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六。雍正五年四月。上谕四十八道。初一日奉到上谕。上谕大学士富宁安。圣祖仁皇帝在位时，富宁安效力多年，向来以清廉操守著称；领兵驻守边塞十多年，极其勤劳。自朕即位以来，见他办理军务恭谨慎重、周密详细；等到简任为大学士，又见他公正忠诚、诚实可靠，沉静端正、平和稳重，十分值得嘉奖。着加授太子太傅，以表示优厚的眷顾。初二日奉到上谕。上谕：近来报称获罪人犯病故的很多。以前德麟是内务府管辖的人，犯罪应当处死，尚且能够逃匿在外。如今各省偏远地方获罪的犯人，报称病故，是真是假不能凭报文确定。今后犯人病故，着令主管官员出具印结，并发文给本人原籍，命地方官查验。倘有诈称病故、企图逃脱法网的人，日后查出后分别从重治罪。又议政王大臣等奏称：吐鲁番回纥白斤、白克奏请仍照从前每年派四人来京，请安进贡，此事应当不准施行。奉到上谕。上谕：“你们所议不准吐鲁番人等来京，很是正确。但只命升柱把回纥人遣回，却不说明原因，见识太小。” 办理天下事务，没有比诚信更重要的，应当用诚实的态度对他们开导晓谕。可以这样说：从前策妄阿喇布坦无故来侵扰哈密，又骚扰西藏。圣祖皇考当时把沿边官兵分成两路派遣，本来想直捣准噶尔的巢穴。以彰明上天的讨伐。但皇考仁爱宽大，又担心大军直抵那里会伤害众生，所以把大军暂时驻扎在边界一带。如果策妄阿喇布坦知道悔过，不再制造事端，具奏请罪，那么边疆的事情自然可以议定并结束；如果不知道悔过，仍然制造事端，自取罪责，就一定要施行上天的讨伐，攻破他的巢穴。因为你们吐鲁番正处在进兵的要道，大军前进必定要经过你们吐鲁番；如果不先夺取吐鲁番，绝对不行。所以夺取吐鲁番后，留下军队防守，以保护你们。后来策妄阿喇布坦悔过输诚，十分恭顺，派遣使者根敦博罗虎尔哈特前来请罪。等到朕即位，又敬体圣祖皇考的心意，仁爱众生，于是就把大军撤回。撤兵以后，策妄阿喇布坦或许因为你们归顺天朝，寻找借口制造事端，骚扰你们，这也无法预料。内地相隔很远，一时来不及派兵保护。朕怜念你们，曾下谕防备，允许你们内部愿意随大军一同前来的人跟随前来。因此托克托穆木特迁到内地，安居乐业。你们想必已经听说了。如今边界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大体防备已经确定。今后策妄阿喇布坦如果果真事事恭顺、安静守分，那就罢了；如果又借故制造事端，等朕派大军前去剿灭准噶尔时，又不得不夺取你们吐鲁番。如今你们奏请仍照以前派人来京，凡是外番部落人等请求朝见、进贡，从来没有禁止的先例。现在不让你们来京，是实在担心策妄阿喇布坦骚扰你们，正是替你们考虑。你们吐鲁番并不是准噶尔的一类，而是另外一个回纥部落。你们即使说派人来京后，策妄阿喇布坦知道了就会发兵，也不必害怕，能够保证吐鲁番万无一失，朕也不禁止你们的人，仍照从前派人来京往来。” 圣祖皇考的心意，是仁爱众生，所以即将撤回大军。撤兵以后，策妄阿喇布坦或许会因为你们归顺天朝，寻找借口制造事端，骚扰你们，这也未可预料。你们与内地相隔十分遥远，一时来不及发兵保护防守。朕挂念你们，曾经下谕防范，并说你们中间有愿意随大军一同前来的人，任凭他们一同前来。因此托克托穆木特迁到内地，安居乐业。你们想必已经听说了。如今边界之事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大的防务已经确定。以后策妄阿喇布坦如果果真事事恭顺，安静守分，也就罢了；如果又借故制造事端，等朕发大军前去剿灭准噶尔时，又不得不夺取你们吐鲁番了。现在你们上奏请求仍按以前派人来京，凡是外番部落的人来请安进贡，从来没有禁止的先例。如今之所以不让你们来京，实在是担心策妄阿喇布坦骚扰你们，正是替你们考虑。你们吐鲁番并非准噶尔一类，而是另一个部落的回纥人。你们如果说派人来京以后，策妄阿喇布坦听说此事即使发兵，你们也不害怕，可以保证吐鲁番万无一失，朕也不禁止你们的人，仍照从前派人来京往来。只是担心将来防备策妄阿喇布坦时，他如果用兵骚扰你们，吐鲁番发生事变时，你们即使想奏报，内地相隔很远，大军一时也来不及救援。着令发文给升柱、元济、音额敏等人，把这些话译成回纥文字样，晓谕吐鲁番的回纥白斤、白克等人知悉。初三日奉到上谕。上谕：托时从前在军前办事，是允禵用人，又因为年羹尧多次在朕面前推荐，所以朕认为他稍有才干，屡次提拔任用。至于他任侍郎时，从前办事、奏对中错误乖张的地方很多，朕都宽宥并加以训导。朕看他为人机心很深，时常加以教诲，却始终不肯改悔。今天引见人员时，他竟没有预备绿头牌；朕责问他，他却说已经在奏折中写明之类的话。吏部、兵部规定，凡引见人员在奏折中写明履历的，仍然要使用绿头牌，以便朕选择，这是确定的制度。如今托时既不预备绿头牌，又说奏折中已经写明，他的意思是以为朕没有看他的奏折。凡是一切章奏，朕没有一个字不仔细查看。托时不自己承认过错，反而想把过失归到朕身上，情形十分可恶。朕再次教诲他，他毫不惭愧畏惧，置若罔闻，所以严加责罚，使他知道悔悟。恐怕无知的人说朕鞭打侍郎，妄加议论。朕深知大臣可以杀，却不可以羞辱，不应当鞭打。但托时替允禵谋求用人，又有年羹尧在朕面前推荐，竟还如此傲慢，即使革职逮捕审问治罪，也没有什么不应当。朕之所以没有立即斥退革职治罪，是因为他是在朕的内廷院中长大的人，还是后进童稚，才干尚且可以使用，所以用家法惩治他，以示惩戒。如果仍然不改悔，朕自然要用国法治他。又，吏部将会试落第的举人挑选为各省教官，准备引见。奉到上谕。上谕：教官负有督率士子的责任。如果真心训导，使诸生读书明理，不沾染轻佻放纵、喧嚣凌人的习气，那么普通百姓就有可以效法的榜样，风俗也可希望变得淳厚，这件事关系重大。可是从前教职人员因循偷懒，完全不把教训学生当作职责，朕屡次颁谕告诫，积习却依然如故。因此从你们这些落第举人中选择文理通达的人引见，命他们前往任职。按你们科举的科分、名次看，本来不是应选之人，朕加恩特别任用；你们务必努力供职，特别用心训诲学生。六年之内，如果确实有成效，由督抚题奏推荐，朕另行加恩；如果仍像从前一样怠惰，辜负职守，经督抚题奏弹劾，朕决不宽容。初四日奉到上谕。上谕：打牲乌喇的人都属于内务府佐领管辖，不可以让船厂将军兼管。每年命乾清门侍卫一员、内务府官员一员与该处总管共同办理事务。三姓地方十分重要，距离将军衙门又很远，只有协领办理事务。如果事情办错，又没有接办的人，着增设副协领一员，授为从三品，与正协领一同办事，对事务大有帮助。初五日奉到上谕。

译上谕：“今后凡是朕交付议奏的事情，如果同从前别人条奏、议覆的事情相同或相近，而相近之中又有稍有不同的地方，着把曾经议定施行、尚未议定施行以及应否议覆等处，口头奏明请旨；或者命令重新议覆，或者将奏折撤回，等朕再下谕旨。如果不奏报，只说从前已经议过，不必再议，这是什么道理？”着大学士等传谕各部院堂官和八旗大臣等。初六日奉到上谕。上谕：国家设立宝源、宝泉二局，鼓铸制钱，本来希望钱币充足流通，以便利百姓使用。然而铸钱日益增加，钱文却不见增多，钱价也不见平稳，民间很不方便。朕反复思考，必定有奸伪之徒销毁制钱，铸造成器皿以谋取私利、给百姓造成祸害。这件事以前已经多次申令告诫。去年又经九卿会议，规定黄铜器皿除了乐器、圆镜、戥子以外，其余一概不准使用；民间所有铜器都命令交给官府，按价给钱。朕命令先在直隶八府以及各省督抚驻扎的省城试行，无非是想杜绝销毁制钱的弊端，清查源头。可是立法已经很明确，玩弄法令的人仍然很多。昨天步军统领阿齐图在崇文门外捕获了销毁制钱的人。朕想，京城附近尚且有这种违禁牟利的人，那么乡邑偏僻之地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如今稽查已经很严，尚且还有这种不顾死活的人，那么从前没有严加查察的时候，更不用说了。这种弊端不除，钱文怎么能充足供百姓使用，又怎么能充裕？着令直隶总督严厉督饬各地方官秘密进行缉捕，不要让这些人潜藏成为百姓的祸害。如果有怠忽职守、疏于放纵、没有查出的人，或者被旁人首告，或者被京城缉捕人员捕获，一定将该地方官按照失职条例革职。至于铜器交官给价一事，先在直隶八府及各处省城试行；其余各府州县一时难以实行，所以暂且仍准使用。但朕仔细思考，既然准许使用，又任由他们继续制造、出售，将来仍会滋生弊端，对事情没有益处。着令该督抚通行禁令告诫，今后各处铺户等人不得制造黄铜新器出售给人；违犯者照例治罪。这样，销毁制钱的弊端就可以革除，钱文也可以长期充足，这就是便利百姓使用的办法。又奉到上谕。上谕：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道路遥远，命令前往试用的举人都是经请旨引见的人员。今后各员经该督抚题奏补授的，不必命他们来京，着令具题后直接补授。又，刑部等衙门议覆江苏巡抚陈时夏的奏折：吴运祥殴打致死大功服兄吴圣，拟判斩立决。奉到上谕。上谕：这份奏本中吴运祥供称，他刚走出家门，吴圣拿石头投掷殴打他，他情势紧急才还手殴打。如果供词属实，那么吴运祥是在被殴打、情急还击时致人死亡，情节尚可原谅。但这只是吴运祥单方面的说法，没有确实证据，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害怕获罪而狡辩。着令该抚审明后具奏。又，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剿平猓贼。奉到上谕。上谕：据奏，猓贼聚众妄为，严重违犯法纪。其中倡乱的首要罪犯刁如珍等五十多人，以及助恶的凶徒一百多人，都已经擒获；招抚回来的土民有三千多户，朕知道了。参与此事的官员将领奋勇效力，十分值得嘉奖，着交给该部议定叙功。受伤的官兵，着鄂尔泰查明后分别优恤。刁如珍等交给该督抚、提督等严加审讯，确定罪名后具奏。初七日，兵部议准福建总督高其倬奏请选拔委任千总、把总。奉到上谕。上谕：这份奏本中只议称选拔委任千总、把总，命督抚、提镇考验，造册报部等语；至于如何考察功过、分别赏罚，却没有议及，十分疏漏，着再行议奏。从前到了军政考核之年，主管官员往往拿千总、把总等官员来弹劾塞责。像这种低级武官，优秀的可以随时选拔任用，劣等的本来就可以咨报兵部黜退革职，何必等到五年一次军政考核时才办理？今后着停止在军政考核中举劾千总、把总的做法。又，刑部议覆弹劾革职高安县知县郑勋因使用大斛征收粮食一案。奉到上谕。上谕：郑勋先前已经由该抚弹劾，因私自设置大斛征收漕粮而革职审问。如今审明并没有多收斛面、贪污入己的情节，因此本案已经没有实际罪情。朕以前已经下过谕旨，如今刑部议覆仍然说本案已经革职，照例免罪，不合适。着查明后具奏。又，直隶总督宜兆熊等弹劾奏报：平乡县知县赵道元在私派差役一案中行贿，过付给典史陈栋元。奉到上谕。上谕：陈栋元着革职。至于赵道元私自派使里民、因事行贿的情由，该督等一并严加审讯，确定罪名后具奏。知府色尔特拒绝贿赂，不徇私情，据实揭发上报，十分值得嘉奖。若上司官员都能像这样秉公揭发，那么攀缘请托的风气就可以永远杜绝，吏治也可以澄清。色尔特着议定叙功，并把此事定为成例。初八日奉到上谕。上谕：“向来治理政事在于得到人才。《尚书》说：‘田野之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天下各国都安宁。’这是说贤能之才不断被举荐任用，在位的贤臣多了，就能分担谋划、各尽职守，各项政务自然能够办好，百姓无不受到他们的恩泽。朕即位以来，特别用心广泛寻求人才，凡是延请访求、提拔任用的方法，没有不尽力做到的。例如现任官员以及候补、候选、科目出身的各类人员，朕常常特意命令推荐选拔，引见时广泛开辟录用的途径，希望汇聚众人的力量。又想到各省设置学校，本来是为了培养人才，于是命学政推荐贤能，报送朝廷，以备任用。可是直省学政所推荐的人数不多，有的还草率敷衍责任，不能符合真正得到人才的实际。即使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

译古代选取人才的方法，只是乡里推举、里中选拔，符合三代的制度。如今直省府、州、县学的贡生、生员，多的有几百人，少的也不少于一百多人。其中难道没有品行纯厚、操守笃实、喜爱修身自持、明达能干的人吗？着令知州、知县会同各学教官，在府学、州学、县学的贡生、生员中，把居家孝顺友爱、品行端正、才能足以办事而文章也可观的人，秉公认真查访。每一所学校各推荐一人，于今年冬末报送该上司，奏报朝廷请旨。对于偏远地方的中学、小学确实没有可推荐之人的，命知县、教官出具印结，由该督抚查实后奏报朝廷。朕是为了广泛搜罗人才，举行这一久已废置的典制，借此摒弃浮华而取得实用人才。州县教职等官，是一方的师长，选贤荐能本来就是他们的专门职责。倘若敢有轻忽之心，虚应故事，滥荐不合适的人，一定按照失职条例革职；如果徇私收贿，则还要加重治罪。八旗中的满洲、蒙古、汉军，也照此例办理：品行端正、通晓汉文的人，着令各佐领各推荐一人。佐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也要出具印结，命该都统汇总后奏报朝廷请旨。这样或许能使潜心修养、品行笃厚的人得到显露，而国家也能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又奉到上谕。上谕：今天兵部议奏。关于陵上防御官员的事情，错误十分严重，而且把朕先前下达的谕旨也遗漏了。朕询问查弼纳，查弼纳认罪，免冠叩首；黄国材、杨汝谷、胡煦也都免冠叩首。这件事是萧永藻陈奏上来的，原本是清文奏折，兵部议覆的也是清文本章，并没有汉文，汉官也没有列衔。这是查弼纳专门办理的事情。黄国材平素通晓清文，又署理尚书，自然不能推辞自己的错误。可是杨汝谷、胡煦对于完全不知道、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却和别人一起认罪，这是为什么？对于完全无关的事情，在朕面前混杂着认罪，出去以后必定会向别人诉说自己受了委屈，反而让人觉得诸臣受到责罚都是被别人连累的。而朕平时督责、申饬诸臣，很多也并非他们本人的过错。侍奉君主的道理，只有一片诚心。朕哪一天不训诫诸臣，希望他们各自发自诚实之心，摒弃随声附和的习惯？倘若朕下谕严厉责备时，确实不是自己的过错，就应当据实陈奏，这才是以诚心侍奉君主的道理。如今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跟着别人认罪、免冠叩首，这是不诚实。不诚实就是不忠，难道这是朕对你们的期望吗？一时表面上装作恭谨，正是将来怠慢不敬的开端；不 本应引咎自责，却信口答应，这就是退下之后再说后话的开端。这些情形都难以逃过朕的洞察。只有君臣之间各自秉持真心，完全去掉虚假表象，才可以端正人心、端正风俗。要勉励自己，要勉励自己。又。谕告户部：河南省旗丁的月粮，康熙五十四年、五十六年两年遇到闰月而增加粮额一事，从前屡次经户部驳回，不准列入开销。昨天张大有上题本来奏请此事，你部准许支给，这是依据道理办理，并不是顾及情面，或者因为有人请托才这样做的。各省钱粮奏销案件，从前屡经户部驳回而近来议准归还的很多，户部议定确实是出于秉公办理，但只怕无知小人妄生异议，或者奸诈的书吏、狡猾的官吏借此机会找借口撞骗，这些都难以预料。如果不明白指出来，未免使人产生疑窦，滋生弊端。以后如果遇到先驳回后准许的案件，你部议覆时，可以把某年误驳的地方载入奏本；如果确实有情弊、不合条例的地方，也要说明并交给有关部门察议。这样使朝廷内外都明白清楚；如果再有不安分守己、私自经营谋求，被人愚弄的，一经发觉，定将与接受请托的人一同从重治罪。又。谕告内阁、九卿等：近来听说外间有议论，说塞楞额署理山东巡抚事务，精明而严刻。既给他加上精明的赞誉，又加上严刻的讥评。这都是因为塞楞额到任以来，诚心实意办理了几件事，使那些宵小之人不能任意谋取私利，所以他们编造这种话，远近传播，想让塞楞额听到后懈怠整顿积习的心思，又想让众人听到后阻碍他们急公效力的念头。试问塞楞额所办理的事情，一件件都有依据，哪一件过于严刻？比如山东当时捐纳所得的盈余银两中各官分用的款项，黄炳主张在蒋陈锡一人名下追缴，塞楞额却奏请分别查清，以了结多年未结的案件，这可以说是严刻吗？何国宗等奉命出差山东，他们支用的盘费都是地方公款，塞楞额负有查核责任，不得不据实上奏，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济南仓的粮食减价平粜以救济贫民，而经历史为壎任意大量卖给谋利之徒，塞楞额上奏弹劾并追查审问，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葛斗南详细奏称盐院马立善有索取盐商银两的事情，塞楞额上奏说明并请求防范，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苏努的儿子鲁尔金是犯了重罪的人，如今免除死刑，安置在山东，却胆敢纵容家人出入而肆无忌惮，塞楞额略加管〔原文至此句止，疑与下句“束”相连〕 束缚，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山东亏空流抵一案，辗转拖延多年不能结案，塞楞额请求把经手官员中现任的限定在任内追缴，候补官员限定在补授官职之日追缴，革职、告休、病故的官员则请求蒙恩豁免，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何况朕以公平的原则任用人、处理政务，臣下如果有严刻之心，朕没有不洞察并严加训诫、命令其悔改的，又怎么肯容许臣下实行严刻之事呢？即使略举朕近日办理的几件政事来说：李卫弹劾李维钧把仆妇收为妻子一事，朕认为他的说法过于苛刻，不合大体，已经谕令有关部门不必议覆，这还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傅敏奏称湖广盐规银两先前已经由杨宗仁裁去，但后来各官暗中收受，户部议请逐一查究，朕却降谕宽免，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赵弘燮名下应追缴的银两尚未完纳，该巡抚石文焯请求革去他的儿子世职，以便严厉追缴，朕特意降谕豁免，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陕西省违反谕旨捐解俸工银三万多两，该巡抚请求在胡期恒、诺穆浑等名下追缴并入官，朕认为这项银两既然不给原官、原役发还，就不必再追取，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

译凡是文武官员最初被弹劾时，被革职发审的，以及审查后没有情弊的，有关部门往往以上奏说既然已经革职便无需再议，朕却都再三详细察看，恩准恢复原职，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四川省教官胡镕等误把生员列入病故册内，该巡抚请求将教官革职查问，朕察看他们没有弊端，特予宽宥，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兵部议称大同、太原二镇的防汛兵丁如果有酗酒赌博的，将专汛兼辖等官定为革职、降调，朕根据实际情由、衡量事理，特意命令减轻处罚，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又，兵部因为都统绰奇等人的奏折遗漏列名，将都统绰奇、副都统马兰泰、董吉纳三人议定革职，交刑部办理，朕认为这种议处太重，特地下谕斥责，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范时绎因为南汇县失盗一案中文武官员所报告的人数不相符合，便以知县故意减少盗案数目为由奏请革职，并将臬司一并弹劾，朕认为失盗之初怎么能够确定人数，谕令详细查办，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又如吴礼布弹劾误班的章京，夸岱弹劾误班的侍卫，朕都曲意体察他们的情由，宽恕他们的过失，这些事情都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其他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情，多得数不清。朕曾经说过，治理天下的道理，使用恩典、使用刑法，都务必要做到公平适当。所谓公平，就是圣人所说的根据事物本身的情况来处理，所以说它严刻不对，说它宽纵也不对。像人们说塞楞额精明严刻，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既然说他精明，那么他惩治的人就一定是罪有应得，怎么又能责备他严刻呢？如果做臣子的废弃国家法令，来博取宽大的名声，听信没有根据的话，便改变平日供职办事的原则，那么因循苟且，国家的事务必然会因此废弛；而编造浮言的人将自以为得计，更加肆意施展伎俩而没有止境。朕因为偶然听到这些议论，所以把其中的弊害指出来，晓谕你们知悉。又。谕告内阁、九卿等：今天是佛诞之日，恰好遇到西洋国使臣上表称贺，两件事情正好碰在一起。因此在朝廷诸臣奏事之余，偶然把朕的意思宣示给你们知道。向来僧道两家极力诋毁西洋教，西洋人又极力诋毁佛教、道教的不是，彼此互相讥讽诋毁，把对方指为异端。这些见识，都是把与自己相同的视为正道，把与自己不同的视为异端，并不是圣人所说的异端。孔子说：“攻击异端，那就有害了。”孔子难道会把与自己不同的事物一概斥为异端吗？凡是中国、外国所建立的教法，使用得不合正道而成为世道人心的祸害的，都是异端。比如 西洋人崇尚天主。上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所以说万物的根本在于上天，这就是主宰。自古以来，难道有不知道敬天的人吗？难道有不敬天的教法吗？像西洋教敬奉上天，和敬天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上天转世化为人的形体来救度世人，像这种荒诞的话，不过是借上天的名义蛊惑狂妄愚昧之人，使他们大都跟从自己的教法罢了。这就是西洋教中的异端。朕认为西洋建立教法之初，那个人是被本国所敬重信奉的，或许把他尊奉得如同上天。假如说建立教法的人竟然自称为天主，这是理法上不可能有的事。释氏原本以清净无为为根本，以明心见性为功夫，所以说到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如果说一定要昧弃君臣之义，忘掉父子亲情，抛弃人伦纲常，一同归于寂灭，又妄谈祸福，煽惑凡庸之人，借佛门为口实，暗中藏匿奸邪，这就是佛教中的异端。儒者遵守先王的道理，诵读圣贤的书籍，所有庶民都把它奉为榜样。如果有人把《诗》《书》当作猎取功名的工具，把科举视为广泛沟通声气、结交权势的途径，又或者放纵流言邪说来扰动人的听闻，擅长写艳词淫曲来动摇人的心志，这就是儒学中的异端。就像巫、医这两种人，虽然圣人并不弃绝他们，但也接近异端。不过，巫师用来祭祀神祇，医生用来治疗疾病，都是不能不使用的。至于乡村巫师诱骗人们做坏事，庸医伤害人的性命，这就是巫、医中的异端。怎么可以因为其中的异端有害于人，就连药物也不用呢？不只是这样，即使是一件器物、一件物品，都是为了备用；如果安置的位置不合适，或者破损而失去了本来的形体，就变成异端了。孔子生病时，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子路的祈祷是异端，孔子的祈祷是正道。同一件事情，其中的是非邪正却有所分别。正确的、正当的就是正道，错误的、邪曲的就是异端。所以所要讨论的，只在于是非邪正之间，而不在人我彼此不同的表面迹象上。凡是天下中外建立教法的本意，没有不以忠于君主、孝敬父母、奖善惩恶、戒除淫乱和杀戮、明白自己的本性、端正人的品格为根本任务的。这些教法最初创立时，创立者自然不是寻常凡夫俗子，必定有可取之处，才能使人长久奉行。到了后世学者和后人把教义敷衍得支离破碎，产生种种不合道理、悖逆荒谬的说法，于是才成为异端。这与原来的教法有什么关系呢？中国有中国的教法，西洋有西洋的教法。西洋的教法不必在中国实行；中国的教法又怎么能在西洋实行呢？像苏努的儿子乌尔陈等人，都是愚昧而违法的人，背弃祖宗，违抗朝廷，甘愿遭受刑罚杀戮而毫不顾惜，难道不奇怪吗？西洋天主化身的说法，尤其荒诞虚幻。天主既然在天地之间主宰一切，又何必寄托形体于人世呢？如果说奉行天主教法的人就是天主的后身，那么穿尧的衣服、诵读尧的言语的人，难道都是尧的后身吗？这实在是极其悖理荒谬的说法。西洋人精通历法，国家任用他们；而且他们的国王仰慕义理，表达诚意，恭敬修治职贡之礼，几十年来海洋安宁平静，他们的优点也不能抹杀。蒙古人向来尊重信奉佛教，唯喇嘛的话是听，所以如果要约束蒙古人，喇嘛教也不能轻易抛弃；而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动辄妄自产生疑议，不过是浅薄狭隘的见识。总之，天下人的存心如果不公正，看理如果不明白，往往把与自己相同的看作正确，把与自己不同的看作错误，于是彼此互相讥讽诋毁，几乎像仇敌一样。他们不知道人的品类不相同，习俗风尚也不一致，既不能强迫他们彼此不同，也不能强迫他们彼此相同；并且各自都有所长，也各自有所短。只有保留其长处而舍弃其短处，知道其短处却不埋没其长处，彼此才可以相安无事，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才符合圣帝贤王明达通晓、公平广大之道，成就和谐太平的天下。

译初九日，吏部等衙门议覆东光县知县郑三才分条上奏的各项事宜，奉 上谕：郑三才身任东光县知县，他所奏之事必定有确实的了解和明确的见解。他既然说泊河通判兼管数县，一人难以巡查差役，又增加了需索等语，户部议请交给有关督抚严行查禁。督抚所管辖的地方十分辽阔，这类细小事务恐怕难以全部知晓，或者应当增设官员分别负责，或者应当交给巡察御史稽查，这些地方，着令直隶总督等议定后具奏。又，郑三才奏称东光县的地痞、绅衿把持包揽，挟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种种，必定确有其人。着令直隶总督等严加约束，也命令巡察御史进行稽查，以警戒这种刁诈风气。初十日，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开化府与交趾划分边界的事宜，奉 上谕：新设立边界的地方，本来就应当增加兵力加以弹压。鄂尔泰所奏很对，但只设置兵丁一百名，恐怕还未必够用，着令发文询问鄂尔泰：如果这个地方不便多设兵丁，恐怕安南王会疑惧，那就照所请设置一百名；如果是因为三营官兵不便多拨，所以只请求一百名，那么不妨再增加一百名，招募补充足额，着令鄂尔泰酌情决定后议定具奏。十二日，宗人府衙门议奏准许防禁。于禁所藏埋魇魅，历次供词都承认不讳，又供出曾与阿其那共同作恶违法，应当立即依法处死，奉 上谕：允禵生性贪污昏聩，被阿其那、塞思黑欺骗诱导，听从他们指使。朕担心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以致犯下重罪，所以把他禁锢起来，是为了保全他。他在禁锢之处，仍敢施行魇胜之术，经他的太监供出，他本人也承认不讳。又把从前与阿其那等人共同作恶违法的事情，也都供认出来。本来应当立即把他正法，但这种庸劣无能的人不能成为国家的祸害，着免其正法，仍旧禁锢。又，刑部等衙门上奏，关于亏空钱粮的案件，革去平江县知县杨世芳的职务，拟判斩刑，监候处决，奉 上谕：杨世芳依照拟议应当处斩，着监禁候审，秋后处决。向来督抚等弹劾属员贪婪违法以及亏空钱粮等情形，最初上奏弹劾时似乎是依法办理，到了审结时却又听信本人巧言粉饰而替他开脱。比如亏空钱粮的案件，就说是为了预备军需、修理文庙、城墙、仓廒、桥梁道路等事项，又或者捏造说是百姓欠缴未完、前任官员交接时留下拖累，种种虚假言词数不胜数，无非借那移的名义来掩盖侵吞欺骗钱粮的事实。到了实在难以掩饰的时候，就把数额多的说成那移，数额少的说成侵欺，替他们脱去重罪。像这样相沿成习，最终使劣员毫无畏惧，平时任意侵吞欺骗，预料将来即使被弹劾，也不过以那移结案，不至于危及性命；他们都把国法看作空文，亏空因此一天比一天多。如果诸臣的意思是，侵盗钱粮满三百两便拟判斩刑，立法稍微严格，那么内外诸臣尽可以分条上奏，放宽银两数额，以期法律能够切实执行，何必虚设条文，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使小人产生玩弄法律的心思呢？布兰泰审理杨世芳一案，应当列入侵欺的就定为侵欺，应当列入那移的就定为那移，十分公正允当，朕深感欣慰。朕先前降谕，命令因亏空被弹劾的官员，审查后有侵欺、那移两项的，先补完那移一项，再补完侵欺一项，这是因为明知存在把侵欺说成那移的弊端，所以不得不如此立法。如果各省督抚都能像布兰泰审理此案一样秉公结案，那么天下的劣员都会知道侵欺钱粮、贪婪违法的罪行不能逃脱法网，便会敬畏遵守国家法令，亏空的弊端就可以革除；这样一来，先补完那移、后补完侵欺的命令也可以不必实行了。十四日奉 上谕：僧人皈依释教，本来应当严格遵守清规，置身于世俗之外，这样才是清净之徒。如果触犯王法，亲身犯下罪过，就已经为佛法所不容，怎么还能再自称释教徒，使自己借此作非作歹呢？《大清律》名例中记载得十分明白，但历来因循，始终没有遵行。以后凡是僧人犯法，被审定为斩、绞、发遣、军流、充徒、枷号等罪的，一律勒令永远还俗。至于被遣戍的地方，命令主管官员严加稽查；那些获释回籍的，也命令地方官严加稽查，不许再做僧人。又，户部议覆安徽巡抚魏廷珍弹劾，霍邱知县焦世爵等人冒充开销老妇银两，交户部议处，奉。上谕：魏廷珍既然自行查出此事，便据实上奏，宽免，不交户部议处。以后督抚等有类似情形，起初疏于察觉，后来查出后立即据实上奏的，着令有关部门把照例处分和宽免两种处理意见一并议奏请旨，永远作为定例。又，刑部等衙门议奏：原任巡抚王景灏冒充开销修城银两，照例治罪。奉 上谕：此案冒充开销的银两，是年羹尧、王景灏、白讷三人应当分别赔偿的款项。年羹尧的家产既已入官，那么年羹尧应赔的款项，就不应落在王景灏身上赔补。王景灏的才干尚且可以任用，却因为受到年羹尧的牵累而遭受重罪；他本人应赔的款项，着令限期两年，严加追缴补足。如果限期内全部完纳，朕另行降谕；如果再推诿拖延，就照原拟罪名治罪。白讷是年羹尧的爪牙，制造事端、收受贿赂，所以发往西宁大通城服工役。如今本案既有他应赔的款项，着令把白讷调回，照例治罪并监禁追缴。他所服的城工，另行请旨修理。至于白讷在工地上已经使用的资产若干，着令查核清楚，准许从他应赔的款项中扣除抵销。十五日奉。上谕：“朕在今年五十岁之前，已经多次下谕防止此事，明白告知诸臣不得举行庆贺之礼。昨天杨名时、南天祥的奏折，都说今年要进京庆祝朕的万寿，朕想——” 圣祖仁皇帝长期施行教化，功德成就，圣德神功，上达于天、遍及大地。当年圣祖五十岁寿辰时，尚且没有准许举行庆贺之礼。朕即位以来，虽然时时有振作精神、治理国家的想法，有安定天下的心愿，但实际上在善政善教方面，究竟做了什么可以造福社稷和百姓的事情，值得自信呢？

译正应当君臣彼此警戒勉励，希望取得成效，又怎么可以做这种粉饰太平的事情，增加烦扰呢？朕对待臣下，只有一个“诚”字。诸臣侍奉君主，如果果真在幽隐之处、睡梦之间都发自诚恳之心，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像《诗经》《尚书》所载的元后与父母之间的情谊一样，难道不胜过在宫殿台阶前拜舞，举行献酒祝寿的礼节吗？何况只要有一人具本奏请进京庆祝，那么—— 众人也必定会仿效，纷纷具本奏请。天下各地的将军、督抚、提督、总兵，难道有全都离开职守进京庆祝的道理吗？诸臣既没有全部前来的道理，却又各自具本奏请，作这些多余的陈奏，正是朕严厉告诫过的徒具形式、制造假象之事。这样做对吏治和民生有什么益处？外任诸臣都不必具本奏请进京，只照往年惯例办理。若因地方事务应当进京陛见，朕自会另行降谕。各省耆老百姓中，若有人想进京庆祝，着地方官切实劝止。年高之人长途跋涉，难免劳累，这不是朕体恤老人的本意。如果违背朕的谕告前来，一律不许上奏闻报，朕也不赏赐他们。他们如果真有感恩戴德之心，为什么不教训子弟、劝导乡人，使各人做善良之民、各自专心于本业？却要辛苦奔波在道路上，难道认为这样才是报效朝廷吗？此外，各省地方若有人借口万寿建立经坛，或聚集戏班喧闹浪费，这些都是制造事端、不守本分的人，诱惑愚民，企图谋取财利，更应严加禁止，以杜绝浮躁喧嚣、欺诈虚伪的风气。如果地方有司不加禁止，被朕访闻，必定按照欺罔之律治罪。” 着将此谕通行各省，并转告各府、州、县，使所有人都知道。又奉 上谕：千总、把总是低微末等的官员，若进京引见，难免难以负担路费。此前朕已经降谕，命将千总、把总交给所属上司加意甄别。今后如果仍有劣员，该上司自然难辞其咎。总河标下选拔补授千总、把总，向来有送交兵部引见的惯例，现着停止。” 又，工部议准浙江巡抚李卫奏请，对原任淮徐道潘尚智的家产应严加查验、估价变卖，奉 上谕：李卫奏称，应当把侵蚀国库、危害百姓的人家的财产，抵充用于有利民生的海塘工程，他说得很有道理。潘尚智原本出身微贱，是行为品行不端的人，朕一向知道。因为马尔齐哈在朕面前再三保荐，说他熟悉河工事务，所以姑且容忍了一年多。等到马尔齐哈诸事败露，朕知道他保荐潘尚智一定是虚假欺诈，便留心访察，完全知道潘尚智种种劣迹，因此将他革职。查抄他的家产，是因为他在革职以后仍不悔改旧恶，又与庆元暗中做鬼鬼祟祟的违法勾当，实在不法到了极点。如今李卫奏称，潘尚智原籍查出的当铺、田地、房产，不过显露出全部财产的三四成，李卫必定确有所见。着交给李卫，将潘尚智从前隐匿的财产全部用心查出，以备海塘工程使用。” 又，原任副都御史郑任钥奏称：“请明白清查江南截留的漕米。”奉 上谕：江南截留漕米，原本是准备地方随时所需，必须真实储存在仓中，才可以救济使用。现在据郑任钥查明奏报，虽然目前都已经买补足额，但从前亏缺的弊病已经明显。范时绎身为总督，却完全没有察觉。仓谷关系百姓性命，如果不是朕派人清查，各官害怕，迅速买补，只听凭范时绎处置，到了发粮赈济的时候仓谷空虚，将拿什么粮物使用？难道只是替各官填补亏空，百姓哪里能得到实际好处？着范时绎明白回奏。” 又，漕运总督张大有因其侄子张景防补授江川县知县，具本谢 恩，奉 上谕：朕用人，是根据才能而任用，一概秉持至公之心，从来没有因为大臣的子弟而有所偏向。可是大臣们常常因为兄弟、子侄以及同族之人被选用、升迁，便具奏谢恩，这是把国家任用人才、授予官职的公事看成私人之间感恩戴德的私情。愚昧无知的人或许因此妄生疑议，而且恐怕不肖子弟自以为有所依仗，产生放纵恣肆的念头，这并不是教育他们的方法。朕正在禁止天下的夤缘请托，像这样顾念、照顾子弟的意思，正是开启夤缘请托的端绪。何况一个人的品行贤能与否，很难保证可信；父子之间尚且有休戚相关的亲情，自然会遵从父亲的教训，至于其他同族同党的关系，常常有表面相合而内心疏离的人，何必做这种虚文，使彼此互相牵累呢？只有各人勤勉尽力，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才是正道。今后大臣父子因受恩而奏谢，准许；若因叔侄、兄弟、同族之人被选用升迁而奏谢，一律着停止。” 十六日 谕顺承郡王锡保等：圣祖仁皇帝朱批谕旨说：此事关系重大，雅尔江阿、保泰、满都防、阿布兰把应交出的东西隐匿不交，究竟是什么想法？着严加询问，具奏说明。朕先前降谕，命令将—— 圣祖仁皇帝朱批谕旨通行查明交出。如今因为查办案件，你们衙门又 再次查出了 朱批谕旨：据此看来，其他地方有类似隐匿遗漏的，也未可知。着将此事再行传谕八旗内外各处，凡有隐匿遗漏—— 圣祖仁皇帝朱批说：“的人，如果自行交出，宽免其罪；倘若不肯举出，经——” 他处查出，定当从重治罪。” 十七日 谕营田水利官员等：朕因为畿辅地区水患尚未消除、水利尚未兴办，日夜忧劳，修建重大工程，希望使百姓生活达到安定富足。你们这些官员都情愿出力，经朕引见、奉命前往的，更应体察朕的心意，早晚勤勉努力，这样才算称职，将来朕自然会加恩。如今听说在工人员中有许多人因循怠惰、忽视职守，不肯用心出力。朕揣测你们的想法，是以为朕信任怡亲王、大学士朱轼，而你们在怡亲王、朱轼的庇护之下，可以免于过失，于是贪图安逸、苟且塞责。又有人见从前议叙的人员出力不久，都得到恩典，便各自存有侥幸之心，没有诚实办事的念头，这种想法愚昧到了极点。朕只是信任怡亲王朱轼，难道怡亲王朱轼所任用的人，朕就全都深信并宽免他们的过失吗？何况怡亲王朱轼公正忠诚、以国家为重，如果你们不肯尽力办理工程，怡亲王朱轼难道肯徇私情而稍有隐瞒宽容吗？因此特意晓谕你们：今后应当痛切改悔，努力急公尽职；如果仍像从前一样怠惰玩忽、耽误公事，必定从重治罪。”

译如果是已经议叙过的官员，先勤勉后来怠惰，罪过更不可逃脱。再者，怡亲王朱轼不能亲自到工地，凡是督率在工人员、考察勤惰、分别优劣，确实是叚如蕙、张灿的专责。叚如蕙为人柔弱宽善，张灿又流于浮夸，不能整顿管理，实在辜负朕提拔任用、委以重任的本意，也着他们改掉旧习。如果顾虑情面，苟且姑息，朕将严加议处，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十八日奉 上谕：昨天山西奸恶生员李恒荣因为田土小事诬告亲戚田帝育等人，说他们是年羹尧的党羽，想替年羹尧报复。此案已经山西巡抚德明审明是虚假，具奏上报。他的揭帖中有“年公当日手握大权，独据西秦，并没有叛逆之意”这样的话。这虽然是奸徒捏造的话，但外间必定有人这样说。比如前几年年羹尧调任浙江以后，朕命各省督抚、提督、总兵各自发表意见，议奏年羹尧的罪行。总兵王安国奏称：“皇上既然洞察年羹尧的奸恶，夺去他的权力，把他调到内地，那么在今天他不过是锅里的鱼、案上的肉罢了，正法可以，放逐废黜也可以。”这话的意思，是认为年羹尧在陕西就能够有所作为，所以朕特意把他调任。” 用来防范限制他。王安国身为武职大员，尚且说出这样愚昧的话，那么其他地位低微、关系疏远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年羹尧在陕西时，奏请进京陛见，前后有几十次，他大概是想进京安慰朕，使朕不再怀疑他，然后回到秦中，慢慢图谋不法之事。等他到京后，朕观察他的言语举动，奸诈虚伪完全暴露，多次当面严厉斥责，使他无处容身。但想到他平定青海，曾经有过功绩，希望他悔罪改过，保全他的性命，所以命令他仍回陕西总督任上。可是他回到陕西以后，奏对更加放肆，完全没有悔改之意，所以把他调任浙江，这仍然是始终想保全他的意思。等他到了浙江，仍旧坚持作恶、不肯悔改，因此派人拘捕押送进京，公布说明他的罪行，依法处置。当年年羹尧在京陛见时，很多人说不应让他回陕西；等他起程回陕西后，朕也多次降下严厉谕旨斥责。也有人说应当留心防范，不可过于严厉，这些没有见识的话，朕都只是笑着鄙视罢了。因为朕洞察远近的形势，深知年羹尧的伎俩，知道他根本没有能力作乱。” 年羹尧平日贪婪暴虐、狂妄悖逆、乖张放肆，近处的陕西、四川、山西、河南，远处的云南、贵州，朝廷内部的官员、士兵、百姓，边外的藩部、蒙古，没有不咬牙切齿、痛恨入骨的。他如果有一丝一毫妄动之处，不必再劳烦内地军队，只用鄂尔多斯等沿边一带的蒙古兵，便能将他擒获押回。他只是徒然背上叛逆的名声，立即成为齑粉。年羹尧奸猾成性，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朕深知他没有能力作乱，不肯轻举妄动，所以让他再次担任总督，随后又授予将军之职。这些都是掌握兵权的官职。如果担心他妄动而难以控制，那么在他还在京城时，朕就不会放他到远方去了。王安国所谓“锅中之鱼、案上之肉”的说法，不是昏聩得太厉害了吗？就像从浙江把年羹尧拘捕押来，完全是公开进行的，并不是设法诱骗他来的。年羹尧没有叛乱，不是他不想叛乱，而是确实没有能力；朕不预先防范年羹尧，也不是不想防范，而是实在没有必要。朕猜想外间妄生议论的人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卑鄙庸愚的人，被年羹尧的势力吓住了，便说他可以有所作为，但到底没有失去臣节，似乎还可以原谅；另一种是平日与年羹尧交好、接受过他的私惠的人，就以他没有公开背叛国家为由，借这一点替他开脱，以掩饰他不忠的罪行，这就是所谓想要遮盖反而更加显露。朝廷大臣议定年羹尧的罪行共九十二条，其中应当处极刑的有数款，朕免去他的死刑，命他自裁，并且宽免他父亲、兄弟、子弟全家的罪。后来又把他被发遣远方的儿子降谕赦回。这是朕极大的恩典，如果真是年羹尧平日的友善之人，就更应当从内心感激，怎么能编造忘恩负义的话，强行替他辩解，扰乱是非、迷惑人们的耳目呢？又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防等人，共同结成死党，包藏祸心，互相勾结钻营，妄想得到非分之物，以致烦劳—— 皇考圣祖内心忧愤憔悴，以至成病，降下 严厉谕旨斥责，其中忿激的话，做臣子的都不忍听闻。这是满朝共同知道的事。等朕即位以来，希望他们改过，宽免他们过去的罪过，反复开导，无所不用其至。然而他们觊觎的念头仍然萌发，奸恶行为也不改，扰乱国家政务，蛊惑人心，种种违法。阿其那竟敢在大庭广众之前诅咒国家，甚至诅咒朕本人，明显是悖逆。塞思黑在—— 皇考驾崩升天之日，突然来到朕面前，箕踞而坐，态度傲慢，内心包藏祸心。后来被发往西宁，仍然寄信说什么“允禵有机会，机会已经失去，后悔也来不及了”。阿其那、塞思黑二人的恶行，数说不尽，实在是逆党的首领。这两人一天不除，逆党一天不散，国家一天不得安宁。因此不得已，将他们二人拘禁。当时诸王、大臣奏请立即正法，朕没有马上答应，是因为一时不忍，稍微犹豫了一下。没想到二人于是接受了冥诛，但朕为了—— 宗庙 社稷着想，如果二人没有死，将来未必不会把他们公开依法处以极刑，以彰明国家法典。” 因为朕接受了

译皇考的重大托付，不能顾惜小节而忘记大义，也不能顾及个人的毁誉而忘记国家的安危。朕只论定阿其那、塞思黑有必定可以诛杀的罪行，有必定应当诛杀的道理，绝不会回避诛杀阿其那、塞思黑的名声。诸臣试想，这两个人，宽容他们不行，严厉对待他们也不行；放纵他们不行，囚禁他们也不行。究竟应当怎样处置，才可以消除国家的大患呢？至于允防，贪婪卑鄙、昏庸无能；允禵，糊涂急躁。他们平生受阿其那、塞思黑笼络，于是不惜身命听从他们指挥。论这两人的罪，与首恶相比确有差别。何况他们都是庸碌无能之人，即使现在允防被拘禁在监所，还敢诅咒朕本人，施行镇魇之术。昨天朕已经询问属实，也只是一笑置之罢了。试问臣下犯了这样的罪，朕为什么不追究呢？只是因为允防的伎俩不过如此，不能危害国家，那么随意处置他也没有不可。因李恒荣这件案子，朕明白地晓谕内外，使所有人都知道朕的苦 心。” 十九日奉 上谕：昨天鄂尔泰、杨名时因为黄河水色变清，具本庆贺，并感谢加级的恩典。二人的奏本都不合定式，经通政使题请议处。朕对鄂尔泰免于察议，对杨名时交给有关衙门议处。两人犯的是同一种错误，奏本又在同一天呈进，但朕下达的谕旨却不同。外间的人一定会私下议论，以为朕有所偏向。他们不知道朕待人完全出于至公，考察一个人必定看他的平素，不会因为一次偶然的过错遮盖他一贯的许多优点，也不会因为一次偶然的优点掩盖他一贯的许多过失。过错有的是有意造成的，有的是无意失误，朕无不细心体察。有的过错虽小，但情由不可宽恕；有的过错虽大，但情由可以原谅。有时同样的错误，在那个人身上不可宽恕，在这个人身上却有可原之处，朕都竭尽心力加以详察。总之，事情发生便顺势应对，要看各人自身造成的情形；朕总不预存成见，所以看似没有固定标准，实际上自有一定原则；看似有固定原则，又会因事而变通，不过是因事制宜，以最公正的心执行最恰当的道理而已。鄂尔泰公正忠诚、以国家为重，他办理事务、陈述奏章，全都出于至诚恳切的心，把这作为侍奉君主的道理。这样的纯臣，即使在史册中也不多见，所以他的奏本虽有格式上的小错误，朕不但不忍处分，也不忍发交有关衙门议处。” 至于杨名时，巧诈邀誉，结党相欺，从来不肯用心办事，丝毫没有亲近君主、爱护国家的心，与鄂尔泰相比相差悬殊。现在如果因为宽恕鄂尔泰，而一并宽免杨名时的过错，那么赏罚就不符合朕公平对待臣下的原则，反而失当了。恐怕庸碌之人不了解朕的心意，妄生疑议，所以特意晓谕他们知道。内外诸臣若想得到朕的恩典、逃避朕的惩罚，关键都在平日自己的作为。如果是公正忠诚、以国家为重的臣子，即使朕偶尔赏罚不明、颠倒是非—— 上天昭昭在上，也一定会清楚鉴察，毫无差错。自我反省的道理，希望大家共同勉励。又王、大臣等议奏：苏努的儿子乌尔陈等人与阿其那等结党扰乱政务，又私自信奉西洋邪教，请将乌尔陈等凌迟处死。奉 上谕：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不遵守满洲的正道，崇奉西洋教。朕命令他们悔改，屡次派王、大臣等降谕，分别说明道理、开导询问。然而他们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悔改。这样昏庸无知，与禽兽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心实际上已经先死了，又何必再加以诛戮？乌尔陈等并不是鄂伦岱、阿尔松阿、阿其那、塞思黑那种能够摇动政局、绝对不能姑息留在世上的人。这样的人是否正法，对政局并没有关系。如今王、大臣等因为苏努父子从前所做的大逆不道之事，请求立即正法乌尔陈等。所奏虽有道理，但朕从前已经暂且宽免他们的罪，如今再把他们正法，西洋人不知道其中缘故，必定会认为他们是因为信奉西洋教而被杀，反而使他们在西洋声名远播。着将乌尔陈等交给步军统领阿齐图，选择一处牢固的地方锁禁，使他们能够用心彻底研究西洋教义。他们如果明白西洋敬天之教的道理，自然会在朕面前奏请改过。” 二十日奉 上谕：“自雍正三年四年以来，外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等，共有十多处奏请在当地增设子母炮。经议政王大臣及兵部议准增设，朕已经准许施行。昨天阅看——” 圣祖仁皇帝康熙五十四年实录中记载：山西总兵官金国正上疏说，臣所属营标向来没有子母炮，现在愿意捐资制造二十二门，分给各营操演。” 上谕大学士等说：“子母炮是八旗的火器，各省一概制造，绝对不可。以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都没有准许。这是——” 皇考当日所降的谕旨，必定另有 圣意。朕因为不知道当日曾有这道 谕旨，所以根据外省大臣的请求和朝廷大臣的议论，便准许施行了。议政王大臣中，新近任职的人自然不知道从前的成例，任职年久的人或许因为年代久远而遗忘，或许知道有旧事却不肯直说，都不能确定。现在既然已经错误办理，应如何处理，着议政王大臣议定后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谕：方冬魁是旗下闲散人，居住乡间的旗人必定是懒惰无用之人，理应安分守己居家生活。如今他因为饮酒醉倒，见张四没有让座，便倚仗强力辱骂扭打，导致张四情急之下用刀刺死了他。向来居乡旗人倚仗强力欺凌百姓的很多，方冬魁一事便可见一斑。着免除张四死罪，枷号两个月，责打四十板，从轻发落，以此警戒旗人不讲道理、恃强凌弱、欺压百姓的人。着通行晓谕八旗以及各处屯庄居住的旗人，使所有人都知道。二十二日奉

译上谕：从前犯法的书办柏焕章、傅元臣，因为事情败露，逃匿得无影无踪。如今步军统领阿齐图派人秘密搜捕，在山东金乡县典史署中捕获了傅元臣。随后据山东巡抚塞楞额报告，在文登县典史署中捕获了柏焕章。向来犯罪的人敢于潜逃，是因为有藏匿他们的地方；而藏匿者能够收留罪犯，是因为地方官查缉不力。现在看来，藏匿柏焕章、傅元臣的都是山东典史。他们身为职官，尚且敢于藐视王法、窝藏重犯，那么奸民结党作恶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总是因为地方官员怠惰因循、奉行不力，所以逃犯和窝藏之家容易漏网，国法废弛，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实在令人痛恨。就本犯应得的罪来说，未必立即就会判死刑，何必侥幸逃脱而触犯重典？如今既然负罪潜逃，除了原来的犯法之外又增加了罪过，必定要加重严惩，以警戒不良之人。今后如果有负罪潜逃者，应按照原犯罪名加一等治罪，依照加等后达到死罪的律条办理，但加重至立刻斩决为止。” 现任职官负有缉捕责任，却敢于藏匿犯人，严重触犯法律、违背国体，也应按照犯人原来所犯罪行同样治罪。若有自行自首的，一律从宽免罪。这项新例制定以后，着该督抚遍行晓谕所属州县，限期两个月内，地方官用心查访，并详细报告已经查明的窝藏之家；窝藏者自行自首的，免除其罪。如果仍然重蹈覆辙，不肯自首，一经查出，立即按照新定条例治罪。这样，不法风气就可以平息了。至于如何正式定例，着有关部院详细确议具奏。阿齐图委派人员捕获傅元臣等人，十分值得嘉奖，着交部议叙。其所差派的人员，也着议叙具奏。” 又，楚姚总兵官南天培奏请进京庆贺 圣寿，奉 上谕：南天培长期在军中任职，熟悉各种事务，操守也好。去年十二月进京陛见时，他身患疾病，朕看他精神昏乱，显得十分衰老疲惫，神志不太清楚，特意命医官为他调治。等病愈赴任时，朕命人把谕意传给杨天纵，不过几句话，他也错误地没有记住。如今看到他奏请进京庆贺的奏本，他到任才几天，云南距京城万里，却想离开职守，辛苦奔波在道路上，有这样的道理吗？他在京时，朕曾当面切实训诫他，侍奉君主的道理，只有一个诚字。如今看这道奏章，他终究不能领会朕的谕旨，看来实在昏聩。楚姚防区的总兵职务非常重要，南天培平日老成谨慎，但如今已经年高，他还能不能胜任？着鄂尔泰据实陈奏。如果年老糊涂，不能办事，就应当让他引退。” 二十三日奉 上谕：“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用人。今天刑部堂官塞尔图等保举一名笔帖式升补主事，朕问他在刑部办事几年，他回答说：‘在部三个月。’又问保举他的理由，他回答说：‘因为他坐台十二年，所以举荐他。’朕命令内外各衙门选拔人员，原本希望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人人都能胜任职务，使吏治、民生都收到实际成效。何况刑部关系百姓性命，朕尤其慎重，唯恐用人不当，使刑罚偶尔失去公平，触犯——” 上天，违背国法。这一心意是满朝共同知道的。如果大臣们能够体察朕的意思，秉公办事、去除私情，那么所举荐的人都能胜任职务，不仅国家事务都能办理妥当，而且众人受到感召，受到鼓励而尽心尽职，贻误政务、尸位旷职的弊病以及钻营侥幸的弊病都可以消除。如今塞尔图等把朝廷量才授职的制度，看成凭私情卖人情的地方，这种做法不过是使受用者一个—— 人感到感激罢了。至于想对国家事务有所益处、激发众人努力的心，难道能够做到吗？朕曾经为了吏治而延揽人才，可是诸臣荐举人才，有的称赞其文学优长，有的称赞其在家孝顺友爱。文学优长的人，只可以承担翰墨文书之职；在家孝友的人，国家自有旌表褒扬的制度。如果因为他的长处而任用他的短处，岂不是反而因为短处连累长处吗？天下人无不诵读、效法孔子。试想孔子治理政事三个月，鲁国就大治，那么孔子难道没有真正施政、惠及民生吗？朕治理天下，使用赏罚，一概秉持至公。该赏的赏，在朕看来不是施加恩惠，受赏的人也不必存有私人感激之念；该罚的罚，在朕看来不是逞用威势，受罚的人也不应怀有怨恨。凡是受恩便产生感激的人，也就是受罚便产生怨恨的人；施恩后喜欢别人感激的人，也就是用刑后害怕别人怨恨的人。既然如此，如果喜欢别人感激，就会天天施恩；如果害怕别人怨恨，难道就要把法度放在一边而不用吗？孔子刚开始执政时，尚且有关于麛裘的诽谤和出于爱憎的议论，这些哪里值得凭信？连大圣人都不能避免，何况其他人呢？” 孔子说：“不如乡里善良的人喜欢我，不善良的人厌恶我。”既然如此，天下这么大，不可能没有不善良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怨恨的人。得到不善良之人的憎恶，难道不是更能彰显我的善行，显示我执法公平吗？况且古人说：“任劳任怨，就是不但不躲避别人的怨恨，而且由自己承担，不推诿给别人。”凭朕的才智，又处在至尊之位，如果加以润饰粉饰，使天下人人歌颂，实在是容易的事。但朕不肯用虚假手段沽名，也不忍采取优柔姑息的办法留下祸患。父母对于子女，从来没有只养育而不教育的；不教育子女，也不能说是真正爱子女。朕看天下臣民都是自己的赤子，怎么忍心抱着苟且姑息的念头，而不以正道教育他们？塞尔图等身为大臣，是百官的表率，如今却存有卑鄙狭隘的见解，既想用私恩收买人心，就必然回避嫌疑和怨恨。像这样卖恩避怨的念头，完全是私心，也正是作威作福的根源。这种风气绝不能滋长，所以特意发布谕旨，命令内外臣工都引以为戒。” 二十六日

译谕河道总督齐苏勒、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巡抚陈时夏、钦差督理江苏水利李淑德、陈世倌：朕挂念百姓的生计，因为苏州、松江一带地势稍低，特派大臣会同督抚，开浚水道，作为长久之计。太湖之水流入大海，多由刘河、白茆河排出，必须使河道笔直、深阔—— 让水流畅通排出，才可以一劳永逸。图志所记载的两河形势，几十里中都是笔直通向大海，没有多少曲折。由于年代久远，海口被潮沙淤塞，全都变成平地。太仓、常熟的绅衿、土豪霸占耕种，却十处中只有两三处申报纳税，私自从中获取厚利。如今既然要开浚疏通，务必要全部清除新涨出的田地，以恢复旧有河道，这才是正确办法。听说有些背公怀私、损害众人而使自己得利的人不愿意这样做，串通买通地棍，投递公文呈请，有的请求另开支河，有的请求另开新道，议论纷纷而不一致。陈世倌只是知道洁身自保而不奉行公事的人，李淑德也是旗下武员，见识浅薄鄙陋。如果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话迷惑，或者受传闻影响，或者企图谋取小利，或者稍稍徇顾情面，或者模棱两可、推诿躲避，使积水不能畅流排出，几年以后又逐渐淤塞，那么你们的罪过就不可逃脱。督抚、钦差等应当竭力秉公详细勘察，务必制定一劳永逸的办法。如果绅衿、恶棍制造事端阻挠，你们指名题奏，严惩几个人，那么不公不法的刁风自然会平息。你们如果稍有欺瞒隐匿，苟且塞责、敷衍了事，将来替别人承担过错时，不要埋怨朕没有明白晓谕过你们。” 又，吏部奏称：磁阳县知县惠克广对盗案怠惰玩忽，依例革职。奉 上谕：历来州县官员对盗案完全不放在心上，常常导致重大案件长期悬而未决。惠克广既不拘提人犯，也不向所属上司申报复核，把吏治当作与自己无关，情节和罪行都十分可恶。着革职，立即将他监禁在该县监狱，等此案盗贼捕获以后，再行释放，以此警戒州县官员不尽力办事。又，工部等衙门议处河工出力的知县石钰擅自离开工地，奉 上谕：河工关系重大，石钰没有让亲属出面保固，却竟敢擅自离开工地，玩忽职守特别严重。着将石钰立即调回，以这次到工之日为起点，再令其保固三年，以此警戒玩忽职守、不急于办公的人。从前陈世倌曾经因为石钰回籍，命他的亲属在工地保固，并咨报有关部院；如今工地上却一个人也没有，实在糊弄蒙混，着交给塞楞额查明具奏。二十七日奉 上谕：“朕从前因为炎热中暑，每到盛暑时，心中就稍感畏惧。今年夏至本来要举行祭祀——” 地方泽太常寺具奏后，朕见天气还凉，所以降谕要亲自前往行礼。近日天气非常炎热，如果勉强前往，反而显得不诚。朕的一举一动—— 都出于真心，没有一丝矫饰。何况这是祭祀大典，这次停止亲自前往行礼，着康亲王崇安恭敬代行。” 又奉 上谕：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是长期沿袭、不能振作改变的习俗，都给它们提供自我革新的道路。比如山西的乐户、浙江的惰民，都革除其贱籍，使其成为良民，这是为了激励廉耻、扩大教化。近来听说江南省内，徽州府有伴当，宁国府有世仆，当地称为细民，他们的户籍和职业低贱，几乎与乐户、惰民相同。更严重的是，比如两姓的丁户和村庄规模相等，但这一姓却是另一姓的伴当、世仆；另一姓凡有婚丧之事，这一姓就前去服役，如同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鞭打他们。等到追究这种仆役关系从何时开始时，大家都茫然无从考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上下尊卑关系，只是沿袭已久的恶习罢了。这些是朕从传闻中得知的，如果确有这类人，应当准许他们开豁为良民，使他们能够奋发向上，免得终身受污辱低贱，并且祸及后代。着该抚查明，议定后具奏。” 二十九日 谕八旗大臣、内务府总管：直隶州县缉捕逃犯和盗贼，往往查访踪迹直到内务府庄头家中，但庄头等人加以庇护，不让捕役进家搜捕，致使直隶逃人、盗案不能彻底清除，这都是由于内务府庄头藏匿所致。再者，八旗在屯庄居住的人，多是没有上进心、懒惰轻浮之辈，闲居屯庄而不守法度，甚至有窝藏逃犯盗贼、欺凌百姓、好事妄为的人。这些内务府庄头以及与百姓杂居乡间的旗人，如果不严加约束，必然会无端制造事端。八旗都统、内务府总管等应行文直隶总督及巡察御史：今后内务府庄头及居乡旗人家中有窝藏逃犯盗贼的，地方官差役前往搜捕而遭到抗拒的，就把窝藏者及其家庭一并拘捕查究。若有不守本分、酗酒滋事、任意妄为的人，该地方官立即详细报告总督。如果是旗人，由总督移文咨送所属旗；如果是内务府庄头，移文咨送内务府。所属旗及内务府对应该办理的立即办理，应该拘捕押送的立即拘捕押送。总督移文咨送的事件，每月汇总题报一次，以备朕询问。” 凡移文咨送给你们办理的事件，如果拖延而造成违误，将治你们的罪。如果地方官徇私隐瞒，不向总督详细报告，或者已经报告总督而总督不向各该管处移文咨送，被巡察御史查出题奏，将不详细报告的州县和不移文咨送的总督一并严加议处。巡察御史徇私隐瞒、不查不奏，或者在其他案件中被发现，或者被朕访闻，务必从重治罪。这样制定法律，内务府庄头及居乡旗人就都会知道警戒、畏惧法律、安分守己，直隶地方窝藏逃犯盗贼的弊病可以清除，对乡居旗人和百姓也大有益处。” 又，宣化总兵官李如柏奏报兵丁改用器械的事宜，奉

译上谕：朕看李如柏所奏调换军器的事，是从军队实际使用便利出发的，着有关部院议奏。大凡各处营伍所学习的武艺、所使用的器械以及操演的队伍，向来没有统一固定的制度，因此武官到任后，往往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素来熟悉的内容操练所属兵丁；有时学习还不久，接任官员又有另一套想法，便把从前学习的内容改换掉。这样一来，兵丁的技艺每每随着所属上司的去留而改变，并不是训练专精的办法。凡事时间久了就会熟练，熟练了就能产生技巧，应当命各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根据当地情况，斟酌确定规制，长久遵守奉行。骑射最为重要，天下通行学习，这一点不变；其余各种操练，着该上司会同全省大员用心斟酌，应当如何操练、使用什么军器，详细议定后奏闻，命各营长久遵行，接任官员不得擅自更改。将来如果有应当变通的地方，着具题请示。这样，兵丁各自精通本业，也能使一省之内彼此统一，将来如果有调遣、会合的地方，正好可以互相配合使用，对训练营伍大有好处。”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十七 雍正五年五月 上谕十八道 初四日奉到上谕：从前织造等衙门进贡的物件，其中进奉御用的绣线黄龙袍，曾多到九件；又看到灯帏上还有加绣花纹作为装饰的，朕心里非常不高兴，因此立即加以训诫。近来因为端阳节，外间进献的香囊、宫扇等物，其中有些装饰华丽、雕刻精巧，这都是把费用花在无益之处，开奢侈风俗的端倪，朕深深厌恶而不取用。向来外省诸臣凡有进献地方物产，朕留在宫中使用的，实际需要并不多，常常随手赏给诸王、内外大臣等，是为了广施恩泽。像黄龙绣缎之类，既不能赏给诸王大臣，也不过是收存在宫中罢了。其余华美灿烂的物品，即使朕自己使用，心里还觉得不安；如果赏给诸王大臣，他们也会觉得非分，这岂不是把费用花在无益之处吗？何况朕素来性情实在不喜欢华丽奢靡，一切器具只以雅致、洁净、适用为贵。因此，朕节俭爱惜的心，本来就是出于自然，并非勉强。几十年如一日，凡外臣进献的物品，只应适当增加工价，使它略异于市肆中的物品，就足以看出诸臣恭敬的心意，何必一定要制作得过分精巧才显出诚意呢？工匠制作物品时，喜欢求新猎奇，没有止境。看到一种美丽的式样，起初就争相仿效，后来一定要出奇斗胜，互相夸耀。这种雕饰文采、编织组绶的风气，古人因此斥为奇邪，怎么可以引导他们这样做而不防止其逐渐发展呢？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厚重风俗更重要的；而厚重风俗的办法，必须崇尚节俭、革除奢侈。如果诸臣进献的物品以奢侈为崇尚，又怎么教导民间节俭呢？朕观察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除士之外，农最为尊贵。士、工、商贾都依赖农民供给食物，所以农是天下的根本事务，工商业都是末业。如今如果在器用、服饰、玩好之物上争相崇尚华美精巧，必然会多用工匠来制作。市肆中多一个做工的人，田地里就少一个耕种的人，这就是逐末之事被古人轻视的原因。况且愚民看到做工获利多于耕田，必然会成群趋向做工。成群去做工，制造物品的人必然增多。物品多了就不容易卖出，必然积压滞销而价格低贱。这样逐末的人增多，不但有害于农业，也同时有害于工匠。小民舍弃小利而趋向厚利，所以逐末容易而务本困难。如果做官的突然用法律绳治他们，必定不是他们内心愿意的事情，形势上也难以实行。只能在平日留心，时时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