谓展…… 也大成说：尔……《茹古录》中朱昆田按语说：嘉定孙氏、钱塘毛氏等人论石鼓，都主张为成王时物，各有发明，足以补充董逌、程大昌未涉及的地方。但毛氏仍依据杨氏本，把“我从东方来，驾车向西归去”作为证据，却不知道第五鼓“灵雨”以上，各家编次中都没有“我从东方来”的文字。郑氏《石鼓考》虽然释出“西归”二字，但其上原文写的是“舫舟”，不是“驾言”；这是杨用修伪造的文字，不足为据。臣等谨慎考按。考察以上各条，都是说石鼓作于周成王时期。这种说法始于宋代程大昌。《原石鼓十篇》大体认为石鼓是为田猎而作，甲、乙、丙…… 丁、戊、己、庚、辛、壬、癸各篇都说田猎；乙、癸说清除道路；都是说为了田猎而修治道路。戊篇说策命诸臣，己篇说祭享社神，也都与田猎有关；辛篇说田猎归来。十篇依次编成，所谓十个名称，是后人编排的。石鼓在前代没有被称说，直到唐代才在岐山之阳出现，早先散失遗弃在野外。郑余庆把它们取来，安置在凤翔府夫子庙正堂中，却遗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在民间寻访得到一面。十面石鼓于是…… 足以相信，知道神异的器物最终自然会聚合。大观年间，把它们安置在辟雍；后来又取入保和殿。经历靖康之变后，不知道是否迁移了。世人说石…… 鼓是周宣王制作的，大概本于韩愈的《石鼓歌》。韦应物又说是文王的石鼓，到宣王时才刻写《诗》，不知道两位先生的说法根据什么…… 而来，只是前代都以石鼓文字难读为忧。郑樵如今所得的文字，除去漫漶磨灭的部分外，字字都可以辨识。但文字并不完整，所以有些地方能够缀成辞句，有些地方不能…… 缀成辞句。然而篆书的起源大概有三类：仓颉以后开始使用古文；史籀以后开始使用大篆；秦人以后开始使用小篆。郑樵…… 续作《汗简》《考古》《尚书》《纂》《分音》等书的韵例，编写《象类》一书，对于古今文字的变迁略有认识。他看这些文字，认为全都是秦篆。秦篆就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篇〕 小篆，字体简省而容易识读。其中有些字值得怀疑，例如把“也”写作“殹”，把“丞”写作“□”之类。考察铭刻器物可知，“殹”见于秦斤，“□”见于…… 秦权。正如写越地语言的人，难道不知道自己生在越地吗？写秦篆的人，难道不知道自己生在秦地吗？秦篆本于史籀，史籀本于古文。石鼓文字间或使用古文，是因为古文正是篆书所本。秦人虽然创制小篆，实际上是依据古文、籀书加以增减，取其同类而成。那些不能增减的地方，就是使用旧文字。有人问：“石鼓固然是秦文，怎么知道它属于哪个时代的文字？”回答说：“秦国自秦惠王称王、秦始皇称帝以来，石鼓文中如今有‘嗣王’二字。” 又有“天子”二字；天子可以称帝，也可以称王。因此知道它作于秦惠文王以后、秦始皇以前。有人问：“文字既然如此，石鼓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答说：古人制作器物，同样会仿照文字取象。像尊、彝、爵这一类器物，都是做成鸟兽形状，并从它们的口部注入液体；容量大的…… 就取法畜兽，容量小的就取法禽鸟。先儒不明白尊、彝的道理，便妄自制造不合实用的器物，再画成鸟兽形状。爵虽然仿象鸟形，却…… 并不实用。宣和年间从地下发掘出的器物很多，所以仿照古代铸造祭器，并把它们赐给大臣。这些器物的制作不同于通常祭祀所用的器物，由此应知先儒…… 的说法多属空文。近来陆氏所作《礼象》，大概比较接近古制吧；但同《礼图》相比，当然仍有差异。款识的用途也是如此，都是取法器物。商人的铭识多刻在盘上，周人的铭识多刻在鼎上。盘、鼎虽是实用器物，但用来刻铭文的盘、鼎，不一定适合实际使用，只是仿照器物的…… 形状罢了。石鼓的制作，大概属于这一类。唉！鼎、鬲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随着世代变迁、风俗转移，石鼓或许就是碑刻逐渐形成的开端吧？然而看如今中原人从地下得到的…… 器物，多是盘、鼎、钟、鬲；南粤人从地下得到的器物，多是铜鼓。其中有的带文字，有的不带文字，但都做成鼓形。这…… 是由于当地风俗所使用的器物不同。南粤盛产铜、锡，所以鼓用铜铸成；岐、周盛产美石，所以鼓用石头制成。这又是由土地所出产的东西决定的。有人…… 说楚、蜀之地中间也有铜鼓出土；南粤同楚、蜀北面连接岐、雍，难道是它们所崇尚、沿习的事物有许多相同之处吗？《石鼓考》序说：“《原石鼓文考》…… 三卷，郑樵撰。郑樵认为石鼓出于秦地，石鼓文字有同秦斤、秦权相合之处。《书录解题》说：三代以前，只有把文字刻在鼎彝上；秦人…… 才大规模扩大其形制，并使用石鼓。《通志略》说：草书本于隶书，隶书本于篆书，篆书出于史籀。石鼓旧有的文字图形，繁盛而奇秀，学者不可不反复观览。有人…… 问：石鼓在李唐时显现于世，韩愈、韦应物认为它属于周文王、周宣王时期；欧阳修、苏轼认为非史籀不能书写；而夹漈却认为是秦文，这可信吗？回答说：可以从漆书文字考知。《衍极·原石鼓文》说，韦应物认为石鼓是周宣王的臣子史籀所作。韩愈、苏轼也都这样认为。后来有人认为是后周宇文氏时期所刻，这就把它看得可疑而且低下了。我考察，宣王时代距离上古还不远，使用的都是蝌蚪文、籀文。如今看《说文》所载的籀文，同现在的石鼓文不同，这是可疑之处之一。考察孔子篆刻比干墓、吴季札墓的文字，尚且还是蝌蚪文，那么宣王时代怎么会有小篆呢？又考察《南史》说：襄阳人挖掘古墓，得到玉镜、竹简古书，江淹根据蝌蚪文字推断，知道是宣王时代的遗物。由此可知宣王时代使用蝌蚪书。巩丰说：“岐地本来是周地，周平王东迁以后，把它赐给秦襄公。从此岐地归属秦国，秦人喜好田猎。” 这首诗的创作，是否在秦献公以前、秦襄公以后呢？土地是秦地，文字是秦字，因此它是秦国遗物，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有道理，我私下相信它。把这些写下来，用来给知晓此事的人看。《丹铅录》。臣等谨慎考按：以上各条，都认为石鼓是秦国制作的。这种说法是宋代郑樵首先倡导的。

译书以…… 表示给知晓的人看。《丹铅录》。臣等谨慎考按：以上各条都认为石鼓是秦国制作的。这种说法自宋代郑樵倡导而起。郑渔仲认为石鼓有秦权…… 文字，但也认为这种文字周代本来就已有，秦权只是使用了它。金代马子卿认为石鼓是宇文周时制造的；焦弱侯依据苏绰的传记说，魏文帝十一年在岐山之阳田猎。考察周武帝保定元年，又在岐山之阳田猎，命苏绰仿照《大诰》制作文章；既然诗文体制仿照《诗经》，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当时为什么不刻年月？难道是故意用来欺骗后世吗？《通雅》说：石鼓自唐代以来没有定论。茌平马子卿根据字形笔画考察，认为它是宇文周时制造的，写了一万多字的辨析文章，广泛参照传记。引证十分清楚，学者把它同蔡正甫的《燕王墓辨》相比。子卿姓马，名定国，茌平人，金代监察御史，官做到翰林学士，自号…… 荠堂先生。《中州集》说：岐阳石鼓，唐代韦应物、韩愈认为是宣王之鼓；宋代程大昌认为是成王之鼓；赵明诚认为绝对…… 不是周代以后的人所能制作，只有欧阳修认为可疑。他说，如今世上所存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碑，往往还在，距今不到一千年；即使大字深刻，也有十分之八九已经磨灭。石鼓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鼓文细小而刻痕浅，按理不可能独自保存下来。赵明诚说：“秦以前的碑刻就是这样。” 石鼓、《诅楚文》和泰山秦篆，都用粗糙石料，石性坚硬顽固，不容易毁坏，并不是那样。到了金代，马子卿又根据字形笔画考察，认为是宇文周所造。他写了一万多字的辨析，广泛参照传记，引证十分清楚。全文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据《北史·苏绰传》说：“周文帝任相时，想革除文章浮华的…… 弊病。魏帝祭祀宗庙，群臣全部到场，于是命苏绰撰写《大诰》，奏请施行。从此以后，文章都依照这种体制。魏文帝十一年十月，曾向西巡猎…… 到岐山之阳；他的儿子周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在岐山之阳田猎；保定五年二月，临幸岐州。由此说来，石鼓文是宇文周…… 所造，毫无疑问；文字既然仿照《大诰》，诗体仿照《诗经》，也毫无疑问。考察周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察路寝，命群臣作古诗，也是一条证据。况且《考古图》《博古图》《集古录》《金石录》中，凡是三代以前的篆文，都是钟鼎器物上的款识，没有刻在石上的；只有赞皇山的“吉日癸巳”四字，被认为是周穆王时的文字；《诅楚文》被认为是春秋时期的文字。世间传说的比干墓碑、吴季札墓碑，虽然都是刻石，前代学者已经辨明是伪作。《汉书·郊祀志》从少昊、颛顼历述三代，直到秦始皇，才有立石颂德的文字。因此《隋书·经籍志》所收有秦始皇刻石，在此以前未曾听说有这种事。所以刻石应当从秦始皇开始。秦始皇之所以刻石，也是因为传国玺已经先有此类传统。韩愈、韦应物凭臆推测的说法，终究不足为据。《笔乘》原注温…… 彦威出使三京时，得到伪刘词臣马定国的文章，文中说：“石鼓不是周宣王时代的事，而是后周文帝在岐山之阳田猎时所作。” 《北史》说，周大统十一年在白水田猎，随后向西到岐山之阳巡猎。姚氏《残语》说：“原有石鼓十面，相传是周宣王的猎碣。”韩愈作歌，甚至说“鄙陋的儒生……” 编写的诗不收入《二雅》，气度狭窄而不舒展。如今读石鼓文字，都是浅近的辞句，实在不像《车攻》《吉日》那样宏阔深厚。《金史·马定国传》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石鼓自唐代以来没有定论。马定国根据字形笔画考察，认为是宇文周所造，写了一万多字的辨析，广泛参照传记，引证十分清楚。杨用修…… 最为崇尚古物，却也说宣王时代距离上古不远，使用的都是蝌蚪文、籀文。如今看《说文》所载籀文，同现在的石鼓文不同。石鼓…… 近似小篆；我只是因为它的辞句不足以同《二雅》相提并论，才对它产生怀疑。如今石鼓在国子监先师庙戟门左右。《金石文字记》说，臣等谨慎考按：以上各条，认为石鼓作于西魏宇文周时期。这种说法由金代马定国首先提出。《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举正。侍郎苏朂。原书“朂”字讹误；“勉武成”原书“成”字讹误；“地”字今已一并改正。《元和志》条。“刻石表功，炜煌煌”原书有讹误，依据《韦苏州集》改正为“刻石表功何炜煌”。《左传》“周成王”条。《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举正。《钦定四库全书》。《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一。官署十。原文：钦天监在宫阙东面、礼部之后，面向西。《春明梦余录》原作“在城市门”，今已迁移，文字也作了增改。钦天监由兼管监事大臣掌管，人数没有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