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七

译吕惠卿设置官吏属员，大量拿出官府的现钱，豪商大贾都感到疑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朝廷没有明令禁止，但既然已经允许他们贩卖，却改变做法不与商人争利，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经商的事情，曲折难行，他们进货时，预先支付钱款；出货时，延后收取货款，通过多种途径相互接济，委婉曲折地互通有无，加倍的利润由此获得。现在先设立官吏，账簿文书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多，没有好货就不卖，没有贿赂就不办事，这样官府收购的价格比起民间必定更贵，等到出售时，弊端又像以前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获得？朝廷不考虑这些，竟然拿出五百万缗钱交给他们。这笔钱一旦支出，恐怕无法收回，即使其中略有收获，但征收商税的额度损失一定很多。皇帝正被王安石的话所迷惑，都不予采纳，于是提拔吕惠卿为天章阁待制，派遣太常少卿罗拯带着手诏赐给吕惠卿说：“政事的首要，理财最为紧急，朕把东南地区的赋税收入托付给你，让你能够掌握敛聚和散发的时机，而你忠诚坚定，能够全面履行职事，引导宣扬朕的意图，取得成效，朕非常赞赏。”阅览奏章，担心流言惑乱朕的心，难道像石头一样坚定的人容易改变吗？你应当以刚强来成就它，以不懈怠来结束它，以符合朕的心意。然而均输法最终也没有成功。癸卯日，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监，监察御史里行钱顗被贬为衢州盐税监。王安石争论修改谋杀自首的法律，超过一年没有决定。先前下诏临时奏请听候敕令裁决，王安石又说：“法律的本意是因为犯下杀伤罪而自首得以免除，所因的罪行仍然按照故意杀伤的法律处理。如果已经杀人按照故意杀人的法律处理，那么为首的人必定处死，不需要奏请裁决；为从的人自有编敕中奏请裁决的条文，不需要再立新制。”当时文彦博以下都支持司马光的意见。唐介多次在皇帝面前与王安石争论，唐介说：“这项法律天下人都认为不可行，只有曾公亮、王安石认为可行。”曾公亮、王安石说：“认为不可行的都是朋党。”至此皇帝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话，下敕令从今以后都按照去年七月的诏书执行。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率领同僚丁讽、王师元将敕令封还中书省两次，王安石告诉皇帝让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的罪行。于是刘述率领刘琦、钱顗共同上疏说：“王安石执政以来，不到几个月，朝廷内外人心喧扰动荡，大概是因为他专断肆意，轻视法度，没有忌惮之心。陛下任用贤才寻求治理，常常像饥渴一样迫切，所以安置王安石在政府，必定想要达到像唐尧虞舜那样的时代，反而采用管仲、商鞅权诈的手段，图谋取媚，于是与陈升之合谋，侵夺三司的财利权力，据为己功，设立局所和官职，用八人分赴天下，惊骇视听，动摇人心。去年因为许遵妄议按问自首的法律，王安石凭着一偏之见，改立新议，危害天下。大章的辟除，光献岐王迁往外地的说法，疏远离间骨肉，罪不容诛。吕诲等人连续上章论奏，请求加以放逐。陛下想要答应他们的请求，王安石独自进献瞎话，迷惑圣听。陛下认为他爱自己，隐忍不执行。先朝所立的制度，自然应当世代遵守不丢失，却想要事事更改，废弃不用。王安石自从应举做官，尊崇推崇尧舜之道，以倡导率领学者，所以士人心归向，无不称颂贤能。陛下听说并知道，于是让他位居公府。遭遇时运得到君主，如此专断，却首先建立财利的议论，务求容悦，言行乖戾，一至于此，刚愎狠戾自任，则又更加严重。奸诈专权的人，难道适宜处在庙堂，扰乱国纪？希望早日罢免放逐，以慰安天下百姓的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反而有畏避之意，暗中结党营私，以巩固宠幸长久妨碍贤路，也应当斥退免职。赵抃则缄口不言拱手而立，只务求依违两可，大臣侍奉君主，难道应当这样吗？”奏疏呈上，王安石上奏贬谪刘琦、钱顗。司马光上疏说：“臣听说孔子说：坚守道义不如坚守官职。孟子说：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进言不被采纳就离职，这是古今通行的义理，人臣的大节。那些谋杀已经造成伤害，允许自首，天下都知道这是不对的，朝廷既然违背众议而实行，又惩罚坚守官职的大臣。臣担心天下人将会以进言为戒。刘琦、钱顗所犯的罪过不过是疏直，请求恢复他们的原职，以安定众人的视听。”没有答复。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一向依附王安石，钱顗将离任，在众人中责备孙昌龄说：“平日士大夫不曾知道你的名字，只因为过去在金陵奴事王安石，辗转推荐你得以担任御史，也应当稍微考虑报效国家，为何专一想要依附逢迎以求取美官？钱顗现在将要远窜，你自认为得策，我看你连猪狗都不如。”随即拂衣上马离去。孙昌龄不得已，也说王克臣阿谀奉承当权者，欺蔽圣明。乙巳日，贬谪孙昌龄为蕲州通判。钱顗后来从衢州调任秀州，家中贫穷母亲年老，以至于向亲友借贷以供给早晚饮食，怡然自得没有贬官的愁色。苏轼赠给他诗，有“乌府先生铁作肝”的诗句，世人因此称他为铁肝御史。丙午日，同知谏院范纯仁被罢免。起初，范纯仁从陕西转运副使

译范纯仁被召还朝，皇帝询问陕西的城墙、军队、粮草储备情况如何？范纯仁回答说：“城墙大体完整，军队大体整修，粮草大体齐备。”皇帝惊讶地说：“你的才能，是朕所倚重信任的，为什么都说‘大体’？”范纯仁回答说：“‘大体’，是说尚未精良的措辞，像这样也就足够了，希望陛下暂且不要留意边功。如果边防大臣观望不前，将会成为日后意外的祸患。”范纯仁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上奏说：“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聚敛财利，民心不安。《尚书》说：‘怨恨难道在于明显可见吗？看不见的时候就要图谋防范。’希望陛下图谋防范那些看不见的怨恨。”皇帝问：“什么是不见的怨恨？”范纯仁回答说：“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人不敢说却敢怒的情形。”皇帝嘉奖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善于论事，暂且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于是范纯仁作《尚书解》进献，并且说：“其中的言论都是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治理天下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希望陛下深入探究并努力实行。”加官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皇帝急切地寻求治国之道，多次接见疏远的小臣，咨询缺失。范纯仁说：“小人的言论，听上去似乎可以采纳，实行起来必定有累害。这是因为他们只知小事而忘记大事，贪图近利而蒙蔽远见，希望陛下加深明察。”富弼在宰相之位，称病在家。范纯仁说：“富弼受到三朝皇帝的眷顾倚重，应当自任天下重任，却顾惜自己比顾惜万物更深，担忧疾病比担忧国家更甚，导致辅佐君主和处理自身两方面都失误。富弼与我先父一向交厚，我在谏院不敢私下拜谒，以尽忠告，希望陛下将此章示给他，让他自我反省。”又议论吕诲不应罢免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镇守边疆，以及薛向在六路实行均输法。又说：“我曾亲自聆听圣旨，想要修习先王补助百姓的政治，现在却效法桑弘羊均输之法，而让小人借此盘剥百姓，招致怨恨，埋下祸根。”王安石想要追求近功，忘却旧学，舍弃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求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崇尚法令就称颂商鞅，谈论财利就背离孟轲，鄙视老成为因循守旧，斥责公论为流俗，合乎心意的就是贤人，违背自己意思的就是不肖。刘琦、钱顗等人一言不合便遭防范，降黜在朝之人正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使他们，他们将无所不至？况且道义深远应当循序渐进，事情重大难以速成，培养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立刻革除，倘若想要事功迅速成就，必定被奸佞小人乘虚而入，应当迅速召回言官而罢退王安石，以回答内外人士的期望。又说：“曾公亮年老不退，廉洁节操已经亏损，而且想要被容纳，只求雷同附和。赵抃心里知道这不是寻常之事，不能尽力挽救，退朝后有怨言。”皇帝都不听，于是范纯仁请求罢免谏职。改任判国子监，去意更加坚决。政府派人晓谕他说：“不要轻意离去，已经商议任命你为知制诰了。”范纯仁说：“这话为什么传到我这里呢？言论不被采纳，万钟俸禄也不是我所顾惜的。”戊申日，黄河改道向东流，张巩等人因此想要封闭阻断北流。皇帝倾向于这样做。司马光说：“张巩等人想要堵塞二股河北流，我担心劳费巨大不易侥幸成功，如果堵塞了，那么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定导致决溢，这是将恩、冀、深、瀛的祸患转移到沧、德等州。不如等待两三年，东流更加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柴草有备，那时堵塞才方便。”皇帝命令司马光与张茂则前往视察。王安石说：“司马光议事屡次不合，现在让他视察黄河，以后必定不听从他的建议，这是再次让他不安于职守。”于是只派遣张茂则。张茂则上奏：“二股河东倾已经占八分，北流只占二分。”张巩等人也上奏：“大河东徙，北流已经封闭。”皇帝下诏奖赏晓谕他们。不久黄河在许家口东决口，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果然如司马光所言。夏国请求沿用旧蕃仪，皇帝下诏允许。范纯仁前后的章疏，言语多激切，皇帝都不交给外朝。范纯仁全部抄录申报中书，于是，在位大臣都列名上露章请求罢免。皇帝用优诏答复他们。富弼从此不再出视事。王安石请求重贬范纯仁，皇帝说：“他没有罪，暂且给他一个好地方。”己酉日，任命范纯仁知河中府，不久调任成都路转运使。因为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立即实行。王安石恼怒他阻挠，借事将他左迁知和州，未到任，又调任庆州。庚戌日，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被罢免。苏辙与吕惠卿议论事情，动不动都不合。恰逢派遣八使到四方访求遗利，内外都知道他们必定迎合生事，都不敢说话。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遣使者宽恤各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被天下人嘲笑。现在这与那有什么不同？”又写信给王安石，极力陈述其不可行。王安石恼怒，将加罪于他，陈升之制止了他。至此，苏辙请求另授一差遣。皇帝阅览苏辙的奏状，问苏辙与苏轼如何？看他们的学问颇相类似。王安石说：“苏轼兄弟大体以飞箝捭阖为事。”皇帝说：“如此则应当合乎时事，为什么反而持异论？”下诏依其所请，任命为河南府推官。甲寅日，朝拜神御殿。辛酉日，任命秘书省著作佐郎河南程颢、太原王子韶都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从晋城令改任著作佐郎，至此吕公著推荐他为御史。皇帝素知其名，多次召见，每次将要退朝，必定说：“频繁请求对答，想要常常见到你。”一天从容咨询访求，报正午才开始

译程颢快步走出宫门。殿中的宦官说：“御史难道不知道皇上还没吃饭吗？”程颢先后进献了许多言论，大抵以端正心志、遏制私欲、求取贤才、培养人才为首要，不修饰言辞以逞辩，务求以诚意感动皇上。皇上曾让程颢推举选拔人才，程颢所推荐的几十人中，以他父亲的表弟张载和他的弟弟程颐为首。又劝皇上防备尚未萌发的私欲，以及不要轻视天下的士人。皇上俯身说：“应当听从你的告诫。”皇上曾召见程颢询问他担任御史的职责所在，程颢回答说：“让臣拾遗补阙，辅助赞颂朝廷是可以的；让臣搜集群臣的短处，以沽名钓誉则不能。”皇上赞叹赏识，认为他符合御史的职责规范。在任数月，奏章屡次呈上，都关系到教化的根本。他论述君道说：“君道的大要，在于考察古制、端正学问，明确善恶的归属，辨别忠良贤能的界限，清楚地趋向大道的正途。所以君主的志向贵在事先确定，君主志向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一诚心，选择善道并坚定不移地遵循。如果义理不事先确定，就会多听而容易迷惑；如果志意不事先确定，就会坚守善道却可能动摇。只有把圣人的训诫当作必须遵从的，把先王的治理当作必须效法的，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迁就迷惑。自知达到极致的明察，信道达到极致的笃实，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必定期望使世道达到三代那样的兴盛而后停止。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产生于细微之处，而志向也警戒于逐渐的习惯。所以古代的君主，即使出入起居，从容闲适，也必定有诵读训诫、规劝谏诤的臣子，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此来成就他们的德行功业。恳请陛下礼聘任命老成持重的儒者，让他们每天亲近御座，讲论道义，以辅助培养圣德；又选拔天下的贤才俊杰，让他们陪伴侍奉法驾，早晚延见，开陈善道，以扩大听闻见识。这样圣明的智慧更加显明，王道的方略就充实完备了。”又论述时务十件事，大抵认为圣人创立法度，都本于人情，穷尽事理，即使是二帝三王，也不无随着时势因循变革、沿袭旧事增减损益的制度。然而至于治理的大原则，管理百姓的要道，则前圣后圣同属一条脉络而贯穿其中。后世能尽其道，就大治；如果只用其偏，就小康。这是历代彰明昭著的效验。如果只知道拘泥古法而不能施行于当今，姑且想要遵循名目而废弃其实质，这固然是浅陋儒生的见解，不值得与他们讨论治国之道。然而如果说今人的情性，都已经不同于古代，先王的遗迹不能在当今恢复，只图眼前便利而不务高远，那么也恐怕不是大有作为的言论，不足以救济当今的极大弊端。况且像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类，如果便于当今而有法度的，难道也应当立即改革吗？只有天理不可改变，人所赖以生存，没有古今的差异，圣人必定要做的，固然可以概括列举。然而实行有先后，使用有缓急。至于裁成运作、周旋得当，则在于朝廷讲求设施如何罢了。皇上都嘉许采纳。开封府案件审结，同判刑部的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都诬服。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的刘述独自认为朝廷不应当弹劾言事官员，三次审讯都不承认。王安石想把他下狱，司马光和范纯仁争辩，才作罢。壬戌日，贬刘述为江州知州，丁讽为复州通判，王师元为安州税监。九月甲子日初一，下诏让閤门引编校书籍的吕惠卿、校勘的王存登对，都是王安石所赏识的人。王存，丹阳人。交州来进贡。丁卯日，确立常平法的收放制度。戊辰日，初次开设经筵。拿出内库百万缗钱购买河北常平仓的粮食。起初，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辖区内戍守的士兵多，而粮储不足，命令百姓自行估量粟麦的盈余，先借给钱，等谷物成熟后归还官府，称为青苗钱。实行几年，官仓有余粮。到这时条例司说：各路常平、广惠仓的钱谷收放不得其宜，所以获利不广。现在打算用现有的斗斛，遇到物价贵时略减市价卖出，遇到物价贱时略增市价买入，可以通融转运司的苗税及钱斛就地转换的，也允许兑换。仍然用现有的钱依照陕西青苗钱的例子，愿意预先借贷的就给予，命令随税缴纳。斗斛一半作为夏料，一半作为秋料。其中有愿意领取实物，或者缴纳时价贵、愿意缴纳钱的，都顺从他们的方便。如果遇到灾伤，允许展期到下次丰收时缴纳。这不仅足以应对凶荒的祸患，百姓既然受到借贷，那么兼并之家就不能趁着新旧粮食不接而索取加倍利息。又常平、广惠的物品收藏积滞，必定要等到年成不好物价贵时才卖出，所惠及的不过是城市游手好闲的人。现在打通一路的有无，贵时卖出贱时买入，以扩大蓄积，平抑物价，使农民能够趁时从事农事，兼并者不能趁其急迫。凡此都是为了百姓，而公家无所获利。这也是先王散惠兴利以补助耕敛的意思。打算根据各路钱谷的多少，分派官员提举，每州选择通判、幕职官一员掌管转移出纳，仍然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等有了头绪再推广到各路。广惠仓除了酌情留给老弱病残贫穷的人外，其余都使用常平转移法，皇上听从了。起初，王安石已经和吕惠卿商议确定，出示给苏辙说：“这是青苗法，如果有不便之处，请告诉我。”苏辙说：“用钱贷给百姓，让他们出二分利息，本意是救民，不是为了获利。然而出纳之际，官吏借机作奸，法律不能禁止。钱进入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免妄

译用；等到百姓缴纳钱款时，即使是富户也不免超过期限，恐怕鞭打刑罚必然使用，州县的事务将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未有过借贷行为，有人指责他，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财，不是国家的福气；让官吏倚仗法律督促责罚，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从未借贷，但各地丰收歉收、物价贵贱的情况我都了解，从未超过时限，有低价时一定买入，有高价时一定卖出，因此各地没有物价极贵或极贱的弊病，哪里还需要借贷呢？”刘晏所说的，就是汉代的常平法罢了。如今这法令完备存在，却担忧不加以修明，您如果真的关心百姓，推行并实行它，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期待得到。王安石说：“您的话确实有道理，应当慢慢思考。”因此过了一个月不再谈论青苗法。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说：“正值春季农事兴起，百姓苦于缺乏资金，兼并之家得以趁急谋取利益，请求留下本道钱帛五十万贷给贫民，一年可以获得利息二十五万。”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这件事与青苗法相合。王安石起初认为可行，召他到京城与他商议。王广渊请求在河北施行，王安石于是决心推行，依次推广到各路。辛卯日，废除奉慈殿。壬辰日，任命秘书省著作佐郎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是听从王安石的推荐。王安石独自奏事，皇帝问：“程颢说不可卖祠部度牒作为常平本钱，怎么样？”王安石说：“程颢所说的自以为是大道的正统，我认为程颢没有通达大道的权变。如今度牒所得可以购买粮食四十五万石，如果遇到灾年每人借贷三石，可以保全十五万人。像这样还认为不可，难道算是懂得权变吗？”冬十月丙申日，富弼被罢免，王安石专权自恣。富弼估计不能争辩，常常称病不进入中书省，很久之后于是辞位，奏章上了几十次，皇帝才允许。皇帝问：“您如果离去，谁可以代替您？”富弼推荐文彦博，皇帝沉默了很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加封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身份，判亳州。富弼当初到京城，就授任司空兼侍中，坚决推辞才得以免除。等到被罢免，不再加恩，大概是皇帝心中不悦的缘故。任命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旧例，宰相由侍郎担任，而没有由左右丞拜相的。学士王珪起草诏书时提出意见，陈升之于是越级升迁为尚书。陈升之资历高于王安石，而且一向与王安石互相呼应，所以王安石劝皇帝先任用他。下诏修筑绥州城。在此之前，韩缜与西夏人商议，答应让西夏归还安远、塞门两座营寨，以换取绥州。郭逵说：“这正是商於之地六百里啊。”当时已有诏书，让郭逵焚毁抛弃绥州。郭逵说：“一个州既然失去，两座营寨也得不到，中原被西夏人欺骗，哪里还需要守臣呢？”藏起诏书不执行，上奏说绥州完好存在，并且自劾违抗诏书的罪过。诏书褒奖郭逵说：“深谋远略，都切中事机，有这样的臣子，朕没有西顾之忧了。”等到誓约诏书已经下达，西夏人仍然不归还两座营寨，并且派遣旺尕额来说，想要先得到绥州。郭逵命令机宜文字赵卨等人到西夏交还两座营寨，并且划定地界。旺尕额说：“朝廷原本想要得到两座营寨的地界，并非所约定的。”赵卨说：“那么塞门、安远两座营寨不过是废墟罢了，哪里用得着？”两座营寨以北原有三十六个堡，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府所移的书信确实在那里。旺尕额以言语搪塞赵卨，说西夏人违背盟约，请求修筑绥州城，不拿它交换两座营寨，朝廷听从了。改名为绥德城。己亥日，司马光入朝应对。皇帝问：“最近宰相陈升之，外面的议论怎么样？”司马光说：“闽人狡诈阴险，楚人轻率随便，如今两位宰相都是闽人，两位参知政事都是楚人，必将援引同乡党羽，充塞朝廷，天下风俗怎么能变得更淳厚？”皇帝说：“陈升之有才智，通晓民政和边防事务，别人比不上。”司马光说：“只是不能在大节面前不可动摇罢了。凡是才智之人，必须得到忠直之士在旁边制约，这是明主用人的方法。”皇帝说：“对。”司马光说：“富弼老成持重，有人望，他的离去可惜。”皇帝说：“朕挽留他到了极点。”司马光说：“富弼离去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的言论不被采纳，与同僚不合的缘故。”皇帝又问：

译“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司马光说：“人们说王安石奸邪，那是毁谤太过分了。他只是不通晓事理，又固执己见罢了。”皇帝说：“韩琦敢于担当大事，比富弼贤能，但为人刚直木讷。”司马光说：“韩琦确实有忠于国家的心，但他喜欢坚持错误，这是他的短处。”皇帝于是逐一询问群臣，问到吕惠卿时，司马光说：“吕惠卿奸诈巧伪，不是好人。使王安石背负天下骂名的，就是吕惠卿。他最近被破格提拔重用，大大违背了众人的心意。”皇帝说：“吕惠卿应对明辨，似乎也是美才。”司马光说：“江充、李训，如果没有才能，怎么能打动君主呢？”戊戌日，任命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1名山为供备库使，赐姓赵，改名怀顺。丙辰日，下诏允许御史请求面见皇帝，并准许他们直接通过阁门上殿。当时御史里行张戬、程颢上言说：“每当想要上殿奏事，必须等待朝会。既然允许上殿，又要等待班次，动不动就经过十天。台谏的言责既然相同，那么进见的日期按理不应有区别，为什么唯独宪臣被隔绝疏远？况且往返等待批复，必须经过中书省，万一事情涉及政府，就可能遭到阻挠。请求推究天禧年间诏书的本意，让御史依照谏官的例子通知阁门请求面见，如果有紧急奏章，仍允许越次上殿，这样遇到事情入宫报告，不用担心失去时机。”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所以有了这道诏令。张戬是长安人。己未日，西夏派遣使者来感谢册封。十一月乙丑日，任命枢密副使韩绛共同负责制置三司条例。陈升之深沉狡诈，善于逢迎以获取富贵。他做小官时，在淮南与王安石相遇，王安石非常器重他。等到王安石掌权想要变更旧制，担心同僚不听从，便奏请设立制置条例司，与陈升之共同办事。凡是想要做的事，都由条例司直接上奏施行，不再有抵触。陈升之心里知道这样做不行，却极力赞助，有时故意表现出小的不同，表面上好像不跟王安石一致，王安石没察觉他的欺诈，非常感激他，所以推举陈升之，让他先做宰相。陈升之登上相位后，对条例司不再肯过问，于是对皇帝说：“臣担任宰相，无所不统管，所领的职事，怎么能称为‘司’？”王安石说：“古代的六卿，就是现在的执政官，有司马、司徒、司空，各自有一个职名，这有什么妨害道理？”陈升之说：“这件事应当归还给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王安石大怒，两人从此开始决裂。皇帝对王安石说：“以前陈升之在枢密院，现在都在中书省，把制置条例司合并到中书省，怎么样？”王安石说：“陈升之因为制词中说‘金谷之计，宜归内史’，所以耻于担任这个职务。陛下设立此司，本意是让中书、枢密院各派一人，现在如果派韩绛共同办事，很方便。”皇帝说：“好。”于是任命韩绛。王安石每次奏事，韩绛必定说：“臣见王安石所陈述的，不止一件，都恰当可用，陛下应当省察。”王安石倚仗他作为助力。皇帝想任用苏轼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进谗言，于是罢免了苏轼不用，任用了蔡延庆、孙觉。甲戌日，下诏裁减宗室授官的法令，只有宣祖、太祖、太宗的儿子，选择其后代一人封为公，世代不绝，其余曾孙、玄孙的儿子中将军以下的，允许出任外官，袒免之子的后代不再赐名授官，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起初，吕夷简在仁宗时，更改宗室补任环卫官的制度，骤然增加俸禄供给，后来费用巨大而无法停止，韩琦做宰相时，曾商议更改但没有成功，到这时于是实行了。丙子日，罢免各路提点刑狱的武臣，皇帝认为武臣很少熟悉吏治文书，不足以察举所属地区的人才，所以重新任用文臣，当时大家都认为方便。颁布农田水利的约束规定。庚辰日，皇帝驾临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读到汉曹参接替萧何的事，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度，得到守成的道理，所以孝惠帝、高后时，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富。”皇帝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的法度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说：“难道只有汉朝吗？假使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一直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度，即使到现在也可以存在。汉武帝取高帝的约束纷纷更改，盗贼遍布天下；元帝改变宣帝的政令，而汉业于是衰落。由此说来，祖宗的法度不可以改变。”壬午日，吕惠卿进讲，于是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的情况，《月令》季冬整顿国家典章，以等待来年的适宜；《周礼》在初春颁布法度于象魏，就是这种情况。有几年一变的情况，唐虞五年修定五礼，《周礼》十一年修定法度，就是这种情况。有一世一变的情况，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这种情况。有几十世而变的情况，夏代的贡法、商代的助法、周代的彻法，夏代的校、商代的序、周代的庠之类，就是这种情况。有即使百世也不变的情况，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就是这种情况。臣前几天见司马光，他认为汉惠帝、文帝、景帝三帝都遵守萧何的法度而治理好国家，武帝改变他的法度而混乱，宣帝遵守他的法度而治理好国家，元帝改变他的法度而混乱。臣查考，萧何虽然约法三章，后来却定为九章，那么萧何自己就不能坚守他的法度了。惠帝废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秘祝法，这些都是萧何法度中所有的，而惠帝和文帝废除了它们，景帝又从而沿袭，那么就不是遵守萧何的法度而治理好国家。皇帝召司马光上前，对司马光说：“他的话怎么样？”司马光说：“颁布法度

译象魏，是颁布旧法的场所。为什么称为变革？如果有诸侯改变礼制、更动乐律的，天子巡狩时就加以诛杀，天子自己并不改变。治理新征服的国家使用轻刑，治理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刑，这叫作根据时世决定刑罚的轻重，并不是变革。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破旧了就加以修缮，不是彻底毁坏就不重新建造。彻底毁坏而重新建造，如果没有优秀的工匠、美好的材料是办不到的。现在这两者都没有，我担心风雨都无法遮蔽。”公卿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政，如果没有才能就罢免他也可以，不可以让中书、枢密两府侵夺他的职权。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以正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成例？如果只用成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现在设立详定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用其他话语诋毁司马光。皇帝说：“大家在一起讨论是非罢了，何必到这种地步？”司马光又陈述青苗法的弊端说：“平民借钱收取利息，尚且能够蚕食贫苦下户，何况官府督责的威严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借的就给他，不愿意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昧的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危害，不只是官府不强迫，富户也不强迫。从前太宗平定河东，设立和籴法来供给戍卒，当时米价一斗十钱，百姓乐意与官府交易，后来物价昂贵而和籴法不停止，于是成为河东世代祸患。我担心日后的青苗法也像这样。”皇帝说：“陕西实行很久了，百姓不认为有弊病。”司马光说：“我是陕西人，看到它的弊病，没看到它的利益。朝廷起初不允许，有关部门尚且认为它害民，何况法律允许呢？”皇帝问：“坐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站起来说：“不方便。”只有吕惠卿说：“京城坐仓得到百万石米，就可以减少东南每年漕运百万石，转而换成钱来供给京城。”司马光说：“东南缺钱而粮食多，现在抛弃他们多余的，索取……他们缺少的，农业和商业都受害了。”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确实是极深刻的论述。”起初，皇帝任用仪鸾司官孙思道实行坐仓籴米法，王安石认为很好。坐仓，是指把各军多余愿意卖给官府的粮食，按价格支付钱款，再把米储存在仓库里。司马光认为百姓有米而官府不用他们的米，百姓没钱而官府一定让他们出钱，这不是通财利民的办法，所以趁皇帝询问极力陈述它的危害【考异：王应麟《玉海》说：“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通鉴》汉代曹参的事迹，因此说曹参懂得守成的道理。”《宋史·神宗纪》：“这个月壬午，记载皇帝在迩英阁听讲，而庚辰的讲学没有记载。”按照《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几天后，吕惠卿进讲，因此说先王的法令等等。”又说：“前几天司马光的话不对，所谓前几天就是庚辰，所谓几天后就是壬午。”《宋史·司马光传》混淆在一起，现在分开系连】赏赐汴口役兵钱。己丑，减轻天下囚犯罪行一等，徒刑以下的释放。闰月庚子，下诏调集镇、赵、洺、磁、相州的兵夫六万疏浚御河，在寒食节后入役，听从刘彝、程昉的建议。壬寅，任命张载为崇文殿校书。张载年轻时喜欢谈论兵法，带着书去拜见范仲淹。范仲淹说：“名教中自有快乐，何必去研究兵法？”于是劝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还认为不够，又去访求佛老之学，多年后知道没有所得，反而回到六经中寻求。后来与程颢兄弟交谈，明白道学的要领，豁然开朗自信地说：“我的道自足，哪里需要旁求？”当时皇帝将要革新各项制度，想得到才德卓越的士人与他谋划。御史中丞吕公着说：“张载学问有本源，四方学者都尊崇他。”于是从渭州签判召见，询问治理之道，回答说：“为政不效法三代的，终究是苟且之道。”皇帝很高兴，于是有这次提拔。后来拜见王安石，王安石说：“新政正在施行，想求助于你。”张载说：“您与人为善，那么人们就把善归于您，如果教玉匠琢玉，那么应该有不接受命令的人了。”张载，是张戬的哥哥。戊申，西夏国主李秉常派遣使者到辽国，请求赐予印绶。壬子，派遣官员提举各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差役事务，听从条例司的请求。当时天下常平钱粮现存一千四百万贯石，各路各设置提举管勾官共四十一人，而常平、广惠的法令于是变为青苗法了。下诏在潞州设置交子务，条例司陈述交子法。在成都府实行，路人认为方便。现在河东公私苦于运输铁钱劳费，请求实行交子法，仍命令转运司举荐官员设置交子务，听从了。十二月癸亥初一，再次减少后妃、公主及臣僚的推恩。癸酉，增加失入死罪的法令。乙亥，皇帝问王安石关于真宗时的边防事务，王安石说：“臣查阅实录，当时君臣议论未曾深入探究本末，上下都敷衍了事，怎么对待远方呢？”皇帝认为卿监、监司、知州中有年老不能胜任职务的，应当给予闲职，王安石也想以此来安置持异议的人。丙戌，增置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学监及宫观官使，不限名额。这个月，知通进银台司上蔡人祖无择因事被下秀州监狱。起初，祖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旧例词臣允许接受别人馈赠，称为润笔。当时有人馈赠王安石，他推辞不取，放在置院梁上。王安石忧虑离职，

译无择将这笔钱用作公费。王安石听说后对此十分厌恶。等到王安石掌权，便暗示监司寻找无择的罪状。明州知州苗振因贪腐闻名，御史里行王子韶奉命前去审理此案，迎合王安石的意图，揭发了无择在杭州任职时的事。无择被从京城逮捕对质，而苗振则被交付狱中。张载、苏颂上书说无择位列侍从，不应当与旧日属吏对质，曲直张戬也出面营救，王安石都不予采纳。案件审结，没有发现贪污的情状，只查出他借贷官钱、按察部民时连坐以及乘船超过规制等过错。于是将无择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王安石趁机对皇帝说：“陛下派出一位御史外出，就能查出祖无择的罪状，由此可知朝廷对于事情只要不做，就没有做了而没有成效的。”无择年轻时跟随孙复学习，凭借言辞政事成为当时著名的卿相，却因小过错被构陷抛弃，士人舆论终身为之惋惜。有中防下令开封府减价购买浙灯四千多枝，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书说：“陛下留心经术，行动效法尧舜，难道是为了以灯取乐吗？这不过是为了奉承两宫的喜悦罢了。然而百姓无法户户告知，都会认为这是用耳目不急之需夺走他们口腹身体必须使用的资财，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影响却很大。希望追回之前的命令。”随即下诏罢免此事。苏轼因此上书极力论述时政，共七千多字，大意说：“臣想要进献的只有三句话，即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君主所依赖的是人心。自古至今，没有温和平易、与众同心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强果断、自以为是而不危险的。祖宗以来治理财政的不过三司，如今陛下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位年轻人在宫内日夜讲求，四十多位使者分头在外经营办理。以万乘之主的身份谈论利益，以天子宰相的身份治理财政。君臣早朝晚息，将近一年了，而富国的效果却像捕风捉影一样渺茫，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度牒发放五千人罢了。用这种方法，人们都知道难以成功。汴水浑浊，自有人类以来就不用来种稻，如今想要筑堤使其清澈，万顷稻田必然要用千顷堤坝。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填满了。陛下让相工查看地形，到处开凿空地，访求水利堤防。一旦开水失去故道，即使吃掉议论者的肉，对百姓有什么补益？自古役使百姓一定使用乡户，只听说江浙之间几个郡县实行雇役，却想推行到天下。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与力役已经合并了，为什么又想收取力役？青苗放贷，自古以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才立下成法，每年常规实行。虽然说不允许强行摊派，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吗？从前汉武帝因为财力枯竭，采用桑弘羊的建议，买贱卖贵，称为均输。当时商贾不通，盗贼滋生猖獗，几乎导致动乱。臣希望陛下结人心，就是这些。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与贫。陛下应当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应当急于功利而贪图富强。仁宗皇帝执法极宽，用人有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过失，未曾轻易改变旧章。考察他的成功，就说尚未达到。说到用兵，就十次出征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就仅仅够用而没有剩余。只因为德泽在民，风俗知义，所以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论者看到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务不振作，于是想用苛察来矫正，用智能来辅助，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取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未享受其利，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近年朴实拙钝的人越来越少，巧言进身的士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哀怜拯救他们，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这样民德就会归厚。臣希望陛下厚风俗，就是这些。祖宗委任台谏，未曾因言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随即就超升，允许风闻弹劾而没有长官。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容；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就待罪。台谏固然不一定都贤能，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是用来遏制奸臣的萌芽。臣听长老谈论，都说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如今舆论沸腾，怨恨交至，公议所在，也是知道的。臣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为执政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纪纲一旦废弛，什么事不会发生？臣希望陛下存纪纲，就是这些。”王安石看到后深恶痛绝。这一年，辽国加封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为守太师，诏令四方有军旅之事，允许他相机行事。因此耶律伊逊权势震动中外，门下馈赠贿赂不绝，凡是阿谀顺从的都得到推荐提拔，忠直的人被斥逐流放。

译《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八

刑部尚书徐干学撰

宋纪七十八【从癸卯年正月到九月，共九个月】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熙宁三年春正月癸丑日，录用唐朝李氏、后周柴氏的后代。乙卯日，下诏各路常平仓、广惠仓发放青苗钱，本意是为了救济贫困百姓，现在担心官吏不体谅此意，强行摊派压迫，反而成为骚扰，命令各路提点刑狱官考察觉察，违者立即上报姓名，敢阻挠的也照此办理。在此之前，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说：“青苗钱是唐朝衰乱时期所用的办法，禾苗还在田里，就先估定价格，收获还没结束，就催促偿还，这是盗跖的法子。”右正言李常、孙觉也说：“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户给十五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三等户五贯，第四等户一贯五百，第五等户一贯，民间喧哗认为不便，而王广渊上奏说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言官既然纷纷攻击，朝廷不得已才下达这道诏书。戊午日，判尚书都省张方平被罢免。起初，张方平任参知政事，皇帝想任用王安石，张方平认为不可，不久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期满，以观文殿学士判尚书都省。王安石说留任他不方便，于是出任陈州知州。等到辞别皇帝时，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皇帝为此怅然若失。不久，召他任宣徽北院使，留在京城，王安石极力阻挠，张方平也极力请求离去，于是又出任应天府判官。二月壬戌日初一，河北安抚使韩琦说：“臣接到青苗诏书，宗旨在于优待百姓，不让兼并者趁其危急索取加倍利息，而公家也不从中获利。现在每借一千，令缴纳一千三百，这就是官府自己放贷取息，与当初抑制兼并、救济困乏的意思完全违背，想让百姓信服是不可能的。又乡村每保必须有有财力的人做甲头，虽然说不强逼，但上户一定不愿借贷，下户即使愿借，也一定难以催缴，将来决有行刑督责、同保均摊赔偿的祸患。陛下励精图治，如果只躬行节俭以率先天下，自然国家用度不会缺乏，何必让兴利之臣纷纷四处奔走，以致远近怀疑呢？请求全部罢免各路提举官，依照常平旧法施行。”癸亥日，皇上拿出韩琦的奏章给执政官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在外也不忘王室。我起初认为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害民到如此地步，而且坊郭哪里会有青苗却也要强行给钱呢？”王安石勃然大怒进言说：“如果顺从他们的意愿，即使是坊郭有什么害处？”于是驳难韩琦的奏章说：“陛下修常平法以救助百姓，至于收取利息，也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像桑弘羊笼络天下的货财，来奉养人主的私用，才可以称为兴利之臣。现在抑制兼并，振济贫弱，设置官员理财，不是用来辅助私欲，怎么可以称为兴利之臣呢？”曾公亮、陈升之都说坊郭不该发放钱，与王安石争论很久才罢休。皇帝最终对韩琦的话存有疑虑，王安石于是称病不出。丙寅日，任命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同判流内铧。傅尧俞刚守丧期满，到京城，王安石多次召见他。等到见面，谈到新法，王安石对傅尧俞说：“现在议论纷纷，期待你来了很久了，将用待制谏院的职位还给你。”傅尧俞说：“新法世人认为不便，如果真是这样，应当极力论述。平生不曾欺骗人，敢以实情相告。”王安石不高兴，于是有了这道任命。王安石称病，请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起草批答说：“现在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却想委还事任，退取便安，您的私谋，固然没有遗憾。我所期望的，将托付给谁？”王安石大怒，立即上章自辩。皇帝封还他的奏章，手札安慰王安石说：“诏书中两句话失于详阅，现在看了很惭愧，并且命令吕惠卿传达旨意。”王安石坚决请求罢免，皇帝坚决挽留。壬申日，任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甲戌日，任命河州刺史瞎且鼐木征为金紫光禄大，检校刑部尚书。起初，司马光一向与王安石交厚，等到实行新法，写信开陈再三，又与吕惠卿在经筵辩论。王安石不高兴。皇帝想重用司马光，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假托谏诤之名，内心怀着附和下面的实情，所说的全是害政的事，所交往的全是害政的人，却想把他放在身边，让他参与国政，这是给异论者树立旗帜。”等到王安石请假，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疏极力推辞说：“陛下任用臣，大概考察我的狂直，希望有益于国家。如果只用禄位荣耀他而不采纳他的话，是用天官私授非其人。臣只以禄位自荣，而不能解救百姓的祸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陛下如果真能罢免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臣，臣受到的恩赐也很多。”壬午日，王安石出来视事，诏令把韩琦的奏章交给条例司疏驳。王安石在请假期间，皇帝告诉执政官罢免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想立即奉行诏令，赵抃独自想等王安石出来让他自行罢免。王安石既然视事，坚持更加坚决，别人的话不能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