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一

译参赞大臣等应当和衷协力、辅佐赞助，志向相同、同心协力，共同施展谋略，以成就韬略。各文武官弁等，各自都有所掌管，都关系重大谋划，只应奉行将军的命令，善于引导所管辖的人，务必竭尽公心，以辅助伟大功业。至于兵丁等，应当想到祖孙父子世代承受国恩，如今正是手执武器、肩负职责的时候，也正是效力报恩的机会。何况朕以至公之心训谕大小臣工，将军等也应以公心统御士卒，有功必定记录，有过必定惩罚，正应当乘此时机勤勉努力，谋求进步。古人把共同做一件事比作同舟，说的是彼此休戚相通、忧乐与共。朕认为今天的事情，从将军以下到兵丁以上，不仅有同舟共济的情谊，实际上还是一体相亲。朕作为元首，把你们看作自己的股肱和耳目；你们众人彼此联结的情谊，应当像手足、臂膀、手指一样痛痒相关，真诚牢固地团结起来，不可藏有嫉妒之念，不可怀有推诿之心。而且不仅不应存有退缩规避的私心，也不应存有轻率冒进、贪图功劳的浅见。因为一个人立功，功劳小；众人共同立功，功劳大。如果果真能够以诚心和气感通 上天赐福、降下恩德，使功业得以完成，那么凡是参与行军、预备军务的人，都能在朝廷荣获爵赏，使美名流传后世，岂不是美事吗？自从朕筹划军务以来，直到军队出发以后，朕的心时时刻刻都在战阵之间，你们应当共同体察朕的这片心意。又奉 上谕：“盗犯陆佛自行投案自首，该抚因为他有三次行劫的案件，不准减等。刑部也就按照此拟议复奏。盗劫案件允许自首减等，既可以为愚民打开改过自新的道路，也能使案件容易清结。若因为行劫三次，即使自首也不准减等，那么多次为盗的人一定不肯自行首报了。像这类罪案，外省定用重律固然应当，但既然交给刑部议处，该部本来就应提出两种意见，请朕根据其情节和罪行的轻重裁量，再颁发谕旨。陆佛虽另有案件尚未结案，但本案既已经自首，不应定为斩决，着令另行议处具奏。”初二日奉 上谕：“多年以来，朕根据天人相感的道理，反复诚恳地晓谕内外臣工。因为朕实在切切怀有敬 天勤民的心念，连睡梦之中也如此，并且确实看到了感应没有差错。尤其希望各省负有守土重任的督抚体察朕的这片心意，做到极其诚敬，各自尽到职责，以求感通 上天本有的恩惠，使我的百姓共同登上安乐之席。朕并不是因为年成丰收，就有意把美誉归给大吏；也不是因为雨水旱情失常，就强行归罪于臣工。假如担任督抚的人因为朕有‘地方丰歉取决于吏治得失’的谕旨，想要彰显自己的长处、掩饰自己的短处，那么在奏报秋收时，或许会有过分赞美的言辞；在奏报歉收时，或许会有隐瞒灾情的意思。这样一来，侍奉 上天便是不诚，侍奉君主便是不忠，面对百姓、对待下属便是不仁；不相信具备这几种情况 却想承受 上天的嘉奖保佑、赐予福气、凝聚祥瑞，有这样的道理吗？何况粉饰自己的声名，却不顾百姓生活的安危得失，又凭什么面对所属官员和百姓而不感到惭愧呢？朕留心体察，发现近来督抚等人的年成奏报中间或有这种弊病，不得不通行晓谕，以防止它逐渐蔓延。你们督抚等自己思量，有则改正，无则加以勉励。何况朕的见闻十分广泛，访察也一向勤勉，倘若在这里掩饰，却在那里败露，岂不是自取朕的轻视吗？人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唯有以诚实不欺为根本。你们督抚等共同勉励实行。又奉

译上谕：李凤翥在奏贺瑞芝的奏本中自称“蓬荜陋儒”，这次奏贺庆云，又说自己“掷地才疎，敢含毫而赋五色”。李凤翥既以儒者自居，那么陈奏本章就应当特别谨慎郑重，不应写作游戏之辞。如果没有作赋却说作了赋，那么所奏全是虚文；如果确实作了赋，就应当进呈给朕阅览。如果自知不能作赋，却引用这种浮夸的言辞拼凑成自谦之语，陈说在君主面前，难道是儒者的道理吗？李凤翥受朕深厚恩典，由翰林的职位越级升任工部侍郎，而在工部任职时却瞻徇苟且，听从阿其那的指挥，不能卓然自立，还能以儒者自命吗？更奇怪的是，贴黄中把“大赉”的“赉”字误写成“赍”字，难道是有意讥讽朕不应当赏赉却赏赉了吗？像这样轻慢疏忽、狂妄欺诈、奸邪虚伪，儒者本来就应当这样吗？这两本奏章着令李凤翥明白回奏。初四日奉 上谕：“朕看见臣工等奏章中间或使用‘山川効灵’的字样，已经屡次下谕严加申饬。像‘洪福齐 天’以及一切违背道理的颂扬之词，朕曾反复谆谆训诫，已经再三告诫，按理说朝廷内外都应知道朕的心意了。可是昨天衍圣公孔传铎奏贺庆云的奏本中，竟然使用‘乾坤効灵’的说法，朕阅看之后，实在惊惧不安到了极点。朕对于侍奉 上天、侍奉 神明，只有极其诚敬；只希望 天地神祇俯身默默保佑，赐福于万民，使大家共同享有太平。若说是感召上天和顺，或说承受 上天的福佑，或说上天昭示灵验，这类话用来作颂扬文章，意思还不相违背，朕心中也还安定。如今竟然说 天地神祇向人君显示灵验，难道没有听说君王以 天为父、以 地为母，却敢说出这种亵渎轻慢的话吗？况且朕侍奉上天 也如同臣下侍奉君主一样。臣下侍奉君主，是把君主看作九重之尊；而把人 君看作 上天，他们之间尊卑相差的等级，又何止九重而已。假如属员颂扬上官，称上官受到上级崇奉，或者说上官的福气与君主相等，那么作为上官的人，能够安然接受而不战栗吗？如今奏章中出现‘効灵齐 天’等说法，这种违背道理、轻慢 神明的行为，与此有什么不同？这些人只是胸中昏昧，不懂得立言的体制，于是习以为常而不加察觉。大大失去了恭敬谨慎、侍奉君主的道理。从前我 圣祖仁皇帝非常厌恶这类陈奏言辞，常常加以训诫。如今着令再次申谕内外臣工，使他们知道。今后如果仍有人使用这类字样，着令通政司立即题参；如果送入内阁，就着令大学士题参。” 又奉 上谕：上年十月曾下谕令，内外官员各保举一人送部引见。倘若所保举人员中有正在试用的人，一概准许送部引见，恐怕他们会因为目前试用的职位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产生规避的念头。今后如果保举正在试用的人员，着先把咨文送交吏部，由该部汇齐后请示，准许其进京引见，然后再令其来京。又，如果保举人的官员本人正在试用、尚未正式授职，那么此人的优劣尚未确定，不能与现任州县官相提并论，也着先行咨报该部，汇齐请示，准许引见后，再令其来京。初五日 谕大学士、九卿：自古以来治理政事的人，都说宽与严应当相互配合。所谓相互配合，并不是刚想宽时夹杂一点严，刚想严时夹杂一点宽；只是要观察时势，审察事情，应当宽时就宽，应当严时就严罢了。比如十个人应当受赏，就全部赏赐，绝没有因为受赏的人太多而舍弃一两个人不赏的道理。十个人应当受罚，就全部惩罚，绝没有因为受罚的人太多而宽免一两个人不罚的道理。比如户部综核钱粮，关键在于公平。各直省征收解送钱粮，不足额的固然应当查核，若超过额数，难道就不应当查核吗？又如刑部依照律例定罪，务必做到明白公允。各直省审理判决重大案件，其中错误地放出罪犯的固然应当驳诘，若错误地把无罪之人定罪而造成冤屈，难道就不应当驳诘吗？总之，应当宽时宽，应当严时严，宽严恰好合宜，才叫相互配合；不是在宽严之间各掺一点而自以为采取了子莫所谓的中间立场。譬如饮食，本来相互需要，但也应当该饮水时饮水，口渴的人不能用食物解渴；该吃饭时吃饭，饥饿的人不能用饮水充饥。如果强让饥饿的人喝水，强让口渴的人吃饭，这就是相互违背，哪里是相互需要的道理呢？” 那么就应当全部赏赐，绝没有因为受赏的人太多，便舍弃一两个人不赏的道理。十个人应当处罚，就应当全部处罚，绝没有因为受罚的人太多，便宽免一两个人不罚的道理。就户部而言，核查钱粮，关键在于公平。各省征收解送的钱粮，其中不足额的固然应当查核，那么超过额数的，难道就不应当查核了吗？就刑部而言，按照律例定罪，务必做到明白允当。各省审理判决的重大案件，其中把有罪者错误释放的，固然应当驳回诘问；那么把无罪者错误定罪而造成冤屈压抑的，难道就不应当驳回诘问了吗？总之，该宽容时就宽容，该严厉时就严厉，宽严恰当地相互配合，才是彼此补益；并不是在宽严之间杂糅折中，去做子莫那样拘泥于所谓“中道”的人。譬如饮食，本来是相互需要的，但该饮水时就饮水，口渴的人不能靠吃东西来解除口渴；该吃饭时就吃饭，饥饿的人不能靠饮水来充饥。如果强迫饥饿的人喝水，强迫口渴的人吃饭，这就是相互违背，难道是相互需要的道理吗？初七日奉 上谕：朕慎重百姓的生命，留心刑狱，每到审判定案之时，总是反复审察两三次。因此外省每年的秋审，也依照朝审的惯例，全部命令三次复奏。如今想到每天呈进的奏本中，有拟判极刑以及斩、绞立决的犯人，虽然他们的情节和罪行都很重大，律法上没有可以宽免之处，但朕心中仍想慎重审察，然后再把他们置于法网。今后遇到这类奏本，已经阅过票签并交给本房的，着令批本官员依照三次复奏的惯例，呈进三次，等候朕再加详慎审察，然后批发，以符合朕钦恤、矜慎的至深心意。又奉 上谕：“听说近来遵化等州县采买供应 陵寝上官兵的米粮，竟有吏胥串通兵丁、当差人等，把米折算成银子代替发放，私下交受，每石有六七钱、八九钱不等，使吏胥得以侵吞克扣，而不肖兵丁只收现银到手，便于花费；到了五六月间米价上涨时，他们就难以买米，往往陷于困乏。主管官员也不留心稽查，严格申饬，这实在很不符合加恩于供奉 陵寝官兵的本意。今后着令该督严厉督责州县官，将本色米粮 按姓名发给 三陵总管也要不时稽查，如有重蹈前辙、折银代米的，立即题参。将交付和接受钱物的人从重议处 又，奉天将军多索礼奏报原任 盛京户部侍郎格尔布应追缴入官的银两尚未追完，将督催、承催不力的协领拖秋等题参，交部议处。奉 上谕：格尔布的家属虽然在盛京，但他原本是京城人，在盛京做官时间不长，所有应追缴的银两，该旗本应在京城查明他的家产，着令追缴归还。如今却沿袭互相推诿的陋习，以为已经责成，致使盛京各员都因追缴不力而被题参，实在冤屈。着令本奏中所题参的官员免于议处；至于从前相互推诿的各官，交给有关部院查明后议处，具奏。初八日奉

译上谕：据工部奏称，武昌、荆州两处水师营的战船，应依照祖秉衡奏准的例子，把小修改为岁修。祖秉衡条奏的是雍正七年通行的条例：从前已经历三年未修的船只，准许进行小修；此后每年进行岁修，这样船只才能坚固，各省也容易执行。如今工部议定，把三年期满应当小修的船改为今年岁修，这是把雍正七年制定的条例施用于四年未修的船只，情理上很不合适。其中不足的费用，必然会让地方官赔累，岂不是造成冤屈？着令该部另行定议。从前议覆修船的各案，如有类似这样的错误，也都着令该部查出，另行议定具奏。工部堂官、司官着令察议具奏。初九日奉 上谕：“据尹继善将齐苏勒原先题参范周、吴擅自开启黄浦闸放水一案，按照承审官所拟判处满杖罪具题。范周、吴身为汛员，明知 二月间重运开行，正是需要蓄水的时候，却不等候批示详文，擅自打开黄浦闸放水，难道没有隐情吗？如果说运河水势上涨，恐怕妨碍堤防工程，那么二月上旬并不是发水之时，也还不是桃汛季节，何至于一刻也不能耽搁？从前齐苏勒认为该道审拟不合，批令严加审讯、查明实情，一定是有所见解。如今尹继善仍按原拟具题，草率结案，实在不合。从来后任官员接办前任事件，大多有私心陋习，数不胜数。比如前任官保荐、信任的人员，此人必定也有一项长处可取，但接任者却一定苛求他的短处，以显示自己的精明；对于前任题参弹劾的案件，则往往曲意开脱，以博取自己宽厚的名声。至于地方陋规、衙门积弊，又瞻前顾后、回护顾忌，为自己预留退路，不肯举发，这些都是轻重颠倒、是非错置，出于个人意见，而不是公正之道。尹继善题奏此案，见识浅陋，陋习尚未革除。此案中范周、吴开闸放水的实情，着令尹继善另行确实审讯，定拟具奏。从前徇私庇护的承审官员，一并严加察究议奏，以杜绝小人用心险薄、幸灾乐祸的恶习。” 十三日奉 上谕：一向在有司官员补授职位时要回避本省，是因为地方相距很近，恐怕其中有嫌疑牵制等弊端。朕考虑，江南的上江、下江，湖广的湖北、湖南，陕西的西安、甘肃，虽然同在一省之中，但疆域辽阔、相距很远，按制度又分别设置巡抚、司、道来统辖，情形本来就与相隔一省没有不同。这样官员选补不过有同省之名，实际并没有嫌疑牵制之处，不必回避。何况既然同属一省，对当地人情风俗比外省人更熟悉，未必不能对地方有所帮助。今后凡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各处府、州、县以下官员，如果所得是本省的职位，但不在其本籍巡抚的管辖范围内，不必令其回避；相隔在五百里以内的，仍依照相隔一省回避的例子一体执行。又奉 上谕：魏廷珍遵照条例自陈，却应使用奏本而使用了题本。魏廷珍并不是不懂条例的人，而且从学士做到巡抚，历任多年，上次也曾自陈过，这次忽然出错，难道能说是无意的吗？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外任文武大臣把题本、奏本错误混用，朕有时会下谕宽免处分；而他自己明知不可能获得宽免，特意故意误用，甘愿接受题参惩罚，使天下人认为朕对他处处苛求，而他受到谴责都是无心之过，借此掩盖许多过失。他的用心实在奸诈虚伪。奏本不合体式而免于察议的，有的是武职大臣不通文墨，有的是初次任外职、还不熟悉文书格式的官员，情有可原。又如督抚等有降级罚俸案件而得到宽免，也是因为这些人平日确实为国家尽心效力，朕不忍因小过处分他们，所以在通常标准之外施恩。所有这些宽严轻重的分别，朕都是依据情理衡量，出于至公之心。像魏廷珍这样苟且因循，把国家的事情看得如同陌路，朕还念他有什么长处而宽免他遵例应受的处分吗？如今又故意错用明知的条例，以求遭到题参处分，人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 着令魏廷珍明白回奏。十四日奉 上谕：先前因为筹备军需，命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采买骡匹，运送粮饷。如今直隶、山东解送到京的骡匹陆续到达，都肥壮健实。由此可知，地方官采买办理时确实尽心用力。着令查明两省解来的骡匹，以及各地方官采办的数量和肥瘦健壮程度，分别评定等级，交部议叙，以表示嘉奖。解送骡匹的官员也很勤劳，着令一并酌情议叙。从前议定每头骡给官价十二两。如今看这些解来的骡匹非常好，想来官价十二两以及每日喂养准予报销的银钱一定不够用。增加的费用，着令经手的州县官据实报明该督抚；该督抚按照实际用数，从本省存留的公款中立即发给，不得使民间受到丝毫负担，也不得让州县官承受赔垫之苦。但不得借此恩旨滋生虚报冒领的弊端，着令该督抚公平办理。这次因为所需骡匹很多，而当地采买的又十分肥壮，所以增加价银并加恩议叙，今后不作为常例。河南、山西两省所办骡匹解交陕西的，着令岳钟琪验看后据实具奏。如果能够像解送到京的办理一样妥善，也着令照直隶、山东的办法一体加恩。又奉

译上谕：据岳濬奏称，山东馆城县有盗犯林琳，被拘禁在狱中；他的妻子进入监狱，私下给丈夫银两，林琳又把银子交给禁卒李玫，请求他照看，李玫便趁众人睡熟之时，打开林琳的锁具，放他越狱逃脱。盗犯本是性情凶恶之徒，身体虽然被拘系在监狱，作奸犯科的念头却从未停止。何况强盗之罪按律应当立即斩决，他们料定难逃国法，往往铤而走险，妄想逃脱，因此防范更应严密。如今竟允许其妻子家属入监探视，这些不良之人乘机滋生弊端，例如串通更改口供、暗中传递消息以及各种奸计，数不胜数。今后应当严行禁约，不许往来。又如盗犯劫夺自己的嫡亲家属，家属难道会不知道实情吗？如果能够平时劝阻，未必不能使他们改恶从善。那些听从盗犯行盗而不加劝阻的人，都是希望得到财物、分取赃物，帮助盗犯作恶的人。今后对于积惯为盗和屡次行劫之人的妻子、嫡亲家属，应当如何分别治罪，着令九卿一并定议具奏。十五日奉 上谕：岑齐岱、岑映宸父子名下应追缴的赃银，据鄂尔泰奏称，岑齐岱已经病故，应依例免于追缴，只追缴岑映宸应当缴清的部分，所奏很对。刑部驳议，非要把他父子两案五万多两银子一并归到岑映宸名下，限期严追。如果说是为了使钱粮有着落，倘若岑映宸无力缴清，钱粮仍然没有着落。何况朕念及他的祖父岑禄曾有军功，已经施恩宽免岑映宸的罪。如今若依照刑部议定，将来不能全部缴清时，难道还要治他的罪吗？还是再下谕宽免呢？刑部的议定实在不合，着令另行议定具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十六日奉 上谕：凡是远省烟瘴之地以及沿边、沿海地区，因为地势险阻荒凉，或者民情难以治理，所以有司职位空缺时，有的拣选补授，有的把内地官员保举调补过去。这些官员到任后，有任满三年便升迁的，也有任满五年便升迁的，这是为了体恤他们的艰苦、酬赏他们的劳绩，在通常规定之外加恩。然而过去督抚等徇私受托，往往庇护私人，以保举烟瘴边远职位为名，使其得以迅速升迁，却仍把这些人委署在附近地方，辗转拖延滞留，原任职位竟然空悬，因此紧要职位反而变成闲置荒废之处。这是过去长期形成的陋习，众人都知道。近年以来，州县正印官虽不敢再走旧路，但同知、通判等官员，听说仍有人借委署他处之名，不到本任，拖延到数年俸满，竟然能够升迁。这些弊端关系重大，今后着令严行禁止。倘有应当署理的地方，着令该督抚就近差委，不得让属员巧妙设计规避，以致重要职位长期闲置。倘若仍像从前那样营私作弊，被朕查出，一定将该督抚和有关官员一并从重议处。又奉 上谕：董永芠索诈安瑞成一案，经刑部等衙门审出实情，定拟斩罪，确实不算冤枉。但据他供称，在福建臬司任内收受节礼银二万六千两。他任官时劣迹很多，赃私累累，收受属员馈送以及从地方取得的财物，难道只有这二万多两吗？而且他从前馈送允禵的物品华丽丰厚，众所周知；如果不是横行取自属员和富户，怎么能办到这些？如今在刑部审讯时，他还不肯据实供认，仍然巧言欺诈、支吾推诿，实在可恶。着令抄没董永芠的家产，收归官府；他的妻子儿女送入上三旗辛者库当差。他任内所得赃私以及历来馈送允禵的物品，着令该部严加审问董永芠及其亲信、管事之人，务必让他们一一供出，不得有丝毫隐瞒。昨天董永芠解送进京时，途中故意拖延，显然是在暗中藏匿、寄存所有财物；而江南督抚范时绎、尹继善徇私庇护、姑息容忍，听任他滞留而不催促，并且对于所审理的命案有冤屈，督抚等却串通一起具题，不予驳查，显然是结党包庇。着立即交给范时绎、尹继善，将董永芠任内所得赃私有多少、如何寄存藏匿等处，一一查明追出。倘若再有隐瞒，一定将范时绎、尹继善严加议处。董永芠所有贪赃所得，大多取自福建。如今福建泉州、广东潮州两处有修理城垣的工程，着令把从该旗及其任所查出的他的财产等物，解送泉州、潮州两处，用作修理城墙的费用。又奉 上谕：据署理湖广提督印务岳超龙奏报，永顺土民聚集多人，控告同知潘果施用酷刑、征收重耗，滥行差役妨碍农事，放纵差役强奸民妇，又借皇谷之名强行卖出儿女，要求苗民赔补，约有二千人驻扎在永 顺城外。臣现已通知镇臣周一德前往抚慰晓谕；如果仍然逞强顽抗、不立即解散，就应调遣官兵相机剿抚。过去永顺土司恳请改土归流，朕屡次下谕不准，后来因为该土司言辞恳切，才勉强依从他的请求，加以特别恩典，并命令当地官员安抚苗民，使他们和睦相处、安定生活，让他们各得其所。如今土民聚众妄行触犯国法，虽然是他们本性愚顽，但也必定是因为该同知不能抚循所导致。潘果是王国栋保举的官员，为什么任官如此恶劣？如今若交给湖广督抚审理，恐怕他们有所顾忌回护，只说土司凶悍、不能助长，而不能查得真实情形。昨天已下谕令赵弘恩署理湖北巡抚印务。赵弘恩平日熟悉苗疆情形，着令他到楚地时，先到湖南审理此案，再命御史苗寿唐、继祖前往会同审讯。土民中倡首的人，自然应当查出治罪；如果潘果确有苛刻凌虐等情，应当处以重典，以彰明国家法令。提臣岳超龙的奏折以及土民控告的呈词、款迹，都发交赵弘恩等，逐一秉公审讯。湖北巡抚印务着令布政使徐鼎暂时署理，等赵弘恩审定此案之后，再赴湖北署理巡抚之任。又，四川提督黄廷桂奏报黄螂土司安置内地的事宜，奉

译上谕：各处土司呈请改土归流，朕都不准许，已经屡次下谕说明。如今据四川提督黄廷桂奏折，黄螂土司国保多次具呈恳请题达，并称祖上遗留的土地大多被邻近土司侵占，加上所管辖的百姓愚顽难以管教，只怕连累子孙；自己有四个儿子，如果能够学习礼法，还可以成人。朕想到该土司国保一向知道遵守法纪，自从会剿米贴军兴以来，随军效力更加恭顺，他所管辖的土民也没有帮助叛逆的恶行。如今他多次呈请改土归流，言辞恳切，既然对他本人及其子孙有益，朕不忍违背他的请求。着令授予守备职衔，并赏银五千两，作为置产安居之用。他愿意居住在哪里，着令该提督向他询明，悉心酌议，妥善安置，使他长久得到安居之所，以符合朕的心意。十八日奉 上谕：“自本朝开国以及平定三藩、廓清朔漠以来，褒奖忠贞、记录功劳的典制，最为优厚。凡文武官弁、兵丁在战场上效力，著有劳 绩，以及临战捐躯、遭遇敌人受伤的，都是赤心报国之人，朝廷施加恩泽，唯恐不够迅速。然而近年以来，部臣办事迟缓、因循拖延，往往因为一两件事情需要驳查，便把众人应得的奖赏典制全部耽搁。比如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从前进攻剿灭南川、北川、青海、桌子山等处的文武官弁、兵丁，已经查核清楚，应当给予赏赐、议叙。只因青海等处功加册结中有原任巡抚王景灏、同知张梅革职离任时制作的册结没有印章可以钤盖，部议因此驳查，以致南川等案件中应当赏赐的部分也一并拖延。这是朕经过访察之后才知道的。官弁按例应当议叙却不能早日承受国恩，固然不应当；阵亡、受伤人员迟至数年之后还没有得到帑金赏赐，更加令人怜悯。着令该部把南川、青海等处的文武官弁、兵丁迅速办理赏赐、议叙。今后凡是出兵加恩的案件，其中如果有应当驳查的人，只把应查之人扣除，等查明后补发，不得因为一两人的审查而耽误众人应得的恩典。把这一规定永远定为条例。又如从前进藏出征的官弁、兵丁，如果有人预先借支银两，而本人在战阵中阵亡，或在军中因受伤、患病而死亡，除照例给予赏赐外，其预借的银两一律免于追还。” 二十日奉 上谕：朕听说各省粮船经过淮河、抵达通州时，所属管辖衙门的官吏、胥役等人额外索取陋规，因而增加了许多繁重费用，使运粮兵丁受到严重拖累。朕特命御史前往稽查，禁止并革除苛索等弊端。又查照以往的规定，每船北上准许携带土产六十石。朕想到旗丁驾船运粮十分辛苦，如果借粮船的便利顺带货物到京城贸易，以获取利益，也是情理上可以允许的事情。因此，在旧例六十石之外再增加四十石，准许每船携带土产一百石，永远作为定例。只是运粮兵丁等人数众多，平素存在恶习，如偷盗米粮、拖欠官粮、夹带私货、藐视法纪，这些一向是普遍存在的弊端。又如从前浙江、湖广两省的粮船，因为私怨小恨竟然操刀持戈，造成多人死伤；又有从前偶然遇到返航空船、停泊避冻之时，纵容水手公然抢夺，扰害百姓，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几年来，内外臣工分条上奏旗丁违法之事，不下数百件。此前又有人奏称，贩卖私盐的弊端在粮船中尤其严重；有一种积年惯犯和大恶棍，名叫“风客”，惯于同粮船串通搭载货物，运到淮扬，托付给当地奸徒，让他们卖货买盐，预先屯积在水边，等到返航空船时，沿途装载所卖货物换得的盐价，于是风客与丁、柁工、水手按三七比例分赃。粮船贪图风客的余利，风客倚仗粮船作为护符，于是成千上万的私盐得以直达江广，私贩日益增多，而官府盐引日益滞积，等等。由此看来，旗丁作奸犯科的行为，实在难以全部列举。朕近年来屡次命令所属管粮官员严行禁止约束，又念及他们劳苦，多次施加恩惠。近来看到他们的恶习和刁风也逐渐改悔，所以特意颁布谕旨，严禁经过淮河、抵达通州时索取陋规，并下令增加准许携带的土产数量，使他们能够多得到一些额外利益，以供养家口。他们更应感戴朕恩，遵守法度，共同做良善之人，以免获罪。着令总督仓场侍郎、漕运总督将朕的这道谕旨通行刊布，每只船各发一张，使运粮兵丁等看见后警醒在心，以符合朕体恤、训诲他们的至意。又刑部议驳江苏巡抚尹继善题请免除运粮兵丁追赔银两一事，认为应当全部追赔，奉 上谕：旗丁等勒索的银两，其中有雇请水手、购买篷索等项目，尹继善奏请酌情免于追赔，已经说得十分明白；而刑部却一定要驳回，命令全部追赔。朕常见刑部遇到有徇私关照之人的案件，不问钱粮多少，动辄援引条例，轻易给予豁免；如果其中没有利益可图，就必定特别苛刻要求，借“钱粮为重”的名义，从多方面加以驳诘。他们不知道，钱粮固然应当慎重办理，但国家处理事务，自有一定的体统。就如近日岑映宸一案，刑部一定要把他父子名下的银两一并勒令追缴，不过徒有追取的名义，最终并没有实际缴纳。这些都关系到政体，这次本案的议论实在不合适。将奏本发还，着令另行议奏。又奉 上谕：凡各衙门的奏本、奏折，经朕阅览后，其中有折角发出的，负责奏事的官员都应当把折角发出的地方请示朕。昨天正红旗都统苏丹等递折奏事，朕把折角发出，他们竟然不请示。等朕想起此事，询问他们时，他们已经各自散去。传到之后，又说没有看见折内折角之处，自认疏忽。大臣等奏事，理应恭敬谨慎、详细周密，哪有奏折发出后却不留心检查阅看的道理？连这样的地方都不能详慎，还能在哪件事上用心？旗下大臣办事疏忽，大多如此。朕每日训诲，仍然不肯改悔，着将苏丹、舒楞额、鄂齐交部从重议处。今后凡发出的奏章有折角之处却不请示的，一律交部审查议处。二十二日奉

译上谕：据湖广巡察王瓒的奏折所说，驿站夫役一案，既然已经同巡抚等会商，认为应当仍旧遵循旧例，让他们长期住养在驿站，便联合具题。又说虽然有“长养”的名义，实际上不能长期住养在驿站。王瓒的职责是稽查驿站，如果确实有自己的见解，和巡抚意见不同，就应当自行陈奏。假如地方情形确实如此，彼此意见相同，已经联合具题，却又私自另递奏折，说些瞻顾迁就的话，那就是存心极其巧诈虚伪。王瓒自从巡察湖广以来，所奏事件大多虚妄支吾，苟且塞责，看起来不称职于巡察之职，着调来京城。御史唐继祖现正奉差审理土司事件，等审理完结之后，立即着令巡察湖广地方。至于王瓒含混具奏之处，交部审查议奏。二十五日奉 上谕：据巡察御史苗寿等奏称，陪送暹罗贡使的人员沿途违反规定勒索，借故拖延停留，骚扰驿递，等等。凡奉差人员，不许骚扰驿递，定例规定十分严厉。朕又屡次颁布谕旨，严行禁止约束。如今广东派出的陪送人员，竟然还敢肆意妄为、毫无顾忌，实在可恶。等他们到京之日，将负责陪送事务的人员交给所属部门，立即拘拿审问；并行文给他们经过地方的督抚，转令州县等官员，把被他们勒索、骚扰的情形据实首报。如果以为事情已经应付过去，便忍住不说，或者在部中讯问审理时本人自行供出，或者被其他地方查觉，一定将隐瞒不报的官员从重治罪。二十七日奉 上谕：自古以来，使耳目明察、通达四方的办法，是为了周遍了解各种政务，广泛采集众人的意见；这项责任首先在于臣工的辅佐赞助。然而必须存心公正，才能用忠言直论来裨益政治。如果有人结党营私，以巧辩之言扰乱政事，此人倡导、彼人附和，颠倒是非，实在是国家的罪人，为王法所不能宽宥。朕曾看到前明末世，一两个新进的后生窃据言路，于是相互勾结，挟制大臣，把持朝政，以致国事日益败坏而不可挽救，这就是明白的鉴戒。我 世祖章皇帝 圣祖仁皇帝以圣明神武登临帝位，居高明察，广泛开通言路，群邪都屏退止息。一切猖狂浮薄的风气，早已共同发生巨大改变。即使有不肖之徒，也不能施展他们的伎俩了。朕即位以来，以公正听取各方意见、综合观察为要务，以接纳忠言、广收益处为先。既命令满汉文武大臣秘密陈奏政务，又命令科道官在 公开奏章之外，准许另具密折奏事。因为国家事务繁多，人情弊端种种，诸臣有陈奏的意愿，或者有不便公开说出的地方，所以命令秘密封奏进呈，以免他们有所顾忌，消除嫌疑，使他们能够各自发表见解，尽情进言而不隐瞒，或许国家的计策和百姓的生计都能有所依赖。又如国家中任事出力、勤勉谨慎一向著称的大臣，所办理的公务既多，哪里能保证完全没有错误？如果因此受到指摘，实在不合情理。其他人偶然犯有过错，或者他的子弟、家人闹出事情，只是疏于察觉，一经弹劾，如果朕不加处分，就近于包庇；如果加以处分，那么他为国效力很多，却不能宽恕他一次过失，朕心中实在不忍。不如让言事者秘密向朕陈奏，等朕替他们斟酌轻重，加以训诲和处置，也是两全的办法。这一切都必须出于至公至当，才能有益于风俗人心，并不是让不肖言官借密奏来方便自己谋私。可是结党营私的人，竟想借此逞其奸诈，如崔致远等不肯受都察院堂官管辖，便约集同僚秘密进行告讦，狂妄放肆，诋毁大臣，企图扰乱国政，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朕因此降旨，停止科道官的密奏，只命令他们各自使用公开奏章，因为他们处在朝廷大庭广众之间，自然不敢怀着私心而蒙蔽公道。然而又有结党营私的谢济世，阿附李绂、蔡珽等人，弹劾田文镜贪赃纳贿，公然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又如汪浩请求更改选官法令，动辄想轻率改变旧章；钱廷献分条奏报本省命案等事，擅自在乡里作威作福。其余的人则拾取旧日陈说，苟且塞责；又有相互跟随采取模棱两可、缄默不言的办法，竟没有一个人针对一件事实提出有益的意见、对国家计策和百姓生计有所帮助。朝廷掌管耳目、负责监察言论的官员，把国家政治看成与自己无关，却又想把进谏的美名归给自己，把不能采纳谏言的名声归给君主，忍心违害情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作为臣子侍奉君主的道义，难道可以存有这等狡诈的心思吗？自古以来，言官以进言为职责，岂能拿国家的事情来沽取个人的名声？朕广开言路，实在是想把众人的耳目作为朕的耳目，使民间隐情能够被听见，万事得到治理，并不是为了邀取虚心接受谏言的名声，博得设置谏鼓、谏铎一类的赞颂。过去科道官密奏的弊端是这样，近来公开奏章的风气又是这样，这些都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共同看见的事情，哪里还需要等朕指示宣谕呢？然而朕再次训诫他们，实在是因为言官有弥补缺失、拾遗补阙的职责，切望他们痛改衰败的风气，洗除旧日习惯，尽到进献直言、陈说得失的道义，形成坦荡平正、刚直不阿的风气。这样，科道官才不愧为谏议之官，国家也能收到采纳言论的功效，岂不是很美好吗？如果再次走上从前的老路，就会有害而无益。着令询问科道等官：他们的意思，是仍想像从前一样实行密奏吗？还是想依照近来的惯例，只使用公开奏章？如果想仍旧实行密奏，着令像文武大臣等一样轮班具奏。又福建巡抚刘世明奏请革除铜山营左哨千总高炳章出洋巡哨时遭风漂失船只、器械，却捏报亲丁溺死以图掩饰，照例治罪，奉

译上谕：查定例中有“战船因公击碎的，由该督抚查明保题，免除赔补，动用钱粮修造”等语。如今千总高炳章因出洋巡哨遭风漂失船只、器械，正符合因公免赔的条例，不必等到亲丁溺死之后才可以获准免除赔补。高炳章身为武官，难道不知道海洋战船的定例吗？他之所以误报亲丁溺死，据他供称：“当夜遭风毁坏船只时，众人跳到商船上，当时查点不见亲丁郑朝一人，便写文申报。后来因为郑朝抱着木板漂浮在水上得以生还，过了两天回到营中，却没有再详细申报。”这里自然是实情。高炳章既然是因遭风而遗失器械，刘世明却引用平时遗失器械的条例议定治罪，似乎过于苛刻。赔补方面，全部宽免。二十八日奉 上谕：“听说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人，名叫蛋户，就是猺蛮一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全省河道都有蛋船，人口繁多，无法计数。粤地百姓把蛋户看作卑贱之流，不容许他们上岸居住；蛋户也不敢同平民抗争，畏惧权威而忍受，局促地生活在船中，终身不能享受安居的乐趣，实在令人怜悯。蛋户本来属于良民，没有可以轻视、贱弃他们的理由，而且他们缴纳鱼课，和普通百姓一样，怎么能因为地方上的积习，强行加以区别，使他们漂泊不安呢？着令该督抚等转令有关官府普遍晓谕：凡是没有能力的蛋户，听任他们在船上自行生活，不必强令上岸；如果有能力建造房屋或搭棚居住，准许他们在近水的村庄居住，同普通百姓一起编入甲户，以便稽查。地方豪强、土棍不得借故欺凌驱逐他们，并令有关官府劝导蛋户开垦荒地、播种耕作，共同成为以农为本的人，以符合朕一视同仁的至意。”又奉 上谕给翰林院侍讲学士惠士奇：你此前任广东学政时，该督抚人人都称扬你的好处，巡抚年希尧极力保荐，请求再留你在广东三年，所以朕又命你留任。后来督抚等人也无不异口同声称赞你，赞誉之词不断传到朕这里。等你任期届满来京进见时，朕常看到你举止轻佻，奏对不实；问到地方利弊，茫然无知；问到官员贤能与否，也只是一味含糊其辞，惟独极力庇护他们。方愿瑛又推荐一名年老不能出仕的人，请求朕给予旌表奖赏。像这样存心行事，和朕此前听到的情况完全不同。况且你在广东任职两任，从未听说你陈奏过一件地方利弊之事，你沽取虚名、把国事视若身外之物、谄媚督抚，以致越格得到保荐，已经很明显了。此人实在奸巧诈伪，朕会留心详细察访。你在学政任内，也并不是清白无瑕的人。从前命你留任三年，竟然被你欺骗了。像这样奸巧诡诈的风气，不能不遏制，着交给祖秉衡，命你修理镇江城墙，以效力赎欺诈之罪。又奉 上谕：据湖广总督迈柱、湖南巡抚王国栋奏称，湖南常德府所属武陵县宿郎一堰，周围约四十里，靠近洞庭湖西岸，地势低洼。明代隆庆年间，堰堤溃败，粮赋悬空。到康熙五十三年，湖南荒额田亩奉 谕令全部开垦，到五十九年升科；经知县陈敏查补之外，该堰田地实际缺额粮六百五十石。后来因为堤坝废坏、田地荒芜，粮税摊派到全县共同缴纳；知县陈沆详细委托经历翁旭丈量勘查，共丈出田地一万二千一百余亩，于雍正四年起应按粮科征收银三百四十两有余，请求免除全县摊赔，照旧征收。查当日翁旭丈量时，把湖坪、草滩以及长期荒废的地区一概详细报告升科，原本就是含混不实。后来据署理知县陈哲详细报告，前项报垦钱粮，除雍正五年奉谕蠲免外，其雍正四年、六年两年的钱粮按册催征，分文也没有实际缴清。由于从前勘报不实，又加上四、五两年接连被水淹，所以没有可以追缴的款项，等等。臣等随即令布政司转饬该府县确实勘查，现据布政使赵城等详细报告，据知县永泰亲自前往确实勘查，实际丈出成熟田地共五百八十五亩有余，应科征银十六两有余，现由花户承办。其余确实是长期荒芜、难以开垦的土地，也有开垦后仍被水淹而荒废的，所有荒废田地的粮银三百二十四两有余，确实无法征收，仍请求由全县平均摊派。至于该堰的堤岸，除去年两次拨发帑银兴修外，如今正依靠它防御水患。高处成熟田亩之外，其余废堤地处洞庭湖下游，即使坚固修筑，恐怕也容易被风浪冲毁，难以防护，因此详细报告前来。臣等复查，情况没有不同。皇上深切挂念百姓的依靠，凡事情稍有不便于民的地方，无不反复推求，务求处理妥当。臣等因此敢于据实秘密奏报，等等。朕阅看迈柱、王国栋所奏，觉得十分明白。武陵县宿郎堰堤岸濒临洞庭湖，地势低洼，既然难以修筑，那么被淹没的田地凭什么还要责令缴纳钱粮？如果把这项难以征收的粮税派给全县平均摊派缴纳，也是不可以的。着将每年额赋三百二十四两有余全部蠲除，雍正四年、六年的旧欠以及本年钱粮，也全部豁免。该督抚等转令有关官府切实奉行。《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