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一百五

译劳苦而不得安宁呢？只是铲除暴乱，正是为了使善良百姓安定；安抚内部必然也要兼顾抵御外患，这是古今不变的至理，也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常道。你们百姓中稍微通晓大义的人，无不明白这一点，不必等到具有高远见识才懂。至于准噶尔这个部落，原本是元朝的臣仆。他们的始祖叫额森，额森的儿子叫托浑，逐渐做到大官；后来因为扰乱元朝宗族、离间蒙古，害怕获罪，就背弃元朝的恩德，逃跑藏匿到西北边远之地，煽动恶人，勾结党羽，自称准噶尔。我朝刚定都立国时，各地蒙古都诚心归顺，请求成为属国，共享太平之福，唯独准噶尔部落违背教化。至于噶尔丹、防妄、阿拉布坦二人，则尤其狡猾凶顽。噶尔丹身为喇嘛，却不守清规、不遵佛教，破戒还俗，娶青海鄂齐儿图车臣汗的女儿为妻；又暗中前往青海，杀害妻父，掳掠其部众；随后又巧妙制造嫌隙，乘喀尔喀没有防备，突然发兵袭击，以致喀尔喀部众溃散，纷纷投奔我天朝，蒙…… 圣祖仁皇帝施恩抚恤，派使者前往噶尔丹处，谕令他停止用兵、和好相处，并多方开导。然而噶尔丹顽固不化，反而借追击喀尔喀之名，侵犯我方边汛。当时立即将其剿灭，又有什么困难？我…… 圣祖仁皇帝仁慈如天，以爱惜生命为德，特意派官员前去责问。当时噶尔丹惶恐羞愧，发誓撤兵，但仍暗中驻扎在边境附近，秘密图谋窥伺，还乘机抢掠蒙古牲畜，使他们不得安居。我…… 圣祖仁皇帝才亲自统领六军，亲自进行上天的讨伐。噶尔丹违背天理，最终自取灭亡。这就是噶尔丹的始末。防妄、阿拉布坦，是噶尔丹的侄子。当时既然已经平定噶尔丹，就应当斩草除根，不留下余孽。只是因为我…… 圣祖仁皇帝宽大仁慈，赦免罪过，又想到防妄、阿拉布坦一向同他的叔父不和，情由有可原，于是施加如天高地厚般的恩典，把噶尔丹剩余的部落赏给他收管。这时他的力量弱小，势力单薄，非常恭顺。后来他离间妻子的父亲和儿子，诱骗妻弟，带着一万多户来到他居住放牧的地方，因而强行占为己有；从此势力逐渐增强，竟敢任意妄为，窥伺青海，侵犯哈密，又暗中派兵进入西藏，杀害妻弟拉藏汗，毁坏寺庙，残害百姓。我…… 圣祖仁皇帝特意派大臣前往询问，然而他却怜惜性命而不怕死刑，起兵抗命；因使臣所率军队太少、兵力单薄，他便得以肆意猖狂，这实在是天下臣民共同愤恨的事情。我…… 圣祖仁皇帝仍然赐予宽容，谕令两路官兵暂缓前进，等待他悔罪归诚。如果他执迷到底而不悔改，就命令将领出兵征讨，扫平其巢穴和荒漠。这就是我…… 皇考的本意。朕即位以来，他虽然派使者求和，但欺诈作恶依然如故，而且还收留藏匿我青海的叛臣罗卜藏丹津。朕屡次降下谕旨，劝告他划定疆界、停止战争，他却狡猾敷衍，花样百出。等到防妄、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防凌继位，其妄乱的本性、狂悖的行为，更超过他的父亲。他派使者陈奏的言辞，十分支离荒诞。就如前些年西藏的阿尔布巴等杀害康济鼐，也是因为同准噶尔地方相近；逃匿其中的罗卜藏丹津，又是他们的姻亲，彼此相互依靠，所以敢于违抗朝廷命令，把准噶尔当作狡兔的三窟。像这样世代继承罪恶的人，把逞凶使诈作为心意，把劫掠财物、伤害人命作为行径，不能用德行感化，也不能用道理晓谕，既无赖又无耻，怀有叛逆之心，暗藏奸谋，时时想要杀害臣服我朝的蒙古部落，破坏我国的屏障。如果在现在这个可以办理解决

译的时机，却瞻前顾后、因循拖延，躲避兴师动众的名声，打算贪图安逸、苟且偷安，那么狡猾的贼寇一天不消灭，蒙古就一天不得安宁；蒙古一天不得安宁，边境就一天不得安宁；

译边境一天不得安宁，内地百姓就一天不能休息。而首先疲于奔命的，就是三秦的百姓。即使按上年的事情来说，贼人先派使臣，假称请求和好；等朕降下谕旨停兵、等待消息时，他们却在深冬冰雪之中倾巢出动，乘我军没有防备，侵犯汛界，盗窃骆驼、马匹。既然如此，这样狡猾的贼寇，难道可以置之不理，任凭他们贻害将来吗？自古以来穷兵黩武，都是圣明帝王深切戒备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又是仁人君子不忍做的。况且准噶尔只是弹丸之地，远在极北地区，得到它的土地不足以耕种，得到它的百姓也不足以驱使；即使一举消灭，也不足以在宗庙朝廷夸耀谋略、炫耀武功。这些都是…… 皇考和朕反复深思、审慎处置，先后筹划数十年，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只是地方既有军务，厉兵秣马，各项事务繁多，虽然不从百姓财物中办理，恐怕也免不了借用民力。从前承蒙…… 皇考体恤秦地百姓的劳苦，因此加恩优待抚恤他们，这些不必等朕逐条叙述了。朕登极第一年，就把陕西、甘肃两省康熙六十年以前民屯、卫所尚未完纳的银、米、豆、草等项全部蠲免；又把旧例应当完纳的三厘三合免于征收。多年以来，西安所属应征钱粮，有时免去四十万，有时免去八十万；甘肃所属钱粮，则连续多年全部豁免。其他如延长缴纳盐课的期限、宽免拖带征收的旧欠、开垦田地、修筑河渠，也都动用国库银两，永远作为百姓的利益。这些都是朕加惠秦地百姓的事情，只能大略列举。即使说到西部边疆用兵，北路军需交给怡贤亲王等办理，西路军需交给大将军岳钟琪办理。这些都是雍正四年议定的，王公大臣等秘密奉行旨意，一丝一粒都用公帑置办，丝毫没有向民间取用。因此经营办理了数年，朝廷内外臣民都不知道国家将要用兵，以致李不器一类的小人竟说岳钟琪私自制造战车、蓄养勇士，谣言纷纷兴起，远近传播，传到了朕的耳中。朕把岳钟琪遵奉秘密谕旨办理军务的情况晓谕秦地百姓，谣言才开始平息。仅从这一点看，如果不是办理军需时丝毫没有侵犯百姓，怎么会把国家的公事怀疑成岳钟琪的私人谋划呢？到了雍正七年，大军即将出发，飞快运送粮草，才有动用民力的时候。朕都下令地方有司按数发给脚价，严禁克扣、少发、侵吞等弊端。如果有不肖官员借口军需摊派而扰民，着主管大臣立即题奏参劾，革职并枷号示众；先动用国库银两，召集百姓，按数发还。朕为百姓防患除弊，已经极其严厉周密。上年督抚先后奏称，百姓中有人愿意捐献草束供军队牧养，绅衿、士庶中有人愿意捐献车辆帮助运输，朕都用温和的谕旨答复，同时仍命令按数给价。去年冬天贼人猖獗以后，将来的军饷比以前难免更加繁多，朕又特别增加运输价格，一切军务都命令有司宽裕办理。朕难道会因为军务紧急，稍稍采取权宜措施，就让民间受到哪怕一点骚扰吗？朕原以为三秦百姓一定能够体谅朕不得已用兵的苦心，明白朕极不忍心连累百姓的至意。可是近来听说陕西百姓竟有人怨恨朕，私下互相诽谤议论。朕反躬自问，实在找不到他们产生怨恨的原因。反复思考，往年曾经静听到诽谤朕的话，那些怪诞离奇的内容，实在是梦幻也达不到的境地。那么天下这样广大，像鬼魅一般的事情，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总是因为这些年来大逆不道的人不能实现他们的叛逆愿望，于是让他们的匪党捏造流言，辗转传播，希望动摇迷惑人心、扰乱国家政务。前年逐一追查究问，全部出自被发遣罪犯的口供，证据确凿，已经依照法律正法；《大义觉迷录》中记载得很详细。十多年来，居住在陕西的允禵、塞思黑、年羹尧、延信等人，都怀有异志、包藏祸心，把朕看作仇敌。受他们胁从的叛党人数很多，专门捏造诽谤言词，把没有的说成有，想借此发泄私愤。比如塞思黑的令狐士仪、年羹尧的邹鲁、净一道人、延信的道姑王氏等，都公然以反叛为口号，向众人倡导；那么其他匪类暗中编造妖言、煽动人心的，又不知有多少。地方上既有奸邪反复之人接连作恶，又遇到军务繁忙，有的官府只顾自己的考成，间或有奉行不善的地方，因此愚昧无知的百姓被邪说迷惑、沉溺于私情，偶然只看到眼前出力的辛劳，便忘记平日所受的恩惠，这也是形势所难免的。如果真能深知朕的心意，明白大义，一听到匪类捏造的话便深信“我主绝不会有这种事”；偶然遇到奉行不善的地方，也深深体谅“我主绝没有这样的心意”，这才是真正天下的良民。然而，造谣生事的人专门以蛊惑人心为职务，这个人倡导，另一个人附和，故意传播。那些懂道理、安分守己的人，不过是自己奉行法令罢了，哪里能抓住路人逐一告诉他们呢？所以三秦百姓听到邪说的多，听到正论的少，难道不是世道人心的祸患吗？朕又想到，秦地民风朴实正直，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朴实便容易被人欺骗，正直便容易听信花言巧语。只是过去没有宣谕教化引导的人，而该省督抚以及有司官员，既有刑名、钱谷等专门职责，又有征兵、筹饷等军需事务，案牍繁忙，很难兼顾。这就是准噶尔事件的始末和边防所涉及的情形。皇考与朕奉 天命讨伐罪恶、铲除暴乱、安定百姓，实在是万不得已的苦心，并没有做到家喻户晓，反而只听任那些奸邪小人摇唇鼓舌，讥讽诽谤朝政，颠倒是非，难怪民间被他们迷惑的人不少。如今朕特颁发这道谕旨，派左都御史史贻直、侍郎杭奕禄、署内务府总管郑禅宝，率领翰林院庶吉士以及六部学习人员、国子监肄业的选贡生等，前往陕甘二省开导训谕，使愚昧的人觉悟。从前虽已将《大义觉迷录》普遍颁布，只恐远乡僻壤的百姓仍有未曾听闻知晓的，着令一并宣谕，使他们全都听到。倘若全省百姓果真能坚定地尊君亲上，消除亢戾怨怼之情，就将看到和气带来祥瑞，必定得到

译上天默默保佑，迅速建立显著功绩，边塞永远安宁，烽烟平息。不仅你们能够安居乐业，俯仰之间安闲自得，就是你们世世代代的子孙也都能共同享受太平之乐。至于各项军需，全部动用国库银两，派员办理，不得克扣短少，给小民增加负担。所降这道谕旨，已经再三申明，着钦差大臣尽心访察。倘有不遵谕旨的人，立即题报参劾；或者规定的官价有不足使用的地方，也立即据实奏闻。若兵马经过的地方有不遵守纪律、骚扰民间的，小过便告知该管大臣惩治，大过便立即题奏，不得姑息宽容，一定要使军民和睦，内外安宁，以迎接 上天的庇佑，以符合朕的心愿。十四日奉 上谕：六里苗户旧有应缴纳的杂粮，干州同知经征一百二十一石三斗有余，凤凰营通判经征七十三石七斗有余。这些粮石，苗户往往拖欠，导致经管官员有赔补的苦处。如今六里苗众遵奉法度，踊跃输诚，在营汛开始安设之初，应当施给免除租粮的恩泽。着将应纳杂粮一百九十余石免征三年，以表示朕抚恤苗众的至意。十五日奉 上谕：朕因为陕甘二省习惯听闻匪类讥讪诽谤朝政的话，以致无知之人被他们迷惑。又连年在边塞用兵，运输粮草，不免有借助民力的地方。而民间不知军国边防的重要，也不能体察朝廷万不得已的苦心，沉溺于私人情感，妄自产生疑议。因此特意派遣大臣官员前往秦省，专门办理宣谕教化的事务，使偏僻遥远的地方家喻户晓，不可把这件事视为具文，草率敷衍塞责。更不可说是公事而摊派劳累地方。倘若奉行不力，反而使地方有供应的烦扰，那朕派官员去就不是为了安定他们，反倒恰恰是扰害他们了。钦差大臣等已经给了驿马和廪给，所分派的官员也都由公帑厚给，以供仆从、车马、馆舍、饮食和行李之资。所到地方，一丝一粒都不许索取，该管有司也不许馈送。倘有不遵朕谕旨的人，与受贿者同罪，决不宽贷。钦差与有司官员，除办理宣谕教化公事以外，不得私下往来，招致别人指摘。倘若地方官有干谒逢迎等情事，被朕访闻，必定从重治罪。若派往的官员有生事滋扰，而总理大臣疏于察觉，朕将追究大臣的责任。倘若地方办理军需时骚扰民间，而派往的大臣官员明知却隐瞒，另经查出，朕就要追究钦差大臣官员的责任。将这道谕旨通行晓谕，使大家知道。十九日奉。上谕：向来千总任职六年期满，由所属上司保送，兵部带领引见，才能升用。平常的人员就在外省注册。朕担心这些注册人员中还有可用的人才，所以降下谕旨：有愿意赴部的，准其自行前往兵部呈递文书，接受拣选引见。如今兵部带领引见的注册千总张文煋等十人，人才和弓箭技艺还算可观。像这类人员，从兵丁历任千总、把总，在营务中历练多年，如果不是朕降旨拣选引见，他们最终都不能得到推用，实在可惜。着行文各省督抚、提镇等，今后千总任满时，务必加意遴选，出具考语咨送兵部。若人才、弓马可观，但有品行不端或废弛营务的地方，也要在咨文中说明，报部存案。等该员到部时查对；倘若草率疏忽，出具的考语不相符合，以致人才受到压抑，被朕察觉，定将主管上司加以处分。二十六日奉 上谕：听说天津一带民间的渔船，专门以贩鱼为业。每年谷雨以后、芒种以前，是他们捕鱼的时期，也如同三农盼望秋收一样。若这时稍有耽误，就会妨碍小民一年的生计。如今天津运往山东积贮的米粮，都雇用渔船装载，但也应听凭小民自愿。不能因为救济山东百姓，就妨碍直隶百姓生计。着直隶总督、天津总兵官赶快命令办理粮务的人员，就近酌情办理。目前不可强行雇用渔船，导致他们失业。这些是积贮备用的粮食，等过了芒种以后再运输，也不算迟。当事者总是不肯实心筹划办理，实在是严重失职。该部可以立即行文传谕，令大家知晓，并将朕的谕旨遍行晓谕。二十九日奉 上谕：去年大将军岳钟琪在京时，条议进兵事宜，命河南采办黑茶三万五千封，解送西安，交给巡抚武格运送到巴尔库尔军营，作为进兵时赏赐之用。如今大军已经停止进发，茶封并非急需；听说武格等因为没有接到部文停办，仍派人运送军营，像这样不急的事务，只是徒然增加劳费，着暂时停止办理。又今春命令前往陕甘效力的人员，如果在内地差遣，他们的力量还可以自行准备路费；听说武格把他们派往巴尔库尔军营，也令他们自行出盘费，并没有津贴，恐怕这些人员力量不足，耽误公事，着一并传谕办理军需的大臣等知悉。又奉 上谕：近日屡次有人密折奏报，说河东总督田文镜隐瞒灾荒不上报，忽视百姓艰难，以及擅自作威作福等。朕想到，雍正元年，田文镜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正值山西饥荒，便急切陈奏百姓困苦的情形，朕于是命他前往专门办理赈济事务。田文镜当时是奉差官员，经过地方，并没有官守和进言的责任，却忧念百姓疾苦，替百姓请命。像这样的人，难道会身为本省总督却肯隐瞒灾伤，看到百姓颠沛困苦而不加抚恤吗？况且山东州县遭遇水灾时，田文镜一一据实迅速奏报，朕于是派大臣前往查赈抚绥，也是田文镜的请求。河东二省同为该督节制的地区，哪里会有厚待山东而薄待河南的道理？何况河南州县遭水灾的情况，田文镜也都知道，奏折中所缺少的，只是请求赈济一事。大概是豫省属员等认为田文镜年过七十，又患了病，便以为可以欺瞒，没有把民间受水灾较重的情形据实呈报。又或者因为田文镜平日考察官吏过于严厉，所属有司心怀怨恨，趁他抱病之时不据实报告，使田文镜背上隐瞒灾荒的名声，以施展他们奸险的伎俩，这两种情况都还不能确定。至于田文镜没有请求赈济，或许是认为豫省连年丰收，民间应当有储蓄，偶然遇到匮乏，百姓还能够自行支持；这也只是该督无心造成的过失，不能指责为隐瞒灾荒不上报，更不能趁机满足那些诋毁陷害他的私心。田文镜自从到河南任职以来，教养百姓，整顿官场，训练兵丁，缉捕盗贼，清理国赋，充实仓储，兴修河防，严格营汛，凡是有益于国家计策和民生的事情，没有不筹划施行并取得成效的。像这样的劳绩，即使是大臣，偶然有错误，也都应当体察情由而加以原谅。何况他年近古稀，多年抱病，或者精神疲惫，一时访察不周，怎么可以因为一件事偶然疏忽，就把他从前的功绩全部掩盖呢？就如去年夏秋之间，朕的身体偶尔不适，一切政事命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代为办理，朕得以休养静摄，很快便痊愈。

译田文镜难道可能有这样贤能的辅佐吗？天下人如果因为朕几个月的安闲，就不再想到朕八年以来的劳苦，朕心里也不甘。又如降旨命大将军岳钟琪进京，而对军营事务没有考虑周密，以致贼人乘机偷盗骆驼马匹，这就是朕身体不适、稽查不周的地方；如今难道可以议论田文镜偶然疏于察觉吗？朕对天下大小臣工，无不体谅他们的情由；即使对于寒暑、癣疥之类的疾病，也无不宽假并予以调养，哪里有对年过七旬又抱病的大臣不加爱惜、使其得以保全成就的道理？可是那些宵小之徒幸灾乐祸，吹毛求疵，妄想施展邪谋，摇惑朕的听闻。他们难道不知道在心目中把朕看成什么样的君主吗？至于密奏所说，朕想提拔任用的人被田文镜压抑，朕所嘉奖的人被田文镜弹劾，这种话尤其荒谬。朕引见并命令前往任职的人员，考核他们的责任本来就要依靠督抚，所以朕天天训谕封疆大臣，切不可存有迎合顺从的见解。田文镜秉公考察官吏，不徇私情，这正是深知朕心意的表现；仅这一点，就实在是人臣 所难以做到的，而宵小之徒反而把它说成是自作威福，是非颠倒竟到了这种地步，何其荒谬！密奏又说：河南连年丰收，都是皇上盛德感召的结果，而田文镜把功劳据为己有。君臣之间，好比人的头和四肢，本来就是一体。田文镜有公忠体国之心，朕也信任他。田文镜的善政，就是朕的善政。朕有教养百姓的心意，而由田文镜宣布施行；朕的善政，田文镜也不能推辞其中的功劳。如今给田文镜加上妄自居功的罪名，可以说荒诞到了极点。总因田文镜平时对属吏过于严明，如今在请求赈济一事上有了过失，于是便有人摇唇鼓舌，议论纷纷。朕如果不加以保护维持，那么天下督抚大臣都会受制于属员毁誉的言论，彼此瞻顾，视任职为畏途，那种祸害还说得尽吗？至于豫省百姓，受到田文镜抚绥教化的恩泽，至今已有八年，吏治清明，民生富足，豪强收敛踪迹，盗贼远逃，种种受福之处难以一一列举。就连屡次蒙受朕格外施恩，也都是田文镜的力量。如今如果完全不念及这些，只因他一时没有查明灾荒、错失上报，就群起讥讪诽谤他，像这种天良尽失的人，将来难道能逃脱 上天的谴责吗？何况密奏的人从前不说，直到听说田文镜奉旨进京，才妄自冒犯上奏，实在把小人的卑鄙姿态暴露无遗。更可耻得厉害。朕的意思是，一定会有公开上章陈奏的人；再将这道谕旨明白晓谕，并严加查究治罪。如今已经等了很久，却没有见到有人公开上章，只有这个密奏的人，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既然准许臣工等人以密奏来扩大进言的渠道，就不便公开宣布并严加处分。只按道理晓谕，使这些人暗中感到惭愧，并令朝廷内外共同知晓。外间又传说，王国栋奉命赈济饥民，动用该省仓粮，而州县造册时，总督、司道等官员想要削减数目，让州县赔补，以掩饰上年受灾情形。王国栋是特派散赈的大臣，使用粮食多少自有确切见解；着王国栋核实后造册具题，不必会同该督，以平息浮泛的议论。三十日奉 上谕：近来看到蒙古旗分中能够翻译蒙古语言的人非常少，沿袭日久，蒙古语言文字必定渐渐废弃。应照考试清文翻译的成例，考试蒙古文翻译，录取生员、举人、进士，以备理藩院使用。如有学习汉书、愿意参加汉文考试的，照常准许他们在其他部门考试并补用。这样，蒙古旗分的人会更加受到鼓励，勤学蒙古语言文字，不至于废弃，而理藩院也能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着内阁会同理藩院议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日〕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一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