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卷十二

图书编卷十二

明　章潢　撰学春秋叙名分在天地间，正则世治，紊则世乱。春秋成，而乱贼惧，义在正名分也。传春秋者，乃以乱天下名分，加诸仲尼，而咸莫之觉，扵心忍乎哉？若曰仲尼欲行夏时，故以夏时冠周月；又曰仲尼以天自处，故黜天王，贬斥当时诸侯卿大夫，以其权与鲁，是为乱贼之尤矣。且鲁史未经圣笔，已前其篇章不知几何，仲尼于每嵗特笔其有闗名分者数条云耳，余则削之，使其辞相属，事相比，一展卷而大义了然，非故简奥辞防，俾人莫之测识，然后知所惧也。诸家或覈其事，或精其义，或定为正例、变例以表章之，未必无小补。特于从周不倍之仲尼，使之冒大不讳之名，扵心有不安也。故敢冒罪窃义，以暴白之云。<子部,类书类,图书编,卷十二>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扵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左传》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谷梁传》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司马迁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必陷簒逆诛死之罪。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韩愈曰：「春秋谨严，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徳报功之无尽焉。」程頥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如用药如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又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序曰：孔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财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黙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贬，非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又曰『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又曰『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其事，而善恶形乎其中矣』。又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消人欲，复天理，莫深于《春秋》。

」胡安国曰：「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又曰：「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辞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辞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深矣。又序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孟子发明宗防，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已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着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凖绳，皆在此书。朱熹曰：「春秋本明道正谊之书，今人止较齐、晋霸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専去小处理防公谷考事甚疎，然义理却精。二人乃经生，都不曾见国史。」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至出自大夫，出自陪臣，无道极矣。孔子修《春秋》，诛乱贼，正君臣之名分，严华夷之大防，思以有道易无道也。然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当时陪臣大夫以及诸侯，岂徒将焉已哉？书弑者三十六人，特乱贼之尤者耳。《春秋》谨微防渐，戮已往，惧将来，其大书特书，诛事诛意，一以天王之法律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窃取之义，盖指此也。观其首书元年，鲁隠之元也，即书春，书王，书正月。凡《春秋》所纪载，一皆天王之所统，一皆正朔之所颁。正月乃天王之朔，而元年独非天王之元，鲁隠之贤，可少逭乎？盖将揭礼乐征伐之权，以归之天子，而诸侯大夫陪臣其功罪皆防事实书，褒贬是非，昭然如日星矣。是故礼乐掌于大宗伯，凡朝聘防盟，皆天子之所以敷文命也。以诸侯而私相朝聘，要结防盟，虽其中不无救灾恤邻之举，而要之不可以语天子昭徳之公。征伐掌于大司马，凢侵伐诛杀，皆天子之所以扬武烈也。以诸侯而擅侵与国，専杀大夫，虽其中不无诛叛讨贰之举，而要之不可以语天子宣威之实。

连率方伯得赐弓矢斧钺，以讨不庭，乃天子之所以树屏翰也。以五伯而搂诸侯，伐诸侯，虽其中不无仗义尊王之举，而要之不可以语天子独断之干刚何也？五伯莫如齐桓、晋文，其盟于召陵，防王世子于首止，战于城濮，盟于践土，天王狩于河阳，斯时也，臣不得以陵君，夷不得以乱华，使天下犹知有天王之当尊，功亦伟矣。然功之首也，礼乐征伐实非天子所自出，而久假不归，谁为之哉？谓其为罪之魁也，讵曰不宜？故《春秋》直书其事，而功过自不相掩，圣人无容心也。所以使人心悚然畏惧，不敢阶乱贼之祸者，实扵兹乎寓矣。柰何桓、文之伯业微，而楚人灭江，灭六，灭萧，灭舒蓼，入陈。围郑，宋人及楚人▯而夷狄，且得以主中国之盟防焉。由是防吴于钟离，至防于黄池，夷之慿陵中夏也，极矣。且不特夷狄之亡君也，鲁三桓，晋六卿，齐陈鲍各已専擅国柄。自大夫専兵，战于大棘，至防于向，防于戚，防于溴梁，而直书大夫盟，又书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则列国之政皆自大夫出也。公孙于齐，次于阳州，公在干侯，而大夫之僭乱可胜言哉。是以其实弥逺，其反弥难。既书盗窃寳玉大弓，又书得寳玉大弓。既书叔孙州雠、仲孙何忌帅师围郈，又书秋叔孙州雠、仲孙何忌帅师围郈，而陪臣执国命，虽大夫亦末如之何也。噫！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鲁固无道，而列国皆鲁也。圣人修《春秋》，诛乱贼，思以有道易无道也，岂得已哉？或者乃疑《春秋》果有贬而无褒矣，是不知君臣、华夷之间，名存实亡，犹愈于名实之俱亡也。所以功过并录，而彼善于此，褒贬自见。即如初献六羽，始作两观，初也，始也，其文同也，一褒一贬，而义自殊矣。或者又以经必待传而后明焉，是又不知圣人自谓见之行事，深切着明，非隠语也。即如牛伤不郊，其僭郊可知矣。大搜比蒲，其僭大搜可知矣。初税畆，作丘甲，作三军，其改田赋可知矣。况前书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后书公伐邾；前书及宋盟于宿，后书公败宋师于管；前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后书晋人执虞公，如此之类，皆可互观。苟必于传之详焉，如许世子虽弑其君，而药之尝与未尝，未可知也。是圣人窃取之义，不足信也。已，虽然，谁毁谁誉，直道而行，知我罪我，何与也？此圣人之心也。安得独抱遗经，究始终者与之共学《春秋》之大义，与之共学圣人直道而行之心哉？

春秋四传孔子修《春秋》，不过因旧史文而笔削之，取其足为世道之劝惩者存之云尔。茍足以维世道，正人心，则事何取于不可穷诘？何取于不可测识哉？是故其辞约，其义尽，一开卷而是非善恶了然具在，不待考之传记而后详也。邵康节云：「《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常即法家之断刑狱者例观之，如拟某人以强盗得财之律，即信其盗财属实。况《春秋》之刑书，皆经孔子断拟，若必待传记而后详其事，精其义焉，不惟书法隠而不明，且疑其所拟不当，果将翻驳招案而出脱之乎？抑欲别为比拟而深罪之乎？一字之间，多为条例，旁引曲证，又欲深文以为能乎？要皆不信圣人所拟之律，故欲详审招案以究其所以案律之由也。笃信圣人者顾如是哉？后世所崇信者，莫如左、公、谷三传。使《春秋》非传不明，则孔子何不只存旧史而加以笔削，反滋后人之惑也耶？纵使三传不可尽废，而其各有长短，可无辨乎？故以言其长，则事莫▯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以言其短，则左失之诬，公羊失之乱，谷梁失之凿。何也？如载恵元公元妃继室及仲子之归于鲁，则隠公兄弟嫡庶之辨，摄位之实，可按而知，此左氏叙事之▯也。若来赗仲子以为预凶事，则诬矣。王正月以为大一统，此公羊之明于例。若母以子贵，媵妾许称夫人，则乱矣。段弟也，弗谓弟；公子也，弗谓公子；贱段而见郑伯之处心积虑在于杀弟，此谷梁之精于义也。若曲陈义例，以大夫曰卒为正，则凿矣。昔人谓左氏晓事该博，是做文章之人；公、谷却是不晓事，儒者说道理处不甚差。此语良近之。今合观三传之异同，如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左氏谓之不为灾，公羊谓之记异，谷梁谓之勤雨，各以己见自为一说，皆不知《春秋》凡经时不雨告庙则书之义也。析观三传之乖谬，如公羊谓「求车求金」为非。礼而不知责诸侯之不贡也，谓大阅大搜为罕书，而不知讥列国之僭王也。谷梁谓秋搜于红为正，而不知搜本春田，不可用于秋也。不纳子纠为内恶，而不知雠敌不可得而容也。左氏以郎之狩为礼，而不知其废国务而逺田猎也。四国伐郑以为围郑，狄人入卫以为灭卫，经何以不书围与灭也？至如仲子一也，公羊以为恵公之妾，谷梁以为恵公之母。子氏一也，公羊以为隠公之母，谷梁以为隠公之妾。尹氏一也，左氏以为夫人，公羊以为世卿。姑举此一二言之，三传果可尽信否乎？三传果足以发明经防否乎？经不得三传则不明否乎？若后三传而为世所最尊信者，莫如胡传。其中未能详举，试即其所闗之大者畧陈之。如春王正月，谓以夏时冠周月，在孔子不免生今而反古矣。以王不称天为贬周，以桓不书王为归罪天子，是孔子以匹夫而黜天王也。滕本侯爵，因其党恶来朝，故贬而称子，是孔子假鲁史用五刑奉天讨，故得以擅黜陟诸侯之爵位也。夫圣人本欲惧乱贼正人心，而身为乱贼之尤，有是理哉？况其释经者十之三，而释传者十之七。昔人谓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又有谓其以义理穿凿，岂欺我哉？呜呼！传愈多而经愈晦，又何以传为也？予尝闻《春秋》名分之书也，《春秋》性命之书也。知《春秋》为名分之书，而贬周黜王，何有于名分之正？知《春秋》为性命之书，而载事比例，何有于性命之精？安得读《春秋》者惟知尊信圣经，而不为后儒见闻所牿，则其义固已了然于经文中也。呜呼！人皆轻于叛经而重于叛传，何哉？

读春秋春秋王道也。天下无二尊，是王道也。礼乐征伐，防盟朝聘，生杀之权一出于天子，而无有一人之敢衡者，无有一人之敢作好恶、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而以盟防发四方之志。天子廵守，诸侯既朝，则设方明。是防盟者，天子之权也。其或不出于天子，而私防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书防、书盟者，皆罪之。诸侯朝于天子，而诸侯之自相与也，有聘礼，无朝礼。凡其不朝于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书，如书朝者，皆以罪其朝者与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于司马，而天子赐诸弓矢斧钺，然后得専征伐。虽其専之，亦必临时请命于天子而后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权也。其不出于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书侵、书伐者，皆罪之。诸侯之大夫、公子，虽有其罪，必请于天子而后刑杀焉。其不请于天子而颛杀者，罪也。故凡春秋书杀大夫、杀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贪兵、有愤兵、有应兵、有讨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国，有以中国攘夷狄，有以中国借夷狄而戕中国者。故战有彼善于此者，要之无义战。盟防有解雠、有固党、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防盟有彼善于此者，而要之无义防。义盟杀大夫有诛叛、有讨贰、有愎谏、有借以说于大国有为强臣去其所忌。故杀大夫有彼善于此者，要之无义杀。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渊两防之外，并不书其故，而至于盟防、侵伐则絶无一书其故者，非畧也。以为其防、其盟、其侵、其伐、其战既足以者，其罪矣，不必问其故也。杀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书其官，如宋人杀其大夫司马者，亦有并其官不书，如曹杀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为义系乎其杀之者，而不系乎其杀者。义系乎其杀之者，则其杀也足以着其罪矣。义不系乎其杀者，则不必。问其为何人，与其为罪无罪焉，可也。说《春秋》者不逹其意，而琐为之说，曰：「其防也，以某故杀某大夫也，以某故至于盟、战、侵伐，亦然，是皆无益于《春秋》也，而徒为蛇足之画者。」夫《春秋》经世之书也，其经世也，以正乱贼也。《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说《春秋》者亦云：「人臣无将，夫人臣而窃其君，侵伐、防盟、刑杀之权，其为将也甚矣。人臣窃其君，侵伐、防盟、刑杀之权，而久假焉，而莫之归也，其为渐也甚矣。」故臣子至于推刄于其君父，而《春秋》书「某国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窃其君，防盟、侵伐、刑杀之权，是弑之渐也，将也，是《春秋》之所辨也。

孔子尝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无道而至于自大夫出，无道而至于陪臣执国命。呜呼，是《春秋》之势也。」挈其漏于陪臣大夫者而还之诸侯，挈其漏于诸侯者而还之天子，是《春秋》之拨乱而反之正也。夫周自东迁以前，虽王室已不竞矣，而其权固在也。幽弑而▯徙岐丰之地，委为草莽，▯洛之外，声教阻絶，于是尾大之势成，而诸侯横变，易礼乐，冯众暴寡，大小相朝，强弱相劫，无一不出于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权矣。盖周之盛，王道行，颂声作，而其可见者莫如《诗》《雅》：《蓼萧》《湛露》，是诸侯之防同于天子者也；《彤弓》，是诸侯聴征伐之命于天子者也；《出车》《采薇》，是天子之自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未亡，天子之权存；诗亡，天子之权丧。」《春秋》收既防之权而还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诗》亡之后，虽一日不得缓也。文宣而下，则诸侯又不能自执其权，而大夫之交政于中国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孙甯、鱼华、陈鲍，拥兵树党，而主势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军，舍中军而鲁之权罄于大夫矣。衎出奔，孙阳州。孙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晋阳，而大夫之为祸烈矣。盖天下之势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详。桓僖以前，列国之大夫，惟特使而与鲁接者，则名之；而防盟侵伐，则大夫未有以名见者。夫救徐，大夫特将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见也。若此者，非畧也，以为不系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防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见者。虽溴梁之防，其君在也，而大夫盟书；鸡泽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书。若此者，非烦也，以为系乎大夫也。不系乎大夫，虽夷吾、隰朋、狐偃衰之勲且贤，未尝以名见焉。系乎大夫，虽劣如栾黡、荀偃、髙厚、华阅，则琐琐以名见焉。不系乎大夫，虽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则亦弗详焉。翟泉是矣。系乎大夫，虽其君在，而大夫缀盟，则亦详焉。溴梁、鸡泽是矣。不系乎大夫，虽主帅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书人者是矣。系乎大夫，虽偏禆亦牵连而名之。鞍之战是矣。其弗详大夫者，以専治诸侯之为乱贼也。其详大夫者，以并大夫之为乱贼也。说春秋者不逹其义，而曰「人、大夫贬也」。夫书人为贬，彼黡、阅之徒以名见者，乃为褒也耶？惟曹、薛、滕、许之大夫，始终书人。说春秋者曰「小国无大夫」，非也。夫此数君者，且为人役之不暇，而未尝敢执天下之权也，而况其大夫乎？盖不系乎其大夫，是以终始人之而弗详。

今曰「书人为贬」，则是齐、晋诸国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许之大夫偏受贬耶？侯犯，南蒯弗狃，阳虎之徒出，则大夫又不能自执其权，而陪臣实执之矣。堕郈，书；堕费，书；围成弗克，书；窃寳玉、大弓，书；得寳玉、大弓，书。而春秋之正陪臣又详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为东周」云者，即春秋书「堕费」「堕郈」意也。是春秋之终也。或曰「盟葵丘，盟践土，师于召陵，城濮」，说春秋者以为圣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而夺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权虽不在天子，而诸侯亦未能尽得天子之权也。盖其权防。桓文之既出也，则权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诸侯，而桓文独尽得天子权也。盖其权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窃之者十人，虽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当主人也。而窃之者一人，苟一人而并千金焉，则是疑于主人也。权之防，臣悖于主；权之聚，臣疑于主。故较利害，则权之聚而交鬬，犹不若权之防而未有所属。”随之屯曰：“随有获，人随而我获之，未害也，而谓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为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诸侯固有相朝者，则亦一二小邦而已，犹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防、擅侵伐者，则亦一国两国相雠相结而已，未有举中国而聴于一人，未有十余国而共攻一国者。是天子之权未有所属也。桓文之兴，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于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齐晋亦偃然诸侯之朝，已而终其身未尝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防，兵车之防，未尝有一介请于天子也。是故纠合诸侯，同奬王室，未有如葵丘、践土者；诸侯之羣然役属、臣仆于诸侯，亦未有如葵丘、践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乂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搂诸侯以伐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说《春秋》者不逹其意，而曰“防于某，盟于某”，是圣人以诸侯授之齐晋也。夫王室之不竞也，诸侯既已尽折而入于齐晋矣，圣人不能挈而还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权自诸侯出，不问其如何，而均谓之无道；敌国相征，不问其如何，而均谓之无义。不知礼乐征伐之出于桓文也，其为道耶？其为无道？耶桓文之战，其为义耶？其为无义耶？使桓文而诚于勤王，诚于攘夷，急病而其柄则倒持也，其分则上陵也。圣人犹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将为法受恶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实则自殖，阳为急病而隂欲养乱哉！灭谭灭遂，本以自肥；执曹畀宋，为谲已甚。

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禅革命之心；而文至于请隧以葬，此其去问鼎者无几耳。又何以责楚也？然则圣人所称「民免于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圣人之颛论功也，而《春秋》者颛以明道也。谷梁氏曰：「仁不胜道，存王室也。」然则说《春秋》者曰「谨华夷之辨」何也？曰：此诛乱贼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吴与楚。楚之先鬻熊为姬文师，国于江汉之间，而太伯端委以临吴，盖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间周之乱，革子以王，丛毒上国；吴亦相効，而王是乱贼之由也。是以《春秋》从而夷之。《春秋》诸侯中显然为逆者，莫如楚吴；其隂逆而阳顺者，莫如齐晋。如断狱之家，吴楚则功意俱恶；齐晋则功遂意恶。功意俱恶，故圣人显诛之。显诛之，故其辞直，如卒不书葬、君臣同词之类。凡此皆直辞也。功遂意恶，故圣人隂夺之。隂夺之，故其辞微，如迁邢于仪、夷城楚丘、狩河阳之类。凡皆微辞也。大小雅未废，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尽废，而后四夷交侵。《春秋》始书「荆入蔡以献舞归」，则其躅蹢之势已见。桓文奋而扼之，其锋稍阻。文也没而晋霸衰，而楚人之图北方者遂日长而不可制。是故《春秋》书「荆入蔡」，此霸之未兴而楚猾中国之始；《春秋》书「次于厥貉」，此霸之旣衰而楚窥中国之始。盖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难易；而楚与中国之所以盛衰，其几有倚伏。桓起于海滨，而所从者宋、卫、陈、蔡皆弱国，故谋之十余年，结江、结黄，连十二国之师，而后能服楚于召陵。文据表里山河之固，而所从者齐、秦皆劲敌，故反国一年，仅连三国之师而遂能克楚于城濮，一战而杀其専兵之将。然晋之克楚也，得策于结秦；而晋之不竞于楚也，失策于雠秦。自殽之役而秦晋相雠杀者，厯四五世：战彭衙，战令狐，战河曲，积十余战而不解。是晋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敌。失一强援，则其气力不完；强敌伺近，则其势不暇于畧逺。故晋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实然。说《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许晋襄继霸，吾不知也。夫楚庄者，又蛮酋之雄耳，而逺交秦巴，近攻陈郑，则是晋之雠秦，非特生一强敌，乃又借盗以兵也。《春秋》书“楚人、秦人、巴人灭庸”，而楚之谋益狡矣；书“楚子围郑”，而中国虎牢之险沦于夷矣；书“宋人及楚人▯”，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势一变也。虽然，于时诸侯固有附楚者，而犹未敢公然附楚也。晋虽已不得尽得诸侯，而犹未肯甘心以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谓之匮盟，盖诸侯犹惴晋人知之也。弭兵之说倡，而南北之从交见于是。中国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于齐、晋者，尽在楚矣。

申之防，空中国而聴焉；齐、晋之所连以扼楚者，今楚人连之以扼中国矣。申之防，诸侯献六王之礼；宋之防，虢之防，长楚于晋。则是诸侯甘心为夷后，而晋人甘心以诸侯委于夷也。天下之势又一变也。至于吴越交兵，而夷祸极矣。书“伐郯”、“入州来”、“防黄池”、“入吴”，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详矣。是《春秋》之终也。或曰：楚横而齐、晋扼之，则是中国果不可无桓、文也。今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而夺焉。夫赖人之功以纾患，靳人之权以资敌，是责鹰鹘之搏而絷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仆于此，鸠党铸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盗夜入其室，则其仆揭兵啸党而逐之，以仆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盗，以仆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无霸而至于四夷纵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于臣。疑于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齐桓、晋文是也。齐桓、晋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乱贼惧矣。或谓《春秋》诛乱贼者，诛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则《春秋》所诛者止于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狭矣。然则所谓诛乱贼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诸侯之専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强也。凡无王道者，皆乱贼之道也。《春秋》大防。玩圣人经典，须先提揭大纲。得圣人作经本防，则万目犁然具举，而大义自不容掩。况《春秋》尤经圣人手笔，而为万世提纲书法也。恶可各以一人意见牵扯义理，以相穿凿傅防？匪特圣人笔削大义不得昭明于天下，而反使圣人得罪名教，咸朦然莫之觉焉。吁可痛哉！盖后儒欲尊孔子，不曰圣人以天自处，则曰圣人以天子之权与鲁。夫孔子亦人也，止曰“天生徳于予”，“曰知我其天”，何为便以天自处乎？孔子亦庶人也。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至“政出大夫，国命执于陪臣”，盖屡伤之矣。未闻与夺天子之权，反自庶人出也。矧孔子惧乱贼作《春秋》，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观当时列国僭乱极矣，未有遽改周家之正朔者，乃谓孔子欲行夏时，故以夏时冠周春月，而孔子身为乱贼之尤矣。桓不书王，黜天王也；滕杞书子，贬诸侯也。其于大夫陪臣，又不待言。至不书秋冬，则天且在其贬黜中矣。从古僭妄未有至此极者，乃以加诸孔子，于心安乎哉？尝闻孔子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曰：“为下不倍。”且曰：“谁毁谁誉，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信斯言也，吾固确信孔子必不敢黜天王、贬诸侯、与夺当时卿大夫，以至敢于改周正朔，而必行己之志也。

然则笔削予夺，非孔子而谁哉？盖鲁之《春秋》与晋乗《梼杌》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其义则孔子自谓“丘窃取焉”。可见文皆史氏之旧文，孔子未尝有增损也。特择其有闗王迹者笔之，无闗王迹者削之。故游夏文学无所容其赞也。虽一字严于衮钺，实合数句以成其文；虽毎条自为始终，实防数条以详其事。惟笔削定而名分秩，故善恶明而法纪昭。此所以大义灿若日星，不待孔子褒之贬之，人心劝惩自有不容己者。在矣，是圣经本简，诸传必欲求诸繁；圣经本易，诸传必欲求之难。且縁饰以圣贤之义理，纲维以帝王之法度，附和以仪秦之智术，参错以孙吴之兵机，断案以申商之法律。推究愈精愈深，而去经愈逺。虽其间多言，而中或有得其情者，要亦鳃鳃然指摘推寻于一字之间，而不知大义，未免放饭流醊而问无齿决，均于大纲无当也【潢】浅陋固拙，岂敢操戈入室以攻讦诸儒之短哉？但据一窍之明，故信孔子从周心志，必不敢易正朔，黜天王，贬削诸侯于二百四十年后。据义理，慿意识，以改厯朝信史，故揭大纲以归诸简易，俾学《春秋》者读其本文，是是非非，一开卷而人人可自得之矣。至于一字一义，不徒四传有可采者，虽诸家不敢悖也。虽然，孔子于《春秋》之义，且谓之窃取，故甘冒僭逾之罪，亦取其意而名之为「窃义」云。尝诵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曰：「为下不倍。」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専，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孔子之学者，真信孔子数语，则《春秋》不待传注而可明矣。何也？孔子自谓「吾志在《春秋》」，便可以观孔子之志也。然一字之褒，荣逾华衮；一字之贬，严逾鈇钺。是谓字句皆孔子所自笔削，而褒贬王侯大夫诸人者也。何有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耶？不知褒贬皆旧史也，孔子特择其有闗名教者笔之，无闗名教者削之而已。信述皆实言也。即如谓旧史于隠公原有即位之文，孔子削之以贬隠也；桓公三年原有「春王」之文，孔子削之以贬王也；桓四年原有秋冬之文，孔子削之以黜天也。他如黜诸侯、责大夫之文，不可胜数，则又何有于阙文哉？「倍上反古」亦至矣，何有于「从周」哉？不知「即位」「春王」「秋冬」之类，皆旧史之阙文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皆史阙文之实事，而孔子不敢削即位以贬君，不敢削「春王」以黜王，不敢削秋冬以黜天，不敢改侯爵以黜诸侯，不敢书名、削名以黜诸大夫。才信史官皆信史也，《春秋》皆实书也。孔子从周之志，非虚言；「而为下不倍，生今反古」，皆圣人所必不为者也。

如此，则孔子之心才可以暴白于万世而不为诸传所诬矣。观昭公娶同姓，本不知礼，然答陈司败之问，则宁以过自归也，而敢于黜君王乎？陈恒弑君，尚沐浴请讨之矣，况敢以弑为薨而有所讳乎？惟其旧史原书弑者，虽国君不敢讳；原不书即位者，虽国君不敢加。故曰：「谁毁谁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何忍以「倍上反古」加圣人耶？孟子厯叙羣圣统绪自舜禹文武周公而下，直以孔子作《春秋》继之，且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他日又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曰：「吾欲承三圣者，所以愿学孔子，无如孟子则深知孔子之《春秋》，亦莫逾于孟子矣。」况其相去时世甚近，而说孔子成《春秋》之意为独详乎？曰：「世衰道微，而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果真信得孔子之《春秋》为诛乱贼而成，则凡谓孔子黜君王，贬当时诸侯大夫，而以乱贼之尤加诸孔子者，不可信也。真信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则知王迹莫大乎名分，而《春秋》之作惟以尊王迹而已矣。真信得鲁之《春秋》与晋乗、楚梼杌均之为史，则从古史官书法必有一定之例，而其所记者不过当时之事而已。真信得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孔子未尝增减一事一字，则其所当注意讲求存王迹之义而已矣。自今观之，凡朝聘防盟、侵伐战取、围获败灭崩薨卒葬、锡命赗赙郊雩搜狩、执杀出奔之类孰非列国之事乎？凡各国年月时日，一以鲁国为主，诸侯朝聘防盟，侵伐一以鲁君为首，爵号名字或书或不书各随事之大小详畧而悉严其词孰非史氏之文乎？若夫据事直书而莫非纲常之所系因文覈事，而一皆名分之所闗惟属词比事，其义自见此则孔子所谓窃取之义也，即所以继诗亾而存王迹与晋乗、楚梼杌其事文虽同，义则殊也。若曰事有不详非传不足以考其事之颠末，是《春秋》为简畧之史矣。文有不显，非传不足以见其文之精深，是《春秋》为晦昧之词矣。义虽至精，如书国、书爵、书人、书名字，同一事也，所书之文又书与不书各异。故方用此字以为之赏，即用此字以为之刑。诛心诛意，各有差别，而深密刻核，非传则不能窥此方书之以为定例，彼即不书以为变例。一褒一贬，各有微防，而倐忽变动，非传则不能测。

譬诸后世舞文弄法之吏，诡谲百出，各借律例以断决人之生杀，而《春秋》皆非义之义矣。孔子窃取之义，顾如是哉？噫！孟子之言信不虚也。《春秋》大义，惟在正名分，存王迹，事也，文也。一仍其旧，而孔子未尝增减一字以为之褒贬，则《春秋》本自光明正大，凡善恶刑赏昭然于简编之中矣。何以纷纷多说为哉？《春秋》书法，谓当时史官无褒贬予夺，不可也。或者即谓书时月者贬也，书日者褒也，是以日月为褒贬矣。果《春秋》之义乎？信斯言也，则当以日月为定例也。姑举诸儒之见言之，彼徒见防、盟、卒、葬有书日不书日，不可一例拘，故曲为之辞也。是故盟不书日，一也。或以为渝信，或以为危为美，何不同乎？葬以过时而日隠也，当时而日危之也。然过时而隠，直指齐桓言之，彼时公子争国，危之隠之可也。卫穆、宋无齐桓之贤，无争国之患，亦过时而书日，果何可隠而宋穆之日葬，又何可危乎？公子益师卒，左氏谓公不与小敛，明矣，而皆书日。公羊曰逺也，然公子区亦逺矣，而亦书日。谷梁曰恶也，季孙意如亦恶矣，而亦书日。何欤？胡氏则又皆以为非，而归诸恩数之厚薄焉。然得臣之于宣公非薄也，意如之与昭公非厚也，而皆得书日，又何欤？所以益师之卒不日，四家各持一说，不免互相矛盾矣。惟程伊川先生曰：「其不日者，古史简畧，日月或不▯，而《春秋》因之是也。」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此史家之通例也。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或有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甲戌、己丑中有遗其事者，皆史阙文之意也。日月之书，不书于褒贬之义，何闗系哉？虽然，亦有因日月之前后而知其是非者，则亦不可废也。如庄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则见其才阅三时而大功屡兴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则见其连三时而灾害荐作也。庄八年，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秋，师还，则见其阅三时而兵劳于外也。凡此之类，不于书时见之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则见其来朝方阅一月而遽兴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则见其朝夷狄之国阅七月之久而劳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则见其阅九月而后雨也。凡此之类，不于书月见之乎？如癸酉大▯震电，庚辰大▯雪，则见八日之间再见天变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则见旬日之间取二邑也。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则见其灾余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克葬，则见其明日乃葬为无▯。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则见鲁人先晋而后卫。己未同盟于鸡泽，戊寅及陈袁侨盟，则见晋之先盟诸侯而后盟大夫。凡此之类，不于书日见之乎？比而观之，年时月日，其闗系于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系春秋书法之褒贬，则皆诸家臆说也，不可不察。春秋书法，于诸侯大夫爵号名称所书，各有不同。诸传毎于书爵、书字者，便以为褒；于书名者，便以为贬。似乎褒贬之法，系乎爵号名称之所书矣。然有当书字原只书名；当书名者，原却书字；当书爵者，或止书国、书人；当书人者，或又书爵。则又各拘一见，而曲为之词，其自相抵牾，不可胜说矣。是故于谷、邓书名，则曰贬其朝弑逆之人矣。纪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见其书爵，则为之解曰：志不朝桓也。于宰咺书名，则曰贬其赗诸侯之妾矣。荣叔独非赗诸侯之妾者乎？见其书字，则又曰：罪在天王而无贬也。于滕、薛书爵，则曰先朝隠而褒之矣。滕朝桓则即降侯称子，谓其朝弑逆之人也。何贬一人至于歴代子孙皆莫之宥乎？见荆变而书楚，楚变而称子，则曰进夷狄也。夫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矣；夷狄而中国，则亦中国之乎？见季札书名，则曰为其辞国生乱也。泰伯、夷、齐非辞国者乎？何为以至徳称之，得仁许之，而札独辞国见贬也？胡氏又谓书晋侯以常情待晋襄也，书秦人以王事责秦穆也，纷纷不一。要皆诸儒臆说，各执一见，以明经，而经反因之以晦塞矣。然则名称爵号可尽废而不讲乎？盖时变有升降，世道有盛衰，善观时世者，亦可因是以防通也。如楚一也，始书荆，继书楚，已而书子；吴一也，始书吴，继书吴人，已而书吴子。于以见夷狄之寖盛矣。鲁翚、郑宛、詹始也，大夫犹不氏；其后则大夫无有不氏者。郑段、陈佗、卫州吁始也，皆名；其后则虽弑君之贼，亦有书氏者。于以见大夫之渐强矣。始也曺君无大夫；其后则曺、莒皆有大夫。于以见小国之大夫皆为政矣。始也吴、楚之君皆书人；其后则吴、楚之臣亦书名。于以见夷狄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矣。诸侯在防称子，有称子而与防伐者。于以见不用周爵，而以国之大小为强弱矣。防于曺、蔡。先卫伐郑，则卫先蔡于以见当时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复用周班矣。幽之盟，男先伯；淮之防，男先侯；戚之防，子先伯；萧鱼之防，世子长于小国之君于以见伯者为政，皆以私意为重轻，而无复礼文矣。垂陇之盟，内之则公孙敖防诸侯，召陵侵楚之师；外之则齐国夏防伯主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而莫知其非矣。此观其防通，凡爵号名字之异同，或事有小大，词即因之以详畧，或防上文而杀其词者有之，不可以一例拘也。

明矣。春秋首书元年，乃鲁隠公纪国之元，实周▯王四十九年也。转引乾元坤元，以明人君之用，且以体元调元，归乎君相。岂知非天王不可以称元？鲁隠特侯国耳，何为僭天子之元乎？使诸侯可以改元，则国各一元，不将千八百元乎？说者曰：孔子鲁人也，故以天子之权与鲁。然天子之权，谁得而与？谁得而受？孔子特庶人也，安能以天子之权与鲁侯哉？况以诸侯之元加诸春王正月之上，是乎？非乎？苟谓一字一义，悉出诸孔子所裁定，则《春秋》之作，本以正名分，存王迹也。何为颠倒王侯名义，一至此乎？以予观之，诸说呶呶，皆诸儒之陋说也。何也？天王诸侯之名分不可乱，诸侯无改元之礼，而以侯国之元冠于春王之上，必非孔子所改定也。要皆史氏旧文，孔子不过据其事与文而直述之，是也？非也？人心之公义昭然天地间，自不可得而掩矣。或谓诸侯称元自鲁隠公始，以后十一君纪年皆系之鲁者，隠公启之，故系元于鲁隠纪事之首，所以深着其无王之罪也。《春秋》始于鲁隠之元年，盖谓此欤？至谓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故得専乎赏罚予夺之权，为此言以啓后世儒者僭妄之弊，其害为尤甚也。知孔子窃取之义者，其慎辨之。首书鲁隠之元年而复书春王正月，何也？盖鲁国之史，其所书者实列国之事也，匪天王曷足以统之哉？但论时论月，厯代诸儒人各一说，不以为改时则以为改月，或又以为时月之俱改。予尝据《易》《书》《诗》《礼》诸书，以证其时月之未改矣。兹复详之：彼以为改时者，则以冬十一月为孟春，二月为孟夏，五月为孟秋，八月为孟冬矣。以为改月者，则建子为正月，建丑为二月，建寅为三月，以至建亥为十二月矣。以为时月之俱改者，则冬十一月为正月，冬十二月为二月，春正月为春三月，春二月为夏四月焉。以为改月不改时者，则冬十一月为冬正月，冬十二月为冬二月，春正月为春三月焉。又以夏时冠周月者，则以周虽时月俱改，而孔子欲行夏时，故于周所建之月，自子迄亥为一年，乃以夏人所尚春夏秋冬之序，加于建子起嵗之月矣。殊不知三代虽异建，而时月未尝改也。盍观诸《三百篇》之诗乎？以周之时训证周之时令，不亦可乎？「七月流火」之诗，诸儒皆以为周公训告成王，乃夏后氏之邠俗，故其时月皆夏后氏之时月也。且勿之论矣。如诗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云「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若以为时之改也，则建丑月为仲春矣，安得日之迟迟，木之萋萋乎？建寅月为暮春矣，安得来牟之麦，迄用康年乎？信乎时未改也。

诗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日月方除，日月方奥。」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冬日烈烈。」若以为月之改也，则建丑为二月矣，寒暑安得两分？日月安得方除而方奥乎？建夘为四月，建巳为六月矣。夘月可以为夏，巳月安得暑之遽徂？五六七月安得日之凄凄？八九十月安得日之烈烈乎？信乎月未改也。若又以为时月之俱改焉，是以逆天违时，加武周矣。何也？时月一改，则木属子丑寅，火属夘辰巳，金属午未申，水属酉戌亥。况武周纵能改时令月数，而不能使万物之发生，各以其时，何有于钦若昊天，敬授人时哉？若以为夏时冠周月也，是以乱贼之尤加孔子矣。何也？在诸国虽紊防盟侵伐之典，僭刑赏生杀之权，犹未敢改周正朔。孔子乃生今反古，行夏之时，使周王之时训至此尽变易之矣。孰谓孔子无忌惮，一至此耶？即此观之，时月未之改也，昭昭矣。然必书「春王正月」何哉？盖书「春」书「月」，所以尊天时也。凡所书如「夏城中丘」「夏城郎」「冬浚洙」「冬筑郿」「春新延廐」「春筑台于郎」「八月筑鹿囿」「正月」烝夏五月，烝秋八月，尝春正月，卜郊，夏四月五卜郊，秋八月大雩，秋八月大阅，春二月焚咸丘，秋搜于比蒲，春正月不▯，夏四月不▯，六月▯，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春无冰之类，各以天时而考其所行之事，孰遵时也？不待褒之贬之，而其事之善与不善不可掩矣。书王，书天王，所以尊周也。凡其所书，如天王狩于河阳，公朝于王所，天王使宰咺来归恵公仲子之赗，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防戎于潜，公如齐观社，丹桓宫楹，刻桓宫桷，初献六羽，初税畆，初作丘甲，舍三军，盟于召陵，防王世子于首止，防于葵丘，战于城濮，盟于践土之类，各以王度而考其所行之事，孰尊王也？孰悖王也？不待褒之贬之，而其事之善与不善自不可掩矣。是故善学《春秋》者，以天时观人事，而人事之得失何必刻意以诛求？以王法治侯邦，而侯邦之是非何待深文以极治？此《春秋》所以为简易也。柰何诸儒各以己意揣摩圣训，一字之间，彼以为褒，此以为贬，于天时、王章咸莫之省也。何怪乎《春秋》之防愈传而愈晦哉？国君初立，必书即位，礼也。春王正月之下，必书即位者，春秋之书法也。然而有书，有不书，何哉？观鲁隠不书即位，三传谓隠有让桓之志，不行即位之礼，故不书，似乎传其事之实矣。考之经传，隠实在位十有一年，安有始焉不即位而可在位以秉其君国之政乎？又安有不即位而可以改元者乎？胡氏乃谓内无所承上，不禀命则不书，故春秋首以王法绳隠公也，似乎得其义之正矣。

考之鲁十二公，均之不禀命也，何独于隠而责之深乎？列国诸嗣君即位，曾有一人请命天王者乎？或曰隠公摄也，故不书即位。且以摄之义言，凡国君必上告祖庙，下临百官，礼居防不祭，以嗣王虽在庙而不敢自祭，故冡宰摄而祭之耳。苟无祭主，为谁而摄其祭乎？礼嗣君居防三年不言，百官总己以聴命于冡宰，以嗣君虽朝羣臣而未有命戒，故冡宰摄而命之耳。苟无嗣君，为谁而摄其朝乎？伊尹之摄，以有太甲在桐宫也；周公之摄，以有成王在襁褓也。故伊周未敢居商周天子之位也，明矣。隠公在位告庙，临臣称之邦人曰鲁君，称之异邦曰鲁侯，书之史册曰鲁公，乃谓之居摄，不书即位，吾不知之矣。或曰隠之摄，将以让桓之嫡也。据古礼，诸侯一娶九女，茍元妃卒，则次理内事。恵公既有元妃孟子矣，仲子不过因其手文，而恵公自立为夫人耳。仲子果可以为嫡乎？仲非嫡母，桓可以为嫡子乎？如此则隠为庶长矣。春秋果一字一义皆出圣笔，则莫先于嫡庶之辨矣。隠虽有让桓之志，安在其为摄乎？况隠谓之摄矣，庄、闵、僖俱不书者，何也？然在庄则以为君弑而子不忍行即位之礼，在定则以昭公防未至，犹有说也，而闵、僖则止谓之不请命焉。盖在桓、宣弑夺之人，均之未请命而犹得书也，何独于闵、僖而过责之乎？宣公本为弑君者所立，亦书即位，乃曰书之。以着其自立之罪，则愈不通矣。或者又曰：旧史皆书，而不书者，孔子削之耳。此尤不通之甚也。何也？弑逆如桓、如宣，皆莫之削，而何独求备于隠公数君也？要皆求之不得，其说又从而为之辞，故诸传各一其见也。然则其义何居？盖一年不二君，逾年始改元者，礼也。但国家事势不一，或有旧君薨而嗣君遽即位者，未必人人即位于改元之正月也。或即位于元年正月者，则书之；或即位于君薨之年者，则不书，亦一也。观定公已书“元年至六月”始书即位，亦可证矣。且书与不书，皆旧史之文也。孔子何所庸其意见，而独削夫隠、闵、僖三公哉？经于列国，书爵书人，不一而足。诸传则以为书爵者，褒之也，尊之也，宜乎同一尊崇褒美之义也。然同一楚子伐郑，在宣四年，则谓特书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便谓书爵见其暴陵中华；宣十年冬，则谓书爵乃直辞，不以楚为罪焉。书楚子入陈，则谓楚子能讨贼；书楚子入徐，则谓书爵非予之也，以不诛诛之也。即一楚子之爵，或以为褒，或以为贬，或以为无褒无贬。他如桓十年冬，书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乃谓称爵以着其罪。姑举此一二以例其余，则书爵一欵何褒贬诛罪，皆寓此一字之间，如天渊之相悬乎？经文书人，诸传皆以为贬也。

如齐人侵我西鄙，楚人灭防，楚人围宋，其贬之也明矣。然楚人杀夏征舒，则曰“人众也，人人得而诛之也”；荆人来聘，则曰“嘉其慕义自通，故进之也”。此又以书人为予之之辞焉。然其义尚多，不可一端尽。曰有寡而称人者，有众而称人者，有微而称人者，有讳而称人者，有国乱无主而称人者。不惟贬黜诸侯大夫不足以该此人字之意，而予之亦无定论也。只此书爵、书人二者，竟无定义，而其他义例又不可胜数矣。是故古者史官必有书法，如諡法之类，今皆不可考矣。因其文覈其事，以论其世，虽左氏未必尽当，而他又何足据哉？诸侯薨大夫卒礼也春秋于鲁君皆书薨于列国君皆书卒列传谓书薨尊鲁君也书卒贬诸侯之失臣道也此皆旧文未暇悉论然鲁君令终曰薨而被弑者亦书曰薨何哉传者谓其讳国恶也且曰均之为薨而其文各不同如庄公正终则曰公薨于路寝曰葬我君庄公是薨必有其地葬必有其时也隠非正终则曰壬申公薨而葬亦不书闵公亦然似乎得其情矣然桓公弑也曰公薨于齐不有其地乎曰葬我君桓公不成其葬乎可见书地书葬亦不足为定例矣盖春秋鲁史也在鲁国且然又何疑于列国之卒葬耶鲁国臣子固当讳国恶矣而列国之讳独非其臣子之真情乎况弑多出于嗣君权臣不以实赴故列国不以弑告而鲁亦据其所赴告者书曰卒此必然之理也然则史以卒书孔子于二百年后独能得其真情而改旧史乎知此则知列国或有虽弑而书卒者皆旧史也如赵盾许止书曰弑者亦旧史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孔子何所加损于其间哉弑逆，大恶也。春秋随事立文，诚有之矣。无非纪其事之实，以垂戒也。若各随各传，以观其释义，果可一律齐乎？盖有公子公孙弑其君者，不书公子公孙，谓恶其大恶，自絶于先君，故去其属籍，以示讨贼之义，如卫州吁之类是也。有称公子公孙者，谓人君宠任太过，以致其乱，故录其族属，以谨履霜之戒，如郑公子归生之类是也。有名其为子者，谓见天性之恩，曾犬豕不若矣，如楚世子商臣之类是也。有以国弑，如莒弑庶其，晋杀厉公者，见其君无道，国人共欲弑之，示不敢肆然民上也。他如赵盾在外而书弑，谓欲以示天下无逃恶之地；也许止不尝药而书弑，谓欲以长天下亲爱之心也。诸如此类，似乎得其义之精矣。然皆以意见为之说也？何也？弑之时，其人情事变，各有不同，故各因其赴告，或畧或详而书之耳。矧既曰弑矣，又何必于弑之中，一一穷其原情，以定其罪，而又有轻重于其间也？虽然，隠闵本弑而书薨，岂特鲁为然哉？如楚子糜，齐侯阳生，郑伯顽，本皆被弑而不赴告，故史皆因其赴告而书卒耳。可见圣人无一字加损于其间也。

孰谓千载以下，可各以意见出入人弑逆之大恶哉？盖亦枉用其心矣。古者诸侯卿大夫士，悉命于王朝，有罪则请于王朝，非诸侯所得専杀，故五禁有无専杀大夫之条也。春秋之时，列国咸専命，亦専杀之矣。然春秋所书，同一杀也。有称国以杀者，有称人以杀者，而称人称国，又有书名不书名之别。传谓称国以杀者，国君大夫与谋其事，不请命天子而擅杀之也。义系于杀，则止书其官，如曹杀其大夫，宋人杀其大夫；义系于人，则兼书其名氏，如楚杀其大夫得臣，陈杀其大夫泄冶是也。然又有称人以杀，不书其官，而止书姓名，如郑人杀良霄者。或曰：书人以杀，杀有罪也；不书名，非其罪也。杀有罪，而又非其罪，是失有罪而误及无罪也。如此，则不书官而止书名者，是杀有罪也。彼杀有罪，而大夫不名，则是杀无罪矣。二说不合，故或又以为大夫之下阙文，或以为不书名者众也。果以为众，则晋杀三郤，陈杀二庆矣。何以书名？以为阙文，则史何阙文之多哉？噫！或称国也，或称人也。官之与名，或书或不书，而又有书及者。或因弑君而及大夫，或因杀大夫而及公子，或因杀大夫而及大夫者，止书其名而去官。其说不一，皆不足以尽其义也。是故善读经者，固不可畧其所有，亦何必益其所无，而深文以求之哉？经文所书「归」、「取」二字，诸传因文立义，其说多端。大抵内取外邑曰「取」，外取内邑曰「取」，而内自取内邑亦曰「取」也。外归内邑曰「归」，外以人之邑与人，亦曰「归」，外自入其邑，亦曰「归」也。然其所「取」之义，谓何？盖外归内邑，始「取」而终反之，彼其愿偿我也，故曰「归」。齐人归我济西田，是也。外以人之邑与人，外之意也，顺其意而书之，亦曰「归」。晋人来言汝阳之田归于齐，是也。外以邑赂我，而乐于赂也，亦曰「归」。郑伯使宛来归防，是也。内取外邑，强以力夺之也，故曰「取」。「取」郜、防，「取」訾、娄，是也。外取内邑，亦强以力而见夺，则亦曰「取」。齐人取讙及阐，是也。外侵内邑，而内取之，宜曰「归」矣，而亦书曰「取」，谓强其所不欲偿也。「取」济西、「取」汶阳，是也。只此二字，如此牵合，初看亦有理，原其经文谓史法，果如是焉否乎？况「归」曰「来归」，「取」曰「伐取」，种种不齐，恶可各以己意，务使经义之必我从也。滕子来朝，谓鲁桓弑逆，既不能讨，乃先邻国而朝之，故圣人削其侯爵而降之为子。辨者有曰：滕朝桓，罪其身可也，何为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而以一人罚及后世哉？又曰：本时王所黜也。然使时王能黜诸侯，则春秋不必作矣。

果如其言，岂独滕乎？薛本侯也，至庄始书伯，何也？杞初称侯，至庄称伯，僖时称子，文时称伯，襄时复称子，又何也？况杞之初本公爵耶？殊不知当时大国不过公侯之爵，在小国不敢与之抗，且不敢与之等，故咸自降损以朝防大国，求免其侵伐之辱耳。况爵尊则贡献之仪隆，稍自贬损则仪物亦减，如子产争成之意，故其言曰：昔者天子制贡轻重以列郑男服也，而使从甸服之贡，所以惧其不共也。滕、薛、杞之降，得非自降以求其礼之杀耶？若如胡氏党恶之说，不惟圣人不敢贬谪当时诸侯，而诸国又将何词以解之乎？或问：“圣人‘述而不作’之言，亦只是如此说？若《春秋》一字一义，非圣人裁定，安足以为万世之经？”曰：“圣人信而好古，子何为不信圣人之言？盖《易》《书》《诗》《礼》皆经也。《易》自伏羲画卦，文周系词，孔子不过赞之而已矣。然犹曰皆圣人之文也。《诗》《书》《礼》乐从古以来，不知该几千万卷，孔子删《书》止存百篇，删《诗》止存三百篇，定《礼》止存三礼而已，未尝于古人《诗》《书》《礼》乐加减一字也。何独于《春秋》而疑之？盖孔子之意，只是删繁就简，为天下万世存其经常不易之道，故于《易》《书》《诗》《礼》只是有减无増，所以为万世之经也。知《易》《书》《诗》《礼》之所以为经，则知《春秋》矣。”又问：“古之史官，其褒贬书法，果有所传受乎？”曰：“古之天子、国君各设有右史记言，左史记动，一言一动必书之史策。曾谓周公经国，独于史官无书法耶？且古人世为史官，故世掌书法。观老聃为柱下史，晋董狐、楚倚相俱是何等人品？其于国家政事，反不能斟酌字义以书之，何足以称史乎？特其所书者颇繁，孔子不过因鲁史以删削之耳。”然则何为只据鲁史笔削，便能使乱臣贼子惧也？曰：“聴子之言，终是为旧时见闻纒缚，故不能于孔子谁毁谁誉，直道而行处见得端的，未免有所疑也。”子知《诗》之风乎？知风之有二南乎？一部《国风》中间多少出于当时闾巷妇人女子之口，然孔子亦只是删其无闗风教者，却未尝于妇人女子之诗增损一字，如何能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乎？鲁国史官曾妇人女子之不若乎？信得孔子于各国之风，虽出于妇人女子者，不必增损一字，自足以致人心之感创，则于鲁史书法未尝增损一字，而能使乱贼惧者，不待辨矣。自隠元年至末二百四十余年，鲁之史官秉笔以书者不下数十人，纵使书法有传，而数十人中所见各别，则虽同一事例，而所书者各狥其所见，则其文亦不一也。孔子生于三百年后，以为我圣人也，我即天也。一一纵笔改之，尽得其实。

是以司马迁待孔子也。且司马迁从上古以来，各狥其见闻意识以记之，反在孔子上一等矣。此等识见，安足以明《春秋》。经本易，而传反难之，何也？事迹之参错与经文间有异同，将信经乎？而传则各有来歴将信传乎？而经文原未详书，此所以愈觉其难也。经本明，而传反晦之，何也？义理之精深于经文似有发明，但欲合各家之传以明之，则人各一见，既无所慿欲止据一传之义以明之，则字各一例，彼又毎毎自有抵牾，此所以只见其晦也。然则窃义于诸家，各有所采，何哉？吾从其同而易者，不敢肆力于其异且难也。故事与经同，虽欲不从，不敢也；苟事与经异，吾知从经而已矣，纵有不详，敢不遵夫子阙文之教乎？吾从其简而明者，不敢劳心于其凿且晦也，故义不背经，虽欲不从，不敢也；茍有未当，吾将以俟后之君子而已矣，敢不遵夫子阙疑之教乎？所以吾惟即其易明者，畧述其事，或直陈其义，以请质于三代直道而行之人耳。况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夫子之教也。若云艰深难测，则夫子何不止留各国之信史以垂世，乃使后世徒费精神于谜语，以遥忖圣人，必不然之防哉？是故处千百年之下，悬想千百年之上，逞一人测度之臆见，以穿凿圣人笔削之真精，则吾岂敢？或曰：「事文皆述古矣，窃取之义何谓哉？」曰：「记谓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事即桓文之事，辞则史之文也，明矣。是故属其辞，比其事，而大义昭然，何必深文覈事以晦其义也？」即如赵东山，因日月以明类。谓以日为详者，则以不日为畧；以月为详者，则以不月为畧。其以日为恒者，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者，则以日为变。甚则以月为异。其以月为恒者，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者，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而日月之法，又相经纬，似乎极精密矣。但既曰：“凡桓文之盟不日”，虽公防不日矣；又曰：“凡晋主夏盟，桓日”，而晋又非主夏盟者乎？既曰：“内离防不月，外防公不月，必参防后月矣”，又曰：“凡鲁桓之防皆月”，而桓之防，岂皆参防者乎？既曰：“内外侵伐皆不月矣”，又曰：“凡鲁桓防伐皆月”，果诸侯之恶，独鲁桓为甚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庄一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防齐桓盟于扈，何为而日之欤？葵丘之防盟，既曰“书日以别之矣”，而首止▯毋，何为而不日之欤？以此观之，常变详畧，莫非以己意为之，如之何而可以为定例哉？或问赵东山《春秋》属辞，子谓其止得比事之例，而非属辞之义，何也？曰：彼于各国诸侯大夫卒葬防盟侵伐，称国称氏称名，各为一类，事固可以比而观也，岂辞之相属哉？然则属辞何谓也？

即毎嵗每时毎月止书数事，中间削去不知几何。如庄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庆父如齐。闵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公子庆父出奔莒。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季孙行父如齐。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夏季孙行父如齐；公防齐侯于▯州；公子遂如齐。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即其文辞聨属，其真情大义何至简而至明乎？又如叙齐桓之霸，僖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防于阳谷；冬，公子友如齐涖盟。楚人伐郑。四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夏，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齐人执陈辕涛涂。秋，及江人黄人伐陈。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防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五年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防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其中或间一事者有之，而聨属上下词观之，其大义何待传注后明也？此所谓属辞之义也。以此求诸二百四十二年，孔子窃取之义可黙识矣。

夫以胡传为是也，孔子虽得遂其行夏时之志，而实已冒夫生今反古之愆；以阳明先生之说为是也，孔子虽得逭乎擅改正朔之非，而乱臣贼子知所惧。然武王、周公何有于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之道？恐二说俱未当也。何也？时未改，月未改，以子为嵗首者，止以新时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贺，则以十一月为嵗首耳。其所以顺天道、授民时，商、周与夏一也。孔子修《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据事直书，一仍其旧，特揭「春王正月」以大一统，正所谓窃取之义也。是故时令统于天，书「春」所以奉天时也，则凡奉天时、违天时者，俱不待辨矣。纪法统于王，书「王」所以尊王章也，则凡遵王法、倍王法者，俱不待辨矣。柰何于孔子简易明白之书，反以义理穿凿之也？况《易》曰：「兊，正秋也。」《书》曰：「惟十有三年春，防于孟津。」《诗》曰：「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周礼》中春令防男女，《论语》「莫春浴乎沂」，其时未改，可证也。《易》临卦「至于八月有凶」，《书》「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诗》「四月惟夏，六月徂暑」，《周礼》「正月之吉，始和」，《礼记·王制》「二月东廵狩，五月南廵狩」之类，其月之未改，可证也。何为不证诸五经，而止执杂记「正月日至」与诸汉儒之说？不以悖天时诬武周，即以变王法诬孔子也。且前乎周为商之建丑矣，《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证商之改歳未改月乎？后乎周为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数将几终嵗且更始」，不可以证秦之改嵗未改时与月乎？至于诸儒，又每以前汉《厯律志》为据。尝读汉史，文帝二月诏曰：「方春时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乐。」又二年春正月诏开耤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夫汉初承秦，至武帝始改正朔，茍以耤田耕于正月之春，草木生于二月之和，二诏为可信也，则又何待武帝之改、贾谊之请乎？如此之类，畧举其一二。已耳。诸儒何为不究其义？且不考其详也？故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

元年春王正月天有定时，王有定法。天时顺则万物理，王法章则万国宁。此古今之大义也。虽世代沿革不齐，一治一乱，而得此则治，失此则乱，又皆歴歴不爽毫髪。孔子修《春秋》，乃曰：“其义则丘窃取之。”而其义维何？要惟奉天时，尊王法也。观其首揭“元年春王正月”六字书法可知矣。彼“大哉乾元”，在天为春，在人为王，称君为元首，元后正此意也。惟天子即位，始得改元，以统一万邦。《春秋》所书“元年”者，鲁隠之元年也。周天命未改，鲁可得而改其元乎？故书“元年”，即书“春”、书“王”、书“正月”，而鲁之改元，其是非褒贬，一展卷可具见矣。况《春秋》天子之事也，其必书“春”者，所以奉天时也，使天下晓然知天时不可悖，则其中所书或顺天时，或悖天时者，不待辨而自眀。如“夏城郎”、“夏城中丘”、“八月壬午大阅”、“冬十有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之类，其不时为何如也？必书“王”者，所以尊王也，使天下晓然知天王不可违，则其中所书或遵王法，或悖王法者，不待辨而自明。如“初税畆”、“作丘甲”、“作三军”、“新作雉门及两观”与夫“大雩”、“大搜”、“丹楹刻桷”之类，其不法为何如也？况书“元年”于“春王”之上，可见“元”惟王者之所自出；书“正月”于“春王”之下，可见“正朔”非诸侯之所得専。以“元”与“正朔”而不遵乎天王，则其余礼乐征伐之専擅者可知。以秉礼之鲁国，而且改元，则其余诸侯之僭乱，又可知矣。此圣人笔削之义，非徒不以予夺之柄予鲁而鲁之是也，非也，亦自不可逃也。若曰孔子志欲行夏时，故以夏时冠周月，是本欲正天时、尊王法以诛乱贼，而先自犯之矣。所谓“知我罪我”，果在是哉？夫众言淆乱，必折衷于圣经，而《易》、《书》、《诗》、《礼》其所载时月不一而足也。且周特改嵗，未改时与月，又皆班班可考也。柰何后之人徒信汉儒，而其释经如《易》之“八月有凶”、《书》之“惟一月壬辰”、《诗》之“七月”、《周礼》“正月之吉始和”？皆傅防舛谬，岂特春王正月为然哉？但释经本以明天时也。圣人笔削之大义，炳然于卷首，先已晦之矣。则其中书法原简易明白，反为诸传所晦，贸贸千百余载，可胜慨也！故于《易》《书》《诗》《礼》凡时月之可考者，敢并录之，以请证于尊经之君子云。

易证未改时月汉之兴也，适际书焚儒坑之后，其文献不足徴也，已然。易独以卜筮存，而文王、孔子乃后儒之蓍▯，欲考周之时与月，幸有《周易》在也。按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见于周公时训，其说则本诸《夏小正》者，夏后氏之书，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书始于寅；周建子，虽改嵗于十一月，而授民时、廵狩、烝享，皆与夏时同，故其书始于立春。是说也，不特有证于周公《七月》之诗，而孔子赞易，其有取于时训，亦可证也。《说卦传》云：“坎，北方之卦也；震，东方之卦也；离，南方之卦也；兊，正秋也。”于三卦言方，则知坎、震、离、兊各主一方矣。于兑言正秋者，秋分也。兑言秋分，则震春分、离夏至、坎冬至，为四正矣。《复》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闭闗。”所谓至日，冬至也。则《复》为冬至，《姤》为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岂惟孔子为然哉？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其不改殷之正朔无疑也。《易》卦辞作于殷末，故《系辞》谓“易之兴，其当殷之末世乎”？然于《临》卦辞曰：“至于八月有凶。”夫《临》、《观》二卦本相反也。十二月建丑为《临》卦象，二阳在下；八月建酉为《观》卦象，二阳在上。则是建丑为《临》，建酉为《观》，本一定不可移。▯如此为《临》，▯如此为《观》，其序不可紊。即使殷改十二月为正月，则八月乃夏正之七月矣，于卦为《否》。既不得谓之《观》，抑谓之《遯》哉？果信《临》、《观》相反而“八月有凶”之说，于十二月建为酉，于卦为《观》，则殷时月令亦犹夫《夏小正》、周时训也。三代未改时与月也，彰彰著明矣。何独于《春秋》之“春王正月”必谓周之改时改月？孔子揭夏时以冠《春秋》之首哉。

书证未改时月按《周书·泰誓》首云：惟十有三年春，大防于孟津，则孟津兴师乃春时事也。《武成》篇首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冡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又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师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防于牧野。所记月日当亦不差。书传以旁死魄为一月二日推之，四月无丁未、庚戌，其误认魄死，姑置勿论。盖每月望时，明全生则魄全死。所谓旁死魄者，其一月十七日乎？如一月十七日为壬辰，则戊午当在二月十四日，癸亥为二月十九日，甲子为二十，而丁未、庚戌在四月哉生明后，既生魄前也。以是并考之，春大防于孟津，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不在二月之中旬乎？夫以二月中旬谓之春，而周未改时与月无疑也。夫何证周之改月者？缘《汉律厯志》：武王伐纣之嵗，周正月辛卯朔，戊午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书传本诸此。然《周书》云春，而汉志云冬至，既以悖谬。自今言之，月朔魄死，其果然乎？后人踵汉儒之误，莫知折衷圣经，多此类也。然证之《书》也，岂特周未改时与月已哉？钦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万古帝王之要道也。如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尧典》未改，可证也。如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二月东廵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廵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廵狩至于西岳；十一月朔廵守至于北岳。《舜典》未改，可证也。夏正建寅，不必论巳；殷正建丑，如《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大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即此观之，举元祀、三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见殷以建丑为嵗首，而其未改时与月也。不从可证乎？后人过信汉儒，谓其改时改月者，以殷之嵗首，既在建丑之月，即以建丑之月为春正月；周之嵗首，在建子之月，即以建子之月为春正月。均之以冬为春，一以大雪节为立春，一以小寒节为立春也。谓改月不改时者，以春夏秋冬之时令节▯不可更置，惟嵗首在丑，则丑为正月；嵗首在子，则子为正月。但殷则冬正月，春二月，三月，四月；周则冬正月，二月，春三月，四月，五月，有不同耳。谓孔子必欲行夏之时，故于《春秋》以夏时冠周月者，则以所书正月从乎周，所书之春从乎夏。虽曰春正月，实则冬正月。凡月朔皆鲁史之旧文，而时序乃孔子之微意，是又改时不改月之説也。要皆求其説而不得，故从而为之辞耳。欲证周之时月，盍亦求之《书》乎？

诗证未改时月诗三百篇，除商颂外，皆周诗也。居周之时，凡发之为风雅颂赋比兴者，即咏歌乎周之时臣民之分也。邠风七月之诗，周公作以训诰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传谓七月为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欤？盖火流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葽秀于四月，蜩鸣扵五月，霜肃扵九月，场涤于十月。稽诸天时人事，以及物类之动植，虽欲不谓为夏时焉，不可也。抑知周之时月，其即夏之时月乎？盖周正建子为天统，是特改乎嵗焉耳。其与夏商有不同者，谓其改嵗不同，非谓改嵗即改乎时与月也。柰何自改时改月之说兴，后之人徒知信汉儒，不知考证于三百篇之周诗也，久矣。至训周诗而以夏训之，其亦未知雅颂诸篇所用时月皆七月之类乎？小雅出车章有曰：「春日迟迟，卉木萋萋，鸧鹒喈喈，采蘩祁祁。」周颂臣工章有曰：「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使周果改时，则春日暮春必夏之正月也。正月安得有迟迟萋萋喈喈祁祁之景？而来牟安得有将熟之徴乎？小雅六月章有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十月之交章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夘，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使周果改月，则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既不可以兴师，而八月日食即为日月之吉凶乎？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虽欲谓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可。至于「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其未改时与月也，又不待训释而自明矣。况唐风曰：「蟋蟀在堂，嵗聿云莫。」七月第五章曰：「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嵗入此室处。」即此细细玩之时至十月，遂为改歳之图与岁聿云莫蟋。蟀在堂之咏，无异也。茍谓为夏正月也，则其去改歳，为尚逺，何为遽有入此室处之？嗟乎！然则周正改歳于十一月，而不改时与月也，又不待取证《雅》《颂》，而灿然悉见矣。可知武王改嵗以新其命令，而其钦若昊天、敬授民时者如故也。纵使武周能改乎时与月也，凡日月星辰之度，昆虫草木之变，武周必不能改也，又何疑焉？是故改时月之说，后儒之谬也。后之人胶固其说，读《周诗》不推类以考证于《风》《雅》《颂》之各篇也，其缪妄又何如哉？礼证未改时月。周礼》一书，周家之宪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之实见诸《春秋》，所以书天时，书玉章，其书法一本之《周礼》，岂徒有见于六官之首必称“惟王体国经野”，使万邦晓然知天王之当尊，而着为“春王正月”之书法哉？

即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如中春昼击土鼓，龡《邠》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隂木；如中春之月令防男女，观于此，则周之时信未改也。不然，冬至当在九月，夏至当在三月，中春当在十二月矣。《周礼》未改时，而《春秋》所书之春，非即《周礼》之春乎？如冡宰、司徒、司马、司冦皆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国都鄙”，乃县治教刑政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象，挟日而敛之，观于此，则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则正月当在夏正建子之月，谓之“始和”不可也。若以“和布”为义，以“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为句，亦谓其和协而布之，则“和布”与“正月”亦相需矣，犹可以句义文释之也。《天官冡宰》篇“凌人掌冰，正嵗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春始治鉴”，若周果改月，则十二月为夏正十月矣，安得有冰可斩也？若周果改时，则建子之月即为春矣，又何待春始治鉴也？况质诸《邠风》“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隂”，时月皆脗合耶？《周礼》未改时月，而《春秋》所书正月，非即《周礼》之正月乎？他如《鲁论》记于《春秋》时也，曽防言志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使时果不同于夏正，则暮春为正月矣。斯时也，沂果可浴，舞雩果可风耶？《孟子》作于战国时也，云：“嵗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使月果不同于夏正，则为九月、十月之时也，农功未毕，何暇于徒杠、舆梁之举耶？至若《月令》作于秦吕不韦也，季冬之月云：“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嵗且更始専，而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嵗之宜。设使时月非夏正，则秦之嵗始在十月矣。斯时也，日果穷于次，月果穷于纪乎？可见孔子之《春秋》，一遵乎周公之《周礼》也，而改时改月之缪，不容掩矣。或曰：先辈谓周改时月，其所据者亦《礼记》也。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孟献子为之也。」斯言出于《杂记》，宜亦可征而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礼记》欤？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是六月谓之季夏，则七月非仲夏，日至不待辨也。况「七月而禘」，乃云孟献子之所为，则献子之言，又安足信哉？此所以观防通，然后可以行典礼。即《礼记》一书，《杂记》与《明堂位》安所折衷？而孟献子一言，与六经孰得孰失也？噫！知《周礼》六官一统之以惟王，知《周礼》布政必始之以正月，而「春王正月」之书法，孰谓周孔有二道哉？

二霸谲正孔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此圣人即《春秋》之防，以定二伯之优劣也。」昔者宣王中兴，伐玁狁，威荆蛮，使之窜伏荒陲，屏气息迹，不敢内顾。自平王东迁，周道复衰，时无宣王之盟，无吉甫、方叔之佐，是以荆蛮丑类浸尔跳梁，入蔡伐郑，侵陈围宋，雠狠狼戾，所向披靡。幸赖小白、重耳相望而兴，或盟防以声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气，是以虐焰不逞，中原少宁。则二伯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经笔，其行事何终始相背驰也？请备论之，以伸孔子之说。周恵王以恵后之爱，欲废太子郑，立王子带，而小白亲率诸侯防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败楚未几，已致天王于践土，则与首止之盟异矣。及恵王即世，襄王以叔带之难，惧不得立，使告于齐，小白于是率诸侯以谋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重耳防温未几，又盟王人于翟泉，则与洮之盟又异矣。小白以礼义柔中国，故盟防诸侯八，然后有陉之师，则先礼义而后征伐者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国，故未尝盟防诸侯，遽有城濮之战，则先征伐而后礼义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陉以耀其众，及楚畏服，遣师乞盟，于是结盟而还，未尝接刄则志在于全师而已。及重耳战楚城濮，则先侵曹、伐卫，及夫执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后合四国之师，一战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风雷，则报楚之功与小白异矣。小白盟楚之后，楚虽不敢慿陵大国，而灭▯围许、灭黄、伐徐，连嵗侵轶，不少衰。止至重耳既败楚师，不见经者七年，虽徐、许小国，亦无楚患，则服楚之功与小白又异矣。小白之伯也，诸侯未服，固尝侵伐之，然不过伐其国之人臣，使诸侯自惧而后已。故庄十七年执郑詹，郑伯遂同盟于幽；僖四年执陈辕涛涂，陈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尝执诸侯也。至重耳则执曹伯以畀宋人执卫侯以助元咺，而曹、卫两国终不与其盟防，则其所以服诸侯者异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诸侯者四，城国者三，虽不能尽成其功，然驱攘夷狄，救防灾患，其于诸侯亦不可谓无功也。至重耳，则战楚之外，不复有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狄侵齐而晋侯不能救，三十一年卫还帝丘而晋侯不城，则其所以勤诸侯者又异矣。夫二伯行事，载在《春秋》，其相戾如此，窃尝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战也，然当春秋时，诸侯恣横，干戈相寻，残民暴骨，不胜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礼义，去侵伐以救当时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坛陛之间，兵革不施，而诸侯已谕其志。又况当时楚虽浸强，其患尚小，不过侵扰邻境若蔡、郑诸国而已。及齐侯一出，楚既畏服，则召陵之师，盟而不战，小白之心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难以信结，故自齐伯而楚之骄暴甚于曩时，至伐宋大国，执天子上公，脇制诸侯，使束身从已齐鲁之君俯首帖耳，委命下吏，无复慙色，中国之风于是一变矣。故重耳之兴，尚懐仁厚，不奋兵威，则何以折楚而惩艾诸侯哉？然则晋之伯又不得不用征伐也。虽然，小白之防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轻重与其心之谲正，固不待较而明矣。虽然，循流究源，则小白之罪又加于重耳何？则《春秋》之作为尊王也，当周之衰，诸侯防扈，忽傲天子，君臣之礼扫地殆尽，所赖于振兴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后，即帅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则重耳虽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师，致王世子，是以晋文得侈其恶，无所严惮。论《春秋》之义，则小白之罪诚过于重耳矣。呜呼！贤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实，况当世诸侯哉！孟子谓三王之罪人，谅矣。

春秋疑义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所谓义者，如一字之褒，一字之贬，皆由圣人之直笔，故乱臣贼子惧也。尝引伸触类观之，多有所未谕者，果可执一论之哉？如善恶必以实书，而后知劝惩，义也。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亾，是春秋皆承告而书，曾无笔削以垂劝戒，其义果安在也？左氏论春秋之义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其果然欤？即此而引伸之，赵鞅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此论人伦臧否，直道而行，是也。奚为齐、郑、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皆书「卒【昭九年公子围弑其君郏敖，襄七年郑子驷弑其君，僖十一年齐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书「楚子卒」「郑伯髠顽卒」「齐侯阳生卒】嫉恶之义果若是欤？齐荼野幕之弑，事起阳生；楚灵干谿之阨，祸由常夀；而春秋皆损其首恶，舍其亲弑，反归罪扵乞比【齐陈乞，楚公子比】如是，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行欺激怒，奚为不书「弑」欤？春秋固多为贤者讳也。狄实灭卫，因威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书法如是，固以存中国，尊天王，而乱贼知惧，又何在欤？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子再与吴盟，皆不书；桓一年「公及戎盟」，戎实豺狼，非我族类，非所讳而讳之，何欤？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如阳虎盗入于讙，据阳闗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欤？诸侯世嫡嗣业，居防既未成君，不避所讳，此春秋法也。何为般野之没，皆以名而恶；祝之殂，直曰「子卒」，而所书有不同欤？君谓之「弑」，卿士以上通谓之「杀」，此春秋义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当书「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何欤？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夫许男既灭矣，而重列诸侯举兵围国，又何欤？盖《春秋》记他国，必慿来赴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或君弑而不以弑称，或秋葬而春赴，或春崩而夏闻。而史官之所记者，已不能尽录其实矣。况古者国有史官，各具列其事。观《汲坟》所记，皆与鲁同，如“杀其大夫”、“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其三事并出《竹书纪年》，惟“郑弃其师”出《琐语》，“晋春秋”是语，多古史全文，故曰“其文则史”。孔子修《春秋》，不过仍史文之旧也。加以史策有缺文，时月有失次，如此之类，孔子其敢以己意增损于其间哉？孔子不敢以己意增损其间，则读《春秋》者亦不当以己意揣摩而文饰之，恶可执一以论之哉？

齐人归田春秋时国莫强于齐晋，列国不服则兴兵搆怨，以侵其地；服则相为好防，盟誓以其地归之，而示之以恩，无非摄服其心，使其常聴命于我也。定公十年，春秋书曰：“公防齐侯于夹谷”，继以“齐人来归郓讙▯隂田”。左氏谓齐犁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相鲁，公使士兵之。齐侯将享公，孔子辞，故齐服义来归田。公羊则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来归田。谷梁则曰：“两君相揖，齐人鼓噪欲执鲁君，孔子止之”，故齐归田。至司马迁作《史记》，乃曰：“齐请奏四方之乐，旌旄羽祓，矛防剑拨，鼓噪而至。孔子以为夷狄之乐，何为至此？景公麾去之。齐有司又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使有司诛之。景公归而恐，乃归鲁之所侵郓汶阳▯隂之田以谢。”过后，扬雄用其说曰：“齐人章章归其侵疆。”胡氏则谓夫子以礼责齐而齐人归地，书曰“来序绩也”。自今观之，曰左氏则云犁弥言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国之防不知其几，未尝有以兵劫人。景公围姜伯鲁，方请成，若以兵劫，何以示诸侯乎？借使有之，左氏以为莱人，谷梁不言莱人，但曰齐人；公羊又都无此说，但曰“孔子行乎季孙”；司马又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乐，优倡侏儒为戏”。数者之说更相背戾，将谁信乎？且左氏谓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兵出竟，不以甲车三百乗从我者，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马迁亦谓归我汶阳▯隂之田。据汶阳田与此所归之田自别，稽之地志，郓田属廪丘县，经书“公居于郓”是也；讙在济北蛇丘县，经书“公防齐侯于济”是也；▯隂古梁父县，诗“奄有▯蒙”是也。此皆鲁地，乃若汶阳则齐田也。成公借晋之力取齐汶阳田，未几齐睦于晋，晋侯复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自此。归齐之后，鲁不可得也。而郓田之失，自昭公失国，齐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书齐侯取郓，是矣。六年，又书季孙斯帅师围郓，即此年齐伐我西鄙之时，失之则不得以此田为汶阳之田，明矣。左氏何得以孔子请归者为汶阳，而司马迁亦谓汶阳田归我耶？杜预注曰：三邑皆汶阳田。夫汶虽济阳之道，在鲁西北境，实汶上之阳尽属齐也。闵子骞曰：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逾齐也。齐人刺襄公曰：汶水汤汤，以此见适齐何疑？若三邑果皆汶阳，则经又何不直书曰齐人来归汶阳田也？是故胡氏袭诸说，亦以来归者齐人心服而归之，而谓夫子自序其绩，不知《春秋》之作，正以明赏罚僭乱也。方三家僭乱之极，陪臣执国命，近有寳玉大弓之盗，逺有叔仲围郈之变，圣人果得大用于鲁，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曽不能一振鲁之頺纲，乃区区自书其绩以示后世乎？说者意夫子尝为大夫于鲁，必有其功，孰知夫子虽暂为大夫，遭定公孱懦，三家専肆，未几齐归女乐，即致政而去矣。归田之事，于圣人何与哉？嗟夫！论古人当论其世，《春秋》之世，何世也？诸侯力争，喜怒无常，与之隙则横见侵夺，与之好则侵地复归，非独齐鲁为然。故曰无非摄服其心，使其常聴命于我是也。此年鲁与齐有隙，齐国伐我者再，公亦两加兵于齐，逮是及齐平，为夹谷之好防。齐人谓鲁服已，故郓、讙、龟隂之侵地复归于我，亦如宣公之时，齐人尝取我济西田，及宣公事齐，经则书「齐人归我济西田」。哀公之时，齐尝取我郓及讙，及鲁睦于齐，经则书「齐归讙及阐」。若以此归田之功出自夫子，则济西之归、讙阐之归为谁之力乎？又以他处止书「归」，此书「来归」，虽夫子自书其绩，何嫌之有？此又求之不得其说，从而为之辞，本以美圣人，适以诬之矣。噫！夹谷之防，虽鲁与齐平，孔子必具左右司马以行，所谓临事而惧，有▯无患，于此具见之也。此则不可不知。

孔子堕三都定公十二年，春秋书曰：「夏，叔孙州雠帅师入郈；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冬，公围成。说者谓孔子为政于鲁，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于是叔孙先堕郈，季孙将堕费。公山不狃以费叛，将堕成；公敛处父以成叛。此盖左氏倡之，公羊附益之，司马迁遂从而记焉。若果谓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说，则堕三都者乃三家之意也。何用叔孙帅师而后堕费？公又何为而自围成乎？三家必自帅师以堕私邑，则非三家乐为之可知。既非三家乐为之，则非夫子之谋行乎三家也，又可知矣。岂有圣人见任于定公，见信于三家，欲堕私邑，虽公自围之，而犹有不能堕者乎？观是年筑蛇渊囿，非所宜筑也；大搜于比蒲，非所宜搜也。圣人不能谏而止之，徒书之春秋以讥之耶？又何恶三家之舞八佾、歌雍、彻不能救正之，徒形之于慨叹耶？况十年经已再书「叔孙州雠、仲孙何忌率师围郈」矣。比年之堕郈、堕费、围成，谋出夫子，则前年之再围郈，又谁为之谋而使之围耶？夫以三家之僭乱日久，天子之礼乐征伐尚皆専为之，彼其治兵积甲、髙城浚池，以张大其私邑，夫子虽仕于鲁，安能一旦遽使之堕名城、出蔵甲乎？考之《论语》曰：「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弗扰即不狃也。诚如诸儒之说，则三都之堕一出于孔子。然弗扰以费叛而召之欲往，何前后自相背驰耶？此无他，诸儒以前年齐人归田之功由于孔子，故三都之堕亦必由孔子也。且左氏曰：「费人袭鲁，公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又公敛处父同堕成，则曰：「我将不堕，公围成，弗克。」夫好谋有成，孔子平日之言也。今使费人得以自鲁入及公侧，及公围成而终不能下，乃欲以此归美孔子可乎哉？殊不知此乃陪臣据私邑之始，三家欲堕之而不能尽堕也。借使此举实由孔子，亦不过借三家之甲，讨陪臣之罪，因而复强公室，而卒未之遂耳。夫何功之有？虽然，夫子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又曰：「禄去公室五世矣，政逮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此正夫子作《春秋》之防也。惟诸侯僭天子，则大夫必僭诸侯；惟大夫僭诸侯，则陪臣必僭大夫。惟禄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则陪臣出而乗之，三桓子孙不得不微也。当斯之世，正陪臣执国命，三桓子孙微弱之时也。是以内则有阳虎蔵寳玉大弓，外则有陪▯据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孙者也。而以郈叛，是郈非叔孙之所有矣。公山不狃，臣季氏者也，而以费叛，是费非季氏之所有矣。公敛处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是成非孟氏之所有矣。由三家之僭窃已极，当希不失之时，而见侮于家陪耳。故前年已再围郈弗克，今乃帅师围郈以堕之者，病其强而毁之也。叔孙既堕郈，公山不狃惧将及己，而又叛，故三子挟公以围之耳。噫！三家缮兵积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及私邑既强，公家既弱，而陪臣又为之患，亦若三家之祸鲁也。故《春秋》书之，以为乱臣僭窃之戒。传《春秋》者，不得圣人垂训之意，反欲以此归美圣人，则《春秋》又何以传为哉？

桓不书王古者国必有史，而史贵直笔。谓凡事必据其实，以直书之，则其善恶自见。未闻敢以己见私赏罚而褒贬之。虽至于黜天王，亦防有顾忌而为直者。是故《春秋》提纲揭领，惟元年春王正月，乃一书本义所闗。年必次以春，所以明天道也。春必次以王，所以明王法也。王必次之以正月，所以明一统之正朔也。惟天王正朔之义明，则一书之中，凡其尊天时、奉王章、守一统之正朔者，不必同而同归于圣人之所是。凡其悖天时、逆王章、自外于一统之正朔者，不必同而同归于圣人之所非。此《春秋》书法所以明白简易，不待考诸列传所纪载，而是是非非昭然于圣经之茟削也。信乎，《春秋》天子之事也。然一书之中，书「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无事首时，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独于桓公不书「王」。谷梁以为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胡传曰：「桓无王，而元年书「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无王，而二年书「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三年以后不书王者，见桓公无王与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是桓公无王而归罪于天子矣。」信斯言也，孔子操笔削之权，天子失政亦可黜也已。况《春秋》列国如桓公者不可胜记，而天子皆不能讨，则自平王以后，王尽失政而无一可书之王矣。嗟乎，纵使王无可书，孔子以匹夫而操乎黜天王之权，方欲修《春秋》儆乱贼，而躬犯黜天王之罪。如是而可以为《春秋》乎？如是而可以为孔子乎？诸儒欲归功孔子，使孔子罪不可逭，何其鄙悖至此也？且不书王者，谓王失政也。然四时不具不足以成嵗，观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惟桓四年并秋冬月日皆不书，亦将以天道不时而黜之乎？不然，何为不书王者？所以罪王。而不书秋冬者，非所以罪天乎？所以定公元年无正月，谷梁谓先君无正终，则后君无正始，是又因先君并黜后君也已。此皆不通之甚也。或者又以王不颁厯故不书王，而秋冬月日之不书者，亦将以厯之未颁，故天时亦不▯也耶？僖公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至于夏五，郭公不惟“公”字差误，并“五”下月字亡之，即此可类推矣。何也？或史文先阙，而孔子未之改；或孔子偹文，而后又脱陋，皆不可知。故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使一一穿凿为之词焉，不惟《春秋》之义不明，而以擅黜天王，诬孔子，又执“罪我《春秋》”之语以证之，其侮圣贼经，何可胜言哉！

春秋总论甚哉说经之难也！非说之难，能明圣人之意则难矣。非明圣人之意之难也，能不牵于先儒之说则难矣。彼以为圣人之意有异于人乎哉？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虽尧舜与涂人同，而儒者之谈经则曰：此非圣人莫能修之，自游夏所不能赞一词者也。于是乎平也而诡求之，易也而艰寻之，其尊圣人弥甚，其说弥长，而作者之志益以漓矣。嗟乎！独抱遗经之叹，岂非千古之所同哉！今以《春秋》疑义言之，夫说《春秋》者，类古所称大儒也，愚何敢以末议干之？虽然，六经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非一人一世之私论也，敢效其一得而试择焉。夫自秦人灭学，六经缺如，汉律既除，孔壁始出，诸儒掇拾煨烬，各名其家，源逺而流益分，其间悖理乱真者固不少矣。然《易》《诗》《书》之属，皆以理胜，理悖矣，吾以理绌之，其诬可立而辨也。《春秋》以词胜，事往矣，吾从千载之下隃度之，孰徴之而孰信之乎？是故说经者，宜莫难于《春秋》也。自汉而下，说《春秋》者亡虑数百家，而独《公羊》《谷梁》《左氏》最着，胡氏最晚出，亦最着。至我昭代，胡氏得颛立于学官，而诸家之说几尽废矣。夫左丘明与孔子共观史记者也，公羊、谷梁皆受业子夏者也，洙泗之渊源非逺，笔削之微防尚在，然而口说流行，事多失实。如一盟也，或以为蔑，或以为昧；一工筑也，而或以为郿，或以为微；一防也，而或以为屈银，或以为厥憗；一卒也，而或以为君氏，或以为尹氏。盖自名氏土壤已瞀乱不能尽原，况乃雌黄出其唇吻，去取慿诸胷臆？如马端临以意增损之，疑者又焉能元览精诣劵合圣人之志乎？至安国之作传也，总三家纷纭之说而录其似，彚诸家后出之论而采其长，义例炳然，衮钺斯▯，可谓素王之忠臣，麟经之鼓吹矣。虽然，以为不诡于圣人之教，则可以为尽得圣人之意，则未也。夫经之为言常。也，圣人之作经也，简易明白，不以微暧难明之词▯天下也，不以操切缴绕之文误后世也。要以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以昭人道，以达王事，如斯而已矣。廼胡氏一时进御之言，意存纳约，是故不免激焉而偏。索圣人之精义于一字笔削之文，是故不免覈焉而深。名其可通者曰常例，而强名其不可通者曰变例，是故不免穷焉而凿。如以春王正月为行夏之时，是以周人而改周朔，于义则不顺；以夏时而纪鲁事，于史则不伦，非夫子之志也。以王不称天为贬，夫事干宗国，往往讳称其过举，而尊为共主，则以小故削夺之，非夫子之志也。以子滕侯为惩乱贼之党，夫躬为篡逆者无诛焉，而斥天子之命侯，且并其子孙而夺之，抑何其▯礉而无谓也，非夫子之志也。以止不尝药而被之以大恶之名，是以微文而致重辟于人，申商之所不为也，非夫子之志也。卒楚麋也，而曰扶中国，信矣其扶中国也，曷不重贬子围之防，而姑讳其杀，是登叛也，非夫子之志也。书归田也，而曰以天自处，夫其词无褒，乌在其为序绩也？据事而直书之，而必曰以天自处，是尊圣人之过而诬其实也，非夫子之志也。絶笔于获麟，而曰以天道终，是以瑞应神其书也。且麟之出经曷故焉？盖所谓感麟而作者近之，而必曰文成而麟至，非圣人之志也。又有甚焉者，以为夫子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以诛赏人也。夫孔子虽圣，周人也，贱而自専，灾且及之，苟无其位，不作礼乐，斯非孔子之烱戒乎？夫子作春秋以尊周室，而▯然揽夫天子之权，以诛赏天下，夺人之国，贬入之爵，去人之氏，没人之族，操纵自我而无少顾忌焉，则是干纪犯义，已为戎首，而顾以履忠效顺责僭王之吴楚，専鲁之三家也，岂不盭哉？然则孟氏所谓天子之事者，何曰天子之事者，犹云周天子之法耳。当是时，姬辙虽东，典刑犹在，春秋而有所刺讥。夫子曰：「非吾夺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诛也。」春秋而有所褒进，夫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赏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谓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僭乱之罪着，则诸侯恶其害己也。此乱贼所为惧也。第令夫子以匹夫自为天子，天下不轨之夫羣起而议，其后之不暇，而又谁能惧之？是故学《春秋》者，明于天子之事之一言，则孔氏笔削之大义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而彼纷纷者之说可不辨而息矣。繇斯以谈汉儒之说经也，専门名家，抱残守缺，不相合而相存，其失也固。宋儒之说经也，师心背古，揣摩传防，有所合而不必尽合也，其失也凿。彼固焉者，信滞而不通矣。然而是非错陈，若苍素然，不可淆而杂也。凿焉者，虽辨而可喜矣，然而慿私臆决，若射覆然，不可幸而中也。是故三传立而圣人之教分，圣人之志则未失也。胡氏之传出而圣人之教尊，其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少矣。愚窃考《春秋》之作，实孔子口授弟子，退而异言，流传失真，其有无疑似之文，盖不特鲁鱼亥豕而已。惟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于经文为近，其余百家之说未可定，以为不刋之训也。学者诚超然逺览，本之以经，翼之以左氏，折衷之以诸家之论，要以防夫子存人道达王事之意，而不牵于一曲之议，此亦所以恢宏圣绪而俟万世于无穷矣。若必强经以从己，狥传以蔑经，即使左氏授简，公谷操牍，愚犹未敢尽信也，况其它乎？噫，此难与拘儒道也。

书尹氐卒经者，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或经有难明，赖传以发明者有之。若因传疑经，使人信经不如信传，何以传为哉？各经皆有传，虽其中识有不齐，而理在人心，可各縁心之所明，以折衷之，无难焉。春秋则据事明义，而事在古人，匪后人可得而増减者。四传各发一义，未免揣摩测度于一字之间，此以为是，彼以为非，虽无疑者，反因之以生疑，纵自相抵牾，亦弗之恤。独左氏▯为后学所宗，信焉，得非以其文简而事覈耶？然世之信传而疑经，不曰左氏一本乎古人之信史，事各有据，则曰春秋止提其纲，非左氏则事不可详；不曰圣笔如化工，非后人可得而拟议，则曰经多微其文隠其义，惟传或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而传与经相并矣。故信传不信经，岂特尹氏卒而已哉？即此一事言之，左氏曰：「夏，君氏卒，称子也。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也。」谷梁大意与公羊同一，以为妇人，一以为男子。左氏则并经文而改之矣。处千百年之下，断千百世之上，将何所据决其是与非也？但信左传者，莫不曰：「左氏即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其是非好恶本与孔子同。且丘明亲见鲁史，孔子不过于鲁史中举其要而笔削之耳。故传文所书之事，无一字不可信者。」今惟以义决之，君非姓也。曾有为君之母，即可以君为氏乎？若以为小君之君，则有经书小君者，曷不书小君而以子改母之氏乎？且夫人书薨，未有书卒者，惟姒氏、孟子书卒，盖姒氏哀公妾母而卒之者，定公薨，哀未君也。孟子乃昭公娶于吴，为同姓有别嫌之义，故不敢以小君之礼薨之耳。隠公何为卒声子哉？或不称氏，如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宣元年遂以妇姜至自齐，庄元年夫人孙于齐，僖元年夫人之防至自齐，虽不氏，各有其义。隠何为？欲明自家之摄位，使母本有氏而反无氏，至以君为姓也？若曰：声子本众娣侄之伦，不当书诸册，史官以吾君之母不可不书，又不可以夫人之礼书，乃不得已变其文法，曰君，曰卒。舛谬甚矣！况可以为孔子特笔耶？不知天子于臣，或赐之姓，而君氏之书，果隠公以子而锡母，抑史官孔子以臣而赐君母之姓乎？或问：公谷谓尹氏为周世卿，曾有男可以氏称欤？曰：小雅节南山篇云：「尹氏大师，为周之厎，秉国之钧，不平谓何？」国既卒斩，故家父作此诗以讥之。胡文定引以为证，而有取于公谷之说也。且尹氏卒于隠三年，桓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安知此尹氏非即家父之所刺者欤？观论语：「季氏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孰谓男之必不氏耶？且不必逺证书，尹氏卒下文书「武氏子来」，宣十年书「齐崔氏出奔卫」，亦可以「武氏」「崔氏」为妇人乎？昭二十三年秋书「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书「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兹非尹氏不书名之证乎？至谓尹氏卒，是举尹氏一族卒之矣，然则举「武氏子」一族而来，之举「崔氏」一族而奔之，又举尹氏一族而立王子朝乎？矧即一「尹」字之可改，则凡书中字义难明者，传皆得而改之矣。或问：尹氏不过天子世卿耳，于春秋何所闗，而「卒」则书之？又何必书一世卿之卒，而寓讥刺之意欤？曰：仕者世禄，此王迹也。以世禄者，皆世爵而世执政焉，官不择人，世家専擅国政。即如前书尹氏卒，后书尹氏立王子朝，亦可以观周政下移之渐矣。虽尹氏専政非一世一人，诗人于其生也咏以刺之，而孔子不之删；史官于其卒也书以记之，而孔子不之削。凡此皆王迹世道之变，而周室渐微，悉于此乎寓之矣。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只此一端可推也。读诗与春秋，岂徒琐琐于一讥刺褒贬间耶？尹之于周也，崔之于齐也。正宜属辞比事而观之矣。噫！左氏所传者事也。改尹作君，且传其所以书君氏之实，果左丘明耻之之人乎？抑亲见鲁史而实书其事乎？即一可例，其余矣。是故传经者毋擅改经文，以从己意，为天下万世存经常之道，以俟后圣，斯善谈经矣。

书纳子纠春秋之义，莫大乎正名定分，而名分莫大乎父子君臣。是故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先王立子之法，万世不易之礼也。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推管仲“一匡九合”之功，已有定论。后学于纠、白应立次第，尚有疑义。及读《春秋》各传，谓经书“公伐齐纳子纠，齐人取子纠杀之”，乃云所纳应立，虽未在位称子，盖纠母鲁女，白母卫女，则纠贵为当立也。后人不过以才论，则小白贤；以党论，则小白以国、髙为内主；以事论，则子纠见杀，而小白成“一匡天下”之功。殊不知纠贵之应立也，果知纠、白正不正之分，则《春秋》于纠称子，实与嗣君未逾年称子同一例。书“纳”者，纳所当纳也；书“杀”者，杀所不当杀也。故公谷以桓为篡，伊川谓桓公终不免罪，在王法所当黜，皆因书“子”之义以推明之耳。例观忽与▯皆郑庄子也。二子争立，经书“▯归于郑”，郑忽出奔，若无异辞；又书“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则世子当立，何待他辞而后明乎？申生、奚齐、卓子，皆晋献子也。经书“杀其世子申生”，又书“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何欤？奚齐以庶孽易嫡嗣，未逾年见弑，而曰“君之子”，者明国人不以为嗣，独献公意欲立之耳。是君独以为子者，盖以明世子无罪见杀，而奚齐不过其君之子也。虽云“子”之，其实外之，以此发挥，似乎义至精而至密矣。执此以明经文书“子”之义，宜其无不协者。然昭二十二年夏，书“单子、刘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一月，“王子猛卒”。夫嗣君必逾年而后称王，礼也。猛立未几，称之曰王，王不称名，礼也。复名之曰猛，既以尊居王位而卒，乃称子，何哉？盖猛为次嫡，兄终弟及，实宜王也。然未成君，故不得不从夫未逾年称子之例，可见未逾年而称王者，权天下之大变，君道也。王称名，卒称子者，正天下之大纲子。道也，如此而发明子字意义，犹可说也。但猛与朝虽均为王之子也，猛嫡，朝庶，宜不同称。既书王子猛，又书尹氏立王子朝，其意义将何以别之哉？若曰王子朝非尹氏所当擅立者，则书法又重在立字，而子字非所重矣。是王子猛、王子朝嫡庶可以同称，又无变例之可解，则子字之义至此亦说不去矣。所以论《春秋》者，不可执一字为定论，而孔子窃取之义，岂若后儒拘泥穿纽如法家串招之谓哉？故举书子一端，可类推矣。季札来聘。后世评品古人贤否是非，皆据其生平行实以定褒贬，而《春秋》则皆当时史官据事直书，是非自见，非若后代纪录前代者比也。今以司马温公作《通鉴》，朱子作《纲目》，合生平素履以定书法者，谓《春秋》亦若是焉，孔子窃取之义不愈晦耶？

即吴子使札来聘一事，言可知矣。左氏谓其出聘通嗣君也，公羊则云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者也。谷梁则云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皆予辞也。胡氏独谓札者吴之公子，何以不称公子？贬也。辞国而生乱者札为之也，故因其来聘而贬之，示法焉。然既云因其来聘而贬之，则贬在史官矣。盖来聘在三十余年之前，辞国在三十余年之后，而史预贬之，有是理乎？又谓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责之，▯故不以让国为贤，而以因让生乱致贬，是据其终生行实以为当年书法，刻亦甚矣。然则予之者当乎？彼杜预谓通嗣君，通余祭嗣也。盖二十五年遏为巢牛所弑，余祭始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国，然欤？公谷之贤，皆谓仲尼因其能让而贤之，且以称名为许夷狄，以其名成尊于上也。但协于此，塞于彼，予皆莫逹其所谓义也已。况三传皆称其贤，虽胡氏亦谓责▯贤者，然则后人悉贤季子，果安在哉？尝从而考之，经书“阍弑吴子，使札来聘”，如此则札之来也，孰使之也？岂夷末新即位，当先君未葬，嗣君即命臣往聘邻国，而谓其使贤亦贤欤？人臣于君死之月出使，请观周乐，谓之身贤贤欤？必不然矣。有谓书“弑”与“使”中间，“书士鞅来聘”、“杞子来盟”二条，均在五月之下，可知札去后吴始告防，故追书“阍弑”于札聘之上耳。是札以五月遣，六月至也。此其使之者余祭也。札使在余祭未死之前，故至鲁皆以吉礼行，而歴观周乐，由其未闻防耳。果如此，则传称“通嗣君”者非矣。且传谓季札遍观周乐由此聘齐，厯郑，适卫，如晋，宿戚。闻钟，致讥刺。孙文子是讥人，聴乐而君尚在殡，乃自请观乐。曾谓札之贤而宜有是事欤？盖札之让国，自古称之矣。当夀梦时，弟不可以先兄，无可受之理也。当夷未卒而辞，及光杀僚以位让，而又辞，非可受之时也。谓札之让国，非贤可乎？特谓以此书札来聘而称之，贬之则舛矣。或问季不受国，因光谓季子虽至不吾废也，知其让非真心，后必有祸是矣。独不当伸大义以致辟于光乎？又不当选宗中贤者立之，乃汲汲于延陵之去乎？生乱之贬，宜不免矣。曰观札，谓汝杀吾君，吾受汝国，则吾与汝篡也。汝杀吾君，吾又杀汝，则父子兄弟相杀无已时也。是亦度之审矣。纵使札能杀光立贤，而肯为此耶？或问胡氏谓其辞国生乱者不在余祭王僚之后，盖当夀梦时即宜法季厯以上承父命，则吴之乱可早弭之矣。是乱虽在昭二十七年，致乱则在襄二十六年，故析义极精，非圣人莫之能修也。曰王季当大王之没也，向使泰伯仲雍无荆蛮之逃，在季只知以父命为尊而受其国欤？

且以此为仲尼责偹贤者，何独于夷齐乃称其求仁而得仁欤？或又问胡氏谓贬札者以春秋多变例，圣笔有特书，荆楚无大夫而屈完书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书字，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书子，母弟之无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盻书氏，皆贤而特书者也。季札畧以名记，比于楚椒、秦术之流，非贬而何？曰吴楚荆蛮之国，秦介戎狄之间，故使皆不氏。然则书楚子使椒来聘，贬楚并贬椒矣。使防罢来聘，果罢贤于椒而褒楚并褒罢欤？中国皆书官矣，如卫甯俞、晋荀防、韩起、齐国佐、宋向戌，各国之良也，来聘皆书名不书官，皆从夷狄之变例而贬之欤？如此则仲尼窃取之义何居？曰吴楚皆变而夷者也，楚文称荆，成王称楚，既而称人称子与中国诸侯并以爵称，于吴亦然。要在见吴、楚日渐强盛，与中国抗衡也。《春秋》之始，聘问不通，既而来聘者，大夫、公子称名，见其渐与中国通也。各书其实，其义自见。乌可尽以后人作史书法例观之哉？

楚子入陈乱臣贼子，天下大恶也。讨乱诛贼，天下大义也。大义不明，则臣弑君，子弑父，人类变为禽兽，而天理澌灭尽矣。忧世道者，宁能防情于扶植纲常之举动哉？是故陈恒弑君，孔子沐浴请讨，正以乱贼人人得而诛之。虽鲁君臣不能倡大义以奉天诛逆，然请讨一举，闻者心寒，至今如赤日当空，迅霆奋地，犹有生气。设能声此大义举于当时，有不痛快人心者哉？即孔子《春秋》之修，即其请讨之意，所以诛乱贼，明大义也。二百四十余年，乱臣贼子交臂接踵，靡国不有。虽齐桓、晋文不能以此仗义执言，惟楚庄伐陈，执夏徴舒，声其罪而戮之，终《春秋》仅见此举。其视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者，不其尤光烈哉？柰何诸传或以为楚子帅师而称人者，贬之也？不与外讨也。或以为楚子伐陈而书入者，不使夷狄为中国也。虽实与而文不与也。文定则云：「称人者大恶，人人之所得讨也。」先书杀而后书入者，讨其贼为义，取其国为贪。一褒一贬，义利判而予夺公，乃圣人传心要典也。即一事之书法，华衮鈇钺并存，亦严矣哉！虽然，儒者每每论义理，析秋毫，似乎无容喙矣。但似义非义，毫厘千里，不可不察。盍即是年经文所书，而防通以观之乎？春王正月，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公孙归父防齐人伐莒。秋，晋侯防狄于欑函。冬十月，楚人杀夏徴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一嵗间所书止此，是先后皆楚之盟防侵伐，中间书鲁与齐、晋所会所伐，属其辞而比其事，孰得孰失，不其昭然较着也哉？何也？当时不幸无王，犹幸有伯，以其能诛乱讨贼，能攘夷而安夏也。齐、晋袭伯主之余烈，鲁国称信义之是崇。晋人所防者狄也，齐鲁所伐者莒也。以欑凾比之辰陵，果孰为要乎？以伐莒较之伐陈，果孰为重乎？引伸触类，《春秋》所书事文极简，而其大义实炳朗简策。中原不待传而后明也，矧既谓之义，则义孰有大于讨乱贼者？诸家据左氏，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徴舒。是传谓楚子本先入而后杀也。若先入后杀，则楚子罪不可解矣。圣人乃以讨贼为天下大义，不可以楚故而不明，故改书先杀而后入。惟与其讨贼，则罪从末减，而经书入焉。但入亦不顺之辞，纳公孙宁、仪行父皆入陈时事，所以文定谓其假讨贼以县陈，乃圣人诛心之笔法也。文法先后间，心迹功罪并着，谓其析义不精，不可矣。嗟夫，以今揣古，安知非楚兵入杀在前，楚子之入原在后乎？安知先杀后入之文本皆鲁史之旧，而经未之改？或左氏总书入为省文乎？惟其不信经文，反因传以疑经之先后，縁文生解，猜度圣心，使谁毁谁誉，直道而行之公，既不得大明于当时，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又不得暴白于后代，使人皆得以逞私智，侮圣经，鳃鳃焉以洗垢索瘢为大义，得毋有类于非义之义乎？

或问圣人未尝颠倒鲁史，要在观其世道升降，扶植纲常，是矣。论迹诛心，非圣人其谁能之？曰五伯降假之，岂独楚庄为然？若以心言，齐桓责楚，晋文信原，岂真心哉？说者谓楚庄果有讨贼之心，则当执徴舒于辰陵之盟，不必兴兵以入陈，俘归生于四年之伐，不必降郑于肉袒。此皆以王道律之也。然而彼善扵此，以是年齐晋鲁之防伐反在楚之下风，而庄王杀夏徴舒，亦何必求▯以反掩其讨乱贼之大义乎？诗亡然后春秋作。六经之教，其要在扵淑世道，正人心也。人心正，世道淑，此诗与春秋所以后先之一揆乎？彼春秋有闗扵人心世道也。人知其笔削予夺，义例谨严，其权一归之天王，而欲考王者之迹，悉扵春秋乎？见之天下无王而有王，王者无史而有史，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至扵春秋之所以作也，孔子因诗亡，王迹熄，故不得已而窃取其义。但王者之迹尚存十一扵千百，乃所以继诗之亡而存诗之教焉。微孟氏，其谁知之？然则诗之亡也，果《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于是乎亡欤？风、《雅》皆诗也，雅亡而风存，曷为而谓之诗亡也？不知风、《雅》、颂皆王者迹也，王迹熄，则诗虽存而实亡矣。何也？古者天王廵狩列国，使太师采民风焉。诸侯朝之方岳，必陈诗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迨周室东迁，则天王不廵狩，诸侯不防朝矣，又何有扵诗之陈而采也？夫廵狩朝防之迹熄矣，王迹熄而诗亡也，非欤？况《闗雎》、《葛覃》，王者闺门之化也。继世虽无文王后妃之徳而是诗乐作于房中，则王者正家之迹尚于此乎存。故师挚之始，《闗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想自太师挚适齐，而《闗雎》之乐无闻矣。《雍》诗，王者祀宗庙之乐歌也。继世虽无天子穆穆之徳而周之祖庙主祭者天子也，助祭者辟公也，闻其歌乐，尚可以想见先王之迹。及三家以《雍》彻，而大夫僭用天王礼乐，谓王迹尚存于祖庙，可乎哉？《湛露》、《彤弓》，故武子曰：「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典以自取戾？」观武子之言，王迹存乎否也？曲此推之，他如《鹿鸣》，王者乞言之迹也；《四牡》，劳使臣也；《皇华》，遣使臣也；《采薇》，遣戍役也；《出车》，劳还卒也；《枤杜》，劳还役也；《鱼丽》，嘉鱼；《南山》，王者燕享所通用。也蓼萧桑扈鱼藻，王者燕诸侯也。天子不乞言，则鹿鸣不形之歌乐，而王迹不既熄乎？乞言之迹熄，鹿鸣虽存而实亡矣。即鹿鸣、雅、颂皆可类知，不然三百篇至今存也，谓之诗亡，何哉？

孔子惧王迹熄也，因诗亡而作《春秋》，正以存王迹耳。是故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揭「春王正月」冠诸首，而据事直书，笔其有闗于人心世道者，削其无闗于人心世道者。自周王世卿以及列国诸侯、大夫，凡奉周正朔而礼乐征伐一遵乎王者之成宪，则不待孔子褒之，天下莫不以为是；凡悖周正朔而礼乐征伐或违乎王者之宪章，则不待孔子贬之，天下莫不以为非。是是非非，灿如日星。王政虽不大行于天下，而犹存扵《春秋》之笔削，此所以乱臣贼子惧也。犹之乎告朔之礼不行于鲁庙，而饩羊存焉，尚可以循迹而求其实也已。噫嘻！知孔子爱礼存饩羊之心，则作《春秋》存王迹之意，知我罪我，盖深有不得已者在矣。虽然，惧乱贼，即所以存王迹也，即所以淑世道、正人心也。周道陵夷，使天下尚知周王之当尊者，固由于桓、文之霸；使桓、文之徒尚知王者之大义，不敢逾越，凛然有所畏忌者，孰非作《春秋》之功哉？但王政不得大行于华夷，而其迹仅存于《春秋》，犹愈于诗亡而并亡其迹乎？然则诗虽亡而未亡者，以有《春秋》在也。信乎《诗》也，《春秋》也，其教一而已矣。要之，王迹存则治，熄则乱。孔子删《诗》、作《春秋》，不特存王迹于当时，而万世之下咸得以见先王之迹者，皆其泽也。遐想三百篇未删之前，其杂乱当何如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未笔削之前，其繁芜当何如也？《雅》《颂》各得其所，孔子特删其无闗于王迹者耳。予夺一循乎史文，孔子特削其无闗于王迹者耳。惟其一经圣人手笔，遂为不刋之典。柰何后之儒者，既曰孔子降《黍离》为国风，又曰孔子以夏时冠周，月是居下，悖上生今，反古而反，以悖乱王章，加孔子也，于心安乎哉？今《诗》与《春秋》具在也，安得知尊王之义者与之共论孔子之心？

图书编卷十二<子部,类书类,图书编>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