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后编卷五十二

译局势稍显顺遂，必定会有归顺中原王朝之心，希望听从朂前往朝廷，重新选派使者前往其国传达旨意，他们必定会称臣。凡是名号、礼仪以及请求赏赐的物品，应当极力加以裁减，如果实在无法拒绝，就稍微给予一点。如果所求全部答应，恐怕豺狼般的心性不容易满足。丙申日，王尧臣又进言：韩琦、范仲淹、庞籍既然担任陕西四路都部署、防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四路应当听其节制，而各路还带有经略使名号的有九人，各自设立官署行事，名号没有区别，听命的对象不统一。现在请求各路都部署、副部署都罢去经略使的职务，只担任防边安抚使的副职。皇帝听从了。吕夷简多次请求罢免，皇帝下达优厚的诏书没有准许。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说：祖宗拥有天下将近八十年，不曾因为进言而废黜人。景祐以前，法纪没有严重废弛，还有感激奋发、进献言论的人士。看现在的政治，令人痛哭流涕，却没有一个人替陛下进言，这是因为宰相多忌妒而不任用正直的人。过去章献太后总揽政事，陛下恭敬沉默，有王曾、张知白、鲁宗道、李大、薛奎、蔡齐以正直交替担任两府高官，曹修古、李纮、刘随、鞠詠、孔道辅以刚直的节操轮流担任谏官。那时斜封官、侥幸之徒和宦官威福，虽然没有完全清除，但十余年间朝廷内外没有大的变故。自从吕夷简主持国政，罢黜忠言，废弃正道，等到他以使相身份出镇许昌，就推荐王随、陈尧佐代替自己，他们才能平庸却身负重任，政事逐渐废弛。当年罢免他们，又让张士逊位居宰相之首，导致国事败坏，敌寇在边境渐渐兴起，士兵在京城附近暗中发动叛乱。这大概是吕夷简不为了国家长远利益进用贤才，只是引荐不如自己的人作为自保之计，想让陛下再次思念自己而召用。陛下果然召吕夷简回来，他从大名府入朝主持政事，到现在三年没有改变一件事，把姑息养奸当作安定，把回避诽谤当作智慧。西部州郡的将帅屡次传来战败的消息，契丹贪得无厌，乘此机会索取贿赂，军队死亡、财物浪费，天下空虚枯竭，刺史、太守十个人中不到一个称职，法令随意变更，士人百姓怨恨叹息，隆盛的基业忽然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吕夷简以生病请求退职，陛下亲手调和御药，亲自书写恩德的诏书，还说恨不能把您的疾病移到我身上，四方义士听到诏书的话有流泪的。吕夷简在中书省二十年，三次位居宰相之首，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听从的，所请求的事情没有不被实行的，宋朝得到君主信任的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陛下。现在契丹再次结盟，元昊在边境求和，天下欢欣，日日盼望和平，因此整顿法纪，修复废弛的事务，选拔贤才任用能人，节约用度供养士兵，那么景德、祥符年间的风气就会在今天重现了。如果安然不顾，就以为安定，我担心国家像土崩瓦解一样，无法再挽救。而吕夷简认为四方已经安宁，各项事务已经端正，想借着生病默默离去，没有一句话启发开导圣上之心，分辨贤与不肖。即使用尽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他的罪过。如果推荐贤才符合公议，开始时失误，结束时得到，还可以宽恕天下万世的责备。如果竟然为了容身而不去挽救，以前那些柔顺容易控制的，升为心腹；奸诈可以驱使的，任为羽翼。让他们在朝廷、台阁任职，上迷惑圣明，下危害百姓。这是张禹不仅生于汉代，李林甫又出现在今天了。在于陛下明察罢了。奏书呈上，皇帝没有怪罪他。议论的人喜欢他的正直急切，吕夷简对人说：“孙沔像药石一样规劝的话，只是恨听到这些晚了十年罢了。”人们也佩服他的气量。

译吕中说：“吕夷简的罪过，没有比因为私人怨恨而参与瑶华公主议婚之事更大的了；没有比因为北方战事而嫉妒富弼才能更大的了。吕夷简的功劳，没有比解除范仲淹的旧怨，容纳孙沔的直言更大的了。君子评价人，功劳不掩盖罪过，罪过也不掩盖功劳，这是可以的。”

三月丙午日，赐给陕西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每人钱一百万。庚戌日，右正言梁适出使延州，与庞籍商议招抚怀柔元昊的礼仪。于是允许贺从勖前往京城。乙卯日，韩琦、范仲淹等人上奏说：“如今元昊派人前往京城，将要商议议和之事。他派来的人已经自称六宅使、尹州刺史，看他们任命官员的意思，是想与朝廷平起平坐。我们私下担心如果不改正僭越的称号，元昊意图让朝廷承认他建立鼎足而立的国家。又担心他仍怀有阴谋，用谦卑的言辞和厚重的礼物，请求称‘兀卒’，以此延缓国家的对策。我们怎敢不为朝廷考虑长远的防备，防止百姓遭受祸患呢！”

我们说，李继迁当时用诈术脱身，窃取官印，李德明对外表示归顺，内心实际在培养阴谋。到了元昊则悖逆傲慢，大为边境祸患，凭借累世奸雄的志向，屡次作战屡次获胜，未曾受挫屈服。为什么请求议和？虽然朝廷表示招纳之意，契丹谋求通好的功劳。以我们推测，实在是因为连年用兵，蕃界劳苦骚扰，交锋之下，伤亡也很多，所缴获的器械鞍马都归了元昊。他的部下相互怨恨，没有丰厚的收获。横山地区的蕃部聚集最为困苦，只是因为汉兵没有取胜，戎人重视乡土，不敢背叛贼人，勉强为之奔走罢了。如今元昊知道众人疲惫，听闻下属怨恨，于是寻求休养生息、积蓄锐气，以逞凶残的志向，并非心服中国而来。

我们说，如果元昊大言不惭，超过期望，坚持不改僭越称号的请求，那么有三点不可答应；如果他言辞谦卑、礼物厚重，顺从‘兀卒’的称号，也有三点值得大大防备。什么叫不可答应的三点？自古以来四方夷狄在荒服之外，圣帝明王用柔和的方式感化他们，不吝惜赏赐。至于尊贵的名号，天下的神器，怎么可以私自假借给人？只有石晋借契丹援立之功，又因中国逼迫小偷生存，一时在彼处僭越称号，破坏了中国的法度。我们国家富有四海，不是石晋可比；元昊世代接受朝廷爵位任命，没有契丹开创晋朝的功劳。这是不可答应的第一点。

又各处公家文书，以及军民语言，都称呼元昊为贼，人们知道逆顺去就的区别，尚且有人逃亡，无法禁止。如今元昊在天都山营造居所，已经逼近汉界。如果更加允许他以大号，此后公家文书，以及军民语言，当有‘西朝’‘西帝’的称呼，天都山必定有建都郊祀的僭越。陕西戍边士兵和边境百姓有罪过必定逃亡，更加有所归依了。至于四方豪士，稍有不如意，就捋袖离去，没有逆顺去就的区别。他们多得到汉人，那么制度事势与契丹并立，夹击困迫中国，哪里还有太平的希望呢？这是不可答应的第二点。

又议论的人都说元昊向来没有居住中原的心，只想在诸蕃中自尊自大罢了。我们说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堅、赫连勃勃之流，得志之后都居住在中原；近来李克用父子，是沙陀人，进据太原，后来定都西洛，都是汉人。进谋引诱而招致他们。昨天定川战事后，元昊发布伪诏晓谕镇戎兵民，有安定关辅的话，这就是证据。大概汉家的叛人，不喜欢处在外国之地，必定谋划侵犯汉地，所得城垒必定让汉人守卫。如契丹得到山后诸州，都让汉人做官守卫。如果朝廷假借元昊僭越称号，是将开启他，这对叛人的帮助太大了。这是不可答应的第三点。

什么叫值得大大防备的三点？元昊以奸雄的资质，掌握屡次获胜的形势，长久不称臣，一旦言辞谦卑、礼物厚重，就肯顺从‘兀卒’的称号，都是阴谋。这是因为山界困顿，暂时寻求休养生息，让中国解除兵备三四年间，将帅松懈怠慢，士兵骄纵懒惰，边防不严，戎政逐渐松弛，却像以前那样突然爆发，那么中国不能支撑应对。这是值得大大防备的第一点。

又从李德明归顺之后，谋划不停，向西攻击吐蕃、回鹘，开拓疆土数十里。到了元昊事势更加兴盛，于是称尊悖礼，背叛朝廷，勾结契丹，情迹完全暴露。如今又起诈端，用归顺来安抚我军而休息他的部众，又想并力专志向西吞并唃厮啰等诸蕃，去掉秦州一带的篱笆，为将来再次举兵提供便利。这是值得大大防备的第二点。

又从李德明归顺后，蕃汉之人进入京城贩卖百货，所归财物充实了贼人的巢穴，贼人凭借这些财力，于是兴兵作乱。如今这五年，用度必定困乏，于是言辞谦卑、礼物厚重，迎合我们的意思，想再次谋取中国的利益。等到他供给充足，却找借口兴兵，以快其本意。如今如果通和，或许再次允许灵夏蕃汉之人像以前一样出入京城，必定窥伺国家，以及夹带亡命之徒进入蕃地，或者与奸人另有勾结，或者派遣刺客暗中发作惊扰朝廷，又这类事情必定会有，放纵甚于往昔，有事怎么处置？这是值得大大防备的第三点。

我们请求朝廷，等元昊所派的人到达，观察他的请求。如果他大言不惭，坚持请求僭越称号，那么回答说：‘皇上敬畏天地宗庙，不可私自允许大号，破坏中国的法度。’如果他言辞谦卑、礼物厚重，只是请求‘兀卒’的称号，那么按照唐代单于可汗的旧例，有可以允许的道理，也必须预防他的阴谋，严厉告诫边臣，修葺

译修筑城寨，训练军队，储备粮草，以防备敌人的虚诈。如果对方请求割让属户，就回答说：灵州、夏州一带有很多汉族百姓，难道能割让给朝廷吗？况且横山地区的蕃部安于归附朝廷，一旦驱赶他们，就会惊慌生事，必定不会为西夏所用。如果对方请求像以前那样到京城往来经商，就回答说：自从上次交战之后，有很多军民战死沙场，他们的子孙骨肉怨恨极深，恐怕在路上多有仇杀，导致西夏猜疑，反而再生事端。只在边境设置市场进行交易，互通有无，各自得到所需。如果对方要求我们从今以后停止修筑城寨，就回答说：边境的熟户和生户多有仇怨，经常互相侵害，必须依靠城寨驻兵，才能安定局势，使他们各自安居。其余如果有不合礼制的请求，朝廷难以答应，就暂且安抚他们，不必顺从。只要厚待来使，用善言回答，使他们往返拖延，超过四个月，敌人就无法发动进攻。到了秋天，城寨大多坚固，军队已经训练完毕，要么坚守壁垒防守，要么占据险要作战，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臣等已经商议，在一两年间，训练士兵三四万人，使号令统一，阵法熟练，又能使熟户蕃兵与正规军配合使用，那么横山一带的部落就可以谋划攻取了。如果元昊举国来犯，我们就占据险要退守边塞，足以困住他的军队。如果派遣偏师来犯，我们就占据险要等待他们。蕃兵没有粮食，不能长久聚集，退散之后，我军再次进攻，使他们重新集结。每年出动三五次，元昊各厢的军队大多在河外频繁来应战，疲于奔命，那么山界蕃部势力穷尽，援助薄弱，而且靠近我们，自然会请求归附，趁机选拔酋长豪强来镇守他们，足以防备元昊的爪牙了。然而请求朝廷以平定的大计为重，在军事行动时，不因为小胜或小败来升降将帅，那么三五年间可以成就大功。同时诏令内外臣僚不得随意议论边事，以阻碍长远的谋划。我太祖、太宗统一四海，创立万世基业，现在用三五年的辛劳，再次安定西部边疆，难道算晚吗？臣等之所以主张对那贼人的非礼请求不必顺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臣等早蒙圣上提拔，位列清要，自西部战事以来，为国效力，三年驻守塞下，日夜劳忧，难道不愿意听到议和的消息稍作休息吗？并非乐于身处矢石之间，而是看到西夏贼人强横未衰，挟持变诈，如果朝廷处置不当，将来悖乱，成为中国的大祸，岂止是今天的边患呢？臣等因此不敢顾念自身的安危，担忧国家的忧患，必须竭尽鄙陋之见，希望能稍作补助。元昊的来使到达京城，恳请圣上在接纳和议与抵御外侮之间，审慎处置，为圣朝做长远的考虑，那么天下就幸运了。集贤校理余靖上言：臣私下听说昊贼派遣私自署任的官员入境，即将到达京城，想要与朝廷通好。从大臣到边将，都想要卸去重担以休整士卒。臣愚昧地推测，认为挫伤契丹的气势，折损西夏贼人的锐气，不如不和，最为得当。假如元昊贪图我们的财货，甘心臣服，这造成的祸患，比今天更大。臣请分别说明：国家用兵以来，五年之间，经历三次大战，军队覆没，将领战死，财用空虚，天下哀叹，困于供给。现在因为契丹一个使者的命令，就使两国通好，君臣如初。我们几年的耻辱，契丹一句话就化解了。如果契丹又派遣一个使者向我们有所求，作为报谢，将用什么理由拒绝呢？如果国家又有所吝惜，必定会兴师责问我们，说我们背弃恩惠，那么北部边境就会产生祸患，两面受敌了。请陛下裁决。辛酉日，国子监请求设立四门学，以士人和庶民子弟为生员，以扩大招揽人才的路径，皇帝听从了。三月壬申日，吕夷简再次辞去相位。皇帝在延和殿召见他，敕令他骑马到殿门，命内侍取坐轿抬在前面，吕夷简推辞回避，很久。皇帝下诏让人搀扶他，不必跪拜。戊子日，罢免宰相，任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共同商议【考异按：附传说吕夷简再次辞去相位，推荐富弼等数人可以大用，正传已删去，恐怕吕夷简未必能推荐富弼，现在从正传】任命判蔡州夏竦为户部尚书，担任枢密使；代理御史中丞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因为奉命出使，贾昌朝因为陪同接待使者的辛劳，所以都被提拔任用。富弼推辞不接受【此据富弼叙述前后辞免恩命辩白谗言的札子】当时吕夷简罢相，辅政大臣都晋升官职。侍御史弋阳人沈邈上言：爵位俸禄是用来鼓励臣下的，没有功劳而授予，就是滥赏。现在边境屡次报警，没听说朝廷的谋略有能够折服外侮的，却无名目地晋升官阶，臣下有什么可鼓励的呢？癸巳日，任命侍御史鱼周询为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王素为兵部员外朗，集贤校理欧阳修为大理寺丞，都掌管谏院。鱼周询坚决推辞。又任命集贤校理余靖为右谏议大夫。谏院任职时，陕西、河东的军队老弱，士兵疲顿，京东西地区盗贼兴起。吕夷简罢相后，皇帝于是想要改变天下的积弊，增设谏官，首先任命王素等人担任【考异：《宋史》修传说，吕夷简罢相，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任命后又罢免，改任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韩�同时被提拔为执政，收揽一时名士，增设谏官，而欧阳修首先被选中。按欧阳修被任命为谏官时，韩琦、范仲淹、富弼都还未入朝。根据晏殊传，

译修于是特别推荐了（富弼），《宋史》记载有误】甲午日，改任枢密副使富弼为资政殿学士，兼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富弼当时再次上章辞谢所授予的官职说：“臣昨天奉命出使契丹，他们执政的官员，汉朝使者未曾见过的，臣都见到了。两朝使者过去忌讳谈论的，臣都谈了，因此得以详细知晓他们的情形。他们只是不来，如果来了就不容易对付。希望朝廷不要因为已经和好就忽视他们。臣现在接受赏赐，他们如果一旦背弃盟约，臣不仅会遭受朝廷的斧钺之刑，天下舆论又会怎么评价臣呢？臣害怕舆论胜过害怕斧钺，希望收回新的任命，那么朝廷内外的人一定会说：‘使者不接受赏赐，是因为事情还未可知。’这样对于防备决不敢懈怠，这不是臣刻意修饰小节的廉洁，确实是担心误了国家大事。”皇帝体察到他的心意坚定，特意为他更改了任命。这个月，皇帝命令内侍向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宣谕：“等到边境事务稍微安宁，将任用你们在两地。已经诏令中书省记录在案，这特别出于朕的意思，不是臣僚荐举的。”又命令韩琦等人秘密上奏可以替代自己担任边境职务的人。韩琦等人说：“元昊虽然约定和好，真假还不可知，愿意尽力在边塞，不敢拟定他人来替代。”夏四月戊戌日初一，皇帝驾临琼林苑，检阅骑兵。己亥日，富弼说：“听说西夏使者前来，大概是因为契丹的告知。元昊既然敬畏契丹，那么朝廷应当暂且持重。如果过度许可，所担忧的有两件事：一是契丹认为中原既不能使元昊称臣，难道肯受制于我？必定会以此派遣使者前来，不知用什么言辞回答他们。二是契丹认为元昊本来向两朝称臣，现在既然南朝不称臣，逐渐成为敌国，就认为自己是独尊了。日后稍微凭借边境的缝隙，再次有所求取，不知用什么方法拒绝他们。臣日夜思考，这两者必将发生其一，不可不早作打算。”癸卯日，任命佥书保安军判官事邵良佐代理著作郎出使夏州。在此之前，邵良佐与贺从勖到朝廷，住在都亭西驿，接待使臣取来元昊的信送到中书枢密院，告知贺从勖所携带来的文书，各种体例都不端正，名字上的一个字，又犯了圣祖的名讳，不敢进呈，便命令带回。他自称“男”，情意虽然显得恭顺，但父子之间也没有不称臣的礼节。从今以后上表，只称旧名，朝廷应当施行封册为夏国主，赐诏时不直呼其名，允许自行设置官属。宴请使者坐在朵殿之上，或者派遣使者前往那里，完全依照接待契丹使者的礼节。如果想要派人到边界承接所赐物品，也听任他们。在保安军设置互市，每年赐给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生日和十月一日赐给赏赉，允许进奉乾元节及祝贺正旦。那些防备边境、兴复寨栅的措施，都依照旧例，仍然命令邵良佐与贺从勖等人一同前往商议决定后上报。甲辰日，任命韩琦、范仲淹都担任枢密副使，知永兴军郑戬担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驻军泾州。韩琦、范仲淹一共五次辞让，不被允许，于是启程。富弼说：“韩琦、范仲淹都授任枢密副使，仰见圣意只遵从公论，不听信谗言毁谤，提拔任用孤远之人。然而议论的人说西夏寇患尚未消灭，也需要借重人才，如果两人都来，恐怕会缺失事务。众人的议论都愿意一名召来安排在内部，一名就地授予枢密副使之命，暂且让他在边境内外呼应，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以臣的愚虑，也认为这种说法很恰当。近来听说又有异议，说枢密副使不可以让他出任外职，担心将来武官援引此为例。这是巧立说辞，阻挠陛下独断的英明，奸邪用心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先朝屡次有大臣带着两府职务，应急出外，事情完毕还朝，没听说后来有武臣援引此为例。臣希望陛下不要相信异议，专采公论，一名召来安排在内部，一名授职在边境，或者两人一年轮换一次，均衡劳逸，内外协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乙巳日，任命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照原官职充任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天前往本镇。先前因为枢密使的召令，夏天在蔡州，台谏官员接连上章议论夏天在陕西畏缩懦弱、苟且偷安，不肯尽力，曾经出巡边境，把侍婢安置在中军帐下，几乎导致军变。又元昊常在边境张贴告示，得到夏天首级的人赏钱三千，被贼人轻视，像这样最终导致败坏军师，毫无成效。今天任用他，那么边境将领的斗志就会懈怠了。并且说夏天挟持诈术、玩弄权数，奸邪倾险，与吕夷简不和，吕夷简畏惧他的为人，不敢引荐为同僚。既已退位之后才推荐他，以消除旧日的怨恨。正值陛下孜孜不倦处理政事，首先任用怀有诈术、不尽忠的臣子，怎么求得治理？御史沈邈又说：“夏天暗中勾结内侍刘从愿，在内助长险恶诡诈，在外专断机要事务，奸党得逞，君主的权力就丧失了。”他的话又很急切，恰逢夏天已到国门，进言的人更加紧急，请求不要让他入朝觐见。谏官余靖又说：“夏天屡次上表称病，等到听说被召用，就兼程奔驰。如果不早作决断，夏天必定坚决请求面对圣上，叙述恩情感动哭泣。再有左右的人为他解释，那么圣上的听闻就会迷惑了。”御史中丞王拱辰对皇帝极力进言，皇帝没有醒悟，急忙起身，王拱辰拉着皇帝的衣襟，说完他的意见。前后进言的人合计十八道奏疏，皇帝于是罢免夏天，而任用杜衍替代他【李焘说：这段应当广泛搜集台谏的章疏，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才好。石介《圣德诗》说：“任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平谏官”

译修，共十一疏追奏竦的敕令。」而《竦正传》记载为十八疏，现在依据正传。御史平葢，就是席平，席平不久因无才而被罢黜，唯独他称颂竦，这很奇特。《沈邈传》中，拱辰拉着皇帝的衣襟，据刘挚所作的拱辰行状】。己酉日，任命馆阁校勘蔡襄为秘书丞，掌管谏院。起初，王素、余靖、欧阳修被任命为谏官，防作诗祝贺他们，诗中多有激切劝勉之词。这三个人将这首诗推荐给皇帝，不久就有了这道任命。丙辰日，因春夏没有（降雨），派遣使者到五岳四渎祭祀祈祷。己未日，任命翰林

译学士王尧臣担任户部郎中，暂代三司使职务。王尧臣刚接受任命，对皇帝说：“如今国家和百姓都疲敝了，关键在于陛下如何任用臣下。”于是请求自行选择僚属。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王尧臣选取陕西、河东三路在未用兵前以及用兵后每年的财政收支数额，统计后上报皇帝。庚申日，任命盐铁判官吕绍宁为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到达淮南后，急忙上缴了盈余的钱十万贯。谏官欧阳修请求退回这笔钱，并追究吕绍宁欺瞒蒙蔽的罪责，以警示那些苛刻剥削百姓的奸吏。吕夷简虽然已经罢相，但仍以司徒的身份参与商议军国大事，皇帝对他的宠信待遇没有减退。于是谏官蔡襄上疏说：“吕夷简生病以来，两府大臣屡次到吕夷简家中咨询政事。臣私下认为，两府大臣是辅佐陛下治理天下的，如今却拿着笏板在吕夷简门下听命。街巷里的人指着他们窃笑。吕夷简做宰相前后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功业，只为自己打算。多次贬斥进言的人，如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楊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有的被贬谪到千里之外，有的被压制数年，都是因为私恨而驱逐忠良贤能。只要阿谀奉承的人，他都极力庇护，废弃了廉洁知耻的节操，形成了奔走钻营的风气。山外丰州、定川之战，丧失土地、军队溃败，将士死去的各有数万人，朝廷上的谋划在哪里？如今他因病回家，还贪恋权势，不肯尽力推辞。恳请特别罢免他参与商议军国大事的职务，让两府大臣专门承担职责，无所推诿逃避。”甲子日，吕夷简请求罢免参与商议军国大事的职务，皇帝听从了。蔡襄又说：“韩琦、范仲淹分别被任命为枢密副使，都因为西夏侵扰未平，恳切辞谢恩命。朝廷再次赐下手诏督促他们赴京。臣根据众人的议论来说，这两位大臣的忠勇，心意是一致的。如果论智谋才望，范仲淹超出韩琦。在内的人谋划，在外的人执行，所以范仲淹应当来京，并且留在边疆在道理上很恰当。恳请朝廷不听从他们的辞让，分别授予恩命，以符合公论。”这个月，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石介笃志学习崇尚节操，乐善好施疾恶如仇，喜欢名声。恰逢吕夷简被罢免，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且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都担任谏官。夏竦刚被任命又被剥夺，由杜衍代替，石介因此大喜说：“这是盛事，歌颂是我的职责，怎么能停止呢？”诗中称颂的多是当时的名臣，其中所说的“大奸”大概是指斥夏竦。诗刚写出，孙复听说后说：“石介的灾祸从这里开始了。”范仲淹也对韩琦说：“石介这样做，大概值得忧虑啊。”【他的诗说：在庆历三年三月，皇帝兴起，缓缓走出宫门，早晨坐在太极殿，白天打开宫门，亲自考察英明贤能之士，亲手铲除奸邪之根，大声浩荡，震动天地。像鼓声的震动，像雷声的爆发，昆虫惊惧，怪异隐藏消灭。如同明道初年，天地欢喜吉祥。刚听到皇帝忧愁地说：‘我的祖辈父辈，把大业托付给我，我担心失坠，实在依赖辅佐。’你章得象、晏殊厚重，谨慎周密。你辅佐我很久，我嘉奖你的功劳，你仍然辅佐我，笙镛和谐，期望与贾昌朝协调。儒者学问广博，与我讨论政事，用经术来辅佐，你辅助两位宰相，各种政绩都井然有序。只有你范仲淹，你确实让我明察。太后凭借权势，像汤沸火燃，你当时是小臣，直言耸立。作为我的谏官，端正我的门户；作为我的京兆尹，阻止我的谗言。贼人在西夏叛乱，你去为我遏制。六月酷热的太阳，大冬天积雪，你寒冷你暑热，与我的士卒同甘共苦。我听到辛酸，你不说缺乏。我晚年得到富弼，我心里高兴。富弼每次见我的时候，没有私下的拜谒，用正道辅佐我。富弼的话深刻，我不是尧舜，富弼自我惩罚。谏官一年，奏章装满箱子。侍从一年，忠力竭尽。契丹违背信义，像梼杌一样贪婪，敢侮辱大国，言辞傲慢悖逆。富弼带着我的命令，不畏惧不胆怯，终于恢复旧好。百姓得到短衣，沙漠万里，生死一节，看富弼的皮肤像霜剥风裂，看富弼的心像炼金锻铁。宠名大官，用来酬劳渴望，富弼辞谢不接受，他的志向不可改变。只有范仲淹、富弼，像夔和契一样，上天确实赐给我，我怎敢忽视，一起来辅佐我。百姓没有瘟疫，说：‘杜衍你来了，你侍奉我二十多年，头发秃牙齿豁，心像一样，遵循礼法不逾越。’于是统领枢密院，兵政没有败坏。我早就认识韩琦，有奇特的骨相，他的器量魁梧，难道像店楔那样？他为人浑厚朴实，不思考雕琢，可以托付大事。敦厚像勃海，韩琦你辅助杜衍，知人是我明智。只有欧阳修、余靖，在朝廷上正直，言论磊落，忠诚特别通达。俸禄微薄身份低贱，他们的志向不胆怯，常指责大官，屡次遭到贬黜。万里归来，刚直之气不折，屡次进献直言，来弥补我的缺失。王素是宰相之后，含忠履洁，担任御史，几乎叩击我的床榻。虽然是小官，名声让我知晓，也常进言，规劝我的过失。刚正守节纯朴，与欧阳修同类，都作为谏官，正色在列。儿子过错你说话，不要钳制我的舌头。皇帝圣明，忠邪辨别，提拔俊良，扫除妖邪。众贤的进用，像茅草那样拔起；大奸的离去，像脚距那样解脱。上靠辅弼，主持我的调和；下靠谏诤，维持我的纪法。左右都是正人，没有邪孽。我盼望太平的日子，不超过十天。皇帝继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杀，沉默像深渊，圣人不可测，他的行动像天，赏罚……】

译在我而言，不丧失统治的权柄，恭敬地端坐南面，斥退奸佞，进用贤良。知道选拔贤才不易，不是明智之人便无法得到；去除邪佞艰难且需防范，只有明智才能不偏颇，只有防范才能不迷惑。既明智又防范，这是皇帝的德行。群臣恭敬谨慎，举足小心，屏息凝神，互相告诫说：“要正直，不要做邪僻之事。”皇帝若加诛戮，诸侯惊恐战栗，连玉饰和鞋子都掉落，互相告诉说：“皇帝神明。”四季按时朝见，谨慎履行臣子的职责。四方蛮夷骑马时连马镫都掉落，互相告诉说：“皇帝英武。”于是解散军队，修习贡赋，永远成为附属国。皇帝一举手，群臣就畏惧，诸侯就害怕，四方蛮夷就顺服。臣愿皇帝长寿万千年。

五月丁卯初一，发生日食。庚午，登记囚犯名册。江淮地区的岁漕粮供应不足，京城缺乏军需储备，大臣们为此担忧。枢密副使范仲淹进言：“国子博士宣城的许元可以独自倚靠办事。”辛未，提拔许元为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判官。许元说：“拥有六路七十二州的粮食却不能满足京城的需求，我不相信。”到任后，他命令沿江的州县保留三个月的粮食，其余的全部发出，远近地区依次互相补充，率领一千多艘船转运漕粮向西进发，不久京城粮食充足。癸酉，命令王拱辰、田况与三司共同商议减免州县的科配。乙亥，忻州发生大地震，皇帝说：“大地之道贵在宁静，如今多次震动，难道不是战争兴起、百姓劳苦所导致的吗？应当诏令本路转运经略司安抚体恤百姓，不得擅自放松边防。”

盐铁副使林潍出任滑州知州，初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议，请求征收民间房钱的十分之三以资助军费，此事下达给三司，三司使王尧臣坚持认为不可行。张永和暗中派人致意说：“您如果能推行此事，就会得到重用。”第二天入朝觐见，王尧臣将情况详细禀告皇帝，于是说：“这是衰败世道的做法，唐德宗因此导致朱泚之乱，不是平时可以实行的。”林潍畏惧张永和的权势，极力帮助他。王尧臣上奏罢免林潍，任命河北转运使张昷之为盐铁副使，议论才确定下来。

在此之前，谏官欧阳修接受任命后，首先建议天下官吏员额极多，朝廷无法普遍了解他们的贤愚善恶，审官院、三班院、二部等处，又只记录差遣的日期，人的才能与否都不可知。各路转运使等，除了官吏自行败露时临时举劾外，也没有其他考察官吏的方法，致使年老、病患、懦弱、无才、贪婪、残暴、害民之人遍布州县，并无升降黜陟。因循积弊，州县治理混乱。如今战事未息，赋役繁重，百姓哀嚎，创伤未愈。救济他们的疾苦，选择官吏是首要任务。臣现在请求特别在内外朝官中设立按察之法，从三丞以上到郎官中，选拔刚强干练、廉洁清明的人二十左右，担任各路按察使。请求让进奏官各记录一州官吏的姓名，做成空行簿册，交给他们，让他们到州县遍见官吏。那些公正廉洁、勤勉干练以及年老患病、无才的迹象，都用红笔写在名字下面。其中才能一般的人，虽然没有奇效也不至于荒废败坏，用黑笔书写。还有虽然是平常之才，但在某事上有专长，也用红笔特别标注。使者返回后详细上奏，那么朝廷就可以坐着了解官吏的贤愚善恶，不遗漏一人。然后另行商议升降黜陟之法，这样足以澄清天下，半年之内可望达到大治。然而朝廷重视特别派遣使者，没有立即实行。

参知政事贾昌朝以前担任御史中丞，曾说转运使朝廷责成他们考察官吏的才能与否，但使者的名号尚未确立。于是采纳欧阳修的建议，诏令各路转运使副兼任按察使副，让他们将辖下州府军监县镇的官吏姓名登记在册，亲自掌管记录他们的功过。如果绩效明显以及明显治理不善的，随时上报。至于稍显廉洁勤勉以及勉强避免败缺的，每到年终汇总抄写附在驿递中上报。提防刑狱虽然不带此使者名号，也应当照此办理。任命虞部员外郎杜镐权发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渡权发遣户部判官事，都是王尧臣推荐的。权发遣三司判官大概始于此时。

庚辰，皇帝亲临相国寺、防灵观祈祷。癸未，设置御史官六员，罢免推直官，听从御史台的请求。乙酉，任命侍御史席平为润州知州，中丞王拱辰说他的议论没有可取之处，所以将他外放。【考异：庆历二年二月，席平以都官员外郎任侍御史。本传称席平对奏鄙陋，又御史台记也有记载席平曾前往齐州弹劾狱案失入死罪，张方平请求依法处置，恐怕这次罢免不仅因为王拱辰的话。】丁亥，在武成王庙设置武学，任命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谕。

译任命【考异：张唐英《政要》认为议出吴育，且说吴育任参知政事。查此时吴育只任翰林学士，五年正月才任副枢密使，四月改任参知政事。张唐英错了。吴育传中也不见武学议】戊子日下雨，辅臣称贺。皇帝说：“天久不下雨，将危害民田。朕每次焚香向上天祈祷，昨夜在寝殿中忽然听到雷声，立即起身戴冠，在殿下露天站立。不一会儿雨来了，衣服都沾湿了。过了一会儿雨停天晴，再拜谢天，才敢上台阶。从此还希望枯苗可以救活。”章得象说：“不是陛下至诚，怎能这样感应上天？”皇帝说：“近来想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怕近于崇尚虚名，不如早晚精心密祷为好【考异：仁宗庆历三年，京师夏旱，谏官王素请求亲自去祷雨。皇帝说：“太史说二月二日应当下雨，一日想出去祷雨。”王素说：“臣不是太史，知道这天不下雨。”皇帝问原因，王素说：“陛下希望它应当下雨，以祷不诚。不诚不能感动上天，臣所以知道不下雨。”皇帝说：“明日在醴泉观祷雨。”王素说：“醴泉观近犹外朝，岂怕暑热不可远出？”皇帝每次意动就耳红，当时耳已全红，厉声说：“当在西太一宫祷雨。”王素说：“乞传旨。”皇帝说：“车驾出郊不预告，卿不知典故。”王素说：“国初以防非常，今久太平，预告何害？但百姓瞻望清光的众多，无妨。”谏官故不扈从。明日特意召王素随从。日色很炽热，埃雾张天，皇帝玉色不怡。到琼林苑，回望西太乙宫，上有气雾如烟一样升起，少时雷电甚至。皇帝退逍遥辇，御平辇，撤盖还宫。又明日召王素对，皇帝喜说：“朕自顷得雨，幸甚。”又说：“昨在殿庭两立，一日拜焚生龙脑香十七斤至中夜举体尽湿。”王素说：“陛下事天道当恭畏，然阴气足以致疾，亦当戒。”皇帝说：“念不下雨，欲自以身为牺牲，何戒？”此据邵传闻见后录，当考，恐博所记。西太一宫就是相国寺防灵观。及七年三月祷西太一宫，则王素不在谏院了。又按《防要》祈报门，庆历三年五月十四日幸大相国寺防灵观祈祷。先是谏官以天旱请遣官祈祷，皇帝说：“朕已于宫中焚香密祷，上天引咎罪己，庶获丰澍之应。”宰臣章得象说：“陛下奉天忧民，至诚如此，必有感召。所称谏官，必王素也，当详考入】谏官余靖说：“当今备灾之术，莫如宽减租赋。陕关以西，尤须抚之。伏望朝廷特降诏令，应遭旱州军与量减夏税分数，这是惠民之实效。若待有逃亡然后赈救，将无及了。”辛卯日，在禁中筑钦天坛。谏官欧阳修说：韩琦、范仲淹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是朝廷亲信委任之人，况且二臣才识不类常人，陛下最宜加意。诏问乃自二臣到阙以来，只是逐日随两府例上殿呈奏寻常公事，外有机要大处置事，并未闻有所建明，陛下也未曾特赐召对从容访问。今西事未和，边陲必有警急，兼风闻契丹主现在凉甸与大臣议事，人心忧恐，伏乞陛因无事之时出御便殿，特召韩琦等从容访问，使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至于两府大臣，每有边防急事，或令非时召见聚议，或各自述所见，只召一两人商量，这是祖宗之朝并许如此，不必拘守常例【按韩范以四月七日被召五让才就职，修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五月末】。修又说，朝廷方遣使与西贼议通和之约，近来窃闻边臣频得北界文字来问西夏约和的事完了没，苟实如此，事深可忧。臣以为天下之祸不在西而在北，纵使无此文字，终须遗患。朝廷与契丹通好近四十年，无有纤介之隙，而辄萌奸计，妄有请求，益以金缯未满其意，更邀名分，抑使必从，无事来尚且如此，若使更因西事揽以为功，另有过求，将何塞请？这是天下之人无愚与智共为朝廷寒心的。今若果有文字，则狂计已生，不和则责我违言，既和则论功求报，不过年岁，恐须动作。苟难曲就，必至交兵。至于选将练兵，既难卒办，御戎制敌，应当在机先。然而国家必谓两意虽乖，尚牵盟誓，边防处置未敢张皇。以臣思之，不如精选材臣，付与边郡，使其各图御备，密务修完，这最为得策。至于镇定一路尤为要害，张存昔在延州因不了事罢去，今乃委以镇府，

译人们请求陛下特别下诏，让两府大臣挑选现任边郡守臣中能够抵御敌人、保卫城池、训练士兵以应对敌情的留任，其余才能平庸、不能胜任边防重任的，全部予以调换，这是关乎国家安危的重大计策，希望陛下留心并施行。当月，忻州发生地震。虎翼军士兵王伦在忻州叛乱。

译《资治通鉴后编》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资治通鉴后编》卷五十三

刑部尚书徐干学撰

宋纪五十三【起昭阳协洽六月，至九月，共四月】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六月甲辰日，皇帝下诏：天下茶、盐、矾、铁、铜、银等矿冶之利，担心有过度征收而伤害百姓的情况，命令转运司晓谕所属官吏，分条上报利弊情况，让朝廷知晓。起初朝廷商议想要放宽茶盐的禁令，并减少商税，范仲淹认为茶盐商税的收入，不过是分减了商贾的利润罢了，对商贾并没有很大的害处。如今国家用度尚未节省，每年的收入不可短缺，既然不从山泽中获取，商贾必定要从农民身上获取，与其伤害农民，哪里比得上从商贾身上获取？如今最好的计策，无如先节省国家用度，国家用度有了剩余，应当先宽减赋役，然后才轮到商贾，放宽禁令不是应当首先做的事。这项提议于是停止。癸丑日，知谏院欧阳修上言：“近来四方盗贼逐渐增多，都是因为国家平时没有防备，而官吏的赏罚不执行。如今忻州军贼王伦，所经过的楚、秦等州，骑马扬旗，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而听从贼人召唤，他们的衣甲器械都束手交还贼人，这可以说是心腹的大忧患。为当今计策，必须先严厉法令，法令严厉则人们知道畏惧，自然趋向于打击贼人。请求从今以后，贼人经过的州县，剥夺衣甲的官吏一并追夺官职勒令停职，巡检、县尉仍除名勒令从军立功，等到破贼之日则允许叙用。”皇帝下诏送枢密院施行。甲子日，右正言余靖上言：“如今官吏懈怠职务，小民聚集成为盗贼，贼人不能禁止的原因，大概是赏罚不执行。如果不大设堤防，来矫正以前的弊病，那么臣担忧国家的祸患，不在西北，而是兴起于疆域之内了。南京是天子之别都，贼人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的贼人，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邓州的贼人，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抓获。又清平军贼人入城，主人哭泣告急，而军使反而闭门不肯出战。又京东贼人，多的五七十人，少的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人仅二百人，建昌军贼人四百余人，处处蜂起，而巡检、县尉不知处以何罪。当职大臣尚且拘泥于常规，不立法禁止，深可为国家担忧。且以常情来说，如果与贼人搏斗常有死亡之忧，逃避不杀贼人，只处罚铜及罚俸，谁肯惜几斤铜、数月俸禄，去冒死伤之患呢？请求朝廷严格捕贼赏罚，以及设立被贼人劫质、亡失器械除名追官的法律。”皇帝听从了。戊辰日，任命翰林学士知制诰苏绅为河阳知州。在此之前，王素、欧阳修等人担任谏官，屡次议论政事，苏绅厌恶他们。恰逢京师遭遇旱灾，苏绅请求面见皇帝，说《洪范》五事，言论不被听从，叫做不治理，其灾祸是僭越，其惩罚是常旱。苏绅的意思大概是指谏官。当时任命太常博士马端为监察御史，是苏绅所推荐的。欧阳修立即上言：“马端性情险恶奸巧，往年曾揭发他母亲的阴私之事，母亲因此受杖脊之刑。马端作为人子，不能以礼防范，使母亲陷入过错罪恶，又不能包容隐瞒，使母亲受刑，按理应当终身不被录用。官员怎能再担任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为何如此用人。大概起初不应当让苏绅举荐人才，苏绅的奸邪，天下共同厌恶。视端正人士如仇敌，只与小人气类相合，所以他举荐的人如此。伏乞停止马端的任命，贬黜苏绅外任，不可再让他担任人主侍从。”苏绅因此被贬黜，马端不久也外放。己巳日，调任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判亳州，夏竦到达国门时，有人上封章防备警示他。夏竦回到镇所后，进言的人仍然不停止，恰逢韩亿致仕，夏竦请求代替他，所以有此任命。夏竦到达亳州后，于是上书自我辩白，共万余字，皇帝下诏交付学士批答。孙抃起草辞令，大略说：“图谋功效，不如竭尽忠诚勤勉；消除诽谤之言，不如修持德行实事。”夏竦得到后非常怨恨，对人说：“我对于孙抃素无嫌隙，而批答中如此诋毁我，为什么呢？”

七月，御史中丞王拱辰请求在朔望日退朝后，皇帝在后殿召见执政大臣赐坐，以讲论时政得失。皇帝说：“执政大臣，是我早晚共同谋划政事的人，至于从容陈述，即使直到中午，我哪里会懈怠呢？又何必拘泥于朔望日呢？”辛未日，皇帝下诏：从今以后中书、枢密院臣僚，除了常规奏事外，如有其他陈述，或者我非时留对者，不限时刻。丙子日，参知政事王举正罢免为礼部侍郎，知许州。起初御史弹劾李徽之为御史，王举正是李徽之的姻亲，搁置不执行。李徽之诉讼说：“王举正妻子悍烈，不能制服，怎能谋划国事？”而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都说王举正懦弱沉默不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不应当局限在兵府，希望罢免王举正，以范仲淹代替他。王举正也自己请求罢免。丁丑日，任命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范仲淹说：“执政可以由谏官而得到吗？”坚决辞谢不拜。富弼直接带着诰命放在皇帝面前，口头陈述坚决避辞的意思，并且说：“希望陛下坐薪尝胆，不忘修政。”皇帝允许了，于是再次将诰命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