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七十二

译。没想到他到任以来所办理的事情处处错乱。就如进藏军需一事，他亲自在那里料理，却放任属员迟误，宁可自己竭尽力量补办，也不把承办迟误的官员参劾。这完全是因为他想施恩博取声誉、取悦属官，而见识偏执卑下，完全没有大臣的体统。樊二包、王遵两案，莽鹄立办理得错谬到了极点，着交部严查议奏。又奉 上谕：据福建巡抚朱纲奏称，各省举行耕耤典礼一事，雍正四年钦奉谕旨，选择洁净肥沃的土地，修建坛场、设置耤田，照例举行。又于雍正五年接到部文，颁发仪注，其中记载耤田应当设置在东郊。但福建省各州县此前已经修建的坛场、设置的田地，有些不在东郊；如今如果一律命令更改，而各地地势又各不相同，有的依山傍海，很有难以办理的地方，所以奏报请旨等语。朕查礼部所议耤田仪注，引用《礼记》中“天子耕于南郊，诸侯耕于东郊”的文字，所以议定各省耤田都在东郊修建设置。这是礼部见识拘泥的地方。修建耤田，必须在郡县靠近城池的地方，而各郡各县地势不同，城东一面有的靠山岭，有的临近河渠，未必都是平坦土地；即使没有山水阻隔，也未必都是洁净肥沃的区域，怎么能拿诸侯东郊相比较，弄得地方有司难以办理呢？何况已经修建的坛场、已经设置的田地，又要迁移到别处，不仅耗费财力、变更制度，也很不符合敬谨虔诚的道理。朱纲所奏很是。福建省已经设置的坛场和田地不必改动，其他各省想来与此相类似的，正有不少。着将此谕旨通行各巡抚，晓谕所属知悉。初四日，福建巡抚朱纲参奏按察使乔学尹疏于防范、放纵海洋大盗。奉 上谕：从前朕见乔学尹办理福建刑名各案很不妥当，就知道乔学尹苟且因循，不肯诚心任事，已经降旨将乔学尹革职，并令发文诘问原因，具奏。可是谕旨颁发不久，尚未到达福建，朱纲已经具折前来参奏，正与朕的旨意相符合。臬司管理刑法，关系全省百姓的性命，而乔学尹施惠博名，种种办理错误。毛文铨、常赉本来是庸碌鄙陋、无知而喜欢施小惠的人，不值得深究。高其倬近在同城，虽然稽察刑名并非总督专任，但难道一点也没有听到见到？为什么竟没有据实陈奏？直到朕察觉，才将乔学尹罢黜。地方督抚的职责，本来以考察官吏为要务；而考察官吏必须先从大吏、两司做起，因为他们是全属官员的表率，绝不可姑息容忍、徇私包庇。朱纲刚到福建担任巡抚，就参劾乔学尹，确实尽到了考察官吏的职责，非常值得嘉奖。着朱纲把乔学尹任内凡是故意放纵、开脱以及办理错误的案件，逐一查出审究。那个姓潘的幕宾，立即拿来审问，严加审讯定拟，具奏。初六日奉 上谕：凡官员负有治理百姓的责任，他所说的话必须让人人都明白，然后才能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办理才不会出错。因此古代制定六书，必定使形声、会意等字法和语音都便于学习，都是为了形成遵循正道的风气，成就文字相同、政令相通的治理。朕每次引见大小臣工，在他们陈奏履历时，只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仍然使用乡音，无法听懂。他们既然是已经列入仕籍的人，赴部演礼之后，陈述奏对尚且有听不明白的话，那么到其他省任职，又怎么能在宣读训谕、审理判决诉讼时，都说得清清楚楚，使百姓共同听懂并理解呢？官民上下语言不通

译，必然导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增饰假借，各种弊端丛生，事情和道理因此被贻误的就多了。而且这两省的人既然说话都无法听懂，不仅他们任职其他省时不能深入了解百姓的情况，即使他们自己作为普通百姓时，也必然不能明白官长的意思，这样上下情意隔绝不通，实在非常不便。但语言是长期形成的习惯，突然难以改变，必须逐渐加以训导，或许经过长久时间才能相通。

译应当命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令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官和教官，广泛传示，多方教导，务必使语言说得明白、让人能够听懂，不得仍旧习惯使用乡音。这样他们将来在殿陛引见时奏对，就可以说得详细明白；出仕到其他地方，民情也容易通达了。初七日奉 上谕：州县官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地方事务全靠他们办理。凡是委派代理掌管印务的官员，必须是邻近地方的官员，才能兼顾事务。一向以来，督抚、藩司等委派人员代理印务，常常只凭个人私心，而不考虑道路远近。这种习惯沿袭已久。近来秉公办事的上司已经革除了这类陋习，但其余地方还有没有完全改掉的。如常赉、官达在广东时，就让韶州府乳源县令代理广州府花县，又让广州府花县令代理惠州府海丰县。这些都是隔府委派，相距数百里之远。州县官的职责是钱粮必须及时征收，盗贼必须立即缉捕，人命案件必须当时检验，承审案件必须按期限办结。如果相隔数百里兼理印务，不仅会顾此失彼，各项事务废弛，也会使吏役奔忙、人犯受牵连，各种迟误之处难以尽数。以后州县出现缺员，该上司等必须选派邻近官员代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正印官，就选邻近的贤能佐贰官代理。如果是地方重要职位，邻近地方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就委派隔府的正印官代理，同时另行委派官员代理该官员本县的事务，务求人与地方相宜，使各县公务又不至于迟误，这样才有益处。如果该上司有施惠徇情、任意委派代理官员的行为，一经朕查出，一定严加处分。又奉 上谕：桑植土司向国栋、保靖土司彭御彬残暴不仁，动辄杀人，而且骨肉相残，当地土民如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朕听闻此事，深感怜悯。既然有受害的男女纷纷前来归附，情愿编入国家户籍，以免再受残虐；如果拒绝接纳，他们这些结怨的土民必将一个不剩。朕统治四海，内地和苗疆都是朕的疆土，汉人和土民都是朕的百姓，偶然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朕都挂念在心，何况数千土民，怎么忍心置之不理？现在顺从民情，一律准许改土官为流官，设置官员安抚整顿并加以弹压。对于应当审理的旧案，着令该督抚一并审结。但带兵进入当地的官员和武弁等，必须体察朕的心意，不得滥杀无辜；并晓谕平日奉法守规的土司，仍各自安居乐业，不必疑虑恐惧。对于以往遭桑植、保靖两土司残虐的土民，着令特别加意抚恤，革除苛政，务必使他们脱离水火而登上安乐之地，以符合朕铲除暴虐、安定百姓的心意。如有帮助恶党的，立即剪除；倘若归诚服化，一律从宽释放。至于向国栋、彭御彬应安插在哪一省，以及如何使他们不致失所，着令该督抚斟酌确定议定，以扩大朕法外施恩的仁德。仍将这道谕旨晓谕附近土司，使他们全都知道朕的意思。初九日。谕告诸王大臣：朕对待臣下极其公正平等，从来没有一丝偏向，只看这个人究竟如何罢了。比如杨文干任广东巡抚时，石礼哈与阿克敦、常赉、官达四人合力结党谋划，想要加以陷害，而朕早已洞察他们的私心，严厉加以申斥。石礼哈曾当面奏称杨文干与他不和，恐怕遭到中伤，朕谕示他说：“你们四人合力，尚且不能害一个杨文干；杨文干凭一人之力，难道能够单独害你们四人吗？”后来杨文干上折申辩，朕谕示：这件事朕早已洞悉其中隐情，哪里还用等你来辩解？你现在自行辩白，反而显得格局狭小。总之，满洲、汉军、汉人，朕都视为一体，根本没有彼此区别。又如迈柱任江西巡抚时，按察使积善诬告奏劾他；等到迈柱任湖广总督时，布政使黄焜又诬告奏劾他。朕察知这两人的奸诈，分别加以处分。又如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黄炳诬告他云南藩司任内的事情，朕也洞察了黄炳奸诈自谋的隐情。又如田文镜任河南巡抚时，蔡珽、李绂、谢济世等人结党相交，极力排挤陷害，后来都败露，自身遭受重惩。迈柱是满洲人，李卫是汉人，田文镜、杨文干是汉军人；只要能够竭尽忠诚、尽力办事，那么那些怀有私心、企图陷害他人的人，无论是满洲、汉军还是汉人，都不能施展奸诈、放肆进行阴谋。我可曾见过有一个人被谗邪之徒陷害成功吗？由此可知，朕的公正而无偏向是显而易见的。你们诸王大臣，必须存有同朝共事的公心，不可稍有划分疆界的私见。每遇一件事，只要道理所在，就秉持公正，坚持正道，同心协力，按照道理办理，不要在心中稍存一点满汉的界限，以致办事出现差错。因为同朝共事的人，虽然地域出身不同，但所办理的事情都是朝廷的事情。满洲又有什么关系？汉人又有什么关系？汉军又有什么关系？怎么能凭空产生彼此区别的看法呢？国家必须满汉同心、文武协力，然后才能达到治理有序。文武尚且不可偏重，满汉难道反而可以偏向吗？内心没有偏向就是公正，公正就没有不能和谐的。既公正又和谐，因此百官各得其序，万事各得其宜，天下没有不太平的。有人自称忧虑自己孤立无援，这是错误的说法。古人所谓孤臣，是因为上面有谗谄之人蒙蔽君主的明察，满朝都用邪曲来损害公义，而这个人孤独地尽忠却无人为他明白昭雪，所以称为孤臣。如今的人即使有意与众不同，难道能说满朝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吗？何况朕以公正无私之心居上临政，做臣子的果真能以忠诚自我要求，与朕同心同德，即使满朝没有随声附和之人，他又有谁比他更不孤独呢？一向以来，上下相交而心志相同，关键总在一个“诚”字。诚信作为立身行事之道，有感必然相通。你们以诚意来，朕就以诚意回应；假如你们不诚实而以欺诈虚伪相待，也一定逃不过朕的洞察。要勉励自己，谨慎行事。初十日奉行。

译上谕：杨文干才能见识优长，办事勤勉敏捷，自从简任为巡抚以来，确实尽心供职。广东沿海是重要地区，正需要他治理。他从福建返回广东后，五月间就患了怕风、心烦的病症，但因急于为公办事，仍勉强支撑着处理公务，没有把病情上奏，实在是竭尽全力守卫疆土的大臣，他的心志确实值得怜惜。现在听说他突然去世，朕深感悲悯。按例应得的恤典，着令查照成例具奏。此前石礼哈、阿克敦、常赉、官达希望得到广东巡抚的缺位，捏造杨文干的罪状，结党谋划陷害，朕洞察了他们的私心，使杨文干得以保全。如今杨文干去世，也不能确定这些结党陷害之人是否会串通买通地方恶棍，凌辱他的家属。着令孔毓珣严加查访，倘有这种情形，立即逮捕，重重治罪。杨文干的灵柩启程之日，着令省城官吏一同前往祭奠送行；经过广东各地时，文武官员亲自前往祭奠，并派人护送；经过其他省份的州县，也着令地方官照料。十四日奉行。上谕：凡各衙门的事务交给科道官员稽查，是想让他们按照期限办结，不致拖延耽误。近来看到科道查办案件时，有关衙门随意找借口回复，科道官员便不再追问缘由；这样一来，科道的稽查不过是查找有没有遗漏罢了，对于拖延的原因却完全不追究，实在不是派遣科道稽查的本意。今后如果只是以发文查问来敷衍塞责，遇到不应拖延的案件，有关衙门找借口回复，而科道官不详细查明事情是否确实应当如此，认为既然已经发文查问便与自己无关，于是置之不问，一旦被朕察觉，一定将科道官一并处分。又奉。上谕：据四川建昌总兵赵儒奏称，刑部催追魏之耀所借欠银三百两一案，实际是当年年羹尧资助他进藏的路费，并不是借款；现在他愿意在四川布政司衙门交纳，等等。赵儒出兵进藏，年羹尧帮助供应路费银两，这是情理上正常的事。年羹尧借用公款钱粮来收买自己的恩惠，过错在年羹尧，与赵儒无关。赵儒名下被催追的银两，着予宽免。又刑部等衙门议驳安徽巡抚魏廷珍将致死人命的贾荣生题请留养一案，奉。上谕：贾荣生依照拟定罪名应当处绞，着令监禁等候秋后处决。大臣执掌法律，贵在公平，这样才不会有偏轻偏重的弊病，才能符合严明刑罚、辅助教化的本意。朕已经多次降谕申明，十分清楚。如今魏廷珍又把不符合条例的人题请留养，而且说与条例相符，显然是借此施恩、枉法办事。着令魏廷珍明白回奏，并将魏廷珍交刑部严加查察议奏，以作为臣下借施恩之名枉法者的警戒。又御史晏斯盛陈奏，称并没有让人骑马为前锋兵丁引导，等语，奉。上谕：凡官员等车马仪仗都有各自的等级。过去降谕申饬，原本是为了尊重体制、防止僭越。如今左翼前锋兵丁等借故滋扰，任意进行查拿，实在多事。如果受到委屈的官员隐忍不说，这些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晏斯盛据实陈奏，十分值得嘉奖。着交部议叙。至于惹事妄为的兵丁以及管辖他们的官员等，着令该部查察议奏。十六日奉行。上谕：据河东总督田文镜奏称，先前孟津县百姓翟世有没有拿取遗失的金子，朕下令加以表扬，以彰显恩德。臣接到部文后，已经通行发榜，宣布皇上的仁德，使河东两省的人都知道感奋效法，以形成政令一统、风俗相同的治理。现在又在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据归德府知府唐绥祖详细报告：商邱县丁家道口卖面粉的贫民陈怀金，于四月十四日拾到江南羊客王盛立的银子二十四两八钱，不肯私自占有。等失主寻找时，陈怀金询问清楚，银子的成色和数目相符，便全部归还，坚决推辞谢礼。这件事与翟世有归还金子相似，可以看出圣教流行得很快，因此应当上奏禀报，等等。朕教训臣民，首要事务只是端正人心、敦厚风俗，希望天下内外都革除浇薄浮华的习气，培育仁爱谦让的风尚。如今河南省乡民不拾遗金的，既有孟津的翟世有，又有商邱的陈怀金，见到利益却能想到义理，即使在暗处也不欺骗，古人称为难得的事情，竟然在一时之间屡次出现，可见民心淳朴，人性本善是相同的，百姓遵循教化、受到风气影响，坏习气日益减少、好风气日益增加，实在是转移风俗的契机，朕心中深感欣慰。倘若各省远近的人受到感动而奋发起来，不贪图苟且取得的财物，共同停止谋求私利的念头，安守本分、知足常乐，遵循义理、奉公办事，那么不必等到遇有归还金子的事情，人人都怀有乐于行善的心，不但可以使家家户户都成为善良之家，成就国家太平盛世的治理，而且行善之家一定会受到上天的保佑，喜庆恩泽积聚于家中，福气果真传给子孙，所获得的报偿难道不是很多吗？朕嘉奖陈怀金廉洁谦让、公平正直，同时希望众人努力仿效，所以特意赐予表扬，再次申明训谕，使所有人都听知此事。陈怀金着赏给九品顶带，赏银五十两，以表彰他的善行。十七日奉行。上谕：蝗虫和蝗蝻是田禾最大的危害，但如果迅速加以扑灭，仍然可以凭人的力量战胜它们。从前圣祖仁皇帝训诫地方各官，反复强调捕蝗是紧急事务，对不用力捕灭的加以处分，无非是养护百姓、防患于未然的深切用意。然而州县有司往往敷衍怠慢，不肯实心奉行；小民又生性贪图安逸，害怕捕灭的劳苦，而且愚昧无知，又担心捕捉扑打的人多了会踩伤禾苗，因此瞻前顾后、迟疑不决，不肯尽力。不知道蝗蝻刚出生时，在当地就扑灭，很容易驱除；一旦稍有懈怠，任凭它们长出翅膀飞散，那么人的力量就难以施展，而且还会蔓延到其他地方，造成的灾害无法估量。此前江南总督范时绎折奏邳州地方有蝗蝻萌生，朕立即谕令竭力扑灭。不久该督又奏报，说当地官员已经全部扑灭。朕当即批谕范时绎说：“所谓已经扑尽，朕实在不相信，必须令有司切实执行，不让留下虫种，不要被属员蒙蔽。”近来听说那里发生蝗灾，地方官并没有用力扑灭，果然与朕先前的担忧相符。地方官这样怠慢敷衍，而督抚尸位素餐，置之不闻，这是什么道理？着令范时绎查明后题奏参劾，并将有关督抚交部严加议处，以警戒怠慢敷衍。今后各省地方如果有蝗蝻为害，必须追查其起于何地；对于不把蝗蝻及时扑灭的地方官，着革职拿问。如果蝗虫到达的地方，该地方官却怠慢敷衍、不尽力扑灭，也

译着革职拿问，并将该督抚严加议处。又户部议覆条奏散发给孤贫者银米以及修缮养济院一事，奉。上谕：救济孤贫的银米，既不借手于吏胥，也不专门责成丐头，而让地方官亲自发放，势必不能周全；条奏本来就是空文，部议也十分浮泛。至于养济院年久破败的，应交给州县官酌量修葺，但州县养廉银项料想没有多余资金，如果命令他们设法修葺，可能导致摊派加重民间负担，反而增添纷扰。部议没有议及应从哪一项开支报销，也属于疏漏，着令再行详细议定具奏。十八日。谕江南督抚、总河：河工固然十分重要，但州县官还负有管理地方民众和社稷事务的职责，关系尤其重大。沿河州县出现缺额，该督抚将办理河工有功的人题请补授。那些人虽然能够办理河务，但地方民政事务最为重要，他们未必就能胜任民社之任。现在署理江南总督范时绎等保奏题请周之准等七人，他们办理河工确实是所长，至于是否果真能够胜任民社之任，却难以仓促确定。现有这些缺额，着令将这些人员抽调补缺、委署任职，命该督抚留心考察试用。一年以后，如果确实能够尽心任事，对地方有益，该督抚会同总河另行具题，正式授职。十九日奉行。上谕：朕多次降谕申禁官员等收受陋规，以整肃吏治。如今朱成元印簿中所列黄炳、余甸收受的款项，证据确凿。等到询问黄炳、余甸时，这两人还加以掩饰、巧辩，不肯承认，实在可恶。着将黄炳、余甸革职，解送山东，交给田文镜、岳濬、缪沅，将此案以及全省属员馈送财物的情况逐一严审定拟，具奏。博尔多目前在江南审理另一案件，着令该部行文江南督抚，令其审讯博尔多收受朱成元以及全省属官规礼的事情，取得确实供词后移送山东省。如果博尔多不吐露实情，就加以刑讯。二十二日，陕西巡抚西琳题奏参劾原任刑部尚书张廷枢、在籍中允张缙，奉。上谕：陈梦雷是投降依附耿逆的人，圣祖仁皇帝宽宥他的重罪，从宽发遣；后来又开恩赦回京师，令他在诚郡王处供职。然而他制造事端、招摇生事，结交邪党，意图扰乱国政。他种种违法之处，朕知道得非常清楚，这确实是国家的逆贼。是不能姑息容留一天的。本来想公开审明他的罪行，置于重典。因为他的恶行很多，又牵涉诚郡王；如果公开声张、追究审问，牵连势必不轻，朕心中实在不忍，所以在雍正元年仍下令将他发遣，不让他留在内地，以免煽动惑乱人心。像这样犯有重罪的人，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却在朕刚登极之时徇情枉法，故意宽纵，他们二人的罪过实在不可逃脱。本应将陶赖、张廷枢立即正法。只是陶赖等人疏纵陈梦雷的案件，是隆科多参奏的，而且隆科多还在朕面前极力陈说陶赖平日贪赃妄为的事情。朕知道隆科多与陶赖、张廷枢原有嫌隙，有意借公事来谋取私利，因此特意宽免二人的罪，只令他们降职闲居。这是朕极大的恩典，他们二人应当深知感戴，反省过错，改过自新。昨天陶赖藏匿勒什布数万两赃银，起初该旗王大臣询问时，他还敢傲慢不恭、咆哮狂妄，不肯承认；等到要对他加以刑讯，才逐一据实供认。现在此案还没有审结，将来陶赖自有应得的罪责，另有谕旨说明。至于张廷枢名下应追缴的银两，都是贪婪违法所得的赃款，自然应当遵守法度，赶快缴清。怎么会因为抗拒拖延而被参劾呢？他的儿子张缙又称病在家，不肯供职效力，显然是父子二人心怀怨望，又倚仗声势，放纵无行，聚敛财物、经营私利，剥削乡里，实在可恶。张廷枢、张缙都着革职拿问，交给该督抚严加审讯定拟，具奏。如果说读书人可以被杀却不能受辱，那么他们就应当依法正法。二十六日奉行。上谕：据缪沅等奏称，山东盐运使梅廷对诸事废弛，不能清楚考察盐政的利弊，容许另行上疏题奏参劾，等等。梅廷对着解任山东盐运使一职，着令山东粮道鲁国华调补。梅廷对为人虽然老实忠厚，但才能见识短浅，连盐运使的职务也不能料理；塞楞额却不知根据何种见解，竟委任他署理按察使，显然是苟且塞责，不把刑名这一重大事务放在心上。着将塞楞额交部严加查察议奏。又奉。上谕：乌蒙、镇雄改土归流后，经总督鄂尔泰请求设置镇营，将援剿左右协的官兵裁拨到乌蒙，并将威宁一镇改为营制，把剩余的官民移驻镇雄。朕已经降旨准行。从前维西移驻的弁兵都加恩赏赐，如今乌蒙一镇也是新添设的，应当施予恩惠，使他们的资财费用充裕。着令将拨驻的弁兵等照维西的先例，交给鄂尔泰斟酌路途远近，分别赏赉，以表示朕对边地弁兵极为优厚的恩意。二十七日奉行。上谕：据缪沅等奏称，山东商人将旧盐引冒充新盐引、重复影射一案，查明自康熙五十二年起，应追赔银一百零五万余两，商人刘衮等已经自行承认。自桑园设关以后，官引流通，新旧接替，原本就存在弊端。商人愿意将影射的银两在雍正六年内缴纳四十万两，剩下六十五万余两在明年一年内分期全部缴清。又称自顺治八年以后应追的重复影射银四百余万两，应否分年追缴，等语。盐务的积弊虽然始于顺治八年，但从顺治八年到康熙五十一年，历时已经很久，经办的商人多次更换，如今难以追究审问。这四百余万两应赔银，免于追缴。至于康熙五十二年以后商人承认赔偿的银两，声称在今年、明年内分期全部缴清，这不过是商人眼下畏惧刑罚而勉强承认，将来无力缴完，最终仍会归于无着，对国家课税没有益处。像这样种种积弊，历来山东巡抚和巡盐御史等官员，怎么能推说不知道？其中必定有串通作弊的情形。应当再次确实询问商人，令他们逐一供出；凡有应当赔偿的，就责令分别赔偿。对于商人，可以稍微放宽期限；这样收受贿赂、徇私作弊的官员不至于完全置身事外，商人的财力也能得到缓解，确实有益。着令该部另行议定具奏。二十九日奉行。

译上谕：据浙江学政王兰生折奏，生员应以修养品德、奉公守法为重；如果有暗中勾结胥役、隐瞒钱粮、包揽抗欠等行为，一经查出，立即黜革并从重惩处。又在按期考察所到之处严加晓谕，并令地方官开报欠粮的生员，使他们缴清钱粮后才准许参加考试。若长久实行而形成风气，人人以急公奉公为荣、以拖欠钱粮为耻，那么士人的习气和百姓的风俗就会更加淳厚，等语。天下的人不外乎士人和百姓，天下的风俗不外乎士习和民风。士人与百姓虽分为两类，实际上却是一体的。有司负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学政负有考核士子的职责，虽然各有专职，实际上却相互表里相应。我曾见有司只认为自己的职责在于治理百姓，而不管学政；学政则认为自己统辖士子，如果不宽容庇护他们，就无法博得士子的称扬，于是曲意徇私隐瞒，百般包庇。遇到生员违抗钱粮，又认为催征钱粮是地方官的事情，与督学无关，以致士子没有任何顾忌。这些鄙陋的见识，实在是庸劣学臣所共有的。不知道士子是百姓的表率，士习不端，民风怎么会敦厚呢？何况士子倚仗青衿身份，抗拒拖欠国家钱粮，那么士人的品行已经败坏到极点；它所造成的危害，实在关系到世道人心，不只是钱粮拖欠的问题而已。王兰生命令地方官开报欠粮的生员，必须等他们缴清后才准许参加考试，使人人以急公为荣、以欠粮为耻，这确实是鼓励教化的良政，而其他各省学政从来没有这样实行过。他们未必都是见识不如王兰生，大概是瞻顾徇私、苟且敷衍的习气还没有革除罢了。王兰生着交部议叙。过去浙江士人的习气浮薄，朝廷内外都知道；朕为世道人心着想，不得不严加整顿。如今两年以来，李卫、王国栋、王兰生先后奏称，两浙士子感念朕训诲的恩德，反省过错、悔改自新，把往日喧嚣凌人、奔走逐竞的习气痛下决心改掉，可以称得上士风大为改变。前年朕原已降谕说明，浙江人天性聪慧，既然知道读书，必然明白大义，不像强悍固执之人那样难以感化；一经指示就会醒悟，也一定最容易改过，不出二三年就可以希望他们自我更新，如今果然如此。明年就到了乡试之期，浙江省士子准许照旧按乡规参加考试，以表示朕教训风俗、启导百姓并乐于看到他们改过向善的深切心意。《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七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