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一百四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一百四十七 雍正十二年九月 上谕十二道 初二日奉行。上谕：朕先前降旨，凡军前发回的官弁兵丁中，有曾经立过功劳以及受伤残废的人，如果都予以革退，实在令人怜悯，着该管大臣详细查明，官员赏给半俸，兵丁赏给半饷。所降谕旨已经说得很明确，近来听说督抚中有人误解朕意，把军前发回的兵丁一概给半饷，却没有想到兵丁中有懒惰、不肯出力的人，借口生病而退缩，希望回家；这类人不过比潜逃者稍好一些。如果把他们和出力受伤的人一体加恩，就是赏罚不明，怎样区分勤惰、彰明激励劝勉呢？着把此意晓谕派兵各省的督抚、提督等知悉。初三日奉行。上谕：朕阅看四川秋审本章，该抚鄂昌拟定为可矜的案件很多，其中如吴相、周张模、苟老兴、王有臣、何一正、唐洪泽、李 子瑞七案所犯的情节和罪行都没有值得怜悯之处，但该抚却强行替他开脱，有的说他原本不是有意为之，有的说他没有想杀人的心。殴斗伤人的，按律应当抵罪；如果有杀人的念头，就是故意杀人，不再属于殴斗伤人了。照鄂昌强行开脱的话来说，殴斗抵罪的条文就可以不必设置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像这样存有妇人、宦官般私情的人，怎么能担负镇守一方疆土的重任？至于按察使高维新，他是专门掌管刑名的大员，而且在四川任职已久，多年以来的秋审案件都由他办理，前后意见却如此不同：先前随从宪德，将案件拟为缓决；后来又随从鄂昌，拟为可矜。胸中没有一定的准衡，有负于法司的职守。着将鄂昌、高维新一并交给有关部门严加查察，议定后具奏。他们所拟定的吴相周等七案，着九卿另行详细审慎地确定罪名后具奏。国家刑名是最为重要的事务，而九卿秋审定拟尤其是审理狱讼的大典。各省督抚所奏的案件，如果轻重不同，九卿应当尽心斟酌，务求统一，以成就协和中正的治理。假如只是照样葫芦，宽纵的任其宽纵，严苛的任其严苛，那么各省刑名交给督抚办理就没有别的事了，又何必让廷臣集合议论呢？至于宪德，他过去任四川巡抚，如今任刑部尚书；本案中有数件案件是他从前定为缓决、如今改定为可矜的。如果宪德认为自己当年拟罪错误，那么此时就应当自行检举；如果从前并没有错，而鄂昌错误地改判从轻，那么就应当在秋审时据理重新确定，以求公平允当。如今他还随声附和，不顾前后矛盾，又怎能责怪九卿把这类事情看作平常，草率敷衍塞责呢？今后审理秋审案件，如果其中有应当改判却不改，或者不应改判却妄自改判的，经朕查出，或另派大臣查出，一定将九卿从重议处。如果九卿以及参与会审的官员等意见不同，准许分别陈奏两种意见，请朕裁定。即使众人意见相同而只有一人不同，也准许陈奏。初五日奉 上谕：各省所定的冲、繁、疲、难等缺，多数不够确当，着各该督抚再次详细查明，依据事实具题。如果题定之后，将来接任的督抚仍有题请改定的，就把原先草率办理的督抚交给有关部门议处。苗疆的烟瘴、边远等缺，也着一并分别查明，确切定议后具奏；如果有所疏忽，也照此议处。又奉 上谕：直隶的营房、墩防，当年李维钧办理得很不妥当，以致容易倾塌毁坏。如今如果立即命地方官全部修筑坚固，登记造册交代，恐怕现任各员一时难以办理，未免使他们受到牵累。着交给总督李卫斟酌查看地方力量，应当分几年依次修葺，议定后奏闻。等到陆续完工时，报告有关部门，仍交给地方官随时修理，登记造册交代。十二日。上谕：古州等处的苗蛮人，朕是天下百姓的父母，抚育治理天下，凡有血气的都是朕的赤子，无不希望他们顺遂生存、恢复本性，共同接受朝廷的德化。因此各省苗、猺、猓、獞等族类虽有不同，朕总是不加区别地看待。数年以来，逐步进行治理，使他们改变顽梗的习性，希望成为善良之民。何况你们古州等处的苗人，更不是偏僻穷困边远之地的人所能相比的。那里处在贵州、广东两省之间，与内地民人的土地交错相接。然而从前恶劣习俗相沿成风，不知法度，凭借险要地势，出没无常，侵扰伤害居民，拦截行旅。而且即使在同类之中，也常常互相仇杀，接连报复，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把抢劫掠夺视为理所当然，把人的生命看得如同草芥。这种残忍的风气，朕实在感到怜悯。因此数年前命令封疆大臣等进行治理教化；那些固守恶行、抗拒不服的，不得不以军威惩罚；而那些改过自新的人，则全都加意抚慰安定，使他们能够生活在安乐之地。如今苗疆各项事务已经办妥，你们苗人都已成为服从教化、归向朝廷的良民。不仅朕把百姓视为同胞、把万物一视同仁的心愿因此大为宽慰，就是你们苗众也应当知道离开危险困苦而趋向安全，脱离水深火热而登上安乐之席，这难道不是你们古州等处从来没有过的美好风俗吗？你们应当踊跃庆贺、感到幸运，这比平常要多出百倍。如果从今以后，不产生残害杀戮的念头，不兴起顽梗抗拒之心，安居乐业，守法奉公，那么朴实的人可以安闲地从事耕作和凿井，优秀的人可以沐浴在诗书教化之中；你们苗众与当地土著民人一同进步，并且使你们的子子孙孙世代享受耕作之业、食用德化之成果，永远受到国家教化养育的福泽，难道不好吗？如今因为苗疆已经安定，特意派遣大臣会同该省文武大员，亲自走遍古州等处，宣示朕的谕旨，并加以赏赐。你们苗众应当仰体朕的心意，只遵守朕的训示；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勉励弟弟，族人、亲朋互相劝勉，共同敦厚善良风俗，永远平息刁悍风气，以符合朕养育、端正天下众生的至诚心意。十六日奉

译上谕：各省生员、童生，往往因为同地方官发生争执不和，便相继停止考试。有的经过教官劝导，有的由同城武官出面调解，事情才平息。这种风气极其恶劣。士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读书明理，更应当只遵法度，谨守法令，改变气质上的偏颇，除去喧嚣凌人的习气。何况国家设置考试，本来是为了优待士子，给他们提供进身上进的阶梯。你们这些生员、童生，不知道感念承受国恩，振作精神、勤奋努力，却竟然因个人私愤，借集体罢考来胁迫官长，把它作为手段？怎么会像市井无赖一样到了这种地步？这大概是因为懦弱无能的督抚、学政希望少惹麻烦，草草了事，不加严惩，以致彼此仿效，形成风气。士气一旦骄纵，士人的品行日益流于低下，关系十分重大。今后，如果地方官有不公、不法、凌辱士子等情形，生员、童生等应当到该地方上司衙门控告，由上司秉公审理。如果不去控告，却相互邀约罢考，就将参加罢考的人停止考试。如果全县、全学都罢考，也就全部停止考试。天下人才很多，哪里需要这些浮薄乖张之辈？这就是他们自己甘愿自暴自弃，置身于教育培养之外；即使摒弃他们，又有什么值得怜惜的！这样制定成固定条例，也可以算是整顿士人风气的一种办法。着有关部门妥善议定后通行。二十一日 谕刑部：你们职掌国家禁令，辅助教化、彰明刑罚，只要秉持至公之心，才可能使大小狱讼都归于公平允当。心中不存任何私念，只有一片公心，尚且担心人的真情和伪情难以穷尽，未必每件事都能符合最正确的判断。怎么能先存下一个从宽的主见，或者先存下一个从严的主见，横在心中，等待事情发生呢？这样就如同纤尘蒙住眼睛，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哪里能够查得真实情状？既然不能查得真实情状，又凭什么使案件归于公平允当？更何况还夹带私心、徇情枉法，颠倒是非呢？至于使用刑罚，不可以把它看成习惯之事。人初次看见时，心中惊惧、眼目震惊；看惯以后却安然视之。这正是熟习熏染所造成的危害。朕在藩邸时奉 圣祖仁皇帝谕示说：“审理案件，最初看见夹讯时，竟至于战栗悲泣；等到办理过几次以后，便把它看作平常事情，这就是熟习熏染造成的危害。何况你们每天都看惯了，怎么能免于轻率？务必守住这颗心，即使经过一百遍，也要常常像初次看见时那样恐惧警惕，这才可以使用刑罚。还必须把眼前听审之人的心理，详细体察，曲折深入地追究；这样不但不敢轻易用刑，而且诚心诚意地查求，又担心什么得不到真实情状呢？如果果真时时刻刻都担心冤枉一个人，件件事情都不轻易放过，自然就不会产生推诿的念头和怠慢玩忽的心情，不忍心不勤勉，也不忍心不谨慎了。事情的情形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一样；即使案件极其相似，细心推究，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并不是律例所能完全包括的。即使把律例加倍增多，也仍然不可能完全涵盖未来案件的情形。如果不是诚心实意地办理，秉公衡量轻重之间，怎么能够没有差错？你们如果肯用至公之心，求得公平允当，那么刑 贪婪、杀戮和暴虐，正是积聚福报的根基；如果偏于严苛或偏于宽纵，轻重失当，或者竟以妇人、宦官式的仁慈，曲意宽贷奸邪之人的性命，认为这是求福的道路，那就是自己招来灾祸，哪里还会得到什么福呢？朕对这个道理看得非常明白，你们要深信并努力实行，自然会有成效。要勉励自己，也要谨慎行事。又 谕刑部：朕每次阅看狱讼判决，遇到罪行严重、恶行极端的犯人，即使情理上很可憎，也一定平心静气，把导致犯罪的情由详细审察衡量。如果有一线可以生还的道路，一定替他仔细推求，只有求生的理由确实找不到，才依法处置。不敢因为一时的看法而失于严苛；对于情理上似乎可以原谅的，也一定推究情由、衡量道理，确认确实有可原谅之处，然后加以怜恤。不敢任凭一时的看法而失于宽纵。总之，使用刑罚要期于公正适当，绝不可先在心中存有宽或严的成见。你们这些掌管刑法的大臣，尤其必须详细体会这个意思，在审理案件时设身处地，仔细谨慎地推求，以期判断允当。一案有一案的曲折情由，一个犯人有一个犯人的情节和罪行，不可有意宽纵，也不可有意严苛。大凡人处理事情，开始时总会谨慎自持，时间久了逐渐熟悉，未必不会轻忽任意。朕平时每逢小事都逐一体察，知道心中安不安，总是由于习惯与不习惯罢了。你们初任刑官时，看见用刑无不产生畏惧之心；时间久了形成习惯，便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毫不在意，其中怎能保证没有错误？如果使用刑罚时，能够常常保持初任刑官时的心态，那么刑狱就能得到公平，天下也就没有冤民了。二十三日奉 上谕：听说四川省叙永厅与永宁县同处一城，从前叙永厅隶属于四川县属，贵州又分别设置税口。后来经过两省会同勘察，将永宁县改隶叙永厅管辖，所有田地、丁粮已经按照四川省条例征收，只有税课一项仍由厅、县两处同时征收，不免重复。今后着裁除县税，只保留厅税；其余一切货物，都按照四川省的规定征收。二十五日奉 上谕：据总理陕西巡抚事务史贻直等奏报，陕西省秋季禾稼遭受旱灾，水田仍然可以有收成，而旱田收成大幅减少。如今正值秋社前后，是秦地百姓播种小麦的时期，必须得到及时的甘雨，才能播种，因此农民盼雨十分急切。看了所奏的情形，如果以后能够得到充足的雨水，那么明年夏收还可以有所希望。但今年秋收既然歉薄，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米粮可能涨价，军民等人是否有需要接济之处，也还不能确定，不可不预先筹备。查陕西省与河南接壤，雍正十一年春间曾拨运河南米十万石，从水路装载，直运到西安，已经取得成效。上年曾命河东总督王士俊在沿河州县的水次储存谷物三十万石，并将上年河南省漕米截留，换成谷物，以备陕西省使用，因此河南省准备运输给陕西省的米粮十分充裕。如果明年陕西省有需要使用米粮的地方，着史贻直等一面具奏，一面立即发文给王士俊办理，照上年的例子，由水路运到西安使用。将此一并谕知王士俊。二十六日，大学士等以湖广秋审册中斩犯易孟臣与有服兄易向伦因灌田互相殴打，易向伦过了七天死亡一案，请 奉

译上谕：按照法律，卑幼殴打致死有服制的尊长，要加重判处斩立决，这是为了厚重人伦、树立纲常。但其中确有情理上实在可以原谅的，法司受服制限制，只能按照律例定拟。朕详细审察事情原委，在法司覆奏之后，仍命九卿议奏。九卿反复推究，改判为监候。把原拟立决的犯人改为监候，按本律已经是最大的减轻；但斩刑、绞刑仍然属于死刑。从来审理命案，应当以是否导致死亡为区别。若尊长确实因卑幼所致而死亡，就应按律立决，法律没有宽免的余地；若确实没有导致尊长死亡，就不应按导致死亡之罪定罪。说是这个道理，便不能又说是那个道理。如今九卿之所以改为监候，是因为尊长的死亡并非该犯所导致。既然尊长不是被该犯殴打受伤而死，只是一时发生抵触，恰好又遇到他寿数已尽而自行死亡，却加以斩决的重罪，按道理似乎不太相合。本案着大学士会同刑部再行详细议论，具奏。二十九日奉 上谕：各省盐政关系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应当加意整顿。而两淮盐务的积弊，比其他省更严重，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大致说来，盐法要实行，必须把缉捕私盐作为首要事务。私盐禁绝，官盐引自然能够销售，运输转运便利，增加盐课、体恤盐商，都以此为根本。淮南、江广的口岸宽阔，如果私盐禁绝，何必担心积压的盐引难以销售？只是缉私这件事，地方督抚大员并非不遵旨办理，只是因为这不是切身相关的事务，往往有名无实。听说今年江广口岸盐货壅滞、价格降低，急于销售而不能，都由邻省私盐充斥造成。两淮行盐地区，江西、河南有浙私、芦私越界侵入，湖广又有川私、粤私，危害更加严重。如今虽然在各处私盐关隘设置巡官、巡役，看似周密，但地方文武官员不肯切实奉行，任凭兵役等人从中牟利、营私舞弊。比如商船夹带私盐，本来应当秉公盘查，却往往把它看成获利的来源，多方索取，任意搜查，以此敷衍巡查的职责，反而成为扰累平民的事情。至于大帮私盐贩子，又担心他们拒捕，有的畏惧困难而故意放纵，有的接受贿赂而放他们取钱；那些被捕到案的，地方官员又认为不属于自己的专责，姑息养奸，把重罪当轻罪，把多人说成少人，蒙混草率，不能据实审结，以致法律虽然严厉，邻省私盐仍照旧横行。在江南，督臣也不过责成所属地方办理；至于咨会邻省，未必能够有求必应，这就是私盐贩卖难以禁止的原因。近年来朕留心访察，听闻得非常确实，因此特意颁布这道谕旨，晓谕湖广等省督抚等，务必发自公心，把邻省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严厉督责文武官员同心协力，使川、粤、浙、芦私盐不敢越界横行，那么两淮积压的盐引就容易运输、容易销售，对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都有益处。如果已经晓谕之后，仍有疏于察觉的，一经发现，朕一定责问有关督抚。【原文疑似句号或分句错位，此处沿原文保留。】《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一百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