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三

译亲自看到蔡襄的奏章，于是因为蔡襄的请求而罢免他，蔡琦于是向皇上质问，皇上说：“内廷没有看到文字，然而在庆宁宫就已经听说了。”蔡琦说：“事情出于暧昧不明，如果虚实没有查清，请求再行审察。假如让蔡襄因为流言蜚语获罪，那么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好人，就很难确立了。”曾公亮说：“京师向来喜欢制造诽谤议论，一人捏造虚言，众人传播，便以为是事实。前世因为疑似之言陷害忠良的，不仅臣下遭受祸患，而且对国家造成祸患。”欧阳修说：“陛下认为这件事确实有吗？”皇上说：“虽然没有看到文字，又怎能保证一定没有呢？”欧阳修说：“疑似的诽谤，不仅没有踪迹可寻，即使踪迹明显，仍然需要辨别真伪。先朝夏竦想要陷害富弼，让他的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久而久之学成了，于是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诏书的草稿，幸亏仁宗圣明，富弼得以保全。臣在至和初年服丧期满到达京城，有小人生嫉妒之心，伪造臣请求裁减内臣的奏章草稿，在内外传播，内臣无不切齿。臣担任铨选官才六天，被杨永德谗言，因为差船的事罢免知同州，也幸亏仁宗保全。不久知道臣无罪，于是留任至今。由此说来，即使有文字，仍然需要辨别真伪，何况没有踪迹，陛下幸好没有怀疑。”等到曾公亮又各自进言，皇上说：“制造诽谤的人为什么没有涉及其他人？”于是命令蔡襄出京任地方官，以龙图阁学士、工部侍郎吕公�代理三司使。至和初年，吕公弼担任群牧使，皇帝在藩邸时曾经得到赐马，派使者说马不好，请求更换，吕公弼说：“这是朝廷近亲，而且有平素的声望，应当避嫌，不可以答应。”到这时，吕公弼奏事，皇帝说：“我过去在宫中，你不愿意给我换马。”这时，我本来就已经了解你了。”吕公弼叩头谢恩，皇帝又说：“你接替蔡襄担任三司使，蔡襄主管计簿诉讼，不按时判决，留滞的事情很多，你打算怎么处理？”吕公弼知道皇帝对蔡襄不悦，回答说：“蔡襄勤于事务，不曾有荒废失误，恐怕是进言的人胡说罢了。”皇帝更加认为吕公弼是长者。癸卯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王畴去世，皇帝非常哀悼惋惜，亲临哭丧，赐白金三千两，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忠简。王畴性格耿介独特，砥砺风操，喜欢谈论朝廷事务，然而在当时不能没有顾虑观望。他担任枢密副使才五十五天。丙午日，降陕西转运使、光禄卿陈述古为少府监、知忻州，因为他在代理知渭州时擅自调动泾原副总管刘几，代理知凤翔，并弹劾刘几的罪行，审问。大多失实的原因。赐礼部奏报合格的进士、明经各科鄱阳彭汝砺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甲辰日，大风白天昏暗。丁未日，录囚。丁巳日，翰林学士王珪等奏：“奉诏详定礼院及同知礼院吕夏关于祫祭禘祭的不同意见，请求按照礼院所议，今年十月举行祫祭，明年四月举行禘祭；按照吕夏卿所议，罢免今年的腊祭。”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贾黯为给事中，代理御史中丞。当时周孟阳、王广渊因为藩邸旧臣的身份，多次被召对。贾黯说：“俊才满朝，没有一个被召见的，唯独召见亲旧一二人，向天下显示不宽广。请求按照太宗旧例，召见侍从、馆阁之臣，以备顾问。”皇帝曾经从容地对贾黯说：“我想用人少，可以胜任的。”贾黯回答说：“天下不曾缺乏人才，只看如何使用罢了。”退朝后上奏五件事：一、知人之明；二、养育以渐进；三、材不求全；四、以类荐举；五、选择自代。以礼部郎中兼御史知杂事龚�臣为集贤殿修撰。

译龚鼎臣任应天府知府。起初，龚鼎臣受到宰相韩琦的赏识，翰林学士吴奎想推举他担任御史，贾黯不同意，吴奎争辩未能成功，于是作罢。不久，龚鼎臣由都官员外郎改任起居舍人，掌管谏院，随后担任知杂御史。他在谏官任上，很少提出建议，至此被外放。后来皇上打算任用王广渊为谏官，说：“近年谏官御史大多不尽职，像龚鼎臣竟然从未议论过政事。”己未日，起用刚丧期未满的前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吴奎，让他担任原官职，吴奎坚决推辞，皇上不许。吴奎派他的儿子大理评事吴璟上表推辞，皇上决心起用他。韩琦说：“近年两府大臣文彦博、贾昌朝、傅尧俞各自请求守完丧期，吴奎必定不肯起用。”欧阳修说：“如果边境有紧急军情，从事军事行动，则不能免除起用。”皇上说：“现在西边尚未安宁，吴奎可以只顾自己的私情吗？”于是召吴璟到延和殿当面晓谕，带着诏书赐给吴奎，吴奎最终推辞，皇上准许了他。诏令每月供给他一半俸禄，吴奎坚决推辞不接受。三月丁卯日，诏令贡院：经过殿试的进士五举，诸科六举；经过省试的进士六举，诸科七举；现在不符合资格但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将他们考试的成绩分为三等上报。于是任命进士孙京等七人为试将作监主簿，其余三十八人为州长史、司马、文学。皇上刚即位时，命令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等人制定新历法，三年完成。周琮说：“崇天历的气节加时比实际天象晚半天，五星运行的位置偏差半个星次，日食预测的时间偏差十刻。”随后，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逵陈述家传学说，于是诏令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劉攽考定是非，将尚书《辰弗集》在房宿的日食与《春秋》中的日食参合今历的推算，而舒易简、石道、李逵等人的学说粗疏，不可采用，新历法更为精密，于是赐名《明天历》，诏令翰林学士王珪作序。周琮等人各升迁两级官职，赏赐物品有差别。后来《明天历》也不可用，周琮等人都被剥夺所升迁的官职。辛未日，新任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因为曾经议论中丞贾黯的过失而辞职。贾黯上奏说：“谏官御史，本是君主的耳目，一时的公正言论，并非有嫌隙怨恨。况且吕诲刚得到御史职位，是臣与孙抃等五人推荐，臣等知道他为人方正谨慎厚道，现在提拔任用，很符合众人的期望。臣能与他共事，必定能协调合作。希望催促他就职。”诏令以此晓谕吕诲，吕诲于是接受任命。接着进言：“历代设置耳目之官，是为了辅助君主弥补不足，否则九重宫阙之外，不再有所闻见，各种事务，都被蒙蔽。由此看来，进谏之言，不可一天没有。凡事应当辨明是非，稍微涉及欺骗虚妄，应当予以重责，不应当搁置他们的言论而不采用，使他们受挫受辱。贤能的人则至死方休，不贤能的人转而思考行动是为了自身谋划，到处都是这样。假如朝廷之事，台谏官不得参与听闻，等到政令颁布后才得知，等到纠正他们的过失，却说已颁布的命令难以追回更改，这是执政大臣常自取胜，耳目之官与不设置相同。又听说近日臣僚建议，认为先帝临政信任台谏官，所陈述的已行之事多有追回撤销，想让您矫正先帝的做法，凡事坚持不可改变，一个错误的命令进用一个不正派的人，在外宣扬说出自圣心，人们必定不敢动摇，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是想阻塞圣明的听闻，使您拒绝劝谏而遂行其事，难道这是公忠爱君的人吗？臣曾亲承圣旨，指出缄默的人很多，但最终没听说有所告诫勉励。私下认为陛下好问之心超过虞舜，只是不曾考察他们的言论；求治之切如同汉宣帝，只是不曾责求其实效。臣既然未能离去，怎敢不以言责为己任？希望陛下既然询问就应当考察他们的言论，既然任用就应当责求其实效，不要让左右遮蔽迷惑圣明，言事之官时常有惩戒劝勉，那么人就不会苟且，职事都能办好，太平的基础不难成就了。”辛巳日，翰林学士王珪上奏，权御史中丞贾黯以前以学士身份同修撰仁宗实录，自从掌管台宪，不再入院，希望让他依旧供职，听从了他的建议。壬午日，礼院上奏：最近依照本朝旧例，详定仁宗大祥变除服制，在三月二十九日行禫礼，六月二十九日禫除，到七月一日从吉。已经奉旨降敕，臣等

译谨按礼学，王肃认为二十五月为丧期结束，而郑康成认为是二十七月，《通典》采用郑康成的说法，又增加到二十七月终，这样就是二十八月丧期结束，二十九月才开始穿吉服，更加错误了。天圣年间重新制定五服年月的敕令，定为二十七月，如今士人和百姓共同遵行。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不应该有差异，请定三月二十九日为大祥祭，五月择日进行禫祭，六月一日开始穿吉服，皇帝听从了。己丑日，赐给越州上虞县朱回女家绢三十匹、米二十斛。朱回的母亲早逝，由祖母抚养，刚十岁时，同乡的朱颜与祖母争夺持刀想杀祖母，全家惊恐溃散，只有朱回呼喊冲上前，遮挡保护祖母，手拉着朱颜的衣服，身体下坠避开朱颜的刀说：“宁愿杀我母亲，也不杀祖母。”祖母因为朱回得以脱险，朱回接连被砍数十刀，仍然手拉着朱颜的衣服不松开。朱颜愤怒，割断他的喉咙致死。事情上报，所以有这次赏赐。后来会稽县令董偕在曹娥庙为朱回立像，每年按时配享祭祀。皇上曾经问辅政大臣天下财政收入有多少，韩琦等都回答了。于是问冗兵的费用比过去多一倍是什么原因？欧阳修说：“自从西边战事以来，边境城市广泛加强守备，既然增加了军队编制，那么每年的费用就更多了。”皇上又问祖宗安抚怀柔这样，还有倔强不服的人，韩琦说：“国家意在让百姓休养生息，所以显示大体，宽容他们罢了。”知制诰祖无择说：中书省不应当在东边，请求与门下省对调位置，皇帝听从了【《长编》认为这是三月十四日的事，现在附在月末】。夏四月戊戌日，下诏让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商议崇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并上报。宰相韩琦等因为元年五月奏进呈的缘故。辛丑日，下诏让监司、知州每年推荐所管辖的官吏，务必在于得到人才，不必凑满规定的名额。在此之前，御史中丞贾黯说：“如今京朝官到卿监，共二千八百多员，而吏部奏举考核选人未引见的多达二百五十多人。我不敢远引前代记载，暂且用先朝的事比较，天圣年间法律尚且简略，选人经过四次考核改官，各路使者推荐部吏，数量没有限制，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曾经担任知州、通判，虽然不是部吏，也都得以推荐。当时考核改官的，每年才几十人。后来资历考核增加，而知州推荐吏员，根据属县多少裁定其数量。又常参官不许推荐士人，那些条约比天圣年间逐渐繁杂，而改官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然而考核符合资格的，还不超过十天就引见对答，没有等待次序的。皇祐年间开始限制监司奏举的数量，法律更加严密，而考核等待次序的已经不少于六七人。皇祐到现在才十年罢了，而杂乱众多达到以前的三倍。法律疏略而其数减少，如今法律严密而其数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在于推荐吏员的人每年限定名额，务必凑满数量而已。比如一个郡的太守，每年允许推荐五人，而年终不满其数，那么人人都认为是遗漏。应当举荐的人为了避免诽谤畏惧讥讽，想停止不敢，这就是推荐的人多，而真正有才能廉洁的人难免被无能的人困扰的原因。认为应当明确诏告天下，让有人才就推荐，不必凑满规定的名额。皇帝采纳了他的话，所以下达这道诏书。丙午日，奉安仁宗御容于景灵宫孝严殿下。五月癸亥日，任命资政殿学士、礼部侍郎、知太原府的陈旭为枢密副使。吕诲说：“先朝任用陈旭时，臣与唐介、范师道、陈抃、王陶说他奸邪，不应当置于二府，奏章接连上交，丑恶行迹都显露。而外面近臣主张，里面宦官引援，韩琦极力为他铺路，富弼依违不决。总共议论半年，陈旭出知定州，臣等被贬斥到江外。事情既然两败俱伤，曲直不分，人言沸腾，只成为先帝的一个失误。近来在崇政殿奏对承奉德音，说陈旭有才，有人说他奸邪的，不几天就听到任命。哪有内外都说他奸邪，明哲知道又复用的？臣私下认为大臣极力引荐，陛下不得已而任用他罢了。只希望清明的圣心，再赐深思。陈旭的进退，系于圣断。”任命兵部员外郎、秘阁校理的蔡抗兼任起居舍人，充任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起初在睦亲宅讲书，出入宫邸，不接受馈赠，皇上器重他。向濮安懿王请求，愿意与他交游，每次见面必定衣冠整齐尽礼，义兼师友。等到亲政，就问蔡抗在哪里。蔡抗当时是广东转运使，急忙召他判都理欠凭由司。蔡抗未到，每次见奉使南来的人，就问蔡抗的情况。等到入朝对答，留语到傍晚，说：“你是朕的老朋友，朕对你的期望很厚。”不要以常礼自疏远。过了几个月，于是有这道任命。任命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的冯京为陜西安抚使。戊辰日，下诏说：“朕观察汉宣帝的治理，综合考核名实，而政事、文学、法理的人才，都精通其才能，继承统绪的事业兴盛了。朕承受先帝遗烈，担心德行不明，未洞察其理，于是早起思考，嘉奖与公卿大夫励精图治。恰逢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怠慢职守的人多，未听说推利及民，尽心忧国的人。只是累积岁月以侥幸晋升，又沽名钓誉以邀取所知，其可说的，也不过致力于簿书期会之间，朕有什么指望呢？缄默苟简的人不惩罚，那么端良敏济的人就无法劝勉。”

译我秉持赏罚的大公无私，本来就会坚决执行。《诗经》不也说吗：“早晚不松懈，以此侍奉一人。”各位执事官员应当改变顾虑，勤勉地各自修明自己的职守，以符合我的心意。辛未日，任命东上阁门使刘几为鄜州知州。刘几起初暂代泾原副都总管，与陈述古发生诉讼，罢免后，代替刘几的人便揭发刘几滥用公使钱，诏令刘几前往永兴军接受核查。暂代御史中丞贾黯进言：“国家任用将帅，应当要求他们取得抵御边境、保卫国家的成效，细小的过失都应当忽略，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效死之力。太祖时期天下尚未平定，任用李汉超等十四人分别保卫三边，都十多年不更换，将各州的征税之利都给予他们，还允许他们进行贸易，免除所过之地的征税，军事无论大小都允许他们自行决断，因此李汉超等人能够成就功名，而二十年间没有西北的忧患。庆历年间陕西用兵，颇失此道，边境官员使用公使钱稍有过度就被法吏以严酷的法律条文追究，如尹洙、张亢、滕宗谅就是这样。如今西夏叛乱侵扰，陛下正应当以恩威驾驭诸将，所应思考的是太祖得人的经验，而惩戒近事失当的弊端。像刘几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大过，希望赦免而不追究。”皇上采纳了他的话，所以有这道任命。【此据《宝训·边寄篇》】丙子日，贾黯上奏：“近来皇子封拜，都授予检校太傅。臣查考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师，是天子所师法的对象，儿子做父亲的老师，在道义上不可行。大概是前代沿袭旧制失于纠正，臣请求从今以后皇子及宗室辈分低的都不兼任师傅官，随着他们的升迁改授三公。”下达给两制商议，请求依照贾黯的奏议，而中书也认为自唐代以来亲王没有兼任师傅的，本朝因为三师三公都是虚名，所以沿袭授予，应当纠正其失误。诏令同意，并且命令已经受命的人日后加恩时改授。甲申日，命令宰相韩琦、曾公亮暂兼枢密院公事，因为富弼在家休假。富弼自从去年冬天因脚病卧病在家，到这时奏章上了二十多次，请求补任外郡，皇上始终不允许。丙戌日，枢密院编修机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册进呈，赏赐执事官员有差别。六月辛卯日，任命江东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范纯仁担任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暂代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担任监察御史里行。近来的制度，御史有空缺，就命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轮流推举两人，由皇上亲自选择一人担任。到这时空缺两员，推举的人尚未上报，宫内直接传出范纯仁、吕大防的名字并任命他们。吕大防是蓝田人。吕大防首先进言纲纪赏罚不能使四方满意的原因有五点：进用臣子而权力不归皇上，大臣衰老疲惫而不允许退休，外国骄横而不慎选将帅，议论的臣子补益缺失而大臣阻挠，边境左右的臣子有败事却受到奖赏。因尽职而获罪的，又论及富弼脚病，请求解除机要职务，奏章上了十几次而不被采纳。张昪年纪将近八十，体力已经衰退，哀求退休而不被听从。吴奎有三年丧期，召见他的儿子并呼唤他两次，派遣使者召见他又一次。程戡辞老，不能胜任边境重任，恐怕死在塞上，请求免除职务以便尸骨还家，也不允许。陛下想要尽到君臣的本分，使病人得以休息，守丧者得以终丧，老者得以安度晚年，那么进退合乎礼制，又何必过分虚饰，使这四个人的诚心不能直接表达呢？癸巳日，群臣上表请求听乐，不允许，上了五次表才允许。己亥日，诏令从今以后三司长期担任判官的不得另外推举职务。壬寅日，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王珪等人上奏，都官郎中许遵编修提举司及三司类例一百三十册，诏令施行，以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为名称。许遵是泗州人。己酉日，任命庄宅使张利一为皇城使、雄州知州兼河北沿边安抚使，代替皇城使李中祐。任命李中祐暂代定州路总管。司马光进言：“臣私下认为真宗皇帝亲自与契丹结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的罪过，册封为国主，每年捐出百万财物，分赠两国，难道乐于这样做吗？实在是因为委屈自己的羞愧小，爱护百姓的仁德大啊。如今陛下继承已成的基业，守住已安的根基。”而执事的臣子，屡次因为争桑的愤怒，心中不考虑灌溉的大计，使边境的祸患，纷纷不息，臣私下为陛下惋惜。近来听说契丹的百姓，有在界河捕鱼，以及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栽的，这是边境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因为前任雄州知州李中祐不能禁止防御，另外选派州将代替他。臣担心新将到来，必定以李中祐为戒，而妄杀北方百姓，那么战斗的开端，往来无穷了。况且如今民力凋敝仓库空虚，将帅缺乏人才，士兵不训练，夏国已有愤怨，屡次来侵犯，祸根已成。如果再加上契丹失欢，臣担心国力难以支撑。伏望陛下严令北边将吏，如果契丹不遵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渔船柳栽之类，只可以用文书整备防御，道理晓谕，使其官府自行禁约，不可以弓箭刀刃相加。如果再三晓谕不听，则上报朝廷，专门派遣使臣到其王庭，与之辩论曲直，也没有伤害。如果又不听，那么不如广泛寻求贤才，增修政事，等待公私富足，士马精强，然后奉命讨伐，可以驱穹庐于

译收复漠北之地，恢复汉唐的疆域。与其争夺渔阳、柳城那样的胜负，不也相差太远了吗？任命试校书郎孙侔、试将作监主薄常秩、前亳州卫真县主薄王回，都担任忠武军节度使推官。孙侔知来安县，常秩知长社县，王回知南顿县。孙侔等人都以文章品行闻名，被知制诰沈遘、王陶等人推荐。命令下达后王回去世，孙侔、常秩都推辞不去赴任。王回，是卫真县令王平的儿子，他笃行孝悌友爱，质朴正直宽厚，仓促之间必定考察古人的做法而不做那些小事上的廉洁谨慎以求取名誉的事。他曾考中进士，担任卫真县主薄，对事务有所不合，称病自行免职，退居颍州。很久不肯做官。他的弟弟王向、王回，也都以文学闻名。起初商议崇奉濮安懿王的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面面相觑不敢说话，只有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自奋笔立下议论。议论写成，王珪就命令吏员以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底案。那议论说：臣等恭敬地查考《仪礼》，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就视为别人的儿子，不敢再顾念私亲。圣人制定礼法，至尊没有两个上级。如果对恭爱之心，分散施予那边，就不能专一于此。所以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入承大统的，有的推尊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的人非议，留给后世讥笑。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度，况且前代入继的人多是在宫车晏驾之后，援引拥立的防备，有的出自母后，有的出自臣下，不像仁宗皇帝年岁未衰，深思宗庙的重任，敬承天地的意旨，在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授予大业，继承皇位，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对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但陛下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代相承的，都是先帝的德行。臣等私下认为今日崇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参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高官大国，极其尊崇。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改封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实在适宜称颂。议论上呈中书省，奏称王珪等人的议论未见详定，濮王应当称什么亲属，称名还是不称名。于是王珪等人议论，濮王对仁宗是兄长，对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如同楚王、泾王的旧例。当时议论的人有的想称皇伯，天章阁待制吕公着说：“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字不可加于濮王。”这月乙酉日，中书省又奏称：“查考《仪礼》，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他的父母报丧，以及查考令文与五服年月敕，都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父母都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帝都称其父为皇考。”现在王珪等人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上未见明确依据，请下尚书省集合三省、御史台官员议论。诏令听从。执政者认为朝士一定有迎合的人，而台谏都同意王珪等人的议论，议论纷纷，未及上奏。太后听说后，辛亥日在内廷出手书严厉责备韩琦等人不应当议论称皇考，而韩琦等人奏称太后以王珪等人议论称皇伯为无稽之谈，并且想延缓此事，须等太后心意消解。甲寅日降诏罢尚书省集议，命令有关部门广泛寻求典故，务必符合礼经上报。翰林学士范镇当时判太常寺，就率领礼官上言：“汉宣帝对昭帝是孙子，光武帝对平帝是祖父，那么他们的父亲容可以称皇考。但议论的人还是非议他们，认为他们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现在陛下既以仁宗为父，又以濮安懿王为父，那么其过失不只是汉宣帝、光武帝可比了。凡是称帝、称皇、称皇考、立寝庙、论昭穆，都不是正确的。”于是详细列出《仪礼》及汉儒议论、魏明帝诏书为五篇奏上。执政者得到奏章，愤怒召范镇责备说：“诏书说应当命令检详，为什么急于列上呢？”范镇说：“有关部门得到诏书，不敢稽留，立即上报，是他的职责。为什么反而认为是罪过呢？”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自有奏章，请求早日听从王珪等人的议论。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说：“朝廷既然知道议论不一，应当辨明是非，参合众意，明确所应遵从的。怎么可以事情未有定论，就罢集议，还付有关部门？诏命反复，不是用来向天下显示至公的方法。”汉宣帝、光武帝都称父为皇考，两位皇帝上承本宗，都不是旁继。如今事体略不相类。根据王珪等人的议论，濮安懿王对仁宗皇帝，其亲属为兄长，对皇帝，合称皇伯而不称名，于礼是得当的。以及引用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的，都是本朝典礼，怎么能说没有依据？臣私下推究敕意，只想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同称。此事不是出于清衷，一定是佞臣建白，苟且取悦圣情。二三辅臣不能为陛下开陈正道，又将开启间隙，违背礼义，惑乱人情，妨害先帝的眷顾，陷陛下于不正，能算是忠吗？臣伏望陛下另降诏防，以王珪等人的议论为定，取前后所献不一的议论，全部降出外，辨明是非，明确其有罪，置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吕诲前后三次奏章，都留在宫中未施行【吕诲前奏以六月二十九日丁夘日上，后二奏不得其时，现在并附六月末】

译司马光说：“政府说《仪礼令》和敕文中关于五服年月的规定，都写着‘为别人做后嗣的人，要为他所后父母的丧服’，也就是说，过继出去的儿子对于亲生父母，都称为父母。臣查考礼法，必须针对具体事情来制定条文，让人明白易懂。现在要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他所后父母服丧’的丧服制度，如果不称他们为父母，不知道该怎么下笔？这是政府欺骗天下人，认为大家都不懂文理。”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臣查考宣帝继承昭帝之后，是以孙子继承祖父，所以尊称他的父亲为皇考，而不敢尊称他的祖父为皇祖考，因为这与昭穆次序相同。光武帝起于平民，诛灭王莽，亲身冒着箭石取得天下，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是创业，即使自立七座宗庙，也不算过分，只称皇考，他的谦让已经非常厉害了。现在陛下亲生是仁宗的儿子，来继承大业。《传》说：‘国家没有两个君主，家庭没有两个至尊。’如果让尊濮王为皇考，那么把仁宗放在什么位置呢？政府以前用两位皇帝不给他们父祖加尊号，作为法则是可以的。如果说皇考这个名称也可以用在今天，那么事情恐怕就不相称了。假使仁宗还在位，濮王也安好，在那时，任命陛下为皇子，那么不知道称濮王为父亲还是伯伯？如果先帝在，就称伯伯；死了就称父亲。臣料想陛下一定不会这样做。由此说来，濮王应当称皇伯，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希望陛下向上考察古代典章，向下顺应众人的意愿，按照礼仪尊崇濮安懿王，像珪等人所议论的那样。

秋季七月壬戌日，下诏在冬至日于南郊举行祭祀。枢密使、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富弼多次上章因病请求辞职，多达二十多次。皇上坚决想挽留他，不行。癸亥日，罢免他的职务，任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主持河阳事务。起初任命他为仆射和使相，富弼八次上章请求以原官职出京守边，皇上不听从。将要出发时，又请求罢免使相或仆射中的一个官职，允许罢免仆射而改任其他职务。丙寅日，下诏说：“事情有先后，所以制度有隆重和简略；礼仪有轻重，所以用度有丰裕和节约。凡是郊庙祭祀用来供奉天地祖宗的，应该依照旧例。至于车马服饰等费用，务必减省。

丙子日，放出宫女一百八十人。丁丑日，白天出现太白星。戊寅日，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左丞贾昌去世。皇上亲临他的宅邸祭奠，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文元。皇上亲自书写墓碑，题为‘大儒元老之碑’。贾昌在侍从职位时，多获美誉，等到执政后结交宫人宦官，多次被谏官御史弹劾。己卯日，群臣上尊号说‘体干膺历文武睿孝皇帝’，下诏回答不允。庚辰日，任命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为枢密使。起初，文彦博从河南入朝觐见，皇上对他说：“我在这个位置，是你的功劳。”文彦博回答说：“陛下登上储君之位继承大统，是先帝的圣意，皇太后协助赞成的，功臣有什么关系呢？”皇上说：“我详细知道当初的议论，你对我有恩。”文彦博谦逊推辞不敢接受。皇上说：“暂时麻烦你西行，随即就召你回来。”文彦博出发还没到永兴，急忙有这个任命，又派中使催促他。枢密使、吏部侍郎张昪罢免为彰信节度使、平章事，主持许州事务。张昪长期病假请求辞职，共上七次章，才得到批准。在此之前，韩琦、吕公亮想提拔欧阳修为枢密使，将要进拟名单不告诉欧阳修。欧阳修察觉他们的意图，对两人说：“现在天子居丧，母后垂帘，而两三位大臣互相安排职位，拿什么给天下人看？”两人信服他的话。立刻停止，等到张昪离任，皇上就想用欧阳修，欧阳修又极力推辞不接受【此据苏辙神道碑】

辛巳日，任命权三司使、龙图阁学士、工部吕公弼为枢密副使。公弼上言：“谏官、御史，是耳目之官，近来议论政事，很少被采用，这不是用来通达四方视听的方法。陛下应当以政事责成大臣，而把视听委托给台谏，不是合适的人就罢免他。这样言论之路通畅而视听广泛了。”任命端明殿学士、知成都府韩绛暂知开封府，不久升任三司使。韩绛在成都共两年，起初张咏镇守蜀地时，春天卖米，秋天卖盐，官府给券来惠及贫弱。年久，券都转入富室，韩绛削除旧籍，召集贫民另外给券，并且命令三年查看贫富情况就更换，豪强不能得逞。蜀地与夷人接壤，边境人砍伐树木在边境上，多次侵争，于是下令禁止砍伐树木，又派兵守蚕崖，断绝番部往来，就在威州、茂州交易。以前内侍使蜀，让酒场吏主管买卖，趁机加倍收取来资助费用，韩绛奏请加禁约，皇上敕令内侍省著为法令，每次出行必申戒。等到在三司，又请求把川峡四路田谷输送常平仓，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值，来平抑物价。皇上感叹说：“众人正姑息，你独自不徇时吗？”立即实行。内诸司吏有求恩泽的，韩绛坚持不可。皇上说：“我起初不知道，应当为你改正。”而求恩泽的人不停，韩绛坚持更坚，于是对皇上说：“身犯众怒，怕有飞语。”皇上说：“我在藩邸，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你所守固然好，何惧于谗？”以前宫中所用财费，都以合同凭由取之，韩绛请求有例者悉付有司，于是三司开始防计。任命知制诰沈遘为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

译封府。遘为人轻捷俊秀、明察敏锐，通晓世务。先前任杭州知州时，百姓中有人贫困无力操办婚事，他便拿出公款，为数百名孤女操办婚事；对于让良家女子沦为娼优的人，则将其夺回并归还给父母。他接待士大夫，多能讨得其欢心，下属官吏都乐于尽心为他充当耳目，里巷间的长短细微之事他必定知晓。因此政事处理得极为严密，众人无不惊服。小民若有犯法，情节稍有不善，不问法律轻重，便刺字发配为兵，奸猾之徒因此屏息敛迹。当时鞠真卿任提点刑狱，想要查办此事，移文给州府诘问，遘稍微放松了政策，给那些被刺字的士兵发放公据，让他们恢复平民身份。遘被召回朝廷，鞠真卿也离任，此事于是平息。议论的人认为他的严厉堪比孙沔，他治理开封就像治理杭州一样。他早晨起床处理政务，到中午便处理完毕，出去与宾客旧友交往，从容谈笑，以显示自己游刃有余，士大夫交口称赞他的才能。过了一个月，加授龙图阁学士，不久升任翰林学士，因母亲去世离职，随即去世【遘升任翰林学士在三年九月，去世在四年九月，现在一并记载】。八月庚寅日，下大雨；辛卯日，地面涌出水，毁坏官私房屋，冲走并淹杀人畜，数不胜数。皇上驾临崇政殿，宰相及以下官员，上朝参拜的只有十几人而已。下诏打开西华门，以排泄宫中的积水，水流奔涌激荡，东殿侍班的房屋都被摧毁淹没。甲午日，命令盐铁副使杨佐等人提举修缮各军班营的房屋，虞部郎中来令孙等八人赈济赐给因水灾而死的人，拿出钱帛祭奠那些无主的死者。乙未日，下诏说：“近日庚寅日大雨，房屋受损，被淹溺的人很多，大田里的庄稼在收获季节受到损害，灾变来临，从不虚发，难道是因为我不敏于德行而不明于政事吗？还是因为天下刑狱滞积冤屈，赋税徭役繁重困苦，百姓有愁叹无聊的声音，从而扰乱了顺气呢？不然，为何天降警戒如此显著呢！内外臣僚都允许上呈密封奏章，议论时政的缺失，以及当世的利害可以辅助百姓的，要尽心陈述，不要有所忌讳。执政大臣都是我的股肱之臣，应当协同德行，共同修治，以辅佐我的不足。”司马光上疏说：“近来暴雨大作，一夜之间，河流湖泊都泛滥，平原低地丘陵都成为洪波，都城之内，城墙宫阙倒塌，官民房屋几乎全部被淹没，死于压溺的人不可胜数，这是自古以来的极大异常，非常巨大的灾难。我想陛下在举动循守之间，万一有所未思呢？敢以愚虑进言，大概有三点。我私下认为皇太后保育圣上，在襁褓之中，陛下入承大统，不能说完全不是皇太后的力量。当陛下刚得病时，外面传言皇太后在先帝灵柩前，为陛下叩头祈求，额头都磕伤了，这样难道可以说对陛下没有慈爱之心吗？不幸被谗言贼人互相离间，于是使两宫之间产生隔阂。陛下作为人子，即使皇太后对陛下不慈爱，怎么可以计较曲直，从而产生忿恨，而在爱戴恭敬的心意上有所不备呢？《传》说：‘大德能防止小怨’。先帝从众人之中提拔陛下，从防御使升为天子，只以一位皇后和几位公主托付给陛下，而灵柩还在殡，已经失去了皇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都隐居在偏宫，很少省视。看到这些，是陛下失去人心的开始。先帝天性宽仁，重视违背舆论，晚年患病，厌倦万机，于是把天下大事都委托给两府。有时见解有偏颇，有时心意有私情，取舍升降未必都恰当。等到陛下即位，大家都认为一定能奋发刚强，收取威福，进用贤人，退黜愚者，赏善罚恶，使海内清明，立刻见到太平。而陛下更加谦逊，深自隐藏，凡是各种奏请不肯决断，动不动遵循旧例，不顾实际情况，在细务上谨慎，在大体上疏忽。知道人贤能却不能举荐，知道人不肖却不能退黜，知道事情不对却不能改正，知道事情正确却不能听从。大臣专权比先朝更甚，随意差遣任命，无所顾忌，有的没有才能却骤然进用，有的有罪却被宽恕。这是天下再次失望的原因。又国家设置台谏之官，作为天子的耳目，防止大臣壅蔽。朝廷政事都由大臣共同裁定，然后施行，而台谏有时以异议干预。陛下应当自己以圣意察其是非，可行就实行，可止就停止。现在却再次交给大臣，他们怎么肯认为自己所做的事不对，而认为别人所说的对呢？这是陛下独自获得拒谏的名声，而大臣坐享专权利益的原因。以君相之重，何止泰山；贱臣之轻，何止鸡卵。想要与他们较量胜负，我本来就知道他们不敌。因此四方怀忠之士，愿意效微薄之力，都望风不进，结舌沮气。这是天下又失望的原因。这三点，在位的臣子都知道不可，而上畏严酷的诛杀，下避怨怒，没有人敢以此极言让陛下听闻。致使海内愤郁之气积聚而不发泄，适宜有感动天地之和的原因。我希望陛下上考察天意，下顺应人心，在这三点上都留圣意。奉事皇太后更加孝谨，务必得到欢心。各位长公主时常加以存抚，不要让他们失所。总揽大权，不要假手于人。选用英俊，循名责实，赏功罚罪舍小取大，铲除堵塞侥幸，一新大政，延纳正直之言，虚心从善，而都以至诚实行，那么人心既悦，天道自和，吉祥的征兆一并到来，福泽流传子孙。”

译罢了。吕诲进言说：“查考《五行志》记载：简化宗庙礼仪，废止祭祀，就会导致水不能向下滋润。先前关于濮安懿王一事，起初议论或许要与仁宗庙堂同等尊崇，最终罢免追封，不及燕王的先例。礼仪失中而孝心不足，这几乎就是怠慢不敬了。”《京房传》说：“饥荒却不减损赋役，这就叫做大荒。”其灾异表现为水灾。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许州、颍州等郡发生大荒。臣认为，尚方制造的不急需用品，后苑制作的淫巧之物，应当加以裁减，以崇尚节俭，量入为出，正是当今之时。又云：“阻塞排斥有德之人，其灾异表现为水灾。”大概是因为有德之人被阻塞排斥而不被任用。如今官员不考核实际职务，名不副实，贤能与不肖在下层混杂。况且皇帝在座前详细延请的人才，无非是藩邸的旧人；清贵途径进用的人，都出自权幸之门。忠良之人，难道没有解体离散之心吗？古时凭借功绩举荐贤才，那么万世教化成就而祥瑞应验显著；后世凭借毁誉选取人才，所以功业废弛而灾异到来。陛下应当小心翼翼深思，补救其过失，或许能实现消灾复常的道理。吕大防进言雨水为患，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邪气，于是陈述八件事说：君主恩威不立，臣下权力太盛，邪说干扰正道，私恩损害公义，外国勾结阴谋，盗贼肆意横行，众人情绪失职，刑罚失去公平。起初商议尊崇濮安懿王，史馆修撰兼同知谏院蔡抗引用为人后的大义，指陈切中要害，泪水流下面颊，皇帝也感动流泪。京城发生大水，蔡抗推究灾祸根源，坚守前说应对，大臣们对此感到不便。庚戌日，任命蔡抗为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免去谏官职务。乙卯日，下诏减定制定的衮冕制度，采纳了同知礼院李育的奏请。李育是河南人，曾与同僚议论宫中之事，奏章呈上后，有宦官来问：“谁写的？”同僚害怕，没有回答，李育独自上前说：“是我李育写的。”宦官随即离去，此事也就搁置了。任命知制诰宋敏求、韩维共同修撰仁宗实录。九月辛酉日，提举编纂礼书参知政事欧阳修上奏：“已编纂礼书成百卷。”下诏以《太常因革礼》为名，赐给欧阳修等人银帛，多寡有差。壬戌日，因连绵大雨取消大宴。司马光进言：“陛下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群臣沿袭旧例，请求上尊号。”而陛下深深自我抑制减损，以承受答复天谴，安抚释解众心。希望从今以后，所有群臣上尊号的表章，都拒绝不接受，并命令不再允许上奏。司马光既已上奏疏，又当面陈述，皇帝嘉奖采纳。群臣共五次上表，最终都不允许。己巳日，举行制科考试。甲戌日，因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禄任秘书丞，升一任。前和川县令李清臣任著作佐郎。范百禄所对的策问说：“简化宗庙、废止祭祀，则水不能向下滋润。从前汉孝哀帝尊崇共皇，河南、颍川发生大水；汉孝安帝尊崇德皇，京城及二十九个郡国发生大水；汉孝桓帝尊崇崇皇，六个郡地裂，水涌井溢；汉孝灵帝尊崇仁皇，京城发生大水。陛下对于濮安懿王，恩情可以减杀，而礼仪不可以增加；恩惠可以防范，而道义不可以推崇。为人后者即为他的儿子，古时特别重视大宗，就降低其私亲的地位，这是因为大宗尊崇，小宗减杀。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是重的；门内的期年之丧，是轻的。应当减杀却推崇，应当轻视却重视，这是违背先王的礼仪了。礼仪一旦违背，那么人心丧失而天意背离，这就是变异产生的原因。古代的圣帝明王，没有不犯过错的，然而贵在能够改正。陛下应当诏令有关部门，不要再议论追尊的事，只凭借濮安懿王建立封国，为他立长子，作为嗣王，世代奉祀，安懿王永远作为一个国家的太祖，那么人心喜悦而天意化解。大雨的灾祸，何必去禳除呢？”范百禄是范镇的侄子。李清臣是安阳人。韩琦的妻子因为她的侄子欧阳修，认为李清臣的文章奇特，认为像苏轼。秘阁考官韩维说：“这是荀卿的笔力。”试卷送到中书省，欧阳修迎上前说：“考官不把李清臣放在第一，那就错了。”打开查看果然如他所言。等到廷对，有人说李清臣应当用《五行传》回答所问的灾变，应当再次得第一。李清臣说：“这是汉儒附会的说法，我不相信。民间难道没有疾苦可以上奏的吗？”于是说：“天地之大，譬如人的身体，腹心肺腑有所攻塞，那么五官就不安宁。百姓的生息聚散，是天地的心肺脏腑；日月星辰，是天地的心肺脏腑；日月星辰，是天地五官。善于制止天地异象的人，不止息其异象，而是制止百姓的疾苦罢了。”李清臣最终排在次等。丙子日，任命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知陈州，顺从他的请求。在此之前，贾黯与两制合议，请求称濮王为皇伯，执政不听从，多次到中书省争论。京城发生大水，当时贾黯已患病，上疏说：“简化宗庙，逆天时，则水不能向下滋润。如今二三执政知道陛下是先帝的继承人，却阿谀奉承，违背经义，建立两统贰父的说法，所以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淹杀人命。”于是称病请求离职，于是有了这道任命。十二天后去世，口述遗奏数百言，仍以濮王议为请。追赠礼部侍郎。起初，贾黯的生母陈氏归宗，继母史氏在堂，后来迎接陈氏归来，两位母亲不和，贾黯能安顿好并侍奉她们。贾黯修身洁行自喜，在朝中多次进言，人们称他耿直【贾黯卒于十月戊子，赠官在丁酉，现在一并书写】

译壬午日，太白星侵犯南斗星。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判都水监韩贽为河南府知府，这是因为都城内外的水沟长期没有治理的缘故。在此之前，僧官职位出现空缺，大多因为权贵请托，由皇帝直接下发命令补人，当时的谏官和御史屡次对此进行议论，仁宗皇帝深刻认识到这件事的弊端，于是颁布法令：僧官职位出现空缺，命令两街各选一人比较才艺后补任。到了这时，鉴义一职出现空缺，中书省已经下发两街选人，但人选尚未上报，而内臣陈承礼以宝相院僧人庆辅为由请求补任，皇帝直接下发命令授予庆辅鉴义一职，中书省坚持上奏认为不可。欧阳修于是上奏说：“补任一名僧官，应当与否，本是极小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利害？但中书省的事情已经施行，却用内降命令更改，违背先朝的法令，这就是内臣扰乱朝政，这件事怎么可以开启这种先例？”又上奏说：“宫女和亲近之人，自前世以来常患难以防范控制，这件小事，陛下如果不以为意而听从他们，他们必定会在外面张扬，认为自己是皇上亲信，朝政可以左右，在外面的威势就不小了。”皇上立刻批准中书省的上奏，命令只依照条例选试。冬季十月甲午日，再次任命王安石为工部郎中、知制诰，这是因为王安石母亲丧期已满的缘故。癸卯日，吕诲上言：“台谏官，是君主的耳目，朝廷内外的事情都能通过传闻得知，期望补益君主的视听，以防蔽塞。我观察天圣、景祐年间，三院御史共五人，外派出差的有三人，常有二十员，后来逐渐衰减，大概是执政者不想让君主听到朝廷内外的缺失，但还不下十数名。如今御史台空缺中丞已有多月，御史五人，外派出差的有三人，只有我和范纯仁、吕大防在职，封章上奏十次，被驳回的有八九次。谏官两人，司马光调任其他职务，傅尧俞出使北庭，言路堵塞，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我私下为圣朝感到羞耻。增加言事官员的数量，以广见闻，实在是追求治国大道的关键。”乙巳日，命令知制诰邵必暂代谏院知院。戊申日，任命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侍读中。

译孙固担任诸王府侍讲。颍王勤奋好学，不知疲倦，一天拿出新抄录的《韩非子》，嘱咐王府属官校对。吕公著说：“韩非的学说阴险浅薄、苛刻严酷，他的书违背了六经的规范，希望不要留意。”颍王说：“抄录此书只是为了凑足藏书的数量，并不是我所喜爱的。”壬子日，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为青州知州。卢士宗入宫辞行，皇上对他说：“我素来知道你的忠诚纯正的节操，怎么应当让你长久在外任职？因此命令你再次入对。”等到见面时，卢士宗论述了知人安民的关键，希望遵守祖宗的法度，不要随意变更。【考异：卢士宗再次入对，《墨史》中有记载，《朱史》删去了，现在仍然附带记载】甲寅日，吕公著编纂仁宗御集，完成一百卷，进呈皇上。皇上在延和殿，穿着靴袍观看。两府大臣都侍立在一旁，任命翰林学士冯京为南郊仪仗使，这是因为御史中丞职位空缺的缘故。当天改命给事中、天章阁待制彭思永暂代御史中丞。十一月庚午日，在景灵宫朝飨。辛未日，在太庙飨祭。壬申日，在圜丘祭祀天地，以太祖配享，大赦天下。在此之前，百官练习礼仪，尚书省赐给酒食，郎官王易知因醉饱呕吐，御史先前弹劾他失仪。到了这时，宰相韩琦将此事上报，皇上说：“已经赦免他的罪了。”韩琦说：“按照旧例，失仪不因赦免而原谅。”皇上说：“失仪是轻罪，但如果让士大夫因为酒食而获罪，我就难以面对他们了。”最终赦免了他。十二月甲辰日，西夏国主谅祚派使者来祝贺正旦。丁未日，派使者来祝贺圣寿节。司马光说：“我私下看到近年来，谅祚虽然对外派遣使者称臣进贡，但内心蓄积奸诈阴谋，窥伺边境，暗中用官爵金帛招诱中国的不逞之徒以及熟户蕃部，听说那些亡命叛逃以及暗中与他勾结的人，已经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全部知晓。那些熟户蕃部有违抗不服从的，谅祚就发动兵马公然杀掠。弓箭手有住在沿边的，谅祚都逼迫驱逐他们进入内地，边臣坐视不能救援，于是使得其余熟户都畏惧凶威，怨恨中国，人人都有背离叛逃之心。等到朝廷派遣使者责问，谅祚就拒绝不接受，即使有所回答，都是侮慢欺骗的言辞。朝廷也隐忍包容，不再追问。谅祚又多次虚张声势以惊动边境，而将帅大臣大多懦弱胆怯，没有别的才略谋略来抵御外侮，只知道多聚集兵马以自卫。一路有警报，则三路都惊恐，全部抽调腹内州军的番兵士兵置于麾下，让他们空吃粮草，数月之后寂静没有动静，然后派遣他们来，还未及休息，忽然听说有警报，又复回去，如此往返，疲于道路。我虽然愚钝，不熟悉边事，私下推测。谅祚之所以依旧派遣使者称臣进贡，一是利于每年所赐金帛二十多万，二是利于入京贩卖交易，三是想让朝廷不为他防备。他所招诱的不逞之徒，是想让他们来探察中国的虚实。平时则用他们作为谋主，入侵时则用他们作为向导。他之所以诱胁熟户，逼迫驱逐弓箭手，他的意思认为东方客军都不足畏惧，只有熟户弓箭手生长在极边，勇猛善战，如果事先剪除他们，那么边人失去所依赖的，入侵时可以通行无碍。他之所以多次扬言虚声，惊动边境，是想让中国的军队疲于奔命，耗散各蕃公私贫困。等到边吏习以为常，不再设防，然后乘虚入侵。我认为朝廷应当宵衣旰食，以此为深忧，却只看到他派遣使者进贡，就认为臣节未亏，得到他侮慢的言语就认为是恭顺，得到他欺骗的言语就认为是诚实。大概朝廷并非不知道他的本心，只是希望他尚未发作，只求目前的暂时安宁，不顾及日后的深患。我日夜思考，不胜愤懑。希望陛下对于边境之事，常留圣心，特别降下诏书，明确告知中外，凡是文武臣僚有长期担任边任或曾经战阵，知道军中利害及外国情伪的，都允许上书自陈。陛下不要因为他们官职疏贱及文辞鄙陋，一一省览，选择其中道理稍长的，都赐召对，从容访问治兵御戎的方法，那么处置自然得当了。郊祀结束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再次重申前议，请求早日确定濮安懿王的崇奉之礼，并且说现在佞人进言，惑乱圣听，中书坚持错误言论，应当有办法阐明经义，解释群疑。我请求中书下达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的臣僚，共同详定典礼，以正视听，久不决断，不是向天下展示至公的方式。吕诲不久在延和殿进对，开陈恳切，前后共七次奏请不被采纳，因此请求免除台职补任外官，又四次奏请也不被采纳，于是弹劾韩琦说：“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言犹在，韩琦却急于追崇濮王，使陛下厚待生父而薄待继父，尊崇小宗而断绝大宗。”言官论辩半年，韩琦仍然坚持错误，不改正，中外愤郁，万口一词，希望贬黜韩琦居外藩，以慰士论。【考异：李焘说：濮王申陈以吕诲弹劾韩琦的疏附在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疏斥不忠者五，并及颍府僚友不用正人，颇与此异，此据吕诲章奏，冯洁已御史台记也以此为

译第六疏，其内容与申陈所载完全相同，然而疏文中提到濮议半年未能决断，那么恐怕不应在次年，况且次年范诲已多次上章弹劾欧阳修，后章不应完全未提及欧阳修，现在斟酌后附于此。年末仍需进一步考证详查，不知直道难以推行，自认为孤忠可以进用。按〇集乃是甲辰年冬季请求罢免宰相的表文，甲辰年即治平元年】

译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四

刑部尚书徐干学撰

宋纪七十四【从柔兆敦牂年正月开始，到十二月结束，共一年】

英宗体干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治平三年春季正月壬申日，任命翰林学士知制诰范镇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起初，范镇起草韩琦升官的诏书，称引周公、霍光。谏官吕诩驳斥他。于是韩琦上表请求离职。范镇批复回答说：“周公不去鲁国，是想让天下统一吗？”皇上认为范镇不应当引用圣人来比拟宰相，想罢免范镇的宫内职务。执政大臣于是告知范镇让他自己请求外任，于是有了这道任命【李焘说：有人说范镇与欧阳修向来交好，等到议论濮王追封尊崇的事，首先违背了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趁机对皇上说范镇以周公对待韩琦，那就是以幼儿对待陛下。范镇因此被外放】皇上对诏书大多亲自审阅，有不合情理的，一定让他修改。曾经对执政大臣说：“这是君王的训诫，怎么可以褒贬失实呢？”在此之前，知制诰韩维在便殿奏事，曾说君王的喜好厌恶应当明显地表现出来，用赏罚来昭示天下，让人们知道该避开什么、趋向什么，那么风俗就可以改变。又说思虑不能完全没有差错，假如陛下错误地有所处置，改正它就足以彰显接纳善言、听从劝谏的美德。等到范镇被外放，韩维说：“范镇确实有罪，自然可以明确地按法典惩处。如果他的过失只在文字上，应当宽容以保全近臣的体面。陛下先前罢黜钱公辅，朝廷内外认为太重，现在又罢黜范镇，而众人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臣担心从此大家各自心怀疑惧，不敢为陛下尽忠了。”癸酉日，契丹改国号为大辽。乙亥日，宣徽南院使、武安节度使程勘去世。程勘镇守延州共六年，安稳稳重，熟悉事务，治理不追求名声，然而不被言官所赞许。起初，延州夹河建有两座城，城墙矮薄，曾经被西夏贼寇围攻，登上九州台向下俯瞰城中。程勘调集士兵和民夫大力增筑之后，认为有利。横山的酋长豪强怨恨谅祚，想叛变归属宋朝，夺取灵州、夏州来请求军队作为援助。程勘说：“豺虎不是它们互相攻击，就不容易捕捉。痈疽不是它自己溃烂，就不容易攻治。谅祚长久悖逆轻慢，应当趁此机会听任并允许用蛮夷攻打蛮夷，这是中原国家的利益。”恰逢皇帝身体不适，大臣们怕惹事端，于是搁置不回复。程勘自认为年过七十，告老还乡的奏章共上了十几次，最终不被听从。派遣宦官带着手诏慰问，赐予茶药、黄金。于是再次上奏章说：“臣年老病重，高奴屯驻精锐部队是重要之地，难道是养病的地方吗？”回到邓城去世，追赠太尉，谥号康穆。辛巳日，任命端明殿学士、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起初，皇上对执政大臣说学士中只有王珪能写诏书，其余大多不称职，于是问张方平的文学如何？欧阳修回答说：张方平也有文学，但挟持邪说不正直。曾公亮认为没听说他挟持邪说，赵概又认为没有迹象，所以最终任命了他。皇上曾经询问治国的根本要点，张方平用简易、真诚、明达来回答，皇上不知不觉地向前移动坐席，说：“我过去参加朝请，望着侍从大臣认为都是天下的选拔人才，现在大多不是这样。听了学士的话，才知道有人了。”御史吕大防说：“私下听说参知政事赵概举荐张方平、钱明逸，请求加以显要任用。消息传播之初，确实惊动了众人的听闻。张方平、钱明逸都凭借制科登第，早就位列侍从，没听说有美好的谋略善状显扬于时论，而出任地方长官，所到之处治理不好，怎么足以在庙堂之上谋划，治理天下的事务呢？私下认为赵概位居辅臣，与国家为一体，不能公开陈述公论，进用贤人退黜不肖，而被私交旧情牵制，引荐不合适的人，失去了大臣忧国辅君的道理。希望将臣的这道奏章交给赵概询问情况，以惩戒不恭敬。”命令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录。壬午日，罢免三司推勘官。起初，下诏三司举荐京朝官一人专门负责推勘事务，到了这时三司上奏认为不方便，罢免了他。然而议论的人不认为罢免他是方便的【嘉祐五年设置】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诩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范合奏说：“看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先开启邪说，用歪曲的道理取悦君主，用眼前的利益辜负先帝，将陷陛下于错误的举动。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也上疏请求罢免追封尊崇的议论，都没有回复。吕诩等人议论不停，而中书也用札子向皇上自我辩解。皇上的心意不能不偏向中书，然而没有立即下诏。执政大臣于是互相秘密商议，想让皇太后下手书尊崇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作为皇后，皇帝称父亲。又让皇上发诏谦让不接受尊号，只称父亲，就在园中建立庙宇，以显示不是皇上的本意，并且想作为日后推崇的开端。丙子日，中书在垂拱殿奏事，当时韩琦因为祭祀斋戒，皇上特意派遣宦官召他一起商议。退朝后，外面传言濮王已经议定称皇，欧阳修亲手写了诏书草稿两份，一份呈给皇上。中午太后果然派遣宦官带着密封的文书到中书，执政大臣相视而笑。吕诩等人听说后，立即缴纳御史台的告敕，在家等待治罪，请求尽早赐给贬斥。皇上用御宝封好告敕，派遣内侍陈守清催促吕诩等人令他们到御史台供职，吕诩等人因为所进言不被采纳，虽然接受了告敕，仍然在家等待治罪，丁丑日，中书奏事，皇上又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