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一 雍正五年九月 上谕二十九道 初二日奉 上谕：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品中，制钱最为紧要。朕特别从便利百姓出发，多次颁布谕旨，严禁销毁制钱，并命令京城以及各省督抚驻节的省城不许铸造黄铜器皿；三品以下官员和兵民人等不得私自使用。这是朕希望钱币充足，使百姓容易谋生，并不是朕自己有所需用。朕已经反复详细地谆谆下谕，不止一次，天下人本来都应明白。京城如今正在奉行，钱价已经觉得稍微平稳。然而近来听说各地督抚驻节的省城，铜器店中仍然有很多使用黄铜铸造器物的。这显然是各省督抚奉到朕的谕旨后，没有切实力行，只以张贴告示来晓谕，拿表面文章加以掩饰罢了。朕时时切切告诫内外诸臣，如果朕颁布的谕旨有不便于百姓的地方，就应当把实际情形直陈，请求放宽禁令；绝不可表面奉承、暗中违抗，失去治理政事的体统。各省督抚等人，难道没有听见吗？而且朕 从前因为钱局鼓铸的钱日益增加，而市面上的钱币却日益减少，已经清楚知道存在销毁制钱、铸造铜器的弊端。后来果然在京城多次捕获销毁制钱的奸民；钦差官员到了甘肃地方，也看见有人把钱熔毁后制成器物，与朕所料完全相合，那么黄铜器皿当然应当严禁。省城是督抚驻节的地方，耳目最近，政令容易推行，不像偏远乡僻之地那样难以稽查。如果确实用心遵奉，这实在是容易办的事。朕为制钱筹划，日夜焦劳；各省地方官办理运输铜料，也费尽经营跋涉之苦，然后官局才能鼓铸钱币，供百姓使用。铸钱既然如此困难，奸猾之徒贪图钱财利益，竟然把已经铸成的钱再次销毁，蠹害国家、危害百姓，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所以禁止使用黄铜，是为了堵住销毁钱币的源头。督抚却害怕一两个违法贪利的工商之徒怨恨，背弃朕的谕旨而轻视百姓的生计，这是什么心肠？如今特意再次训诫，各省督抚务必切实力行。朕派人到各省查访，如果仍像以前一样疏忽，定将督抚严加处分。至于黄铜器皿，也不是人生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铁、锡、陶瓦、木材等可以代替铜器的很多。朕从前的谕旨已经说得很明白，何况交给官府还可以得到价钱，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但从前曾酌定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使用黄铜器皿，如今仍觉得滥用的人很多。今后只有一品官员家中的器皿准许使用黄铜，其余一律禁止。如果藏匿私用而不肯交给官府，一概按违禁论处。中外臣民，都应当明白朕的心意，不要忽视。初三日奉 上谕：据岳钟琪奏报，四川省的运米船常常夹带私盐和违禁物品，而不肖官吏又借机索取财物，应当仿照淮安的例子，酌量稽查并征收榷税等语。查湖广等数省一向购买、运输四川的粮米，如今若依照岳钟琪所奏办理，将来贩运粮米是否会受到阻滞？着令九卿议定后具奏。又奉 上谕：福建汀州府同知李暲，看来明白能干，可以任用，所以任命为江南太平府知府。如今因他在同知任内捏报仓粮实储一案被参劾革职；查明他捏报的缘由，是知府张无咎逼迫勒索李暲，李暲已经自行检举，情节有可原之处。太平府知府一缺，着吏部不必开缺。张无咎、李暲一案，现已交杨文干等查审；着行文告知杨文干等：如果李暲任内只有这一件案件，其中没有什么严重弊端，那么审结以后，令他赴太平府就任新职；如果他另有亏空未清的事项，着杨文干等上奏请旨，再行开缺。又，工部议奏，革职同知李世彦等分摊赔偿河工银两，奉 上谕：河工追赔的事项，其中情由并不相同。有的官员侵吞入己；有的施工草率，工程本来就不坚固，容易被冲毁，应当赔偿修理；有的在工程将要溃决时，官员预先知道按例应当赔修，却少报损失、多留余地；甚至有的故意损坏工程，以便借兴修之名支取费用。这些种种积弊，数不胜数，都属于法律难以宽宥的行为。但也有经手官员本来没有弊端，只是按例应当分摊赔偿；对这些官员来说，情节稍有可原，而被追赔时又没有能力全部缴清，对国库也没有好处。朕想施恩，稍作变通；至于如何酌量区别、制定定例，怎样才妥当合适，着九卿详细议定后具奏。本奏中朱家口工程一事，因为从前没有题报估价，所以工部驳回要求查核，随后河道总督便把经手人员直接派令分摊赔偿，这究竟是否合乎情理，也着一并议奏；凡钱粮没有亏短之处，也一并议奏。初五日奉 上谕：从前胡嘉佩等人亏欠国库银两，开列朝鲜国人赊欠的银六万多两，用来抵补公项。朕担心胡嘉佩等上报的情况不实，或者牵累外国，所以命令发文询问，并让内地贸易商人与朝鲜赊欠银两的人在中江地方当面对质清楚，使中外双方不得互相推诿，以平息扰累。如今据盛京礼部呈报朝鲜国王李昑的咨文，朕看其措辞很是支离，意在多方巧饰。由此看来，该国人欠银的事情显然存在。本来应当照议政王大臣所议，令中外双方当面对质清楚，按数追还。朕想到当日朝鲜已故国王李炖，才干优长，政令严明，深受 圣祖仁皇帝的眷顾和嘉奖；他曾经将本国欠债不还的人正法，由此可见他办事公正明察。从前听说李昑柔弱无能，权力移于下臣；看这份咨文中推托牵强的话，必定是他的陪臣所写，不像该国王本人的口气。大概是因为他不能自主所造成的。像这样清查积欠之事，该国王必定无法办理。如今如果把他不能办理的事情交给他，实在不是朕怀柔远方藩国的本意。这一案件不必再让双方对质；朝鲜国人应当偿还的银两，着从宽免于追缴。这是朕对外藩施加恩典，并不是对内地疏忽法令。至于从前朝鲜国王李炖治理百姓、驾驭臣下的长处，朕直到今天仍然记得。初七日，署理广西巡抚甘汝来等条奏广西土司事务，奉

译上谕：甘汝来、李绂等人条奏的广西事务，见识浅陋，其中还有许多迂腐荒谬、无法实行的事情。比如，总督、巡抚同属镇守一方的封疆大臣，各土司都受他们管辖，所办事务本来是一体的；至于公文往来和办事程序，各省都有定例，有的由巡抚会同总督办理，有的由总督会同巡抚办理，因地制宜，其中必有深意。假如巡抚果真能够公正廉明，恩威并施，土司哪有只怕总督而不怕巡抚的道理？甘汝来等人却不明大体，竟以主稿先后、驻扎远近为借口，甚至说出“土司不怕巡抚，也不怕总督”这样的话，浅陋到了极点。又如土民因习俗而作奸犯科，多半是汉奸诱导所致。如今甘汝来等奏请让各土司诚请师儒、设立义学，势必会聘用汉人做教师；可是汉人中真正读书自爱的人，未必肯做土民的老师。将来那些桀骜狡黠、无赖之徒，只要略识几个字，便借教师之名，更加肆意煽惑，留下的祸患必将更加深重。甘汝来条奏中想要申严禁令，禁止汉奸以免他们挑唆，却又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何况土民愚昧鲁钝，已成习性，关键只在地方官约束严明，使他们知道畏惧威严、感戴恩德，这样才可能收到改过自新、从内心悔改的效果。竟想用《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书，就说能够使他们明白义理、消除凶恶，也实在太迂腐了。奏疏中又说：“请严惩首恶，以警戒各蛮。”凡是犯法的人，本来就一定要诛杀首恶，这又何须等待甘汝来等人的条陈呢？广西土司事务，鄂尔泰、韩良辅正在会同办理；如果有应当办理的事项，他们自会斟酌后上奏。我并没有命令甘汝来等条陈土司事务，奏疏中却妄称“仰塞诏防”，实在不合，着将此奏本掷还。初十日，营田水利府参奏：定州知州程恂等人违误工程，奉 上谕：朕为直隶地方兴修田亩和水利，以使百姓生活富足，特命王大臣等人主管此事。地方有司本来就应当与百姓休戚相关、视为一体。畿辅靠近京师，朕时常加以询问。比如保定府知府李正茂，从前任知县时，正逢大水，他防护堤工，竭尽心力，确实是尽职的贤能官员，朕已经加恩提拔任用。凡是阻挠公务、玩忽工程的人，按照国法实在难以宽免。这次参奏的程恂、骆为香，都着革职，留在营田水利工程中效力办事。程恂荒废、尚未开垦的田亩，仍交给程恂营治；如果明年再有迟误，定当从重治罪。徐谷瑞因为看见堤工危险，便推诿躲避，把地方事务视为与己无关，着交刑部等有关部门审查议处后具奏。又据钦差大臣常明奏称：宝坻县地势最低洼，平时容易被水淹，知县吴槃实心办事，把上年特发帑金新修的堤岸特别加意保护，昼夜巡查，因此堤岸坚固，地方没有遭受水患，实在值得嘉奖，着将吴槃升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常明又称：玉田县知县魏德茂专门追求虚名，各项事务都懒散玩忽，防守工程也十分废弛，魏德茂着革职。又大学士张廷玉、工部尚书黄国材等遵照办理。防议覆河南总督田文镜条奏，请求制定事主捏报盗案的处分条例。等项，奉 上谕：平息盗患、安定百姓，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但是，缉捕盗贼的条例，最难在于斟酌得当、周全完备，实行起来没有弊病。如果立法稍微严厉一些，似乎可以防止盗犯漏网，也可以杜绝地方官隐瞒不报的弊端。然而上司督责州县，州县督责捕役，按期处分、限定期限责令赔补，过于急迫，人们大多只顾保全考核成绩，设法推卸责任，势必出现诬陷和冤滥。如果立法稍微宽松一些，似乎可以周详筹划缉捕办法，避免连累无辜，但是又担心州县把这事视为与己无关，漫不经心，捕役玩弄法律，纵容奸盗，使盗风更加猖獗；这就是制定缉盗办法的困难。至于发生盗案的人家，往往也有夸大事实的，有的把少数说成多数，有的把盗窃说成强盗，甚至牵连陷害平民，发泄私愤，挟制官长，任意妄为；这又是报盗案件的弊端。以上种种情况，朕都知道得非常详细，时时筹划，却还没有找到尽善尽美的办法。如今看田文镜的奏折，所说的很明白，而且现在河南地方确有毫无影响却捏报被盗的，有因别的事故而假称盗案的，有把盗窃说成强盗、想满足自己挟制他人的私心的，有因口角小小嫌隙便报称被盗、想施展刁诈诬陷计谋的；这些都是当前确凿可据的事实。既然有这样的恶习，法律就应当严加禁止。但朕又想到，如果严惩捏报被盗，刁诈的人固然会知道收敛，恐怕谨慎善良的人也终于不敢报盗，朕实在感到为难。造成百姓祸害的，没有比盗贼更严重的；因此治理国家最急切的事情，也没有比平息盗患更重要的。平息盗患的方法，贵在极其公正平允，确切恰当而不可轻易改变。宽严、轻重之间，都必须斟酌适宜，不能有丝毫偏颇。这样，盗犯不能漏网，平民不会受牵累，官吏都能尽到缉盗责任，不敢任意改变轻重而使事实失真；事主能够申诉被盗之苦，也不敢借端生事、增加骚扰。如此，盗匪才会知道警戒畏惧，良民也都能安居，对吏治和民生才有益处。你们可以会同九卿、科道以及各部曹中曾经长期外任的人，悉心斟酌议论，务必求得妥善平衡，并把田文镜奏折中所说的事情详细议定后具奏。十二日奉 上谕：凡县令改授教职，是因为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职务，按例应当罢斥。朕念及他们读书刻苦，选授为官，不忍心立即使他们废弃，所以让他们处在师儒的职位上，施展所学，这是朕格外给予的恩典。何况教官负有教化引导士子的责任，比治理百姓的职务关系更加重大。他们应当竭尽心力，以尽职守。如果因为改授教职，便志气颓丧、奉职怠忽，着各省巡抚、学政查明参奏，从重议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日〕 又奉 上谕：朕因为直隶、湖广有几处州县靠近江河，平时容易遭受水患，今年又经历了洪涝泛滥，所以特地下旨，将钱粮全部蠲免。这是体恤水乡百姓而格外施恩。其他地方听说后，便产生了侥幸求恩的念头。比如固原地方六月偶然遭遇冰雹，钟保却夸大灾情，捏造言辞具奏。后来又据路振扬的奏折送来，才知道只是暂时的骤雨夹带冰雹，夏季禾苗并未受损，秋季庄稼长势茂盛。如今看钟保的奏本，他自己也说勘查后并未成灾，像这样虚假，众人都看得清楚。朕正因为人情往往如此，所以听说江南、浙江临近水边的地方也有几处遭水灾，却没有对其格外施恩。然而朕对贫苦百姓仍然深切挂念，心情十分殷切，着江南总督范时绎动用库银二万两，在上下两江需要的地方发放赈济；着浙江巡抚李卫动用库银一万两，在需要的地方发放赈济。务必选派贤能官员办理，使贫民都能真正得到实惠。如果有剩余银两，着该督抚奏报。又吏部奏称，署理甘肃巡抚钟保奏报水灾不实，照例议处。奉

译上谕：钟保原任司官，朕加恩提拔到布政使。自他到任以来，只追求虚名，并不实心办事。上年办理兵粮一案时，他把国家钱粮拿来施恩邀誉。今年秋审时，又把因奸而杀死亲夫的重犯拟定为缓决，刑罚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见到的人无不惊骇诧异。至于他奏折中错误荒谬的地方，更是数不胜数，只是一味软弱取巧、沽名钓誉。钟保着革职，作为臣下辜负恩典、失职渎职者的警戒，并不是因为他错误奏报灾情才罢斥他。又兵部议奏旗人毁坏、殴打米厂案件中失察的各官，照例议处，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二万两、一万两〕 上谕：本件中议定将城守营千总李勇革职。根据常赉的咨文，说该千总驻扎外城，应当免于失察处分；只是因为奉到兵部文书措辞严厉，只得勉强遵行，开列送上等语，而兵部竟将李勇议为革职。对于本来不应议处的官员，常赉见到兵部文书严厉便开报，还说“只得勉强遵行”，实在不合适。兵部先前既然强行驳斥，后来又重新定议，也很不合适。李勇着免于革职，常赉和兵部官员都交部审查议处，具奏。十三日，礼部议驳署理广西巡抚甘汝来奏请镇安土府设学，奉 上谕：甘汝来由部属被任用为府道，随即升任广西臬司，又破格提拔为广西巡抚，他本应感戴朕的恩典，竭力图报效命，却听从李绂的指使，一味沽取虚名，并不实心替国家办理政务。上年调来京师时，朕曾切加训诲，他在朕面前极力承认并保证痛改旧习，言辞情态十分恳切。后来因为泗城土府一案，韩良辅前往云南与鄂尔泰会商，当时署理广西巡抚印务没有合适的人选，朕想到甘汝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日〕 他在广东任职多年，熟悉各项事务，所以命令他前往。可是他到那里以后，仍然听从李绂的指使，完全没有悔改从前的过错。他奏折中陈述的话，多有悖谬。昨天又与李绂联名条陈土司事务，实在支离破碎。这份奏本所请求的镇安土府设学一事，并不是当前苗疆的紧急事务，甘汝来却趁着署理巡抚印务的时候，飞快地办理，好像片刻也不能延缓。大概是他急于沽名取惠，唯恐被别人抢先，所以才这样做。这种见识，实在卑鄙之极。甘汝来所请设学一事，不准实行，着等韩良辅任事后，再行斟酌具奏。又甘汝来谢恩本中有“荷蒙皇上曲赐宽容”的话。前些日子杨名时的奏折中，有“防皇上使过之仁”字样。君主掌持国法，完全应当出于公心，奉行正直之道；偏曲就不是正直，不正直就不是公正。甘汝来所谓“曲赐宽容”，究竟是真正感恩的话，还是另有用意？凡人立身，应当改正自己的过错；帝王治理天下，应当戒止臣民的过错。如果把让人犯过错看成美事，就是纵容臣下的过失，反而继续任用他们。这样做，必然会危害世道人心，怎么能说是仁政呢？这类有瑕疵荒谬的话，本来就不是圣贤的教训，大概是后世权谋术数一流的人，借此掩饰自己的欺诈虚伪；而奸猾之人又把这种说法表面上当作颂扬，暗中却含有讥刺，这难道是臣子对君主应有的道义吗？甘汝来的谢恩本，着掷还。此前韩良辅请假，护送他母亲的灵柩回籍，朕准了他的请求，命甘汝来仍署理广西巡抚事务。如今看来甘汝来不适合长期署理巡抚，着立即回京，巡抚事务仍交韩良辅管理。等杨文干回到广东后，着阿克敦前往广西署理广西巡抚印务。韩良辅才刚起身回籍。十四日奉 上谕：据鄂尔泰奏报，雍正二年云南提督郝玉麟带兵由中甸前往察木多时，各兵曾借支饷银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余两。雍正四年撤兵时，原议定分三年扣还，如今已经扣除了本年夏、秋两季的银七千一百一十两，其余还剩四万三千两。如果照原定三年扣还的办法，兵丁略感困难，请求放宽为六年扣还等语。当日兵丁前往察木多时，难免出发匆忙，马匹、骆驼等方面也略感费用较多，朕心中很是体恤，本来想把借支的饷银全部免除，以表示恩恤，只因一时没有空暇下旨。如今看鄂尔泰所奏，着将应当扣还的银四万三千两全部免除；已经扣除的七千多两，也仍按数赏给兵丁，使他们衣食费用宽裕，以符合朕爱护养育兵丁的至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日〕 十五日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年、正四年、三年、七千一百一十两、四万三千两、六年〕 上谕：圣人的道理是，臣子经过宫阙时一定趋步快行，在家庭父母面前也有趋庭之礼。孔子说：“侍奉君主竭尽礼节，别人却认为这是谄媚。”这是因为敬畏谨慎的念头一向存在心中，所以在举止威仪之间自然不会怠慢，并不是临时勉强做出来的。从前举行大朝会时，有两名汉司官在朝班之中严重失礼，朕下了严厉谕旨，想重重治罪。后来众人都知道警戒，不再重犯，因而宽免释放。至于引见时，往往有汉官在朕面前抬头直视、迈步阔行，举止不恭敬。又听说各部堂官、司官办理公务时，满司官见满堂官便屈一膝答对，而汉司官面对堂官，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完全任意。同样是堂官和司官，为什么满汉礼节却不相同？即使科道官满汉之间，礼节也不一样。何况汉司官升迁后任府道，道员、知府拜见督抚时，却卑躬屈节，甚至违反规例穿着朝服，匍匐跪行，奴颜婢膝到了极点，以此表示恭敬，唯恐因为简慢疏略而获罪。督抚的品级既然还不及部院堂官，司官的品级又低于道员、知府，为什么在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日〕

译官员面前反而傲慢不恭敬，做了外任官吏却又谦卑过度？这是他们不知道爵位品级的尊卑，只知道权势大小的轻重。况且汉官妄自尊大，大概多是科举出身的人，受老师门生、年家长辈、同年同辈等陋习牵制，遇到有不方便之处，便使礼节沿袭渐渐简略，彼此又相互习惯成风，不知道这是错误。难道可以为了科举私情而牺牲国家的体统吗？他们如果因为师生、年谊之间有私情，觉得行礼不便，为什么不援引回避的条例，以满足他们一向的愿望呢？司官不敬堂官，沿袭日久，大家视为理所当然，平日不知道礼仪，所以到了朕面前也不能约束身心，常常显露出草率不恭敬的样子，自己招致失仪的参处。比如昨天御史韩瑛在朕临御宫门时捧持奏本，竟不恭敬地高举，现在已经被参奏，正在由有关部门议处。又如原任侍郎陈守创、年羹尧曾经奏称某人粗率无礼，形状如同畜类；有一天在诸王大臣议事的地方，他拖着衣服、露出脚来，见到的人无不讥笑。从来满洲风俗尊敬君主、亲近上级，都是发自真诚，事事不敢越过礼法，而汉人为什么不知道仿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前代君主看到臣下失礼之处，往往不肯明白说出，大概是想默默记在心中，以观察众人内心究竟是恭敬还是放肆，这其中自然有深意。朕却不是这样。朕以教诲别人而不知疲倦为心，所以一经看见听见，便明白指出，希望他们醒悟悔改，不忍心让他们一生处在昏昧之中。大凡身为司官却不敬堂官的人，这个人一定没有上进的志向，是自我封闭、甘于止步之辈。难道就不想想，目前虽然只是司官，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做到堂官的位置呢？轻视别人的人，别人也会轻视他，这是必然反复的道理，为什么迷惑而不察看呢？满汉司官的礼节，本来就应当统一，具体如何酌定，着九卿议定后具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又 谕户部：一向以来，山西亏空很多，国家库银长期空虚，无法补足。历任巡抚大臣每每请求将造成亏空的人员革职留任，以便赔补，不但对国库毫无益处，这些劣员反而把亏空当作护身符，什么坏事都敢做，百姓实实在在受到祸害。诺岷到任后，将亏空人员全部参奏革职，斟酌制定以公款补公款的办法，把州县火耗较重的部分严格裁减，酌情保留适中的耗羡，用来补偿无法追回的亏空，不使负担牵累民间，也使官员免于因追缴不力而被参罚。又担心官员没有养廉费用，便再酌情拨给日常用度；凡地方公务所需，也都从这里支取。上面不耽误公事，下面不牵累百姓，这实在是通权达变、尽善尽公的良策。然而诺岷开始办理这件事的 谕告户部：一向以来，山西亏空很多，国库长期空虚，无法补足。历任巡抚大臣每每请求将造成亏空的人员革职留任，以便弥补亏空；这不仅对国库毫无益处，这些劣员反而把亏空作为“防符”[疑有讹误]，无所不为，百姓实在因此受到损害。诺岷到任以后，将造成亏空的人员全部参劾革职，酌情制定以公款弥补公款的办法；对于州县火耗较重的，严令裁减淘汰，酌量保留适中的耗羡，用来抵补无法着落的亏空，不使亏空牵累民间，同时官员也可免受因追补不力而被参劾处罚之苦。又担心官员没有办法养廉，于是再酌情拨给养廉费用，作为日常用度；凡地方公务所需，也都从这里支取。这样，对上不耽误公事，对下不牵累百姓，实在是通权达变、尽善尽公的良策。然而，诺岷刚开始办理这件事时，[原文未完]这件事开始办理时，全省属员都深为怨恨，触犯了众怒，远近一片哗然。甚至刘灿还特意上疏参奏，想阻挠这件事。那时朕立即降旨说明，鉴于当前形势，诺岷不得不这样办理。不过，这件事也只有像诺岷这样的人才能办成。诺岷任职两年，洁身奉公，把山西数十年来未能清理的积案办理了一年多，已经逐渐有了头绪。伊都立接任后，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伊都立软弱无能，又喜欢追求虚名，因循观望。从前诺岷来不及清理的事务，伊都立接任后也没有清理。例如高成龄一事，今天奏请追变其原籍家产，并催促追缴分赔所借欠款，限定期限；这份奏本在诺岷任内，高成龄迫不得已，曾协力相助，积极办理。等到伊都立接任，高成龄得以实现原来的心愿，博取宽厚的名声，苟且怠忽，反而帮助伊都立废弛政务。如今见拖延多年，旧案仍不能彻底清结，又经过朕数次严谕，才开始参奏，请求规定追缴期限。难道没有想到，多年以来该藏匿的已经藏匿，该花费的已经花费，弊端种种，清理起来越来越困难吗？高成龄为什么不早先陈奏，却拖到今天才说呢？此案应当如何追缴完结，等石麟到任后，与高成龄悉心商定，具奏。如果不能清理完毕，伊都立、高成龄就不能推卸代为赔偿的责任。伊都立曾奏称，地方亏空全部补完之后，应当把耗羡解送充入国库。其他省也屡有这样奏请的人，朕都严厉训斥过他们。耗羡出自地方，其实就是百姓的膏脂。用地方的出产来补偿本地的亏项，这就是以公补公，官民都有好处。如果亏空已经补完，没有可以再补的了，那么这项原本出自本省官民的耗羡，就应当仍归本地官民，哪有把这项收入解入国库的道理？何况过去地方公务都向百姓摊派，百姓深受其累，比负担较重的耗银所受的危害还要严重。如果遇到洁身奉公的督抚，把这项钱酌情拨作地方公务之用，实在是官民两便。其他省也有把州县耗羡中提解十分之二、三，作为公用储备的，同样是为了地方公务。如果不预先筹划，一旦临时需要费用，仍然会牵累百姓。

译地方大吏应当想到，这项钱虽然用于公事，实际上是百姓出的钱，应当处处节省爱惜，不可妄自耗费，遇到确有需要的事情才动用，这才是节约费用、爱护百姓的道理。可是近来督抚、藩司等人，大多认为这项钱既然已经捐入公用，取用十分方便，便任意支用。这样一来，比收受节礼还要顺手方便，这就不是诺岷当初提解火耗的本意了。比如湖北藩司黄焜开列清单呈奏，其中李成龙、法敏、郑任钥等先前动支，宪德、傅敏、王克庄等后来仿效。他们动用的地方，多是自己的用度、酬应交情和礼仪往来等事务，并不涉及地方官民的事情。就连派人进京递送奏折，所用路费也明显过多。直省的督抚，朕知道你们花费较多，已经都赐给养廉银，足够使用，只能从养廉银中准备私人用途，怎么能动用耗羡这一公项呢？朕如果不明白晓谕，恐怕众人会把这看成理所当然，不知道约束自己，到了真正需要使用时，又会苦于没有资金。因此将黄焜所奏清单发给九卿阅看议奏。伊都立把应得的养廉银二万两奏请归公，却反而动用耗羡，数目还超过了这笔钱。傅敏也把规礼养廉银六千两奏报，请求交存司库，但他所使用的耗羡反而更多。舍弃这一项而取用另一项，不知是什么想法？除了追求名声、粉饰太平、巧诈取利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如果朕准许把耗羡归入公用，而督抚等人却滥取耗羡供私人使用，那就是把原本为公用而留存的钱变成了私用，不再是公用。难怪见识鄙陋的人会喋喋不休地议论。昨天田文镜奏称：河南固始县东关有一条官河，地势低洼，七月间骤降暴雨，水位上涨，东岸长兴集、西岸站马集两处被水浸淹，民房倒塌，甚至有人被水冲走。幸好水退得很快，庄稼没有受损，并未形成灾害，不必上题请求蠲免。对于受水的百姓，已经从司库存储的耗羡银中拨款，命道员详细查实后发放赈济，特别加意抚恤等语。像田文镜这样办理，就是把地方的耗羡用于地方公事，百姓得到恩惠，而耗羡留存确实有益，没有辜负当初留存它的本意，可以作为各位大臣的榜样。一般地方发生小的水旱灾情，勘查后不构成灾害、按例不应上题本的，该督抚应当就近酌情处理，并写折奏报，使朕能够知道地方情形，不能有丝毫隐瞒，这才不辜负封疆大臣的职责。田文镜把固始县临河乡村受水的地方奏报上来，这是对的。这一带河道如果有应当修缮疏浚、以消除水患的地方，着田文镜斟酌办理。朕听说今年骆马湖曾经决口，顺和集地方已经被水淹没，但总河齐苏勒、巡抚陈时夏都没有奏报是否有溃决之处，着齐苏勒、陈时夏查明实情，明白回奏。十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条奏江南三江水利事务，宜，奉 上谕：朕看鄂尔泰所奏江南水道事务，确实十分周详。不过奏折中有“越职陈奏”的字样。凡内外大臣越过本职办理事务，固然不可以；至于关系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的事情，即使不是自己职任范围内的事，只要有所见闻，就应当据实上报，这才符合公忠体国的道义。这是尽职，不是越职。比如孔毓珣经过凤阳地方，便把水利情形奏报，朕很赞赏。鄂尔泰所奏，着发给范时绎、陈时夏、齐苏勒、陈世倌、鄂礼，就近详细勘察斟酌，悉心妥善议定后具奏。十七日，署理广东总督阿克敦参奏肇高雷廉道王士俊隐匿羡余税银，应当革职审讯，奉 上谕：一向以来，各地税银被地方官隐匿私用的事情，沿袭已久，只是全省普遍存在的小弊端。朕已经降旨，命令各地自行检举，并免究过去的事情。何况王士俊是才能出众的官员，如今阿克敦所参奏的又只是羡余银两，并不是国库正项钱粮，也不能和摊派、贪赃私吞相比。如果因此就把贤能官员罢斥，朕实在不忍。阿克敦实在不体恤人情，完全不是大臣为国家爱惜人才的意思。此奏本发还给王士俊，不必革职，这个案件也不必追究。十八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报，东平州安山湖清理出官地，请求拨给无地百姓盖房居住，奉 上谕：塞楞额只奏称准许无地百姓在堤旁盖屋、捕鱼为业，却没有考虑贫民盖屋、造船的费用，应当如何酌量赏助？何况地方现有耗羡备用银两，不在这种爱护养育百姓的事情上支用，还能用在什么事情上？塞楞额所奏实在疏漏，着另行议定具奏。二十三日 谕各省督抚、藩臬：朕日夜勤劳，时刻把教养万民放在心上，所以颁发的谕旨，都属于端正道德、厚养民生的要旨，务求切实关系百姓日常生活。又担心愚昧百姓一时未必能够立即醒悟，于是反复再三地谆谆训诫，总希望天下广大地域以及偏远荒僻地方的百姓，家家户户都能知晓，深深明白朕把百姓视如子女的心意，自然能够激发天良，遵循正道，以成就移风易俗的治理。朕的心情是何等迫切！难道各省地方大吏还不知道吗？可是听说从前谕旨颁到各省，不过只在省城所在地出一张告示而已，州县各处并没有普遍传达；至于乡村庄堡和偏僻地区，更无从知道。朕爱护养育百姓、教化引导人心的苦心，实在至诚至切。

译朕屡次颁发谕旨，而地方大吏竟把它当作空文旧例，像这样怠忽因循，难道还能说没有辜负皇帝的任用、没有愧对自己的职掌吗？又如禁止黄铜器皿，是为了杜绝销毁制钱的弊端，使钱文充裕，便利百姓使用；禁止赌博，是为了戒除游荡懒惰、邪僻违法的行为，使人保全家庭、树立品行，以敦厚民俗；禁止宰杀耕牛，是为了重视农业生产的依靠，体念农夫耕作的助力。朕替百姓筹划，周详委曲，细微之处无不考虑，可地方官员却没有切实奉行。听说省城所在地黄铜器皿仍照旧上市买卖；郡县之间，各种赌具也仍照旧上市买卖。有司不加禁止约束，上司也置若罔闻。朕替百姓筹划的深意，百姓根本没有明白在心，难怪他们习惯于旧风而不改，陷于迷误而不醒。京师是五方杂处的地方，各种禁令比其他省份更难实行。如今京城内外，上市售卖铜器和聚众赌博的，都已经禁止，难道外省反而不能实行吗？这类事情可以立即禁止，确实有益而没有害处，是地方大吏最应当立即遵行的。至于清查保甲、积贮社仓之类，则必须逐步办理，地方才不会发生纷扰。如果突然举行，又用官法逼迫，奸猾的书吏和官吏就会借端作恶，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如今看地方大吏，对于应当从容办理的事情却急切去做；对于可以立即禁止、确实有益而没有害处的事情，却懒散忽视、漫不经心，难道不是缓急安排失当、先后次序不对吗？而且各地情形不同，属员的才力也不一样。作为上司，在宽严、缓急之间，还应当详细审察、斟酌后施行；否则宽松有宽松的弊端，严厉有严厉的弊端，这些都不能不察。至于邪教和妖言，极大关系到人心风俗，地方官一旦听到，就应当留心追查根究，这样才可以消除奸邪、安定善良百姓，这就是防微杜渐。昨天山西李恒荣一案，以及近日泽州妖言诱人的案件，就是榜样。如果地方有这类事情，下级官员隐瞒不报，或者上司知道后又想把有事化为无事，势必导致奸邪漏网，匪党无所顾忌，附和的人越来越多，将来受到株连的人也越来越多。本来想息事宁人，反而造成更多事故，还不如及早惩治。各省督抚、藩臬都是地方大吏，务必勉励自己，不可忽视。你们可以把朕的谕旨抄录出来寄发，使各地都知道。二十四日奉 上谕：“刑名关系百姓性命，刑部事务比吏部、户部更加重要。吏部误用一个人，不过是使本来应当做官的人略早几天任用罢了；户 部的错误在于钱粮一经察觉便可以改正，至于刑部的错误，则死者不能复生，已经判决的也不能重新接续。所以《礼记·王制》说：‘刑就是成形，成形以后便不能改变，因此君子对此竭尽心力。’朕对于刑名事务更加慎重。《尚书》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应当各自施用。’五刑有轻重不同的等级，没有一种不是天理所当然的，所以该轻就轻、该重就重，必须极其公正平允，才是敬奉天道。如果对本应斩首的人宽判为绞刑，就是违逆天道，必然受到谴责。稍微宽一些尚且不可以，何况严厉呢？朕身为君主，尚且不能使宽严稍微失去公平，何况臣下处在执掌法律的职位上呢？凡有案件，先要听取审断，接着详细审讯，再依据律例定罪。如果稍有不公不平，情节和罪行的轻重就不能恰当，施法的宽严也都会失当。该宽而严，固然是罪孽；该严而宽，罪孽也是一样。猫头鹰一类的恶鸟不除，便无法招来鸾凤；稂莠不剪除，便无法培植好禾苗。掌管刑名的人姑息养奸，小人就没有受到惩戒，必然不能改恶从善，这就是所谓妇人之仁，它的危害难道会浅薄微小吗？” 所以刑法的作用，是使人改过向善、远离罪恶，从而辅助教化。舜勉励皋陶说：‘你担任士官，要明察五刑，以辅助五教，希望达到我的治理目标。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没有刑罚，百姓协调一致地归于中正。’掌法公平，可以成就使百姓协和守中的教化，那么刑名事务难道不确实重要吗？担任法司职务的人，不但对重罪不可疏忽，即使轻罪也应详细慎重，务必秉持极其公正平允的心意，时时怀有上天正在监察此事的敬畏，使刑法宽严完全符合情节与罪行的轻重。这样确实做到公允，就不愧为明察公允的法司，也可以成就无刑的治理。二十五日，吏部等衙门议覆：河南总督田文镜条奏严禁绅衿苛虐佃户，奉 上谕：奏本中只议论田主苛虐佃户的罪责。如果有奸猾顽劣的佃户拖欠租税、欺凌怠慢田主，也应当一并议及，这样立法才公平。着再行议定具奏。又刑部等衙门奏报，曾越殴打并误杀其兄曾焕，拟定斩监候，奉 上谕：曾越因为曾君庆追赶殴打，情势紧急，捡起石块投掷，误伤曾焕；而带头殴打曾焕的曾国泰，以及最后下手的吴子，都已经因病去世。这本来是应当抵命的罪犯，如今已经造成两人死亡，现在又把曾越拟判斩刑，似乎值得怜悯，着九卿议奏。又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饥民进入四川，请求开办招民事例，奉 上谕：岳钟琪奏称，四川地方有许多外省百姓携家远来，都说自己是上年湖广、广东、江西、广西等省逃荒的人，朕对此十分惊讶。去年湖广省内只有靠近江湖的几处州县遭水灾，广东省内也只是围基地区容易被淹，这两个省并不是歉收严重的年份，江西、广西也没有上报成灾。如今逃荒百姓远赴四川的竟然这样多，其中湖广、广东两省尤其多，朕心中深为怜悯。这显然都是本省大小官员平日完全没有抚恤安民，以致百姓流离失所。身为司牧百姓的官员，却对地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还有什么脸面任职呢？如果确实歉收，就应当设法抚恤，何况各省都有耗羡备用银两，更应当用来赈济贫民，怎么能坐视百姓困窘，不加赈恤，反而让他们逃到其他省份呢？如今根据岳钟琪奏请设法安置，使他们开垦土地作为生计，这确实是安辑贫民的急务。至于牛具、籽种、口粮等费用，不必另行制定事例；现有营田水利捐纳银两中有富余款项储存在京城，着从其中酌量拨款解送四川使用。

译但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很多，善良和奸恶难以辨别，其中如果有 游手好闲、无赖之徒不加查核，必然反过来扰害良民；而且恐怕一旦开了招民开垦的先例，愚昧百姓不明事理，只图眼前利益，必然轻易离开故乡，这也不是爱护他们的办法。地方官吏坐视百姓远迁异乡而不知道体恤，也绝对不能不加惩戒。着岳钟琪会同巡抚宪德办理，命四川州县将雍正四年秋冬以后各省进入四川的人户逐一查核姓名、籍贯。如果确实是穷民，就暂时酌量安置；再编造详细册籍，咨文查问原籍，命原籍州县造册回复，然后将这些人留在四川，令其开垦。至于所需牛具、种子、口粮的银两，当前先由公项发给，再着落原籍州县官员照数补还。这样，游荡懒惰之民不会混入冒充，地方官也会知道警戒，共同以爱护养育百姓为务，就可以杜绝将来的流民迁徙之患。咨查原籍时，如果确实是本地人户，而管辖州县官员推诿欺瞒、企图卸责，也着该督抚立即参奏，重重治罪。至于怎样办理才妥善，着九卿迅速议定具奏。又署理广西巡抚韩良辅参奏临桂县知县杨询朋怠忽耕耤典礼，奉 上谕：朕命令各省一律举行耕耤礼，为百姓祈求丰收。这件事关系重大，守土官员自然应当恭敬谨慎地奉行。可是临桂县知县杨询朋在大典刚开始举行时，就如此怠慢忽视，实在十分可恶，着革职。将该县的耤田交给杨询朋管理，今后十年耤田所需的一切钱粮，都由他办理。十年之内如果并不怠慢玩忽、违误耽搁，着该督抚查核后奏明。倘若再有怠慢玩忽、违误耽搁之处，立即严加治罪。今后各省管理耤田的官员有怠慢玩忽行为的，都照这个例办理。二十六日，户部议奏：原任四川巡抚塞尔图侵吞铺司银两，法敏等人却没有查究参奏，请在隐匿关税案中从重结案。奉 上谕：朕反复告诫臣下不得结党，法敏却仍然怙恶不悛，和塞尔图结党作奸，肆意欺骗蒙蔽，罪过比隐匿关税严重得多。本折中说在那个案件中从重结案，户部的议定不对，着将此案归入刑部案件审议定罪，具奏。二十七日，九卿议覆：闽浙总督高其倬复奏防范湾民不许携带家属一案，奉 上谕：九卿议论得很对。台湾百姓是否可以携带家属，历来众说不一。朕命令高其倬到福建以后，详细谨慎地斟酌，确定意见后具奏。如今高其倬在奏本中说：“如果完全不许搬迁，固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一概搬迁，也不是长久之计”等语。这说明高其倬自己也没有确定意见，只是说了这种游移迁就的话。古人说：“利益不足十成，不应变法；祸害不足十成，不应改变制度。”着仍照旧例办理，等朕再加斟酌。二十九日奉 上谕：八旗所有获罪人犯都送到刑部监禁。监狱里人多，气味污秽恶劣，一旦感染时疫，往往形成灾害和疾病。旗人与民人不同，民人犯法结案之日，就回到原籍，已经没有什么用途。旗人罪案结案以后，仍然要供各项差役，并不是被弃置不用的人。所以治他们的罪，只是想让他们知道受到惩戒，以改正不肖的行为罢了。可是旗人一旦获罪，就成为废人，实在令人觉得可惜。何况监狱中灾病很多，而被拘禁在其中的，又都是恶乱奸险的重罪犯，把旗人与民人关在一起，哪里会有好的言语相互劝告？不但不能改过，反而只会更加习惯作恶，实在没有好处。着将八旗目前正在审理的罪犯，以及审明事实、判处死罪的犯人，照常在刑部监禁。此外，已经审结定罪的人、缓决的人、候审的人，以及亏空官银被监追的人，由八旗各自在当地将入官房屋修筑高墙，分为三所：重犯一处，轻犯一处，犯妇一处。这样分别监禁，既可以减少灾病，也不会发生扰乱等事情。包衣佐领下人等，也照此施行。宗室、觉罗等，则在宗人府拘禁。这样看来似乎比较妥当。着管理旗务的王大臣会同内务府总管，将此事能否施行，以及如何修造高墙、看守等事项，详细议定后具奏。又户部奏请将各省运来的霉湿漕米发还旗丁，另行购买补足。奉 上谕：今年雨水略多，运送米粮难免沾湿。如果让旗丁全部赔补，未免使贫苦的旗丁受累。可以只把结成块、不能食用的米挑出来发回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