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二 雍正七年六月 上谕三十六道 初二日奉 上谕：据杨鲲奏请将四党口稽查私贩的守备撤回本营，并由拣选试用的蓝翎侍卫前往补任。蓝翎侍卫如果果真可以派去巡查私贩，就可以办理营伍事务，何必调换人员，徒然造成许多变更？况且命蓝翎侍卫前往试用，也不是通常的惯例。杨鲲这份奏折实在太过率意，不合适。着将奏本发还。初三日科道巴德保等遵 谕复奏：科道官轮班分条陈奏一事，不必举行；如果有不便公开陈奏的事情，仍可使用公开奏章。密奏奉 上谕：“科道官等所奏的事情，朕已经完全了解。那些不肯轮班密奏的人，一定是出于满洲科道官的意思。从前朕命令三品以上大臣轮班密奏，而旗下武职大臣把没有什么可分条奏报看作大苦大难之事，其中竟然 有人到各处访求，下至所属的卑贱之人，希望得到一言一事来应付轮班奏报的责任，听到的人都觉得可笑。如今朕之所以询问科道官是否愿意密奏，并不是因为国家政事有什么不便公开陈奏的地方，而是曲体他们的情形：有的有所顾忌而不敢明说，有的受到牵制而不能直达，所以特意准许密奏，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真情。如今科道官不愿轮班密奏，却说‘如果有不便公开陈奏的事情，就使用密折’，这是模棱两可的话，是苟且图便的办法。况且平日既不轮班密奏，过了一段时间忽然密奏，如果所奏的事情得到施行，大家就可以推测，以为某人的密奏同公开奏章没有不同；谨慎守法的人仍会产生畏惧之心，不肖之人反而可以借此作为作威作福的计策。科道官又说‘皇上至圣至明，对于天下大小事理无不周遍知道、洞察明白，斟酌处理都很恰当’等话。天下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百官这样众多，政务这样繁杂，哪里能够谋划得周详、施行得全部恰当？科道官既然这样陈奏，他们能够保证天下的政治和官府事务一点缺失也没有吗？” 如果他们认为可以保证，那么将来凡是有违背常理、处理不当的地方，都应当向他们追问责任。朕考虑他们或许愿意密奏，或许只愿使用公开奏章，所以下旨询问；但他们含糊其辞地具奏，不合适，着令他们共同另行复奏。又刑部议奏，私自铸钱的刘四海等拟判斩立决，奉 上谕：刘四海以铸造铜镜为业，因为贫穷谋生，才起意铸钱，同伙不过两三人。所铸的钱也只有九千二百文，与多人共同大规模私铸的情形不同。刘四海、王四海、郭二改判应斩，李文荣改判应绞，全部监候，等秋后处决。初四日奉 上谕：前些年据齐苏勒奏称，朱家口等处自从漫口堵塞以后，淤积形成的肥沃土地很多，随即丈量出泗州、虹县等五州县的土地，共计二万二千余顷，已经按照法则升科，百姓情绪踊跃。如今据尹继善密奏说，前年勘丈新淤土地时，因为委派的官员办理草率，所报告的数目不完全确实，有新开垦的田地不够报告勘丈的数目，却把新增粮额摊派到旧地上。清丈田亩，原本是为了便利百姓、平息争讼；如果勘报不实，或者导致赋税超过田地实际负担，百姓就难以缴纳，这不是朕爱护百姓的本意。着尹继善会同范时绎，选派贤能官员再作确实勘查，据实陈奏。初六日奉 上谕：上司对于所属官员，遇到贪赃枉法、损害国家、虐待百姓等事情，自然应当立即弹劾，不容迟延。如果只是举止粗疏、礼仪错误等无心之过，就应当申斥教导，令其改悔；或者在朕面前折奏，等朕下谕训诲。这是为了国家爱惜人才、按照情理考核官吏的办法。宪 德因为知府王昶在考验武官集会之日当众酣睡，放肆无礼，特意上疏纠劾，这一举动过于苛刻。从前赵申乔在圣祖仁皇帝亲自考验武进士骑射时，同诸臣一起坐班，公然睡着，圣祖仁皇帝还怜惜他年老，只加以训诲，没有交部议处。如今王昶生性粗率，又因为年近七十，精神不足，以致在上司面前失礼，只应当当面训斥，使他反省改正，不应因为这种小节急切地写入弹劾奏章。至于王昶向宪德禀报高维新的话，宪德察觉所禀是虚假的，这件事或者是王昶误听他人言语，或者高维新本来有这种意思，只是没有在宪德面前显露痕迹，都还不能确定。如果因为王昶错误禀报就重加谴责，那么属员有所见闻，都会不敢直达，这是自己堵塞耳目。做督抚的，不拒绝属员的言论，同时胸中又有确定见解，不被言论迷惑，这样才可以收到广泛意见的益处。但宪德因为恼怒王昶失礼，便据实参奏，这还算是宪德直率爽快的一面。如果把愤怒藏在心里，当面隐忍不发，日后再苛求其他事情来严厉弹劾，那就十分阴险刻薄了。督抚等人如果有这样的存心，即使暂时含混过去，最终也难逃朕的洞察，一定会受到重谴。王昶不便继续留在四川省，着来京城以京官补用。成都府知府的职位空缺，立即着宪德在全省人员中选择具题补授。又奉 上谕：游手好闲的人，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人都深为憎恶。喜欢赌博的人，又不只是游惰而已。他们荒废本业，挥霍家产，品行日益趋向卑污，心术日益趋向贪诈。父亲这样做，就无法教训儿子；主人这样做，就无法约束奴仆。斗殴由此产生，争讼由此发生，盗贼由此增多，匪类由此聚集。赌博对于人心风俗的危害，实在不能一一列举。大凡做不善之事的人，即使触犯功令，尚且可能暂时获得一点利益；唯独赌博，今天得到的东西，明天未必能够保住。如果合计一年几个月的得失，赢家和输家最后都归于尽失，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可是邪僻之人一旦陷入其中，就迷惑而不醒悟，而且甘愿沉沦卑贱也不以为意，实在可悲。几年来朕屡次下谕严禁赌博，但这种风气仍未止息，是因为还有制造赌具的人，而有关官府的禁约也没有尽力执行。各种工匠技艺中，可以获利谋生的事情很多，为什么偏偏要违法制造这种败坏风俗、迷惑人心的器具？他们的罪过难道还可以说得清吗？朕曾想到，赌博风气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父兄赌博，子弟在旁边看见便跟着学；家主赌博，奴仆在旁边看见便跟着学；甚至妇女，也沉溺其中而不觉得奇怪。总是因为这样做的人多，所以跟随风气而沉沦的人也多。假如严格禁止，使人不敢再犯，日积月累，后生子弟无从看见，也就无从学习，这种风气自然会止息，不必烦劳反复制定条文、教令和号令。凡地方大吏、有关官府，都有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责任，却悠闲疏忽，把它视为寻常小事，怎么能逃脱失职的罪责？现在特意制定地方官员劝惩的办法，从根源上清除赌博。今后捕获赌博之人，必须追查赌具的来源；如果审讯明确、有证据证明赌具出自某县，就将该县知县依失职条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各降一级留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译如果本地有私自制造赌具的人家，而该县能够缉捕惩治，知县加二级，知府加一级，督抚、司、道等官各记录功绩二次。将这套劝惩办法永远定为成例，从雍正庚戌年开始，着令该督抚通行晓谕，使城邑乡村以及偏远僻壤全都知道。初八日奉 上谕：吴璁芳企图奸污儿媳胡氏，以致胡氏羞愤割颈未死，又自缢，并且殴打婢女夏妹致死。巡抚魏廷珍按照亲属强奸未遂律，拟判发往边卫充军；刑部改按因奸污而威逼致死律，拟判斩。两种拟议的轻重很不相称。魏廷珍看到刑部改定的判决，是认为它残忍吗？还是认为它苛刻吗？根据魏廷珍引用的法律，那是强奸未遂的条文，却把人命置之不问。而且吴璁芳名列胶庠，事情关系到伦理纲常。如果按照魏廷珍所议处理，最终结果足以使人心服、彰明风化吗？魏廷珍这样具奏，必定有他的意见；或许是按察使刘楠定拟后转报详审，或许是魏廷珍曾经得到授意。着令魏廷珍、刘楠分别明白回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 又江苏巡抚尹继善参奏桃源同知张充国贿赂请托、查看河工一事，侍读学士西柱经查明，认为应将张充国革职审问，奉 上谕：这次所参奏的张充国，着革职。他侵吞公帑、行贿等情节，以及奏本中列名的其他犯人，由该督一并严加审讯，追查拟罪具奏。营求贿赂的风气，实在是吏治和官场的重大祸患。屡次下谕严禁，而这种弊端仍未革除，真是所谓下愚之人不可改变。如果不是公正刚直的人据实揭发，不徇私隐瞒，就难以惩治邪僻、警戒将来。近年来只有鄂尔泰曾经参奏属员请托之事，如今西柱又把张充国行贿的事情据实咨明，实在值得嘉奖。着交部议叙具奏。初九日，广东总督孔毓珣参奏副将汤宽贪婪受贿各项罪款，奉 上谕：汤宽已经升任金门镇总兵官。朕阅看孔毓珣的参奏，汤宽在奏疏中称，把总陈禄带贼人陈意钦来牵线，陈意钦逃脱，汤宽声称要揭发弹劾陈禄，陈禄送银五十两而得以免罪，陈意钦也已经被捕回归，等等。陈意钦既然已经缉获，那么陈禄并没有罪，汤宽没有上报弹劾他，也未必是因为收受贿赂。奏疏中又称汤宽收受李文先银八十两，随即把他补为马战兵，又命令外委把总等。招募兵丁、安排千总把总，如果汤宽果真营私受贿，那么所属人员中难道只有李文先一人？为什么除此之外没有可以参劾的事情？这一款也涉及疑似。至于出门赴省，收受属员的路费，这是武职的陋规，不能同枉法贪赃相比。朕曾见水师武职不能坚守清操的人很多，想来汤宽还没有革除这种习气。孔毓珣因为从前曾经保送过汤宽，如今却不敢因为过错小而替他隐瞒。朕想到汤宽身材强健，又熟悉水师，才干确实很可用，着将孔毓珣所参奏的事项免于审究。如果汤宽日后做官，又因操守不坚定被人纠弹，或者被朕访闻，定当严加治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又甘肃巡抚许容奏称，署理礼县知县董兴国揭发署理巩昌府知府徐洹瀛，请求命令质审，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两、八十两、一人〕 上谕：董兴国作为暂署官员，在署理府职的徐洹瀛揭发他的劣迹之后，又捏造罪名揭发徐洹瀛曾经索取借用银两，企图作为反咬的办法。像这样一来，以后上司就不敢揭发报告属员了。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况且董兴国所犯的各项罪款，已经一一审查属实，已有应得的罪。如果再追究此案查出诬告捏造的情由，他的罪就更重了。况且以暂署官员讦告上司，却立即命令双方停留对质，也不合体制。着将董兴国捏造揭发的部分不必追究，令徐洹瀛立即赴延安新任。初十日奉 上谕：准噶尔世代凶恶顽固，心怀叵测，将来必定成为蒙古的巨大祸患，给国家留下隐忧，因此出兵，宣布其罪行而进行讨伐，是承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先皇的志愿、向下安靖边疆，出师有正当名义，实在是迫不得已。东西两路军机，朕筹划已经很久了。军需一切事务，交给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秘密办理。西路所办事务，则专门交给总督岳钟琪。担任这项使命的王公大臣等人小心谨慎、严守秘密，因此经营筹办两年多，各省都不知道有出师运饷的事情。如今阅看岳钟琪的奏报，详细陈述十胜的情形，如果不是忠诚为国、费数年苦心、深思熟虑的人，不能达到这种程度。然而军务关系重大，朕不敢预先说一定成功，只有加倍恭敬谨慎，仰恳 上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皇考鉴察体谅这次不得已的情形，降下慈悲而默默保佑，使我们早日取得成功罢了。又奉 上谕：据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山东车骑营兵李中伦拾到金钱而不隐匿，实在值得嘉奖。讲求谦让、助长廉洁，是最美好的风俗；而军队出征，尤其以人心和睦为可贵。如今李中伦拾到遗失的金钱，知道那是赏赐军士的物品，立即禀告所属管辖的将领，情愿交还本人。像这样见到利益便想到道义、同心同力的诚意，自然能够感动上天。

译上天俯顾而默默保佑，朕听说此事，深感喜悦、欣慰和庆幸。着赏银六十两，以表示嘉奖。并传谕内外直省的兵丁等，如果果真能够闻风仰慕道义，共同趋向善行，也一定会仰赖 上天的赐予，共同受到国家的恩惠。要努力，要努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两〕 又奉 上谕：据广西学政卫昌绩奏称，粤西民情大体上贪利而不知羞耻，记仇而轻视生命，好争讼而喜欢妄为，一切奸淫、偷盗、忿争、劫杀、沽名犯分的事情，都蛮横地去做而毫不顾忌，而首先倡导这些行为的，实际上是强横的绅士。粤地处于边远之地，百姓愚昧鄙陋，像井底之蛙、夏日之虫，见识不广；他们怕乡绅如同怕虎，怕读书人如同怕狼，所以民间有‘举人阁老，秀才尚’的说法。《尚书》中有这样的话：他们害怕官长，还不如害怕绅士，所以民间又有‘官如河水流，绅衿石头在’的说法。他们看到奸淫、偷盗、忿争、劫杀、沽名犯分等事情，绅士一件件都在做，难怪百姓逐渐受到熏染而形成风气，日益变得邪恶刻薄。而且愚民在平时无事时，畏惧强横势力，甘愿听从指挥；奸民有事时，倚仗绅士的神通，曲意加以包庇。其累积的祸害无法尽说。臣私下希望皇上钦命一名观风整俗使，以整顿约束他们。只是担心小臣见识浅陋，不敢冒昧陈奏。近来看到福建省已经设置了观风整俗使，臣想到天下是一家，万物一体，瘴气弥漫的江河、烟雾笼罩的海岛，都是皇上的土地和臣民。如果确实能够蒙受皇上恩典，一例增设此官，使他勤力宣扬德教，努力使地方恢复淳厚风气，应当会有所裨益，等等。朕想到，谨慎厚重是风俗的根本，绅士是百姓的倡导者；所以要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使乡里共同敦厚仁爱谦让的风气，必须依靠本乡绅士和生员中的领袖，他们以身作则、努力实行，成为百姓的榜样，这样百姓受到感化，早晚受到熏陶，风俗才能归于淳厚。如果绅士肆意违法、作奸犯科，就是用不善的行为带头率领乡里。百姓看见绅士身在仕籍之中、名列学校，却仍然这样行事，就会相互仿效，越来越堕落，没有止境。绅士为了贪图一时的权势利益，却不知道风俗会一天天变得浮薄败坏。如今看到这份奏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也觉得惭愧？着将在京的广西籍官员以及进士、举人、贡生等候选、候补人员，一律传集来，逐一询问，令其明白回奏。又刑部奏，殴打胞兄赵希一致死的赵希二，依律斩决，奉 上谕：据称赵希二同胞兄赵希一早已分居。因为赵希二的弟弟赵希四病故，留下妻子范氏贫困艰难、守寡度日，想要改嫁。有人来议亲，赵希二邀请兄长赵希一到家中按押字据。希一想索取押字银三两，赵希二劝阻，因而发生争吵并互相殴打，把他的兄长打伤致死，等等。弟弟殴打兄长致死，是伦理纲常的变故，法律不能宽贷。但本案情节还有应当详细查察的地方。如果赵希二把弟媳留在家中供养，原本就是想等她改嫁以图获利，却又不分给希一押字银两，那么情节十分可恶。假如平时希一不能照管希四夫妇，反而依靠希二供养；到范氏改嫁时，又想强行分取聘礼，以致希二不服，那么希二的情节尚可原谅。着该巡抚把其中情节再行确实审讯、详细查察，秉公具奏。十一日奉 上谕：据顺承郡王锡保奏称，在军前效力的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因而参奏进来。朕看谢济世所注的书，意思不只是毁谤程朱，而是借《大学》中‘见贤而不能举’等两节，谈论君主任用人才的道理，借此抒发他个人怨望诽谤的私情。他的注中有‘拒绝谏言、掩饰错误，必然达到违拂人的本性，骄傲放纵到了极点’等话。由此看来，谢济世的存心已经清楚可见。朕即位以来，在任用人才方面至公无私，不仅朕自己可以确信，也是天下臣民共同知道的事实。就拿田文镜、谢济世两人的事情来说，田文镜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十一日〕 上谕：据顺承郡王锡保奏称，在军前效力的谢济世为《大学》作注，毁谤程朱，现已参奏上来。朕看谢济世所作的注书，其用意不只是毁谤程朱，而是借《大学》中“见贤而不能举”等两节，谈论人君用人之道，借此抒发他怨望诽谤的私意。他的注中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话。由此看来，谢济世的存心已经昭然可见。朕即位以来，在用人之际，极其公正无私，不仅朕自己可以确信，也是天下臣民共同知道的事实。就田文镜、谢济世二人的事情来说，田文镜在〔原文至此残缺〕 圣祖仁皇帝在位时，他任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见过他的面，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雍正元年，他奉命前往华山祭告，回京进见时，急切陈奏山西全省灾荒的情形，详尽周密。朕考虑到山西遭灾，当时巡抚德音身在当地，却隐瞒灾情不上奏；田文镜只是奉差经过的官员，却忧念民间疾苦，直言无隐。他忠于君主、爱护国家的诚挚心意，实在值得嘉奖。于是命田文镜前往山西，安抚百姓并办理赈济。他到任后果然尽心办理，使山西数万百姓得以保全性命，这都是田文镜的功劳。于是授予他山西布政使之职，命他与诺岷同心协力，共同办理政务，山西的吏治也焕然一新。后来因河南各项事务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升为河南巡抚，现在又授予他河东总督的职务。几年来，他实心任事，端正自身并率领属下，确实是公忠体国的大臣。一个朕素未谋面的人，朕见他陈述政事、施行政教有益于吏治和民生，于是一两年间就提升为巡抚，并对他深加信任，这难道还能说是见到贤才却不能举荐，举荐了却不能优先任用吗？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諴等人结党营私，谋求报复；谢济世奸邪凶狠，听从他们指使，上奏诬称田文镜贪赃受贿，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实行排挤陷害的计谋。朕在谢济世上奏时，立即洞察了他的奸谋，将他逮捕交刑部审问。奸谋证据确凿、全部败露，朕尚且不忍将他处以重典，只命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当时朝廷诸臣无不认为处理极其公正恰当。像这样，难道还能说朕见到不善之人却不能罢退，罢退了却不能远远斥逐吗？至于朕心中并没有私人的偏爱或厌恶，只把人的善恶作为自己的好恶，把众人议论的是非作为自己的好恶，何曾预先在心中存有成见？例如引见各官时，见到有人才干似乎优长，也命所属上司加以考察；见到有人似乎才能平常，也同样命所属上司加以考察，并谕令上司秉公考核，不必存有迎合逢迎、瞻前顾后的念头。

译因此，各官到任以后，有的朕原先认为才能优长，后来却被督抚参劾；有的朕原先认为才能平常，后来督抚却保奏称职。朕从未凭个人好恶，命天下督抚阿谀徇私，各地督抚也能够体察朕的心意，从未因朕的好恶而任意迎合。朕任用人才，只希望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有益，难道能说朕是喜欢好人所厌恶的人、厌恶好人所喜欢的人吗？例如浙江巡抚一职，先前三年内七次更换人选，如今得到李卫这样公正的臣子，便长期任用而不再更换。又如直隶总督、西安巡抚之职，几年来更换很多，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人。至于田文镜在河南，鄂尔泰在云贵，岳钟琪在川陕，使地方安宁，官吏畏服，百姓怀念，所以加授田文镜为河东总督，加授鄂尔泰为云贵广西总督。这一切都是把万民的好恶作为朕的好恶，丝毫没有自作主张、夹带私心，怎么能说违背人的本性呢？谢济世对于公正办事的田文镜肆意诬告参奏，对于贪赃违法的黄振国以及结党钻营的李绂、蔡珽、邵言纶、汪諴等人，却甘心听从他们指使而替他们报复，这才是真正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违背人的好恶本性的行为。天理国法都不能容忍这种人，灾祸已经临到自身却还不知道悔悟，怎么会荒谬妄诞到这种地步，真可说是下愚而不可改变的人了。所谓拒绝劝谏、掩饰过错的说法，是朕一向深深戒惧的；但必须是指出艰难、陈述善道的忠言正论，之后才能称为劝谏。若是出于排挤陷害的私心之言、奸险阴毒的邪说，难道可以自称直谏而希望朕听取接受吗？试问谢济世，几年来他为国家陈述过什么事情？为朕本人进谏过什么话？朕拒绝的是什么谏言？掩饰的是什么过错？除了处分谢济世结党攻讦、诬陷良臣之外，他还能指出一两件事情吗？谢济世本是应当判处重罪的人，朕宽大处理，命他效力赎罪；他却仍然心怀怨望，肆意诽谤讥刺，十分可恶，应当怎样治罪？着令九卿、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科道官员秉公议定，具奏。又科道官巴德保等遵照 谕令，将他们轮班条奏一事共同酌情议定，仍然认为不必轮班，联名 具奏，奉 上谕：据你们科道官复奏，说不敢轮班密奏，是因为恐怕拘泥于轮班次序、受奏期限制，无法提出条陈，只好拾取琐碎小事，冒犯圣听等语。朕现在谕令各部院及旗下文武大臣轮班条奏，他们所说的难道都是拾取琐碎小事、冒犯朕的听闻吗？如果你们认为轮班密奏就是拾取琐碎小事、冒犯朕的听闻，那么轮班制度就不可实行了。既然不可实行，你们就应当奏请停止文武大臣轮班条奏，为何又闭口不言呢？据你们奏称，皇上对于天下事务无不周知，办理都很妥当。朕之所以能够周知天下事务，是因为广泛汇集众人的思想，使进言的道路更加广阔。若像你们这样毫无陈奏，朕即使想周知天下事务，又怎么能够做到呢？你们的职掌就是掌管言路，如今这份奏议不合适，着令另行议定具奏。十二日奉 上谕：朕爱护养育百姓，远近一视同仁；边远地区的小民，家计不如近省百姓，更是朕心中所牵挂的。几年来，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有用兵、西藏以及剿抚苗蛮等事务，所有军需都动用公帑筹办，丝毫没有摊派给民间；但粮饷转运，也有借助民力的地方。如今藏地、苗疆都已安宁，朕心中欣慰，特意广施恩惠。着将庚戌年甘肃额征地丁银二十七万七千六百八十四两有余、四川额征地丁银三十一万六千三百两有余、云南额征地丁银一十四万一千六百两有余、贵州额征地丁银七万四千二百两有余、广西额征地丁银三十五万三千九百两有余，全部蠲免。西安各属地方近日 也有筹备军需的事务，朕对此深为忧念，着将庚戌年额征钱粮蠲免十分之三，共计银四十七万九千九百两有余。这六省的督抚大臣，应当体察朕的心意，转令所属有司恭敬谨慎地执行，务必使民间都得到实际恩惠。如果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中饱私囊，或被奸猾胥吏、地方恶棍、强横绅士和劣等生员包揽侵蚀，朕若查访得知，必将全省大小官员分别从重治罪。至于国家设置官员，本来就是为了治理百姓；官员有体恤下民的责任，百姓有奉事上级的义务。如果设置官员却不考虑供给养廉银的费用，那么有贤能的有司将会困窘得无法维持，不肖者又会横征强取而无人约束。因此斟酌确定，以钱粮耗羡平均供给各官作为养廉之资，这是揆情度理、使上下相安的办法。但想到加恩百姓、豁免正赋，如果把耗羡也一并蠲除，百姓虽然得到额外恩惠，官员反而会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稍宽纵，必然导致官员向百姓巧取苛索，种种流弊反而超过耗羡的数额，对于吏治和民生都没有益处。常见庸劣的地方官，往往把蠲免钱粮看作对自己不利，心中怅怏，这就是这个道理。着从庚戌年开始，凡遇到特别恩典蠲免钱粮时，耗羡仍照旧缴纳，想来百姓必定乐于遵从。如果因水灾旱灾而蠲免钱粮，则不得征收耗羡，将此永远定为成例。十四日奉 上谕：柳国勋名下应追缴、扣存的工料、工食等款项银一万四千余两，是沿袭地方陋规所得，与赃私有所不同，情节尚可宽恕。朕念及他的先世效忠殉难，节义值得嘉奖，着将这项银两从宽豁免，并命柳国勋来京，由该部带领引见。又奉 上谕：单畴书谨慎老成，操守廉洁，办理宁夏渠工时实心效力。如今听说突然去世，朕深为怜悯。关于他应得的恤典，由该部查照成例具奏；另着通知，将当地修渠工程银两中拨出一千两，赏给他作为回乡路费。回到原籍时，准许他的灵柩进入城内。宁夏渠工等事务，着右通政史在甲前往办理。又山西巡抚石麟奏称，吉州知州李琠、蒲县知县萧藻、乡宁县知县蒲鸣凤、蒲县训导卫九畴彼此互相揭发，请求解任审拟，奉

译上谕：李琠、萧藻、蒲鸣凤、卫九畴彼此互相揭发一案，该巡抚石麟既然说经过审查，虚假成分多、真实成分少，却又把四人一概奏请革职严审，这样一来，诬告者和受冤屈者就一起受罚了，在情理上很不妥当。着令该巡抚就近体察，悉心查究；如果其中有人情节可疑而不据实供述，再行奏请革职严审，这样情理才可以得到平衡，案件也才能成为确实可信的定案。十五日奉 上谕：我朝建立皇极、安定法则，远近之地都受到养育；从海角到日出之处，无不尊敬亲近我朝。可是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暴悖逆、作恶乱伦，无父无君，著书明目张胆地诽谤本朝的大统，肆意对我朝发出诋毁斥骂之词。他们任意用诬蔑、轻慢、诅咒的话攻击圣祖仁皇帝的深厚仁德、宏伟功业和丰功伟绩，猖狂妄诞、肆无忌惮，人人都痛心疾首，与他们势不两立。朕已经降谕，着将他们极恶重罪的情形宣示中外，由诸臣共同议定治罪。至于严鸿逵、沈在宽，他们出生在本朝定鼎数十年以后，自他们的祖父起就已经处在本朝覆帱化育之中，不只是本人受到德教熏陶而已，所以更应当懂得纲常伦理的大义、心存敬畏；可是他们却陷入逆党的邪说，染上凶徒遗留下来的风气，也怀有不轨之心，附和诋毁讥刺本朝。在他们编纂的杂志中，收录了沈昆 铜的诗，说：“哪里知道雁塞龙堆，妇人反而在御榻旁缝补皮衣。”又说：“只剩下鼓吹声在耳边喧闹，蛙声又是莽年新年。”查考这些诗，是沈昆铜在本朝初年所作，当时已经顽固悖法。后来作为臣子的人见到这些诗，应当痛斥其悖逆妄诞。为什么沈在宽在作者死后七八十年，还把它们当作美谈来称述呢？把御服称作皮衣，本来就极其悖乱；称蛙声为莽年，就是指吕留良。至于“论五百年间事”中“紫色蛙声”总是正传之句，是以王莽篡弑的年代来比拟本朝，把本朝比作偏统，因此沈在宽与吕留良结党叛逆，已经彰明较著。又说：“杨大郁一生戴孝帽，人们因此称他为杨孝帽。后来他的儿子清时显贵，为他题写铭旌，忽然被怪风撕裂带走。”这与严鸿逵记载的徐孝先戴孝头巾，自称为先皇帝服丧，以及沈伦终身不剃发、穿白衣冠一样，都是仿效前人、顽固不化之民，编造的怪异说法。而且沈在宽生于本朝，却称清时，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朝代的人、踏的是哪一朝代的土地，狂悖到了极点。这也是沈在宽与严鸿逵结党叛逆的明证。又收录杭纯夫的诗：“徒然叹息与君直一同被拒聘。”又说：“痛哭钱塘原野尸骨堆积。”其中所谓“却聘”指的是谁？“痛哭”又是为了什么事？还收录黄补庵的诗说：“听说深山中不记年号，哪里知道雍正已经又过了三年。”黄补庵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怨恨时政、嫉恨世俗，把陶潜只记干支年号看作多事，却把雍正三年看作怪事？这虽然不是沈在宽的诗，但古人作诗以表达志向，他亲手抄录，必定有与自己见解相同之处。至于他自己所作的诗集中说：“再没有地方安置避秦之人。”又说：“天下沉沦未必由于洪水，谁来为神州治理旧疆？”这是把本朝居中建极、教化治理达到极盛的神州，说成沉沦的天下，说成遭受洪水之患，荒谬乖戾而且狂妄放肆。即使说到洪水，明代二百多年间，黄河、运河两河也时时溃决，百姓每天都有沦为水中之民的恐惧；我 圣祖仁皇帝在位时，忧勤不懈，详细指示治河方略。亲自反复勘察测度，至于再三，凡是修筑堤防、抵御水患的措施，以及疏浚河道、导流冲刷的办法，全都经过 圣明周详的谋虑，做到尽善尽美，以至于河流按照河道运行，黄河水势安定。几十年来，堤防工程坚固，亿万百姓永远没有被水淹没的忧患，共同享受太平安定的福庆。等到朕继承大业，谨慎遵循先帝的谋略功业，更加用心修治堤防，仰赖 上天眷顾保佑，七年以来，河流都回归旧道，海口深通，清淮水流迅速通畅，三省漕运道路快速运行而没有阻碍。至于北直隶京畿地区、南省、浙江等地，凡是有海塘、河渠以及应当治理水利的地方，也都逐步兴修，蓄水和泄水按时进行，旱灾水灾都有防备，府县事务修治和谐，桑麻遍布田野。此时的神州，哪里可以指称为陆沉？又哪里可以指称为洪水泛滥？而且沈在宽说“谁来为神州治理旧疆”，他的意思是想把神州交给什么人？所谓“疆理”，就是治理疆土。沈在宽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却也仿效他的老师那样狂悖，肆意诋毁本朝；他还同逆贼曾静一伙的张熙相隔千里结交，一见如故，作诗赠答，情意亲密无间。他这样处心积虑地以叛逆为事，罪行实在无法逃脱。着交刑部将沈在宽审讯取得口供，具奏。上天眷顾保佑以来七年间，各条河流都已回归原来的河道，海口深通无阻，清淮水流迅疾通畅，三省的漕运道路运行迅速，没有阻碍。至于北直隶京畿附近的地方，以及南省、浙江等处，凡是有海塘、河渠和应当治理水利的地方，也都逐步兴修，蓄水和泄水都能按时进行，旱灾和水灾都有防备，地方政务治理有序、和谐安定，桑树、麻类遍布田野。如今的神州，哪里还可以指说是陆地沉没了？又有哪一处可以指说是遭受洪水了呢？况且沈在寛曾说：‘谁来替神州治理旧有的疆土？’他的意思是想把神州交给什么人？这就是他所谓的‘疆理’吗？沈在寛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却也仿效他的老师那样狂妄悖逆，肆意诋毁本朝；于是同逆贼曾静一伙中的张熙相隔千里结交，一见面便如同旧识，赋诗相赠、互相酬答，情意亲密得如同水乳交融。由此可见，他是处心积虑地以叛逆为事，其罪实在无法逃脱。着令交给刑部，将沈在寛审讯，取得口供，详细具奏。又奉 上谕：“听说外间讹传，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将解除屠宰耕牛的禁令，回民等都想一同前来谢恩等语。又听说民间竟有私自宰杀耕牛的事，这一定是奸人编造谣言，诱使人犯法，以此扰乱禁令。凡是朕所下达的禁令约束，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百姓的需要、使百姓生活富足，没有一件是为了朕自己的私利而设置的。例如禁用黄铜，是为了有益于铸造钱币。” 使国宝钱币流通，朕难道还有别的地方需要使用黄铜吗？如今虽然规定一品大臣可以使用黄铜器皿，但朕宫中和各部凡有铸造之物，也命令不必使用黄铜。例如禁止赌博，是为了端正人心、淳厚风俗。赌博对于风俗人心的危害，朕已经多次降谕说明，讲得十分详细；除了愚顽不化的人以外，没有人不认为禁赌是正确的。至于禁止宰杀耕牛，是因为耕牛是农田生产所必需的，开垦土地、播种粮食，确实要借助它的力量。世间可吃的东西很多，何苦要宰杀耕牛来妨碍农事呢？如今朝廷所需用的牛肉，只有祭祀依照成例供给，其余场合一概不用牛肉了。近年来，自从禁用黄铜以后，钱价逐渐平稳，民间使用颇为便利；自从禁赌以后，开场聚众赌博的人也略知畏惧，收敛行迹；自从禁止宰杀耕牛以后，农家过去花数金也难以买到一头牛，如今已经容易购买，牲畜也繁殖兴旺。可见有益于民生的事情，实行以后确实有效。做良民的，都必定知道朕大公爱民的心意；做良吏的，也必定能够实心遵行朕爱民的政策。如果不能实心奉行，把民生置之度外，就一定不是良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如果不能体察朕的心意，表面奉行、暗中违背而触犯法律，也一定不是良民。百姓中只有回民以宰牛为业，试想贸易往来、各种手工业和技艺，哪一种职业不能谋生，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违法禁令、损害农事的事情，甘愿成为顽固不化的百姓呢？国家难道会因为一两个游手好闲的回民以无理方式谋生，就让天下以务农为本的良民的生计受到妨碍吗？朕所禁止的事情，一定反复审慎衡量，清楚看见确实应当禁止，然后才付诸施行，怎么会有刚禁止就解除、朝令夕改的道理？如今关于解除宰牛禁令的谣言，一定是匪徒奸人编造，煽动诱使愚民犯法，并从中取利，实在可恶。着令该部、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等，通行晓谕京城和直省，并严厉查访；如有违禁私自宰杀耕牛，或编造各种谣言企图煽动诱骗者，立即锁拿，依律彻底查办治罪。如果主管官员仍不切实严查，导致有人犯法，定当从重议处。” 十九日，刑部奏准：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题报，南安参革知州王志正等援引赦免罪、释放的事。赦免罪行、释放罪犯，奉 上谕：王志正是因侵盗钱粮而拟判斩刑的罪犯，不是那移等较轻罪行可以相比的。虽然援引恩诏赦免了他的死罪，但雍正三年曾有谕令：如果援引赦令免死的犯人有应当追缴的钱粮，三年不能缴清，就再监禁追缴三年。如今王志正名下应追缴的钱粮，朕从前虽然准许鄂尔泰请求予以豁免，但他是否应当释放，鄂尔泰本来就应当请旨裁定。如今鄂尔泰仓促以免罪释放具题，实在十分含混，着交有关部门查议具奏。刑部议覆时，也应当分辨清楚、定议具奏，却全部依照鄂尔泰的奏请议覆，尤其草率，着将王志正是否应当释放一事确实议定具奏。申稼、那移出纳后归还充作官用，罪行较轻，着依所议办理结案。又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报陕西、甘肃两属采买骡匹用过银两，奉 上谕：先前因为直隶、山东解送进京的骡匹膘肥力健，所以加恩，将各地官员交部议叙，并命令增加给付价钱。河南、山西所办骡匹解送交给陕西的，着令岳钟琪查验，如实具奏。已经降下谕令，关于陕西省和甘肃所属分头购买骡匹的事情，都着交岳钟琪一并据实奏报。二十日奉 上谕：从前官员等任官时声名不好，命他们在公事上效力，以示惩戒警告。但这些效力人员在任内如果有亏空、应追缴的款项，朕已多次降谕，准许他们用捐纳的银两抵补。如今张连登既然已经捐银十六万两，着准许用来抵补他名下应追缴的各项款项，其余全部从宽豁免。他的儿子张珠等，免予治罪。又奉 上谕：总督李卫的母亲汪氏，教导儿子成就功名，年寿超过八十岁；此前已经降旨，按照她儿子尚书的品级给予封诰，以彰显特别恩典。如今她儿子来京进见，还没有来得及回任，就听说她突然去世，朕深为怜悯。着赐祭一坛，命署理总督性桂前往致祭。李卫着在任守制，给假两个月，料理他母亲的丧事。各处任所的印务，暂着性桂、蔡仕木等依照先前办理署理。又 谕令内务府：本月二十二日，大军陆续出发，着派内府司官和执事人员带领钱粮，直抵张家口，沿途预备梅汤、冰水、暑汤，不得动用地方钱粮。每五里搭盖席棚等物，仍命地方官协同预备。又刑部议覆直隶总督杨鲲题奏盗犯大郭三秃子一案：大郭三秃子自行出首，应照例减等发落，其余盗犯仍依旧例区分首犯、从犯定罪，奉 上谕：大郭三秃子既已自行出首，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其余依议办理。先前因为京畿是重要地区，理应加倍肃清，而直隶盗案往往多于其他省份，所以降旨命令直隶盗案仍按旧例，不分首犯、从犯一律斩首。后来考虑到新定条例刚开始实行，乡僻愚民未必人人都知道，如果一概处以死刑，朕实在于心不忍，所以直隶盗案也暂时依照各省盗案，分别判处斩刑或发遣。采取这两种办法收结案件，本来希望愚顽之人感恩畏法，改过向善，共同成为良民。然而近年来直隶盗案虽然似乎略有减少，却仍然不少，而且有的案件所得赃物很多，这一案件就是明证。既然他们都不是积年惯盗、曾多次行劫之人，却甘心触犯重法，朕推究其中原因，必定是地方有司没有把从犯、首犯一律斩首的谕令恳切详细地向各处晓谕，使偏远乡村都知道，所以他们不知警戒畏惧，又重蹈覆辙。为此再次颁布此谕，着令直隶总督转令所属，全面宣谕。从庚戌年开始，直隶境内再发生盗劫之事，必须依照首犯、从犯一律斩首的旧例执行。如果地方官仍然疏忽办事，没有明确地向各处普遍晓谕，将来事情败露时，一并严加治罪。又工部奏请，大军起程，请派本部司官二员会同地方官修理昌平州一带道路，奉 上谕：所奏是，着只会同地方官办理，不得动用地方钱粮和民间夫役。你部派出的贤能司官，要带着部里发给的钱粮前往，雇用民夫，恭敬谨慎地修理道路。还要踏勘沟渠和道路，如有应当修理的地方，也一并修理。着法保、喀尔吉善总管查察，等六次兵马经过后回京。二十一日奉 上谕：据总督鄂尔泰奏报，云南兵丁李应芳、金贵和百姓彭士奇三人都有拾金不取的义举。朕想，边远地区民风质朴，必定没有巧诈捏造的弊端。而且近省虽然屡有归还金钱而获得恩典优赏的人，滇省边远地区的兵民未必听说过。这样的行为出于他们自己向善好义的本心，朕每天都希望民风共同归于善良，听到此事非常欣喜慰藉。李应芳着赏银三十两，金贵着赏银二十两，命鄂尔泰加以验看；如果二人人材可用，遇有把总缺出时着准予补用。彭士奇着赏银五十两，给予九品顶带。此次赏银，着鄂尔泰从云南省公用银两中拨支，立即发给。二十二日奉

译上谕：据张坦麟折奏，今年五月，大庾县因骤雨导致山洪暴发，淹死人口二十九名，冲塌房屋二百余间。南康县也因骤雨发水，淹死兵丁一名、妇女一人；百姓中居住低洼地带的，冲塌土墙房屋七十余户。朕听闻后深为怜悯。除张坦麟已经动用公用银六百两、派员赈济之外，着再动用公帑银四千两，命布政使李兰亲自前往两县，仔细查勘，按受灾轻重逐户赏给，务必使大家都得到实际恩惠，各自安居，以符合朕极其怜恤贫民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二十三日奉 上谕：据怡亲王奏报，河西务河堤决口漫开，附近田禾、房舍有被淹受损的地方，朕心中深为忧念。着户部迅速派贤能司官，带帑银二千两前往，悉心查勘赈济，务必使各处都得到实际恩惠。二十五日，户部奏请：蔚州新近改隶直隶，该年钱粮是否应另行蠲免？奉 上谕：蔚州既已改归直隶，其应当蠲免的银两，着按照直隶蠲免的比例，另行蠲免。二十六日奉 上谕：据顺承郡王锡保奏称，在军前效力的陆生楠，详细撰写《通鉴论》十七篇，其中有很多抗愤不平的话。他论述封建制度的好处，言词更为狂悖，明显是在诽谤议论时政，特此参奏。陆生楠由广西举人经部选任江南吴县知县，朕看他的履历奏折，先前只有歌颂圣上的浮泛言辞，中间不过是腐朽谬误的时文，没有一句接近直言规劝，也没有一件切合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而且傲慢荒诞的气息充满言辞，料想此人一定不是醇厚谨慎之人。到引见时，他举止乖张。朕拿折中言语质问他，他说：“你奏称，人之所以能被国家任用，在于才；才能技艺之所以能够有益于国家，在于德。才能可以行善，也可以滋长奸邪。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却不一定有德。仁厚的人必定勇敢，勇敢的人却不一定仁厚。”古人把才能和德行同样看重，因为体与用本来不可分离。但是才能显露而德行深藏，因此自古以来任用人才，都是根据才能器识来使用。孔子说：“举荐贤能的人才。” 《尚书》说：“用言论充分陈奏，再以功绩明确考验。” 《礼记·王制》说：“凡是任用官员和百姓中的人才，一定先加以评议，评议辨明之后才任用。”这些都在说任用才能，从未听说只议论德行。然而天下真正有才能的人，也就是有德行的人。大凡人的资质聪敏明达，就一定能够辨别义理、通晓事情，所以天下没有真正有才能却没有德行的人，也没有真正有才能却不能守持操守的人。你引用“有德者必有言”这句话，认为任用人只应论德、不应任才，这有什么确切见解？陆生楠默然不能回答。朕又问他，你奏称：“自恃其才，以至于轻率放纵自己的意志而不顾一切。”自古以来有才能的人，行为上都恭敬，对待上级都尊敬。《诗经》说：“差不多能够早晚谨慎，以永远保持最终的声誉。”从没有有才能的人却不小心谨慎的。若是轻率放纵自己的意志，只是小有才能的人，不能算是君子的大道。难道可以拿这个概括天下所有人才吗？陆生楠又默然不能回答。朕又问他，你奏称：“君子不在大庭广众中自我显露，也不在暗室屋漏处宽纵自己，都是因为知道天命如此周遍而敬畏它。”你的意思是认为应当在暗室屋漏中选取人才，而不应当在大庭广众中选取人才吗？自古以来，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同众人共同议定的，从未听说不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乡里推举、地方选拔，已经广泛采纳舆论评议；即使采用访问征询，也要遍询朝廷议论。

译《尚书》说：“以言论充分陈奏，以功绩明确考验。” 又有谁不是在大庭广众中被发现和任用的呢？至于暗室屋漏，是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圣贤所说在暗室屋漏之处不惭愧，是说慎独的功夫：即使别人看不见，也不敢放纵自己。这个幽暗独处的地方，即使父母也不能知道，难道人君任用人才，想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穷究他的底细吗？你这一段有什么道理？陆生楠又默然无言。朕又问他，你奏称：“五经四书中所说的‘顺从正道就吉祥，违逆正道就凶险’，与佛、老之说有什么不同？”佛教、道教的教义，是独善其身之道，与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没有关系。朕自即位以来，从未崇奉佛老。试问戴黄冠、穿缁衣的人中，有谁是朕所听信优待的？你牵引经书来附会佛老之教，又把任用人才的道理突然牵扯到佛老的感应之说，实在不知道你究竟有什么见解。陆生楠又默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听到朕的教训后，反而面露愤懑之色。当时把他扣缺，命以主事试用，大概是因为他或许有些小才，命他在京办事学习，希望他能够悔改。后来他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但毫无敬畏之心，而且傲慢不恭，明显把叛逆抗拒之意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主事的职位属于各部司曹，外任知县要历任多年，或者因政绩卓异被行取，才得以升补；而陆生楠作为边地举人，初次做官就承受这样的职位，朕还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他竟敢怨怼君父吗？他是广西人，平日一定有同李绂、谢济世结党互援的地方，所以才敢这样。因此将他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一同效力。这类违法之人发往军前，一是让他们看到满洲尊君亲上的心意是这样谨严，二是让他们看到我朝军营制度是这样整肃严明，三是让他们看到各蒙古部落安乐淳朴的风俗是这样诚实，希望他们能够去除私心邪念，努力走上自新之路。哪里想到陆生楠素来怀有叛逆之心，毫无悔悟，作恶的念头越来越深，奸邪的心情越来越坚定，借托古人之事，几乎诬蔑牵引古人的言论，以发泄自己内心不平的怨怒，肆无忌惮，横生议论，竟到了这种极端地步。此前锡保出发时，朕曾谕令，在军前效力的汉官等人，如果能够安静守法，知道自己的罪过，都可以宽免以前的过错，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至于有人私自著书、心怀怨怼、欺罔君上，也不能预先断定。如今果然查到陆生楠所著的书，他的悖逆之情完全暴露。他论述封建制度说：“封建制度，是古代圣人传之万世而没有弊端的良好制度；废除它造成危害，不遵循它的制度，也造成危害直到今天，祸害深重、灾祸惨烈，不可胜言，都是郡县制度造成的。”古人实行封建，本来不是认为这种制度尽善尽美，只是特意创立它来驾驭天下。洪荒时代，声教还没有互相通达，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抚育自己的人民；有圣人首先出现，天下众人无不尊敬亲近他，圣人就顺应各地世代相守的情况分封他们，又大量分立亲族贤臣，使他们错杂分布其中，大概是当时形势如此，即使想统一也做不到。夏禹在涂山会盟，执玉帛来朝的有一万国；周武王在孟津会师，前来会合的有八百侯国，难道都是夏后、周王所分封建立的吗？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孟子说：“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安定于统一。”孔子、孟子深刻看到了春秋战国诸侯战争的流弊，他们的话已经开启了统一天下的先机。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郡县制度控制天下，难道是因为他的力量足以使天下完全混一吗？这是因为天时和人事有不能不合而归于一统的情形。自汉代以来，这便成为确定的制度。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能把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封建被认为是公；秦汉以后，土地属于天子，一实行封建便容易滋生私心，所以郡县被认为是公。唐代柳宗元说“公天下自秦开始”，宋代苏轼说“封建是争端的源头”，都是确有见地才这样说的。而且中国实行郡县，也如同各蒙古实行部落制度一样。历代以来，各蒙古部落自行称雄，也彼此争战。到元太祖时期，才实现统一。经历前明二百多年，我 太祖高皇帝在东方开创基业，远近地区都归服；各蒙古部落也纷纷望风归顺，全都奉行正朔。直到今天，中国的一统始于秦朝，塞外的一统始于元朝，而在我朝达到极盛。自古以来中外成为一家、疆域极其广阔的，没有像我朝这样的。然而各蒙古之所以能够统一，也都是天时人事自然发展的结果，难道是人力所能强行做到的吗？至于贾谊、晁错想削弱诸侯，是考虑到分封的弊病而想使天下归一，并不是认为郡县有过失而想把天下分裂开来。李泌因藩镇连年用兵、祸乱相接，想到用封建作为自我巩固的谋略，难道他曾说三代的制度一定可以恢复吗？而陆生楠又说：“难道今天的人本来就不同于前人吗？后人的心本来就不同于前人的心吗？人还是那样，心也还是那样，而如今竟然成了这样”等语。孔子把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视为深重忧患，孟子也极力说明诸侯放纵恣肆的祸害，前人的心意明白可知。到了今天，天下四方形成大一统的天下，东西南北凡声教所及之处，无不尊敬亲近本朝。而陆生楠却说：“因为郡县制度的缘故，直到今天祸害深重，灾祸惨烈，不可胜言。” 试问今天究竟有什么祸害？

译陆生楠能够明确指出来吗？他又说“如今竟然成了这样”，不知道所谓“竟然成了这样”，陆生楠究竟有什么见解？又该怎样解释？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都把应当恢复封建作为言论。大概这些悖乱之人自知奸恶邪曲，不为乡里和国家所容，想仿效战国游士纵横游说的风气，心想实行封建后，这个国家不用自己，还可以到别的国家去。却不知道像陆生楠这类狂妄放肆的逆恶之人，实在是天下所不能容的，即使逃到海外，也只能自取灭亡罢了。怎么能因此感叹人心不同于前人呢？而且陆生楠等东南人，多半希望实行封建，自以为有天然屏障阻隔在外，可以选择安稳便利的地方；至于塞外边患，自然有西北、中州各省替他们防御遮蔽。他们不知道明代时西北各蒙古都是强劲敌人，到处蹂躏；明代二百多年，凭中国全国的力量抵御他们尚且不能支撑。如果把边防专门交给西北、中州的人，又怎么能够防御一二呢？西北、中州既然已经不能支撑，东南人又怎么能够高枕无忧呢？所以陆生楠的心思与禽兽没有区别，又怎么会知道前人的心思和后人的心思呢？又说，圣人治理天下，是以同寅协恭、同心敬慎为治国之道，孔子称许郑国发布政令，也是这个意思。后世天下广大、事务繁多，人又多有奸邪，不能把欺诈虚伪全都涤除，也不能把一切都洞察清楚。大致说来，封建制度废除以后，天下统一归于一位宰相；宰相既劳累，又不能深谋远虑，君主也事务烦多，难免有所缺失，于是便有了“秦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之类的话。同寅协恭固然是治国的要领，但至于识别人材、任用宰相，关键只在于君主是否明智圣哲。汉、唐、宋以来，只要有贤明君主在上努力求治，就必定有良相在下辅佐治理，难道万世之中竟没有一个善于识人的君主吗？况且同寅协恭之道，与封建制度有什么关系？陆生楠任意妄言，支离荒谬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他的叛逆之心日益炽盛。他耳闻目见的，无非都是幻妄怪诞的境界。他谈论建储，又借汉武帝戾太子事发为引，议论说太子不宜干预外事，并且一定要让太子通晓这类危机等话。经典中有教导胄子的文章，礼书中有《文王世子》篇，礼仪制度明白完备，教诫也十分周详，都是为了培养德性，使他学习古代训诫，深入了解民情物理的防范，周遍知道民间疾苦和农事艰难的缘故，怎么可以禁止他听闻外事呢？至于父子之间的天性，家与国的道理本来相通，只有极其诚敬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亲亲之道、危机之说，难道人子忍心说出口，或存于心中吗？假使江充挖掘蛊事之时，太子能够安处常态、等待命令，不诈称从武库取兵，也不调发长乐宫卫队，就绝不会造成湖城之难。这样看来，戾太子的祸患，正是由于所谓知晓危机而造成的。陆生楠又说：“拥有天下的君主，不可以没有根本性的治理，治理天下……”他的用意，是借钩弋宫、尧母门的事情，讥刺本朝没有早日册立储君。至于建立储位这件事，乃是 宗庙 社稷万世基业所关涉的事情，也是天下苍生、万民性命所系的事情，哪里可以轻易谈论？倘若不加慎重，所立之人又不是合适的人，那将来要怎样处置呢？前代君主冒昧建立储位，后来想改易却不能改易，想更换却无法更换，终于激成许多变故，史书上历历可考。比如明代王锡爵上疏争论国本，几十次上章，不过是为自己谋求名誉、为子孙谋求禄位罢了。后来终于立泰昌帝，导致国家倾覆，因此王锡爵对于明朝宗庙社稷有害无益，实在是明代的大罪人。孟子说：“为天下寻得人才，叫作仁。”又说：“为天下寻得人才很难。”这是说继承国家重器责任重大，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足以承继先业、开创后世，然后才能把天下托付给他。我朝 自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以来，从未预先建立储位，而我 太宗文皇帝继承帝位，光大承继并弘扬了宏伟的功业。世祖章皇帝继承先业、承受天命，安抚并统有中原。圣祖仁皇帝仁厚深广，恩泽丰厚，在位年久；凡我朝 圣 历代圣主相承，都没有先立太子于东宫，而后来登上帝位，正因此开创了万世无穷的基业，赐予亿万臣民巨大的福泽。等到朕继承大统，承受重熙累洽的盛大传统，七年以来，内外安定，这是我朝国本深厚至极之处，愚昧之人固然不能明白。昔日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求早日建立储君，孝宗说：“恐怕储位一旦确定，人性容易骄纵，便自我放纵逸乐，不勤于学习，渐渐产生失德之处；所以没有建立储位，或许可以避免后悔。”宋孝宗尚且知道建立储位并不容易，何况我朝 圣明高远的见识，难道会高出孝宗十倍吗？君主替天下选择人才，即使一州一县的官员，也一定要选得其人来治理，何况储君关系到 宗庙社稷和百姓苍生，怎么可以轻易议论建立储位？假如所立之人不合适，就必然招致天下后世责备托付给了不合适之人的议论；建立储位而发现不得其人，想再更换，又会引起奸邪叛逆、狂妄无知之徒讥刺轻率动摇国本。如今慎重周详地审察，不早立储君，却又招致陆生楠之流诽谤说国家没有根本。大体上，主张建立储位的人出于偏见，不过是井底之蛙、管中窥豹的见识。至于陆生楠借汉武帝的事情加以讥刺，实在怀有猪狗都不如的心肠，是罪大弥天、不可赦免的罪人。他 谈论兵制，又称赞唐代的府兵制度，说李泌替唐德宗历数府兵兴废的原因。府兵废除以后，祸乱便发生了，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上下失序。又说府兵制度是：无事时在田野耕作，有事时由将领统率出兵，回来后士兵解散回府，收归卫所；国家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臣下也没有专擅军队的忧患等。唐初府兵制度源自北周苏绰的建议，后来变成彍骑，于是府兵废弛，不得不采用召募。唐德宗时，召募的人多是市井之人，不能任用，所以想恢复府兵制度，但当时终究也没能恢复。难道能说这种兵制尽善尽美，可以作为后世法则吗？孔子说：“让没有受过教导的百姓去作战，这叫作抛弃他们。”平时耕作的农民，哪里能熟悉武备？有事时被征发骚扰，又哪里能兼顾农桑？用这种办法建立制度，不仅抛弃了士兵，也抛弃了百姓。古代六乡六遂的制度，年代久远，无法考核。后世百姓供养军队，军队保护百姓，虽然分为两方面，但彼此互相资助。唐、宋以来，法制逐渐详备，军队和农业确实都便利。怎么能因为吝惜供养军队的费用，就抛弃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呢？本朝设立八旗，京师是重要之地，禁旅云集，又有巡捕三营，用来查究奸邪、禁止暴乱。

译外省分别设置驻防将军以及提督、总兵等提镇官，内外相互维系，训练十分完备。无事时分散编入什伍，军队不扰民；有事时整军出境，军队用来保护百姓。这是万古不易的良法。如今八十年来天下太平无事，老人得以安享高寿而终，幼孤得以顺利长大，哪一样不是军队防守保卫的力量所致？民间虽然有正供，用来补助军粮，但百姓所出的仅占百分之一罢了；他们获得供养军队带来的利益，已经很多了。而陆生楠发表这种说法，大概是心中积蓄着叛乱的念头，郁闷而不能实现，所以借“国家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来动摇民众听闻，希望或许能够改变制度，使军政混乱，从而实现他的叛逆阴谋。所谓执持邪道以扰乱政事，妄称伪学来惑乱众人的人，是王法所不容的。他谈论隋炀帝说：“后世的君臣，假如不是上天幸免，他们不成为隋朝的君臣，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天并不偏爱谁，只辅助有德之人，哪里有什么可以侥幸的道理？隋文帝以勤劳节俭治理国家，史书称其仓库充实、法令得以施行；至于隋炀帝因骄奢淫逸而自取败亡，不能推诿给上天。后世君主如果不做隋炀帝那样的事情，怎么会遭受隋炀帝那样的祸患？又为什么要希望得到上天的侥幸呢？陆生楠的意思又是指什么？他谈论君主说：“人越尊贵，权力越重，身体就越危险，祸患也越惨烈。大概是因为能够使人活、杀人、赏人、罚人，所以我的心志必然疏忽，而人们畏惧我也必然更加厉害。人们虽然怨怒我却不敢发泄，想要报复我却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们蓄积的怨恨必然更深，爆发时也必然更加狠毒。”君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没有天子不尊贵的；一人有福庆，万民都依赖他，哪里有地位尊贵便立即遭遇危险祸患的道理？至于生杀赏罚，君主都是奉天命、行天讨来施行的；那些人被生杀赏罚，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朕即位以来，每天处理万机，都是遵循天道，依据事情本身而处置，从未凭自己的意思使人死生、赏罚人。而陆生楠所说的畏惧、怨怒、报复，请问在朝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来，曾因是藩邸旧人而提拔任用过谁？曾因过去的宿怨而治罪过谁？况且朕从前同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有什么值得他们畏惧、怨怒、报复的呢？他又说怨恨蓄积必深、爆发必毒，这究竟是陆生楠在指阿其那等人，还是陆生楠自己正在蓄积这种心思？阿其那等人的各个案件，内外臣工都共同知晓，不必朕再行告谕。陆生楠也身列仕籍，难道没有见闻却发表这种议论吗？他的狂妄悖逆、邪恶混乱，不是太过分了吗？他又说“虽然怨怒却不敢发泄，想要报复却不敢轻举妄动”，这明明是陆生楠在自述自己的心思。他虽然积蓄怨怒而不敢明说，所以假托评论《资治通鉴》来防止泄露自己的愤恨；又有怨恨而想报复，想报复却不能，只能借“自身危险、祸患惨烈”等话肆意诅咒，他的叛逆阴谋已经暴露，公然显现在纸笔之间了。他谈论宰相说：应当任用一位首相；首相奸邪谄媚、误国时，应允许凡是想效忠的人都秘密上奏，即使奏报不实，也不应让宰相知道。又说宋朝宰相李纲曾有小人进谗，也有君子排斥他，这固然是君主不能修身、不能识人的过错，也是没有教化、没有法度造成的等话。自古以来不废止密奏，本来是想全面了解天下利弊，并没有专门要求密奏揭发宰相的道理。况且尊重贤人的道理，最重要在于排除谗言；敬重大臣的道理，在于使官位尊显、任其施展。君臣同德同心，才是元首与股肱的道义。因此选择宰相的原则，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已经得到合适的人，却又让别人秘密上奏，而且奏报即使不当，还要多方掩饰，这就是窥伺、挟诈，是教人进行谗害，也是在招致人们彼此排斥防范。况且宰相如果果真奸邪，就应当公开上章弹劾；公开奏报后，若群小故意排挤阻挠，或者想动摇大臣，或者从门户私见出发来迎合君主，君主自然应当分辨是非、确定邪正，怎么可以在中间调停和稀泥呢？他又说：“通过言论固然可以了解人，但轻率听信也会错失人才。听取言论不嫌广泛，广泛才或许不会闭塞；选择言论不嫌审慎，审慎才或许不会错误。”舜命令禹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询问众人的谋议不要采用。”召公奭告诫周武王说：“用合乎道理的言论来沟通，我对人的言论一定用道理裁决、用人情衡量，从未拒绝别人的言论，也从未轻率听信别人的言论。”这些都是内外臣工共同知道的事情，陆生楠为什么还要这样讥讽议论？他又说：“做君主、做臣子，没有比识人更重要的；而建立根本，不仅在于政绩，但也不能没有方法来防范。”能够真正诚实便能产生明察，除了诚实之外，还有什么根本可以建立？如今却说要用权术彼此防范，君臣之间哪里容得下丝毫权术呢？至于三年考核政绩，必定要以政事成效为依据；如果不依据政绩，人又凭什么来了解呢？他谈论王安石说：“贤能之才全都被排斥，咨询谋议全都废弃了，却不认为这是错误；君主也不知道人的过错，那么连圣贤施政的作用和气象都不知道了。”圣人胸怀广大而至公，顺应事物自然反应，哪里有什么故意作为呢？宋神宗锐意求治，而王安石任意变更制度，他的过失在于妄自作为，这一点很明显。他又说：“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的话，他固然没有见过；知天知人的话，他似乎也没有听过。人若没有圣学，只会文章，不能安于平常，少有不成为王安石的。”王安石误国，在于没有引导君主走正道，并不是说知天知人之后，就只能端坐深宫、垂手沉默、无所作为，在无声无臭的境界中笃敬恭谨，便可以使天下太平。文章与性命天道，本来是一以贯之的；在平常事务中，也完全可以逐步达到圣神功化的极致。所以所谓“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正是就敬信、劝勉、威严的道理发挥到极致，说明其功效如此。如果说圣学的功夫要从笃恭无为做起，那就必须像唐文宗垂拱而治、明神宗万历年间深居宫中那样，所有事务都废弛，上下隔绝，然后才算能够治理国家了。本末倒置、先后失序，文辞议论险怪悖谬、毫无道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他又谈论无为之治说：“即使有忧劳勤勉，也不离开身心；即使有国事，也只须存留纲领。不必逐人察看，只须察看铨选之任；不必逐事处理，只须处理所托付的人。察看言语行动，谨慎防范事机，防止谗言离间，考虑疏漏过失，忧虑盛极转危，明察防范、杜绝渐生的祸患。”渐渐地就会达到无为而治；至于笾豆一类的具体事务，自有主管官司办理等话。

译《尚书》说：“敬畏上天所授的命令，时时刻刻都要顾及时机和事机。” 又说：“我每天都勤勉不懈地思考。”又说：“直到太阳偏西也没有闲暇吃饭。”《易经》说：“君子整天勤奋不息，到了晚上仍然戒惧警醒。”自古圣明帝王的治道，从没有不以勤劳自我激励，却把安逸享乐、无所作为当作治理方法的。况且自古议论君主之道、治理天下，最大的事情不外乎用人、理财两端。理财这件事，自然应交给臣下办理；至于用人的权力，却不可旁落。如今假如把铨选的权力交给大臣，大臣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吗？不必说稍有徇私容情念头的人，本来一天也不能担负这种重大名责；即使秉公持正的人，在任用、罢免、贬黜、升迁之时，也不是成为怨恨聚集之处，便会成为祸患的根源。他却说“不必逐人察看，逐事处理，只须处理所托付的人”。天下是重大器物，万机是重大事务，即使件件亲自处理，还恐怕智虑不够周全、办理有所不及；如果全部托付给别人，天下哪里能有这样才德完备、可以代替上天治理百官的一个人呢？况且既然说“不必逐人察看，不必逐事处理”，那么所谓“忧虑盛极转危，明察防范、杜绝渐生祸患”，又从哪里用心呢？难道只是独坐宫廷，暗中思考、默默运筹罢了？至于努力彰明美德、能够勤于细小事务、不疏远近臣、不遗忘远方之人，古代训诫说得明明白白。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分与实际，治理面貌焕然一新；光武帝致力于整饬吏治；唐太宗把地方长官的姓名写在御屏上，早晚省察阅览。自古贤明君主，没有不是以勤劳为根本的，怎么可以把任用人才这一重大原则当作笾豆之类的小事，置之不问？他又说：“【OCR疑误：绛度数諌异鏄】顺从，因此能够自我防范结党，却不知道……”大概有圣人的功德，才有王道。假使只是聪明而不学习，那么人的欲望就会旺盛，天理就会衰微，固然不可能有三代那样的功业。到了力量衰退、志气毁坏时，没有人还能像最初那样。”好的谋略、好的治国意见，入朝报告给君主，正是朕每天对大小臣工的期望。朕即位以来，时时告诫命令诸臣进献忠言直论，当面直斥、朝廷争辩。凡是内外诸臣陈述政务，有合乎道理、可以实行的，必定令廷臣详细议论施行，从未拒绝规谏而喜欢听从顺从。至于臣下结党历代都有。有的以阿谀谄媚、依附逢迎结党，也有的以倾险狠毒、刚愎自用结党。汉代的梁氏、窦氏，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绍述党，明代的门户之争，就是这些。若在唐虞时代，满朝都是辅弼贤臣，同德同心，能说这是结党吗？陆生楠却把【OCR疑误：异鏄顺从】作为讥刺，并且说“力量衰退、志气毁坏，没有人能像当初一样”。陆生楠既然知道【OCR疑误：绛度数諌】是美德，为什么书写经历时不把直言极谏、恳切陈述的话全部说出，却写些歌颂圣上的浮浅词句？又没有一句切实的话来指出时政的缺失吗？以上都是陆生楠割取《资治通鉴》中的话，朕指出其中数条，告谕在朝诸臣。陆生楠生在盛世，学习诗书，身列乙榜，赴朝廷选官，并不像曾静那样偏居深山旷野、不知天高地厚、顽固不化的人。况且看他的为人，也未尝没有一点才干，本应感恩戴德，努力思考报效；然而他却怀有不得志的邪恶心思，在求取功名、初入仕途之时，肆意发表没有根据的横议，在政治教化清明之日，面对朝廷，就把暴戾放纵的神气显露在脸上；被远远遣往边塞，又任意编造猖狂怪诞的言论。他的用意只是摇惑人心、扰乱政纪。朕实在不知道他的怨望从哪里产生，愤懑从哪里积累。这实在是逆反本性早已形成，狡猾邪恶因此纷纷显露，确实是不知天命、又不畏惧王法的小人中最无所顾忌的一个。况且他的文章都写在小纸片上，字迹细小如蝇头，行迹诡秘；由此可知，他参加科举时一定是怀挟作弊、冒险侥幸之徒。他以谒选知县的身份，得到优先补授主事的任用，朕却不知道他是否感恩；朕本想剥夺他的顶戴，让他到军前效力以示惩戒，他却不知道悔改，仍然肆意发表诽谤议论来发泄愤恨。罪大恶极，情理上无法逃脱。朕的意思是想把陆生楠在军前正法，作为臣下怀怨诬蔑诽谤者的警戒。着九卿、翰林院、詹事府以及科道官员秉公定拟，具奏。又奉 上谕：据陕西总督岳钟琪奏称，先前奉到恩谕，陕西所属各地设立社仓一事，于雍正四、五两年司库耗羡银中拨发各州县十四万五千八百余两，共采买谷麦三十九万八千七百五十五石有余。计算州县，小的有二三千石，大的有七八千石，已经完全足够设立社仓。每年借贷放出的本金尚存银八万八千七百余两，分发各处修建社仓。大约以京斗一千石为一社，每社设仓一所，不拘房屋间数，总以足够储藏二千京石为标准。请敕令署理督臣查郎阿、巡抚武格，在各州县四乡分社建仓，命同社各村堡的老人共同推举仓正、仓副，管理本社仓粮。合计陕西所属州县约买粮四十万石，共应建立社仓四百余处，务必在今年秋冬办理建造齐全，将粮食分别储藏。只是地方督抚 州县究竟怎样奉行，这就会分成有利或有害两条道路，关键完全在于分清官府和百姓的界限。如今陕西省的大员都不知道臣原先奉行恩谕的缘由，只看见银子从司库发出，既产生畏惧担心的念头，又看见积贮亏空处分的严厉条例。每当州县请求领取社仓银两时，巡抚、藩司过分谨慎，告诫得十分严厉，州县也担心招致牵累，所领取的银两不肯交给仓正、仓副，仍强令里甲负责运输。又有命令胥役、家人、幕宾收粮放粮，开始强行买粮，随后又强行借粮。陕西百姓竟把这一项谷麦称为皇粮。他们不知道建立社仓本是恩惠，臣以“设立社仓听从民便”的道理，再三晓谕，恳切叮咛，不遗余力。无奈大小官员都说臣的话毫无根据，纷纷讥议。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根据百姓利益办理”的明诏尚未颁布，所以官府和百姓的界限没有确定。臣恭敬地请求特颁社仓谕旨和防范条文，交给督抚恭敬抄录、刻在石上，每一社仓颁发一本，张挂晓谕。臣又谨慎拟定社仓条约，也请发给各社仓刊刻木榜，竖立在仓门，使乡里的愚民人人都明白；这样每年收粮、放粮都有程序，或许可以长久实行而不废止等语。

译朕认为，国家建立社仓，本来是命令民间自行积贮，用百姓的粮资来救济百姓的急难；春季借贷、秋季偿还以及所生羡息，都由各社自行管理登记，地方有司只负有稽查责任，不得侵犯社仓收支的权力。这就是社仓的古法。因此各省有人请求设立社仓，朕都命令听从民间便利，不得强行勒令捐输、用官法绳治，以致便利百姓的举措反而成为百姓负担。朕这样晓谕各省督抚，已经不止两次三次。从前岳钟琪在京时，请求从全省加二火耗中应当裁减的每两五分暂时征收，发给民间采买粮食、分藏于社仓，等采买数额足够后立即裁减，这就是在暂时征收耗羡中暗含劝导百姓捐输的办法。实际上应当酌情减免的耗羡，就是小民切身的财产；代百姓买粮储藏的仓粮，就是小民自行捐出的积贮。这是把财富藏于民间的良法，最切实而且容易实行，所以朕同意了他的请求，命令他办理。可是陕西省官员不知道这些粮食本来是百姓的财产，又不明白岳钟琪先前奏请的缘由，以为收贮在官府就是公物，不肯交给百姓管理；于是由胥吏掌管收支，便产生强买强借的弊端，实在不是朕这些年来周详咨询、反复谋划、从多方面生养百姓的本意。现在特意降下谕旨和防范条文，将朕准许岳钟琪请求的情况，以及岳钟琪陈奏的原委，明白晓示众人。着署理督臣查郎阿、巡抚武格刻石颁布，使各州县乡社百姓都知道，朝廷经营筹划、设置社仓的【OCR疑误：葢藏】，实在是百姓自行收集、发放的资用。倘若地方官有提出把社仓粮食交给官府而不交给百姓，或指称原本属于公项，预先拿去办理公事、侵挪使用的，都以扰乱国政、贻误民生论处，从重治罪。岳钟琪拟定的社仓条约，着户部抄录，交给该督抚分发各州县，刊刻木榜，竖立在各乡社仓，作为永久实行的制度。二十九日 谕告广西省在京的官员、贡生和监生：据广西学政卫昌绩奏称，广西省风俗浇薄败坏，而绅士实际上是带头者。该省乡绅中在京任官、候补的人，也自称本地绅士。普通百姓要洗除积久的习气，不能一下子根除，应当设置观风整俗使，负责教化引导等语。朕看广西是边远的小省，在朝廷有名籍的官员本来就不多，其中却有谢济世、陆生楠这样狂妄悖逆、嚣张凌人的人，眼中完全没有法纪。由此可见该省风俗的浅薄恶劣了。如今御史陈宏谋等请求照卫昌绩所奏，设置观风整俗使，难道不想想你们这些绅士是百姓仰望的对象，是乡里的榜样吗？如果你们果真能够在忠孝礼让的道理上身体力行，作为众人的模范，又各自教导子弟、防范并劝导乡党，那么百姓仰慕道义、向往良好风气，自会每天归于淳厚。如果不能端正根本、澄清源头，自己先做表率，却希望掌管教化的官员挨家挨户晓谕，使百姓改过向善、改变风俗，那就是只追求末节而忘记根本。你们各自想想要惠及桑梓、把福泽留给子孙，应当从自身努力求取。《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