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七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七十一 雍正六年七月 上谕四十四道 初一日 谕大学士等：工部的奏销黄册，雍正二年十二月等月的账册拖延不报，直到今年六月初一日才呈进。朕命大学士等诘问工部堂官，随即大学士等参奏说：黄册是按日记载的档案，怎么会有事情不记在其中？按照定例，凡遇朔日、望日等吉期，在京各衙门进呈奏章，都要逐一详细检查。黄国材等任意疏忽，完全没有恭敬谨慎之心，应将他们交部严加议处。那时朕把黄册发出，命工部堂官等候办理，如今已经七月初一日了。着工部堂官就在今天把黄册进呈，朕要阅看。天道使善人得福，使淫恶者遭祸；奖赏善人，惩罚恶人。《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逆正道就凶险。”凡人只有 顺应事理行事，自然会得到 上天的眷顾和保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趋吉避凶之道。至于忌讳、禨祥之说，不过是庸人和愚昧者的见解，稍有见识的人尚且不这样做。朕察理极其明白，只知道顺应事理办事。上天的根本是一致的，丝毫没有什么需要避忌的。你们大学士每天侍奉左右，想来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但臣下事奉君主的道理，本来就应当时时存有恭敬、谨慎、忠诚、爱戴之心，所以每逢佳节吉辰呈送本章，都要留心检查。这也是自古相沿的惯例，礼数本应如此。至于奏章内有 陵寝字样的，也一定要留心检查。因为恐怕朕陈奏阅览时触景而伤感。这也是因为朕思念 皇考、皇妣，无时无刻不稍稍放下心怀；而在吉日清晨必定焚香瞻礼，难道会因为 展开阅看黄册时看见 陵寝字样，才在心中悲戚吗？这只是因为工部堂官等完全没有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心，不懂得恭谨办事的道理。而且数年以来，朕时时加以教导，反复耳提面命，他们仍然怠慢玩忽、疏忽大意，不遵守训诲。朕不得已降旨诘问，严厉切实地申饬，希望他们醒悟改过。又恐怕这些人庸鄙无知，以为朕是因为忌讳月朔、心中不快，才把黄册发出并降旨严厉责备，命他们守候，所以特意命令他们在今天月朔进呈，朕亲自阅看并当面晓谕，以此开导他们的愚昧，教给他们尊君亲上的大义，也让众人共同知道。初二日奉 上谕：平息盗患，是安定百姓的首要事务。田间的恶草不铲除，嘉禾就不能生长；奸邪盗贼不清除，善良百姓就不能安宁。这是确定不移的道理。朕时常以此训诫各省督抚和有司，反复谆谆告诫，但能够切实奉行并取得成效的很少。比如江南苏州、松江等地方，盗案比其他地方多，而陈时夏等人又柔弱懈怠，竟没有把长期作恶的首领缉捕惩治。范时绎做官清廉谨慎，但平息盗患的才干也显得不足，加上他管辖三省，精力也难以周全，所以江南下游地方的盗风不能止息，小民受到骚扰和拖累，朕对此深为忧虑。浙江省盗案一向也多，自李卫到任以来，他留心整顿，盗匪知道有所畏惧。昨天据李卫奏折称，钱塘县知县秦炌、杭州协副将李灿，缉捕了惯盗张宝生等十多人，审讯时供出历年来图财害命的案件多得无法计数。像这样凶恶残害百姓的匪徒，督抚李卫能够使文武属员协力缉捕，不让他们漏网，众人都感到痛快。他又派委文武官弁分区巡查，对盗贼、拐逃、伪造银钱、扒窃、赌博等犯严加缉捕惩治，用来警戒刁顽之徒，使善良百姓安宁。李卫确实不愧为封疆大臣的任职，十分值得嘉奖。着令将江苏所属七府五州，除钱粮、刑名事务以外，其余一切盗案都交给李卫管理，文武各官听从他的节制。有能够尽心缉捕的，以及因疏于防范而造成贻误的，听凭他举劾。遇到缉捕、访拿盗贼等事情，各营兵弁听从他的调遣。江南督抚等官仍照旧办理，不得因为李卫管理稽查盗案而产生推诿的念头。至于缉获惯盗的秦炌等人，着交礼部议定叙功奖励。又奉 上谕：据河道总督齐苏勒奏称，改修山旴三座滚水坝时，立即命令河兵把沿河旧存的废石加以利用，不必另行动用钱粮。现在工程都已经完工。上述事情，都是齐苏勒平日实心任事、带头率领属员的结果，白钟山又能遵照他的教令，核实办理，十分值得嘉奖。若换作从前的总河官员处理此事，不知道又要冒开多少工程费用了。白钟山着交部议定叙功奖励。又，怡亲王参奏水利事务中出力的主簿梁文中，奉 上谕：凡是兴修河渠、田亩等事务，朕本意是要惠养百姓，为地方造就可以长久依赖的利益。然而如果派去的人员奉行不善，就会反过来成为民间的祸害。从前朕屡次降谕防范，已经说得很明白。此前听说直隶工员中有人因为营治稻田，竟防除民间已经种下的豇豆，所以谕令怡亲王确实查办。现在据怡亲王等查得，候选主簿梁文中在蓟州地方营治水田，逼迫百姓路仲惠等把已经种下的豇豆防除毁坏，确有其事。怡亲王等已具折参奏。梁文中没有在事前向百姓晓谕，却把已经长成的庄稼逼令抛弃，违背事理，妄自行事，不遵守谕令防范，明显是想阻挠政务，不是无心犯错可以相比的，十分可恶。该巡察御史苗寿陶、正中何以没有查明参奏？梁文中所犯罪行既已属实，不必交给该督再次审理，着革去职衔，就在工地上给他戴枷示众，等候发落。他所毁坏的豇豆，着令按数在梁文中名下追出价钱，赔还本人，并将此事通行晓谕在工人员，使他们知道。初三日 谕工部：四川省所办理的楠木中，有九十三件的丈尺与其他省份重复。工部议定认为不合定式，不准运送。木料既然已经采办，如果因为不合定式而不准运送，恐怕外间难以发卖更换，或者会使官民受到损失。各省已经采办而不合规格的楠木，着准许运送进京；愿意在本省发卖的，也听其自便。至于各省办理各项事务，如果所差委的官员确实清廉能干，及时发给价钱，确实没有侵吞拖延，使小民得到额外的利益，他们自然会欣然听从，公事也容易办理。朕屡次颁发谕令防范，反复谆谆训诫，宪德本应督率有司谨慎遵行，像这样草率从事，朕非常不赞成。将此再行晓谕，使他们知道。又刑部等衙门奏称：捕役于胜故意杀死同伙盗犯滕方叔，拟定斩刑，监候执行，奉

译上谕：于胜因为已经捕获的盗犯供出滕方叔是同伙，所以将他擒拿。滕方叔却持棍殴伤公差，自行逃跑，跌伤左膝。于胜等人这才逼迫殴打他，以致死亡。这些属于误伤致死之罪。现在该抚和法司都按故意杀人定拟，不合适。凡捕役捕获确实是盗贼、凶悍难以制服，不得已以致其死亡的情形，朕已经降谕令九卿详细查考定例。此案着三法司另行议定具奏。初五日奉 上谕：据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称，河南府孟津县天平街居民翟世有以耕种为业。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陕西三原县人秦泰贩买棉花，携带银一百七十两，在路上遗失。翟世有到田地耕作时捡到，想等原主人寻找后归还，守候了一天。回家后，他把此事告诉妻子徐氏，徐氏也劝丈夫归还。到第二天，翟世有才看到秦泰张贴的寻物告示，于是报告乡地，将原银全部交还，丝毫没有取用。秦泰因为原来的寻物告示中有均分失物的约定，又感激他的恩惠，想履行约定酬谢他，但翟世有坚决推辞不接受。像这样义举和清廉操守，实在难得见到。已经给他颁发匾额、赏赐银两，并命县里立碑来表示奖励。谨此具折奏闻。天下能否太平，在于端正风俗；而整治风俗，在于端正人心。如果人的存心确实能够守法、奉公、安分、知足，就不会贪图不当所得的钱财，不会做不合道理的事情，独处时无愧于心，进退俯仰都能宽舒自在，和气便会招致祥瑞，自然使灾害暗中消除，各种福气全部到来。这就是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果存心不正，暧昧苟且，损人利己，巧取豪夺，即使得到眼前的利益，也因为违背天理，暗中必遭上天谴责，得到一些便失去另一些，根本不足以补偿。又有的人心存妄想，轻易抛弃乡里，以致陷入困苦饥寒之中。被迫去做匪盗之事，有的死于沟壑，有的触犯刑法，子孙流离失所，不能回到故乡。这就是所谓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古代训诫明白地流传下来，确实不会有差错。朕爱护养育百姓，反复谆谆教诲，已经说得十分详细周全，只希望天下内外革除刻薄风气，归于忠厚正直，形成平定、公正、正直的治理。然而地方大吏和有司既不能亲自实行礼让，作为百姓的倡导，又不能恳切周详地宣讲朕的教训，所以返还淳朴的风气很少见到，朕心中实在盼望这种风气。如今看到孟津翟世有的事情，正是美好风俗的明证，也是国家真实的祥瑞，朕心中深为欣悦。田文镜教化引导、奖励劝勉的功劳，也由此可以看出。大概秉持人的常性而喜好道德，是人心共同的本性；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天地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难道会没有崇尚廉洁、尊重义行的人吗？只是因为大吏和有司不把民风淳厚或浇薄放在心上，有时便使这些人湮没而不能彰显罢了。如果平时果真能够教化训导，遇到忠孝节义之人，就一定恭敬礼遇并加以表扬，作为众人的劝勉，那么人们奋发兴起，难道不能形成家家户户都值得封赏的美好风俗吗？翟世有着赏给七品顶带，仍赏银一百两，以表彰他的善行。每个人处境的丰歉、贫富，都有一定的定数，不可能靠侥幸取得。假如贪婪的人反而有余，廉洁的人反而不足，那么定数就不足以凭信，天道也就无法解释了。有这样的道理吗？无奈世人一产生贪心，便连明白浅显的道理也不能觉察；以至于见到利益还能想到道义，不拾取遗失的金钱，竟成了古今罕见的事情。像翟世有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耕田劳作的农民，未必遍读先圣的诗书，也未必取法古人的品行义举，但天性朴实诚厚，即使独处暗室也不欺骗，因而能够教化妻子，共同完成义举，所以得到神明暗中保佑，扬名彰显美德，使声誉传到朝廷，受到拜章、服色和帑金的赏赐，并且将姓名记载在史册中，使美名流传无穷。假如只计较一时利益，所得不过一百多两金子，数目能有多少，使用起来很快就会耗尽。拿今天得到的荣誉名声来比较，二者的多寡难道只是天壤之别吗？观察翟世有这一件事，可以知道他平日存心忠厚、正直、公平，所以才得到上天的鉴察和护佑。上天鉴察而赐下这件美事，假如人人都受到感动而奋发起来，都能这样存心，那么不但能够形成让路让田界的美好风气，而本人也一定受到 上苍的嘉奖保佑，承受国家的恩荣，难道不是美好的事情吗？去年京城内有一名割草夫役，名叫六十一，在他的草车里捡到银五十两，不肯私自取用，向官府呈交，随即由管辖官员奏报。朕已经降谕奖励此事，与翟世有归还银两的事情相类似。翟世有、六十一都是普通百姓，却能够戒除贪念、知足自守，砥砺廉洁操守。那些做官的人，身列士绅，百姓依赖他们作为表率。大都身为读书人，姓名列在学校名册中，百姓把他们奉为楷模。然而他们却在夜间接受馈赠，贪赃纳贿，出入官府，图谋私利，不遵守官箴，也不端正士人的品格。如今听到翟世有、六十一的事情，他们难道能不在内心惭愧吗？朕是为了人心和风俗，特意将田文镜的奏折发出，并颁布这道谕令。着令内外地方官员通行晓谕所属官民人等，使他们知道。又奉 上谕：关于城乡分案缉捕一事，据吏部奏称，等各省复核的奏报到齐后汇总上奏。凡是交给督抚、提镇各自发表意见议奏的事情，只能命令部文到达之日仍在任的督抚、提镇等议奏。如果后来升迁或调任到任的督抚、提镇等也一律令其议奏，那么他们到任不久，对地方事务还不能周知，所议内容未必恰当；如果等他们熟悉地方事务后再令其议奏，案件又势必难以完结。今后交给督抚、提镇等复议的事件，一律令部文到达之日在任者议奏，随后陆续到任者不必议奏。着通行晓谕各省督抚、提镇知悉。初七日奉 上谕工部：把国子监建立碑亭的图样绘制出来呈上来供朕阅览。旧日所建碑亭有使用黄瓦的，也有使用绿瓦的不同，朕询问工部侍郎法保、吴士玉，他们都茫然不能回答。国子监建立碑亭，关系到典礼，主管此事的人本应详细考察其源流始末，然后入内禀告。法保、吴士玉办理陈奏事务却漫不经心，有损职守，着将法保、吴士玉交部严加查察议奏。初八日，吏部议奏：川陕总督岳钟琪没有遴选贤能人员，管辖回纥人众，依例处分。奉

译上谕：朕看了此案，岳钟琪本应议处，但他一向忠诚、以国事为重，加上任内事务繁多，所管辖的地方又遥远，这样实心任事的大臣，朕实在不忍处分。着将销去记录，原拟罚俸的处分宽免。又兵部议奏：八旗中军器有亏缺短少的，将主管大臣等依例处分。奉 上谕：军器关系到军事政务，主管上司及各官本应不时稽查，使其整齐完备。如今考察不严，导致有亏缺短少，本应将主管官员照兵部议定处分。但这是第一次查点，姑且从宽免究。今后再遇查点，如果还有像这样残缺不全、准备不足的，定将主管各官治罪，决不宽贷。又刑部等衙门奏：刘应科致罗连死亡，拟绞刑监候执行。奉 上谕：刘应科踢死罗连，自有应得的罪责。祖秉圭以刘应科父母都已六十多岁、两个儿子还未成年为由，援引条例上奏请求留养。杀人者死，法律有明确条文。朝廷施行生杀的权力，都是依据天命、天讨的道理。如果其人情形确有可原，宽恕过错也没有大害；应当根据情由而释放罪人。如果其人依法不可宽免，即使刑罚是故意施加，也没有什么过分，应当按律加刑。此前朕为此颁发谕令防范，已经再三说明。如今祖秉圭又为不合条例的刘应科妄自请求留养，推究他的用意，不过是想博取宽厚的名声，以施私恩、放纵违法，实在大失为臣之道。此案等祖秉圭到京之日，交给有关部询问祖秉圭究竟是什么用意，严加议处，具奏。又 谕大学士等：自古以来，顺应上天的生存，违逆上天的灭亡。功劳奖赏、罪行诛罚，没有不是天命、天讨。因此君主奉承天命而行事，明定刑罚、申明法令，全都出于天理至公，丝毫不能夹杂私心。做臣子的奉行君主的法律，就是奉行上天的道理，自然应当恪守法典，怎么可以借施恩之名故意纵容，枉法而违逆上天？何况枉法的人，正是自取法令不予宽宥；违逆上天的人，也正是自取上天必然降罚吗？世上有些坐在井里看天的人，往往把一两个执法大臣看作残忍小人，甚至把政治公明的君主妄加上苛刻的名声。他们却不知道，在法律之外施刑、杀害无辜，才叫残忍，才叫苛刻。如果按照法律惩处奸邪，正是为了安抚良善，这就是施刑中暗含的阴德。就如浙江总督李卫捕获多年巨盗，如果说这些人都有性命，便一概援引大赦条文，曲意宽宥，使从前受害的人含冤受屈，这难道是安抚良善的道理吗？总而言之，错判有罪而入刑和错判无罪而释放，其弊害是一样的。凡是见识卑鄙的人，不懂天理，不顾国法，喜欢施行小恩小惠来博取名誉，实在不能不严加训诫。又，田文镜升任河东总督，具本章谢恩。恩奉 上谕：朕看了田文镜的奏疏，心中深为嘉悦。君臣之间，必须开诚布公，才能形成同心同德的治理。朕从前降谕说，田文镜管辖之下，绝没有庸劣官员；也是深信田文镜一向以公正诚实著称，举劾没有私心，那么属员自然知道什么应当奖励、什么应当惩罚，奉公守法，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朕当时不觉察自己的话说得过头了。如今田文镜奏称：“听到圣命以后，实在惶恐不胜。全省地域广大，臣的耳目难以周遍，怎么能够使所有属员都敞开心扉、坦诚相见？谁敢保证万无一失？”这话确实有道理。像佟镇、黄振国等，虽然是河南属员，但只应当说：“在田文镜管辖之下，绝不会姑息容纳这样的庸劣官员。”凡是大臣等奉到嘉奖的诏旨，其中确实有自己能够做到的，不必用空话谦逊推辞；自己能力达不到的，也不必顺承圣意、把它说成自己能够做到。田文镜的奏疏，深得大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可以作为内外臣子的准则。前谕中“断无此等庸劣之员”，着改为“断不容此等庸劣之员”。初九日奉。上谕：程光珠是隆科多庇护的私人，他当日署理布政使事务，也是倚仗隆科多的力量，以致李树德推荐他署理职务并带他进京引见。朕看他是心术不正的人，而隆科多又极力推荐，所以姑且试用，观察他的后续表现。后来他在山东任内的事情逐一败露，应追缴的赃私和亏空银两多达数万两。朕施恩容许他按期限完纳，宽免他的罪过。但他生性狡猾，百般藏匿，直到现在已经数年，仍欠银五万多两。今年塞楞额具折奏称：程光珠未完的银两，或许一面咨查原籍，再把他所开列的馈送、借欠各官分咨各旗籍追抵。朕批示说：早不咨查，到了这个时候却用“或”字，请问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将来程光珠不能完纳款项，自然有疏于放纵、使他得以藏匿的塞楞额。何况程光珠不是没有能力完纳，如今把自己的财产藏起来，不肯缴清公款，却把馈送、借欠各官的款项开列出来搪塞，难道要国家替他追取旧账吗？这有这样的道理吗？塞楞额也是隆科多庇护的私人，所以彼此顾惜，有意疏纵，从前不肯严查。如今经过数年，程光珠已经把财产四处藏匿，难以彻底查究。如果只是交给地方官查追，对钱粮有什么补益？着将程光珠解送刑部，令刑部与塞楞额限期严加追缴。如果程光珠确实无力完纳，就着落疏纵他使其得以藏匿的塞楞额赔补完结款项；程光珠照原拟罪名治罪。又

译谕三法司：先前因为蔡珽袒护黄振国，尚没有明显确凿的罪证，所以将黄振国暂且监候。如今看四川各案，蔡珽因为黄振国而使地方官民遭到残害死亡的有五六人，这就是明显袒护黄振国的案件，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共同听闻的。从来人心风俗的祸害，没有比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更大的。朕为此时常加以训诫提醒，谆谆告诫，但蔡珽、李绂、黄振国等人竟敢结党援引，肆意欺骗蒙蔽，合谋协力，倾陷清正无私的田文镜，想借此实现报复、满足私心，甚至蛊惑谢济世，捏造昧于心、违背理的言论，参劾田文镜，希望激怒朕而获得诛杀谏官的名声。他们的用心狡诈到了极点。追究根源，都是因黄振国一人而起，所以黄振国实在是匪党的首领。如果不明正典刑，结党谋划、排挤陷害的风气就不能止息，又凭什么给众人作惩戒？黄振国着依议立即处斩；蔡珽着暂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高其佩所犯的罪不只是革职，朕因为他还有历练办事的才干，所以将他革职后仍留任都统，令其效力赎罪。从前的谕令防范已经十分明确，如今仍从宽，暂且留任效力办事。又，江苏巡抚陈时夏题报江苏藩司交代钱粮一事，奉 上谕：漆绍文任藩司期间的钱粮，张坦麟接任一年还没有交代清楚；赵向奎到任几个月就交代清楚。陈时夏已经具题报来。交代有迟有速、有难有易，如果不是张坦麟在前任时苛刻索取，就是赵向奎在后任时徇情放宽，二者必有一个属实。张坦麟苛索固然不能不追问；如果陈时夏、赵向奎相互串通徇情，更不能不查。着交给范时绎，务必查出实情具奏。又江西巡抚布兰泰题参清江县知县牛元弼等，奉 上谕：据布兰泰参奏，清江县知县牛元弼在需要降雨的时候，并不亲自祈祷；刚刚禁绝屠宰，随即又设宴唱戏，不理政务；临江府知府吴恩景替他粉饰，明显是徇情隐瞒，请将牛元弼、吴恩景一并革职。牛元弼在解除屠宰禁令以后设宴唱戏，尚且不能与祈祷求雨之时相比。如果说牛元弼平日喜欢歌唱、沉溺安逸享乐，那么布兰泰为什么不早些参奏？至于所参奏的“不理政务”，也应当明确指出他废弛的是哪些事务。如今仅因一时意见，仓促严参该县知县，并请求将知府一同革职。按定例，属员犯贪赃重罪，知府有徇护或疏于察觉的，其处分也只是降级调用。如今仅因属员唱戏，就要奏请将知府革职，像这样超越条例的事情，几乎有擅自施恩、作威作福的意思了。朕对督抚大臣深加信任，常有督抚参劾尚轻，而朕从重处分的情况，总是根据情理权衡其间，希望处理得公正恰当罢了。凡是担任督抚的人，应当替国家爱惜人才，尤其在参劾之间，更应谨慎慎重。如果错误地罢免一名能干官员，其过失更在错误推荐一名劣员之上。推荐一个劣员并误加任用，他日自然会败露；如果错误地把能干官员罢斥，他终身都会被废弃，不能再振作。天下人才有多少，难道可以因为一时喜怒而滥加摧折吗？考察官吏的道理，公正和明察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存心本来公正，但见识达不到，就一定会被属员欺骗蒙蔽，被浮言遮蔽。布兰泰的存心虽没有私下徇情，但缺乏识人的明察，而且像这样琐碎而不识大体。奏本中所参知县的情事含糊不清，至于请求罢免知府，更是过分。朕想牛元弼设席演戏，也可能是因为家中有吉礼，这一点还不能确定，也应当详细察明情由，不应仓促参奏。况且所属地方雨水是否应时，水旱是否成灾，全都关系到督抚大臣的感召。如果果真能够施行德政、推行仁政、安定百姓、考察官吏，自然能够上感天意。上天便会和顺，百姓也会丰足亨通，获得祥庆。如果政事有所缺失，举劾失当，以致雨水不能应时降下，这时只依靠祈祷的虚文，已经属于庸鄙的见解，却还想把过错推给属员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不是压抑委屈他们太过分了吗？牛元弼、吴恩景不必革职；如果二人在任内另有亏空或劣迹，着令布兰泰查明。查明后续参奏，再降谕令防范：如果没有其他罪证可以参奏，着将牛元弼、吴恩景送部引见，听候谕令另行任用。初十日 谕各省督抚：凡是新选、新补以及拣选的官员，朕都令他们各自发表见解，具折分条上奏。其中有可以采纳的意见，就发交廷议，众人议论认为有益后，再付诸施行，并将该员所奏之事交部存档。将来该员如果有被参罚处分的事情，该部要把他曾经分条上奏过的事情一并说明具奏。这是为了奖励直言，扩大听闻见识。但是这些官员分条上奏的，大多是各省地方事务，难免会牵涉封疆大臣。那些为国公忠的督抚，必不会因为他们越分陈述而心存芥蒂。那些存心稍有偏私、气量又狭小的人，却会把该员曾经陈述过的事情看作多事，在言语交接之间加以讥讽傲慢，或者故意交给他曲折繁难的事务，使他困顿周旋，甚至罗织小过，仓促参劾。这样一来，今后上奏条陈的人有所顾忌，就一定不敢直言地方事务，又怎么能够鼓励敢于直言的风气、通达民情、周知吏治呢？如果有这种挟带私心、怀有忌恨、不替朝廷爱惜人才的人，必定难逃朕的鉴察，一定严加处分。所希望的是封疆大臣等共同发誓秉持公正宽广的胸怀，完全去除偏私的见解，使下属官吏各自发挥所长，那么吏治和民风都会得到好处。又，署理湖南巡抚刘世明题参澧州营参将李琯，奉 上谕：澧州营参将李琯，才干、技艺、勇力都很优秀，先前在桌子山等处十分出力。如今被参劾，不必立即革职，着解除职务，交给该抚秉公查审，并查明任内是否另有未结案件。审结之后，令李琯来京引见，再降谕令。其挑补把总的马兵李万春，着该提督发给咨文，赴部引见。十一日奉

译上谕：一向在督抚赴任时，有奏请将平日所知道的人员带去，以备委用的，朕因督抚职任重大、事务繁多，想任用一向熟悉的人，以收到如臂使指的功效，事情也确实可行，所以准许其所请，令其带去，酌情题补。近来听说督抚等带去的人员，在地方上不甚适宜，有的群相趋奉，被指为上司的心腹；有的妄自发表议论，又被认为是上官偏袒，弊端很多，流言也不少。比如杨文干请求带王士俊、殷邦翰去广东，这两人都是实心办事的官员，只 因为杨文干信任他们，以致广东全省人心不服，产生许多诽谤议论。又如陈时夏请求带蔡益仁到苏州，江南人却指称他是陈时夏的耳目，浮言四起。莽鹄立请求带朱亨衍、李敏德、傅树崇到陕西，原本是为了办理军需，却没有让他们实际效力一件事务。藩司孔毓璞立即迎合巡抚，把一个人委署两个缺，而命令随往试用的官员不予委署，因而人心很不认为公平。这些都是所带人员不适合地方的情况。朕想，带去的两三个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十分有限；却因此使其他人效力的心受到阻碍，那么得到的益处很少，造成的无益却很多。何况属员有过失小错，上司本应委曲体谅、设法保全；但既然是督抚带去的亲信，按理更应避嫌，却反而有不便格外保全的情势，这也不是爱惜人才的办法。况且全省属员很多，督抚等如果果真公正精明，善于考察官吏，那么所属官员中难道没有清廉能干、可以彼此信任、互相资助办理事务的人吗？何必只依赖带去的一两个人，而引起众人的疑议呢？文官与武职不同，武职以弓马技勇为主，有操练兵丁、差遣巡缉的事务，督抚、提镇等将熟悉的人奏请带去，以供差遣，可以收到使用他们的好处。至于文官，就不应当带去。从前督抚等奏请带文官前往，实在很不对，朕也不应当准许他们的请求。除督抚已经到任以后，因本地重要缺额奉谕令题补，而本地没有合适人选、改从别省旧属中题补的，不必解任以外，像杨文干、陈时夏、莽鹄立以及各省督抚大吏从前请求带去、如今仍在其属下任职的人员，统统着回京请示，另行任用。此前台湾道朱鸿绪赴任时，保奏现任知县袁式宏、原任知县刘辉祖、唐暄。当时朕准许他带刘辉祖、唐暄到台湾效力，调袁式宏来京引见。昨天袁式宏来京，朕看他也只是中等平常的官员；他带到台湾的刘辉祖、唐暄，着回京引见，听候谕令。又奉 上谕：命案中把不合条例的人上奏请求留养，这个先例始于李绂。朕早就知道那些想施私恩、博取声誉的督抚，见到此事后一定会纷纷越过条例上奏请求，结果国法就无法实行了。祖秉圭、宜兆熊果然接连违反条例具题。凡是担任督抚大臣的人，以市施私恩为名而废弃公义，不能不加以惩戒。祖秉圭此前已经交部严加议处，宜兆熊、李绂着一并交部严加议处，用来警戒那些施私恩而不顾国法的人。又奉 上谕：据石麟奏报，山西荣河县沿河地方黄河水涨，有十八处村庄被淹。地方年成的丰歉、水旱灾害是否发生，全都关系到督抚政事的得失；天人相感的道理，确实不会有差错。朕已经对此详细降谕。石麟自担任巡抚以来，精力不能周全，才力显得很勉强，所办理的事务多有不妥。朕已经多次训诫，也兼为地方深感忧虑。如今荣河县果然发生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的事情。黄河在山西境内，尚不是险要之处；而且今年入夏以来又不是多雨之年，却忽然听说水涨成灾，难道不是封疆大吏政事有所缺失的缘故吗？这是上天显现征兆，用来表示警戒吗？督抚的责任，全部在于察吏、除盗，以安抚百姓。百姓如果不能做到这两件事，就一定会导致上天降灾。上天不和，百姓也一起受到困苦，事情关系重大，竟到了这种程度。凡是封疆大臣，应当怎样勤勉尽心，才能称职？那些保荐督抚的大臣，又应当怎样公正忠诚、详细慎重，务必选得合适的人，来符合君上咨询的要求，为百姓造福呢？对于荣河县遭水灾的百姓，应当特别加意抚恤，着有关部院迅速议定具奏。又刑部议驳江苏巡抚陈时夏题奏的盗犯陈二等劫取绸布一案，认为把强盗案讳饰说成窃盗，应令该抚再次详细审理，等具题奏到之日再行议定，奉 上谕：朕先前看到陈时夏奏本中，把盗去绸布三千多匹的案件指为窃盗，实在荒谬。那时降谕交给有关部议定，想看看他们将如何定议。如今该部驳问得很是。哪有四个窃贼一夜之间能够偷走三千多匹绸布，却没有一个人察觉的道理？把这说成窃盗，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相信。陈时夏却茫然不能察觉，只听属员详细报告，就照此具题，完全不推究情理，怎么能不受下属欺骗蒙蔽？至于其他疑似而难以查明的案件，还能指望陈时夏体察隐情、办理不出差错吗？此案仍着陈时夏据实明白回奏。十二日奉 上谕：先前因为米贴逆夷违法，所以用兵征剿并加以抚绥。如今据鄂尔泰奏称，贼首已经擒获，余党全部平定。张耀祖所率官兵已经在五月二十六日撤回。井底坝以及沿江渡口等处，原先议定驻兵三百名，如今再增设二百名，足以巡察防范。米贴的事情既然已经办完，想来云南兵可以回到各自汛地。鄂尔泰正要撤回，眼下逃窜的不过德昌一人，自然容易缉捕。至于征剿、抚绥雷波土司，四川省拨出的兵力足以办理。此前命令黄廷桂节制云南省官兵，现在可以不必这样做。如果有应当通知云南省官弁的事情，着黄廷桂就近知会。前次降谕令动用四川库银赏给张耀祖、哈元生，作为赏赐之用。如今张耀祖既已回到本汛，着立即从云南库银中动支赏给。又奉

译上谕：据云南总督鄂尔泰奏称，被革职的乌蒙土司禄鼎坤是禄万钟的亲叔叔，过去居住在鲁甸，也属于匪首。当日官兵进剿乌蒙时，禄鼎坤带领两个儿子以及鲁甸头目等投见知府黄士杰，随后总兵刘起元授予他外委守备，准许他立功赎罪。等到臣亲自到东川，又发给牌照准许他效力、录用。禄鼎坤起初前往教化禄万钟母子，劝他们归顺，因为主文刘建隆等抗拒不从，便带领禄万钟母子逃往大关。禄鼎坤自备口粮，督率土兵三千人，直捣镇雄的胁迫之处，所以禄万钟计谋穷尽、形势困迫，只得投奔。四川营又招抚乌蒙头目五十多人，以及各目部属的百姓数千户，都到行营投降归顺。等到米贴陆氏等人勾结四川猓夷、抗拒官兵时，禄鼎坤把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调集率领土兵亲自前往效力。还有同案的白颇阿业，也随禄鼎坤投诚。此前陈明哲等抗拒官兵、抵抗敌人时，白颇阿业奉他母亲之命，曾率土兵血战突围，这也是有功的彝人。只是因为他的哥哥是叛案重犯，按缘坐法应当流放，所以一并奏报。朕以天下万方为念，内地百姓和外夷彝人都一视同仁，本来希望他们都归于善道，承受朝廷抚绥教养的恩德。禄鼎坤既然能够悔过自新，输诚归化，又奋勇效力，帮助官军，与那些凶悍苗人中执迷作恶、始终不悔的人相比，差别如同天壤。应当特别施恩，作为众人的劝勉。此前鄂尔泰已经题请依新定条例将禄鼎坤发往江宁安插，现在免去迁移的跋涉，立即安插在云南省城，将禄鼎坤隶属于总督标下管辖，令鄂尔泰酌情题授职衔，并赏给供养资财，使他能够从容使用，以表示恩典和奖励。同案的白颇阿业也能悔罪归诚，着将流徙之罪开恩宽免。又 谕顺承郡王锡保等：苏克济亏空侵蚀的款项，证据确凿，其他亏空还不止四百万两，却令他父子认赔一百万两，这不过是四分之一罢了。何况朕因为他的儿子达尔布还可以任用，施恩释放他，令他以闲散身份在外，以便清偿他父亲的欠项。如果他稍有人心，就应当感激朕的恩典，踊跃迅速完结，不仅因为畏惧国法，也应当想着救他父亲的性命。即使苏克济年老昏聩、不明事理，他也应竭力规劝；可是他竟不交纳应当完纳的款项。如今他弟弟、侄子、亲戚家中，竟有暗中藏匿、私下寄存的财物价值一万多两，达尔布却不报出。这说明达尔布丧失良心、昧于道理，只知道吝惜财产，留作日后的打算，却把父亲的死生置之度外，不忠不孝到了极点，国法和伦理都难以容忍。达尔布着立即处斩；苏克济改为应斩，着监候，秋后处决。十五日奉 上谕：据礼部查奏，李氏在雍正二年寿登百岁，因为她的丈夫张焕服制未满，不忍举行庆祝之礼，以致拖延到上年冬天才办理举报。李氏高寿超过期颐，心中明白大义，年高而德行美善，实在值得嘉奖。着赏赐内府绸缎二端、貂皮四张、人参二斤，以表示朕格外施恩的至意。又奉 上谕：一向以来，各直省隐匿的田地，大小臣工上条奏的很多。朕想到愚民无知，既然过去已经隐匿，往往害怕获罪，不敢据实报出，所以特意施予特殊恩典，于上年颁发谕旨，准许在一年之内据实自首申报，免除隐匿之罪，也不追究他们过去应缴纳的赋税。自从谕旨下发以来，各省已经有陆续自首申报的。如今一年的期限已经期满，督抚中有请求宽限的。远乡僻地，或者得到消息稍迟；村野乡民，或者心存顾虑观望，以致还有没有全部自首报出的弊端，也未可知。着再展期六个月，从谕旨颁发到达当地之日起计算。有关地方的有司官员务必诚心劝导所属百姓，使他们知道宽限的特殊恩典，不得再有迟延，以免获罪。又，吏部议奏：陕西巡抚莽鹄立、布政使孔毓璞等徇私庇护属员，照例处分。奉 上谕：据岳钟琪折奏，孔毓璞自到甘肃以来，办理公务小心谨慎、勤勉恭慎，如今因为军需案件中失察属员迟误，不得不照例题参等语。孔毓璞着照所降的品级从宽留任。莽鹄立做官还想诚心效力，操守也好，但性情偏执卑鄙，器量狭小浅薄，不能识人，经常被人欺骗，却又借施恩来博取声誉。朕已经多次训谕过他；自从任巡抚以来，他常常袒护属员，而所参劾的人又多出于私心。他承受朕提拔任用的深恩，理应竭力秉公办事以报效朝廷；如果不改掉旧习，他的罪过就不只是降级调用了。莽鹄立也着照所降的品级从宽留任，观察他日后的实际效绩。又，刑部折奏，请求保留主事蔡曰逢。奉 上谕：蔡曰逢颇有才干，所以从翰林中选用为登州知府。然而他不肯诚心任事，只知道沽名钓誉，逢迎上司，袒护属员。因此他任登州知府时，常有人在朕面前奏请推荐他。朕把他调入内廷任用，想看看他的表现。如今因为督催所属县征收钱粮未达到规定数额，部议照例革职具题。朕因为蔡曰逢一向专门施恩市惠、顾徇情面，是毫不可惜的人，所以降旨同意部议。如今你们既然上折保留他，着革职留任，令他在部中效力供职。等到三年没有过错，援例准予开复。如果他不痛自改悔，仍然重蹈从前的恶习，不但要严加治罪，你们这些保留他的堂官也一并从重处分。十六日

译谕刑部：丁守勤是魏之耀的匪党，隐匿他的家产财物，不遵照谕旨自首，应当流徙宁古塔为奴的犯人；他的儿子丁鹏飞冒用籍贯、改换姓名，滥窃军功，应当发遣充军的犯人。父子二人都有应得的罪。宪德因为丁鹏飞具呈表示愿意与父亲更换罪名，代替父亲流徙宁古塔，于是具本为他题请。而且本内奏称：“皇上以孝治天下，远近的人没有不感动的”等语。刑部议称：“从来没有父子各案犯罪、应当发往两处而彼此更换罪名的条文，应当不准施行”等语。所谓孝，必须奉行法令、守持自身，以诚心劝谏父母，使亲人能够成就善行并免除过错，这样才可以称为孝子。没有听说父子共同作恶犯法，犯罪后都遭受重惩，情理上毫无可原，却忽然凭私意恳求，藐视国法，还可以称为孝的。丁守勤、丁鹏飞所犯的罪，明白昭著。宪德身为封疆大臣，自然应当分别按照确定的法律惩治，作为一家匪类的警戒。如今却突然拿律例中从来没有过的规条为他题请。如果依从宪德所奏，军流之罪可以互相更换，那么倘若犯了斩刑、绞刑之罪，也要互相更换吗？枉法施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案件中的王国栋还没有押解到四川，丁守勤父子还需要当面对质，可见此案还没有结案，为什么要这样急切地为丁守勤父子题请？难道不是宪德心里只知道施恩博取声誉，于是忘了刑罚的常法和伦理纲常的正理吗？况且宪德奏称“俯顺私情，以彰明国法”，像这样办理，国法在哪里？他的话本身就互相矛盾。宪德近来精神明显不足，他职责内应办理的事情还多有错失，哪里还有闲暇留心于施恩博誉，而作出这种超越常例的举动？宪德说“朕以孝治天下”，所以他才题请；而部臣议定不准施行，这就等于要用不孝的方式办理国家事务了。究竟应当怎样处理，朕实在不能替他决定，着宪德自行议定后具奏。又，诸王、大臣等奏贺平定西藏。奉 上谕：阿尔布巴等人背理妄行，藐视国法。朕为了安定边疆，特意命大臣率兵前往查究事情原委，就近进行讨伐。如今据奏报，颇罗鼐率领所属兵马先到达藏地，各寺喇嘛把首恶阿尔布巴等三人献出，拘禁首领，既然已经擒获，藏地就可以安宁。在大军没有发射一箭、西藏没有伤亡一人的情况下，这样的大事竟如此容易成功，全都是仰赖 上帝垂降的慈悲，以及皇考在冥冥中的保佑，实在不是凭朕浅薄的德行所能达到的。因此因诸王、大臣等陈奏，特将这些事情宣谕使大家知悉。特将这些事情宣谕使大家知悉。二十日奉 上谕：“据钦天监奏报，占书中说七月月食对陈州不利，又说三日之内下雨灾祸就能消除等语。朕对此深感忧虑和畏惧。又想到陈州属于河南地方，田文镜做官清正，那里不应有灾。如今三日之内果然得到及时降雨，那么陈州地方就与占书所说相应，不算灾祸了。天与人相互感应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 又奉 上谕：先前塞楞额奏报山东没有购买仓谷一案中，列出兖宁道傅泽洪名下派买谷三十八万余石，济东道牟錝元名下派买谷一万二千石。当时朕就知道塞楞额袒护牟錝元，降旨责备他，而塞楞额仍然支吾粉饰，含糊其辞地回复奏报。如今据署理巡抚岳濬奏称，李英署理济东道印务，查得各州县有额解 济东道衙门驿站陋规共银二万零五十两，除去奏销充公及本衙门杂费共五千七百两外，剩余银一万四千三百余两，全都被牟錝元收入私囊。查东省各道的养廉银，每年从耗羡中拨给六千两，而牟錝元所得与各道相比相差悬殊，却不把多余银两详细请示归公等语。塞楞额办理山东事务，对各道都发给养廉银，而对牟錝元却听任他收受陋规，数额超过其他官员养廉银的一倍。至于派买仓谷，又不到兖宁道的二十分之一。这是任由他肥己的事情多，而责令他办公的事情少，其中的弊情已经十分明显，难道还能说没有袒护牟錝元吗？牟錝元收受陋规如此之多，而他名下派买的谷石又少，本应踊跃争先、及时采办。如果他果真迅速买齐仓谷，那么他收受陋规的罪还可以宽恕。可是他竟敢故意拖延，把仓谷置之度外，一粒也没有买补，只顾自己的私囊，不顾百姓的储粮，狡诈到了极点，与寻常收受陋规的人不同。着将从前派给济东道而尚未买补的谷，交由牟錝元自行拿出财产，在本年十月以前按数买齐补入仓中，不得动用官价。至于他每年所得的陋规，着岳濬查明后限期责令追缴；如果逾期不能缴清，将牟錝元按照侵欺律治罪。尚未缴清的银两，在塞楞额名下追缴赔偿，作为背公营私、只知道逢迎上司和袒护属员者的警戒。又，江西巡抚布兰泰奏请，准许丰城县知县杨芊在任守制。奉 上谕：杨芊依照该抚所请，令他在任守制；着该抚酌情给假数月，等料理完他母亲的丧事后，回任办事。以后凡是地方有司官中有重要职位的贤能人员，经督抚题请在任守制的，着督抚酌情给予假期，使他能够料理丧事，以尽人子的心意，并在题请本内一并说明具奏。这样就能公私两全；否则，只能勉强他的身体，哪里能勉强他的内心呢？又说，贵总督鄂尔泰题报，朱锡祺等人盗匿原任广通县知县刘淑的家产。奉 上谕：刘淑呈称，财产、田地都被亲戚朱锡祺等人吞占勒索，不容许变卖折价缴办公款，事情十分明显。然而陈时夏只根据一面之词，就咨文称朱锡祺等没有盗匿的事实，不必追究等语，显然是陈时夏沽名邀誉，取悦所属地方之人，并且表示自己有能力抗拒云南本籍的上司、袒护所管辖百姓的意思。此案人犯不必解往云南，免得徒增牵涉，立即交给张坦麟逐一秉公审究。凡应当追出的款项，立即追缴出来，移咨云南以补足公帑。二十二日奉

译上谕：治理国家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安定百姓没有比平息盗贼更紧迫的。实在因为盗贼是百姓生活的大害。奸邪盗贼一天不除，善良百姓一天就不能安居。朕日夜勤勉，努力寻求治理之道，无时无刻不把安定百姓作为念头，难道忍心为了博取宽大的虚名，姑息养奸，给善良的百姓留下祸害吗？近来各省文武大吏也知道仰体朕的心意，严密搜缉盗贼踪迹，彻底追查盗贼的根源。比如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把数十年来的大盗、惯盗全部捕获，追究他们从前的罪行时，供出劫财害命的案件多得数不清。像这样狡猾的首领尚且不能逃脱法网，那么凡是做盗贼的人，难道不应当知道悔悟和畏惧吗？朕想到做盗贼的人，从前都是愚顽，只知道走向死亡而不知道回头；如今陷入穷困，又想求生却不能。朕反复思量，深感不忍。因此特意颁发训谕，向他们指示。希望迷途的人能够自行改过，愿意悔改，朕的苦心也实在深了。凡是做盗贼的人，都是我的百姓。既然是我的百姓，就应当保护他们，只怕保护得不周全；既然做了盗贼，就要惩治他们，只怕惩治得不及时。你们试想：同样生在天地之间，同样处于太平盛世，却不肯做国家爱护养育的良民，甘愿成为国家诛杀的匪类，难道不是自作的罪孽，又还能归咎于谁呢？做盗贼的人常常借口说是饥寒所迫、无计可施。忧虑饥寒，是谋求生计的心；而做盗贼，却是走向死亡的道路。怀着求生的心，却走上必死之路，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不应当这样做。凡是能够做盗贼的人，必定不是老弱残废之辈，这一点可以知道。他们有可以使用的体力，有可以使用的心思；如果从事农耕，挑担贩卖或受雇做工，就可以作为糊口的生计；或者入营领取粮饷、当差效力，还可以作为求取进身的阶梯。天地之间谋生的人千千万万，谋生的方法也非常多。为什么不效法众人所做的事，却要做这种丧失良心、昧于道理、违条犯法、极其邪恶危险的事情呢？大概是因为这些人，有的游手好闲，安于逸乐；有的赌博酗酒，挥霍耗尽家产；有的逞强斗狠，习惯于做坏事。一旦陷入贫困，利欲熏心，便产生杀人、抢劫的念头，以为在昏暗夜间无人认出，未必马上被捕而遭受刑戮。却不知道一桩案件败露，其他案件就都难以掩藏；一人被捕，伙党就都难以隐匿。从前的事情都在那里，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况且每个人的财产都有定数，哪里有夺取别人的财产后还能安心享用的道理？生死极其重大，人命关乎上天，哪里有伤害别人的性命却不偿命的道理？明有国法，暗有鬼神，法律常刑一定没有可以宽宥的，因果报应也一定无法逃脱。由此可知，杀人就是你们自己杀害自身；夺取别人，就是你们自己夺走自己的食粮。盗贼如果肯做善良百姓，一定不至于因饥寒而死。与盗贼落得身首异处、陈尸市曹，被枷锁拘禁于监狱、肢体受到伤残，父母妻子迁徙流离相比，听见和看见的人都咬牙痛恨，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哪一种是危险、哪一种是安稳呢？俗话说：蝼蚁尚且贪生；你们这些人凭着强健有用的身体，却甘心遭受公开刑戮、污秽卑贱羞辱，被称为罪犯，这种人的智慧连蝼蚁都不如，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朕厌恶这些人肆意违法，又深深怜悯他们的愚昧无知和恐惧。过去做过盗贼的人，自觉罪过难以逃脱，后悔也来不及，只能甘心等死而没有自新的道路，所以特意详细训谕，施行法外仁恩，准许他们自行自首而免罪。凡各省盗贼中尚未被缉拿到官的，其中为首、主谋以及伤害人命的犯人，如果自行陈首，朕酌情认为稍有可原的，酌量宽减罪罚。如果是被人诱骗、胁迫而跟随做盗贼的犯人自行出首，就把他应得的罪全部宽宥，使他能够改除旧恶，永远做良民，享受国家抚养的恩泽。倘若仍然执迷不悟，企图侥幸免罪，那就是这些人罪孽深重，没有福分承受朝廷的特殊恩典，朕也无可奈何了。这道谕旨颁到以后，做盗贼的如果不自首，或者已经自首免罪后又重新做盗贼的，一定加重治罪。倘有不肖官员，因为盗案没有结案、有碍考核成绩，便收买无赖之人，冒充盗贼自行出首，以图销案，一经查出，收买的官员和代为认罪的人，都按照强盗例立即处死。着在京和在外的地方大吏通行告知所属，使远乡僻壤的百姓全都知道。二十五日奉 上谕：张鸣钧奉差前往山东巡察，在一年之内，从未陈奏地方一件紧要的利弊。各省巡察官员出京时，朕都当面谕令他们访查地方利弊，写折奏报。何况科道本来就是言官，即使在京师有所见闻，也准许他们入奏，哪里有一年之内亲身遍历全 省各郡各县，竟然没有一件紧要事情可以陈奏的？这不过是苟且因循、迟疑观望、姑且敷衍塞责的陋习。张鸣钧由编修特授工科给事中，又给予巡察的重大任命，竟把国家的事情视若路人，深深辜负朕简拔任用的恩典。他看见其他省的巡察官员如张元怀、王肃章、黎致远、赵城等，朕都加恩升迁，想来是因为督抚保荐的力量，所以他在山东故意沉默包容，不谈地方事务，以为可以取得巡抚的欢心，让巡抚替他称誉。不知道张元怀、王肃章、黎致远、赵城等获得恩典升迁，都是因为他们留心地方事务，具折直陈、毫不隐瞒，朕心中嘉奖他们，并不是因为督抚保荐的力量。试想张鸣钧这样办事，塞楞额哪里敢在朕面前保荐他？朕又岂容塞楞额借此行私？大凡巡察这一官职，如果真心在地方供职，自然有所裨益；如果把它看作具文，不肯诚心办事，不过增加地方供应的烦扰，还不如不设这个官职更好。张鸣钧只求自己平安无事，却把地方事务置之度外，这种风气最应当惩戒。着将张鸣钧革职，安排他在八旗助教中效力供职；如果仍不诚心效力，一定严加治罪，作为只知道洁身自好而不知道奉公的人之警戒。又奉

译上谕：从前黄炳奉差前往云南，专门办理查审杨名时的案件。他到了云南后，却千方百计牵连李卫。李卫担任云南藩司，整治弊端，诚心供职，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这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的。黄炳却一定要牵连他，不知是什么用意？朕已经因他参奏李卫的案件降旨将他开除。昨天在奏事之余偶然问起，才知道黄炳曾任浙江驿盐道，那么他任内必定有贪污卑劣的行为。只是害怕李卫查出后参奏，所以在杨名时案件中捏造罪名参劾李卫，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他的想法是，如果能把李卫参劾罢黜，固然可以实现自己的私愿；即使不能，李卫也必然会为了避嫌而不便揭露他昔日的短处。他的用心十分奸诈。黄炳受到朕的深厚恩典，由按察使被提拔任用为巡抚。他在山东任内，并没有诚心效力的地方。昨天缪沅查出山东参革蒲台县知县朱成元馈送上司银礼，印簿中记载黄炳任按察使时收受规礼特别多，做了巡抚后仍有收受的项目。可见黄炳在公项养廉之外，仍然滥取属员陋规，操守如此不堪。他的兄长黄焜已经获重罪之后，朕开恩宽宥了他过去的过错，任用他为湖广布政使。他任内行事十分乖张。昨天据迈柱具折参奏，揭发他克扣钱粮等种种弊端。他们的父亲黄国材历任多年，贪赃私弊累累。朕因为他做官年久、对各项事务还算熟悉，所以不计较他的瑕疵而任用他。可是他一味因循苟且、敷衍塞责，可见他们父子都是辜负恩典的人。如果让黄炳从前的劣迹含糊蒙混地脱身，凭什么整肃官场而警戒臣子的职责？着江南清查案件的伊拉齐前往浙江，会同将军鄂弥达、总督李卫，将黄炳当道员任内有无贪污卑劣事项，逐一秉公据实查明具奏。二十六日奉 上谕：先前因为山东参革知县朱成元命家人叩阍的一案，朕命学士缪沅前往审理。据缪沅将朱成元任蒲台县知县期间馈送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员等官规礼的印簿查出后，奏报于朕。朕逐一阅看，知道这是朱成元任内二十多年馈送上司的陋规，而自雍正元年以后仍照旧馈送。此事已经交给有关部门严查议奏。自朕即位以来，严厉整饬官场，禁止私下行贿，又担心督抚等官用度不足，暗 中巧取，所以发给养廉银，使他们公私都有凭借，日常用度从容，或许可以永远杜绝馈赠贿赂，作为澄清吏治的根本。上司既然接受属官的馈赠，又凭什么禁止属官贪污？甚至还以馈赠多少来区分情谊厚薄，那么属员的优劣从哪里辨别？吏治还值得谈吗？所以不能禁止馈赠，就一定不能秉公考察官吏；不能秉公考察官吏，就一定不能有益于政治和民生。这是相互因果的形势，也是一定的道理。各省督抚的养廉银，都经过奏闻并奉旨发给；司、道等官也都从公用项下支给。没有公项可以支取的官员，也应当向督抚说明，准许他们收取某项银钱作为用度。哪有朝廷已经发给养廉银，却还收受属员陋规的道理？如今看山东巡抚、司道等官私下收受陋规仍旧如此，那么其他各省或许也有类似欺瞒、私下收受的情形，未可知。着各省督抚逐一严查，据实陈奏。地方官的薪俸费用自然不可缺少，但从属员手中接受节礼、陋规，绝对不可以。如今各省中或许还有尚未分发养廉银的官员，着各督抚悉心商议斟酌，一边办理，一边奏闻。宁可把州县应当缴出的款项解送到藩库，由公家发给，也不可让官员彼此授受，废弃公议而徇私交，只留下礼仪交际的名义，却滋长贪婪贿赂的弊端。如果再有私下收受规礼的，将该官员置于重典，其所属督抚也从重治罪。又奉 上谕：据原任蒲台县知县朱成元的印簿记载，馈送给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府官等人的各项银两，经缪沅查出后，将印簿奏报。自雍正元年以来，朕屡次降旨，禁止私下馈赠。凡督抚等官，都酌情发给养廉银，以供日常用度。黄炳身为巡抚，怎么还敢接受朱成元的陋规？从蒲台一县推及全省，下属官员馈送的数量不知有多少。着大学士询问黄炳，他任巡抚期间总共收受所属各官陋规多少，务必据实逐一交代。如果仍有隐匿，朕难道不能在山东查问吗？一经查出，一定将黄炳处死。余甸以清官自居，却也收受朱成元的馈送，着将他收受全省陋规的数目逐一交代。塞楞额在山东任巡抚期间，虽然没有收受下属的规礼，但下属有这种相互授受的弊情，他为什么要代为徇私隐瞒？着塞楞额将他所知道的收受陋规之人，逐一据实陈奏。博尔多也曾收受朱成元的陋规，他现在被关押在刑部，着刑部堂官严加审讯，逐一问出他收受下属银两的数目，具奏。又，内务府总管常明奏销修建芦沟桥官房的银两。奉 上谕：这是朕体恤应试举子的意思，使他们旅途中有安稳住宿的地方，而不受盘查行李的骚扰。只是担心各省举子未必知道新设的住宿处所，着礼部行文各该督抚，通行张榜晓谕，并令崇文门每年负责查税的官员诚心奉行，严令巡察人员等不得借故滞留，不得额外苛索。二十九日奉

译上谕：各省监生每逢考职时，有的害怕跋涉劳苦，有的不通晓文理，常常托请在京的亲戚朋友代替自己应考，而本人安坐原籍，滥窃职衔。这种陋习沿袭已久，臣工在朕面前陈奏的很多，因此近年来朕特意派遣大臣等主持考试。后来访察得知，负责考试的大臣也只能评阅文章，不能消除冒名顶替的弊端，所以在上年考试以后，朕命令把一千一百多人全部带来引见。当时他们自己知道冒名顶替、情形亏心，不敢报名引见的有九百多人，都已经降旨革退。前来引见的二百多人，朕认为都是本人，又看到其中有些人才可用，于是降旨选取七十多人交给有关部门立即任用，或者令外省督抚试用，还有加恩任用为知县、知州等官的。近来听说这些立即任用人员中竟然还有冒名顶替的，像这样敢于欺骗蒙蔽朝廷，真可以说是可怜又不怕死了。如今朕开恩，准许他们自行出首。如果替人应考而得官的人遵照谕旨自首，朕酌情宽减他的罪；托人代考的人，情节和罪责较轻，如果遵照谕旨自首，只革去监生身份，不治他的罪。如果代考者和托考者仍像从前一样隐匿不自首，一经查出，一定将出钱请人代考者和接受请托者立即处死。从前历来参加考职的监生中，有代考而取得官职的，都按照这个例办理。《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七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 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七十二 雍正六年八月 上谕二十三道 初一日 谕直省督抚：知府这一官职，管理一郡，负有考察官吏的责任，关系非常重大。如果知府任用得人，就能考察官吏、安定百姓，对地方确有益处。但知府中有些人只是循规蹈矩供职，不能考察官吏，又一向没有过失，不至于被参劾；这类人员如果让他长期任职地方，对于属员贤能与否一定不能详细、周全地了解，对吏治没有益处。着各省督抚把现任知府详细甄别，其中才干平庸、不能考察官吏的，一面具题，请求改补为在京部属，同时仍令该员暂时留在原任办事；一面从本省同知以下、知县以上等官员中选拔能够胜任知府的人，保奏题请送部引见。如果所保人员可以任用，准许授予知府职位；等他到任后，令前任知府把事务交代清楚，来京后按照部属的缺额改用。这样就可以根据才能任用，办理部务有人，各省知府也都成为胜任的人员。如果所保人员进京引见时，朕察看其才干也属平庸，那么仍将前任知府留在原任。各省督抚应当秉公详细选择，以符合朕澄清整顿官场的深切意旨。初二日奏 上谕：骑马持刀、横行抢劫的强盗，从来没有援引赦免的条文。莽鹄立竟为骑马持刀、肆意劫夺的大盗樊二包援引赦令免罪，具题时不知存的是什么心？又，莽鹄立查审革职吏目王遵写信给卢珣等人的一案，奏称“王遵虽然心中有营求的私意，却没有营求的实际迹象”等语。王遵既然有书信请求他们照应，情节和罪责已经明显，不知莽鹄立究竟要怎样才算实际迹象？莽鹄立本来就是卑鄙之人，器量狭小。朕因为他的操守还好，所以任用他为长芦御史。他巡盐任内果然能够称职；后来因甘肃巡抚职位空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而莽鹄立还有勤勉上进之心，于是朕简拔任用他，并切实加以训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