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一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上谕三十九道 初一日奉【原文止于“奉”，下文缺失】初一日奉上谕：向来官兵凡是在内地行军的，按例不给口粮。朕想内地也有远近之分，行军不免有迟速的差别，应酌情加以恩赏，以奖励勤劳。如今建昌的官兵因为进剿贼蛮，已经深入梁山；此地过去称为险远之地，不是一般内地可比。况且贼人金格等潜藏在荒僻地区，尚未被擒杀，现在官兵正在各处搜捕剿杀，奋勇效力，实在很值得嘉奖。查前一年进剿南坪时，官兵都曾发给口粮；现在进剿梁山的官兵，也着照南坪的先例，一体发给口粮，以表示朕抚恤兵丁的深切心意。初三日，康亲王崇安等上奏，请求将大逆不道的阿其那、塞思黑的妻子依法处死。奉【原文止于“奉”，下文接上谕】奉上谕：阿其那、塞思黑心怀不轨，扰乱我国，大奸大恶，不忠不孝，犯下背主逆天的大罪。诸王大臣遵照国法，想要把阿其那、塞思黑的妻子按律处死，是理所当然的。历来史册中，反叛篡逆的人并非没有；但在尚未反叛之前，就公然敢于抗拒君上，大逆不道，毫无人臣之礼，像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尧这样的人，实在是自古以来从未听闻过的。不过，阿其那、塞思黑虽然大逆不道的罪行已经明显，但反叛的事实尚未彰明，因此对他们的妻子从宽，免于处死。塞思黑的妻子遣回其家，严加禁锢。阿其那、塞思黑的眷属交给内务府总管，供给住所和生活费用。四保既然是过继给尼雅哈为母的人，着仍留在他家。吏部等衙门又议奏：部属官员奉差出任督学，不必出缺奉【原文疑有讹误】。奉上谕：凡郎中等官奉命出任提督学政的，如果不另行补授原有员缺，恐怕部中办事人员不足，所议还不周全。朕的意思是，凡部内郎中等官承担督学职务的，就加授编修、检讨的衔名，使名实相称。其原有员缺另行选补，等他们任期届满考察以后，仍回本部补用。这样或许较为妥善，着九卿审定议决后具奏。刑部又折奏：广东廉州府参革知府李元伟、直隶庆都县参革知县刘绍曾，以及山东解任兖宁道杨三烱，都曾与查嗣庭有私书往来；口供【原文止于“口供”，下文缺失】奉上谕：李元伟求查嗣庭写信，托陈世倌转递一案，李元伟既然说关防严密，无法投递，为什么第二次又求查嗣庭写信托请？这一点你们没有讯问。刘绍曾求查嗣庭托请蔡珽一案，刘绍曾供称查嗣庭有没有向蔡珽说，不知道之类的话；现在查嗣庭还在，你们也没有质问。两案的问话都有遗漏，但即使重新审问，他们的罪也不过如此。这些人钻营请托，是寡廉鲜耻之徒，给以笞责，是他们自取其辱。李元伟、刘绍曾已经革职，杨三烱也着革职，全部交刑部照例笞责，作为对无耻钻营请托者的警戒。初五日奉【原文止于“奉”，下文缺失】奉上谕：朕看署理山东巡抚印务的侍郎塞楞额奏折中所说，原任山东巡抚蒋陈锡名下应追缴监谷银两一案，塞楞额所奏非常公允，着照准所请，行文湖广、浙江两省，将原先经手捐谷的许大定、苏稷迅速解送山东对质，查清旧案，秉公办结。陈世倌奉命负责查办此事，已经很久，却仍毫无头绪，由此可见陈世倌不能实心办事。又如苏努的儿子被发往山东，是犯有重罪的人，陈世倌不加管束，任凭他的家人在外自由往来。况且当日李树德曾送给隆科多数万两银子，陈世倌却加以隐瞒，没有代为奏报。又如修筑太行堤的工程，现在据王沛憻查审，查得博尔多、程光珠等人把本省公捐的俸工银两侵吞入己；陈世倌虽然没有染指，但属员作弊，他竟然明知而不追问。像这样看来，陈世倌任职期间因循怠忽、瞻顾敷衍的地方很多。朕起初认为他对地方有益，所以命他在任守制；如今他的办事竟如此，对地方有什么益处？着不必在任守制，山东巡抚印务仍着塞楞额署理，等候朕另行降谕办理。又奉【原文止于“奉”，下文缺失】奉上谕：时值严寒，怡亲王忠诚为国，亲自冒着风雪，不怕辛苦。他的随从人员虽然理应随王行走，但因公效力，在这半月严寒之中，必定都很劳累。凡王府属下人员，不论在家还是在外，官员各赏银二十两，防军、披甲、执事太监等各赏银十两。初七日奉【原文止于“奉”，下文缺失】奉上谕：御史谢济世专门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赃枉法等罪款。以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办事的表现来看，实在是天下督抚中罕见的人。贪赃枉法之事，朕可以保证他必定没有。而谢济世却在天下督抚中单独弹劾田文镜，朕不知道他存的是什么心。从前 圣祖仁皇帝看到科道官员结党营私、互相勾结，暗中互通声气，网罗财利、徇私枉情，私下出卖奏章，恐吓诈取财物，荐举全都出于请托，弹劾大多由于受人嘱托。至于请求开放捐纳，请求开放矿场，种种弊端多得无法一一列举。等到事情败露以后，他们便借口是听到传闻而进言，说自己没有确实查访，以此替自己开脱罪责。这些恶习，实在令人痛恨，因此

译皇考屡次降下谕旨，严厉斥责，一再再三，并停止依据传闻进言。朕即位以来，因为刚开始处理政务，唯恐不能周全了解情况，所以命满汉文武诸臣以及科道等官都用密折奏事，原本是想使朕耳目明达，彻底消除蒙蔽，以取得实际成效。然而科道等官密奏的内容，没有见到对政治有益的事情，科臣崔致远等人却挟带私心妄自上奏，不遵守国家法令。因此朕停止科道官员使用密折，命令他们专用本章上奏。但朕仍担心他们的恶习尚未消除，颓坏的风气没有改变，所以反复周详地谆谆训诫。实在是因为科道官员是朝廷的耳目之官，关系十分重大；要端正人心、整饬风俗，必须从科道官员开始。科道官员没有私心，才能弹劾那些有私心的人。如果自恃身为言官，可以凭一纸白简任意行事，内心却怀有诡诈，听从他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这种人对人心世道实在危害极大，是国法绝对不能容忍的。朕难道不知道诛杀谏官是史书所引以为戒的吗？然而审察事情的缓急，权衡罪责的轻重，诛杀谏官的过失较小，而酿成人心世道之害却大。古人说：“礼义方面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言论呢？” 朕身为天下之主，难道会吝惜这种区区小节，而忘记治理国家的长远大计吗？谢济世身为御史，没有听说他另有建言，却偏偏给秉公持正的巡抚田文镜加上贪赃枉法的罪名，特意上疏弹劾，而且自称是依据传闻进言，显然违背了皇考仁皇帝的谕旨。对于钦差大臣审定的事情，他竟一心想要翻案，并且把各案的始末情由，以及田文镜受贿徇情等事，曲折详尽地描写得仿佛他当时就在旁边亲眼看见一样；那么，他是受人嘱托、听人指使，想要倾陷田文镜以发泄报复之快，不问也可知道了。如果不严加审讯，那么如同鬼蜮一般的伎俩就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施行，人心又怎么能够端正，风俗又怎么能够整饬呢？着将谢济世革职，命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严加审讯，务必审出其中实情，不得稍有含糊。倘若九卿、詹事、科道中有人认为不应对言官加刑，也要立即据实陈奏，不得当面顺从而退下后又另有说辞。谢济世是由翰林院拣选补授御史的，着将负责拣选的翰林院掌院交部察议，具奏。鬼如蜮之伎俩，得行于光天化日之下，人心何由而正，风俗何由而端乎？着将谢济世革职，令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严讯，务将其中实情审出，不得稍有含糊。倘九卿、詹事、科道中有谓言官不应加刑者，亦即据实陈奏，不得面从而退，有后言。谢济世由翰林拣选补授御史，着将拣选之翰林院掌院交部察议，具奏。刑部等衙门又议奏：黄振国、汪諴等依照律例治罪。奉【原文止于“奉”，下文缺失】奉上谕：黄振国是大计中被弹劾革职的官员，因为蔡珽在朕面前极力推荐，所以特意任用为河南信阳州知州。然而黄振国不知感戴朕的恩典，只知道倚仗蔡珽的势力，肆意妄为，索取财物贿赂。经田文镜据实弹劾。那时朕曾对蔡珽说：“黄振国辜负朕深厚的恩典，也辜负你对他的推荐。田文镜毫不瞻徇情面，立即上奏弹劾，对你大有益处。你应当深深感激田文镜，痛恨黄振国，这才符合大臣公正忠诚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就和年羹尧没有区别了。”然而蔡珽不遵从朕的训诫，固执地抱持私心。黄振国被弹劾之后，他不但深恨田文镜，而且在朕面前流露出怨望之意。李绂从广西来到京城陛见，在朕面前极力替黄振国、汪諴、邵言。有人称说邵言纶受了冤屈，还说田文镜想置黄振国于死地以灭口，后来经钦差审理，并没有这些情形。如今谢济世又特意参劾田文镜，其中所说黄振国、汪諴、邵言纶等事，件件都同李绂所说的相吻合。大概李绂原是蔡珽的门生，又曾受到蔡珽的荐举；黄振国则是蔡珽保荐的人，所以他们私下相互勾结到了这种地步。从前朕已经明令防止过，凡属员被参劾而受了冤屈的，都令其赴都察院申诉；即使黄振国等确有冤情，也只应赴都察院申辩审理。然而他们竟暗中串通多人，编造毫无根据的话，这边倡导那边附和，起初让李绂秘密向朕陈奏，如今又让谢济世在奏章中公开参劾，公然结成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实在是大光棍。如今事情既已一件件败露，若不严加惩处，结党营私的风气就不能止息，对世道人心的危害实在不小。黄振国应依照光棍条例立即处斩。至于汪諴，他因借贷盐商银钱而被参劾，处分不过是罢官，并没有牵连身家性命的地方。然而汪諴却到处钻营求情，希望翻改原案，李绂、谢济世又相继替他申辩洗雪。这种钻营违法的人，绝不能不加重惩治，应拟定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两本奏折着发还刑部等衙门，另行具奏。邵言纶依附匪党，鼓动李绂、谢济世替他陈奏。又如原任革职的唐县知县关敶，因行贿被参劾，却不安分守法，设法请托佟镇写信给隆科多，称扬他的优点，以图侥幸。邵言纶、关敶都十分可恶，着将他们的妻子一并发往边卫充军。凡地方督抚等大臣所管的属员不下数百人，一时访闻不确而加以参劾，其中或有受到冤屈的，也是事情所不能完全避免的。被参劾的人只应安于义命，静候朝廷裁定，这才是臣子的道理。哪有结党横行，编造谣言惹事，蛊惑大臣和科道官员，倾陷上司以发泄报复之情的道理？况且田文镜所参劾黄振国、汪諴、邵言纶等各案，经钦差审明，原本并没有冤屈，他们竟敢如此肆无忌惮。朕若不秉公执法以警戒这种刁风，天下的督抚还能够做事吗？就如江西道员孙兰苾在因事被解任之后，私下写信给查嗣庭为自己申辩冤屈，将来审明时，如果孙兰苾没有过错也就罢了；倘若他确有过错，却向人强行申诉，必定重重治罪。谢济世奏称：“如果把田文镜治罪，那么中州士庶没有不欢欣的，百官臣工也都知道警戒。” 如今朕特意把黄振国、汪諴治罪，以快中州士庶之心，也作为百官臣工的警戒。又工部议奏，弘号厂所储存的木材，交给该总督及道员等分摊赔偿，奉 上谕：奏本中议定将弘号厂储存的木材着令地方官员赔还，又议称把大的改作小的，以及把可以作烧柴的木材变价解送工部等语。这批木材既然着令地方官员赔还，就应把现有木材或发给地方官员，或变价抵还款项；不足的部分再责令分摊赔偿，这才合乎情理。所议不够详细，着再行议定具奏。又浙江总督李卫查奏，李维钧家产，奉

译上谕对李卫说：清查李维钧家产，不徇私情，逐项查出，值得嘉奖。但参奏李维钧婢妾一事，未免过于苛刻，不合乎大体，这件事不必议覆。若说请求追夺诰命，李维钧既已获罪革职，自有固定条例，何必特意参奏？凡大臣审理公务，只应就事论事，不必在事情之外苛刻搜求，揭发别人的隐私。比如蔡珽从前奏称，曾在北直隶旅途中看到墙壁间有一副对联，是讥讽李维钧家门的事，朕当时严厉责备他，告诫他不要再说。又年羹尧曾在朕面前极力讲说隆科多的妾在家中的所作所为；昨天庆元的母亲和妻子又向马尔赛、拉锡把她卑贱的行为全部说出，经马尔赛、拉锡奏报，朕都置之不问。朕曾见喜欢揭发别人隐私的人，往往是因为自己做事心中有愧，所以故意揭露别人的过错，来掩盖自己的短处。比如年羹尧一向贪婪，所以常常把贪婪的名声加到别人身上。朕以忠厚之道教导天下，着将此训谕告知李卫。初八日奉 上谕：科道官是朝廷的耳目之官，关系重大。如果能够秉公持正，据实陈述，才符合天下共同认定的是非，也能对朝廷政事有所帮助。昨天谢济世参劾田文镜贪赃坏法一事，你们满汉大小臣工今天都在朕面前，朕特意当面询问。你们如果知道田文镜确有劣迹，谢济世所参劾并非诬告，就可以立即出班陈奏。倘若你们心里知道田文镜做官贪婪，此时却不陈奏而退下，日后再说闲话，那就大大亏损臣节，还可以算是人吗？朕已经反复逐一询问，而满汉大小臣工异口同声，都说田文镜没有贪婪之事，谢济世所参劾的各条事情件件都是虚假的。由此可见公道存在于人心，难以掩盖。身为言官，却背弃公义、心怀私意，结党营私，把没有实据的浮言编造出来，互相买通嘱托，怂恿彼此纠弹，以发泄私愤、报复旧怨；又让无知狂悖的人受其愚弄和指使，借风闻奏事之名，来酬报私人的恩惠小利。这样颠倒是非、扰乱国政，对人心风俗的危害实在不小。我 圣祖仁皇帝天资神明，深知其中的弊端，曾多次颁布…… 谕旨，严加训诫，停止依据风闻奏事。大凡君主图谋治理国家，固然贵在耳目聪明、广泛听取意见，但没有根据的话不可听取，没有经过询问核实的谋议不可采用。访闻不确的事情尚且不可采信，更何况徇私结党、彼此倾陷？这种风气难道可以长久吗？朕即位以来，任用朝廷大臣和外省督抚，都是出于最公正的考虑，并没有平日熟识的私人。只有年羹尧、傅鼐是藩邸旧属，而这两人的罪恶一经败露，朕立即按律将他们依法处置，从未稍加宽贷。至于田文镜，朕在藩邸时不但不认识他的面孔，连他的姓名也不知道。雍正元年，年羹尧进京陛见时，说山西年成歉收，皇上应早作赈济。朕于是下谕给巡抚德音，令他查明奏报。等德音回奏说山西去年收成很好，道路上也没有饥民，实在没有可以赈济的地方。朕认为德音身为巡抚，既然这样说，年羹尧的陈奏或许不够确实。当时田文镜正好祭告华山后回京复命，将山 西全省荒歉的情形激切而详细地陈述出来，极其周详。朕想到田文镜是奉命祭告的官员，经过山西地方，百姓的疾苦本不在他的职责之内，但他亲眼看到民间疾苦，直言不讳，实在值得嘉奖。若不是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因此就命田文镜前往山西办理赈济事务。田文镜到任后尽心竭力，办理得十分妥当，朕于是任命田文镜为山西布政使，命他同诺岷处理山西一切未结案件。两人秉公办事、和衷共济，把多年积欠和地方上的积弊剔除清理，吏治焕然一新。后来因为河南各项事务废弛，巡抚石文焯不能任劳任怨、实心办理，所以把田文镜调任河南布政使，命他协助办理。不久石文焯调任陕西，朕就任命田文镜为河南巡抚。朕擢用田文镜的原委就是这样，并不是田文镜在朕面前钻营求媚的结果。任巡抚以后，三年以来，他整顿河工，使堤岸坚固，河汛平安，年成丰收；绅士生员畏惧法令，端正自身并率领属下；地方安宁，而每件事都秉公处理，洁身自守，拒绝私交，实在是巡抚中的第一等。李绂从广西来京陛见时，就奏称田文镜参劾黄振国、汪諴、邵言纶十分冤屈，张球做官的声名很坏，田文镜却不加纠劾；还说黄振国当时已经被田文镜监禁杀死以灭口。又说田文镜操守虽然好，但每年有皇上赏给的养廉银二万两，足以供给使用；像我在广西时，每年所用不过三千两。李绂奏报后，朕把他一年公费日用的清单拿来查看，共有一万三千多两。广西地处边远，巡抚一年花费尚且如此，田文镜做河南巡抚，每年公费日用仅二万两，除此之外田文镜一分一毫也没有收受，难道还不能说比李绂更加廉洁吗？不久，黄振国已经从河南解送到京，依然平安无事。朕不知道李绂受了什么人的指使，竟捏造这种毫无根据的话，敢于冒昧陈奏。至于田文镜参劾黄振国的各案，都是田文镜自行奏请，朕特意派大臣前往审理。朕因而派侍郎海寿、史贻直前往河南，把各案重新审理，都已经审讯明白，拟定罪名具奏。张球一案，田文镜已经认罪请罚，刑部议论时也在张球讳盗案中把田文镜一并处分了。

译督抚统辖全省地方广大，属员众多，他们的存心和办事，怎么能保证全都没有过错？田文镜起初误信张球是可用之人，后来察知他不肖，就深深自责悔恨，据实参奏，也可以抵消他此前误用张球的过失。如果一定追究过去，借题发挥加以苛责，那么督抚大臣要用什么办法才能避免被指摘呢？就像朕误用了年羹尧、隆科多一样，起初看见他们可以任用就委任，后来察觉他们奸邪悖逆就依法惩治，完全依据公正中和、至正无私的心意，符合公认的是非之理，难道能给朕加上误用坏人的名声吗？至于汪諴、邵言纶，即使田文镜参劾他们有所不当，也不过是偶然的事情。何况汪諴、邵言纶都是庸劣不堪的人，田文镜参劾他们并没有冤屈。可是谢济世在九卿议覆钦差审理各案、进呈奏本的前一天，特意参劾田文镜贪赃坏法的各条罪状，其中所说黄振国、张球、邵言纶、汪諴等事，同从前李绂从广西来京陛见时所奏的内容一一相合。朕想到，封疆大臣能够为朝廷实心任事，就是国家的栋梁、朕的股肱。如果不替他们防护，却任由别人倾陷，那么朕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天下的封疆大臣？况且从前朕特意颁布谕旨，说天下巡抚中真正实心办事、不避嫌疑怨恨、为国为民的，只有田文镜、李卫、杨文干三人。如今谢济世听从他人指使，纠劾田文镜，明显违背朕的明令。而且田文镜不能说是权要，也绝不能给他加上贪污的罪名。谢济世这样参奏，不过是想让天下督抚都因循苟且、庸碌偷安，求取众人的虚假声誉，保全自己的身家，而不肯为国家实心效力，以满足他结党营私的私心。这种结党营私、排挤倾陷的恶习，不能不严加惩治。因此命内阁、九卿等共同审究，务必查得实情，将谢济世正法，作为言官违法的警戒。昨天有人秘密奏报朕说：“看谢济世不过是边远地方无知、愚蠢鲁莽、亡命的小人，却敢把无理的事情妄加陈奏，其中必定有大奸大诈的人在暗中指使，动辄用直言敢谏的美名来激怒皇上。皇上必定秉公执法，把他置于重典，使皇上背上杀害言官的名声。他们的心术实在狡猾。”皇上既然已经洞察其中的奸诈，这时即使严加惩处，究问出什么情由不可以？况且案件中必然会牵连许多人，而谢济世绝不肯供出真正的指使者，还会使奸诈之徒反而以为计谋得逞，等等。朕认为这番奏报有理，暂且宽免谢济世这一件事。如今内阁、九卿等审问谢济世时，把他所奏田文镜的各条逐一审问，谢济世全都茫然没有凭据，低头无言，那么他受人指使的情弊就明显了。李绂曾任广西巡抚，谢济世是广西人，自己供认曾在本省拜见交往，又在京师相见，可见他们平日原有往来，未必不是因为李绂曾私下给予他恩惠，所以想借此报答。谢济世既然自称是报效国家的人，着革职，令他前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这件案子也免于深究。如果李绂、蔡珽等确有暗中指使之事，听到朕这道谕旨，不知能不能自己知道惭愧悔悟？从前朕曾下谕旨，凡天下官员被上司参劾而受冤屈的，准许赴都察院控诉。如果黄振国、汪諴、邵言纶、关敶被参劾的缘由确有冤屈，为什么不遵照谕旨赴都察院申辩审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然而黄振国、汪諴、邵言纶暗中结党求援，摇唇鼓舌，把自己所犯的罪行巧加掩饰，散布浮言，钻营请托李绂，让他在朕面前秘密陈奏。如今又指使谢济世挺身出来陈奏。关敶因行贿被参劾，却不安守本分，托请佟镇写信给隆科多，在朕面前称扬他的优点，以图侥幸。黄振国倚仗势力、贪赃枉法，狂妄不法，已经犯下重罪；汪諴、邵言纶、关敶等人的处分不过是罢官，何至于结党并请托权要，非要翻改前案、报复私仇不可？奸险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把黄振国、汪諴置于重典，邵言纶、关敶都发遣边卫充军。正如谢济世奏章中所说，这样一来中州士庶没有不欢欣的，百官臣工也都知道警戒了。至于孙兰苾互相揭发一事，他写信给查嗣庭，请求为他申辩洗雪，将来审结时，如果孙兰苾确实没有牵连就罢了；若他自己有罪却向人强行申诉，必定从重治罪。朕一向不喜欢杀人，但这种奸恶风气不能不杀一人来警戒众人，实在是为了人心风俗着想。半个月以前，朕当面谕告九卿、翰詹、科道，告诫他们不要结党营私、徇私请托，所说的话可以说已经十分恳切了。然而如今仍有像谢济世这样无理妄奏的人，明显违背朕从前的谕旨，可见这种风气一时还难以改掉。朕之所以姑且宽免谢济世，是因为没有教导就杀人，实在是朕不忍心；教导之后不久，朕也不忍立即诛杀。你们各位臣子都是科甲出身，将来担任督抚、学政，如果确能公正忠诚、为国尽力，朕一定加恩保护，绝不让搬弄是非的人得以施行倾陷的计谋。倘若心怀私意、挟诈欺骗，颠倒是非，朕也决不宽贷。朕整顿这种结党排陷的风气，正是为了替你们诸臣的身家和子孙作长久保全的打算。如果诸臣确能遵守朕的训谕，凡事秉公持正，符合公认的是非，那么上下同心，君臣同德，永远享受太平的福祉，岂不是很好吗？诸臣应当共同勉励。又奉

译上谕：朕在藩邸时，在阅读经史之余，常常阅读佛教经典，确实契合于佛教所说的见性之旨，因此有时同禅僧交往。只有性音深刻领悟佛法，能够阐明佛法的妙旨，他的人品和见识都超过一般僧人。朕在西山修建大觉寺，作为他静修的地方。等到朕继承皇位，凡是治理国家的一切事务，自有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大法。佛教见性明心的学问同治国之道没有关系，而且如果因为旧日藩邸熟识的僧人，仍让他主持京师寺院，天下人或许会认为朕有好佛之心，这很不妥，也会连累性音清净的操行。性音也极力辞谢，回去隐居，于是到庐山隐居寺修禅，至今已有四年，谨守戒律，断绝尘世交往，即使本省大吏也全都不知道他的踪迹。如今听说他圆寂，朕心中深感悲痛怜惜，着依照玉林加恩的先例，追赠国师，并赐予谥号，交内阁拟定。他的语录是近代僧人很少能够达到的，着收入经藏，以彰显他真实修行、辅助善道的功德。初九日奉 上谕：“内大臣马武抱病，病势危重，看来将不起了，听到这件事，朕深感凄恻。马武侍奉我 皇考五十多年，早晚侍奉，从不离开左右，恭谨慎重，处处能够体察皇考的心意，从没有一件事使皇考劳心。” 在皇考圣心所系的事情上，每逢盛暑，随从冒着严寒暑热而辛劳，他也没有多少显出疲倦懈怠的样子。朕年幼时，他抱扶着朕、服侍朕，极其小心，那些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他为人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能办理国家政事，但在侍从 皇考数十年如一日。从朕作为皇子和臣子的感情来衡量，他的功劳同那些在边疆效力、辅佐朝廷的人相比，似乎更大。况且他一生胸怀坦白，性情平和；至于操守方面，不过是在交往应酬之间不能做到一点东西也不收取，但像阿灵、阿拉锡那样枉法贪婪、心怀私意、挟诈欺人、作威作福的行为，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这是满朝都知道的。朕追念 皇考凡是过去侍从过他的人，都加以恩宠眷顾，希望他们一同享有长寿，何况是马武。他年纪最大，效力最久，也是圣眷最为深厚的人，满朝没有人能同他相比。因此朕听说他的病势沉重，悲伤得流泪，不能自已。朕多次下谕，想亲自前往探视，但各位大臣异口同声地劝阻，三番两次，不能实现朕的愿望。着庄亲王同四阿哥前往，代朕探视。朕仍希望他能够痊愈；如果他的病果真不起，着依照伯爵的赐恤典礼，赏银一千两，并赐给世袭阿达哈哈番。以表示朕对老臣极其优厚眷顾的心意。又奉 上谕：“乌喇等地的差使按规定应当使用驿站。如果差员自己准备鞍马，就会感到十分困窘；他们有心办事却力量不足，怎么能够行走办事？今后凡是这种一年期的差遣，应准许使用驿站；至于一年之内如何使他们不至于困窘，着该部议奏。” 初十日奉 上谕：今年江南地区秋雨稍多，江安所属遭受水灾的州县，已经命令该督抚转令有关官员确实查明，进行赈济抚恤，务必使百姓得到安置。但听说入冬以后时常有阴雨，积水还没有消退，春麦未能及时耕种，恐怕到了春天米价会逐渐上涨，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更须预先筹划。况且苏州、松江户口繁多，民间食米多靠外地贩运供应，尤其应当及早留意。查江安粮道有一项存储的还漕粮，约计二万八千多石；安庆、庐州、凤阳、淮安四府各有分存的留漕粮，共计九万多石。这些米原本是为地方备用而设置的，只恐怕年代已久，未必真的还储存在仓中，应派京官一员前往确实查验，并会同江南督抚研究如何分别留存、运输和按平价出售，以救济百姓粮食需要。但江南地方广大、人口稠密，恐怕需要米粮的地方很多，这些数量未必够用，必须设法多储备一些才会宽裕。至于应当怎样采购、运输、储备，着九卿迅速议定具奏。十二日 谕告内阁、九卿、翰林、科道等：朕看了你们所奏查嗣庭案中李元伟、刘绍曾、杨三烱私信请托的情节。李元伟因为沈元沧是查嗣庭的同年，请求他转托查嗣庭写信请托陈世倌；杨三烱也因为是查嗣庭的同年，请求查嗣庭托请牛钮。由此可见，你们汉人对于同年、师生的情谊，结党相互勾连已经形成风气，平时相互结交巩固关系，出了事情就互相袒护，攀缘请托，背弃公义、徇私枉法。像这样的颓坏风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积弊日深、沿袭日甚，不以为耻，反而把它看作理所当然，以至于顾念私人交情，完全不知道国家法令。这些恶习实在令人感慨叹息。国家开科取士，原本是希望得到读书明理的人，秉公持正，彼此砥砺，以端正风俗、整肃人心。所谓以志同道合者为朋友，这对国家才有益处。如今却互相往来请托，彼此钻营，把朝廷取士的正当途径变成培植党羽、徇私舞弊的渊薮，恰恰足以败坏风俗、毁坏人心，科甲出身的人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就如赵申乔，他是大臣中享有好名声的人，临终时嘱咐子孙说：“有两个门生某某，我从来没有接见过；如果他们来京，不许让他们登门。”他的子孙遵奉遗言，这两个门生因此惭愧悔恨得无地自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赵申乔作为清正大臣，尚且不能免除这种陋习，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赵申乔大概正因为此事而邀结私心，生下的儿子赵凤诏贪婪违法，自己受到国法惩处，也未必不是他徇私的报应。又如李绂保荐徐用锡，说他人品端正，请求带他到广西，作为士子的师表；年羹尧却参奏徐用锡人品不端，说如果任用这个小人，君子必然受害。后来李绂又奏称徐用锡是君子，把参奏他的人说成小人。等朕询问九卿的公论，众人都说徐用锡确实是奸邪小人，不可录用。可是李绂仍然固执己见，最终把年羹尧的参奏说成小人之言，把九卿的共同意见也说成不公。又如陈世倌与陈世倕本来是兄弟，同为科甲出身，却彼此互相诋毁：陈世倌说陈世倕是小人，陈世倕又说陈世倌是小人，究竟谁才是小人呢？

译可见你们汉人各自怀有偏私，结党同类、攻击异己，颠倒是非，互相争执，竟把公道置之不问，都是因为同年、师生的成见胶着在心中，才导致如此。过去常有人条陈请求禁止淫词小说，不知道淫词小说固然有害风俗，但小说中淫秽的言辞，其危害还小；至于师生同年之间串联声气、徇私灭公、惑乱听闻的邪说，对世道人心的危害更大。况且你们汉人把师生之情看得同父子一样，如果把门生视作子弟，就应当教导他们忠君报国、立身行事的道理；如今却教他们攀缘请托、图谋私利，父兄用来教训子弟的道理，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你们这些科甲出身的人，动不动就轻视其他途径出身的人。难道人才有什么可以轻视的呢？古来名臣和辅弼大臣中，不由科甲出身的很多，像皋陶、后稷、契，难道是由科甲出身的吗？如今科甲出身的人，不但诋毁排斥捐纳出身的人，认为他们是异途，就连特举的孝廉方正，也因为不是由科目出身而讥笑他们没有文才。哪里知道孝廉方正也未尝不会讥笑科甲出身的人不孝不廉呢？” 甚至进士就轻视举人，举人就轻视生员、监生，根本不想想进士就一定胜过举人，举人就一定胜过生员、监生吗？就如江浙人诋毁山陕人为愚蠢，哪里知道山陕人反而更诋毁江浙人柔弱靡丽、像妇女一样呢？可见人必先自己侮辱自己，然后别人才能侮辱他；彼此互相讥笑、报复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山陕人应当佩服江浙人的文才，江浙人应当推重山陕人的武略。这样文武互相补益，各自发挥所长，聪明的人尽力谋划，勇敢的人竭力效命，天下各地和睦融洽，岂不是很好吗？本朝用贤没有固定途径，不像明代专门采用科目这一条路。如果科目出身的人徇私结党、互相排挤倾陷，必然扰乱国政，肆意妄行。朕为了纲纪、法度、风俗和人心，难道肯容许这些人结党妄为吗？一定要到把科目出身的人全部斥退弃用才会停止。这都是科目出身中的败类造成的。即使有人议论朕不重视科目，朕也不在意。如果害怕浮言讥讽而不能果断行事，那是庸主的作为。只要朕秉公执正，就可以仰对 天地神明。况且那些心术不正、轻蔑义理的人，他们的是非哪里有固定的标准？以圣祖仁皇帝的圣德神功、深仁厚泽，遍及天下，深入人心，是千古帝王中少有的，万世臣民都感戴他，尚且不能避免查嗣庭、汪景祺违背天理、肆意讥讽，最终他们只是自取诛戮，对圣德的高深又有什么损害呢？朕即位以来，凡是整顿纲常、整饬法纪，没有不仰遵皇考的良法美意，以实际心意施行实际政务的。如果有丰功伟业，对社稷苍生有重大贡献，流传史册、垂于万世，自然会有公论。即使有查嗣庭、汪景祺一类人心怀悖乱，敢于诋毁诬蔑，也必定自遭天谴，不能侥幸逃脱国法，最终对朕的声名丝毫没有损害。假如朕没有值得记载的功业，即使有人称颂功德、用浮夸文辞加以粉饰，朕反而更加惭愧，又有什么益处？虚伪欺诈的行为，朕以为可耻而不肯去做。国家用人的原则，首先重视科甲出身。对于有一技之长、可以录用的人，朕尚且一定任用，何况是科甲出身、刻苦读书、想为国家效力的人，朕难道反而会置之不用吗？况且你们在乡试中式，因文章而得到知遇，师生之间讲礼貌，这是人情常态，朕也不是一概禁止。但你们应当像从梦中醒来一样豁然开悟，洗心涤虑，彻底革除积习，以结党援引为戒，以道义彼此规劝，希望不辜负名教，务必共同磨砺自己的公正忠诚。如果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更加互相勉励；如果是为了共同利益结交的朋友，就要努力改过。这样才能使人心端正、风俗淳厚；对你们来说，可以永远享受科甲带来的恩荣，朝廷也能收到真正得到人才的实效。如果执迷不悟，仍然重犯以前的过错，不仅会玷污科甲的名声，也会使斯文扫地。朕希望你们成为忠良之臣，辅佐朕成为明圣之主，只寄望于你们。若你们甘愿做结党营私的小人，朕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承受 轻视科目的名声罢了，双方都没有益处。你们各位臣子要勉励自己，要引以为戒。又奉 上谕：今天朕当面训诫，言辞恳切，内容周详，你们各位臣子都要共同恭敬听受。只有姚三辰的言色神气，似乎不以朕的话为然。他是浙江人，必定同查嗣庭、汪景祺属于一类，心胸用意很不可信。朕因为浙江风俗败坏得不堪，正大力加以整顿，务必使其彻底改掉恶习。浙江省的人本应感念朕的恩德，共同知道惭愧悔悟。可是姚三辰心术不正，完全没有警戒畏惧之意，着令他同谢济世一起前往阿尔泰军前效力，使他学习了解本朝兵制，熟悉边远地区的地理形势，暂且免于革职。朕观察人的情形，很能洞察隐微；姚三辰的存心和行事，众人心中自有了解，也一定都会佩服朕的明察。十三日奉 上谕：黄振国、汪諴、邵言纶、关敶都着提解来京，等他们到达时，九卿等将这道谕旨传告给四人。黄振国、汪諴的罪不至于斩决，应监候；邵言纶、关敶的罪也不至于发往边卫充军，却结党合谋，钻营请托李绂、蔡珽替他们申说冤屈，又制造浮言，指使谢济世参奏翻案，企图倾陷封疆大臣。而且李绂秘密奏称田文镜想把黄振国监禁杀死以灭口，却不知道田文镜同黄振国有什么深仇，还是田文镜有什么短处被黄振国掌握，所以一定要杀他灭口呢？朕考虑到这关系世道人心，不得不施加重典，以警戒将来。因此黄振国的死，实在是死于李绂、蔡珽、谢济世三人之手；他在九泉之下，也应当痛恨这三个人。朕担心他们愚昧顽固，至死仍执迷不悟，所以着九卿把朕这道谕旨明白传告，等回奏以后，将黄振国正法；汪諴着在刑部监候，秋后处决；邵言纶、关敶各发遣到边远地方充军。十五日，吏部议定平定青海人员的叙功，奉

译上谕：从前议定平定青海的功绩时，朕都询问年羹尧，由他确定等次。朕认为年羹尧绝不会忍心欺骗朕，所以完全相信他，全部准照他的请求办理。如今只给宋可进赏赐三等阿达哈哈番，却给黄喜林赏赐二等阿达哈哈番。由此看来，从前议叙的各官功劳轻重不实、不能公平，已经明显可见。着将奏本中众人的议叙事项交给岳钟琪秉公分别具奏。到时由议政大臣、大学士等定议具奏。又据说：贵总督鄂尔泰奏报勦抚狆苗，地方已经安宁，奉 上谕：狆苗数百年以来凶悍不法，扰害平民。如今鄂尔泰、石礼哈、马防伯率领弁兵前往勦抚，成功很快，地方都已经安宁，永远没有苗人骚扰的忧患，实在值得嘉奖。着将鄂尔泰等从优议叙，参与此事的官员、兵丁都依照军功条例议叙。像刘业浚在用兵时退缩不前的，着严加查察，议定具奏。十六日，吏部侍郎沈近思条奏整饬浙江风俗的事宜，奉 上谕：据沈近思奏称，浙江一省有逆种双生，越水因此更加羞耻，吴山全都蒙受耻辱，等等。朕认为，浙江省有沈近思这样一个人，不被习俗污染，可以称为上等智慧、坚定不移，实在足以洗刷越水、吴山的羞耻。他所条陈的浙江风俗十条，件件切中弊病，曲折详尽，十分值得嘉奖。着发给李卫、王国栋，按照他的请求严加禁止约束。十七日奉 上谕：此前派学士何国宗等七人前往山东查看河道，朕都给他们供应驿站夫马和廪粮，不让他们烦扰地方。他们绕道勘察、没有 驿递的地方，就令所管辖的州县酌量供应。山东巡抚陈世倌本应把如何供应以及动用哪项银两给付议定清楚，不使官民受到牵累，这才妥当。如今据塞楞额奏称，历城等二十二州县详细报告供应钦差食物、车马等项，共用银两没有项目可以抵销。除德州、泗水、恩县、高唐、聊城五州县愿意把所用银一千五百九十九两自行捐备，不请求报销外，其余州县共用银七千二百六十多两，应从哪一项开销，请求详细裁定，等等。何国宗等查看河道，既然已经给了驿站夫马和廪粮，其余绕道之处离地方不远，所需日用费用非常有限。如今看塞楞额所奏，各州县供应将近一万两之多，这都是陈世倌徇私结纳、逢迎钦差的人，任由他们虚用滥支，以博取他人称誉，违背谕旨谄媚逢迎，实在无耻，有损封疆大臣的职责。此前何国宗回京时，曾在朕面前奏称山东巡抚陈世倌很好，又奏称送给他们每人盘费八百两；河南巡抚田文镜却没有馈送，何国宗的言辞神色间似乎有把田文镜说成不敬钦差的意思。这是因为田文镜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而何国宗等也只是流露出不满的神色。又如查嗣庭奉差前往江西，丁士一接待过分，孙兰苾写信申诉冤屈，可见奉差在外的人员借端惹事的情形已经很明显。山东供应钦差滥支的七千二百多两，以及泗水等州县自行捐备的一千五百多两，都着在陈世倌名下赔补，以警戒将来阿谀奉承的风气。何国宗等不顾惜地方财力，辜负朕的任用和差遣，交吏部严加查察，议定具奏。又浙江省在京的大臣官员，吏部侍郎沈近思等奏谢整顿教化浙江风俗，奉 上谕：朕看了浙江大臣官员等谢恩奏折，如果确实出于至诚，感激和惭愧交集，知道警戒、互相劝勉，那么一两年之间，风俗就有希望恢复淳厚，不辜负朕教化引导的苦心，你们自身、家人和子孙也会永远享受这份福泽。倘若只是粉饰性的空文，那么这份奏折又有什么益处呢？朕不取这种做法。过去浙江风俗一向如此，你们这些人中难道没有存心邪曲、同汪景祺、查嗣庭相似的吗？前两人的罪案败露时，朕如果逐一追问查访，还有什么情由查不出来？但朕不忍株连许多人，委曲地替他们保全。你们应当知道朕宽大的恩德，人人感激，互相砥砺，踊跃自新。朕观察浙江风俗，读书人大多不是像苗、猓、番、獞那样强悍愚蠢、圣教难以教化的人。只是平日受到的习染太深，加上一个念头偏邪，埋没了本来的善性，以至于昧于纲常大义。如果约束这种心念，依循道理行事，那么习俗片刻之间就会改变，收到的成效也会很快。从今以后，你们如果确能洗心涤虑，改过向善，朕一定会知道。倘若阳奉阴违，仍旧沿袭旧习，也难以逃脱朕的洞察。要努力，要谨慎。十八日奉 上谕：“谢赐履，朕从来原本不了解这个人。他刚到山东任巡抚时，大臣中有几人曾在朕面前奏称，谢赐履操守很好，但才干平常。当时因为魏廷珍升任湖南巡抚，两淮巡盐御史这一员缺十分重要，朕于是补授谢赐履担任，并授予副都御史。那时山东有贪劣知府陶锦、李元龙等数人，朕访闻属实，便下谕令黄炳纠察参奏，并不是由于谢赐履的陈奏。可是谢赐履却把弹劾劣员的功劳归于自己，山东人也都把功劳归给谢赐履，那么谢赐履欺世盗名的行径就可想而知了。他到了两淮以后，虽然没有贪婪的名声，却一件事也没有整顿。至于湖广盐价一事，他同杨宗仁争执，他办理得也很不妥当。后来调补两浙巡盐御史，他因循怠慢，导致私盐充斥、盐枭横行，完全不能尽心办理。等朕降下防范之谕后才去稽查，使人把怨恨归到朕身上。年羹尧到浙江时，他亲自连夜昏暗中远迎，恭敬到了极点，由此又可知他工于谄媚逢迎。今年夏天进京陛见，以衰老为由请求退职，朕观察他的言语举止，知道他是一个奸诈虚伪的小人。” 即使他自称年老衰迈、不能任职，这话也不是实情，不过是借口来试探朕的意思。朕料定他不能为国家出力，所以答应了他的请求。如今他的胞侄谢济世听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这一定是因为谢赐履心怀怨恨，平时没有用正道教训子弟，以致他的侄子背弃公义、蔑视事理，狂妄放肆地胡作非为，触犯法律。着行文其原籍，令谢赐履立即赶赴京城。你们把谢济世案件中的原委向他逐一询问，详细奏报。” 十九日奉行上谕。

译上谕：“一向以来，国家的外戚以恭顺、谦谨为贵，不可骄横放纵、任意妄为。舅舅佟国纲天性乖张谬妄，过去任都统时，每逢荐举人员，不论那人的优劣，总要强行要求。” 圣祖仁皇帝提拔任用；如果没有答应他，他就必定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圣祖仁皇帝把绿头签扔在地上，他仍然没有恐惧的神色，还奏称：“宁可把我的都统职革去，我所荐举的人没有私心，绝不能不用。这样做实在是冒犯无礼。” 圣祖常常委曲地加以宽容，从未因此治他的罪，仍把他置于大臣之列，以便保全他。他不但不感念 圣祖深厚高大的恩德，反而经常心怀不满。后来乌兰布通出兵时，圣祖知道他浅薄无能、不可委以重任，所有紧要事务都不让他参与，只令他管辖火器营。他心中产生怨恨，到了临阵时，独自穿着显眼的甲胄，单骑驰出鹿角之外，以致中枪身死。大概是他平日蓄意积存忿恨，所以特意轻生，以此辱损国体。然而 圣祖念及他已经阵亡，仍然优厚地加以抚恤。圣祖恩待外戚，始终没有改变，可以说是极其厚重优渥了。他的子孙应当更加感激，但各个儿子都不是这样。他们刚愎无礼，与他们的父亲十分相同。等朕即位以后，想到他是 太后的亲属，又仰体圣祖推恩的深意，对于佟国纲的祖父，特意加以旷世的典礼，追赠崇高官阶，赐予美谥。又命有关衙门为他修墓、建祠，颁赐御书匾额和对联，使祠宇增光；恩典接连不断，宠荣备至。可是鄂伦岱、法海等不但不知道感戴朕的恩德，反而认为这些特殊待遇，都是因为朕优待隆科多所造成的。他们这样辜负恩德、违背义理，竟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他们具有人心吗？法海是佟国纲地位卑贱的侍婢所生，生父不把他当儿子，兄长不把他当弟弟。等他读书长大后，凭借外戚的势力，滥得科举功名，于是更加放肆狂妄，不知约束。至于法海的哥哥鄂伦岱不孝于父，举国皆知。法海的生母去世后，鄂伦岱不容许她葬入祖墓，双方于是成为仇敌。他们父子兄弟之间的情谊离异，大多就是如此。法海本来就是无能之人。圣祖因为他是舅舅的儿子，又念及他父亲阵亡，所以从翰林逐步提拔为广东巡抚。他在广东，操守虽然很好，但办事乖张，对于地方吏治和盗案完全不能办理，而且进呈的奏折全是破旧的纸和劣质的墨。圣祖恼怒他不敬，曾把他进呈奏折的家人严加责罚，而法海却毫无畏 惧之心，仍然狂悖自如。圣祖担心他贻误封疆大事，便将法海革职，命他到军前效力。他到了西宁，便同允禵私下结交。允禵任大将军时，种种贪婪放纵、违法乱纪的事情，法海不但不劝阻。朕即位后，命允禵进京，法海是军前效力的废员，未奉朕的防谕，便偷偷来到京城。当时正好年羹尧进京陛见，奏称法海已经到了这里，又推荐说他可以任用。朕因而命他担任江南学院。法海到任后，颇有声望。朕想提拔他为浙江巡抚，年羹尧又奏称，法海只能担任学院，不能担任巡抚。朕想，法海既然能够胜任学院一职，也就可以任用为巡抚，于是补授他为浙江巡抚。哪里想到法海一到浙江，狂妄暴戾的性情依然不改，轻慢辱骂司道，肆无忌惮。后来据佟吉图奏称，法海曾在司道面前极力称赞年羹尧是天下第一豪杰，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可用，并说自己实在不愿做他的属员。这些赞扬年羹尧的话，不过是想讨取年羹尧的欢心，求他援助；其卑污鄙贱、毫无廉耻的用心由此可见。现在杭州将军鄂弥达在京陛见，也奏称法海过去任浙江巡抚时，行为举止乖谬不堪到了极点。法海不能胜任巡抚，人人都知道。朕先前把他调回京城，授予部院事务，仍希望他能够时时听受训谕，或许可以悔过效力。朕对法海的加恩，不能说不厚重了。法海以前从西宁进京时，曾奏称允禵对他说：“我同皇上已经结成仇隙。”朕想，过去在藩邸时我同允禵并没有嫌隙，是什么事情使我们结仇？按道理推断，允禵一定没有说过这话。这不过是法海以前同允禵交好，所以捏造这句话，想表示如果朕处分允禵，就是在报复仇怨，无非是为允禵预留转圜余地，巧妙图谋营救。如今派人讯问允禵，允禵回奏说：“我如今身犯重罪，盼望皇上不加刑戮，实在感激，也实在悔恨。凡是我说过的话没有不承认的，但法海说的这件事完全没有根据。他如今在京城，我愿意同他当面对质。”据此可见，法海的用心奸险，罪恶十分明显。而且他同鄂伦岱兄弟之间原本如同仇敌，又想借此掩饰他们骨肉相残的丑事。至于鄂伦岱结党悖逆、扰乱国政，朕将鄂伦岱依法处死，并没有株连法海。法海同鄂伦岱平时本来如同仇敌，可鄂伦岱被诛杀后，他反而时时流露出怨望的神色；他这样大奸大诈，哪里还有人臣侍奉君主的体统？朕近来命法海前往西宁搬取塞思黑的家口，他竟然不请示、未奉防谕，冒昧前往。上月二十一日，塞思黑的家口一到保定，法海就想独自进京。他一同奉差前往的太监王自立、郭进玉对他说：“我们一同办理这件事，如今到了保定还没有奉到防谕，忽然把我们留在这里，大人独自进京，我们十分害怕。”他对王自立、郭进玉说：“我总是有罪之人，这次进京，皇上一定会把我拿问，交刑部治罪，到那时一定会另派人来办理。”于是他在二十六日从保定动身前来奏报。朕谕示说，前一次既然没有请示、未奉防谕，这次又何必冒渎奏报？他竟然不等候防谕，公然自行到保定，把塞思黑的家口带到京城，强行交给内务府收管。像这样悖乱妄行、目无国法，绝对难以宽恕。将法海革职，拿交刑部，着顺承郡王锡保、领侍卫内大臣以及各部院满洲大臣等逐一审明，具奏。又

译谕令五城官员、军民人等：制钱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务必使它充足流通，才便利民间使用。国家设局铸钱，年年鼓铸，但京师的钱文没有增加，外省地方也没有流通，这一定是有人销毁制钱、制造器皿，导致钱文减少、钱价日益上涨，其中的弊情十分明显。朕深切挂念民生，多次下达谕旨防禁钱弊，但钱价仍未降低，因此禁止使用黄铜器皿，凡民间所有，都按价给钱，令其交官，以供铸钱。这是朕反复周详筹划，完全为了便于民间谋生和日用，并不是朕需要铜料、要把民间铜器广泛收进内府。像这样有益于民间的事情，你们应当立即踊跃奉公，欣然交纳，使制钱增加、日用充足，难道还要等上官稽查催迫吗？何况铜器交官后，都按数量领受价钱，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不愿意做的呢？而且民间器皿也不是一定要用黄铜制造；有财力的人家，白铜、红铜都不难得到；没有财力的人家，木盆、磁器价格便宜、制作省事，也未尝不适用，不像制钱那样是人人万万不可缺少的东西。朕为你们日常使用的需要这样筹划，你们自己为日常使用的需要着想，更应当积极奉行，何必拖延观望，使公私双方都得不到好处呢？与其把黄铜器皿藏在家中，等将来三年期限届满，因触犯禁令被查获而获罪，哪如彼此相互劝告，早早交纳，既得到价钱，又享受钱价下降所带来的利益呢？朕怜悯你们愚昧无知，再次颁下这道防谕，通行晓谕，都要体察朕的意思。” 二十日。谕令刑部：刘天桂所犯的罪只应杖责，并不是死罪重犯，为什么竟至于在狱中病死？着该部查明后具奏。一向以来，犯人在狱中死亡，多是狱官疏忽，任由禁卒凌逼所造成的。如果本人犯有应死之罪，又当另论。那些犯军流以下轻罪的人病死狱中，实在很可怜。他们在狱中患病，是否应当保释出来调治？以后督抚题报犯人在狱中死亡的奏本，务必把本犯的情罪以及病故的具体缘由说明清楚，不得含糊蒙混。着九卿议奏。” 二十一日。谕令户部：江南地方今年秋冬雨水稍多，低洼地区难免减产。现在米价虽然平稳，但恐怕明年青黄不接时，价格难免上涨。朕心中忧念，预先筹划，已经特别派遣专官，把从前截留的漕米逐一清查，会同该督抚商量，以供地方使用。又命该督抚动用正项钱粮，委派官员到邻省采买米谷，以备积贮和平价出售之需。朕考虑苏、松、常、镇四府土地广阔、人口稠密，需要米粮很多，而四府所属漕粮兑运共有一百四十余万石，占七省漕粮的三分之一。如今州县已有受水灾的地区，恐怕百姓缴纳漕粮不容易，着将成灾五分以上的地亩应缴漕米缓征一半，估计将近二十万石，使乡里百姓既可以宽免正额的输纳，而地方又有多余的米粮，那么编户中的贫民就不必担心缺粮了。缓征的一半漕米，着于雍正五年秋收后带征完纳。没有成灾的地亩，仍按原定数额征收，准许钱粮兼收。着将此事迅速谕令该督抚遵行。二十二日奉行。” 上谕：近年来冬月封印以后，政务略有闲暇，朕亲手书写“福”字，赏赐内外大臣。各位大臣上奏谢恩，都说承受了朕赐福的恩典，这是世俗的说法，并不是正确的道理。朕怎么能够把福赐给各位大臣呢？不只是朕不能，即 使上天难道也能把福气私自赐给某一个人吗？《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逆正道就凶险。”又说：“天道使善人得福，使淫乱者遭祸。”《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诗经》说：“自己求取更多福气。”古代圣人的垂训，已经如此深切明白。一向以来，善恶的报应如影随形。福气和善庆，全看个人自己求取，别人丝毫也不能帮助。况且所谓福，不在富贵贫贱之中。富贵人有富贵人的福，贫贱人也有贫贱人的福。有时贫贱的人遵循道理、安守本分，没有忧患，心志安宁舒畅，四肢身体舒适，反而超过富贵人。可见人人各有自己的福。朕每年颁赐“福”字，大概是希望大臣们看见它就警醒内心，时时存有能够获得福气的心念，去做能够获得福气的事情。正如《诗经》所说“自己求取更多福气”，这样各种福气就会聚集到自身。各位大臣又曾说“依赖朕的福气”，这话也不对。必须各位大臣都有福，朕才有福，实际上是朕依赖各位大臣的福气。又必须天下百姓都有福，然后才成为我们君臣的福气，所以君臣都依赖百姓的福气。愿意同各位大臣共同勉励，修养求福之道而已。” 二十三日奉行上谕。上谕户部尚书蒋廷锡：你在内廷侍从二十多年，谨慎勤劳，诚心实意地效力。朕即位以来，凡是交给部院办理的事务，你都能尽心办理，清楚妥当。简任农曹后，尤其称职。你一向笃守孝道，母亲享有高寿，你早晚侍奉供养，十分恭谨。朕优厚眷顾大臣，把恩德推及他们的母亲，时常加以问候，赏赐也不断颁给。如今听说你的母亲突然去世，朕深感悲痛，特派大臣前往赐奠茶酒，加恩谕祭一次，并赏银一千两作为殡殓费用，以表示朕教人尽孝、勉励尽忠的深切用意。二十四日。谕令户部尚书蒋廷锡：你母亲享年八十一岁，生前受到两朝的恩赐，死后朕又加恩礼遇你的母亲，可以说是福分圆满了。你应当体察朕的意思，不要过度悲伤，爱惜调养精神，为朝廷效力。你母亲的心也一定会得到极大安慰。” 又有直隶总督李绂保奏景州知州王安仁，奉行上谕。上谕：据李绂奏称，景州知州王安仁到任以来，捕灭蝗虫和蝗蝻，诚心出力。假如直隶地方确实有蝗蝻，李绂按理应当奏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隐瞒不报，而在保奏王安仁的奏本中才加以说明？何况王安仁是在今年五月到任，今年直隶地方雨水调匀，从未听说有蝗蝻滋生。如今朕把此事遍问在京的直隶大小官员，他们都说景州地方没有听说有蝗蝻，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说有蝗蝻。李绂所奏王安仁捕灭蝗蝻，究竟是何月何日的事情？着李绂明白回奏。” 二十五日奉行上谕。

译上谕：据署理江南总督范时绎奏称，今年八月间接到工部咨文，命江南制造战船所需的旗帜、军械、炮火等项，立即委派人员按照样式制造齐备。现在十月内又接到工部咨文，命江南停止制造。但这些军械既然已经按样式备齐，不敢存放在外，仍应送往天津等语。战船军械关系重大，应当在何处制造，工部本应周详确定，然后行文外省。为什么先命制造，后来又命停止制造，前后相互矛盾，使外省不知遵从哪一项，实在不合适。着将工部堂官、司官交部察议，具奏。部中尚未制造的军械器物，而江南已经制造完成的，着于明年春天酌量时日运送天津。福建、浙江所制造的器械，也照江南运送的例子，一并遵行。” 二十六日奉行上谕。上谕：朕即位以来，把满汉臣工都视为一体，时时训诲他们，要求君臣之间务必厚重敦实，真正做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彼此一体相连，而不在于仪文礼数等末节。至于上面赏赐下面、下面进献给上面，不过是借微薄的物品表示彼此诚意相交。如果诚意不能相互信任，只是一味讲求虚文，那就大大违背君臣一体的道理。朕这三年以来身穿素服、斋戒居处，从未命人进献。直到去年八月，三年期限已满，十月是朕的万寿节，在朝大臣有人进献书籍、笔墨、文玩。朕认为大臣们的心意出于诚恳，如果一概拒绝，恐怕无法联结上下之情、成就君臣和谐相交的情谊。因此即使物品极其轻微鄙陋，朕也体察他们的诚心而收下一两件。这是朕优待臣工、委曲体察下情的深厚恩典，并不是因为进献的物品适合内廷使用才收纳。随后朕已经下令停止群臣进献。朕看待你们各位大臣，实在不亚于家人骨肉，所以偶有食用之物，朕也不论物品贵贱，遇到方便就颁赐给你们。正如《论语》记载的，赐食、赐腥，古人早已这样做了。朕实在是出于一片真诚待下之心。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鼓励你们，希望你们报效，那么就是孟子所说的“君主把臣下看待得如同犬马了”，朕怎么忍心这样做呢？一向每逢年节，圣祖仁皇帝把关外进献的鹿、猪、野鸡、兔子之类赏赐诸王，此外只赏及汉大学士和内廷供奉的翰林，可见他优待汉人就是如此。朕沿袭实行，把赏赐遍及在朝大臣，无非是把他们当作家人父子，在岁时伏腊之际共享欢欣和融洽的情意，并不在于微薄物品本身。然而查嗣庭私自编写日记，讥讽诋毁朝政，对于赏赐、进献的物品，却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少的说成多，将来传播流布，必然导致世人议论。比如杨名时、李绂、何世璂、甘汝来等进献的物品，奏单现今还在；李绂、甘汝来又因为朕没有收纳，再三上奏恳求。你们看看他们所献的东西，都足以令人发笑。这也不是说他们今天进献的东西偶然微薄，而是过去的惯例大多如此。我 圣祖仁皇帝六十年来，大臣们进献的物品也不过如此。天下人所 共同知道的事情，却被说成…… 圣祖宽大包容，体察他们微薄的诚意，不遗弃菲薄之物，所收的大多是笔墨、笺纸、书册之类，恩情可以说极其深厚。假如有查嗣庭这样悖逆狂妄、诬妄记载的人，经过六十多年，又不知会制造出什么样的讹言？岂不是会因为 圣祖体恤臣下的广大仁德，反而启发奸邪小人的毁谤吗？朕即位以来，事事大都遵循旧章，只因查嗣庭妄行讥谤，朕心里深为畏惧，所以有了禁止汉官进献的防谕。就连年节赏赐一事，朕也心中犹豫，因为恐怕照旧施行，或许会引起无知小人的议论。如果把进献和赏赐一概停止，又会有人说朕待臣下过于严厉，无法联结上下之情，也不合于 圣祖的政治。人情难以揣测，众人的议论也难以调和。这虽然是细小的事情，其中却有关系，朕也不得不更加详慎。着将甘汝来的奏折以及李绂等人的进献奏 单发给汉大学士、九卿阅看并议奏。汉大学士、九卿等援引旧典，共同上奏恳请仍照旧例。又奉 上谕：这是朕慎重考虑的意思，唯恐赏赐过滥引起议论，又恐因进献而开启谄媚的开端，所以命汉大臣等会议具奏。如今看了所奏，援引旧典，情辞恳切，着照所请施行。至于大臣进献之事，外任大臣自古有进献地方物产的道理，现在仍准许他们进献，但所进物品必须让廷臣共同知道；朕酌量收纳，也必须让廷臣共同知道。在内的大臣原本没有地方物产可进献，如果把庆贺令节当作成例，互相跟随进献，朕一概不收纳。朕先前颁下的防谕已经很明确，仍着遵行。” 二十七日。谕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以及内府佐领所属官兵：国家所用的东西，没有比制钱更重要的。制钱充足，物价每天平稳，才对众人的生计有益。如今钱局每年鼓铸，并没有流通到外省，按理制钱应当增加、物价应当平稳。可是制钱不但没有增加，旧时的制钱还逐渐减少，钱价反而显得昂贵，都是因为不肖之徒企图获利，销毁制钱、制造黄铜器皿造成的。朕洞察这些弊端，因此下达防谕，禁止使用黄铜器皿，命令按官价收纳。这完全是为了众人的生计，周详筹划，使钱文充足，有益于众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朕有需要黄铜的地方，要把众人的黄铜器皿收进内府。听说有些人即使主管人员屡次催促，也不肯立即交纳；又有人迁居、藏匿。收纳铜斤，照常付给官价，并不是白白交出而得不到价钱，众人本应欣然踊跃，把家中所有黄铜器皿赶快交出，哪里至于要主管人员稽查催促呢？况且众人家中何必一定要用黄铜器皿？有财力的人家，白铜、红铜、铅、锡都可以使用；中等人家，磁器、木器也未尝不适用，而且所需价值又很省。众人交纳黄铜器皿，既可以照常得到价钱，又能使制钱逐渐增加，充足供应众人的生计，也大有好处。如今与其把它藏在家中，等三年期限届满被发现时，自己招致罪责，哪如及早交纳以得到官价？朕怜悯众人愚昧无知、胡乱给自己招罪，所以再次降下防谕晓示。”

译再者，满洲人的本性原来崇尚淳朴节俭，如今逐渐染上汉人的习俗，彼此相互仿效，以致各种用度都涉及奢侈浪费，不懂得节制，不顾及生计。因此朕斟酌确定品级次序，禁止服色，限定一年期限，命他们各按品级次序穿用。所降防谕已经十分明白。这完全是朕深切挂念八旗满洲官兵，把他们如同婴儿一样爱护；事情关系尤其重大，所以委曲筹划，确定品级以禁止服色，是希望日常生活能够充足，并不是无缘无故禁止。有些无知之徒竟说，平民和奴仆都不禁止，任凭他们随意穿用，为什么要禁止我们这些人？他们又不懂朕怜恤的用意，在禁令期限内制作新衣，却欺骗说是禁令以前制作的；如果任由他们这样制作使用，终究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平民和奴仆有什么关系，怎么能同官兵相比？即使他们衣服华美，难道就能比官兵更显荣耀吗？必须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官兵不如他们，所以才有这个禁令，而正是为了官兵的生计才加以禁止。人的尊贵荣耀不在衣服，只在各人的行为举止。富足的人本来少，家境贫乏而互相仿效的人很多；既然已经贫乏，又勉强仿效，生计就更加窘迫了。” 众人如果与其这样在衣服上陷于困窘，哪里如安守本分、努力学习技艺？如果品行果真能够奋发勤勉，取得历任官阶直到大僚，自然就能够按身份穿用。官员、兵丁赖以为生的，只有俸禄和军饷，而且各自还有应当承担的差役。如果因为制作一件衣服，就耗费数月的钱粮，日常生活还能宽裕吗？节俭是持家治生的根本，连衣物等项都不能节省，怎么能有益于生计？如果能谨慎遵守朕的防谕，保持俭约，不追求奢靡、滥行花费，等到家家户户逐渐达到充盈的时候，才会感戴朕教养的深恩。着交给各该管处再次晓谕，务必使人人知道朕的心意，各自追求俭约，以符合朕怜恤、优待旗人的深意。” 二十九日。谕理藩院：一向以来，四十八旗的王、台吉分为两班，往来京城。即使本家有重要事务，或本人身患疾病，也一定要前来，到了春天才回本地。明年冬季又轮到他们当班，既接近严冬，往返劳苦，朕深为挂念。他们中如果有愿意进京请安的，应当在草木返青时照常前来。今后每年的班次应分为三班，两年轮流一次，使他们能够休息。你们议奏。又吏部议准两江总督范时绎请求，将江南沿海州县各缺从记名人员中选补，奉 上谕：范时绎奏称，江南沿海州县以及直隶州的缺额，请朕从记名人员中补授。部议援引直隶总督李绂的先例，准许范时绎所请，令他一年以后才办理保题等语。直隶地方距离京师很近，所以朕准了李绂的请求，暂时宽限一年。若因为范时绎到任不久，属员难以保题，就准照李绂的先例，那么凡是新任督抚都可以援引此例来推辞保题责任了。况且朕的意思是特意让督抚保题，因为此人是督抚所保举的，将来如果不适合地方任用，该督抚便可以奏请更换。若是经过朕选定派往，恐怕督抚等人不免有所顾虑。该部所议不合，着重新议定具奏。” 又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报朱家口决口合龙，奉 上谕：齐苏勒自从被选任河道总督以来，谨慎勤劳，操守清廉，诚心任职，洁身奉公。去年朱家口河水决堤，齐苏勒遵照朕的防谕，督率河员用心加紧堵筑。如今据奏报，十二月十三日决口已经合龙，朕心中十分欣慰，完全可见他尽心任事、办理有方，使泛滥的河流获得安澜，实在值得嘉奖。齐苏勒着加太子太傅，以酬劳绩。”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