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

译皇考已经重申过的圣训，实际上从未有所削减、增加或改变。只是年代已经久远，新近任用而又疏远于朝廷的臣子不能全部知晓，看到朕施行的政令，便以为是从前没有过的；浅薄鄙陋、见识少的人，往往在陈奏中说“各种利益都兴起，所有弊端都已革除”。朕治理天下，凡用人行政，都以大中至正之心为根本，事情到了就依理应对，从来没有考虑利弊的私意。若说兴利除弊，那么平整道路、疏浚河渠、修缮城墙、开垦田地，是国家治理田野的常规制度，难道可以说是兴利吗？年成有丰有歉，如果发生水旱灾害，便赈济饥民、平价出售粮食、免除赋税、缓征钱粮，这是朝廷怜恤百姓的常政，难道可以说是兴利吗？老人应当得到衣食供给，就供给他们；孤儿、独居老人应当得到钱物救济，就救济他们；劝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本是小民固有的天良；勉励耕田养蚕，本来就是乡里的各项职业，难道可以说是兴利吗？至于盗贼奸宄，是法律所应诛杀的；贪官污吏，是法律所应罢黜的；豪绅、劣等生员，是法律所应铲除的。难道说诛杀盗贼奸人、罢黜贪官污吏、铲除豪绅劣绅是“除弊”吗？罪情严重的，处以刑罚；罪情较轻的，予以宽宥释放，这又能说是所谓的革除弊端吗？想要端正民风、整饬士习，就不得不以善言告诫、以威严督责。这样做，是要兴利，还是要除弊？朕想到习俗流于奢侈淫靡，便亲自实行节俭，以自身给天下作示范；担心农人懒于耕作，又亲自举行耕耤礼，以自身率先天下。这样做，是要兴利，还是要除弊？存有兴利之心，就会产生不利的祸害；抱有除弊之意，就会成为开启弊端的起点。由此类推，治理之道哪里还能有兴利、除弊的名目？朕又何曾有过兴利除弊的举措呢？皇考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建立的丰功伟业，遍布各地，都是根据具体事情治理事情、根据具体人员治理人员，从来不居于兴利除弊之名。如今却用这个名目来称颂朕的政事，朕实在不敢承当，朕也不愿承当。外省督抚诸臣没有深刻了解朕的本意，特此晓谕你们知悉。又据广东巡抚杨文干奏报，滨海州县遭受水灾的情形，奉 上谕说：“去年广东、福建两省所属郡县有几处歉收，因此今年春夏米价昂贵，朕已经谕令该督抚等设法接济，抚恤贫民。” 今年福建雨水调和均匀，秋季获得丰收；广东早稻大获丰收，只是八月间雨水稍多，恐怕晚稻收成歉薄。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百姓不免有缺粮的忧虑，现在正应预先筹划。应当如何运送米谷到广东以备使用，着九卿确实议定后具奏。对于该巡抚所报告的滨海遭水灾的十一州县，应当如何赈济抚恤，也一并迅速议定具奏。十二日，河道总督嵇曾筠奏请 进京陛见，奉 上谕说：嵇曾筠身在河南省任所，尚且每天接到查嗣庭写信请托，已经应接不暇。如果亲自来京，那么诸王大臣中许多人以私事托请，他又如何推辞？嵇曾筠来京陛见没有益处，着令不必前来。十四日奉 上谕说：朕从前每次出行，诸位大臣都没有让达尔当阿在朕面前导引；最近朕在养心殿验看侍卫时，达尔当阿也曾被朕看过，并没有因此降职。可是大臣们今天却让达尔当阿在朕面前导引。如果按规定应当派他，从前就应当派出；从前不派，今天才开始派出，显然是众大臣仍在包庇阿灵阿，特意让阿灵阿的儿子在朕面前行走。着将领侍卫内大臣等交给有关衙门严加审讯，拟定罪名具奏。凡是阿灵阿、鄂伦岱、苏努、七十等人结党谋划之事，朕若知道，绝不宽恕，必定竭尽朕的力量铲除国家的大害。十五日。谕告大学士等：朕阅览九卿所议，想要停止将结伙盗贼减等发遣这一案件。当时将结伙盗贼分别减等，于是 皇考圣祖仁皇帝好生爱民的至德，实在是自古未有的仁政。若依照法律不分首犯、从犯，一律斩立决，那么被杀的人就会很多，其中不免有应当斟酌予以宽宥减等的人。因此制定结伙盗贼减等的法律，确实是极为完善的。朕只是照旧遵行，但这一规定实行已久，地方官吏、捕役等人都知道这个例法，有的便把愚昧低能之人严刑逼迫，令其承认自己是策划犯罪的首犯，反而把奸猾的惯盗列入结伙盗贼之中，使其得以获得减等，这也未可确定。就如现在减等发遣到黑龙江、宁古塔等地的罪犯，结伙盗贼中有极其凶恶、难以留养的人，仍然被当地主管官员杀掉。由此可见，地方大臣、官员只图敷衍塞责、结案了事，能够诚心实意体察实情、平定盗患、安定百姓的很少。凡是盗案中，必定有确实是盗贼的人，也有被人引诱、胁迫，并非平素惯于为盗，情状尚可怜悯的人。若将确实的强盗捕获，立即依法正法，不仅刑法没有不当之处，而且盗案也不至于相互牵连积累到当时。圣祖仁皇帝没有把结伙盗贼减等的条文制定为固定条例，本来就有深意。但既然施行了法外的仁政，并且通行已久，朕的意思是，这一条不必载入律例，另立一份档案，置于档案首部记载。圣祖仁皇帝曾谕令防范：其次，凡是因盗案下发的谕旨和防范文书，都应保存备案并遵照执行。今后遇到盗案，务必令地方各官详细察看情形，确实查究审理，将案件中悍恶凶暴、确实为盗的人，以及被人诱骗胁迫，或出于一时求生之计、并非平素惯于为盗的人，逐一分门注明，在奏疏中说明。着令大学士会同三法司，将策划犯罪的首犯和极其凶恶、难以留养者，仍按律拟判斩刑；至于被人诱骗胁迫或并非平素惯于为盗、情状尚可怜悯、应当减等发遣的人，应将减等的缘由在奏本中说明后一并具题。至于发遣地点，也不必限定在黑龙江、宁古塔等处，至于应如何分发到各省内地的地方，你们共同详细议定后具奏。十九日，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称：城守尉尚禄擅自离开汛地，应当革职。奉

译上谕：城守尉尚禄为人正直，他到任后，将仓内亏空的米豆和隐瞒的地亩据实全部揭报，经将军驳回后，他仍然具呈请求见将军，随后当面向将军禀明，又令他出具印结。由此看来，将军似乎有因尚禄揭发此事而不高兴的意思。如今审查各处都属实，若再处分尚禄，那么将来上司还凭什么管理属员？该将军的参奏实在错误。盛京刑部又援引职官擅离汛地的条例，议定革职，更是错误。尚禄从宽免予处分，着调任补授金州城守尉。二十五日奉 上谕：朕阅览署理山东巡抚塞楞额的奏章，看到莒州州同郑封荣因为稍微责罚家人，竟被家人杀死，深感惊骇。主仆之间的名分，是用来辨别上下、确定尊卑的，合乎天经地义，不容宽纵。汉人一向主仆名分不严，尊卑颠倒、上下失序，风俗败坏，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查嗣庭、汪景祺之流不知道君上的尊严，悖逆妄为，什么都做得出来。历来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序井然、整肃严明，最为严格。主仆名分既定，家主用来约束奴仆，即使有时严厉，也都把彼此相安视为理所当然。后来看到汉人尊卑颠倒、上下失序的风俗，彼此相互比较，不肖奴仆便产生不满，即使约束的方式并没有比从前增加，他们过去认为相安无事的关系也就觉得难以忍受了。甚至有一两个满洲大臣逐渐沾染汉人的风俗，也宽纵下属，使尊卑上下渐渐败坏，这对风俗和人心关系重大，不能不加以整顿。主仆名分一经确定，终身都不能改变；奴仆本人及其妻子依靠主人供给衣食、赖主人养活，本来就应当有不忍背叛主人的心，而且世世代代的子孙长久服役，也应当有不敢放纵肆行的念头。如今汉人的奴仆竟有傲慢顽固、不遵守约束的，加以呵斥责罚便轻易离开主人，各种败坏的风俗，朕都清楚知道。今后汉人奴仆如果顽劣傲慢、不服从约束，或者背弃主人逃亡藏匿，或者私下讥讽诽谤，被主人察觉，应当如何惩治；与满洲对待奴仆的法律如何统一规范，着令满洲大学士、九卿详细议定后具奏。又奉【原文止于“奉”，下文缺失】奉上谕：凡是督抚的奏折，经朕批示后发还的，不过是依据朕个人的意见；即使已经批发，他们具本上奏时，也只应就事论事，听候有关部议。到了各部复奏之日，自有朕来裁决，哪有在具本时把密折中朕的批语公然载入的道理？杨名时从前泄露密折和密批，朕已严加斥责。不许再使用折奏。后来因为他恳切请求，朕才答应了。如今他因清查盐课具本上奏，竟把朕的密批谕旨公开载入奏本之内，显然是对朕先前因泄密而责罚他的谕旨进行报复，故意这样做。他想来是认为不应当有密奏、密批这种事情。国家事务繁多，也有不便向众人公开的事情，有奏章、谕旨所不能全部说明的事情，也有一时不能立即决定的事情，所以在密折中来回斟酌，希望做到周详妥当。《易经》说：“机密的事情如果不保密，就会造成祸害。”《书经》说：“你有好的谋略和方略，就入朝向我报告。你在宫内得到我的认可，便在外面顺从执行，说：‘这样的谋略和方略，都是我君主的德行。’”考察《易经》《书经》的这些话，难道不是秘密商议、秘密陈奏的意思吗？杨名时起初把密奏泄露给外人，现在又把密批全部抄录到章奏中。他是读书人，难道唯独没有听过古人的明训吗？况且督抚的重要事务有举荐和弹劾两类：弹劾应当使用公开奏章，举荐应当使用密折，这是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而杨名时一定要把它公开，明明是想把荐举人才的功劳归于自己，不肯把任用人才的权柄归还给君上。而且他以为只要把密批和谕旨的意思载入奏本，那么各部议处时就绝不会不准许施行。像这样坚持作恶而不悔改，奸诈至极，完全没有臣子的体统，实在可恶。着交有关部门严加审察议奏。户部复奏时，照着杨名时原奏把谕旨载入其中，也同样是错误。着将杨名时的原奏发还，令他另行具奏。又奉 上谕：朕听说金门总兵官谢希贤声名平常，所以调来京城陛见，准备留在京城另行任用。如今看来，他这个人还算壮健，而且向来熟悉水师事务。去年山东登州总兵官黄元骧陛见时，年纪已经老迈，又患有足疾，到任以后凡有查核、奏报的事情，大多错漏、迟延，这是他的精力已经衰退，不能胜任职务，着以原品休致。登州总兵官的印务，着谢希贤前往暂行署理。广东提督万际瑞，先任总兵官时声名很好，所以特意授任广东提督。但自从到任以后，全省事务都不能办理，他的才能难以胜任提督之职。比如沿海文武官弁，从前常常向渔船索取陋规，自从禁止以后，听说文官索取陋规的现象已经革除，但弁兵始终没有悔改，这就是万际瑞不能禁约的缘故。万际瑞着补授登州总兵官，广东提督印务着石礼哈署理。万际瑞到任后，着谢希贤会同林全，将停泊在胶州的海船，于明年春天风向顺利时押送到天津。到达天津后，谢希贤立即留在天津，会同蔡勇教习满洲水师，效力办事。又据刑部等衙门奏报，老▯贼任小山等押解前往河南正法，奉 上谕：本奏中议称，要将老▯贼任小山、张民仁押往河南正法等语。这类贼犯本人现在何处，应当如何处理？应立即在其所在地正法，仍在原来行劫的地方张挂告示，晓谕众人知悉。若这样越省押解，恐怕会在沿途疏脱，又生出事端。既牵连地方官员，押解的差役也会受到劳苦拖累。着九卿议奏，等议定以后永远定为条例。二十七日奉 上谕：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讲求天经地义，知道君父的尊严，然后落实到行为上，从而足以敦厚风俗、维持教化，为国家所用，并不只是要他们擅长文字。浙江的文辞天下第一，但风俗浮薄败坏已经到了极点，像查嗣庭、汪景祺，夸耀自己的小聪明和偏见，傲视一世，轻薄天下人，竟至于心怀悖逆、违背大义，诽谤君上，以 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间的圣德神功和深厚仁爱恩泽，普及天下，深入骨髓，浸润肌肤。

译圣祖仁皇帝的圣明恭敬日益增进，纯正美德从未停止；任用人才、施行政务，极其公正，件件都周详完善，实在是自古帝王中少有的。然而查嗣庭、汪景祺竟敢肆意诽谤议论，那么凡是做君主的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悖逆者的讥刺呢？假如他们的议论涉及朕本人，情节和罪行还或许可以宽恕。如今看查嗣庭的日记，雍正年间的事情并没有什么诋毁，而且还有感恩戴德的话；但他极力诽谤的内容全都是 圣祖仁皇帝已经实行过的事情。这些事情本来极为完善，无可非议，他却妄自放肆地说出悖逆猖狂的话。谁没有君主和父亲，能够不痛心、能够不咬牙切齿吗？从前孔子作《春秋》，历代沿袭这一做法，各自都有史册，用来垂示法则和戒惧。如今如果容许悖逆之人颠倒是非、私自记载，那么史册就全都不足凭信了，难道不是千古罪人吗？浙江的风气败坏轻薄到这种程度，除了查嗣庭、汪景祺之外，必定还有与他们相类似的人。若加以穷究，就会多得无法诛杀；倘若任凭风俗败坏而不加整顿，怎么能够实现天下一统、风俗相同的治理？朕考虑开科取士，本来是想得到人才加以任用，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文章辞藻精巧，就可以对民生和吏治有所帮助吗？如今浙江风气如此，他们依仗笔墨上的一点长处，竟忘记纲常大义，那么开科取士又有什么用？况且巡抚李卫等从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场夹带的细字密写文章数百篇。像这样无耻违法的事情，查氏子弟如此，必定是浙江人已经习以为常；这不只是藐视国法，也玷辱科举功名。应当停止浙江人的乡试和会试，至于生员的岁考仍照旧举行。百姓都是我的赤子，地方如果有水灾、旱灾，朕仍然会施加恩惠，赈济抚恤。乡试、会试既然停止，也可以借此肃清浙江士人中师生、同年之间彼此请托、钻营求取、纷乱纠缠的风气；将来人心共同知道悔改，风俗就会趋向淳朴。朕确实有所见闻，所以再次降下谕旨：朕因为人心风俗关系重大，不得不严加整顿，作为长久安定、永久治理的办法。朕的意思如此，着内阁、九卿、翰林、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二十九日 皇上在 圜丘祭祀上天，诸王大臣奉 上谕：“今天祭祀之前下了大雪，举行礼仪时稍微停了一会儿，礼仪结束后，雪又下得很大，这实在是” 上天降下保佑的征兆，朕心里非常欣慰。你们诸王大臣，想来也一定共同庆贺、感到庆幸。”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