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八 雍正六年四月 上谕三十道 初四日，刑部议覆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报：闵盛友因救父情势紧急，殴死汪沆，援引条例请求减罪两次一案，奉 上谕：“本奏折引用雍正元年马洪望为救父亲而殴死马兆六，将马洪望减等处理一案中所降谕旨：‘以后命案中有这类情由值得怜悯的，仍援引条例请求减罪两次’。当年降旨时原有‘又或者有儿子的人成年人与人争吵，故意命令自己的儿子将人殴死，难道可以减等吗？这种风气绝不可助长’等语，应当把朕的这道旨意全部抄录通行各督抚等。以上几句话应当全部载入奏折，才符合朕用法务求公平妥当的用意。如今本奏折没有把这道旨意全部载明，实在疏漏。又，雍正五年曾降谕旨，关于李绂审拟杨四殴死马顺一案，李绂竟公然引用杨四救父、强行援引郑雄救母的条例，想要宽免杨四的罪。杀人者死，律文有明文规定，大臣只应把情由叙述清楚，等待朕酌情裁量。如果像李绂这样曲解法律、借机炫示恩惠，那么朕在法外施仁、偶然根据情由宽宥的事情，臣工都会强行援引比照来题请，以满足他们借机施惠、谋求私利的卑鄙意图，这样用法就不能公平了。这道谕旨也是因救父、救母之事而发布的，都是朕慎重刑罚、唯恐宽严失中的苦心。凡遇到这类案件，该部和该督抚等应当把前后谕旨的意思一并载入，情理才算周全，不至于偏重或偏轻。此奏折着补充书写后具奏，并通行各省督抚，以后一体遵照执行。” 初五日奉 上谕：据岳钟琪奏报，先前因陕西、甘肃两省的丁银负担不均，援照各省“以粮载丁”的成例，请求把丁银在全省地粮中统筹平均摊派，已经奉旨批准施行。只是各属册籍繁多，不能在短期内核定，而该年钱粮又已准许由部咨文拨作兵饷。如果等到摊派确定之日才开始征收，未免耽误，所以各州县仍按旧额征收。查实行“以粮载丁”后，各属钱粮与旧额相比，势必有增有减。如今应当减少丁银的朝邑等二十一州县，在尚未摊定之前，仍按原额征收，共多解银六千七百九十二两。这项丁银，如果让各州县领取后按户退还，那么粮户数额零碎，难以分散发给，必然导致胥役从中侵吞，百姓得不到实际好处。况且百姓既然蒙受皇恩，把偏重的丁粮平均摊派缴纳，从此永远不再受苦；这项银两本来也是过去应征的款项，只是实行均摊的年份尚未确定，暂时按原额缴纳一年，并不能算作重复征收。应请将其存入司库，用作兵饷等语。此项银两在摊派尚未确定以前，民间既已按旧额缴纳，该督说如果现在按户退还，难以分发，必然滋生胥吏中饱私囊的弊端，着照该督所请，停止按户退还。但这项银两既然是陕西百姓缴纳的财物，就应留存在陕西省；凡是地方公事中如积贮、兴修一类有益于民间的事项，由该督抚酌情奏报后支用，不必拨作兵饷。初六日奉到。上谕：桑植土民近日刚刚改土归流，文武官员应当格外用心抚慰安定，和衷共济，使苗民各得其所，以安慰他们向往归化的心意。现在据迈柱奏称，副将杨凯不能严格约束兵丁，造成种种扰民困累；杨凯又禀称，同知铁显祖私自派收银两，纵容差役敲诈等情。像这样既没有办法安抚土民，文武官员又不和，实在不能姑息容忍，以免加重土民的负担。杨凯、铁显祖都着解任，将杨凯纵兵扰民以及铁显祖私派、强占等情，一并交给迈柱逐一查实审理，定拟罪名后具奏。杨凯、铁显祖都是傅敏保举委用的官员，如今受到弹劾，着将傅敏交都察院审查议处具奏。初十日奉到。上谕：积贮米谷，是为了防备旱涝和紧急情况下的需要，关系百姓性命，最为紧要。朕无时无刻不加以训诫，严格考核其成效，务必使地方有司切实奉行，才能有备无患。又想到积贮谷物首先重在仓廒，仓廒如果基础不牢固，必然会有霉烂、亏折等弊端。因此雍正四年曾下谕令各省地方用心修理，务必坚固，作为贮藏粮谷的办法。但恐怕有司把它看成具文，执行不力；而且新旧官员交接仓廒的规定，或者离任官员把损坏、渗漏的仓廒任意交接，给后任留下祸患；或者接任官员遇到霉烂、亏空等情形，便借口旧日仓廒没有修理，把责任推给前任。如此种种弊端，都与积贮政务大有关系。今后各府、州、县仓廒都要列入交盘项目。新旧官员交接时，如果发现木料腐烂、倒塌、渗漏等处，接任官员应立即揭报，不准接受交接。如果徇私滥行接受，就是接任官员的责任；除按例处分外，还要令其赔偿修理。这样一来，有司各自顾及考核成效，对于积谷养民之道确实有益。至于如何制定具体条例，着九卿会议后具奏。十一日。谕兵部署南赣总兵张溥：你奏称，接到巡抚布兰泰的咨文，其中说本标随丁的名额和粮饷都已招募补足，于是将随丁名粮六十分中考补五十四分，暂留六分以后再行考补。向来文官、武官本来就是两条途径，他们的养廉和用度也各不相同。督抚是镇守一方的大臣，职责全在于考察官吏、安定百姓、抚辑地方，各衙门的用度和耗羡等项足以供其使用。随丁名粮固然可以革除，但提镇专任军务，责任在于整顿营伍、训练士卒；各衙门的用度，除了随丁名粮以外，别无来源。武臣由将备升到总兵，品级已经很高，其用度自然应当宽裕。如果把这项费用裁革，便无法供养防务，势必使各项事务受到牵制，这就会使总兵反而不如将备。况且衙门用度不足，即使有廉洁自守的官员，也容易改变操守。这样衡情度理，其中有些费用是不应革除的。如今布兰泰把他本人的随丁名粮裁减补充，又强令镇臣的随丁名粮一并革除，实在不是适中的办法。布兰泰办理武职衙门事务，过于刻薄，十分不得体。你部应行文告知布兰泰。又，左都御史傅敏等奏称：直隶布政使张适、按察使魏定国将窦相夹打致死，应当依法处死。奉到。

译上谕：张适是原任大学士张玉书的孙子，朕曾多次训诫教导，希望他成人成才。可是他既辜负朕的期望，也不念及祖父，任意妄为，毫无顾忌。本应按拟议处以重典，但朕念张玉书一生小心谨慎、效力多年，着对张适从宽免死，发回原籍，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许他出境滋事，并令他出银一千两，给付窦相的家属。魏定国身为臬司，专门掌管刑名事务，却把人命重案推卸给别人，置自己于局外。等朕当面责问他时，他竟以没有获准他的奏折为借口，奸险狡猾，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朕曾多次降谕，凡大小臣工对于职分内应办的事情推诿观望者，法律都不能宽贷。魏定国原是州县中的低级官员，朕破格施恩提拔他为臬司；他一味徇私顾全，却没有报效之处，而且奏对时也没有感激之心，他的罪本来无法逃脱。但张适既然已经从宽免死，魏定国也着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当差。又，江西监生余永元到部里控告余国勷等殴打致死小功尊属余士成。刑部议定发交该督审理。两江总督范时绎审明案情，拟定罪名后咨报刑部具奏。奉到。上谕：余国勷殴打致死小功尊属余士成，是因为余士成庇护家仆，又纵容儿子辱骂罗氏而引发争端，而且余士成是在保辜期限之外死亡的，因此余国勷的罪情似乎有可以原谅之处。但是他多次在各处行贿，企图隐瞒伤情、逃脱罪责，情节十分可恶。若论行贿之罪，比殴死尊属罪轻；但重罪之中有可以原谅的情节，轻罪之中却实在没有可以宽免的法律。究竟应当依法治罪，还是从宽减等，以及如何定拟才能公平允当？着九卿悉心妥善拟议，具奏。十二日奉到。上谕：凡是监禁中的斩、绞重犯，公然越狱，显然是主管官员过于疏忽放纵所致。如果只按例革职，他们反而可以完全置身事外。今后对于疏纵犯人的州县等官，期限届满仍未捕获的，照例革职，但仍留在地方，与接任官员共同缉捕。如果能够将越狱犯全部捕获，准许把该员送部引见，酌情恢复职务，使他还有自新的道路。三年期限届满时，如果不能捕获，或者不能全部捕获，都着该督抚奏报请示。这样，疏纵者会知道警戒畏惧，而尽心捕逃的官员也还有可能得到恩典。至于如何详细定例，着九卿议奏。十三日奉到。上谕：云南省钱粮、仓谷亏缺的买补，以及借用后扣还等事项，鄂尔泰以前曾经详细具折奏报，然后办理。杨名时身为巡抚，钱粮是他专管的事务，理应据实陈奏云南省的情况，才算没有欺骗隐瞒。可是他任内没有一句提及此事，他的意思是将来如果有无法清理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推卸给鄂尔泰，与自己无关，这正是奸巧欺诈的用心。朕洞察他的奸谋，所以朱纲前往云南时，朕命令他把各项亏欠只向杨名时追问，不必询问鄂尔泰。等朱纲到云南后，将亏欠、借用等各项一一查出，毫不徇私，实在值得嘉奖。等到朱纲弹劾奏报案件后，朕特意命令杨名时明白回奏，鄂尔泰也立即具折认错，并将亏缺买补、借用扣还等情形详细陈述。当时朕把这份奏折收存在匣中，批谕鄂尔泰说：云南省的各案，朕明知杨名时没有亏空、挪移钱粮的罪过，但他存心巧诈，在明白回奏时一定会直认其罪而不辩解。如今据朱纲代杨名时题奏而来，他果然事事认罪，没有一句剖白申辩的话。他的意思是认为此事自己本来没有过错，天下自有公论；既然奉旨询问，不如把罪责直接认在自己身上，以此表明凡是被谴责之处都是受到冤屈，同时还可以掩饰自己巧诈推卸的罪行。一向以来，大奸大诈之人每当理屈情亏时，就一定强行分辩，掩饰自己的过错，以蒙蔽人们的耳目；而在本来没有过错的地方，反而引咎谢罪，始终不为自己申明，把过错归给君主，这就是这类人的伎俩。看杨名时今天的陈奏，不是更加显明他平日用心的狡猾不忠吗？朕待人光明坦白、开诚布公，相信内外大小臣工没有不知道的。如今杨名时不据实陈奏，试问他在什么地方看见朕阻塞下情？在什么地方看见朕拒绝直言的议论？又在什么地方看见朕冤枉无辜？杨名时完全没有大臣敬奉君主之心，也完全没有人臣侍奉君上的礼节，却还想欺骗世人、盗取名声，肆意施展欺诈伪饰，难道还可以说他是有良心的人吗？着杨名时再次明白回奏，并将鄂尔泰的奏折一并发给他。又奉到。上谕：冯咏是以告病为由休致的官员，李绂曾在朕面前极力保荐他，并说他在丹徒县任职时得罪了查弼纳的家人，因此害怕总督而辞职归乡等语。朕把冯咏调来引见，看他才干还可以任用，所以任命他为开州知州。可是他心术不正，在丹徒任内既有失察衙役犯赃的案件，如今又冒领核销给老妇的恩赏银两，被范时绎弹劾而来，劣迹十分明显。过去李绂在朕面前极力保荐，究竟是什么用意？着询问李绂后具奏。又奉到。上谕：杨文干所奏李达德详细报告石礼哈纵容差役凌辱职官一事，石礼哈咨文参劾李达德不遵守体统、任意放肆怠慢等语，其中的情节已经很清楚。李达德署理罗定州事务，将杨以宁亏空等事项查清后详细揭报，实在值得嘉奖。他到将军衙门禀见，也是因为杨以宁的事情，并不是私自拜谒。因此，李达德本来没有可以参劾的罪过；石礼哈不能以礼接待州县官员，他的过错也较小。此事不必再追究，李达德应当勉励自己做好官；石礼哈应当自行感到惭愧。十四日，礼部等衙门议奏：各省生员优劣登记的定例。奉到。上谕本中议论说：“劣生如果确实能够改过悔悟，就从原册中删除劣生的名字。”这类区分优劣，是为了彰明劝善惩恶，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够自我更新。但人改恶从善，也有可能只是一时勉强，不能始终如一。如果已经删除劣生的名字，将来又重新开报，不仅会造成纷扰，也不合体制。今后凡是劣生改过自新的，只在册内注明，不必删除姓名。十五日奉到。

译上谕：张起鹏原任京营参将，朕见他任官称职，所以提拔任用为正定总兵官。他到任后，旧病尚未痊愈，难以办事，随即准许他回京调养。去年他自行奏称病已完全痊愈，所以又补授他正定总兵的职务。可是他到任以后，所奏事项颠倒糊涂，错误百出，而且对于朕亲自批示训诫的地方，竟然不回奏；当时朕就降谕严加斥责。如今据杨鲲弹劾奏报而来，他的行事十分乖张，想来是病后昏聩所致。杨鲲毫不徇私，据实纠劾，值得嘉奖。着将张起鹏解任，交部审查议处具奏。十六日，钦差审事大臣黄炳把奉旨审理浙江总督李卫分担赔偿银两一事明白回奏。奉到。上谕：据黄炳奏称，如果臣不议及李卫，那么臣徇私包庇李卫就很明显；又称，如果这项银两不在陈士昂名下议定追缴，那么臣徇私包庇陈士昂也很明显。凡审查审理案件，只应根据道理的是非来判定曲直，哪里有因为害怕背上徇私包庇的名声，就故意回避，或者强行议定他人罪名的道理？这番话十分支离。黄炳审理此案，虽然没有徇情枉法，但其中有许多糊涂之处，处理并不允当。李卫一定没有徇私包庇属员的事情，他先前的奏报已经说得很清楚。黄炳本中议定由李卫分担赔偿的部分，着不必分赔。十八日，刑部等衙门议奏：总管佛伦勒索兵丁银两，依法治罪。奉到。上谕。陵寝所在地关系重大。佛伦是朕施恩由侍卫提拔任用的，总管本应廉洁自守、公正办理事务，竟敢徇私作弊，勒索兵丁银两。他这样做，反而以五格更改旧例，企图夺去自己的挑选兵丁职掌，先行参奏，巧诈掩饰，企图卸罪；背负皇恩，触犯法律，肆意悖逆妄为，实在可恶。着交给管理 三陵事务大臣等，在马兰关风水地以外的地方永久枷号示众，其余照议。议。十九日。谕山东巡抚塞楞额：直隶各州县的奸猾胥吏、害民差役侵吞粮款、抗拒欠缴，常常借聚众喧闹、击鼓鼓噪来挟制本官，这种恶习人人都知道。如今徐自新到任还不到两个月，就算行事乖张，又怎么会到了全衙门胥役都怀恨愤怒的程度？这必定是为首者蓄意策划，煽动众人作出散堂逃避的举动。按理应将倡首和预谋之人严加审讯治罪，才可以惩治刁顽之徒，申明法纪。从前王朝恩在戴之彦聚众抗粮一案中，没有把知县高烈立即解任，而是等审明后另行上疏具奏，朕曾降谕称赞王朝恩办理得很是妥当。如今塞楞额既然说刑胥王大栋等结党抗拒法制、目无法纪，而徐自新折减漕运杂费等款项又没有审查明确属实，竟然立即请求革去徐自新的职务，这岂不是助长奸猾胥吏、害民差役的刁恶风气吗？塞楞额这份奏折显得过于软弱。徐自新不必解任，等审明后另行奏报题请。金启洛身为知府，没有查出实情，却姑息包庇、含糊蒙蔽，草率请求结案，实在是失职。金启洛着革职；该案中有名的害民差役，由该抚 严加审讯，审定罪名后具奏。二十二日奉到。上谕：朕阅看总督仓场侍郎岳尔岱等弹劾奏报长淮卫运丁陆恒在交兑漕米时掺水搀和等情。朕想漕粮关系京城储备，极为重大。在京王公大臣以及文武官员的俸禄、八旗披甲人的口粮和各营兵丁的粮饷，都取给于此，因此一颗一粒都不容轻视。漕粮从民间征收，直到运抵通州交兑，过程十分劳苦，费用也很多。百姓耕种时，沾湿身体、弄脏双脚，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等到把粮食交入仓库，路上有肩挑负担的辛劳，收兑时有守候等待的苦处；负责征收的官吏还要逐斗逐斛、零星细碎地核算。粮食入仓贮藏，必须谨慎覆盖收藏。等到装入运粮船，而官民为经营漕粮所付出的辛劳心力，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日。就说运粮船北上，经历江湖水道，常有遭遇风涛的危险；经过闸坝，更有牵挽船只的劳苦。因此朝廷时时在上面为漕粮筹划，官民时时在下面为漕粮奔走，而各旗丁亲自驾船运输，危险艰难更是亲身经历；那么这批交兑的粮米，难道还能不加意爱惜，忍心让它稍有腐烂吗？至于把水掺入粮中，所得本来就不多，不过是贪图一时。掩饰私心的计谋罢了。但水气一旦进入仓中，就会使整仓粮食容易霉烂。他偷得的不过是一个人的升斗粮食，损害的却是整座仓廒所贮藏的国家粮食。稍微有一点人心的人，断然不忍做这种事。何况朕对于运丁运输漕粮的劳苦，早已洞悉。过去曾屡次施加特别恩典：各省粮道克扣钱粮、签派运丁押运时苛刻摊派、过淮盘查扰累、抵达通州交粮时勒索等弊端，都一一澄清，以减轻众人的力量；又把多年拖欠的粮米分别按年份宽免，停止追缴。至于冬寒中守冻的旗丁，朕还特别加以赏赐；浙江省借支的银两，则展期均匀扣还。朕对于运丁，已经充分优恤。你们这些运丁，难道还可以昧着良心违背道理，任意施展奸弊吗？雍正五年曾有被参奏掺水的运丁，已经发配远边，国法不能说不严。如今又发生陆恒的事情，说明运丁仍未醒悟，触犯法纪的人还很多。即使依法处置，他们仍怀有轻视之心；如果再稍有宽纵，这些人将更加无所忌惮，后果又会怎样呢？小人本性愚顽，只贪图小利而不顾重罪，竟至于使朕无法施恩，都是他们自取其祸，实在令人怜悯。因此特意颁发谕旨，详细开导，使各省运丁都充分知道粮米生产的艰难、运粮船所经历的劳苦以及京城储备所关系的重大，希望他们触目惊心，悔过改善。如果能够共同遵奉朕的谕旨，互相劝戒，奉公守法，彻底革除弊端，那么众运丁只需有运输粮食、效力勤劳的行为，而没有作奸犯科之事，朕一定更加施加恩泽，使众运丁获利受福，远胜平常。着总督仓场侍郎立即刊刻此谕，遍告各省运丁，使他们全都知晓。又奉到。

译上谕：钱粮征收的耗羡，本来不是应有的款项。朕勤勉求治、爱养百姓，本来想把它全部禁止革除。但广泛采纳舆论，留心访察，知道州县地方官有时确实有公用、私用两方面万不得已的用度。如果全部革除耗羡，势必无法实行。这就是因为有司如果能够减轻收纳负担，不苛取百姓，百姓也会乐意，所以耗羡至今没有全部裁革。州县既然有耗羡，而上司官员没有养廉和用度的来源，势必不得不收受州县的馈送。这样，上司就冒犯贪赃之罪，把它作为日常用度。谨慎小心的人害怕获罪而不敢这样做，必然困窘不堪而转为贪取；滥用职权的人又因为没有限制，借规礼之名任意横索，弊端种种。州县公私用度既然不足，必然加派钱粮、巧取财物，危害百姓。何况上司既然收受属员的规礼，就必然有顾念回护之处，使下属反而能够抓住上司的短处。这对于考察官吏的道理，关系极大。所以雍正二年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把全省耗羡提解存公，将全省公事的费用以及上司、属员养廉的需要都取用于此。上面不耽误公事，下面不连累百姓，没有偏多偏少的弊端，也没有苛索横征的骚扰，实在是通权达变的好办法。朕因此降旨批准施行，这就是提解火耗的由来。过去山西亏空很多，国库长期空虚，无法弥补。从前巡抚大多请求将亏空官员革职留任，作为弥补亏空的办法。把不肖之徒留任而让他们偿还国帑，等于把亏空当成留任官员的凭据，不但无益于国家财政，反而有害于民生。德音在任时，又借弥补亏空之名提取火耗，使自己的私囊肥厚。诺岷接任后，洁身奉公，实心办理，把亏空官员全部参奏革职，严格裁减州县火耗，同时酌情留存羡余，用来弥补无着落的亏空。这样既不连累百姓，有司也免于被参罚，又为官员规定了养廉的资费，为公事留下办理的费用。诺岷这一举措，对于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以及上下公私各方面都有益处。然而他刚开始实行时，不仅山西省属员怨恨，内外臣工也都提出异议。朕当时降旨说：“这件事只有像诺岷这样的督抚才能实行。”朕的本意原是听任各省督抚自行办理；至于不能实行的督抚、不便实行的地方，朕并没有强令他们实行。诺岷推行以后，随即有几个省仿效他的办法，从十分耗羡中提解二三分作为公用，也是因为地方公务繁多，如果不预先筹划，一时所需费用仍会连累百姓。但这也都是督抚自行奏请的，不是朕下谕命令的。他都立接任诺岷的职务后，曾奏称山西亏空逐渐清理，将来耗羡便可以充作兵饷。朕严厉训斥说：“本地的羡余只应作为本地的用度；如果归入公用充作兵饷，绝没有这样的道理，而且恐怕沿袭日久，最终成为公款，不肖官员竟会重复征收。”田文镜也曾奏称河南省亏空已经弥补清理，火耗还有盈余等语。朕批示说：“这项耗羡本来是河南省官民的财物，假如确实有盈余，就应增加官员养廉和用度的资费，使他们的用度宽裕；如果再有盈余，就应当进一步减少民间火耗的数额，使民间储蓄充足。”朕之所以准许提解耗羡，本来是出于体恤官民困苦的苦心。如果供给地方公用之外还有余资，却请求收作公款，朕一定不会答应。先前陈时夏也曾具奏想实行提解耗羡的办法，因为他说到要区别各地有无和多少，朕谕告他说：“政令实行，必须各属一体，才能公平。如果有所区别，就可以上下其手，容易滋生弊端。”谕旨如此，后来听说陈时夏对人说：“奉朕旨意，命令把耗羡全部提解。”这本是陈时夏自己奏请的事情，却把名义归到朕身上，朕不接受这种说法。如今魏廷珍又仿效他，把长江上游提解火耗的事情具折陈奏，恐怕外人不知道，也认为这是出自朕的意思，所以特意颁发此旨，明白晓谕。提解火耗这件事，如果实行得好，也是督抚分内的事务，不得据此居功；如果实行不好，足以成为他自身家产性命的祸患，也没有地方逃避罪责。总之都由你们自行权衡：愿意实行的，朕不阻止；不愿意实行的，朕也不强迫。二十四日奉到。上谕：原任江南宿迁县知县刘正远，任官十分优良，但任内有被牵连误过的案件，按例应当罢斥。江南督抚没有一句话保荐他，因齐苏勒在京城当面奏报，说他任官廉洁，实心办事，朕才知道这些情况。等把他调来引见，朕看他为人正直朴实、端方得体，果然是贤能官员，特地下旨派往浙江，交给李卫，以同知、知州等职位试用。如今因广东肇庆府知府缺员需要人，着刘正远前往广东，以同知衔管理肇庆府知府事务，交给孔毓珣、杨文干考察，看他是否确实称职，着孔毓珣、杨文干据实奏报。刘正远在宿迁任内颇有贤能声誉，而该督抚等却冷淡视之；后来又因被牵连误过而罢官，如果不是朕访察得知并加恩，他这位贤员早已被废弃。封疆大臣替国家办理政务，却不爱惜有用人才，他们的用心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今后应当切实引以为戒。又奉到。上谕：高邮南关柏家墩二坝工程，该督齐苏勒既然说堵闭时水势很急，必须多用工料才能完固，这确实是实情，他动用的银两都准许开销。但关于留橛一项，该督奏称因为没有可用的梢尖材料，所以不得不截用整木以满足工程需要；该部驳斥说没有说明桩木的长短尺寸，无法凭此查核。这些都不是工程最关键的地方。大小木料都是工程必用之物，采办时就应当计算，怎么会有因为梢尖材料不足而截用整木、以致浪费的道理？着将此事询问齐苏勒，令其具奏。二十五日奉到。

译上谕：田从典才干品行优良，老成练达，端正方正，公正刚直，恭谨慎重。自从办理部务以及被简任入值纶扉以来，一直实心效力，勤劳功绩显著。他多次以年老有病请求退休，言辞恳切。朕因此准许他的请求，加授太子太师衔，以原官身份退休，赐给国库银两，准许乘驿车回原籍，希望他颐养身体、恢复健康，一两年后再来京城朝见，以慰藉朕眷念老臣的心意。没想到忽然听说他患病去世，朕心中深为悲痛哀悼，派散秩大臣一员、三旗侍卫六员，前往祭奠茶酒。又想到他的儿子年纪尚小，家中没有人办理事务，派内阁汉学士一员、满洲侍读学士一员前往办理。事情办完后，令当地官员酌情派员沿途照看，送到原籍。加恩优恤，已经下过旨了。至于他应得的恤典，着查照成例具奏。他的儿子年幼居家，着山西巡抚传谕当地官员，就近时时加以照看。新旧接任官员，都将此旨传达知悉，一体遵奉。先前朕赏赐给田从典的匾额、对联，可以暂时收存巡抚衙门；等举行谕祭时，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两司中派一人携捧前往，颁赐给他家。又奉到。上谕：据李卫奏称，候补知县李弘汧先前曾被委署余杭县试用，才干还很充足；后来又改署桐庐县事务，办事颇知勤勉，如今因患病，应当勒令休致。一般平庸无能的官员因病休致，本来不值得可惜；如果是能够办事的官员，只因一时患病便令其休致，就会被废弃终身，难道不可惜吗？何况如今已经有外官病愈后起用原缺的成例。今后道、府、州、县等官员中，除了确实年老患病、不能任职的以外，凡是一时患病而平日任官尚好、对地方有益的，着该督抚酌情奏报，令其解任给假调理，等病愈后仍旧补用。这样人才不至于被弃置，政务也不至于荒废。着该部议定后具奏。又奉到。上谕：“赌博这种事情，人很容易犯；想要禁止，必须极力教化引导，触动他们羞愧、改悔的心。如果立法过于严厉，恐怕稽查人员认为事情虽小而罪责很重，反而会出现容隐疏纵的事情，使法律无法实行。从前定例把引诱赌博的人议定发配流徙，似乎稍微过重，理应分别情节和罪责。屡次犯禁而不改的人，固然应当从重惩治，着九卿酌情制定条例，具奏。”二十六日，湖广总督迈柱题报《弹劾湖北布政使黄焜》。奉到。上谕：从前黄焜任官时过犯很多，已经获重罪，朕特意施恩宽宥，令他到军前效力。后来因他年壮力强，似乎还可以任用，而且他的父亲黄国材本来没有大过错，他感恩和惭愧悔悟的心意又显得很诚恳，所以任用黄焜为副都统，随后又交给他湖北布政使的职务。他到任以后，多次奏折都暗藏奸巧欺诈，言语多有欺骗放肆之处，完全没有诚实奉公的意思。朕多次严切告诫黄国材，令他申饬教导黄焜。比如傅敏回京时，他害怕傅敏指摘自己的短处，竟预先具折奏称傅敏与他意见不合，处处阻挠。朕洞察其中隐情，当时就批示严厉责斥。又如黄焜特别推荐的两名属员，朕另行访察，都是普通平等的官员；由此可见，黄焜平日任官办事、举荐弹劾属员，显然不能没有徇私之处。如今据迈柱弹劾奏报而来，黄焜深深辜负朕的恩典，实在可恶，着将黄焜革职。迈柱所参各款，以及黄焜任内若另有案件，都着迈柱逐一审明，定拟罪名后具奏。二十七日奉到。上谕：凡办理府、州、县事务，如果得到曾经出仕、熟悉政务的人，确实有益于地方事务。朕爱惜人才，时常留心，所以对于被罢斥的官员，常常下谕调来引见，考察其才干优劣，不忍让他们被弃置。如今想到从前因公事被牵连误过而降职、革职的官员，其中未必没有才干品守值得称道的人。着吏部行文各省：凡任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期间，除大计中特别下旨纠劾的以外，凡因公事被牵连误过而降职或革职的官员，如果曾经任官五年，离任后交代清楚，没有钱粮案件未清之处，着本人自行衡量。若自信可以有所作为并且守持操行，准许本人亲自到吏部具呈。吏部不拘人数，立即奏报其经历，进行考试并带领引见，等候朕酌情起用。起用以后，如果再有贪婪违法行为而被参奏，必定严加治罪。如果是平庸无能或品行不端的人，却妄自陈请、企图侥幸，以至欺骗朕，也难逃朕的察鉴。二十八日奉到。上谕：朕听说江浙地方驿站的马匹常常不足额，巡察将近时，查点人员便设法挪移、借调来凑足数目，企图掩饰，不过是一时敷衍故事。等巡察离开后，仍然像原来一样亏缺。如今戴音保偶然查出此事，只把一两个微不足道的驿丞参劾治罪，对于驿站事务终究没有帮助。朕想江浙地方饲养马匹比北方困难，而且向来驿站中原有倒毙马匹买补的规定。与其照额查点，导致各驿挪移借调以应付一时，不如让他们把倒毙而尚未补充的马匹数目据实扣除，不算作缺额。比如十匹马中可以扣除二三匹，剩下的马匹不得再有短少亏缺。着该督抚会同巡察御史清查详细议定，制定条例具奏，务求真正有益于驿站。又奉到。上谕：旗籍中开户之人和奴仆一类应当发遣的，交给披甲人为奴。这是因为这些人原本由奴仆开户而成为另户，而所犯的罪又卑污下贱，如偷盗之类，本来不能与正身另户适用同一条例。从前所降谕旨已经很明确。如今李国臣原本是职官，既不能与开户之人和奴仆相比，他的情罪又与偷窃等下贱罪犯不同。刑部议请把他发往荆州，交给兵丁为奴，十分不合适，并不是朕从前降旨的意思。李国臣着发往黑龙江当差，不必交给兵丁为奴。又，刑部议驳福建总督高其倬审拟台湾县革职知县周钟瑄行贿一案。奉到。

译上谕：这份奏本中的事情，刑部驳议得很对。高其倬审理此案已经一年多，仍然含糊结案，根本原因是高其倬过去与周钟瑄有交往，曾经给他写过信；如今审理此案，难免避嫌而受到牵制，正所谓心中有所恐惧，就不能处事公正。高其倬不便审理此事，着朱纲会同浙江观风整俗使许容秉公据实，把案情逐一审明，具奏。二十九日奉到。上谕：“向来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只有纲常伦理是百姓应当知道、应当致力遵行的。此外还有编造妖言，如谶纬、图记以及谈论吉凶祸福之类，都是惑乱世人、欺诬百姓的大害，罪不可不诛。这些邪说不应让人开口谈说，也不应让人用耳朵听闻。自古圣人启发世人、开导百姓，唯恐愚民容易受迷惑，因此把它写入法律。凡散播妖言、旁门邪道、妄谈祸福的人，必定置于重典，以彰明这是王法所不能容忍的。思虑深远，正是为了端正人心、安定民志，使臣民各自保全安全，已经周详至极。朕观察各省之人，聪明愚笨不一，而陕西一省是关中要地，其民风刚强果决，武艺强健勇猛，常有可 可用的人才，但当地习俗沿袭已久，往往喜欢编造妖妄怪诞的言论，彼此蛊惑，把荒诞说成幻术，其迷误荒谬比其他地方更加严重。比如从前允禵那里，有算命人张恺妄谈祸福，迷惑愚昧顽固之人；年羮尧那里，有邹鲁和净一道士；郃阳县则有妖道潘鳯池倡导带领翟斌如等人传授符术，招集匪类。如今延信那里，又有道姑王氏等人做出猥鄙荒唐之事。几年之间，散布妖言、施行左道的人接连败露，这确实是败坏人心风俗的大害，不能不纠正人们的迷惑，肃清其根源。陕省百姓平日习惯于邪妄，不知道这是错误的，而陕省官吏又不能教诲开导，使他们明白自己的愚昧迷惑；何况还有允禵、年羮尧、延信等狂悖逆乱之人，百姓尚且跟随他们崇信邪说，那么乡里的愚民沉溺于邪诞之事的，不知有多少了。邹鲁等人都是自取诛戮，已经依法处死。他们从前编造的毫无根据的话，没有丝毫应验的迹象，那么稍有知识的人也应明白妖言毫无益处而只有危害了。为什么还不痛切改掉这种恶俗，反而把身家性命交给奸人的愚弄呢？那些编造邪说的人，不过是想一时煽动人心，谋求微薄利益。众人没有察觉，竟起而附和，于是招致大祸，不可宽宥，实在令人怜悯。而且现在正值太平盛世，他们所说的并未应验，所以祸患只限于本人。倘若事情偶然牵涉到防范细微征兆、辨疑似之际，而他们的话稍有可以附会防范之处，那么听信并附和的人必定更多，所造成的祸患还怎么说得尽呢？朕深知陕省人民愚昧蒙蔽得厉害，不忍他们因无知而陷入祸患，特意明白晓谕。今后各人都应猛然醒悟，只知道纲常伦纪不可稍有违背，天心人事无不合乎正理，王章国典绝无疏漏；安分守法，共同做良民，进退俯仰都能宽舒自得，灾祸也不会降临。享受天地长养万物的恩泽，享受国家太平的福气，难道不是美事吗？陕省文武官吏都应体会朕恳切周至的心意，训诫军民人等，并且仍要不时查察。倘若有人仍像从前那样编造妖言，企图迷惑众人，应立即严加逮捕治罪，不得稍有怠慢宽纵，以免滋长危害人心风俗的祸害。又有礼部侍郎钱以垲陈奏其祖父钱楞殉难的事迹，恳请 施加恩典，奉 上谕：钱以垲所奏很是。他的祖父钱楞以委署知县的身份能够尽节殉难，尤其值得嘉奖。从前没有加恩，是因为部议有疏漏。着将钱以垲所请交给有关部门查明后议奏。《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