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六

译劒鉴隐藏起金银，说谅祚可以被刺杀。皇帝很高兴，于是提拔他担任保安知州。不久西夏人丢失了绥州，认为定出卖了自己，所以杀了他。到了这时事情暴露，皇帝认为崇贵等人的罪行较轻，而削去定的官职，没收他的田宅数以万计。乙酉日，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任用人才要根据各人的长处，这样才能成就事业。至于那些有过失但很少犯的人，或许也可以使用，只是不适宜让他们在身边罢了。丙戌日，下诏体恤刑罚。戊子日，建造太皇太后庆寿宫、皇太后宝慈宫。乙未日，下诏河北转运司预先筹划安置赈济饥民。丁酉日，潭州下雨落下毛发。夏季四月壬寅日初一，判汝州富弼入朝觐见，因为脚病允许坐轿子到殿门，皇帝特意在内东门小殿接见，让他的儿子富绍隆搀扶着进入，并且命令他不必下拜，坐着交谈从容直到太阳偏西。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皇帝急于有所作为，回答说：君主的喜好和厌恶不可让人窥测，可以窥测那么奸佞之人就能迎合其心意，陛下应当像上天那样鉴察世人，善恶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然后诛罚奖赏随之而来，那么功过罪责就没有不能得到实际情况的了。又详细询问边境事务，富弼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先布施恩德，希望二十年内绝口不提用兵，也不宜重赏边功，战争一起，所关系到的祸福不是小事。皇帝沉默了很久，又问：“治国最先要做什么？”富弼说：“使天下富足安定为先。”皇帝称赞说得好，想用集禧观使的职位留他在京城，富弼极力推辞前往郡县。乙巳日，下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级入朝应对。王安石本是楚地人士，在朝廷中尚未知名，因为韩、吕两大家族是外戚，想借他们来抬高身价，所以与韩绛、韩维以及吕公着深交，三人轮流宣扬他，名声才开始显赫。皇帝在藩王府时，韩维担任记室，每次讲解学说受到称赞，就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说法。”等到韩维担任太子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皇帝因此想见见他。刚即位，任命他担任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召他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到了这时才上朝应对，皇帝问：“治国最先要做什么？”回答说：“选择治国之术为先。”皇帝说：“唐太宗怎么样？”回答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以唐太宗为榜样呢？尧舜之道，极其简约而不繁杂，极其重要而不迂阔，极其容易而不困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晓，认为高深不可及罢了。”皇帝说：“你可以说是要求君主做难事了。但我自视平庸，恐怕不能符合你的心意。你全心全意辅佐我，或许能共同达到这个境界。”又问：“王安石，祖宗守护天下能百年没有大变，大致达到太平，是用什么方法呢？”王安石退朝后上奏书，大意说：“太祖具有上智独见的明智，而周知人物的真假，指挥托付必定尽其才能，变革设置必定符合事务，所以能驾驭将帅，训练整齐士卒，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平定中国。于是废除苛捐杂税，停止残酷刑罚，废除强横的藩镇，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亲自以简朴节俭为天下表率。他在发布政令之间，一律以安定利益百姓为事。太宗继承他以聪武，真宗守护他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没有放纵的德行，这就是享受国运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原因。然而本朝累世沿袭末俗的弊端，而没有亲近友爱群臣的道义，君主朝夕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宫女，出去处理事务也不过是有司的琐碎小事，不曾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来施行于天下。一切顺应自然之理势，而精神的运用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并非不被尊重，然而小人也能夹杂其中；正论并非不被容纳，然而邪说也有时被采用。用诗赋记诵来求取天下的士人，而没有学校培养的方法；用科举名次资历来排列朝廷的职位，而没有官府考核测试的方法，监司没有检察的人，守将不是选择的官吏，调动频繁，既难以考核政绩，而游说谈论的众人，因此得以混淆真假。交结私情培养声望的人多获得显官，独立经营职守的人有时被排斥阻挠，所以上下苟且懒惰，只求取容罢了。即使有才能的人，在职也没有不同于庸人。农民被差役破坏，而没有特别看见救助防备，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来修治水土的利益。士兵混杂在疲老之中，而没有申令训练，又不为他们选择将领而长久其边疆的权力。宿卫则聚集卒伍无赖之人，而没有用来改变五代姑息羁縻的习俗。宗室则没有教训选举的实质，而没有用来符合先王亲疏隆杀的适宜。至于理财，大致没有方法，所以虽然节俭但百姓不富，虽然勤劳忧虑但国家不强。幸好不是夷狄昌盛的时候，又没有尧汤水旱的变故，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然说是人事，也是天助。恳请陛下具有上圣的资质，继承无穷的基业，知道天助不可常存，知道人事不可懈怠，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正在今日。臣不敢擅自废弃阐明大义，而苟且逃避忌讳的诛杀。陛下有幸赦免并留心，是天下之福。第二天，皇帝对王安石说：“昨天阅读你所奏的书，可以说是精妙的谋划，治国之道没有超出这个。所列举的众失，你一定已经一一谋划，试着为我详细说说施设的方法。”王安石说：“匆忙列举不能说完，希望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然明了，那么施设的方法不言而自喻了。”辛亥日，同天节，群臣及辽使初次在紫宸殿上寿。礼官商议想要用

译唐代的旧例，在五月朔日请皇帝到大庆殿接受朝拜，并趁机奉上尊号。翰林学士吕公着说：“五月防朝始于唐德宗，采纳的是术数厌胜的说法，唐宪宗认为不合经义而废除了它。况且尊号并非古制，与君主地位的轻重无关。陛下正打算超越汉唐，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何必在阴气增长的日期举行不合礼制的防朝，接受无益的尊号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庚申日，吕公着、王安石等人说：“仔细查考旧例，侍讲者都赐座，自从乾兴年间以来，讲经者才开始站立，而侍从者都坐着听。臣等私下认为侍从者可以让他们站立，而讲经者应当赐座。”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说：“应当依照天禧年间的旧制，以彰显陛下稽考古制、重视道义的心意。”刘攽说：“侍臣在面前讲论，不能安然坐着避开席位，站立说话才是古今常礼。君主让他们坐下，是为了显示君主尊重道德、喜爱道义，如果不奉命而请求坐下，那就不同了。”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韩忠彦都赞同刘攽的意见说：“乾兴以来，侍臣站立讲经，历经仁宗、英宗两朝，实行将近五十年，怎么能突然认为这是有关部门的失误，而轻易议论变更呢？”皇帝问曾公亮，曾公亮说：“臣侍奉仁宗的书筵，也是站立的。”后来王安石因为讲经被赐留，皇帝当面告诉他说：“你讲经的日子，可以坐下。”王安石不敢坐，于是作罢。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晃去世。刘敞学问渊博，睡觉吃饭坐卧，没有不带着六经的。曾经用蝇头小楷写了一册，放在夹袋中，称为“夹袋六经”。从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川地理，都探究知晓大概。曾经夜间观察镇星，对人说：“这按照法则应当得到土，不然就会生女儿。”几个月后，两位公主出生。又说：“岁星往来在虚、危之间，颜色最明亮盛大，应当有兴起于齐地的人。”一年多后，英宗以齐州防御使的身份入承大统。曾经得到先秦的彝鼎数十件，铭文奇异深奥，都按照并阅读它们，因此考证知晓三代制度，尤其珍惜它们。常说：“我死后，子孙用这些来祭祀。”朝廷每当有礼乐之事，必定到他家来决定。写文章尤其丰富敏捷，掌管外制时，将要下班，恰逢追封王主九人，立马却坐。不久，九篇制文完成。欧阳修每当对书中有疑问，折简来问，刘敞对着使者回答，笔不停手，欧阳修就赞叹佩服。庆历年间以前，学者遵守注疏之说，到刘敞写《七经小传》，开始与诸儒不同。后来王安石修经义，大概本于刘敞，而新奇又更甚了。癸亥日，任命孙觉为右正言、同知谏院。皇帝与孙觉说：“想要革除积弊。”孙觉说：“弊病固然不可以不革除，革除得当，悔恨就会消失。”皇帝称赞他懂得事理。五月癸酉日，皇帝对文彦博等人说：“丁谓、王钦若、陈彭年是什么样的人？”文彦博等各自以所听到的回答，于是说当时修建宫殿，都是丁谓等人开启的，消耗祖宗积蓄过半，至今府库不再充实。皇帝说：“王旦做宰相，不能没有过错。”韩绛说：“王旦曾经劝谏真宗不被听从，请求离职，又不被允许。”皇帝说：“事情有不便利的，应当极力论列，怎么可以请求离职来塞责呢？”国子监说：“补试国子监生，以九百人为限额。”听从了他的意见。甲戌日，招募饥民补充厢军。庚辰日，诏令两制及国子监举荐诸王宫教授。戊戌日，废除庆成军。六月癸卯日，录用唐魏徵、狄仁杰的后代，是听从韩琦的请求。丁未日，占城来进贡。辛亥日，诏令各路和监司访寻州县兴复水利，如果能设法劝诱修筑塘堰圩堤，功利确实，应当商议表彰宠信。乙卯日，赐知唐州高赋敕书奖谕。高赋在唐州五年，等到罢任增加户口一万一千有余，开辟田地三万余顷，而山林榛莽之地都成为良田，每年增加税收二万二千有余，修筑陂堰四十四处。这个月，黄河溢出恩州乌栏堤，又在冀州枣彊埽决口，向北注入瀛州的区域。秋七月癸酉日，诏令谋杀已伤，案件审问想要举发自首者，按照谋杀减二等论处。起初，登州奏报有妇人阿云，在母丧期间聘于韦氏，厌恶韦氏丑陋，谋杀韦氏受伤但不死，案件审问想要举发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处死刑，用违律为婚，奏请裁决，敕令宽贷她的死罪。知登州许遵奏引律令，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然按照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应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裁定如审刑大理，当时许遵刚被召判大理，御史台弹劾许遵，而许遵不服，请求下达两制议论，于是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王安石认为谋与杀是两件事，司马光说谋杀犹如故杀，都是一件事不可分开。如果谋为所因与杀是两件事，那么故与杀也可以分为两件事吗？两人议论不同，于是各自上奏。司马光的议论赞同刑部，王安石的议论赞同许遵，诏令听从王安石的议论。乙亥日，命名秦州新筑大甘谷口砦为甘谷堡。起初，秦州生户被谅祚劫持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叫筚篥，知州马仲甫请求筑城并耕种，就是大甘谷口砦。至此特别赐名。丁丑日，诏令各路帅臣监司及两制知杂御史以上，各举荐武勇谋略三班使臣二名。赐布衣王安国进士

译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他防备敏锐、聪慧，凭借文章闻名于世，士大夫们交口称赞他。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又考中茂材异等，有关部门考核他所献上的序言评为第一，因母亲去世未能参加考试，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韩绛推荐他的才能和品行，朝廷召他参加策试，赐进士及第，任命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己卯日，群臣上表请求加尊号，称为“奉元宪道文武仁孝”，皇帝下诏不许。等到第三次上表时，司马光入宫值班，趁机进言说尊号的礼仪，不是先王的法度，起源于唐武后、中宗时期，于是成为惯例。先帝不接受尊号，天下没有不称颂的。晚年有人进言说，国家与外国往来书信，对方有尊号，而我们唯独没有，视为极大的耻辱。于是群臣又在非规定时间上尊号。过去汉文帝时，匈奴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听说汉文帝又用更大的名号加在他们身上。希望陛下追用先帝的本意，不接受这个尊号。皇帝非常高兴，亲手写诏书回复司马光说：“不是您，我听不到这些话。好好起草答复的言辞，让朝廷内外清楚地知道我的至诚之心，不是欺骗众人以博取名声的人。”于是最终没有允许。任命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越州知州陈升之为枢密院知院事。按惯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同时设置。当时文彦博、吕公着已经担任枢密使，皇帝因为陈升之三次参与辅政，想稍微改变对他的礼遇，所以特别任命他。辛巳日，孙觉被责罚授予太子中允，仍然掌管谏院。在此之前，陈升之登

译皇帝当面许诺提拔他到中枢任职，孙觉随后入朝对答，皇帝便与他交谈，说范纯仁应当担任枢密使，邵亢没有才能，以前想让他镇守长安，而宰相认为没有超过他的，范纯仁已有任命，而孙觉不知退让，立即上言说应当让邵亢知永兴军。范纯仁任枢密使，皇帝认为孙觉是希图防备、收买人心，而且安排大臣，不是小臣所应做的，所以责备他。孙觉又说滕甫贪污邪恶，列举他的七条罪状，皇帝不信，把孙觉的奏疏给滕甫看，滕甫谢恩说：“陛下没有疑虑，臣没有愧疚就足够了。”壬午日，因为恩冀州黄河决口，赐给淹死人家钱财及下等户粮食。甲申日，京城地震；乙酉日，又地震且下大雨，这夜月食。有关部门说《明天历》不灵验，应当改历，诏令司天监重新制造新历。知开封府吕公着上疏说：“自古以来君主遇到灾异，有的因恐惧而招致福运，有的因简慢诬蔑而招致祸患。君主以至诚对待臣下，那么臣下就会思虑尽诚来回应。上下尽诚而灾异不消除的，未曾有过。只有君主去掉偏听独任的弊病，而不以先入为主的言论为主，就不会被邪说扰乱。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以远离奸佞之人为戒，大概奸佞之人惟恐不合君主心意，那么他们的态势容易亲近；正直之人惟恐不合道义，那么他们的态势容易疏远。只有先端正君王，纠正政务，没有政务端正而天下不治的。”辛卯日，因为河朔地区发生大地震，命令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侦察辽人的动静上报，赐给压死人家钱财。京城又地震。壬辰日，派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去安抚河北。当时河北发生大地震，涌出沙水，毁坏城池房屋，官吏百姓都在帐篷或草棚中住宿。滕甫到任后，独自睡在屋下，说：“百姓依靠我生存，房屋倒塌百姓死亡，我应当与他们同生死。”百姓才开始安心回到自己的房屋，于是命令埋葬死者，供给饥民粮食，免除田税，考察懒惰的官吏，修筑堤防，修缮甲兵，督捕盗贼，北道于是安定。韩琦从永兴军再次请求调任相州以便归乡，恰逢河北地区多次地震，知梓州何郯因此上书说：“阴气盛大臣强，以此讥讽韩琦。”又请求召回王陶以迎合皇帝心意，皇帝轻视他。后来王陶入朝任三司使，升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吕公着再次议论王陶生性奸邪，当韩琦执政时，谄媚侍奉无所不至，自认为曾经参与宫僚，想立身于公辅之位，等到任御史中丞，挟私怀恨，于是诬陷韩琦有不臣的迹象，使韩琦陷入灭族的祸患，反复如此，岂可信任？于是外放王陶知蔡州。癸巳日，疏通深州泛滥的河水。甲午日，减轻河北囚犯一等罪。丁酉日，降下七十道空名诰敕，交给河北安抚司，招募百姓入粟。戊戌日，知谏院钱公辅说：“祠部遇到饥荒、黄河决口，出售度牒来补助一时的急用，请求从今以后宫禁遇到圣节恩赐度牒，都裁减或减半，作为紫衣，稍微去除剃度的冗杂。”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月，黄河泛滥淹没瀛州乐寿埽。八月壬寅日，京城又地震。同知谏院孙觉被罢免。孙觉被降官后，屡次上章请求外放，不被允许。孙觉认为：“去年有被罚金御史，今年有被贬秩谏官，没听说被罚金贬秩却还可以居位的。”于是移文给閤门、御史台说：“议论邵亢、滕甫奸邪，正等待治罪，不再入朝及处理政务。”閤门上奏，皇帝批示说：“孙觉移文与所议论的事不同，应当给予外任差遣。”于是外放孙觉通判越州。诏令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甲辰日，京城又地震。辛亥日，迩英阁进读，已经召见司马光，询问河北灾变，司马光回答说：“饥荒之年，金银布帛没有用处，只有粮食不可一日没有，应当多漕运江淮的粮食来救济。”皇帝于是议论治国之道，说州县长官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心选择。司马光说：“人不容易了解，天下三百多州，要求精心选择，确实困难。只要能选择十八路监司让他们选择所部知州并决定升降，知州选择所部知县并决定升降，得到的人才就多了。”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以？”回答说：“凡是选择言官，应当以三件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其次重惜名节，其次晓知治体。具备这三点，确实也很难得。”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吴景，这两人似乎堪当此选。癸丑日，曾公亮等说：“河朔受灾，国家用度不足，请求今年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征求意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近开始。”可以听从两府辞谢赏赐。王安石说：“从前常衮辞谢堂食，当时议论认为常衮自知无能，应当辞位，不应当辞禄。而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今的急务。”司马光说：“常衮辞禄，还贤于持禄固位的人。国家用度不足，真是急务。”王安石说不是这样。王安石说：“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横征暴敛，以尽民财，百姓穷困为盗，不是国家的福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官府。譬如雨水，夏天涝灾则秋天旱灾，不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记载下来以显示他的不明智。”争论

译争论不止。皇帝说：“我的意见与光相同，现在暂且以不允的理由答复他们。”吕惠卿起草诏书，于是引用常衮的事例责备中书门下两府，两府也不再推辞。乙卯日，下发空名诰敕，交付河东及鄜延路安抚司，招募百姓缴纳粮食充实边防。皇帝说：“开创基业、确立法统，确实始于太祖。”甲子日，下诏中书门下考证太祖的族谱，选取血缘亲近且辈分尊贵的一人，分封土地让他称王，使他常年跟随皇帝在郊庙祭祀，世世代代不要断绝。乙丑日，下诏恢复施行崇天历。任命盐铁副使吕诲为天章阁待制，恢复知谏院职务，这是采纳司马光的建议。下诏从今以后考试馆阁职事，都使用策论，废除诗赋。九月，同知太常礼院刘�说：“按照礼制，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先，应当自己奉祀本国的祖先。”太祖将天下传给太宗，继位的君主都是太祖的子孙，不应当另外为他们立后嗣。如果崇德、昭德、芳的后代世世代代不降低爵位，在宗庙祭祀时让他们在位，那么用来褒扬太祖的做法就达到极致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辛未日，泾州观察使舒国公赵从式进封为安定郡王。赵从式是秦康惠王赵德芳的孙子。起初，韩琦从永兴入京朝见，对皇帝说：“推崇太祖的后代，选择一人封王，常年跟随皇帝在郊庙祭祀，不知是何缘故。况且自古以来，主持祭祀跟随献祭的都是太子的职责，现在忽然选择一人让他跟随郊庙祭祀，难道不会让天下人感到疑惑和震惊吗？”皇帝醒悟，于是取消了跟随献祭的计划。甲申日，下诏从今以后内批指挥都作为奉圣旨施行。丁亥日，减少后妃臣僚推荐奏请的推恩赏赐。戊子日，莫州发生地震，声音如雷。丁酉日，下诏三司裁定宗室的月俸、嫁娶、生日、郊礼的赏赐。在此之前，王安石讲解《礼记》，多次驳斥记述者的错误，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冬十月壬寅日，下诏讲筵暂时停止讲解《礼记》。当天，皇帝留下王安石坐下说：“暂且想听听你的议论。”于是说：“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就一定会有皋陶、夔、稷、契；如果真能成为高宗，就一定会有傅说。那两个人，哪里值得称道呢？凭借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太平，学者不算不多，然而常常担心没有人可以帮助治理，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方略不明，推心置腹不够，即使有皋陶、夔、稷、契、傅说那样的贤才，也会被小人蒙蔽，卷起抱负离去罢了。”皇帝说：“哪个时代没有小人？即使是尧舜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只有能够辨别四凶并诛杀他们，这正是他们成为尧舜的原因。如果让四凶肆意进谗言作恶，那么皋陶、夔、稷、契又怎么肯苟且领取俸禄度过一生呢？”丙午日，皇帝询问讲读官富民的方术。司马光说：“富民的根本在于任用贤人，县令最为亲近百姓。想要知道县令是否有能力，不如了解知州；想要知道知州是否有能力，不如了解转运使。陛下只要能够选拔转运使，让转运使考核知州，知州考核县令，何必担心百姓不富裕呢？”乙卯日，拿出奉宸库的珍珠交给河北购买马匹。戊辰日，禁止使用销金服饰。辽国派遣使者册封李秉常为夏国王。十一月癸酉日，太白星白天出现。丙戌日，在太庙朝享，于是到郊宫斋戒。丁亥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在此之前，黄河在恩、冀、深、瀛四州境内泛滥，皇帝担忧，询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求在四州修筑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抵御河水，而河北都转运司说应当使用民夫八万三千多人，一个月完成工程。现在正值灾荒，希望暂缓。都水监丞宋昌言说现在两股河门发生变化，请求迎着河水推进约签入河身，以缓解四州的水患。于是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提议开凿两股河以引导向东流。于是都水监上奏：“近年冀州以下河道堵塞泛滥，导致上下埽岸屡次危险。现在枣强抹岸冲毁故道，虽然修筑新堤，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希望考察六塔旧口以及两股河引导向东流，慢慢堵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人说：“黄河带着北行，经过边界直接流入大海，水流深阔，这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议论的人想要再次开凿两股河，逐渐关闭北流，这是未曾看到黄河在界河内向东流的利益。”至此，下诏司马光及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坐传车考察四州生堤，回来时兼看六塔、两股河的利弊。甲午日，司马光入朝辞行，于是请求担任河阳、晋、绛的职务。皇帝说：“汲黯在朝廷，淮南王就寝息谋反之心，你不可以离去。”乙未日，京师及莫州发生地震。十二月壬寅日，下诏从今以后内批指挥的事，等到次日复核奏报后施行。癸卯日，瀛州发生大地震。庚戌日，赐给夏国主嗣子秉常诏书，等候誓表到达之日就派遣使者封册，并将绥州归还，所有岁赐从封册后都依照旧例。辛卯日，追录唐代段秀实的后代。庚申日，任命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下诏乘坐驿车赴京。辛酉日，邵亢罢免。邵亢在枢密院任职一年多没有大的补益，皇帝颇感厌烦。至此他称病请求离去，于是出任越州知州。这一年，前建昌军司理参军德安人王韶到京城上呈平戎策。

译三篇，其大略说：国家想要平定西边的贼寇，没有比先以威势和法令制服河湟地区更好的了。想要制服河湟地区，没有比先以恩惠和信义招抚沿边各族更好的了。因为招抚沿边各族，是用来威服唃厮啰氏的。威服唃厮啰氏，是用来胁迫控制河西地区的。陛下如果真能挑选通达事理、聪明敏捷、周知当地情况的人才，让他们往来出入于各族之间，推行忠信来安抚他们，使他们倾心向往，欢欣地有归附的意愿。只要能得到五六个大族的首领，那么其余的小部落都可以驱迫而利用他们。各部落既然失去了唃厮啰氏，怎敢不归附？唃厮啰氏归附，那么河西的李氏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紧急时可以扫荡颠覆他们的巢穴，缓和时可以胁迫控制他们的心腹，这就是所谓在彼处显示形势而在此处收获功效。现在木征等各族，多次到边塞求和而愿意为中国效力的，已经很久了。他们的意图是想借中国朝廷的爵位任命来威服其部落内部罢了。而边臣因为董毡的缘故，不能为国家传达恩意来安抚他们，舍弃近处的援助而结交远处的势力，贪图虚名的投降而忘记实际的归附，使得董毡得以从中牟利并向我们邀功，这不是制胜的策略。木征、玛尔珍、溪巴乌三个部落，都是唃厮啰氏的后代，各自屯驻集结，他们的法令所及远的不过四五百里，近的二三百里，正好可以合并而一同安抚他们。臣愚以为应当派人前往河州，与木征商议，让他迁入居住武胜军，或渭源城，与汉族边界相近，辅以汉族的法度。因此选派一名有文武才略的官员，让他与木征同住，逐渐以恩信招抚沿边的羌人。有不顺从的，让木征挟持汉朝的法令来威服他们。那玛尔珍、溪巴乌之类，既然已有分地，也应当稍加爵位任命来柔服他们的心，使他们习惯使用汉族的法度，逐渐同化于汉族的风俗，对我们实在有臂膀之助，并且使西夏人不能与各羌族勾结，这是制服贼寇的上策。起初，韶参加制科考试不中，客居游历陕西，访察采集边事非常详尽，所以写了这本书来进奏。皇帝对他的言论感到惊奇，召来询问方略，任命韶担任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二年春正月丁亥，皇帝对辅政大臣说：“曾经听说太宗时，内藏库的财物，每千计为一单位，用一枚牙钱标记，物品名称不同，所用的钱色也不同，别人不能明白。都装在匣子里放在御阁，用来参验账籍中确定的数目。晚年曾拿出这些钱给真宗看，说：‘好好保存这些就够了。’近来看到内藏库的账籍，只是具文而已，财物出入几乎没有关防。以前曾把龙脑香、珍珠卖给市易务，几年不缴纳价款，也不核查。大概掌管的是几十名宦官，只知道谨慎地锁好门钥、糊好窗户以为坚固严密，怎么能核查其出入多少与积蓄的数目？于是命令户部、太府寺对内藏各库都得以检察，设置库百余年，到这时才开始编阅。”丙午，将英宗的神御安奉于景灵宫英德殿。这月，司马光巡视黄河回来，入朝对答，请求按照宋昌言的防备方案，在二股之西设置上约拦水，让水向东流，等到东流逐渐加深，北流淤积变浅，就堵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的水向下，缓解恩、冀、深、瀛以西的祸患。起初，商胡决口黄河从魏州之北到恩、冀，在乾宁入海，这叫做北流。嘉祐八年，黄河水流在魏州的第六埽决口，于是分为二股，从魏、恩向东到德、沧入海，这叫做东流。当时议论的人大多不同，李立之极力主张生堤，皇帝不听，最终采用昌言的方案设置上约。二月，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都奏请听候皇帝裁决。皇帝起初听从王安石的议论，凡是谋杀已伤人而自首的，减二等定罪，众人议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求再选官员定议，下诏送翰林学士吕公着、韩维、知制诏钱公辅重新裁定。吕公着等议论如王安石，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弹劾奏报吕公着等所议不当。又下诏王安石与法官集议，反复论辩诘难，很久不能决定，所以有此诏。己亥，任命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注：原文“左仆射”据史实应为“右仆射”，此处依原文直译，但通常富弼为右仆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此处依原文翻译）起初，皇帝想任用王安石，拿此事问曾公亮，曾公亮极力推荐他。唐介说王安石不可大任，皇帝说：“你认为王安石的文学不可任用吗？经术不可任用吗？吏事不可任用吗？”唐介说：“不是这些。王安石好学而拘泥古法，议论迂阔，如果让他执政，恐怕多有变更。”退下后对曾公亮说：“王安石如果真被任用，天下困扰必然了。各位应当自知。”皇帝又问侍读孙固说：“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孙固回答说：“王安石文章品行很高，处在侍从献纳的职位是可以的。宰相自有气度，王安石狭隘少容，如果一定要寻求贤相，吕公着、司马光、韩维是那样的人。”总共问了四次，都以此回答。皇帝不以为然，最终任用王安石，对他说：“人们都认为你只知道经术，不懂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世务的。只是后世所谓的儒者，大多庸人，所以流俗认为经术不能施于世务罢了。”皇帝说：“那么你所施行的，以什么为先？”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正是当今所急的。”皇帝深深采纳。命令翰林学士吕公着修撰英宗实录。乙巳，皇帝因为灾变避居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丙午

译司马光入朝应对，请求外放为地方官，皇帝不答应，说：“吕公着出使契丹，契丹人问起有个叫司马光的人，说此人非常正直，现在担任什么官职？他的名声远近闻名，为什么要把他外放？”在此之前，吕公着出使契丹时，司马光刚解除御史台的职务，契丹人因此问司马光为什么不做御史中丞，吕公着回国后告诉皇帝，所以皇帝知道了这件事。甲子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筹划国家财政，商议改变旧法以疏通天下的财利，任命陈升之、王安石主持此事。王安石一向与吕惠卿交好，于是对皇帝说：“吕惠卿的贤能，即使是前代的儒者也不容易相比。学习先王之道而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吕惠卿罢了。”于是任命吕惠卿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情无论大小，王安石一定与吕惠卿商量，凡是所提出的建议章奏，都是吕惠卿起草的。当时人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回。富弼因脚病未能入朝觐见，有人对皇帝说灾异都是天命，不是人事得失造成的，富弼听说后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一定是奸人想进献邪说，来动摇皇上的心，使辅佐规劝的臣子无法施展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迅速补救。”立即上书数千字，极力论述此事。王安石既然掌权，曾经因为争论变法，怒目看着同僚说：“你们这些人坐着不读书罢了。”赵抃反驳他说：“你的话错了，在皋、夔、稷、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读？”王安石沉默不语。这个月，派遣刘航等人册封李秉常为夏国王。三月，富弼才入朝觐见，说：“我听说朝廷内外的事务渐渐有所变更，这一定是由小人向陛下进献邪说造成的。大抵小人只喜欢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这样他们中间就有所希冀；如果朝廷保持安静，那么事务就有常规法度，小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希望陛下深刻洞察这种情形，不要让自己后悔。”皇帝改变脸色倾听采纳，说：“今天得到你的高论，真是滋润我的心，可以说是金石般坚固的话，我不会忘记。”癸未日，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在此之前，苏辙上疏说：“所谓增加财富，不是寻求财物来增加它，而是去除那些损害财富的事情罢了。损害财富的事情有三：一是冗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奏疏呈上，皇帝批付中书省，因此召见应对而有此任命。两府官员一同奏事，富弼说：“大臣必须和睦才能成就事务。”又说：“现在所提拔任用的，或许是刻薄浅薄的小才。小才虽然似乎可喜，但危害事务、败坏风俗最为严重，必须提拔任用醇厚笃实的人。”皇帝说：“大臣本来应当与朝廷区分邪正，邪正区分清楚，天下自然就会治理好。”乙酉日，诏令三司判官、各路监司以及内外官员各自具奏财用利害。戊子日，夏国主李秉常上誓表，献出塞门、安远两座寨堡，请求绥州，皇帝答应了他。壬辰日，皇帝问王安石：“制置条例的情况如何？”王安石说：“已经检阅了文书，大致看到头绪。但现在想要治理财政，就必须任用有才能的人。天下只看到朝廷以任用能人为先，而不以任用贤人为急；只看到朝廷以治理财政为务，而在礼义教化方面没有涉及，恐怕风俗因此败坏，弊端将不胜枚举。陛下应当深思国家体制，分清先后缓急。”皇帝点头表示赞同。乙未日，因旱灾而审查囚犯。夏四月戊戌日，裁减内外的土木工程。起初，群臣请求给皇帝上尊号以及制作音乐，皇帝因长期干旱不允许。富弼说：“旧例有灾变，都撤去音乐。恐怕陛下因为同天节契丹使者应当上寿，所以没有断绝他们的请求。我认为这是显示盛德的事，正应当以此展示给夷狄，请求一并罢免上寿。”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皇帝委任政府，要求他们实现太平。一天，政府召台谏官到都堂，富弼对他们说：“皇上求治如饥似渴，正依靠你们同心协力来成就。”知谏院钱公辅回答说：“朝廷所做的如果是对的，天下谁敢不赞同？如果是错的，我钱公辅虽然想赞同，也不可能。”丙午日，同天节罢免上寿。这一天，富弼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今天的雨水而高兴，常以连年的灾变为恐惧。因为修德致雨，其感应就是这样。万一在德行上有亏损，其灾祸的感应难道还会迟缓吗？”皇帝亲自书写答诏说：“义忠言，亲理正文直。如果不是意在爱戴君主，志在王室，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我不敢不把它放在几案席位上，铭记在心肺腑，终身以此为戒。更希望你不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不难消除，太平可以立刻等待到来。”丁未日，参知政事唐介去世。唐介为人简傲刚直，以敢于直言而被人忌惮。皇帝认为他是先朝遗留的直臣，所以大力任用他。然而受王安石掣肘，少有建树，名声不如做谏官、御史时。起初中书省曾进呈任命名单，几天没有决定。皇帝说：“应当问王安石。”唐介说：“陛下认为王安石可以大用，就任用他，怎么能让中书政事由翰林学士决定？近来常听说宣谕某事，问王安石可行就立即执行，不可行就不执行。这样执政大臣有什么用？恐怕不符合信任大臣的体制。如果认为我不才，希望先罢免我。”王安石既然执政，奏称中书处分札子都称圣旨，不合道理的十有八九，应当只让中书发出公文。皇帝愕然。唐介说：“从前寇准用札子提升冯拯官职不当，冯拯申诉。太宗说前代中书用堂牒，是权臣借以此行威作福。太祖时因为堂牒重于敕命，于是削去它。现在又用札子”

译（前文缺失，接上文）……这与堂牒有什么区别？”张洎于是进言说：“如果废除劄子，那么中书省处理政务就没有别的公文格式了。”太宗说：“大事就颁布敕令，那些应当使用劄子的也必须奏请裁决，这就是所谓的圣明防范。如果像安石所说的那样，那么政令就不出自天子，即使辅佐大臣都是忠贤之人，也属于擅自发号施令。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难道不会危害国家吗？”皇帝认为这话有理，于是作罢。唐介从此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词夺理而皇帝支持他的说法。唐介无法抑制愤懑，背上生了毒疮而死。病重时，皇帝亲临探问，流下眼泪。唐介死后，皇帝又驾临他的府第吊唁痛哭。因为画像不像，命令取出宫中旧藏的画像赐给他的家人。原来唐介担任谏官时，仁宗秘密命令绘制他的画像，放在温成阁中，皇帝题字说“右正言唐介”，外朝官员并不知道。至此人们才知晓此事。当时王安石锐意变革，而皇帝对他的信任更加专一。唐介死后，同僚中没有一个人敢与他抗衡。曾公亮屡次请求退休，富弼称病不处理政务，赵抃力不从心，遇到一件事变革就称苦数十次，所以当时人说中书省有“生、老、病、死、苦”。这是说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此语据徐自明《宰辅编年录》】。起初，仁宗时，范祥担任制置解盐使，用盐招募商人运输草料粮食，以充实边防，公私都感到便利。范祥死后，由陕西转运副使薛向接任。薛向请求兼用盐来交换马匹。王安石当时统领群牧司，支持他的说法，请求长期任用。薛向在治平末年，因与种谔开拓边境的罪名被罢免。至此，淮南转运使张靖奉诏调查陕西盐马政策的得失，指出薛向欺瞒隐瞒的情况。皇帝召见薛向与张靖对质。钱公辅、范纯仁都说薛向的罪过应当罢黜。王安石排斥众人的议论，将张靖绳之以法，任命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薛向于是请求在永兴军设置卖盐场，将边防费用十万缗钱储存在永兴军，作为盐钞的本钱，由官府自行售卖而停止通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知开封府滕甫被罢免。起初，滕甫共同修撰起居注，皇帝召问治理与混乱的道理。他回答说：“治理与混乱的道理如同黑白东西，之所以变色易位，是因为朋党扰乱了它。”皇帝说：“你知道君子与小人的朋党吗？”他回答说：“君子没有朋党，譬如草木，缠绕依附的，一定是蔓草而不是松柏。朝廷没有朋党，即使是中等君主也可以成就功业，不然即使是上圣也会危险。”皇帝认为这是名言，于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滕甫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如同家人父子，言语没有文饰，直抒胸臆。皇帝知道他的忠诚，事情无论大小，人无论亲疏，都询问他。滕甫随事解答，没有丝毫避嫌隐瞒。王安石曾与滕甫一同主持考试，言语不和，深深厌恶滕甫。恰逢新法推行天下，王安石担心滕甫进言而皇帝相信他，于是借故排斥滕甫，外放为知郓州。戊申日，富弼、曾公亮因旱灾上表待罪，诏书不允。癸丑日，任命曾公亮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画像礼仪使。丁巳日，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巡视各路考察农田水利赋役，这是听从条例司的请求。甲子日，皇帝临朝恢复用餐。免除河北归业流民的夏税。五月辛未日，在紫宸殿宴饮，初次使用音乐。己卯日，赐给河北役兵特支钱。癸未日，翰林学士郑獬被罢免，改任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被罢免，改任知应天府。知谏院钱公辅被罢免，改任知江宁府。王拱辰从北京回到朝廷，说：“臣想进献忠诚，不知道陛下心意所向。”又说牛李党争之事正起，不可不警戒。皇帝把这话告诉辅臣王安石说：“这不足以称为奸邪，说不知道陛下心意所向，才是真正的奸邪。”曾公亮于是说王拱辰在仁宗时已知其不正，不再任用。王安石说：“王拱辰交结温成皇后的家人，众人都知道。”郑獬代理开封府事务，百姓俞兴与妻子谋杀一妇人，郑獬不肯使用按问新法，被王安石所厌恶。王安石向来与钱公辅交好，得志后，排斥异己者，外放滕甫知郓州。钱公辅多次在皇帝面前说滕甫不应当去职。薛向更改盐法，王安石支持他的议论，而钱公辅说薛向应当罢黜驱逐，违背了王安石的心意，三人因此同日罢免。按照旧例，两制官员的差遣任命必须由宰相执笔，当时富弼在休假，曾公亮出使，只有王安石在中书省，擅自任命郑獬等人，富弼因此不平，多次称病在家。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三人无罪被罢黜，非常不符合公议。皇帝拿出吕诲的奏章给辅臣看，王安石说：“这三人的罢免出于我，惭愧不能尽数揭露他们的罪状，让小人知道有所畏惧，没想到进言的人竟然这样。”丙戌日，王安石请求辞位，皇帝封还他的奏章，命令他照常处理政务。壬辰日，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癸巳日，枢密院说想要检寻本院各种文书，凡是关乎祖宗以来法制应当施行于边防的，都删取大纲编次成册，仍在各门类留下空纸以备书写将来的处置，事情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赐名《经武要略》。台州百姓延赞等九人，年龄都在百岁以上，一并授予本州助教。王安石认为古代取士都本于学校，请求兴建学校以复古，诗赋明经各科全部罢免，专门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诏令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館商议此事。当时议论的人大多想要改变旧法，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独自认为不必改变，议论说：“得人之

译治国之道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如果君主和宰相有知人的明察，朝廷有考察实际的政令，那么连胥吏、小卒之中也不曾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选拔的人才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臣认为也绰绰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的明察，朝廷没有考察实际的政令，那么公卿侍从之臣常常担心无人可用，何况是学校贡举选拔的人才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臣认为也不够用了。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之时，事物有兴盛与废弃之时，假使三代的圣人重生在当今，他们的选举制度也必定有道理，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况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天下人认为太平盛世可以期待，直到今天只有空名尚存。现在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有德行道艺的人才，要求达到九年学业大成的标准，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制，改变现在的习俗，又应当征发民力来修建宫室，征收民财来供养游学士子，在百里之内设置官吏和教师，并且时常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将他们放逐到远方，这岂不是白白制造纷乱来祸害天下吗？如果不进行大的变革而希望有益于时政，那么与庆历年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至于贡举制度，有人说乡举应重视德行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门取用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效仿唐朝旧例兼采声誉声望而废除糊名誊录，有人想废除经生朴实的学问，不用贴经墨义而考核大义，这几种说法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想要兴行德行，在于君主修身以穷究事物之理，审察好恶以作为风俗的表率，上面所趋向的，下面自然就会追随。如果设立科目、建立名目来选拔人才，那就是教导天下人相继做伪善之事。上面以孝道选拔人，那么勇敢的人会割股肉，怯懦的人会守墓庐；上面以廉洁选拔人，那么就会乘坐破车瘦马，穿坏衣服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无所不至。从文章的角度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益；从政事的角度来说，诗赋和策论都无用。然而自从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认为设置方法选拔人才不过如此罢了。况且从唐朝到现在，凭借诗赋成为名臣的人不可胜数，对天下有什么亏欠而一定要废除它呢？奏议呈上，皇帝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一点，现在得到苏轼的议论，心里释然了。”当天召见苏轼，询问当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陈。苏轼回答说：“陛下天生具有智慧，上天赋予文武才能，不担心不明察，不担心不勤勉，不担心不果断，只担心求治太急，听信言论太广，进用人才太锐利，希望以安静来镇守，等待事物的到来，然后再应对。”皇帝惊惧地说：“你的这三句话，我应当仔细思考。”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之道，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朝后对同僚说，王安石更加不高兴。皇帝想任用苏轼修撰中书条例，王安石说：“苏轼与我所学以及议论都不同，另外用事务来考验他可以。”于是命令苏轼暂代开封府推官，打算用事务来困住他。苏轼决断精明敏捷，名声传得更远。六月丁巳日，御史中丞吕诲被罢免。王安石执政大多变更祖宗法度，致力于征收民财，吕诲屡次争辩不能成功。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赵颢应当迁居到外邸。”皇太后愤怒，皇帝命令治他离间之罪。王安石说无罪，吕诲请求将章辟光交给司法官吏处理，皇帝不听从，于是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王安石外表显示朴实粗野，内心藏着巧诈，骄傲傲慢怠慢皇上，阴险贼害事物。臣大致列举十件事：王安石以前在嘉祐年间，举驳公事不当，御史台屡次发文催促他入朝谢罪，他倨傲不听从，直到英宗朝也不修臣节，怠慢皇上无礼，这是一。王安石担任小官，每次升迁，谦让躲避不停，自从担任翰林学士，没听说他坚决推辞。先帝临朝，他有山林独处的想法；陛下即位，他就有在金銮殿侍从的快乐。为什么以前怠慢而后恭敬，喜好名声想要进身，这是二。王安石在迩英阁侍奉，竟然想要坐着讲说，将要使万乘之尊屈从自己以取得师长的尊贵，不认识上下之礼仪，君臣之分，要挟君主以获取名声，这是三。王安石自从居于政府，事情无论大小，与同僚意见不同，有时因为奏对留身进说，多乞求御批，从中而下，如果是就掠取美名于己，如果不是就收敛怨恨于君主，用私情而不公正，这是四。昨天许遵误断谋杀公事，王安石极力主张，妻子谋杀丈夫，用按问首举减等科罪，挟持私情破坏法律，这是五。王安石进入翰林院，没听说推荐一个士人，首先称赞弟弟王安国的才能，朝廷比照第一人推恩，他还说太薄，主试者评定文卷不优厚，于是遭受中伤，等到居于政府，才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背离公义死守私党，这是六。宰相不书写敕命，本朝旧例，没听说过，专断威权危害政事，这是七。王安石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导致喧哗，众人不赞同王安石而赞同唐介，唐介是忠直刚劲的人，致力于守大体，不能用口舌取胜，愤懑而死，从此畏惧他的人很多，即使是丞相也退缩，不敢辩驳是非，欺凌同僚，这是八。小臣章辟光献言，让岐王迁居外邸，离间之罪，固然不容诛杀，而王安石屡次进献危言，以迷惑圣听，结党营私依附下属，这是九。现在国家经费的关键，在于三司，王安石与枢密大臣共同制置三司条例，虽然名义上商榷财利，实际上动摇天下，有害无利，这是十。臣确实担心陛下喜欢他的才辩，久而依赖，大奸得路，群小汇聚进用，那么贤者尽去，乱由是生。况且王安石起初没有远略，只致力于改作，用奇异言论来掩饰错误，欺骗皇上而欺压下属，误天下

译百姓的福祉，必定在于这个人。如果让他长久居于朝廷高位，是没有安宁的道理的。司马光排斥邪谋，本是王安石和吕惠卿所引导的，司马光扬言朝廷如果深究我的罪责，我终究不会放过这两个人，所以极力加以营救，希望陛下察明隐伏的实情，以士大夫的舆论来质证，然后才知道臣所说的话是否正确。皇帝正倚重王安石，将章惇的奏章退回给吕诲，吕诲于是请求离职。皇帝对曾公亮说：“如果让吕诲出朝，恐怕王安石会不自安。”王安石说：“臣以身许国，陛下处置合乎道义，臣怎敢因为形迹嫌疑而决定去留。”于是让吕诲出任邓州知州。苏颂起草诏书，曾公亮对苏颂说：“司马光在治平四年上书时，王安石在金陵，吕惠卿监管杭州酒税，怎么能教唆他？”所以诏书中写道：“勾结小人的谗言，肆意散布无根据的欺君之语。”诏书发出，皇帝因此责备苏颂，苏颂将曾公亮的话告知皇帝，才知道司马光在治平年间说的是其他事情，并非此事。吕诲将要进言时，司马光从迩英殿前往资善堂，与吕诲相遇，司马光悄悄问今天请求对答想说什么事？吕诲说：“袖中的弹劾文书，是针对新任参知政事的。”司马光惊讶地说：“大家都说用人得当，为什么要弹劾他？”吕诲说：“君实也这么说吗？王安石虽然有时名，但喜欢固执偏见，不通晓人情事理，轻信奸邪之人，喜欢别人阿谀奉承，听他的话则美好，施行于政事则疏漏。如果在侍从之列，或许还可以容忍；让他担任宰相，天下必定遭受祸害。”司马光说：“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迹象，何不等待日后？”吕诲说：“新君刚即位，年轻，与他朝夕谋议的，只有两三个大臣而已。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将会败坏国家大事，这是心腹之疾，治疗它唯恐来不及，难道可以迟缓吗？”奏章呈上，吕诲被贬黜，而王安石更加专横。司马光于是佩服吕诲的先见之明，自认为不如他。吕诲三次担任言官，都因为弹劾大臣而被罢免。天下人推崇他的刚直，任命知开封府的吕公着为御史中丞。王安石因为吕公着的哥哥吕公弼不依附自己，于是上奏任用吕公着为中丞来逼迫他。吕公弼果然极力请求离职，皇帝不允许。太白星进入井宿，壬戌日白天出现。

译《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十七

刑部尚书徐干学撰

宋纪七十七【起屠维作噩七月，止十二月，共六个月】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熙宁二年秋七月乙丑初一，发生日食，因云层遮蔽未能看见。戊辰日，西夏国主派遣使者前往辽国，感谢册封。起初，同州知州赵尚宽、唐州知州高赋、齐州知州王广渊，都分别上奏建议设立义仓。陈留县知县苏涓也说：“我劝谕百姓设立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因此条陈上奏了实施办法。”义仓自庆历年间就已废止，皇帝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打算恢复它。恰逢王安石主张实行青苗法，己巳日，他对皇帝说：“百姓有剩余的粮食，却让他们缴纳给官府，这不是好办法。”于是停止恢复义仓。庚午日，诏令御史中丞推举可以担任御史的人，不限官职高低。赵抃对此争辩，但没有成功。于是侍御史知杂事刘述说：“旧制推举御史，必须是从中行员外郎到太常博士这一级别，资历必须实际担任过通判，而且必须由翰林诸学士与本台御史中丞、知杂事互相推举，这是因为众人意见一致，则各自尽力，不容有偏私庇护之患。现在专门委托御史中丞一人，那么爱憎就取决于他个人，如果推举的不是合适的人，将会接受权臣的嘱托，建立自己的党羽援助，不依附自己的人就会遭到构陷中伤，弊端不一而足。变更法度，是重大的事情。现在只是参知政事两人共同签署札子，况且宰相富弼暂时请假，曾公亮已经入朝，台官现在并不缺人，为何如此急迫？希望收回成命，等富弼出来与曾公亮共同商议，然后再施行。”皇帝没有听从。刘述是湖州人。甲戌日，太保、凤翔雄武军节度使、東平郡王允弼去世，皇帝亲临哭丧，悲痛不已。允弼是镇恭懿王赵元偓的儿子。他性格端庄稳重，合乎时宜才说话。各宫增设学官，允弼虽然已经显贵，仍然每天到讲席，邀请伴读官读《孟子》一节。他掌管宗正寺三十年，与濮安懿王共事，彼此友爱，被宗族推重敬爱。辛巳日，在淮浙、江南、湖北六路实行均输法。条例司说：“天下财用没有剩余，掌管财政的官员拘泥于陈旧的法规，内外情况不相了解，盈余与亏缺不能互相补充。各路上供每年有固定的数额，丰收年分顺路可以多运送，却不能多送；年成歉收物价昂贵，难以供应，却不敢不足。远方有加倍的运输，京城有半价的销售，只是让富商大贾趁着公私的急迫，来独占调节物价、聚散物资的权力。”现在发运使实际上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他的职责是以管理茶、盐、矾、酒税为事，军需国用大多依赖供给。应当借给他钱货，资助他的用度，全面了解六路财赋的有无而调动使用。凡是采购、征税、上供的物品，都可以从贵处移到贱处，用近处的代替远处的，让他预先知道京城国库中当年支出的固定数额，应当供应办理的物品，可以方便地变卖购买，以等待上级的命令，稍微收回调节物价、聚散物资的权力，归于公家，从而控制物资的有无，以便转运，节省劳费，去除重敛，宽待农民，或许国家用度可以充足，百姓财富不匮乏。诏令本司具陈条例上报，并让发运使薛向主管均输平准事务，赐给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担。当时议论的人担心这会扰民，大多说不方便，皇帝没有听从。薛向既主持此事，就请求设置属官，皇帝听从了。壬午日，赈济安抚被水灾影响的州军，仍然免除竹木税及酒税。癸未日，皇帝对辅臣说：“人君不可怠慢政事，我不是乐于劳苦，只是想着少壮时的精神可惜，想要趁时有所作为，以救济百姓。至于军队，是圣人的大权，用来安定天下，只是不可轻用，不仅是因为杀人之心不忍，也是恐怕天道不保佑。”诏令从今以后文臣换任武职，必须确实有谋略勇气，曾经建立功绩，才可以考虑。甲申日，太阳下有五色云。皇帝驾临资政殿，于是谈到选拔任用知州没有好办法，说：“我常想祖宗百战才得到天下，现在把一个州的百姓托付给庸人，常痛心疾首，你们认为怎样才可以？”文彦博上奏认为责任在监司，应当得到最公正的人可以担任按察。吕公弼说：“朝廷如果能选择各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那么没有不成功的。”乙丑日，韩琦等上呈仁宗实录二百卷，曾公亮等上呈英宗实录三十卷。八月，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钱颢等说：“薛向是小人，借给他钱货，任他变易，即使有收入，不免夺取商贾的利益。”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说：“从前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枯竭，力量不能支撑。采用商人桑弘羊的说法，买贱卖贵，称为均输，虽然说是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然而法术不正，官吏趁机作奸，搜刮日益严重，百姓遭受其害。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着排斥这种说法，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从而给予他们，天下归心，于是无事。现在这种议论又兴起，众口纷纭，都说其祸患一定比汉朝更严重。为什么呢？当今聚敛之臣，材智方略没有见到有桑弘羊相比的，而朝廷破坏规矩，放松约束，让他们驰骋自由，只嗜求利益，其危害一定有不可胜言的了。”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说：“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