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五 雍正六年正月 上谕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谕：从前调往河南教习桩埽的江南河兵一千名，原先议定回来时裁汰。但这些兵丁既然熟悉桩埽技术，还可以留下任用。如今询问河道总督齐苏勒，据他奏报，南河仍有需要使用他们的地方，这一千名兵丁不必裁汰，着仍按原数留在营中差遣使用。河工中需要派遣武官的地方很多，每营却只有一名守备，也属不足，而且缺少武职大员，着增设参将一员、游击二员、守备十员。参将令其统辖，游击令其分管，名为河营。初四日奉 上谕：年前各省远至云南都曾奏报下雪，只有陕西没有把下雪的地方奏报上来，朕对此十分挂念。如今听说陕西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十八日都下了大雪，富宁安以及署理巡抚张保为什么不奏报？此外，甘肃所属地方，石文焯也没有奏报。布政使钟保是革职官员，不具奏还可以理解；按察使李元英也应当奏报，着大学士等查问。十二日奉 上谕：福建是沿海紧要省份，最难治理，高其倬过于忠厚，必须有精明强干、历练丰富的巡抚协助办理，才不至于贻误。常赉也是和平谨慎的人，自从到福建后，观察他的奏对，觉得他不能胜任。云南虽是险峻边疆，但有鄂尔泰一人便足以倚任。等朱纲审理完杨名时亏空挪用案件后，将福建巡抚朱纲调往福建，着常赉前往云南调补云南巡抚。在朱纲前往福建、常赉尚未到任期间，云南巡抚的印务着总督鄂尔泰兼理。十三日奉 上谕：君臣上下之间，必须以至诚相接，才不辜负堂上堂下本为一体的情谊。朕对内外大小臣工推心置腹，事事出于至诚，从来没有一丝虚假。然而做臣子的竟忍心以虚伪欺诈的态度对待朕，实在令人寒心。他们的罪过确实不可逃避。宜兆熊是旗下平常而无能的人，只因他还算忠厚谨慎，承蒙圣祖仁皇帝深恩任用至福建将军；他任职时也没有什么出力报效之处。等朕即位以来，他也不过是平常供职。此前因为直隶总督一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命他署理印务，把畿辅地区节制统辖的重大责任交给他；朕再三教导训诲，勉励他弥补不足，也宽免他的过错。然而朕的恩典难道还可以辜负吗？刘师恕一向过失很多，近年来又屡次败露。朕见他还算谨慎小心，而且年力精壮，确实有悔过向善的想法，所以降旨宽宥，格外施恩，命他协助办理直隶总督事务，以观察他以后报效的表现。然而朕的恩典难道还可以辜负吗？张适是年羹尧一案中获罪的人，朝廷内外都知道；而且又有亏欠钱粮的各案，按法律难以宽免。朕想到他的祖父张玉书在 圣祖仁皇帝在位时效力多年，而他的过犯大多是由于受到年羹尧挟制、不能自主所致，于是赦免他的过错，恢复他的官爵，再三恳切地训诫，希望他能够成为有用之人。他也感激惭愧悔过，奏称愿意竭尽力量报效。朕因此任用他为直隶布政使。然而朕的恩典难道还可以辜负吗？魏定国由知州提拔为知府，朕初次见他时，他假装出淳厚谨慎的样子，朕以为他为人诚实。实在可以任用，又经过傅敏、法海极力保荐，所以任用他为直隶按察使。他近年进京陛见时，朕察看他的心术，知道他是沽名邀誉之流，并不是诚实无伪的人，曾多次向在廷大臣说过。魏定国从微末官员，在几年之内升到大官，而且因为他任职效力，朕还推恩及于他的父亲，给予超出常格的优待。然而朕的恩典难道还可以辜负吗？曾逢圣其实是市井中的无赖，通过钻营达到知府职位，十分狡诈。先前他被参劾亏空时，朕料想他历任畿辅官员多年，必然还存在作弊贪赃的隐情，于是命该督、藩、臬等官晓谕当地：如果确有受冤受害的人，准许他们据实控告，审理后惩治贪污。昨天听说有一名老秀才控告曾逢圣当日做官时的恶劣行为，张适却将这名秀才严刑夹讯，随即将他夹死，谎称是在狱中病故，还把这个人说成平素罪恶累累，不替他辨明冤屈。既然奉有关于诬告的谕旨，自有国法；即使这个秀才确实有应得的罪，也应当审查属实后奏报，按照法律将他治罪，这样才足以使众人心服。哪里有诉讼案件尚未判定、曾逢圣一案尚未结清，就把首先告发的人突然用刑具置于死地的道理？这不过是有意偏袒包庇曾逢圣，只怕告发的人多，所以先杀一个人来堵住众人的嘴。像这样残酷的行为，世上少见。宜兆熊、刘师恕身为总督，如果对此置若罔闻，便辜负朕任用他们的恩典，甘愿犯下徇私隐瞒的罪过，难道还能说他们是以诚心事君、没有欺骗隐瞒的吗？魏定国专门掌管一省刑名案件，却任由张适放肆妄为，完全不加过问。等到朕当面责问时，他又颠倒是非，把数起草菅人命的案件全都推给张适，置自己于事外。像这样奸险巧诈的用心，朕深为厌恶。既然如此，直隶设置臬司衙门又是为了什么？朕简拔任用魏定国又取他什么长处？由此看来，魏定国的居心行事，不过是沽取虚名声誉之辈；而傅敏、法海徇私包庇同年科甲之人，妄加保荐，其情状已经十分明显。诸臣试自行思量：朕以至诚对待诸臣到了这样的程度，而诸臣却以欺诈对待朕到了这样的程度，朕怎能不因此寒心？诸臣在清静夜晚自我反思，难道也忍心这样做吗？如果不在事情败露后严加惩治，这种风气就不会停止。张适、魏定国俱着解任；着傅敏、史贻直前往保定，将曾逢圣各案以及夹死秀才的原委，一一秉公严审，务必把实情全部查究出来，不得有丝毫徇私隐瞒。这不过是有意袒护曾逢圣，只是害怕控告的人太多，所以先杀一个人来堵住众人的嘴。像这样惨酷的行为，世上少有。宜兆熊、刘师恕身为总督，如果对此装作没有听见、没有知道，就是辜负朕任用他们的恩典，甘愿犯徇私隐瞒之罪；还能够说他们是以诚心事奉君主、对朕没有欺骗和隐瞒吗？魏定国专门掌管一省的刑名，却任由张适恣意妄为，完全不加过问。等到朕当面加以诘责时，他又把颠倒是非、草菅人命的几起案件全部推给张适，置身于事外。像这样奸险巧诈的用心，朕深为厌恶。若果真如此，那么直隶设置臬司衙门是为了什么？朕简拔任用魏定国又是取他的什么长处？由此看来，魏定国的居心行事，不过是沽取虚名的人，而傅敏、法海徇私庇护袒护科甲出身之人，妄行保荐，其情状已经很明显了。各位臣子试自行想一想，朕以至诚对待诸臣到了如此地步，而诸臣却用欺诈对待朕到了如此地步，朕怎么能不因此寒心？各位臣子在清静的夜晚扪心自问，难道也忍心这样做吗？如果不在事情败露时随即严加惩治，这种风气就不会停止。张适、魏定国都着令解任；着令傅敏、史贻直前往保定，将曾逢圣各案以及夹毙秀才的缘由，一一秉公严审，务必把实情全部查究出来，不得有丝毫徇私隐瞒。

译傅敏此前已经错误地荐举魏定国，如果审理此案稍有疏忽、瞻徇顾虑之处，一经朕察觉，必定重重治罪。直隶布政使缺员，着将山东按察使杨绍补授；直隶按察使缺员，着将两淮盐运使张灿补授。山东布政使岳濬把山东钱粮逐项料理清楚，上奏时毫不瞻徇顾虑，十分值得嘉奖。朕想清查山西钱粮，着调岳濬补授山西布政使，将髙成龄解任。江蘓布政使张坦麟为人谨慎，办事也明白，但器量和才识稍嫌狭浅。听说他在任时与巡抚陈时夏不太和睦；这两人都不是怀挟私心、彼此故意矛盾，其中必有一方是对的、一方是错的。既然巡抚与藩司意见不合，若仍让他们在地方共事，也没有益处。着将张坦麟调补山东布政使，江蘓布政使缺员，着将江蘓粮道赵向奎补授。二十日，防军叅领郎坤上奏奉行。防廷诸臣各自保举一人，但诸葛亮尚且误用了马谡，臣哪里敢冒昧保举呢？奉 上谕：朕因为知道知人很难，才命令诸臣每人只保举一人。如今如果一定要胜过孔明的人才可以保举，那么胜过孔明的人，郎坤自己必然知道。孔明所任用的人有成百上千，却因为他误用了一个马谡，就给他加上不知人的名声，这实在是荒谬的说法。郎坤是从哪里看了《三国志》小说来的？即使想显得与众不同，也怎敢在朕面前沽名而上奏，实在可恶。着有关衙门严加审讯，议定后上奏，作为这类怪异狡诈之人的警戒。二十一日，巡察御史杨保等参奏天津旗兵在公堂喧闹，奉 上谕：天津新设的营兵，哪里容得他们在地方上生事？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着内大臣侯陈泰、刑部尚书徳眀前往天津，将有关人犯严加审讯，务必查出实情，分别定罪拟议后上奏。都统公鄂齐来京时，也应当委派人员管束兵丁，为什么疏于约束到了这种地步？着将鄂齐及所属管辖官员一并交给陈泰、徳眀严加查察，议定后上奏。二十二日奉 上谕：雍正二年，朕曾谕令李维钧说：“听说直隶沧州地方有偷铸私钱的匪类，应当严行查拿。”李维钧回奏说，已经严加查察，该地方并没有私铸，并极力保奏。如今步军统领阿齐图奏称，本月内接到内务府咨文，说番役因公前往沧州，拿获私铸钱币的回纥人刘七等，移送前来；于是派千总姜进禄带领番役前往沧州，将私铸钱币的同伙全部拿获，并缴获铸钱器皿等。由此看来，沧州奸民私铸钱币的弊端由来已久，而地方大吏全无察觉，如今才败露。阿齐图派遣官员把匪类同党全部捕获，不使漏网，十分值得嘉奖。着将阿齐图及所派官弁交给有关衙门议叙，番役着加以赏赐。私铸钱币的全部人犯交刑部严加审讯，定罪拟议后上奏。私铸钱文，严重违犯法纪；而私铸不止，钱法就不能统一，销毁制钱等弊端也都由此产生。这样怎么便利民间使用？这件事关系重大。京畿附近尚且有这样的奸民，各省偏远地方更难保证一定没有这种弊端。着通行晓谕，再严加申饬。如果直省督抚中有像这样疏于约束、不肯认真查拿的人，朕会留心访察，秘密派京官缉捕。一经查出，必将该督抚按照溺职的条例处分。二十三日奉 上谕：浙江原任粮道江国英案件中，旗丁名下应扣除抵偿的借支银一十三万四千余两，朕已经格外施恩，准许分八年扣补。如今查出浙江省旗丁名下又有修造□船案件中应扣银二万八千六百余两，原应在两年内扣清。朕想到旗丁运粮辛苦，如果两年内扣还二万多两旧欠，恐怕他们力量不足，稍感艰难，着格外施恩，放宽为五年平均扣缴，以表示朕优恤运丁的深切心意。又 谕令内阁、九卿等：杨名时任云南巡抚七年，只把谄媚地方官民当作事业，对于民生的休戚、吏治的得失，完全不闻不问，一味弄虚作假，以求众人欢悦并称赞自己，存心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且一味袒护科甲出身的官员，颠倒是非来谋求私利，在任七年只参劾过一名进士出身的知县。既然全省属员众多，他任职又有七年之久，难道科甲出身的属员中只有这一个知县应当参劾，其余全都是贤能官员、没有劣迹可以纠举吗？仅凭这一件事，杨名时的用心和行事，天下后世自然就能明白。从来迎合上意的人，都称为谄媚小人，是圣贤所不取的。因为君臣之间尊卑势位相临，难以完全直抒本心、率意行事，尚且不应委曲迎合而丧失为臣之道。至于迎合权要、同僚、属员、绅士、兵民，更不用说了。哪里有卑污下贱地谄媚同僚、属员以及所管辖的绅士兵民，以求取得他们欢心，还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如果迎合上意就 认为不是谄媚众人，那么迎合众人就是谄媚了。这就是把冠帽和鞋子倒置，用走了一百步的人去讥笑走了五十步的人，难道这是圣贤的明训吗？杨名时只图自己的虚名，却不知道纲常的大义，他内心实在是希望父亲成为瞽瞍，以成就自己的孝名；希望君主成为桀纣，以成就自己的忠名。连君父都不顾，哪里还会顾及吏治和民生？因为盗取名声的邪念，竟然想借君父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在家就是逆子，在国就是逆臣。天理还可以容忍吗？他的罪还可以逃脱吗？何况巡抚统辖全省，赏罚政令都出自其手，如果想要结交众心，有什么求不到的？杨名时却把谄媚的手段用尽，以博取众人的称誉，料想云南省的人必定都被他的奸诈蒙骗、煽惑，而在他离任后还一定会思念他。若真如此，就是不知道公共的是非，不知道国家的法令，反而让欺世盗名的人得计，这对人心世道危害极大。着总督鄂尔泰通行晓谕，使云南省的人共同知道杨名时平素的奸伪巧饰；在他奉旨动身来京时，令众人相率鄙薄侮辱他。如果仍有人受其蛊惑，对他以礼相待并附和，着鄂尔泰查拿究治。

译朕也会再次加以访察。杨名时既然能够欺世盗名，那么朱纲秉公审理杨名时各案，自然会违拂众人的私意；或许有人因此捏造谤语、伪造无名揭帖来扰乱是非，也未可确定。着鄂尔泰严行缉捕，一面上奏，一面惩处究治。朱纲秉公持正，毫不瞻徇顾虑，可以说是诚心扶持风化的大臣。他动身赴福建时，云南人应当尊敬他、尽礼相送，以此为他的出行增荣，才合乎公道。朕担心边远之人愚昧无知，受杨名时欺骗，日久仍未察觉，所以特意明白晓谕加以开导。鄂尔泰奉行朕此谕，可沿途通行晓谕；如果不能切实执行，朕另有访闻，将鄂尔泰一并议处。二十七日奉 上谕：“律例的制定，是详尽审察事理、衡量到最恰当之后才确定的。审拟罪案时，应当引用哪一条，就引用哪一条，绝没有任意决定轻重的道理，也没有把两端都列入的道理。常见外省本章以及法司议覆疏中，往往先引用一条例，又说不便按照此例治罪，另引重罪来定罪，把这两种说法都写进一份奏本，这是臣下善于营私的陋习。有的想把严苛的名声归到上面，便这样说；有的希望得到法外之恩，侥幸求得开脱，也这样说。这都不是审理狱讼清楚公允的道理。从前已经降旨禁止，然而去年冬天刑部本章中仍有这种陋习。治理狱讼的道理，贵在得到公平；掌管刑法的官员，关键在于奉行法律。如今同一项罪行引用两条法律，就是法令没有定准，案件也得不到公平。难道这符合朕明慎刑罚、辅助教化的本意吗？今后如果再有同时引用两条例的，外省督抚提镇的本章，着通政司驳回，并将原由参奏；三法司的本章，着内阁驳回，并将原由参奏。如果所犯罪行应当引用轻法，却故意按重罪定罪，也难逃朕洞察明鉴。内外执法的臣工，都要敬畏遵守，不得忽视。” 二十八日 谕令云贵总督鄂尔泰：安南国王陈谢的奏章，感恩悔过，踊跃接受诏命，言辞十分恭顺。该王既然懂得尽礼，朕也可以顺势施恩，着将这四十里土地仍旧赏赐给该国王，特颁发敕谕一道，令杭奕禄、任兰枝携带前往该国，宣谕朕的意思。但朕既然对外藩施恩，也应当顺从百姓的便利。如果这四十里内居住的人民有愿意迁到内地居住的，可以特别加意资助安置。目前云南省正有开垦土地之事，就令他们受田耕种，务必使他们各得其所。愿意仍居外地、受安南管辖的，也听从他们自己的意愿。三十日，江西巡抚布兰泰举报熊应璜入祀乡贤，奉 上谕：此前因为举报乡贤的典礼十分滥用冒进，所以命令各省查核，以使祀典受到重视。如今如果不特别谨慎，必然会重新开启冒滥的端绪。据奏本所说，熊应璜出任寿阳县令时，减轻刑罚、禁止耗费，士民感激称颂等。查熊应璜任职还不到两年，时间并不长；所谓减轻刑罚，不知道减轻的是什么刑罚；所谓禁止耗费，也只是遵奉诺岷教令，是职分本来就应当做的事，而且全省都一样。此外还有什么善政惠及百姓、使士民真心感颂的事情？他果真能够承当乡贤祭祀的典礼吗？有没有确实证据？着发文山西巡抚查明回复。回复到达后，再行请旨。《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