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九 雍正四年十月 上谕四十九道 初二日奉 上谕：朕日夜勤劳，励精图治，谆谆把端正人心、端正风俗作为首要任务。而要使人心、风俗共同归于善，必须先去除钻营求请、私下请托的私心，然后才能形成公平的教化。大臣是群臣的表率，职官是士人和百姓的榜样。大臣不能去除钻营请托的私心，标准就无法树立，百官、士人和百姓便会相互沿袭形成风气，更没有止境了。去年因革职翰林汪德容获罪，查搜他寓所中的笔札，见到他替人说情请托的事情很多，朕考虑他是刚入仕的小臣，没有深究。如今因查嗣庭在科场题目中隐含讥讪，派人查搜他的寓所笔札，又发现有替人说情请托、干涉外官事务的事情，可见这种风气还没有止息，人心风俗没有端正也就不足为怪了。外省督抚、藩臬，都是地方大吏，他们办理的都是地方紧要事务。如果在京大臣出于私情写信给他们托请，就必然导致进退人才不能符合实际，审理狱讼不能公平，各种倚仗势力、颠倒是非、攀附钻营、争相奔竞的事情，都由此而起，百姓怎么能得到安宁，吏治怎么能肃清呢？以道义相交、按照礼节交往，也是圣人不废弃的。内外官员凡有问候书信以及馈赠往来、没有干犯和冒犯之处的，不必禁止。今后如果大臣、官员等私下写信给督抚、藩臬，为事情说情，或者请托子弟、亲朋、门生、故吏，着令督抚、藩臬立即将原信密封进呈。朕也不会把所有内容都向外公布，应当公布的才发出。从前朕曾以此事询问督抚，督抚中也有人把这类事情奏报给朕，但过去从未通行晓谕，恐怕众人未必全都知道，所以今天特别颁发这道谕旨。你们这些地方大吏正好可以借此谢绝亲友、熟人的私情请托，革除汉、唐、宋、元、明以来相沿的陋习。倘若督抚、藩臬隐瞒不奏，将来若在本人处查出，像查嗣庭这一类，或者经朕从别处访闻，必定把隐瞒不奏的人依违反制度的律例治罪，决不宽贷。在朝诸臣也可以援引国法来谢绝亲友，秉公去私，共同辅助移风易俗的教化。要谨慎，要勉励。又奉 上谕：朕阅看江南乡试录，见主考沈近思出题正大，不崇尚诡异偏僻，三场策问中阐发性理，都有根本依据。用这样的题目考试士子，对人品学问确实有帮助，非常值得嘉奖。沈近思着交部议定奖励，具奏。又康亲王崇安等奏请举行庆贺。万寿典礼，奉 上谕：朕即位以来，事事效法 皇考当年 皇考圣诞时，从未每年举行庆贺礼。因此今年朕的万寿节，礼部奏请升殿举行庆贺筵宴礼，朕下旨停止。因为 皇考六十年来所做的事情，朕能力能够效法的，没有不遵奉施行的；能力做不到的，就等待朕日后努力办理。比如 皇考慎重武备，每年巡行边塞、校猎讲武，这件事朕近年来一次也没有举行。可是庸劣无知的官员以及懒惰不堪的兵丁，颇有人把朕不前往边塞当作正确。把不前往当作正确，就必然把从前每年必去当作错误。这都是愚昧卑贱之人贪图安逸、只求方便，不知大体的说法。国家武备关系重大，不可一日废弛。朕不前往，是朕比不上 皇考的地方，朕自己知道。因为朕的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暗中勾结匪党，蓄谋邪恶，遇事制造波澜，内心包藏祸心，朕实在有防范他们的顾虑，不便远赴边塞，这是朕不如 皇考的地方。皇考德行盛大、教化神妙、睿智深远，巡幸所到之处，每天处理万机，几乎没有荒废缺漏，与在宫中没有不同；朕则从早到晚竭尽心力，还恐怕处理安排不周，实在没有空暇顾及校猎行围的事情，这又是朕不如 皇考的地方。皇考神武非凡，天赋有挽强弓、贯穿铠甲的能力，超过千古。众位王公大臣亲眼见过，无不 惊叹佩服，而朕的射箭技艺又不如 皇考。皇考圣体康健强壮，如天道运行一样恒常强健，年纪已经很大，仍不减壮盛时期。而朕的精力又不如 皇考。因此有这四个原因，面临边塞讲武的事情一直没有举行。然而武事不可废弛，所以前几年命皇子出塞行围，以表示训练的意思。武弁和旗员引见时，也都先考察射箭技艺，然后才任用他们。等到朕把天下政事安排筹划得都合宜了，就应当效法 皇考在农闲时亲自举行狝狩之礼，只是目前还不是时候。朕做每件事都 不如 皇考；但在洞察下情这一点上，朕是通过亲身经历而得到的，而这些是皇考当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朕在藩邸四十多年，凡是臣下结党怀奸、攀附请托、欺骗蒙蔽、表面奉承暗中违背、假公济私、当面服从背后反对等种种恶劣习气，都是朕深切知道、亲眼看见的，可以屈指列举。与古来以藩王身份入承大统的汉文帝等人相比，朕的见闻更加深广。所以朕如今日夜忧勤，是为世道人心长久考虑；该禁止的不得不严，该训诫的不得不切，并不是喜欢辩论、自找烦劳。皇考八岁就登上帝位，对于人情中的欺诈虚伪，又怎么会知道呢？大小臣工正要自行谋取私利，又有谁肯把其中的弊端陈述出来？朕当时处在儿子和臣子的地位，早晚问安、承欢侍奉，也有不便直言的地方；既然朕作为 皇考所钟爱的儿子尚且不能说出这些事情，那么 皇考究竟从哪里能够知道呢？只是这一点，朕是通过亲身经历才知道的，至于其他事情，宣谋布政方面则不如 要想稍稍报答皇考的恩德，只有事事勤勉地加以效法、实行。比如万寿节不举行庆贺礼，就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诸王、大臣等所奏之事，朕知道了，仍着遵照以前的防范办法办理。初三日奉 上谕：查嗣庭的儿子查克上给他父亲的家书，全是钻营请托、违背道理并冒犯之语。总是因为查嗣庭存心不正，平日教导儿子的都不是正道，所以他的儿子也成了这样。着行文浙江巡抚李衞，将查克上押解来京审问。信中所说王友揭发之事，过去如何审结，其中一定有徇私情、造成冤屈的地方。查嗣庭的亲友、子侄中凡有干涉此案的犯人，着李衞严加提审，秉公复审，定议后具奏。又

译谕大学士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张廷玉：性理一书，阐发圣贤义理的精髓，是后学者的津梁；对修养身心有益，对品行造诣有关。凡属读书人，都应亲身实行，牢记在心而不丢失。你可以传谕各位翰林。知道了。又因工部奏报，本部司官罗米等监修东长安门牌楼时，虚报冒领钱粮，奉 上谕：朕登基以来，各部的陋习都已经逐渐改正，唯独工部积累的弊病丝毫没有悔改。这都是因为阿其那处处扰乱，务必推行自己的私意，所以小人们完全不知道受到惩戒。这种情形十分可恶，着将罗米等逮捕交刑部，严加议罪。工程所用的钱粮，全部着落在他们名下赔补；如果他们不能赔完，就着落在当时派遣他们的堂官身上，分别赔偿。今后工部如遇到这类事件，都照此例办理。初五日奉 上谕：学政的责任，以端正士风为根本，必须慎重选任，才能称职。孙嘉淦任官时声名很好；提督顺天学政李鳯翥，着调任补授安徽学政。提督浙江学政一职，着王兰生离任。王兰生着来京请训，听训后再赴新任。浙江布政使佟吉图，是阿其那当日最先信任的人，原任广善库司官，告退闲居后，仍常同阿其那秘密往来，自称等待时机、收敛才华。朕即位后，因为他的才干可以任用，特加恩典，优先擢升授为山东按察使，不久又升为布政使。后来因他执拗任性，贻误河工，被齐苏勒奏请革职拟罪，朕又加恩宽免，仍任用为布政使。他到了浙江以后，完全没有尽心报效的地方，朕多次降谕训诫，他竟然仍不悔改。法海也曾奏报此事，朕询问李衞，李衞也回奏说，佟吉图任官表现平常，不能尽心任事；这说明他心中确实有不愿为朕出力的地方。着调来京，朕有很多事情要询问他。陜西按察使许容，任官声名很好。起初他奏报马喀把变价盐斤欺骗性地请求带销，十分欺罔，朕因此将马喀革职，命许容会同审理。后来听说许容想要坐实自己先前奏报的话，便用严刑逼迫商人承认，朕因此把许容一并解任，交给岳钟琪、吴士玉等审讯。如今岳钟琪等审明具奏，许容并没有逼迫商人承认的事情，他所奏报马喀的许多情况也都是事实。许容理应恢复任用，着补授浙江布政使，来京请训后再赴新任。浙江绅士强悍凶横、风气浮薄，以强凌弱，逐渐习以成风。例如汪景祺、查嗣庭任意讥讽诽谤，目无法纪；又如陈世侃偶然因为私怨，便把平民托付给巡抚黄叔琳，打死在杖下；又如查嗣庭的儿子查克上写信给他父亲说：“王友揭发一事，县令极力替他讲情，应当写一封信致谢，才可以表示感激之意。” 近来小人势力增长，往往说有意外的横逆之事，不得不与有关官员周旋之类的话。由此可见乡绅同官府结交、挟制把持的情形非常明显。这种恶习绝不能滋长。着行文李衞加意整顿，应当奏报的立即奏报，应当惩治的立即惩治，务必使陋习全部革除，以端正人心、整顿风俗，消除百姓暗中的忧患。如果李衞因循隐瞒，被朕访闻或被别处察觉，一定将李衞治以重罪。杭州府和海宁县的官缺，必须有刚正廉洁之员才能胜任。着将开封府知府孙国玺调任杭州府知府；海宁县知县的缺额，着内阁、九卿共同举荐数人，会同吏部带领引见。初六日奉 上谕：朕统治天下，只把端正人心、整顿风俗作为首要事务。然而教化引导和训诫的谕旨屡次颁布，积久的习气仍未改变。像浙江，就有汪景祺、查嗣庭这一类人，任意讥讽诽谤，毫无忌惮。由此可见浙江省风俗浮薄，比其他各省更严重。今科主考陈万防在防问中说：“浙江省的坏风俗，很喜欢争讼；有的本来只是小事，却夸大其词；有的仅仅有些影影绰绰的迹象，便凭空妄加编造。刁悍之风没有革除，积习却日益深重。”这些话更加说明浙江风俗难以教化，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不努力整顿挽救，等到他们陷入重罪后才施刑，实在令人不忍。朕打算专门派一名官员前往浙江，考察风俗，查察奸伪；应当劝导的就劝导，应当惩治的就惩治，应当交地方官审结的就交地方官审结，应当奏报提审的就奏报提审，务必使绅士、衿生、士人和百姓有所警戒，彻底革除浮薄、喧嚣、凌人的习气，归于谨慎厚重，以显示一统天下、风俗同一的治理。河南学政王国栋任官声名很好，可以前往浙江担任这一职务。应当授予他什么职衔，以及如何设置衙门、铸发关防，着九卿详细议定具奏。王国栋着来京请训，听训后再赴浙江新任。又奉 上谕：国家设置学校来储备培养人才，通过乡试、会试、廷试选拔其中最优秀者任用，这就是古代选士、造士遗留下来的制度。但是士子作文有一日之长短，即使主考官公正明察，搜求人才难道不会有遗漏吗？何况取舍只凭文章，人的品德高下、才能优劣，都无从知道。常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多次考试不能中选，即使晚年才考中一等，年力也已经衰弱，不能胜任国家任用。朕考虑各省学政奉命考核士子、黜退劣者、推荐优者，这是他们的专责。今后学政任满三年时，要从生员中把真正品行端正、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大省举荐四五人，小省举荐二人，送交吏部引见，朕亲自加以考试，酌情提拔任用。现在任期报满的各学政，都要遵照荐举；到任不久但有所知晓的，也要立即举荐出来。一个省举荐几名士子，不能说没有人才。学政巡历各府长达三年，每天同士子亲近，考察文章、观察品行，不能说不了解他们。只要能够虚心公正地衡量鉴别，所举荐的一定是合适的人；而且由此树立声望，凡是读书士子都必然受到鼓舞振作，努力学习、敦厚践行，争取成为有用的儒者，这对端正士风、培养人才大有益处。各学政务必认真切实奉行，不得苟且敷衍、塞责；如果有徇私、滥举等弊病，一定严加治罪。又奉

译上谕：凡是牵涉大案党羽的事情，关系重大，朕决不肯容许含糊结案。阿灵阿有阿灵阿应得的罪，阿尔松阿有阿尔松阿应得的罪。如今刑部等衙门议定，把阿灵阿收受栾廷芳赃银一事，全部着落在阿尔松阿的家产上追缴赔偿，实在错误荒谬。如果说阿灵阿名下的赃银应当着落在他的儿子身上追赔，那么阿灵阿还有其他子嗣，怎么能只着落在阿尔松阿一人的家产上？这份议案显然是徇情包庇。阿灵阿的众子着另行议定具奏；参与拟定这份议案的满洲、汉军堂官和司官，着交该部严加查察，议奏。汉官不能深入了解阿灵阿家属的事情，免予查察议处。本案中所议诺岷枷号、鞭责之处，都着宽免。又奉 上谕：先前郑任钥题奏李洵一案，刑部认为拟定的罪名不相符合，便议驳具奏。朕命郑任钥明白回奏。如今郑任钥奏称：刑狱中的重大案件，固然不敢逾越律例，也不应拘泥于律例。朕不知道郑任钥所拟和刑部所驳，哪一个是逾越律例，哪一个是拘泥律例？如果郑任钥所拟合乎法律，那么刑部的驳议就是错误；如果刑部的驳议合乎法律，那么郑任钥就难以推脱巧饰回奏的罪责。着刑部堂官明白回奏。又奉 上谕：从前朕因为泗州靠近黄河，常有水患，今年又遭水灾，特命布政使石麟动支库银二万两，亲自带去分发给贫民，这是朕格外施加的恩典。如今魏廷珍奏称，已经奉到谕旨，动用库银二万两赏给灾民，不必再议赈济之事，这很不符合朕格外加恩、怜恤穷民的本意。况且赈济的条例，应当按照受灾等级酌定多少；如果说已经加了特别恩典，便不按常例赈济，假如恩赏的数目不及应赈的数目，那么百姓反而因此未能充分受到恩惠。着交给魏廷珍，仍照定例把应当赈济的地方确切核查，具题后发放赈粮。又 谕兵部：听说江南等省驻防兵丁的寡妇，每年用船送到京城。江南、浙江等省都在七八月起程，福建、广东、荆州等处都在四五月起程。沿途更换船只，常常造成延误；而船户只图牟利，故意拖延，不肯送到张家湾。一到临清、济宁等处，就声称恐怕结冰，以致寡妇仍须从旱路进京，往往十分劳苦，实在值得怜悯。今后各省送驻防兵丁寡妇来京时，着在规定期限前一个月起程。起程以后，交给沿途地方官，在换船处迅速换船，同粮船一样加以照管督催，务必送到张家湾，使寡妇不致劳苦，也使回空船只不致因守候冰冻而耽误。初八日奉 上谕：朕即位以来三年之内，一直穿素服、斋居，到去年八月，三年服制期限已经期满。十月是朕的万寿节，在朝诸臣有进献书籍、笔墨、文玩之事。朕认为君臣之间贵在情谊相联，正如古人登堂举杯祝寿、献芹献曝，都是为了沟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间过于疏远。何况朕对待诸臣，确实把他们视为一体的家人。朕有饮食用品，遇到方便的时候就颁赐给他们；如今诸臣有所进献，朕怎么忍心全都拒绝？所以即使物品极其轻微简陋，朕也鉴于他们的诚心而收下一两件，大多是笔墨笺纸一类；又因内廷使用不多，便分赐给大臣、翰林等人。今年春天朕偶然想起去年冬天诸臣进献的事情，只怕形成每年的惯例，使诸臣多费心经营，而对朕毫无用处，曾经降谕切实禁止。至于督抚、提镇等官，朕向来禁止他们进献；去年冬天十月进献的，各省督抚中只有查弼纳、孔毓珣、李绂、陈世倌、图理琛五人，提镇则都没有进献，这是满朝都知道的。如今朕查阅查嗣庭的日记，却记载说：“某日到圆明园进献，皇上收下砚头瓶一件，毫笔二百枝。” 又说：“这一天督抚、提镇进献的很多。”朕因而查阅查嗣庭进献的原折，发现收下的只有他的砚头瓶一种，还是新制瓷器中极差、可笑的东西。至于进献的毫笔，朕因为他是读书人，正好可以留下自用，随即发还给他。但他的日记却说收纳了两种东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它的虚假了。根本没有督抚、提镇进献的事情，他却记成很多，不知道他所见的是哪个省、什么人？他这样粉饰装点，究竟是什么用意？着三法司一并审讯，具奏。又奉 上谕：朕阅看康熙四十七年 《实录》中记载 皇考褒奖朕的谕旨说：“朕的诸子多让别人抚养，只有四阿哥由朕亲自抚育，能够体察朕的心意，爱朕的心情殷切诚恳，可以说是真诚孝顺。”当时降 谕旨原有“年幼时，稍稍觉得喜怒不定”一句，朕曾奏说：“臣侍奉皇父左右时，承受过训教。”不久又降下 褒奖的谕旨，朕实在感到惭愧和感激。至于“喜怒不定”一句，过去曾经奏请。皇父训诫整饬这十多年以来 皇父没有再降旨训诫，说臣还有喜怒不定的地方；这是臣自我省察改正，微小的诚心已经蒙皇父洞察。如今臣年过三十，心性和行事大体已经确定，“喜怒不定”四 字关系到臣一生的名声，恭敬地恳求 圣慈将 谕旨中这四个字恩准免于记载，随谕 皇父传谕说：“十多年来，实际上没有见到四阿哥有喜怒不定的地方。前些时候朕降旨时偶然提到这件事，不过是想更加勉励他罢了。这句话不必记载。”这就是 皇考当年的恩旨。如今朕承继大统，统治天下，凡是一喜一怒，都慎重再慎重，不敢轻忽。如果还存在喜怒不定的地方，正足以说明 皇考知人的明察，评论没有差错；如果朕已经没有喜怒不定的地方，就是朕仰 遵守 庭训，时时自我体察，从而陶冶、熔铸自己的气质，皇考训诲的恩德，更是不敢忘记。实录馆总裁官可以把当日 皇考降旨以及朕奏请恩准的 前后情节，依据事实增补记载 在《实录》中。又奉 上谕：“今年刑部情实人犯的招册，朕已经仔细阅看，其中罪情有一线可以宽免的，已经降旨分别处理。缓决人犯的招册，朕昨天也逐一阅看，发现九卿所定还有不妥之处。着九卿、詹事、科道等各自将原册细心斟酌，几日之内等候朕当面降旨。”又奉

译上谕：助教这一官职，负有教训士子的责任。如果只是考试、缮写，那么年少学浅、但擅长写字的人都可以入选，怎么能得到真正合适的人才？可传谕各部院衙门，把满字笔帖式中年老成熟、品行端正的人保举引见。应当参加翻译考试的人，仍照旧例考试。初九日奉 上谕：一向以来，江南、湖广、山东、河南的盗案比其他省多，朕担心地方官隐瞒不报，给平民造成祸害，所以特意派官员前往巡查，无非是为了遏制盗贼、安定百姓。近来听说四省地方百姓因为有钦差官员专门稽查盗案，便发生任意控告的事情：有的把小事夸大其词，有的把旧事重新控告，导致案件文书纷乱，反而增添烦扰。着行文钦差官员，他们巡查办理的事情，以雍正四年为起始；雍正三年以前的旧案，百姓重新具状控告的，不必准理。这样，百姓妄行控告的风气可以止息，钦差官员也能专心办理当前事务，地方上可以收到息事宁人的效果。又奉 上谕：据浙闽总督高其倬折奏，苏禄国王派遣使者进呈表文、表示效忠进贡，先将情况奏闻。苏禄国远在海外，隔着重洋，从来没有通行职贡；如今输诚向化，十分值得嘉奖。使者从福建省起送来京时，着沿途地方官护送照看，所需夫马、食物，着从优厚支给，以表示朕优待远人的至意。初十日奉 上谕：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富有四海，却亲自实行俭朴的德行，节制用度、爱护养育百姓，把这作为保全恩惠万民的根本，这是中外臣民都知道的。历来宫中服饰器用，只崇尚质朴无华；至于古玩器皿一类，也都是普通和平常的物件，竟没有一件是世人罕见、值得珍爱的奇物。这些事情，朕向来尚且不深知，那么外廷臣工又怎么会知道？即使有人据实告诉他们，不但令人难以相信，朕也会因此产生疑惑。朕即位后，偶然命内监把大内所有玩器逐一稽查检验，又把避暑山庄等处历年陈设的物品中较为可观的都取回宫中；看起来还比不上朕藩邸中所藏的，朕实在深深责备自己，心中惭愧，更加敬佩我 皇考至高的德行，单凭这一点，就已经超过前代了。当年二阿哥在东宫时，留心珍玩，广泛收集博取，以至于积蓄十分丰富。其中精美古雅、值得赏玩的，数倍于 皇考宫中所拥有的。由此看来，应该把 皇考作为效法的榜样，把二阿哥作为戒鉴，朕的志向确实因此更加坚定。如今宫中所有稍微贵重的物品，有些来自朕的藩邸，有些是近年来内外诸臣进献、朕酌情留下一两件的；另外还有二阿哥的旧物和年羹尧入官的物品，也在其中，并不是 皇考宫中留下传给后世的。朕偶因闲暇想起这件事，实在不忍让皇考盛大的德行日后湮没而不彰显，所以特意写下这些话留给子孙，使他们知道皇考节约用度、爱护人民、戒除奢侈、崇尚节俭，不仅把广大洪厚的恩惠施于万民，也为子孙留下深厚的 福泽，使他们世世代代追思。对圣德恭敬遵守 对圣训敬慎奉行，不得有丝毫逾越。这也是每个人都应当自我勉励的。十一日 谕大学士、九卿等：直隶地方旗人、汉人杂居，往往以强凌弱，以势力压人，谨慎朴实的良民常常受到欺压，于是彼此习染成强悍之风，不知悔改，风俗也不能达到淳厚。朕励精图治，希望天下广大地区道德统一、风俗相同。何况京城所在、首善之区，更应整顿教化，作为各国的榜样。如今准备把满洲、汉军御史各派二员，命他们巡查八府地方。凡旗下告退的官员、驻屯的庄头、内监的族戚，以及在籍的乡绅、衿生、监生，如果有不安守本分、凌虐良民、不畏官吏、任意暴悍的人，有的立即惩治，有的具本奏报。地方上的命案、盗案，也听凭他们查访；有应当在当地结案的，就会同地方有司秉公结案；有应当奏闻的，就立即奏闻。务必使豪强收敛踪迹，善良百姓安居，以符合朕移风易俗的至意。至于如何派官分区巡查，你们定议后具奏。十三日奉 上谕：“朕阅看户部奏销本章，见恩诏中赏给老人的一项，直隶及各省七十岁以上至一百岁以上的老民、老妇，共一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赏给绢布等物折合银两共八十九万余两，米一十六万五千余石等语。这里所说的老人，只就普通百姓而言；仕宦、绅士、商贾、僧道，都不列入这个数目。洪范把长寿列为五福之首，古人又称七十岁为古稀，确实因为长寿难得而可贵。如今老人多到这样的程度，都是因为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以来，施行深厚仁慈的恩泽，休养生息，使各处山 角海边、偏僻地区和穷乡僻壤，没有不沐浴在 宏大的慈恩、涵养滋润之中，接受大化太和、广泛普及的恩泽。因此国家长治久安，百姓长寿，活到期颐、耄耋，白眉白发的人多达数百余万。所谓老人得以长寿终老，年幼孤儿得以顺利长大，都是我 皇考赐予的。从今以后更加加以培养，日积月累，那么民间享有高寿、长眉高寿的人，更不知道会有多少了。这些老人亲身赶上昌盛的时代，年寿达到上寿，大体都是心地忠厚、努力行善的人。即使有一两个年轻时还不够纯厚谨慎的，也一定是到了中年老年能够自我更新、悔悟改过的人。因为一念之间修身省察，就能承受上天的福佑；这也是国家培育的恩德，并且由于本人能够修善来恭敬承受，并不是侥幸得到的。你们百姓看见太平盛世的盛事，应当欢欣鼓舞，谨慎修身、修养德行来迎接 上天的庇佑。父亲对父亲讲慈爱，儿子对儿子讲孝顺，兄弟友爱恭敬，夫妻和睦顺从，邻里、宗族、乡党之间彼此亲爱，没有欺诈欺骗，革除浮薄而归于忠厚，循分守法，彻底消除乖戾之气，成为国家淳朴善良的百姓，那么 天地就会保佑善人，赐给他们长久的福气和高寿，这一定是必然的道理。但是人口日益繁盛，养活的人越来越多，谋生的办法就不能不讲求。你们百姓应当重视农桑以顺应天时，勤于开垦以充分利用地利，专心本业以戒除游荡懒惰，谨慎储藏以使长远生活富足。还要节省饮食，爱惜物力，不要崇尚奢侈，不要竞相追逐繁华，不要任意浪费而耗损有用的财物，不要只顾眼前而忘记长久的打算。朕以勤俭为天下先，宫禁之中，对于吃剩的东西也不忍心丢弃，一定命人检取收存。数年以来所储藏的米粟，已经达到几十石之

译多。朕统治天下，尚且从多方面节制用度、爱护养育百姓，把它作为加恩于百姓的根本。你们小民怎么可以放纵口腹的欲望，而忘记物力的艰难呢？你们如果确实能够体会朕反复训谕的心意，敦厚行善，身心就会安宁；致力于根本事业，进退俯仰都能自足；爱惜财物用度，家室就会富裕。人心和乐，风俗醇美，共同成为长寿之人，长久享受太平之福，难道不是朕的深切希望吗？着该部把朕这道谕旨转发给直省督抚，通行所属郡、邑、乡、村，使人人都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石〕 十四日奉 上谕：“钱粮征收中的火耗，本来不是应有的项目，只是沿袭日久，地方官员没有它就无法供养，所以姑且保留。而各省旧例，轻重也不相同。如果地方官员在应取数额之外稍有加重，朕一定访闻，严惩其罪。向来山西省亏空很多，地方官无从借口，动辄说是因为预备军需造成的，并把侵蚀的钱银都说成军需开支。总是因为噶礼、苏克济任意贪婪，种种苛刻索取，火耗日益加重，而公帑日益亏空。事情败露以后，又请求将各官留任，命他们弥补，最终却不能清结。这实在是从来积累下来的弊病。等到诺岷到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日〕 任上加意整顿，完全革除从前的加派；对于各属无从着落、不能填补的亏空，就把各官应得的耗羡归入公款，作为酌情补充亏空的办法。又担心各官没有办法养廉，因而向百姓苛索，所以从耗羡中酌定数目，作为日常用度。诺岷这样做，也是因为山西的情况，不得不如此办理。用官员的额外所得补官员造成的亏空，既可以补足国库，又不牵累百姓，实在是权宜而得当的好办法。诺岷任职两年，各项事务逐渐就绪，伊都立接任，只是安享他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罢了。此前听说伊都立把全省火耗中应当减免的部分都出示裁减，朕很嘉许他，因此赐给他总督衔，仍任巡抚山西，本来是希望山西百姓永远享受这项利益。伊都立既然秉公裁减，就不应再征收。近日又听说伊都立因为用度不足，竟不向朕奏报，却把已经减免的耗羡照旧征取。朕访闻后还不肯深信，心想天下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于是降旨询问追究，务必让他照先前的规定裁减。如今他的奏折竟证明确有此事，承认罪责无可推辞。伊都立这样朝令夕改、前后矛盾，简直同儿戏一样，怎么可以呢？” 何况这件事是在今年春天伊都立陛见回任以后实行的，那么山西百姓难道不会怀疑这是出自朕的意思吗？身为封疆大臣，不能宣扬朕的德意，使百姓知道朕恤下的恩德，反而做这种违背道理、营求私利的事情，启发小人的疑惑，伤害为政的体统，昏庸到这种地步，难道是事奉君主、治理百姓的道理吗？伊都立着交部严加查察，议奏。从前年羹尧、噶什图因为陜西亏空很多，难以清结，请求酌量增加各属火耗以补偿；当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圣祖仁皇帝严厉责备、严禁此事的谕旨，众人都知道。昨天张楷也凭私心妄自揣度朕的意思，对范时绎说，既然免除了江苏浮粮，便不妨增加火耗，以补地方亏空。这种见识荒谬到了极点。朕爱护养育百姓，每年减免额赋多达数十万，以施加从来没有过的丰厚恩泽，难道反而忍心增加火耗来牵累百姓吗？火耗是百姓的脂膏；亏空是贪官污吏侵吞克扣造成的。拿百姓的脂膏来填补官吏侵吞克扣造成的亏项，有这样的道理吗？伊都立把已经裁减的项目重新征收，山西百姓却照数完纳，低头无言，毫无怨望，足以看出山西民情忠厚淳朴，实在可怜可嘉到了极点。再者，佟吉图也曾奏称朕想要增加浙江省的火耗来弥补亏空，朕严厉斥责并制止了他。朕如果允许佟吉图的奏议在浙江施行，那么地方百姓 不知道会怎样愤恨咒骂了。圣人所说“厌恶身居下流却讥讪上位者，厌恶不谦逊而无礼者”，这几方面都切中了浙江人如汪景祺、查嗣庭一类人的弊病，也是圣贤深恶痛绝的习气；同山西忠厚淳朴的风气相比，差别岂止天壤之远！又 谕刑部：逃人在外面滋事，被人殴打致死的案件，例如严五儿在逃，毛柱儿指认他是逃人，严五儿便用刀刺毛柱儿；毛柱儿夺刀刺伤严五儿，以致严五儿死亡。逃人本人已经犯罪，又在逃亡期间滋事而被人打死，同寻常斗殴不同。今后逃人被殴打致死的，不应拟判抵命，这样可以使逃走的人知道警戒畏惧。你部立即知道并传达，各省遵行。又因户部等衙门议覆御史殷式训条奏停止漕粮晒扬之事，奉 上谕：据九卿所议，既然说米粮入仓以后本来不能再晒扬，虽有这样的旧例，实际上终究难以实行；又说在仓晒扬的条例固然不能实行，但八仓晒扬这个名目实际上不能删去。各衙门办理的事务，都应当是确实存在并付诸施行的，哪里有事情不存在却徒然保留名目的道理？这份议案错误荒谬，措辞也支离破碎，不必再令九卿议覆。着交户部确切议定具奏。又因河道总督齐苏勒等题报秋汛情形，奉 上谕：据奏，秋汛水势已经退去，引河水流通畅，各处工程平稳，朕知道了。近年来河水很大，在工程上办事的人员都十分效力，应当加以议叙，以表示嘉奖。着交给齐苏勒、嵇曾筠，按照在工程上效力的多少，分别列为一等、二等、三等，报部议叙，具奏。奖励劳绩、赏赐功勋，是国家激励臣工的大典，也是上司鼓舞属员的重要职责，必须秉公持平，才能使众人心服并收到实际成效。齐苏勒为人刚直，是朕深信的人；嵇曾筠交游很广，昨天朕查阅查嗣庭的书信，看到其中多次有托河工人员写信请托嵇曾筠的事情。这次举荐河工人员，务必秉持公心，不要徇私顾情，以符合朕加恩河工人员的至意。

译十六日奉 上谕：近来科场取士，试官大多以四书文为主，对经学文章不很留心。士子读书、制行的根本，首先在于通晓经学。那些凭五经考取副榜的人，一定是有志于经学的士子。着将今年各省以五经取中的副榜之人，都准许按举人同样参加会试。又，今年各省中副榜的人中，有两次中副榜的，也准许按举人同样参加会试。以上两项加恩，都是特别的恩典，以后不作为常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日〕 又 谕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你们这些汉官中，多是科举出身的人；既然诵读、效法圣贤，读书明理，就应当知道君臣之间的大义。必须上下同心、情分相联，才能达到升平之治，使人人共同受到恩泽。自唐宋以来，距离古代已经很远，风俗浮薄，人心奸诈虚伪；狂妄而无所忌惮的人，往往把暗中腹诽朝政、言语含有讥讪当作高尚，严重的甚至把它写进书中，肆意诬蔑诽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如今已经败露。你们平日能够保证没有类似的人吗？本朝养育人才、优待士子的典制，可以说十分优厚了；但汉人心中似乎常常不愿太平安静。我们国家施恩养民、休养生息，天下安宁清平已有八十多年，万民安居乐业，就连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也安享其中的福泽。如果设置有奸民煽动，使一方不得安宁，你们自身和家族的性命财产，能够保全吗？这些事情，平日心怀怨望的人，不知道是否曾经考虑过？顺应天意的昌盛，君主就是天。享受国家俸禄，踏着国家土地，却怀有异心，就是违逆天意。违逆天意的人，难道能逃脱上天的谴责吗？汪景祺、查嗣庭就是明证。你们应当扪心自问，有这种情况就痛切改正，不要留下后悔。至于士人立身处世，应当以礼义廉耻为重，却有人到了昏暗夜晚还乞求怜悯，上书投递书信，满纸都是称功颂德的话；写的人不感惭愧，接受的人也不推辞，为什么使斯文扫地、廉耻荡然无存到了这种地步？又有人把子弟、姻亲、门生、旧交写信请托，使地方督抚全都唯命是从；这样权势显赫，也十分危险，难道不知道自己畏惧吗？如果说虽然有人请托，督抚大臣却置之不理，那么又何必多费纸墨，白白自取羞辱、招致罪过呢？况且你们请托私人，本来就是想庇护他们。如果他们任官确实清廉称职，就一定会得到卓异荐举，何必请托？假如他们败坏操守、贪婪，或者才力不足，那么地方大吏难道能替他们承担过错吗？等到弹劾奏章发出，不过说一句“本来想替他周旋，无奈事势不能如此”，用这句话作为答谢罢了。何况你们为平素亲爱的人请托、照拂，尤其是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因为他们没有依仗时，还知道警惕自守，勉力供职；如果事先有人为他们请托，他们一定以为有权势可以倚仗，便任意狂妄，无所不为。等到确实的赃款罪行被发觉，受请托的人不能替他们包庇，而请托的人又唯恐牵累自己，这时才明白先前请托是错误的，已经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并不是爱护他们，实际上是在害他们。你们这些汉人，都是各省州县的百姓，受地方有司治理；如果请托的风气彻底消除，各地官员都有所畏惧，能够廉洁爱民，那么你们的子孙宗族都将受到福庆，岂不是好事吗？如果请托的风气不能断绝，地方官员各有倚仗，就会肆意贪婪，那么你们的家产还不够填满贪官污吏的欲壑。你们为自身、家族和乡土打算，也应当赶快改掉历代沿袭的陋习。向来你们请托，如果对象是平日相好亲厚的人，或许能得到一点小利益，这种风气就不会止息；如果遇到平素不相识、请托又不能办成的人，就只有害处而没有益处，难道不可以及早自我警戒吗？要想彻底消除这种干求人、请托的风气，必须使有事求人的人先因难以启齿而感到羞惭；接受别人逢迎谄媚的人，则应当鄙视厌恶这种行为并坚决拒绝。这样，风俗才可以开始转变。这才是你们永远防止根本祸患、获得最大利益的办法。朕多次为你们训谕，但还有不能醒悟的人，是因为只知道小处而不知道大处，只知道眼前而不知道长远，只知道错误而不知道正确，只知道小利而不知道大利，正是佛经所说的颠倒相。至于查嗣庭请托行贿的书信札子多得数不清，丁士一甚至用红绫装饰的启呈送给查嗣庭；这种格式是用于王公的，查嗣庭却俨然接受，既无羞耻又无礼法，僭越到了极点。他日记中记载的狂妄悖逆之语，同汪景祺互相呼应；而他诽谤议论 圣祖仁皇帝任用人才、施行政令，大逆不道的话多得数不清。我们的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凡是一言一行，都必定审慎求取最恰当的处理，然后发布为号令。可是查嗣庭却任意讥讽，如谈到选庶吉士时说：“宋代制科考试，命从官把平日所作文章各自呈送学士院选取，然后召来考试。明弘治以前，凡选庶常，必须事先把所作文章呈给内阁，这是仿照宋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采用随意钦定的方法”等语。宋代制科呈文后召试，本来就是廷试；他却拿来比拟选入翰林馆，实在荒谬不通。明代君主深居宫中，不见外廷大臣，所以命内阁主持选拔俊才的举措，我 圣祖仁皇帝任用人员、处理政务时，所遇到的大逆不道之言多得数不清。我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凡是一言一行，都必定审慎求取最为恰当的处理，然后才发布为号令。然而查嗣庭却肆意讥讽诋毁。例如谈到选授庶吉士时，他说：“宋代制科考试，命令从官把平日所作的文章各自呈送到学士院，在其中选取，然后再召集考试。明代弘治以前，凡是选取庶常，必须提前把所作文章呈送内阁，这是仿照宋代制度。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采用了随意钦防的办法等语。”宋代制科呈送文章并召集考试，实际上就是廷试，却拿它来比拟选馆，实在是极不通晓制度。明代君主长久居处深宫，见不到外廷的臣僚，所以命令内阁主持选拔贤俊之人的事务，我

译圣祖仁皇帝没有一天不上朝听政，召见各官员参加馆选时，尤其一定亲自详细审定。可是查嗣庭竟把宋、明两代的事情混在一起评论，还把钦访说成错误，这样的人还有人心吗？汪景祺也说：“进士参加馆选，见一次面怎么能够判定他的贤能或不贤能？”自古以来，用人要考察其身、言、书、判，所以必须观察他的相貌、言语和举止来加以选择。如果一个人举止轻浮，不能应答；或者年纪太大，或者新进士年幼柔弱，怎么可以让他在翰苑读书？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汪景祺这番议论，实际上与查嗣庭随意诬称钦访的言论完全相同。况且查嗣庭说，明代馆选要提前把文字送交内阁；如今若把馆选庶常交给内阁办理，内阁诸臣依据什么办法来选择，才能使所任用的人都恰当呢？查嗣庭谈到庶常授官时，把明代由改授教授而补任知州说成没有固定惯例，却把本朝改任部曹说成可耻，为什么对明代如此宽容，对本朝却如此苛刻？他谈到计典时，认为京察废止，计典也应废止，还说佐贰、教职人员受到访察是冤枉。难道查嗣庭果真有所见解才这样说吗？还是只不过借题发挥进行诬蔑，来发泄他不服本朝的心情呢？查嗣庭以翰林身份被提升任用为三品大员，而且在内廷行走，凡是有所见闻，又有什么事情不能上奏请求访察？可是他竟怀着悖逆之心，私下写入笔记，这就是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非议，实在是共工、驩兜一类的人。朕即位以来，凡是用人和处理政务，都遵奉 圣祖仁皇帝已经制定的法则。圣祖信任大臣，把推举保举人才的责任交给他们：内廷官员责成卿长，外任官员责成督抚，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有的由部曹任用为监司，有的由州县提升为府道，都是经过大员推荐，正是慎重对待官员选任的意思。朕遵奉旧章，凡有府道职位空缺，有时命廷臣保举，有时命督抚保题，访察后提升任用。可是查嗣庭、汪景祺却说，做官自有资格，历年俸禄自有先后，应当按资历次序办理，俸满后给予量移。如今道官、府官不但不是由访察补授，即使由督抚保题，也会白头做到郎官，十年不能调动，几乎等于终身禁锢之类的话。这就是说，朕选拔贤能、任用人才，委信大臣，全都错了。用人本来是君主专有的权力；如果只按资历和俸禄办理，权力就转移到下级，君主便失去了用人的权柄。这是大逆不道、毫无道理的言论。圣祖仁皇帝把翰林院作为储备人才的地方，文章方面的选拔者未必不比政务人才优秀，常常选拔编修、检讨中有吏治才能的人，授予道、府官职；庶常散馆时，也常常调任州县官。朕遵奉旧章，在雍正元年选拔编修、检讨任道、府官，改任庶常为州县官，大概是因为能够治理官府、管理百姓，又能通过读书通达道理的人，必定能够宣扬圣德、爱护养育百姓。四年以来，有从翰林外放任用的，如何世璂已经做了巡抚，漆绍文、乔学尹已经做了两司，其他任道、府官的也多能办事称职。所有这些提升任用翰林官的做法，颇有成效，都是 圣祖仁皇帝储备、培养和教育人才所留下的制度。若说翰林衙门专门只负责文章，那么一个衙门中能写文章的人不过几名，已经足够使用。其他文才虽稍逊一筹、但政务才能优长的人，都让他们在翰林院终老，难道是爱惜人才的意思吗？汪景祺却认为，翰林是侍从之臣，是清贵显要的选拔对象，却让他们办理吏事、转任外官；还说他们不知道簿书是什么，尚未学会拿刀，却让他们去割东西。古人说过：“没有先学习养育孩子、然后才出嫁的。”按汪景祺的说法，朕因材器使、量才授官的做法又错了。查嗣庭在日记中说“词林积压到这种地步”，更是一派严重的诬蔑。圣祖仁皇帝认为，经过行取的知县中有许多廉洁办事的官员，在召见时以额外主事补用；新科进士留在部中学习，令他们都懂得做官和勤政，这实在是培养人才的深意。朕遵奉旧章，以进士任额外主事；其中有勤勉敏捷、称职的人，由各堂官保举补授。汪景祺却说，郎中既然不能升为员外郎，又怎么能转任主事，这是极其绝望的话。又说，额外主事还要被引领等待任用，那么小京官和外省知县就更没有希望了。这样一来，朕命进士观政学习、造就人才的做法又错了。圣祖仁皇帝重视翰林开坊的选拔，每次都选择学问优长、品行端正的人，不拘泥于资历和俸禄，提升为中允、赞善、讲读等职，这确实是极力奖励人才的深意。假如按资历次序和俸禄升迁，那么凡是才能学问平庸的官员，任职年头稍微久一些，都可以坐等升迁；而才能出众、年轻奋发的人，却因为资历浅，不能酌情调升，最终必然志气消沉，这难道是激励臣工的办法吗？朕遵奉旧章，命令将翰林中应当升迁的官员以及依次应升的官员一并开列，访选升迁。汪景祺却说，开坊不拘资历俸禄，词臣终老玉堂，于是只好屈膝厚颜，仰求权要，希望外放，这样一来，朕慎重对待清贵官员、优待词臣的做法又错了。况且照汪景祺所说，那些屈膝厚颜、仰求外放的人，都是无耻败坏操守的人，让他们终老玉堂，已经玷污清班，却还以仕途淹滞为叹，实在是丧心病狂的言论。朕即位以来，多次降旨，凡政治上有缺失，都命诸臣直言不隐，反复再三；朕求取言论的迫切、反省自身的诚意，实在是真诚了。然而汪景祺却说，诸臣进言只是应付旧例，都是无关痛痒的话，即使每天进言一万字，也只是梦呓般的浮词，对圣治有什么补益？有进言条奏的名义，却没有条奏的实际内容之类的话，朕不知道诸臣

译究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是隐藏起来不肯吐露？或者是朕求取言论还不够迫切？为什么偏要隐藏胸中想说的话，忍心看着朕受到这个叛逆之人的诽谤嘲笑呢？汪景祺又讥讽考官评阅文章的错误，说近几科以来考官只看三篇四书文来决定取舍，经文根本不看，第二、三场更不用说；台阁诸臣中通晓经学的，反而没人；进士出身、能够含毫吮墨、铺纸写出几千字的人，也没人；从前辛苦求学，如今辜负初心，真令人三叹。我国科举取士，三场同样重要，只是出题时先写书题后写经题，阅卷者不得不先看书艺再看经文。哪里有书文不好而经文优良的道理？况且雍正二年特意开设五经中式科，通行各直省，以广泛选取通晓经学、勤奋学习的人，难道还能说不尊崇经学吗？至于他诋毁嘲笑考官，简直等同于唾骂。但你们大多是进士出身，为什么不能完全遵循以人臣身份侍奉君主的道理，竟甘愿承受叛逆之人的讥讽诋毁到这种地步？你们反省自己，能不惭愧吗？又有无知之徒，说朕提拔人太快、罢黜人太快。朕在藩邸时，从来没有同外廷诸臣往来，即使见过面的人也没有。等到即位以后，内外官员有职位空缺，难道能不用人吗？对于平素没有交往、不了解的人，只能广泛访求、到处搜罗来任用。任用之后再慢慢观察其为人，确实不合适，就不得不更换。可是无知之人却议论朕凭什么见解任用他，又凭什么听说什么就斥退他。朕用人也实在极其困难。一个职位空缺，朕询问在廷诸臣，诸臣可以以心中没有合适人选作答，难道朕能因为没有这个人就把职位空着不补吗？所以从督抚、提督、总兵等大员，到道、府、厅、州、县官，每有一个职位空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朕就把吏部、兵部每月的题本反复翻阅，多次查考，常常直到半夜不能入睡，一定找到合适的人，心里才安然。这种做君主的困难，实在不是言语能够形容的。又有人议论朕求治太急，朕接受 圣祖仁皇帝托付的重任，确实希望国家的治理更加完善、天下的安定更加稳固，以此仰报圣祖仁皇帝养育的深恩。然而对臣下办理政务，朕从来没有限定日期、催促期限。如今说朕求治太急，请问那些造谣的人，朕即位以来，究竟对什么事情限定日期、催促期限？又因日期稍有迟延就立即处分了什么人？他们若能举出一两件，朕立即认错。朕励精图治，是想使天下臣僚振作奋发，去掉懒怠玩忽，上下互相勉励，或许可以取得成效。如果这种志向稍有松懈，各项事务就会积压并变得杂乱琐碎。如今竟把朕勤劳为民说成求治太急，这些人实际上是想扰乱政务，所以故意发表这种妄言。又有人因为朕对督抚参劾的官员仍命其引见，然后才决定取舍，便说朕不能深信督抚。督抚之中，朕过去最信任的没有谁超过年羹尧，可年羹尧辜负朕的深恩到了这种极点，天下人都知道、都看见了，这能说是过分信任督抚得到的好处吗？如果完全听从督抚的陈奏，而不加以朕自己的裁断，可以吗？朕从早到晚端坐殿中，披阅各地章奏，眼睛不停地看，手不停地翻阅，训谕诸臣，每天不下数百上千言，全都出自最公正无私的心。而叛逆之人却说朕靠权术驾驭臣下。欺骗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欺骗他。如今臣下有谁能够欺瞒隐藏得过朕吗？朕只以至诚对待臣下，不预先存有成见，事情来到便顺势应对，所以人们即使在朕面前用尽巧智，也都不能逃过朕如止水明镜般的鉴察。朕君临天下，焦心劳思，日已西斜还无暇休息，只求天下和后世能够说朕一件事做得正确。可是朕求取言论，他们说不真诚；朕求国家治理，他们说太急；破格提拔、优先升迁，他们说不合次序；按资历俸禄升迁，他们说造成积压；委任大臣，他们说不够慎重；信任督抚，他们又说用人错误。朕实在不明白究竟应该听从哪一种办法。朕每件事都效法 圣祖仁皇帝。若从前的政令果真有不妥之处，你们汉官中有谁能够 直接陈述其中的错误，朕就立即改定；即使 圣祖在 天之灵，想来也会感到欣慰。但不要像查嗣庭那样当面说是、背后说非，肆意讥讽诽谤。况且古人有舍生取义、杀身成名的，你们即使触犯忌讳，如汪景祺所说，拿自身去试探，丧失性命，也足以成就千古声名。又有什么可畏惧的，为什么不说，却要被这个叛逆贼臣讥笑呢？你们认为馆选怎样才算尽善尽美？考试怎样才算没有弊端？进言怎样才不成为儿戏之谈？用人怎样才不成为积薪之论？有独到见解的，就公开直说；或者共同详细讨论，写具覆奏。现在不说，日后私下议论，发现之日，必定按重罪治处。不要说朕求言不真诚。查嗣庭处拣出的他人请托字札，以及他日记中诽谤、讥讽、幸灾乐祸的话，你们逐一详细拣看。访同审问查嗣庭；那些请托之人中现任官员，一律解除职务，来京质讯。不是现任官员的，你们审明查嗣庭后，一律发文提取审究。所有关说请托等事，严加审查追究。十八日。谕告直省督抚：从前户部春秋两次拨解和年底大拨解时，各省都托关系请求免除拨解京饷，以致藩库钱粮虚假收取、捏造报告掩饰、设法弥补等弊端层出不穷。自怡亲王总理户部以来，凡事秉公持正；关于拨饷一项，都斟酌地方远近，详细核查钱粮数额，据实预先奏请朕裁定，之后才分拨。四年以来，毫不假借，各省也应当已经明白了。可是听说仍有愚昧之人，私下嘱咐吏役，暗中行贿，希望免除拨解。有些人巧妙地迁延躲避，不把实际存数全部申报，大概是因为各省督抚身处远方，不能深知户部拨饷完全出于至公，因而被吏胥愚弄。现在特意晓谕各该督抚：今后春秋两季报册，务必把藩库实际存有的银两全部开列申报，分别注明应存、应解以及静候户部拨解的数目，并令督抚等都知道，吏胥绝不能弄法增减，切勿被人欺骗而行贿请托。朕已经晓谕之后，如果再有人违犯，一经查出，行贿和受贿双方一并依法治罪，决不宽恕。十九日奉

译上谕：昨天朕查阅查嗣庭的笔札，凡是给他写私信的官员，都已经降旨解除职务，来京审问。其中外任官员的手本上有许多盖用官印的，竟把朝廷的印信用于往来问候的私信手本，这种风气尤其应当严禁，着令通行晓谕各省文武大小官员。今后如果再有人把官印用于私信手本，一定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又奉 上谕：“田文镜奏称，偷挖封禁矿砂的范时绪等人，按律应发遣边卫充军；如果是旗人，则解送有关部门枷责。朕想，发遣治罪，满人、汉人应当一体办理。从前定例把徒罪、流罪等旗人改折为鞭责，一定有其中的缘故。如今能否同汉人一样作出统一更改？着大学士等会同八旗都统以及满洲、汉军九卿确实议定，写具奏报。” 大学士等遵照 会同议论后上奏。又奉 上谕：满洲、蒙古谋生的方式，与民人截然不同。满洲、蒙古人犯军流罪的，可以暂不议定发遣，仍照旧例枷责完结。今后如果都能感念恩德、畏惧法律，以至很少有人犯法，那么朕施恩也就等同于施法；如果仍然不知道感化，甘愿触犯法纪，就立即同汉军、民人一样发遣充军。着再迅速议定具奏。二十日奉 上谕：各部汉司官中平庸的很多，一个司中真正能够办事的不过一两人，其余庸碌无能的人偷懒安闲，实在属于冗员泛滥。朕即位以来，对于贤能的司官，有的升任道府，有的选任科道，提升任用的很多；至于庸常平庸之人，如果一概升用，必然导致官职空缺、政事荒废。但朕还不忍心大量罢黜他们，是因为各司人数众多，兼且有堂官办理事务，不会贻误。因此今年春季京察，只把特别不堪任用的几人革退，其余一概宽容，这是朕宽大的恩典。汪景祺、查嗣庭等却妄称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壅滞，不能升转，甚至说有人白头做到郎官、十年不得调动。这一定是司官中有人不感念朕宽容的恩德，因不能升用而私下怨望，所以汪景祺、查嗣庭听到后，便写下这些诬谤的话。这些人既不能为国家效力，反而因为不能立即升迁而怨恨，又长期占据官缺，阻塞后来者升补的道路，实在不是整饬官场的办法。着各部堂官把所属司官详细甄别，凡是才能平常、目前不能办事、将来也不堪升用的，全部举出，和应当留下办事的人员一同带来引见，请朕裁示。如果各部堂官顾念情面，稍有包庇隐瞒，将来被朕查出，一定把有关堂官从重治罪，丝毫不予宽贷。又奉 上谕：直省地方官办理钦部案件都有规定期限，不按期限办结的，按例处分。只是边省、苗疆有时有督抚自行结案的案件，地方官因为没有期限，便产生懒惰玩忽，导致案件拖延，百姓受到牵累。比如广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义等，与贵州普安州捧鲊地方苗目阿九等互相控告的一案，曾经高其倬、李绂分别派员会同勘查，却任其拖延，听说直到现在还没有办结，地方各官究竟在负责什么？此案着鄂尔泰会同贵州、广西巡抚另行委派贤能大员，迅速审理结案。今后遇到民人与苗人争讼的案件，该督抚要严令所管各官迅速查办审理结案。如果涉及两省地界，或者涉及提取被告，或者需要会同勘查之处，两省大员务必同心协力办理，不得互相推诿。若有不肖有司借故拖延、巧妙推卸，也应指名题奏参劾，不可徇私庇护本省属员，任其拖延。如果被朕访闻，督抚只是自取惭愧罢了。又奉 上谕怡亲王等：你们督率官员兴修水利，今年已经见到成效。自夏秋以来，各地都没有水灾，新种的稻田也都获得收成。朕看了怡亲王等的奏报，心中深感欣慰。着发给内阁、九卿等共同传看。参加工程的人员，或者现在议叙以示鼓励，或者等工程完工之日再议叙。着内阁、九卿会同议定具奏。二十一日奉 上谕：“今天册封怡亲王的正使大学士马齐、副使领侍卫内大臣马武，都着加一级。怡亲王诚敬事奉君主，公正忠诚地为国家效力，自古以来的贤王，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几年来，每逢王爷生日和迁移府第，朕每次在加恩赏赐之期，以及派王爷祭祀行礼、奉差起程的日子，朕都留心观察，天气必定温暖晴朗。今天册封又是这样晴明，更觉得风和日暖，足见朕的加恩，上合 天意，而臣下纯正专一、恭谨敬慎的人，上天必定降下福泽，其中的道理明白无误，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朕心中非常 嘉许喜悦。把这道谕旨传谕诸王、大臣。” 又奉 上谕：“伊都立奏称，地方官收买私钱，应当给他们说明章程；执行不力的，应严加议处。吏部议称：州县官没有察觉私钱，一次降三级调用，二次革职；所管辖的道、府等官处分都更重。若这样制定条例，地方官各自只顾考核成绩，必然执行得过于严厉，反而导致民间滋事扰乱。钱文是民间日常生活必需之物，听说一向山西民间使用的大多是小钱，只应设法逐渐收禁。如果条例过于严厉，强迫把小钱全部收买，而对于大钱又没有议定如何流通，民间日用恐怕会有不便。”伊都立的奏请和吏部的议论都不够周详，而且山西一省尚且不可行，就想通行各省，更是错误，着另行议定具奏。” 又河道总督嵇曾筠保题考城县知县高镗，奉 上谕：高镗是高璜的儿子，平日为人很平庸，朕对此十分清楚，同嵇曾筠保题本中称赞优异的话很不相符。看查嗣庭多次把亲近相识的人托付给嵇曾筠，就可知道嵇曾筠平日不能拒绝人情。至于高镗的出身，如果嵇曾筠不知道，那就实在糊涂；如果嵇曾筠知道却特意保奏，必定是因为高镗曾列于朕的侍从之中，便作出迎合之举。也可能高镗平日平庸，但近日做官能够改掉旧习，这也不能确定。着把这些情况询问田文镜，秉公写具奏报。二十三日奉

译上谕：查嗣庭一案中，有汪漋家书说“查嗣庭拿一千两银子典买他的房屋”等语。汪漋身为江西巡抚，查嗣庭是钦差典试官，怎么能不追问银两的来历，反而迎合查嗣庭，立即收受银两、进行房屋交易？这实在严重辜负朕委任封疆大臣的深意。汪漋着解除职务，来京接受质问；江西巡抚印务着迈柱暂行署理。二十四日奉 上谕：从来革职留任的官员，没有重新起复的先例。但如果任职多年而没有过错，也应当准予起复，以示鼓励。今后革职留任的官员，四年没有过错的，由该督抚等题明，准其起复，作为固定条例。又吏部议驳提督云南学政蔡嵩请求制定教官考核成绩之事，奉 上谕：据云南学政蔡嵩奏请，六年之内，能够劝导教诲士子，使文武生员的钱粮没有拖欠，包揽词讼时不被告发、陷害他人的，就由教官保题升用。又说，是否可以把贡生、监生的钱粮和词讼也命教官约束，列入考核成绩。如今吏部议覆，只说钱粮、词讼两件事专属州县官负责；如果作为教官的考核内容，恐怕会让本省人员干预民事，逐渐侵犯州县官的权力，所以无需议论。这说明该部只就蔡嵩请求的后一项作了议覆，前一段请求劝诲士子、完结钱粮、平息诉讼，以及六年考核后议叙或处分的内容，却没有议及，实在含混不清，着再行议定具奏。” 又兵部议覆山西总督伊都立拣选壮丁的事宜，奉 上谕：“伊都立奏请把民壮挑选为步军，其中技艺超群的，选拔补充为马兵，并使民壮有被任用的机会。兵部议覆却说，民壮与兵丁同样重要，而且民壮人数少、步兵缺额多，势必几个月之内民壮全都成为新募步兵，所以无需议论。把民壮全部补为步兵，固然不可以；但如果把民壮中优秀的拔补为马兵、步兵，使技艺出众者有被任用的机会，可以起到鼓励作用，而普通者仍足以充任民壮，似乎有益。伊都立的奏请遗漏了这个意思，该部的议覆也没有涉及，着另行议定具奏，不必议定通行各直省。” 又三法司议奏，黄振裘应依诬告人绞罪办理，已经决定的则绞监候。按律拟为绞监候，奉 上谕：黄振裘按拟定罪应当处绞，着监候，等秋后处决。知县冯应正审出了此案实情，着交部议叙，以示嘉奖。前任知县陈焕错误地定了重罪，草菅人命，着革职，照贪官的例子永不叙用。今后州县官审理人命、盗窃等重大案件，若有像此案一样应当奖赏或惩罚的，都照此例办理。” 二十六日奉 上谕：去年广西省补行大计时，巡抚曾经把所属土司荐举为卓异。当时部议认为土司荐举卓异一事应当停止，朕同意了部议。如今听说广西所属安平、田州两土司爱护养育土民，减轻徭役、赋税，确实是其他地方土司不能相比的，朕非常嘉奖。应当如何加恩赏赐，着有关部议奏。各省所属土司如果确实奉法守职、有益地方，该督抚不必拘泥于三年大计的规定，可以随时荐举，朕将酌情加恩奖励，以昭示鼓励。二十七日奉 上谕：苏努的子孙，是犯有重罪、应当依法处死的人。此前议政王大臣议请把他们立即正法，已经具奏，朕特意施恩宽宥。如果让他们全都留在京城，恐怕会生出事端，所以分发到各处看守，将鲁尔金发往山东地方。如今据塞楞额奏称，鲁尔金带着家人居住，而他的家人并没有受到拘管，任意出入市场、行走。鲁尔金当初被发遣时，该旗为什么没有详细查察，竟听任他把家人带走？苏努的家人都是官人，他所带的究竟是什么人？再说陈世倌身为巡抚，为什么不查访，也不拘管约束？应将该旗大臣和巡抚陈世倌立即治罪。但其中或许另有情由，也还不能确定，着查问该旗大臣，并命巡抚陈世倌明白回奏。如果没有别的情由，就把旗下大臣、巡抚陈世倌一并交有关部严加查究议奏。又奉 上谕：安南国同云南接壤的地方，一向界址不清，如今总督鄂尔泰正在清理此事。如果安南国王有要陈奏的事情，应当由云贵总督鄂尔泰处转奏。倘若该国王不把奏章送到云南，而送到别省，着该督抚将奏章发还，并以礼善待使臣，命其携带奏章送到云贵总督鄂尔泰处，再转行奏报。将遣返的情况，仍要具折奏闻。二十八日，礼部奏报：琉球国派遣使臣前来致谢 恩，并议请对其所贡方物照例查验收受，奉 上谕：琉球国王因为朕颁赐御书匾额、玉器、缎匹等物，特意派遣使臣进表谢恩，进贡礼仪充分显示了诚意。朕向远方藩属施恩，不想收受其贡物；但他们既然远渡海洋而来，朕又不忍让他们带回本国。查历来朝鲜国王进献礼物，如果不收受，就交内务府存留，准作年贡之例。如今琉球国王进献的礼物，也照此例存留，准作两年一次的正贡，以表示朕体恤远方之人的深意。二十九日，兵部议覆山西总督伊都立所奏太原、大同增设兵丁事宜，奉

译上谕：伊都立奏称，汛兵中如果有酗酒撒泼、犯赌博禁令的人，应将专汛、兼辖各官照例加倍治罪。该部按照他的奏请，把专汛营弁议定为革职，兼辖各官议定为降三级调用，作为定例具奏。营弁管辖许多人，怎么能保证多人中没有一两个犯酗酒赌博禁令的？如果因此就把专汛、兼辖各官革职、降调，那么武官能够免于降职革职的就很少了。伊都立身为文官，管理百姓，难道果真能保证百姓不酗酒赌博吗？如果这样制定条例，假如兵丁中有险恶之徒，同所管官员不和，就可以故意犯禁来陷害他，使他丢官。凡是担任督抚、提督、总兵的，只应严令属官时时训诫约束所管兵丁；对于属员中能够训诫约束的，加以奖励荐举；对于懈怠因循的，加以督责参劾。这样，营弁各自尽职，掌管的兵丁都受到约束，酗酒赌博的恶习自然就会消除。伊都立的奏请和该部的议论都属错误，着将此奏本退回，另行议定具奏。又 谕告大学士、九卿：伊都立议奏《大同太原二镇安设汛地》一疏中说，如果汛地兵丁有酗酒撒泼、犯赌博禁令的，专汛、兼辖各官失于察觉或不能约束，应严加议处。兵部议覆，将专汛官定为革职，兼辖各官定为降三级调用。汛铺兵丁分散在各地，人数很多，而且饮酒赌博也是容易发生的事情，把专汛、兼辖各官定为革职、降调，处分难道不是过重吗？又从前兵部因为镶蓝旗都统绰奇等的奏折遗漏列名，把都统绰奇、副都统马兰泰、董吉纳三人议定革职，交刑部办理。奏折遗漏列名，过错很小，却不依定例而立即加以严厉谴责，有这样的道理吗？又署理江南总督范时绎办理南汇县失盗一案，该县报告说有盗贼十几人，该营报告说有二十多人，于是便以知县勒令减少盗贼人数为由题请革职，并把按察司一并参劾。失盗之初，盗贼尚未捕获，人数多少还没有确定，怎么可以根据已经确定的数字来定勒减盗数之罪？这些都是诸臣不能秉公持平，而是用私意揣度朕的心意，仿佛朕治理国家专好严厉。朕自即位以来，都是把 皇考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把 皇考的政令作为自己的政令。宽严、赏罚之间，只有同一个道理；可是愚昧无知的人 在陈奏的折子中，往往硬要把 皇考和朕的行事强行区别开来，说什么春天温和、秋天肃杀，仁慈养育、义理端正；又 有把尧比作 皇考、把舜比作朕的，说尧能够容纳四凶，舜能够除去四凶。这种说法尤其错误。四凶在尧的时代，必定是有可以容纳的地方，尧才容纳他们；他们在舜的时代，必定是有不能留下的理由，舜才除去他们。考察古史，尧继帝摰而即位，帝位世代相承。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这四个凶人，世代都是臣下，当时虽然有不臣之心，却没有不臣的行为，所以尧能够容纳他们。舜以臣下身份被提拔任用，四凶在他任位时，内心傲慢而不服，于是施行凶恶，放纵恶言，又不可教诲训导。舜知道他们确实不能容纳，所以不得已除去他们。假使尧、舜互换处境，也都会这样做。至于阿其那、塞思黑在 皇考在位时，他们的悖逆之心固然已经明显昭著，但还不敢在朝廷和众人面前公然放肆说出悖逆的话；这同四凶在尧时代有不臣之心却还没有不臣之行相同，所以 皇考姑且容忍了他们。朕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后，他们看待朕，就像四凶看待舜一样，于是肆意欺骗蒙蔽，放纵傲慢冒犯，种种叛逆行迹数不胜数，而且竟敢在王公大臣面前公然诅咒辱骂，这同四凶在舜时代悍然施行不臣之迹相同。舜除去四凶，难道其中有一点私人嫌隙和私怨吗？不过是为了铲除奸邪、考虑世道人心罢了。所以史书称舜流放四凶的族人，于是四门洞开，意思是没有凶恶之人了。朕在藩邸四十多年，从旁观察，对于结党作恶的首领、暗中积蓄邪谋、背公枉法的事情，没有不洞察的。如今接受 皇考托付的重任，既然知道习俗弊病关系重大，如果坐视不加整顿，朕实在不忍，所以屡次降旨，诚恳切实地开导，希望他们悔改。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而阿其那、塞思黑以及同党中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知道自己平日叛逆的罪行已被朕深知，必定不能逃脱诛杀，于是怙恶不悛的念头更加坚定；不但不肯悔改，反而肆无忌惮。正如《左氏传》所说：“四凶这种人，告诫他们就顽劣不服，放任他们就巧言妄说，诬蔑盛德而扰乱天常。”朕承受 宗社的重任，心中寄托着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不得已把他们及同党中几个罪大恶极的人依法处置；阿其那、塞思黑为天地所不容，也相继遭受冥冥中的诛罚。然而无知之辈竟说 皇考宽仁，说朕严义，还把尧、舜拿来相比；这不但不了解皇考，也不了解朕遵守法度的本意。他们连皇考以及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都不了解。尧十六岁登天子之位，当时四凶在下，尧未必知道他们像这样顽劣奸邪、结党营私。舜在臣位时，已经熟知他们都是助长凶恶、增加罪恶的人，确实不能留下，所以果断依法处置，天下人都心悦诚服。如今匪党之事也是如此，在 皇考当时未必深知，尚有姑且容忍的情理；到了朕今天既然已经全部知道，就绝无可以明白放纵的道理。朕今天的严厉，正是当时 皇考的宽容；可是鄙陋无知的人却把 皇考说成仁慈，把朕说成义烈，这是多么荒谬！朕为了世道人心和天下长久太平的计策，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并不是因为当日有私人忿恨、旧日怨仇而进行报复。如果当日稍有一点个人嫌隙，诸王、大臣和八旗人等难道会没有人知道吗？朕施行政令、论功行罚，全都遵照 皇考的典章。例如台湾叛乱案件，只诛杀首领；同姓而被牵连、分处各地的人，都一并宽宥。至于青海叛逆番人，除一两人正法外，其余党徒全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这难道不是遵守法度吗？

译这难道不是皇考的宽仁吗？又如当年鳌拜获罪，查得他的赃私达到二千多金。鳌拜说，赃物达到二千金，罪应当处死。去年年羹尧的赃私更达到数百万。那么，把年羹尧正法就能说是严厉吗？鳌拜、苏克萨哈身犯重罪，而他们的子孙都受到 皇考宽宥，并且加恩录用，难道不是该严厉时严厉、该宽宥时宽宥吗？帝王治理国家的道理，应当宽宥时就宽宥，但不是废弃法度；应当严厉时就严厉，但不是滥施刑罚。古人说：“用宽缓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缓，只有宽严适当，才能互相补益。”如果不论事情应当怎样，只是今天宽、明天严，用一时的宽来调济一时的严，用一件事的宽来调济另一件事的严，不但不能互相补益，必然会使各项事务都失去适宜。譬如医家用药，参、苓、芪、术可以用来调养身体；遇到风寒、结热的病症，就必须使用解散发表的药剂。假如病情同药性相反，必然会伤害生命。疾病已经消除，却还继续使用解散发表的药，又会攻伐太过。所谓根据症状制定药方，关键就在于恰当。朕治理天下万事，使用宽政还是严政，都根据相关人员自己的行为决定，事情来了便顺势应对，起初并没有成见，只是斟酌情理，按照最恰当的情况办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诸臣必须知道，朕今日的义，就是 皇考当日的仁；朕今日的仁，就是 皇考当日的义，道理没有两样，归根到底都合于中正；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使一切得到公平。这就是圣人所说的平治天下。朕面对臣下、统御众人，全都以至诚为本。你们内外诸臣，也应当以至诚侍奉朕，不要存有一丝虚假欺诈的念头。倘若旱 遇到水涝、歉收，却妄称年成谷物丰稔；盗贼藏匿，却妄称诉讼减少、案件清理完毕。这类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话，都同民生和吏治有重大关系。你们如果真能体察朕的心意，务求实事求是、存心真诚，秉持公道、坚持正直，去掉凭私心揣测的陋习，辅佐宽严适中的美好教化，长久实行，那么刑罚废置不用的风气就可以重新出现，天下太平融洽，人民万物永远如春，长久达到极盛的治理，这确实是朕所期望的。为此晓谕内外臣僚，使大家都知道朕的意思。《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

译钦定四库全书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 雍正四年十一月 上谕十七道 初三日 谕兵部 陵寝所在之地关系重大。此前范时绎任职时，巡查非常严格，风水范围内不许闲人行走。董象纬到任以来，却不加禁止，任凭人们在风水范围内捡果实、拾柴火。任内一切事务都漫不经心，故意疏忽，实在非常不敬。着将董象纬调来京城，由你部严加审讯后具奏。初四日奉 上谕：西安的官员、兵丁在巴里坤军前多年，十分劳苦，效力有功。着行文总督岳钟琪，赏给副都统常寿一年俸禄；随常寿撤回的官员，每员赏半年俸禄；兵丁每人赏银十两。至于去年从巴里坤撤回西安的官员、兵丁，官员每员赏给一季俸禄，兵丁每人赏银六两。又礼部奏报琉球使臣回国，奉 上谕：琉球国远隔海洋，该国王不必因为接受赏赐之物，专门派使臣进表谢恩，着在正贡之年一同奏谢。把这道谕旨告知该国王。初五日奉 上谕：浙江杭、嘉、湖三府的人，见朕免除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浮粮，便产生了希冀之心，认为三府的定额赋税比其他地方稍重，也想盼望恩泽。强横士绅、劣等生员和不法棍徒从中包揽舞弊，抗拒法令、拖欠赋税，弊端非常多，以致国家赋税亏欠，不能清结。钱粮轻重，本来是根据土地肥瘠来确定定额的；杭嘉湖的定额赋税，是前代确定的，小民遵守缴纳已经很久。朕治理天下政务，怎么能把国家固定的经费任意削减，以满足小民非分的希望？至于免除江南浮粮，是 皇考圣祖仁皇帝长期想要广泛施布的仁德心意，朕只是仰承而行罢了。杭嘉湖的定额赋税，哪里能同江南浮粮相比？小民怎么能怀有侥幸希望，却被奸徒欺骗，亏损国库而触犯罪责？以后如果有不法绅士、生员、棍徒包揽代纳，抗拒违背法令，拖欠赋税、弄虚作假，着王国栋秘密派人访查，严加逮捕，重重治罪。至于浙江全省旧欠钱粮一百多万两，朕已经施恩准许巡抚李卫的请求，分作七年带征，以舒缓民力。该省百姓本应感激戴德，按期完纳。如果仍有不法之徒蛊惑愚民作弊拖欠，着王国栋一并严查究治。初七日 谕告从军前回京的将军、官弁以及诸王大臣等：富宁安这次在军前的表现非常值得嘉奖，只是没有剿灭准噶尔的防妄阿喇布坦罢了。富宁安身任将军，一心忠厚诚笃，为国家效力；此前曾再三向 皇考上奏请求进兵。皇考怜悯准噶尔人等，不忍将其剪除，所以没有准许他的请求。如果当时要剪除准噶尔，准许他的奏请，富宁安一定能够擒获并消灭防妄阿喇布坦。防妄阿喇布坦没有被消灭，并不是富宁安力量不足，实在是我 皇考仁德至极的缘故。富宁安在军中多年，约束兵丁、办理事务，都井然有序；而且行为举止端正廉洁。这些年来，领兵的将军中，声望没有超过富宁安的。他对于我 皇考的信任，确实奋发尽力，没有辜负任用和使命，更加彰显了这一点。皇考用人英明，朕实在赞许并爱重他。现在朕代 皇考推施恩典，把朕的暖防补挂在数珠上，赐给他穿戴，以及缎匹、银两、鞍黄、扯手马、双眼翎等物，特加旌表赏赐，并降旨该部，封富宁安为世袭侯爵。你们诸位大臣都应当效法富宁安行事，凡事不要只顾眼前小利，应当谋求长久的荣誉显达。如果只顾眼前小利，以致声名大坏，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真能一心效力，哪里只是君上赞许爱重，连 上天也一定会慈悲保佑，以福报答。如今国家太平，大臣们虽然没有军旅之事可以效力，但内外各项事务都应当一体尽心。你们如果真能以富宁安为榜样，一心为国效力，朕也会像对富宁安一样加恩。如富宁安、奇立德等都同为将军，而奇立德等行为无耻，对上辜负君上的委任恩典，对下受到属员鄙视，被防古等人讥笑。如果朕对奇立德等也像对富宁安一样加以恩荣，众人难道会认为朕做得对吗？对奇立德等人，朕虽然没有加罪，朕心里认为这反而比加罪更加严厉。诸位大臣只应各自把品行、声名放在心上，对于国家公务一意诚实尽力，努力尽到臣下忠诚的道义，切不可琐碎地怀藏私意。现在富宁安就是标准。十一日奉 上谕：帝王治理国家、整顿邦政，施行政治，只应以最恰当的道理为准则，宽严、赏罚都要适宜。如果一涉及“利”“弊”二字，便进入了私心。所以孟子说：“施行仁义罢了，何必说利？”仁是用来休养百姓、使其安定的，义是用来裁成事物、教化引导的。朕继承大统，到现在已经四年，凡政教号令，都遵循 皇考的法度。皇考在位六十一年，圣明谋略宏大深远，谕旨防范周密详尽，纲纪、法度没有不完备施行的。只是当时臣下有的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不能切实力行；有的事情历时已久，渐渐废弛。朕在藩邸时，对这些情况知道得非常详细。即位以来，朕仰体 皇考仁爱养育、以义正人的心意，多次降下明确谕旨，反复诚恳地训诫，无非是希望内外大小 臣僚全都恭谨遵守 皇考的良法美政，真心奉行，共同成就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盛业。这就是朕所 施行的政事，全都是 皇考已经施行的章程；朕所重申的命令，也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