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七

译意以及伤人的犯人拟判斩刑，其余人都减等发落。然而不法之徒不思感激，反而更加肆意轻玩法令，实在可恶。内阁、刑部查明，自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起，直隶发生盗案，仍照旧例，不分首从一律处斩。直隶的盗贼并不全是直隶人，很多是各省匪类聚集而来。对盗贼要行文各省督抚张贴告示，普遍晓谕，使 所有人都知道畏惧，不要自行投入法网，如此对于平息盗患似乎有所帮助。这次派往各地的人员，如果果真能清理钱粮、擒拿盗贼而不畏惧豪强，假如有人因被人挟仇诬陷而无辜遭到处分，准许到都察院控告。都察院立即代为上奏，如果确实受到屈抑，朕一定替他们主持公道，决不让他们无辜受累。初二日，内阁等衙门奏请将郭允进仍按律凌迟处死。奉 上谕：郭允进的罪，本应凌迟处死。各位大臣所奏很是。如今朕宽免他的极刑，改为立即斩首并枭首示众，是法外施仁，将来留给子孙作为训诫，也可作为不可因愤怒而滥用刑罚的戒例。着遵照此谕执行。初四日奉 上谕：“几十年来，各省钱粮亏空很多，朕深知其中的弊端，曾经降旨宽限三年，命各省督抚催促追缴完毕，到现在却没有见到哪一位督抚奏报已经办理妥当。只有原任直隶总督李维钧，曾在去年奏称，各属州县地丁银两都已经补足，只有仓谷还略有亏欠，冬春之间即可全部补足。等到去年秋天，京畿地区发生水涝。” 歉收，需要用粮谷赈济，而仓谷存量很少。今年夏天派官员访查各属亏欠，问题一一败露。由仓谷亏缺成这样来看，库项亏空也可想而知了。李维钧的罪责实在无可逃避。由此可见，其他省的钱粮不能清理完毕，也是明摆着的。那些督抚不是忍心欺骗朕，所以只是含糊拖延，不上奏报告罢了。又如各省亏空，动不动就说是无着落的款项。钱粮没有征收，欠在百姓；已经征收却发生亏空，欠在官府。州县力量不足、不能缴清，上司有分担赔补的规定；本人即使已经病故，子孙也有应当追缴的条款。怎么能借口没有着落，来亏空国库呢？这都是督抚等人顾念情面，不肯彻底打破积习，其实是出于保全自己的不肖之心。他们现在身为督抚，恐怕将来也被牵连，所以预先给自己留下退路。从前补足亏空，都指望俸工银两；自朕降旨后，不许捐输俸工。如今又都说用耗羡抵补。耗羡也是从百姓身上取得的，却不追究当时督抚等造成亏空的原因，动不动就说用耗羡补足，拿百姓的膏脂来填饱有司的无底洞，这难道是朕怜悯百姓的本意吗？” 如今特意大加宽恩，凡各省尚未补完的亏空，再宽限三年，延至雍正七年，务必一一清理完毕。如果到期仍不能全部完成，一定将有关督抚从重治罪。如果确实有不能按期限完成的地方，着有关督抚上奏请旨。又如前年原任浙闽总督满保，曾上折奏称，梁鼐任内亏空白银六万两，是 圣祖仁皇帝南巡时所用的；臣下不便揭露这件事，借此挟制朕躬，希望秘密了结此案。当时朕立即批示说：“当年” 皇考南巡时，多次降旨，丝毫不从地方取用。凡行在所需物品，全由内府预先准备，饮食等物都按官价采购，赏赐银两也都从司库支给。并且严禁地方有司与扈从人员交结往来、私相馈送，违者按军法办理。法令立得非常严密，本应敬畏遵守。即使修理一两处行宫，也都是由当地自愿预备，花费也很有限，怎么会亏空大量钱财，历经二十

译年还不能结清？我 皇考和朕所做的事，没有什么不能告诉天下臣民。当年南巡时各项费用的实际情形，你可以一一据实直陈，不必隐瞒忌讳。但满保理屈词穷，无法回奏。原来这类银两，都是当时地方官结交匪类、馈送亲友、在夜间钻营，任意花费的。等亏空败露，就动不动说是南巡时用掉的，这些人实在违背了我 皇考的圣旨，擅自动用公帑来结交私人，眼中没有国法，罪已大得不容诛杀，而 又敢借口南巡，把亏空的原因推卸给

译君上，以宽免自己的罪责，这还可以说是有人心吗？又如山西、河南两省，从前亏空很多，都说是办理军需造成的。凡军需使用的钱粮都有正项支出，怎么会牵累地方有司，造成这样大的亏空？这都是平日地方官不能做到大法小廉，下属官员贪污侵吞没有满足，上司索取又不断增加，以致国库长期亏空，反而借办理公事支应的名义掩盖侵盗实情，实在令人痛恨。以后各省督抚等，应当敬谨遵守朕的训示，体察朕的心意，共同发誓秉持公忠，清除旧习，以不辜负朕把封疆重任交给你们的信任。要勤勉，要谨慎。初六日奉 上谕：这些年来，蒋廷锡协同怡亲王办理户部事务，秉公持正，清理剔除各种弊病，实在非常尽心。然而胥吏、宵小以及徇私作弊的人，未必没有嫉妒怀怨者。如今蒋廷锡入闱主持科举考试，也可能有人借此制造浮言，妄加诽谤议论，这一点还不能确定。科场关系重大典制，如果考场内阅卷确有不公，准许应试举子亲自到都察院衙门控告，由都察院上奏。如果有不法之徒假造污蔑之词，借发泄私愤来扰乱 公务，那么国法决不能宽宥。着步军统领以及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秘密查访，严加捉拿，奉旨从重治罪。初八日，在先师孔子前举行释奠礼 先师孔子 皇上亲自前往 文庙行礼，祭祀完毕 谕礼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孙柱：礼仪注中写着献帛、进酒都不下跪，朕今天跪着献帛进酒，并不是错误。如果站着在 先师面前献礼，朕心中会感到不安，特将这道谕旨告诉众人。你们衙门可以记入档案，以后照此执行。初九日奉 上谕：“一向以来，直隶、江南两省的盗案多于其他省份。雍正二年、三年间，李维钧任直隶总督，节制提督、总兵，遵照朕的谕旨，严行捕拿盗贼，所以直隶盗案因此很少。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盗案又多了起来。如果说是因为去年秋天水灾、歉收造成的，为什么当时正值受灾缺粮之际，却没有听说盗贼肆意偷窃？到了今年春夏两季小麦、大麦丰收，小民反而因为这些事情犯法，可见一定有带头的惯盗，纠集匪类，善于逃脱法网。各州县被盗的地方虽然很多，但奸猾的盗首不过几个人，窝藏他们的巢穴也不过几处。京畿地区是四方瞻仰的地方，怎么可以任由宵小潜藏，放任有司疏忽？昨天朕特地下谕，从雍正五年起，凡直隶盗案仍照旧例，不分首从一律处斩，不准宽贷。这是因为除盗安民，是国家政务的要务，应当加以惩罚警戒。李绂负有表率职责，怎么可以漠不关心？可以迅速严令属员加紧缉捕，务必查到根源，清除盗贼的源头。如果仍像从前一样疏忽，一定将李绂从重治罪。并谕直隶提督、总兵等官，各自严令属员巡查防汛，以安定地方，不得疏忽纵容，自取罪责。在京城的步军统领衙门以及巡捕营官弁、五城御史和司坊官员，都应当尽心访查缉捕，以尽到查奸平盗的职责。”又 谕内务府：你们查办内府佐领浑托和所属下人过继义子的事情，至今还没有查清，实在混乱。这些人并不是应当承继的人，只是想图谋钱粮，才做出这种欺诈之事。如果确实没有应当过继的人，佐领和浑托和的下人很多，为什么宗族亲戚中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过继的，偏要把陌生人收为义子呢？朕并不是禁止他们过继，只是汉人中有许多无赖混杂其中，冒充身份领取钱粮。内府旧人的子孙反而不能得到钱粮养赡，朕是想对内府人等施恩，所以着令这些人全部归入民籍。可以立即晓谕他们，各自把实情自首，宽免其罪，令其归入民籍。如果这时仍隐瞒不自首，日后查出，着发往边卫充军。初十日，吏部议奏：协理大学士事务徐元梦翻译本章错误，革职治罪。奉 上谕：徐元梦性情愚钝而奸诈，外表似乎平和，内心却阴险不正。从前在 皇考在位时，他始终没有真心效力，时常心怀怨望，这些朕都清楚，实在辜负皇恩。奉 旨命他在内廷侍奉朕的兄弟读书多年，他只是平常敷衍塞责，朕和兄弟们从来没有得到什么益处。朕起初认为他做官谨慎，还有操守。如今下令各地检举外任亏空官员，所有人都说曾经送过礼给徐元梦，这样看来，他的操守也根本不值一提。他真是外表像君子、内心却奸诈的小人。朕先前加授他户部尚书的衔头，却不让他办理部务，本来是想让他专 心办理内阁翻译事务，他也从未管理户部事务。如今他在内阁办理各事都不敬，部议本应革职并交送刑部。朕念他在内廷行走多年，还能翻译，所以从宽免于交刑部，着革去现职，仍列在内阁学士之中办理票签本章，凡翻译事务都要尽力任事。如果再不尽心出力，一定从重治罪。十四日奉 上谕：“从前马喀署理陕西按察司事务时，年羹尧曾经参劾他；等调回京城后，他仍任吏部郎中。隆科多又在朕面前上奏弹劾。朕见他这个人还算明白，才干也可以任用，而且先后受到年羹尧、隆科多的纠劾，想来他平日一定是不肯阿附谄媚的人，所以特意任用他为西安布政使，兼管河东巡盐御史事务。然而马喀辜负朕恩，徇私作弊；那份列举罪款的密奏，出自按察使许容。朕从未向任何人泄露过。可是陕西有一两个进京引见的官员，朕曾询问他们，他们也说听闻有这件事。朕认为许容既兼管盐道事务，对此必然知道得详细确实；既然在朕面前秘密奏报，料想没有不秉公据实的道理，所以命许容协同钦差侍郎吴士玉等审讯此案。哪里料到许容怀有私心，想要

译证实自己从前弹劾的话，便罗织成口供，对咸阳商人高俊施加三木等酷刑，逼他承认与马喀串通作弊。盐商不过是从事小买卖的人，想谋求一点小利，也是常情。马喀身任巡盐之职，竟敢营私欺骗，应该治的是马喀的罪，哪里有不分官民、不辨轻重，把所有人一概用严刑拷打逼供的道理？从前许容的奏劾，朕没有向任何人泄露；如今许容挟带私心如此妄行，朕不得不把实情告诉众人。而且许容想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话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么他审讯上报的内容必然有许多诬陷和颠倒，怎么能使人心服，成为可信的案件呢？着将许容解任，并把许容从前所奏以及如今审讯的一切情由，都交给岳钟琪会同吴士玉、图理琛逐一详细复审，与许容当面对质，务必把各人所犯情罪的轻重彻底查清，做到最公正、最公平，不可稍存成见而有所偏向。吴士玉是特派审案的大臣，却对一切不能主持，只听许容指使，实在无能，着严加训责。户部郎中塞钦着补授西安按察司，兼管河东巡盐御史事务；塞钦未到任以前，巡盐事务着岳钟琪暂行管理。” 又，宗人府议奏，允禵侵吞兵饷银两，应当依法正法；应追缴的银两，着落噶什图等人赔补。奉 上谕：允禵应当斩首的几项大罪，朕都暂且宽免，尚未依法处死，哪里有因为这件侵吞银两的案件，又把他正法的道理？至于噶什图等人应当赔补的银两已经很多，他们自己按正项应赔的款项还没有清完，允禵侵吞的银两又怎么能让他们赔补？况且允禵侵吞银两、交给阿其那等二十多万两的事实，劣迹昭彰；允禵应赔的银两，落到噶什图、折尔金等人名下也与他们无关，这只不过是巧妙地替允禵徇私包庇罢了。所议实在错误荒谬，将本章退回，着另行议奏。十五日，吏部议覆：御史顾琮条奏裁革缺主，奉 上谕：“这份奏本中所议的缺主以及顶替缺额的人，写着要从重治罪等语，但究竟应拟何罪，并没有说明。将本章发回，着另行议奏。以后除谕旨中使用‘从重治罪’字样外，凡各衙门议覆本章中有议罪之处，或者直接拟定应受的重罪，或者说明比照哪一条例治以重罪，都必须写明，不得含糊，只说‘从重治罪’。” 又，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报瑞谷，奉 上谕：据田文镜奏报，豫省所产的嘉谷，有的一株竟多达十三穗，这实在是罕见之事。朕先前降旨说，田文镜、杨文干、李卫都是真心办理地方事务的人。如今听说广东、浙江两省今年都获得丰收，广东的收成更是数年未有；豫省民田又产出瑞谷，这正是该省巡抚诚心感通的征验。大凡做督抚的，如果能够为国为民竭尽心力，就一定能够感召天地。上天和顺地化，能够消除灾异而使年成丰稔。前些年京畿偶然发生旱灾，李维钧奏称想用法术祈祷，当时朕立即降旨制止他，因为没有真心实政，便不可能感动 上天，却想依靠法术来祈求，实在和儿戏一样，哪里会有感应的道理？又如京畿地方常有水患，朕命怡亲王负责办理，怡亲王亲自勘察，尽心筹划，为国为民的心意确实诚挚。因此今年六七月间大雨时常降落之际，直隶地方雨水调匀，并不像前一年那样长期水涝；凡是需要疏浚、修筑的地方，都能够施工，毫无阻碍，禾稼和麦子又获得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难道不是至诚感通的验证吗？朕发布这道谕旨，并不是要把地方事务推卸给督抚。凡是担任督抚的人，都是朕选用的。督抚如果尽心治理地方，就是朕用人得当，他的功劳就是朕的 功劳；督抚如果不尽心治理地方，就是朕用人不当，他的过错就是朕的过错。督抚接受朕深厚的恩典，朕尊重他、荣耀他，把封疆重任托付给他。可是他却悠悠忽忽，不把吏治和民生放在心上，反而让朕替他承担过错。夜深扪心自问，他难道也忍心这样做吗？督抚如果有这种情形，不仅本人难逃国法，即使在法网之中，他的子孙也一定会受到谴责惩罚。要勤勉，要谨慎。二十一日奉 上谕：江西广信府同知杨滙因押解饷银进京引见，朕当面询问他任内因酷刑接连打死两人的被劾情由。杨滙奏称：因为给窃贼戴枷示众时窃贼逃走，所以将看守人员杖责二十五板。过了三天，那名看守死亡；后来逃走的盗贼被县役捕获，因害怕获罪而投河死亡。照杨滙所奏，似乎与用酷刑杖打致普通人死亡的情况不同。范时绎弹劾他，也可能因为他是原任总督杨琳的儿子，想借此表示公正，这一点还不能确定。凡是做督抚大臣的，不可存有这种成见。可以把这件事行文告知范时绎，要求他摒除私意、实事求是，务必查得公平。着汪漋把这些情由秉公持平地确查审理后上奏。又奉 上谕：查克旦所弹劾的甘州出征防军等人沾染恶习，饮酒胡作非为，都是因为允禵在军前时沉湎饮酒、不理政事，完全不加约束，以致如此。再者，跟随允禵出征的各王防卫人员中，也有许多行为荒唐、无耻之人。就像朕藩邸门下的防卫人员中，也有人在军前胡作非为，回京当天就已经革退。各出征王的防卫人员，着宗人府王等会同领侍卫内大臣查克旦以及西宁出征的五十八勒新等，一起严查这些行为荒乱的人并上奏。这样以后出行办事的人也会知道警惕。二十二日奉 上谕：各处监督都由有关部院堂官在所属司官中保举贤能人员补授。派出以后，原来保举题报的堂官要时时加以训诫、访察。如果发现劣迹，准许立即奏报。如果据实奏报，就免除原来保举题报堂官的罪责。倘若劣迹已经明显，而原来保举题报的堂官不上奏弹劾，后来由别处发现，就把原来保举的人一并治罪。这样，部院堂官保举监督时一定会谨慎选人，派出的监督也会知道畏惧，不敢妄行。把此意晓谕各部院堂官。又奉

译上谕：福建提督吴升先前因年老多病上本请求退休，情词恳切，朕不忍准许他的请求，命高其倬到任后看看他的年龄、精力如何，再行上奏。如今高其倬奏称吴升年老有病、精力衰退，确实如此。吴升准许按原品级退休，仍给提督俸禄，直到终身，以表示朕对旧臣的深厚眷念。二十三日奉 上谕：直隶各省的道员、知府责任十分重要，着行文各省督抚，将从前未曾引见的官员，每省派一名道员、一名知府来京引见。等被引见的人回到本省后，再把下一班人员派来。如果有做官一向声名很好、而在重要地方一时难以找到人代理的人，准许有关督抚说明情由，上奏请求暂缓派来。二十四日，吏部等衙门议驳浙江巡抚李卫奏请由丞、簿等官分别查办赌博、盗案，奉 上谕：这件事部议所持的是遵守常规，李卫所请的是权宜变通。李卫真心办理地方事务，是根据当地情形提出条奏。而且浙江一向私盐很多，理应严加缉捕。着照李卫所请，在浙江一省试行一两年，再观察结果。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绂将把贝勒允禑称为“十五王”的情节回奏，奉 上谕：李绂性情喜好强辩，很失大臣的体统。这份回奏中既然说到自己愚昧的过错，已经没有理由可以解释，请命有关衙门严加议处。又说其中有隐情，不得不在君父面前详细陈述。照这样说，那么他承认罪过的地方不是违心之言，就是陈奏之词竟成了对君上的无礼争辩。又说向来王公册封，从来不通知各省。大凡册封王公，都是具本奉旨办理的事情，督抚大臣怎么能推说不知道？如果督抚等果真不知道，那么朕从前降旨禁止称呼僭越时，为什么督抚大臣没有一人上奏？何况李绂多年任京官，历任侍郎，后来被选用外任，怎么会对王公爵位、名号全无知识？着严加训责，命李绂再次明白回奏。二十六日奉 上谕：从前朕因为傅鼐性情一向机巧奸诈、不守本分，曾经降旨命隆科多不时查察。而且他们两人的住处相近，便于查访，如果不安分，就立即奏报。可是隆科多与傅鼐私下结交匪党，把傅鼐三年内所做的坏事全都隐瞒下来，还在朕面前奏称傅鼐十分安静。如今傅鼐的各种事情败露，例如骗取江国英一万多两银子，已经人所共知，傅鼐自己也承认不讳。隆科多包庇私党，在朕面前欺骗隐瞒、虚假陈奏。他的用意不过是认为朕将来一定会重用傅鼐，所以先行笼络结交，把他作为自己的私党，完全不顾欺骗上奏的罪责。着行文隆科多，把他当日徇私、违背谕旨、妄行陈奏的事情明白回奏。又奉 上谕：从前傅鼐曾在朕面前口奏，岳兴阿非常怨恨他的父亲隆科多，说：“我家承受国恩如此深重，理应把一生所做的事情、所得的财物，全部据实奏报，这样才可以稍微赎除从前的罪过。如果稍有隐瞒掩饰，罪责就更加不可逃脱。”等语。然而隆科多贪赃的罪案已经审实，应追缴的银两由该旗承办追缴已经很久，他的家人却故意拖延，而且各处藏匿寄存的银两数量很多。如今据他的侄媳王氏自首，证据确凿。岳兴阿却没有把他父亲藏匿寄存的赃私据实交出，这与从前傅鼐所奏岳兴阿对他说的话完全不相符。傅鼐原本与隆科多交结非常亲密，显然是故意欺骗上奏，替隆科多保全岳兴阿的情节已经十分明显。着将傅鼐革职，锁拿来京，交刑部审理，把这些情节与岳兴阿当面对质审问后上奏。二十七日奉 上谕：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三年大礼已经结束，朕追念皇考无边无际的恩德。朕深深感念这无极的恩德，想在 皇考忌辰，每年都遵照三年丧制以内的祭祀礼仪，永久举行，并恭敬诵读祝 文，以表达诚挚的心意。朕受到 皇考的教育和慈恩，深厚到了极点，终身永远仰慕，没有穷尽，难道是三年的礼制 所能限制的吗？何况天下亿万臣民都感戴 皇考六十多年深厚的仁德恩泽，自古帝王很少能够相比。一切礼仪也不能被固定制度完全拘束。朕举行这项礼仪，是为了抒发自己思念仰慕、诚挚恳切的内心。至于是否与旧制相合，朕都来不及顾及。这项礼仪也只是由朕亲自特别举行。皇考的后世子孙不得把此事奉为成例；今后应行的礼仪，着令该部议定后具奏。具奏。又奉 上谕：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朕即位以来，深切挂念百姓的依靠，举行耕耤礼，竭尽精诚，为百姓向上帝祈求五谷丰登。雍正二年、三年，耤田特别产出嘉禾，曾有一茎九穗的，朕心中也认为只是偶然之事。如今据府尹刘于义进呈今年耤田所产的稻谷，从一茎双穗、三穗直到八穗、九穗，全都硕大坚实优良，异于平常谷物。朕见到这些，心中十分欣慰喜悦，特意命令宣示给廷臣。朕并不是要把这件事当作祥瑞向众人夸耀，而是确实看到了天人感召的道理，其应验迅速如声响和影子，丝毫没有差错。朕以极其真诚恳切的心，每年亲自耕种耤田，以表示重视农事，并防备 上帝降下鉴察，接连产生嘉谷，以显示上天美好的应验。像这样八穗、九穗的谷子，难道是人力所能勉强造出来的吗？也难道人君能够强使它出现吗？天人感应的道理，朕看得最真切，只担心自己的心意不够真诚罢了。真诚了，就没有不能感动的。比如从前青海发生骚动，朕为边疆忧虑，在宫中祈祷，不到几十天捷报便到了，边境安宁。又如前年夏天，京畿附近雨水稍有失常，朕在宫中默默祈祷，减少膳食，修身反省，虔诚叩求，不到几天甘霖大降，庄稼获得丰收。这些都是近年以来朕亲自实行、亲自验证的事情。至于去年夏秋之间，常常阴雨，朕在宫中只觉得雨水稍多，不知道它已经给百姓造成严重祸患，而李维钧也没有把京畿被水淹的实情详细具奏，所以朕最终没有听闻，不曾及早祈祷，竭尽诚心来挽回。

译上天的旨意来纾解百姓的困苦。直到蔡珽代理直隶总督事务，才把情况详细奏报。朕日夜忧劳，几乎废寝忘食，于是截留漕粮、开启粮仓，从多方面赈济。京城设立赈济场所，各县兴办工程，使贫民都能糊口。因此地方虽遭水灾，小民却不至于流离失所。朕抚慰、安辑、怜悯、救济百姓的心情，实在十分迫切。今年两季麦子丰收，禾黍茂盛，这都是 上天俯察朕的心意，所以加恩于百姓，赐给他们丰足安宁的吉庆。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在上面鉴察；人君一念恭敬谨慎，政事没有缺失，上天一定嘉奖、保佑他；一念放纵逸乐，政事有所违背，上天一定警告、戒谕他。这是一定的道理。何况人君抚治驾驭臣民，地位最为尊贵，能够赏罚他的，只有 上天。因此朕每逢水旱等灾害，都实心反省自己，一定认为这是朕有过失，是上天在警告、示谴朕。至于各省旱涝之事，朕都看作一体，本来没有彼此之分。只是地方相隔遥远，那里偶有水旱灾害，有司未必立即具报；等奏报送到朕面前，紧急时刻已经过去，所以朕无法尽自己的诚心为他们祈祷，这个责任全在本省督抚。督抚受朕重托，为朕养育万民，必须把百姓的疾苦看作自身的痛痒。一遇水旱饥馑，就必须思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是本省政事、吏治有缺失，就要立即设法改正；如果是当地人心、风俗不端正，就要立即设法教化引导；应当兢兢业业，修身反省，祈祷求助，竭尽诚心，如同朕早晚勤勉警惕一样，防备没有什么不可以挽回的。上天的旨意，假如听说朕的政治稍有缺失，也应立即直言陈奏，不必隐瞒避讳。这样，官与民就联结为一体，臣与君也联结为一体，太和之气融洽，真诚彼此相通。上天听察虽高远，但真诚一呼一吸之间也可以相通。朕每年亲自耕种耤田，并不是崇尚虚文、以求场面好看，实在是敬 天勤民的至诚心意。《礼》说：“天子耕耤田千亩，诸侯耕百亩。”据此，耕耤礼也可以通行于臣下。朕想命令地方守土官员都举行耕耤礼，使他们知道播种收获的艰难，了解农夫劳作的辛苦，估量天时晴雨，察看土地肥沃或瘠薄。这样，凡是做官的人，都会时时怀有重视农业、督促耕作的心；凡是务农的人，也防止形成苟且安逸、懒惰怠慢的习气，这对于养民 务本之道，大有益处。着令九卿详细议定，具奏。又奉 上谕：吏治关键在于任用得人，而各省有司官员空缺很多，不广泛搜罗选取，就不足以充任众多官职。所以这些年来，各省官员经过朕亲自拣选任命而派往外省的也很多。然而在拣选时，有的看他奏对明白、举止从容，有的看他陈述政务，似乎颇有可取之处，于是列入拣选之中，派往各省试用。又有奉特旨特用的官员，大多是由于督抚及上司等荐举保奏，朕召来引见，见其才干可以任用，便加以升迁擢用，以此鼓励他们。这些人员，朕不过是临时选拔，并未在平日考验过，实在不知道他们的心术和行为究竟如何。他们到任以后，本应更加恭敬谨慎，努力做良吏，才不辜负朕格外的恩典。如果自以为是拣选、特用的官员，便傲慢对上、欺凌下属，任意妄为，而主管上司又认为他们是朕拣选、特用的人，不加约束，曲意宽容，那就完全不是朕澄清吏治、整饬官场的本意了。朕以大公之心抚治天下，凡属臣工，只按他任官是否贤能来决定升降，难道会因为部选、拣选、常用、特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偏袒某一类吗？凡是做督抚的，应当深知朕的心意，切不可因为他们是拣选、特用的官员，便故意优待姑息。如果任官不善，就应据实参奏，不加隐蔽，不牵涉徇私顾忌。这样，人人都知道警戒，官员都能得到适当任用，对吏治大有益处。又奉 上谕：朕谨慎体恤刑狱，每逢审理定罪，无论罪行轻重，都一定推原情由、斟酌事理，再三推求，务使犯罪事实与所定罪名相称。又想到罪人幽闭在荆棘丛中的监狱里，容易因狱气而病死，曾多次谕令问刑衙门修整监狱，督责禁卒，时常洒扫清洁；遇有疾病，必须用心调治，务令痊愈。这也是怜恤罪囚的一种表现。可是近来阅看各省本章，监狱中病死的犯人不少，多是因为拘禁之处狭窄破败，以致严寒酷暑侵骨刺肤，以及潮湿污秽之气熏蒸、传染所造成的。何况监狱不坚固，防守又多疏漏，罪人越狱逃脱也在所难免。特此命令各直省督抚，全面查核所属监狱，逐一修缮，并把墙垣筑高，以资防范。地势低洼的，改造到高阜之处；狭窄的，根据刑狱事务繁简，酌量扩展加宽重建。凡是枷号暂时拘禁的门关、仓所，也必须修缮坚固。正印官仍要不时查察，不得让狱官、狱卒任意凌虐犯人，懈怠松弛，疏于防守。这样，罪人就不至于因狱病而死，监禁既然牢固，也可以避免越狱逃跑的忧患。着令各督抚仰体朕爱惜生命的至意，督令有司遵照执行，不得忽视。二十八日 谕告诸王大臣：今天李绂奏报，塞思黒病故。塞思黒一向性情奸恶，行为阴险邪僻。当日他与阿其那、允防、允禵结成死党，又与他的妻父七十及苏努、阿灵阿等相互勾结，暗中蓄谋邪计，帮助塞思黒作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 皇考在世时，他种种不孝之罪，难以一一列举；到 皇考去世那天，朕正处在哀痛之中，塞思黒突然来到朕面前，箕踞傲 慢地坐着，心意十分叵测。在皇考丧事期间，凡是祭奠行礼的场合，塞思黒从来没有流泪哭泣、显露悲戚的样子，反而在言辞和脸色上流露怨望。朕知道他平素凶残，如果留在京城，必定会生出事端，所以发往西宁居住。那时朕派人押送照看，见他在路上举止泰然，毫无悔过之意，和他的儿子副什浑、勒席恒等一路照常嬉笑，完全没有畏惧的神色。而且他与允防等旧日邪党仍未解散，出发那天还收受允防的马匹，私下往来；等到了

译西宁以后，他写信给允防，说什么机会已经失去、后悔也来不及了，把朝廷看得如同敌国，编造字样，巧妙伪造格式，密缝在骡夫的衣袜里面，暗中传递信息。又在十几年前，有一个山西无赖惹事的穷苦百姓，流落到京城，塞思黒想收他为心腹，叫自己的太监帮助给他银子十两，那人因此感激私恩。后来塞思黒居住西宁，那人竟公然到他的住处投递书信，说“愿意辅佐有道的君主，不依附无道的君主”，又说要纠合山西、陕西的军民来救恩主等话。塞思黒听到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却把它当作平常之事，不但不依法告发，反而对那人说：“我们兄弟没有争夺天下的道理。”并嘱咐不要让楚宗知道，只是害怕那人受到牵连。像这样狂悖妄乱、包藏祸心，日益加重，他的罪行难以全部列举。又如他在西宁时，朕把他所使用的太监撤回京师，他给每个人金条、西洋金表等物品，都是贵重难得之物。由此可见，他获罪之后还在私下收买人心，目无法纪，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仅凭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诸王大臣等屡次奏请立即正法，以彰明国法。朕心中还在犹豫，不忍立即决定，因他不便再留在西宁，所以命令他回京治罪。他一路上毫无改过悔悟、戒慎谨慎之意，仍然谈笑如常。因此又命令暂时把他拘禁在保定，以观察他的行为。此前李绂奏称他患有腹泻，等到这次降旨，便命令李绂选派名医为他调治。不料他的罪恶已经满盈，获罪于 天。祖先已经降下惩罚并诛杀了他，可见善恶报应，迅速如声响和影子。像这样不忠不孝、大奸大恶的人，即使尚未受到国法制裁，也不能逃脱上天的谴责。李绂的奏报已经送到，着令李绂为他料理棺木、寿衣和殡殓之事，等他的妻子家属从西宁搬到保定时，再行奏报，请旨办理。又奉 上谕：朕从前派胡什礼前往，带领塞思黒回京，他并没有请示朕，私下和楚宗商议，擅自用三条锁链把塞思黒锁拿。那时奏报上来，朕把楚宗等人的奏折发给诸王大臣公开阅看，并询问诸王大臣是否应当给塞思黒上锁拘拿。诸王大臣一致说，塞思黒是犯有重罪的人，应当上锁拘拿。等胡什礼到京奏述，说李绂有“等塞思黒一到，我就可以便宜行事”的话。朕听到后十分惊异，认为不可，特命胡什礼快马赶去传谕他，又在李绂奏折中朱批训诫。李绂奏称没有说过这句话，胡什礼 楚宗从前没有等待朕的谕旨，擅自私下将塞思黒锁拿；后来又故意把锁放松，任由他自行脱卸。这件事曾经由李绂奏报。当时朕就想把胡什礼、楚宗拿来审问，治他们擅自妄为之罪；又担心众人不知道实情，或者因此认为朕想宽待塞思黒，或者认为朕想对塞思黒格外严厉，因而妄自揣测，所以暂时停止，没有追究审问。如今塞思黒已经受到上天诛罚，那么从前胡什礼、楚宗等擅自给塞思黒上锁，后来又私自放松释放，显然是有意欺瞒，罪责不可逃脱。着令把胡什礼锁拿，交给副都御史常泰带到保定；同时把楚宗锁拿，一同审明严审，具奏。把二人留在保定，等候办理塞思黒殡殓的事情；此事已经交给李绂，着令常泰查察后回来启奏。二十九日奉 上谕：阿其那、塞思黒罪大恶极，天下人都知道。诸王大臣等多次请求立即将他们正法，以彰明国法。朕心中犹豫，不忍立即决定。如今塞思黒已经受到上天诛罚，昨天听到奏报，朕心中悲恻。现在想从宽曲加宽宥阿其那，诸王大臣等认为如何？着令各自秉持忠诚陈奏，并询问直省将军、督抚、提督、镇守等官，也让他们各抒己见，具奏。三十日奉 上谕：朕把塞思黒的事情交给楚宗办理。楚宗最初奏报的一两件事，还表现出诚心勤勉效力的意思。朕料想他长期在军前任职，年纪增长，一定会改变从前的行为，所以十分信任他，给予特别恩典。可是楚宗在一两件事情上取得朕的信任不久，就奏称塞思黒收买人心，关系重大，不应把他处置在极边之地，应当押送京城拘禁，等事情办完等语。这样显然是看到百姓令狐士义投递的书信和流言，便据此上奏来恐吓朕。楚宗是专门看守塞思黒的人，却把令狐士义的书信流言，以及塞思黒同西洋人穆经逺从窗户进出、时常谋划这些事件等狂妄行为，全部隐瞒不报。等朕明降谕旨，楚宗知道塞思黒罪恶深重，必不能逃脱法网，便想遮盖自己先前的过错。塞思黒从西大通解送到保定时，他没有奉到朕的谕旨，便擅自把塞思黒锁拿，以显示自己毫不徇情。而且既然已经锁拿，本应确实加上锁钮，却又敷衍塞责，徒有锁拿之名，实际上可以脱卸，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再说，塞思黒的一切事情已经全部交给李绂办理，朕明明谕令你不必过问，他又越权插手，把塞思黒的四名亲随另行拘禁在别处。据此，楚宗的行为非常悖谬不堪，情节尤其可恶，着交给常泰严加审明，具奏。又奉

译上谕：巴海、戴铎、沈竹，都是八阿哥属下的人，他们的才干都有可取之处，但用心狡诈，平日行为邪僻。我在藩邸时，他们施展奸计，百般窥探诱导，想实现自己的私心。朕洞察他们的奸谋，丝毫不为所动，时常加以告诫，又严格约束，不让他们干预外事。而巴海生性贪污，招摇撞骗，什么坏事都做。至于沈竹，一向不安分，朕很了解这个人，所以曾让隆科多同傅鼐一起秘密访查奏报。可是沈竹善于钻营，隆科多反而被他利用。隆科多又揣度朕的心意，认为朕必定会任用傅鼐，于是便与沈竹、傅鼐结成私党，竭力为他们两人隐瞒罪案。因此傅鼐敢于包揽事务，肆意贪婪，毫无顾忌；沈竹也完全不知道畏惧，欺诈妄为的行为仍和从前一样。戴铎的阴险诡诈尤其不可测，他所到之处，人人都落入他的圈套。从前任四川布政使时，能够同蔡珽结成深厚交情；后来被革职发往陕西，又能同年羹尧交结亲密。年羹尧给他宽大的房屋，还时常供给盘缠。戴铎又写信给满保，索取资助。巴海、沈竹、戴铎这三人的行为狂妄混乱，朕本想立即依法治罪，但没有取得确实证据，所以把他们都交给八阿哥门下的大臣，给他们戴枷禁押看守，仍希望他们知道罪过、悔改。可是他们在戴枷拘禁之处仍然各自谈笑自如，任意饮酒进食，把看守的官兵等数十人全部行贿嘱托，企图暗中传递信息，书信文字进出往来，竟使主管大臣无法察觉。戴铎托请蔡珽，蔡珽回复说：“你在四川做官很好，这是我知道的；在陕西做官怎么样，我哪里知道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戴铎又给沈竹传信，请求托傅鼐为他宽解，傅鼐也用好听的话回答。总之，他们至今始终没有悔改之心，只怀有怨望之意，耍弄奸计谋求私利，完全不畏惧国法，不是寻常恶棍可比，他们的罪行更难宽宥。着令把巴海、沈竹、戴铎交给三法司核议定罪，具奏。《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