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三哲宗皇帝

译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日，左司谏朱光庭说：“学士院考试馆职所出的策题说：‘想要效法仁宗的忠厚，却担心百官、各司不能履行职责，有时甚至偷惰；想要效法神考的励精图治，却担心监司、守臣不了解他的用意，使人流于苛刻。又说：“汉文帝宽大厚道，却没有听说有懈怠废弛、不履行职责的弊病；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却没有听说有督察过分的过失。”臣认为，仁宗深厚的仁德，如同天一样广大，汉文帝不能超过他；神考雄才大略，深不可测，汉宣帝不能超过他。后世做人臣的，只应大力宣扬先帝的功业，不应再把他们置于议论之中。如今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而把仁祖难以形容的盛德、神考有所作为的善意作为偷惰和苛刻来议论，单独称赞汉文帝、汉宣帝的完美，简直是说仁祖、神考不值得效法，没有比这更不忠的了。希望圣慈察看臣的意见，果断作出睿断，治考试官的罪，以警戒不忠于君主的臣下。’这道策题是苏轼写的，诏令特意免罪。朱光庭又说：‘苏轼的罪不应当免。’他攻击苏轼更加严厉，并且说苏轼曾经辱骂司马光和程颐。” 苏轼听说后自行辩解说：“臣切听说谏官说臣近来所撰写的试馆职策问，其中有涉及讽刺、议论先朝的话。臣退下后仔细思考，臣所谓偷惰、苛刻，专指如今有官有司以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职责，担心造成这种弊病，与仁宗、神考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前面谈周公、太公，后面谈汉文帝、汉宣帝，都是作文时引用事例的常用方法，也没有把他们与二帝相比的意思。况且这道策问的第一、第二首是邓温伯的文字，末篇才是臣所撰写；三首都是臣亲自书写送入，蒙皇上亲笔选用了第三首。臣愚昧的心意难道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吗？如果有丝毫讽刺议论先朝的话，臣死有余罪。希望陛下稍稍转回如日光般的照察，使臣的孤忠不被众人的议论所销毁。”诏令追回原先免罪的指挥。有的人说，朝廷认为朱光庭所言不对，将要把他驱逐。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担心如果果真驱逐朱光庭，得失就会很大，于是各自上疏论说苏轼不应把祖宗置于议论之中，但还没有明显斥责苏轼，只说其中有讥讽的意思。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殿中侍御史吕陶说：“苏轼所撰策题，是假设这样的问题来观察应答，并不是说仁宗不如汉文帝、神考不如汉宣帝。” 朱光庭把它指为过失，也太过分了。如今士大夫都说程颐和朱光庭有亲近关系，而苏轼曾经戏弄、轻视程颐，所以朱光庭是在替程颐报仇，屡次攻击苏轼。如果确实如传闻所说，那么朱光庭固然已经错了，但苏轼也不能算对。况且苏轼推荐王巩，属于不能识人；戏弄程颐，属于说话不谨慎。以这两件事治罪，是应该的；如果把他的策问指为讥讽二圣，想要深深中伤他，以报亲友的私怨，也确实过分了。”吕陶又说：“明堂降赦，臣僚道贺完毕，两省官员想去吊祭司马光。当时程颐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泣就不歌唱，怎么可以去道贺？’赦令刚办完，大家却去吊丧，有宾客责难他说：‘孔子只说哭泣就不歌唱，并没有说歌唱就不能哭泣。如今赦令已经道贺完毕，再去吊丧，在礼法上没有妨碍。’苏轼于是戏弄程颐说：‘这只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定的礼法罢了。’在座众人都大笑。结下怨仇的开端，大概就从这里开始，苏轼并非没有过错。” 二年正月辛酉日，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说苏轼不应把祖宗置于议论之间，他们的用意是想救朱光庭。奏疏都没有得到答复。这一天，王岩叟、傅尧俞又各自上疏论说此事。乙丑日，诏令说：“王岩叟、傅尧俞、朱光庭因为苏轼撰写试馆职策题不当，多次上章疏。如今看详后，认为其中所谓是非、讥讽祖宗的话，其实只是议论百官、各司奉行职责有所过失。让执政召见这几人，当面宣谕，不必再行弹劾。”庚午日，翰林学士苏轼说：“臣近来因为试馆职策问之事受到台谏弹劾。臣不敢深入辩解，是因为如果深入辩解而请求离去，反倒像是不愿离去。如今圣明已经察知事实，而臣四次上章，四次没有获准；这不只是朝廷知道臣无罪可以放免，臣自己也知道无罪而应当谢恩。如今指责臣的人不止三人，交相上章，累计不下数十次，而圣断坚定，明白宣布臣无罪。恩德的诏令一出，天下都称颂，史册也会记载。臣自从听到诏命以来，一顿饭叹息三次，一夜起身九次，身心互相谋划，不知道死在哪里。然而臣所撰的策问，似乎也确实有罪。如果不实话实说，就是欺骗陛下。” “臣过去在仁宗朝参加制科考试，所进呈的策论和回答圣问，大体都是劝仁宗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督察百官，果断而有力地实行。后来侍奉神宗，蒙召入对并接受询问，退下后上书数万言，大体都是劝神宗忠恕仁厚，包容污垢、接纳坏人，委屈自己以使百姓宽裕。臣个人不自量力，常想仰慕古代贤人，使不同意见互相补益，大概就是如此。臣私下看到二帝临朝以来，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一概出于忠厚，大多实行仁宗的旧政，天下一致感戴恩德，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臣只是私下忧虑过度，常常担心百官、各司矫枉过正，有时流于偷惰，使神宗励精图治、核实名实的政事渐渐毁坏；深怕几年以后，驾驭吏员的法令渐渐宽松，治理财赋的政令渐渐疏懈，边防准备逐渐松弛，那么意外的忧患将多得无法说尽。臣私下忧虑这些，所以冒昧用这个意思撰写上述策问，实际上是讥刺当今朝廷以及宰相、台谏一类人，希望陛下看到后能够触动圣意，或许可以兼行二帝忠厚、励精图治的政事。台谏如果以这些话指责臣，朝廷如果因此治臣的罪，那么即使受到斧钺诛杀，臣也甘之如荠。如今却说这是讥讽先朝，也实在疏远而不合事实。”

译“希望借臣这些话警告在位者，天下就大为幸运了！如果认为臣狂妄而不懂忌讳，即使赐臣诛戮，臣死也不朽。”辛未日，傅尧俞、王岩叟入宫应对，论说苏轼的策题不当。傅尧俞读完奏札后，太皇太后说：“这是小事，不值得这样，暂且停止吧。”傅尧俞回答：“这虽然只是几句话，但关系到朝廷大体，不是小事，必须合理处置。”太皇太后又说：“苏轼更不是在讥讽祖宗。”傅尧俞回答：“如果是讥讽祖宗，罪当处死。臣等并不是只这样论列；既然只是思虑和言辞失去分寸、损害事体，也应当略加处置，如此等等。”王岩叟于是从袖中取出苏轼所撰的策题，在帘前指陈。还没有读完，帘中忽然厉声说：“不必再看文字了！”王岩叟又上前读奏札，帘中极不以为然。傅尧俞说：“这样看来，就是太皇太后在主持为苏轼辩护。”帘中又厉声说：“太皇太后为什么要主持为苏轼辩护？他又不是太皇太后的亲戚！”王岩叟说：“陛下不是要主持为苏轼辩护，必定是要主持公理。希望根据道理裁断事情。刚才蒙您宣谕说：‘言官有党。’” “臣等不知道有没有结党，只是根据事情的是非来论列；陛下也只应当看事情和道理究竟如何，如此等等。”于是退下到台中。傅尧俞和王岩叟待罪，便一同上奏说：“臣等本月十八日在延和殿奏事，蒙您宣谕，说臣等结党依附谏官朱光庭，弹劾翰林学士苏轼撰写试馆职策题不当。臣等错误地承受厚恩，上负任用和使命，再也不敢到台中供职，恭候谴责斥退。自十九日起，各自在家居住。”不久，却把傅尧俞、王岩叟的奏札发下交给三省。己亥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的奏札。执政中有人想降旨明说苏轼无罪，太皇太后不同意，因而说：“把苏轼和尧俞、岩叟、光庭一起逐出去！”执政争辩认为不可。丙子日，诏令说：“苏轼所撰策题既然没有讥讽祖宗的意思，又因为一向官司考试士人，也没有把祖宗的治国体制拿来评议的。大概是学士院疏于检核，将此札交给学士院，让他们知道。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自迅速照旧供职。”这是采纳了右仆射吕公著的意见。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说：“苏轼只是在临文时偶然没有周密思考，本来没有罪。” “听说言官还没有停止，大概此事有人因为小事进言，恐怕会导致彼此互相攻击，流弊逐渐扩大。希望圣慈深察，召来他们宣谕：朝廷设置谏官，本来是为了弥补朝廷的缺失以及奸邪之人对政事的危害；如今臣下有小过错，本来没有邪恶用心，谏官不必深究。如果他们引咎请求离职，就说朝廷不想因为小事罢去言官，你们应当共同成就朝廷的美名；这样他们一定不敢再有别的说法。” 十二月壬寅日，监察御史杨康国说：“臣昨天在朝堂上看见百官聚在一起，共同议论学士院撰写的召试廖正一为馆职的策题，题目询问王莽、曹操夺取天下的难易，没有不惊骇相视的。当时臣还没有担任言责，没有机会上达，只能自己震惊恐惧，不忍听闻。这一定是没有人替陛下说明事情的不可为，才使朝廷至今还迟迟没有降罪驱逐。我如今有幸遇到圣恩，被提拔置于言路，怎么敢畏惧回避、闭口不言，苟且安逸、窃取俸禄，使陛下任用使命的心意落空呢？”撰写策题的人是苏轼。甲辰日，监察御史赵挺之上奏说：“苏轼专门务求引荐接纳，轻薄浮夸，像市井中的俳优；在门下任职时，便极力推荐其中最为浮浅的人。前些日子十科荐举，他推荐王巩；举荐自代，他推荐黄庭坚。这两人轻薄而没有品行，很少有人能和他们相比。王巩虽然已经被斥退出任外官，黄庭坚的罪恶尤其大，却还列在史局。考察苏轼的学术，本来出自《战国策》中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揣摩权术的说法；近来学士院考试廖正一馆职，竟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夺汉朝的权术作为考题。这几个人，是忠臣烈士咬牙痛恨而不忍提说的人，是士大夫所忌讳而从未谈论的人。” “如今二圣在上，苏轼代替皇帝发问，专门引用王莽、董卓、袁绍、曹操的事情，还寻求他们篡国所用时间迟速的权术，这是什么意思？考察他的用心，罪不可赦。假使苏轼得志，将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三年正月丁卯日，侍御史王觌上奏说：“苏轼去年冬天在学士院考试馆职所出的策题，自称是借汉代来比喻当今。他借汉代比喻当今的内容，竟是王莽、曹操篡夺国权的难易，士大夫见到后无不惊骇。苏轼习惯于轻浮，贪恋权势利益，不通晓先王性命道德的旨意，专门仰慕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权术；他前日所出的策题损害国体、使众人惊骇，并非偶然的过失。如果让他长期留在朝廷，必定标新立异、妄自作为，把它当作求取进用的资本；巧设谋略伤害他人，以发泄喜怒之气。如果还不想深究苏轼的罪，也应当调任他主管一郡，稍微作为戒止轻浮急躁、争逐名利的警告。” 三月辛未日，苏轼说：“臣私下思量，近来我从登州召回，到充任中书舍人以前，从来没有人进言；自从议论差役法，到蒙受擢升为学士以后，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人便不断攻击臣，甚至罗织言语，巧加酝酿，称为诽谤。还没有进入试院，就先说臣任意取舍文章。虽然圣明的君主知道臣无罪，但臣私下考虑，大概是因为臣天性刚直愚拙，议论不随人附和，而所受宠禄超过本分，地位又过于亲近显要，所以造成纷争，这也是情理所当然。臣只想坚决请求主管一郡，那就是辜负圣上的知遇，违背恩旨；想默默不请求，又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开他们的锋芒，势必不得安宁。如今既然没有获准请求外任，臣也不敢远离陛下左右，只请求解除学士职务，授臣一个京师闲散清慢的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者只在经筵供职，希望免得众人侧目，可以稍稍安定。”

译四月辛巳日，苏轼在内东门小殿应对。既已奉旨入见，太皇太后忽然宣谕苏轼说：“官家在这里。”苏轼说：“刚才已经起居问安了。”太皇太后说：“有一件事要问内翰：你前年任什么官职？”苏轼说：“汝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说：“如今是什么官？”苏轼说：“臣充任翰林学士。”太皇太后说：“凭什么得到这个职位？”苏轼说：“是因为遇到陛下。”太皇太后说：“不关老身的事。”苏轼说：“一定是出自官家。”太皇太后说：“也不关官家的事。”苏轼说：“难道是大臣推荐论奏吗？”太皇太后说：“也不关大臣的事。”苏轼说：“臣虽然没有才能，也一定没有另外请求过。”太皇太后说：“早就想让学士知道这件事：神宗皇帝的心意是，他在饮食时停下筷子看文章，宫人常常说：‘这是苏轼的文字。’皇帝有时忽然称赞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任用学士就升天了。”苏轼放声痛哭，太皇太后和皇上左右的人也都哭泣。过了一会儿，命苏轼入座，赐茶，说：“内翰只管尽心侍奉官家，以报答先帝的知遇。”苏轼拜谢后出去，太皇太后撤下金莲烛送他回院。十月己丑日，翰林学士兼侍御苏轼说：“臣近来右臂麻木，两眼昏暗，担心有失仪态、荒废职务，所以坚决请求主管一郡。蒙圣慈降诏不允，又派使者慰问，赐假养病。恩礼如此深重，臣即使死万次也无法报答。然而臣最终不敢起身任职，也确实有原因。臣与已故司马光虽然贤愚不同，但交情最深厚。司马光受到重用后，臣也迅速升迁，按照人情，怎么肯有不同意见？只是对于司马光所建立的差役一事，臣实在认为不妥，不免极力争论。台谏诸人迎合司马光的心意，以求进用。等司马光去世后，他们又妄自猜想陛下把司马光的主张当作正确，便结党横身，排斥不同意见；有人说不便，就约定共同攻击。后来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和门下侍郎韩维争论刑名，韩维想遵守神宗旧例，不敢因法律有疑义而杀人；谏官吕陶又论说韩维专权办事。臣本是蜀人，与这两人确实是旧交，因此韩氏党羽一概憎恨臣，指称臣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而著作郎黄庭坚正任本州德安镇监镇。赵挺之迎合提举官杨景棻的意思，想在德安镇实行市易法，黄庭坚认为该镇百姓贫困，不能承受苛征。” “公文往来，士人都传为笑谈。后来赵挺之因大臣推荐被召试馆职，臣确实当众说：‘赵挺之是聚敛财物的小人，怎么配得上这种选任？’又，赵挺之的岳父郭概任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待百姓，朝廷诏令郭概查核处理，郭概却附和并隐瞒包庇。臣弟苏辙任谏官，弹劾这件事。韩玠、郭概都受到贬黜责罚。因此赵挺之憎恨臣，仍然竭力攻击。臣两年之中四次遭到言语攻击，起草制诰、麻制，都被说成诽谤；尚未公布省试榜，就先说臣使士人失意；甚至臣所推荐的士人，也一律加以诬蔑，臣所说的利害得失，不许加以酌量。近日王觌说胡宗愈指臣为党人；孙觉说丁隲是臣的亲家。臣与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他们却在意料之外巧设构陷，曲意罗织，以累积臣的罪名，想让臣在十个人的手下屈服推究，使陛下听信‘投杼三至’的谗言。外廷之人全都知道这种用意。臣如果不早日离去，必然会导致倾覆危险。希望圣慈念及臣做人臣的不易，怜悯臣处在这种极其艰难的境地，始终保全臣，把臣置于无人争执的地方，特赐指挥，检核臣前面的奏章，早日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日，翰林学士苏轼任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这是依从苏轼的请求。过了一个多月，苏轼说：“臣近来因为臂病，坚决请求主管一郡。已经蒙圣恩差遣臣任杭州知州，臣起初不知道其他原因，只以为朝廷怜悯臣年老有病，允许臣依从个人便利。等出朝参见，才听说班列中纷纷指责：近来台官论奏臣的罪状很多，而陛下曲意庇护小臣，不肯把奏章发下，所以允许臣出任外官。臣一生愚拙，罪过本来很多；至于不义之事，臣自信绝对没有。只是臣任中书舍人时，起草吕惠卿等人的告词，极力列举他们的凶恶；而臣弟苏辙任谏官，深切论奏蔡确等人的奸邪反复。蔡确与吕惠卿的党羽遍布中外，共同仇视臣。如今又因为臣说郓州教授周穜是小臣却成为大奸，党人便共同竭力，编造言语，无所不用其极。假使臣确实有这些罪过，朝廷何必吝惜流放驱逐，以显示至公？如果臣没有这些罪过，臣又怎么能够凭清白之身承受这种含糊不明的诽谤？希望圣慈把台谏官的章疏全部交给有关官司，令其彻底查根究治，依法施行。这样天下就能明白知道臣有罪还是无罪，自有正法，并不是陛下曲法庇护臣；即使臣死了，也没有遗憾！” 四月癸卯日，给事中赵君锡上奏：“苏轼请求外任，于是授予杭州知州，虽然圣恩优厚，对苏轼的待遇没有改变，但中外的期望却失意而涣散了。为什么呢？苏轼的文章追及、取法六经，继承班固、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本朝以来，只有杨亿、欧阳修等几个人可以相比。如今苏轼飘然离开京城，那么奸邪小人必定说朝廷渐渐厌弃直臣，奸臣将乘机逐渐重新进用，这实际上关系到消长盛衰的关键。希望圣上收回授予苏轼的新任命，仍把他留在禁林，继续侍奉经筵，以成就太平的根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日，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苏轼任吏部尚书。二月癸巳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任翰林学士承旨，苏辙授任尚书右丞。苏辙说：“臣年幼时便和兄长苏轼一同受业，先父福薄而早亡，臣所受的教育和学业，都是兄长成就的。如今臣蒙恩得以参与国政，而兄长苏轼也被召回，原本授任吏部尚书，又因为臣的缘故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臣个人内心尤其不安。况且兄长苏轼的文学、政事都在臣之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荐亲人而不避嫌疑，只请求停止对臣的新任命，使臣与兄长一同担任从官，竭力图报，也未必没有补益。”皇上没有听从。

译五月丁丑日，龙图阁直学士、前杭州知州苏轼说：“臣起初因为衙前差役的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论，也因此与司马光意见不同。司马光没有因此恼怒臣，但台谏诸人预先揣测司马光的心意，于是与臣结仇。臣又指责程颐的奸邪，从未用好听的话对待他，所以程颐的党人无不对臣侧目。朝廷罢黜几个大奸臣之后，他们的余党仍在重要而接近权力的位置，暗中替他们安排，只是还没有发作罢了。小臣周穜竟敢上疏请求任用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料想周穜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竟敢提出这个建议，一定有暗中主持此事的人；因此臣上书迎头挫败他的奸邪锋芒，请求重重处置，以破坏小人的谋划，因此党人更加愤恨嫉妒臣。后来臣又在经筵极力论说黄河不可回夺的利害，并且上疏争辩，于是大大违背执政的意旨。积累这些事情，臣恐怕会另外招致祸患。希望圣慈察知臣的至诚，特赐指挥，让执政检核臣历次奏章，只作为亲属嫌疑而回避，早日授臣一郡。如果朝廷不认为臣无才，还想驱使臣，或者授臣一个艰险重要的边郡，臣不敢推辞回避；报国之心，至死方休！”庚辰日，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任侍读。六月丙午日，诏令苏轼撰写《上清储祥宫碑》。八月己丑日，侍御史贾易说：“谨按：尚书右丞苏辙如此如此。他的兄长既然标新立异、违背先帝，尚且蒙受恩赦，保全首领，只是姑且将他流放斥退，以满足众人的心愿。苏轼不自我反省，反而更加放纵傲慢。先帝升天后，苏轼便作诗自我庆贺，说：‘从山寺回来听到好消息，野花啼鸟也欣然。这个身子已经觉得全无事情，今年又遇到大丰收之年。’他把诗写在扬州上方僧寺，此后流传四方。苏轼内心不安，又增加另外两首诗，把诗刻在诗板上，并且颠倒原先诗句的先后，题作‘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作’，还对人说：‘我托人置办田地，来信说已经办成，所以作了这首诗。’况且田地是极小的事情，怎么至于说‘野花啼鸟也欣然’呢？先帝的山陵尚未完工，臣下正在泣血号哭、哀慕悲痛之时，苏轼因为买田而这样欣喜跳跃，其中的道理在哪里？说这一生已经没有事情，因为年成大丰收，又有什么说法？这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不能忍受的事。后来在策题中，又表现出讥毁，言官本来常常论奏此事。他又作《吕大防左仆射制》，更加悖逆傲慢，文辞说：‘百姓也劳苦，希望达到安康安定的时期。’” “有见识的人听到后，都替苏轼股战恐惧。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使百官修治职守，各项事务兴起。其中不幸有兴利之臣希求功劳赏赐，不能没有聚敛剥削，这只是治世中的过失，哪里至于可以同周厉王时代相比？《民劳》《板》《荡》这些诗，是讽刺天下混乱的。先朝施行免役法，本来是良法；等到陛下重新施行差役法，苏轼却认为免役法便利百姓，甚至敢歪曲声称先帝的意思，想把免役法多余的钱全部买下天下靠近城郭的良田，用来供给役人。假使朝廷轻信而实行，必然招致混乱；幸亏言事者排斥他的荒谬说法，圣明察见他的险恶邪僻，所以斥退其说而不采用。他在杭州时，专门用暴横来树立威势，因此决配税户颜章兄弟，他们都是无罪之人，如今才渐渐获得宽免。后来又专门姑息迁就，以求取小人的赞誉，同时设置欺骗隐瞒，以窃取忠贞尽职的名声。例如连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苏轼却夸大其说，声称比熙宁七八年的灾患还严重；近年饥荒、疫病，人死亡的有十分之五六，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他又曾建议说，兴修水利的人都是虚妄而没有实际作用；而他自己却上奏请求疏浚治理西湖，请求赐给度牒卖钱雇役，间或也不得不向居民科借什物、畚锸之类，又虐待役使捍江厢卒筑成长堤，在湖中用来游观，对公私都没有利处。” “监司畏惧顾忌，没有人敢触犯他的锋芒，更何况敢于查究他的违法行为吗？如今他既被召回，就大力引用贪图利益的小人一起制造言论。圣上眷顾恩宠深厚，他一定会请求外补，除非宰相，不可能把他留住。推究苏轼、苏辙的内心，他们一定想让兄弟专掌国事，接纳蜀人分据重要道路，重新聚集一群小人，使他们伤害忠良，这不也是心怀险诈、逐渐覆灭国家的开始吗？希望圣慈鉴察任用人的得失及其关系的轻重，赫然以睿断决定，特意斥退免职，天下幸甚！”辛卯日，宰臣、执政在延和殿帘前详细说明贾易奏疏前后相同和不同的言辞，退下后又详细上奏，说贾易不只是动摇朝廷政事，还暗中迎合众人怨恨的愤怒。于是诏令贾易出任外官，后来又降旨以本官任寿州知州。壬辰日，下诏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此前，御史中丞赵君锡说：“先帝升遐时，苏轼作诗，御史台章疏请求依法惩处。”侍御史贾易接着提出此事，贾易和苏轼都得到外任。赵君锡又说：“臣前些日子弹劾苏轼，说他在先帝升遐之初作诗表示欣喜庆幸，请求依法惩处。后来贾易弹劾苏轼的罪行，不能让苏轼仅仅出任外官。此事关系重大，却都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前些日子蔡确之事，因为臣下坐视不言和替人解脱罪责，从宰臣以下被罢黜的共有八人。这说明朝廷严厉责罚臣下背弃公义、死党相护，使天下明确知道，对君主无礼的人不能不立即攻击并罢黜。如今贾易因愤恨苏轼负恩怀怨而首先弹劾他，话刚说出口，反而受到贬逐，难道不是与前日的处理大相违背吗？蔡确对太皇太后无礼，与苏轼对先帝无礼，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蔡确却被流放到遥远荒僻之地，苏轼却完全不予追究。太皇太后不办这件事，将用什么来教导天下做母亲的人？皇帝不办这件事，将用什么来教导天下做儿子的人？有臣子心怀悖逆之心，并且在言辞中这样表现出来，而朝廷不能立即治他的罪，将用什么来教导天下做臣子的人？伏望二圣以近来的事情相互质问，早日作出圣断，以消除天下人的非议。”

译过了几天，苏轼入朝进见，说：“臣弟苏辙曾对臣说，赵君锡、贾易说臣在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在扬州僧寺题诗，含有为先帝升遐感到欣喜庆幸的意思。臣如今回想这首诗，自有缘由，应当详细陈述。臣在这一年三月六日，于南京听到先帝遗诏，举哀、挂服等事办完后，逐渐前往常州。自从经历这场重大变故，臣子的内心，谁能不忧惧？五月初，因为前往扬州竹西寺，看到十几个百姓老人一起在路旁谈笑。其中一人双手加额，说：‘听说是个很好的少年官家。’这话虽然鄙俗而不典雅，但臣确实很高兴听到百姓出于至诚歌颂我们君主的儿子。当时臣刚回到常州务农，大概准备在那里终老。而淮、浙一带到处丰收，于是作诗说：‘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年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正因为高兴听到这句话，所以特意把它记在诗中，写在当道僧舍的墙壁上。如果稍有不善的意思，难道敢再写在墙上给人看吗？而且那时距离先帝升遐已经两个月，绝不是所谓‘山寺归来始闻’这种说法。事情的道理十分明白，没有人不知道。可是赵君锡等人却一味挟带私情，公然诬陷蒙骗。伏乞交给外廷办理，略微整肃国法；这样做所希望的，是今后臣子不再被仇人无故加上恶逆之罪。”朝廷同意了。苏轼到八月初八日才呈上这篇奏章，这一天朝廷就因题诗之事命苏轼详细剖析。赵君锡也在这一天被罢免御史中丞，现将此事一并附在初四日之下。甲午日，侍御史贾易出任知寿州，因为触犯祖父的名讳，改任知庐州。乙末日，御史中丞赵君锡任天章阁待制、吏部侍郎。此前，右正言姚勔弹劾赵君锡，说他本来没有气节，偶然进入从班，亲近年轻人，追逐游玩于戚里。昨天授任中丞，朝廷内外都惊骇听闻。等到任职以来，他只知随声附和、看风使舵，没有任何建树。称赞秦观才华出众，极力推荐他；等到属官有人提出意见，便施行陈奏、要求首告，取舍反复不定，成为许多士人的笑柄。谏议大夫郑雍弹劾赵君锡，说他倾邪柔佞，毫无气节；刚开始供职，就说百官拜见执政官有禁令，大概是以往宰相想求方便，所以设置了这个禁令。赵君锡观望形势而说这些话，朝廷把他看作驱逐客人的中丞，他在御史台中只持两可态度。昨天朝廷正要依臣的意见查办王巩不检点之事，赵君锡平素与王巩饮酒交往，唯独不谈王巩，还亲自到船上为他送别。希望由陛下亲自裁断，流放贬逐赵君锡，以警戒在位官员。姚勔又弹劾贾易，认为赵君锡软弱而贾易强横。赵君锡推荐秦观，秦观已经被任为正字；贾易弹劾秦观品行不端，不可以玷污馆阁。赵君锡于是自行弹劾自己，大概是受到贾易胁迫。贾易最初弹劾苏轼题诗怨恨诽谤，赵君锡也接着弹劾苏轼。太皇太后不高兴，告诉三省说：“赵君锡完全没有操守。”于是下诏赵君锡恢复为吏部侍郎。等到三省进呈任命时，太皇太后说：“赵君锡不是有罪，只是没有操守罢了。”吕大防说：“确实如圣谕所说。大体上是贾易强而赵君锡弱，受到贾易胁迫。”另一天，枢密院奏事完毕，韩忠彦问赵君锡：“不知道贾易被罢免的缘由，难道不是因为他谈到苏轼吗？”太皇太后说：“是的。他竟然拿题诗之事诬陷苏轼。先帝三月升遐，苏轼五月题诗，却妄称苏轼另有意图。像这样，叫人怎么能承受？眼前的事情不说，却翻找许多过去的事情来说，明显是在搜罗材料。起初，贾易接连进言，赵君锡受贾易指使，也弹劾苏轼；幸而没有出事，他却偏偏这样制造事端。”韩忠彦说：“赵君锡素来没有主见，臣过去就认识他，大体上是不能违背人情罢了。”王岩叟进言说：“赵君锡虽然没有主见，却也不是帮助作恶的人。”又说：“听说贾易昨天的任命是出自圣意？”太皇太后说：“起初并不是因为有人推荐。”王岩叟说：“这个人有声望和气节。”韩忠彦说：“陛下一定也是听闻这一点才提拔他，因而误用了陛下所任用的人。” 王岩叟又说：“贾易被任为侍御史那天，朝廷内外一致称赞任用得当。等他来到京城，听说京师各部门的官员都望见他便害怕。台谏官中虽然得到这样有声望的人，如今却把他罢免了，士人舆论非常惋惜。任免人太快，也是君主应当慎重的事。希望陛下留意，另行任命中丞、杂职，也仍然应当慎重。”太皇太后说：“确实极应慎重，必须寻求老成之人。”韩忠彦说：“应当选择忠厚的人。”王岩叟说：“寻求合乎中道的人任用，这才好。”己亥日，下诏朝散郎贾易改任知宣州，御史中丞赵君锡任天章阁待制、知郑州。七年三月。起初，程颐在经筵任职，归附他门下的人很多；苏轼在翰林任职，也有许多人依附他，于是出现了洛党、川党之说。这两党虽然主张不同，却互相排斥诋毁（详见《程颐》）。

译台谏官说程颐是川党、洛党，并且说贾易依附他。元丰八年十一月丁巳日，乡贡进士程颐任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因为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以及西京留守韩绛推荐他的学问和品行，所以有了这项任命。元祐元年闰二月甲辰日，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任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此前，王岩叟上奏说：“臣见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问极其深究君子之道的精微，品行完全具备君子的纯粹。他早年与兄长程颢一起，都以德行声名闻于当时。陛下正要任用程颢时，程颢却去世了，贤士大夫无不为此叹息，认为这是朝廷的遗憾。如今幸而陛下起用程颐，臣希望陛下进一步增加礼遇他的方式，选择安置他的办法，使这位高尚贤人能够为陛下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所希望的就不只是程颐一人，天下那些才华隐藏、德行不彰的士人，也都会相互招引，出来为朝廷效力了。” 二月丁卯日，程颐说：“臣承蒙恩典授任宣德郎、校书郎。自从前些日子承蒙恩典授任西京国子监教授以来，臣刚刚第二次辞免。按照朝廷诏旨，命臣乘坐驿马赴阙。臣只是接受诏命，却还没有能够进见，突然又有了这项任命。伏望圣慈允许臣入朝进见；所下的告命，臣不敢接受。”下诏允许程颐入朝进见，仍命他上殿。己卯日，门下侍郎司马光说：“程颐本来是平民，守道而不出仕。前些日子朝廷授任他为幕职官、西京教授，程颐坚决辞谢。等到朝廷诏令他赴阙，又授任宣德郎、校书郎，程颐再次辞谢。低级官员中在经筵任职的，只有崇政殿说书。如果让他以新授官职充任崇政殿说书，就足以算是越级提拔。”辛巳日，宣德郎、秘书郎程颐任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上殿后（十四日辞谢恩命，请求进见），朝廷随即任命他为经筵官。程颐当面辞谢，朝廷不许。他退下后又详细上奏说：“大体上，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人的气质自然会发生变化，德行器识也会成就。”又说：“臣认为天下最重要的职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宰相，君主德行的成就则要由经筵负责。由此说来，怎么能不把经筵看得重要呢？”御史中丞刘挚说：“程颐不断辞让，而陛下给予的恩命又有所增加，臣担心程颐在接受或辞谢之间会有难以自安之处。听说程颐正在辞谢恩旨，请求降下指挥，依照程颐所请求的办理，成全他的节操，只授予最初官职的任命；这样既能让他有俸禄奉养父母，又使他接受任命合乎义理，免得留下似是而非的毁谤。” 程颐最终还是留在经筵任职，刘挚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四月辛亥日，户部说：“按照旧例，侍读、侍讲、说书领取供给相同；其中说书程颐，我们不敢依照侍读、侍讲的旧例支给。”下诏程颐的职钱特意增加到三十贯。八月癸卯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程颐两次辞谢此任（两次辞谢见《程颐集》，是否接受任命还应考证；程颐本传没有这件事）。下诏不带职官充任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的人，其俸禄按照职事官的例子发给现钱。程颐在讲筵时，常常借钱使用。有人怀疑他还没有得到俸禄，询问他，才知道他只是自行供职，后来从未领取俸禄。于是责问户部，户部索要前任任职的历子。程颐说：“程颐出身草野，没有前任历子。”他的意思是，朝廷对待士人，正应当像廪人接续供给粮食、庖人接续供给肉食一样。于是命户部自行制作历子。户部起初想折合支给，执政官说馆阁官都领取现钱，哪里有经筵官反而折合支给的道理？后来又查阅旧例，发现已经很久没有崇政殿说书，所以户部只想折支；现在才开始发给现钱。十二月，苏轼曾经辱骂程颐（见《台谏言苏轼》）。二年七月乙丑日，左司谏吕陶上疏论述朋党，大意说：“如今韩维把程颐当作死党，仍然拿张舜民的事情来攻击臣。”又说：“程颐平素不曾与文仲交往，却忽然拜见文仲，大力称赞贾易所说的事情。”（详见《韩维争机务》） 八月辛巳日，朝奉郎、右司谏贾易任知怀州。自从苏轼因题策之事被台谏官弹劾，而进言者又大多与程颐友善，程颐、苏轼既已交恶，两人的党羽便轮番互相攻击。贾易进言请求把两人一并驱逐，又说吕陶结党帮助苏轼兄弟，而文彦博实际上是主使者。言语牵连到文彦博和范纯仁。太皇太后大怒，想重重责罚贾易。吕公著说：“贾易所说的颇为切直，只是诋毁大臣太过分了；不过，他不能再担任谏官。”太皇太后说：“如果不责罚贾易，这件事也难以处理，你们自行与皇帝商议吧。”吕公著说：“如果不先驱逐臣下，责罚贾易的命令也不能施行。”争论了很久，最后只罢免贾易的谏职。退朝以后，吕公著对同列说：“谏官所论列的得失还不值得多说，只是君主正年轻，将来会有进献谄媚之说来迷惑圣心。到了那个时候，正要依靠身边的人竭力争辩，不能事先使君主轻视、厌恶进言的人。”于是吕大防、刘挚、王存私下相互看着叹息说：“吕公真是仁者之勇，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被罢免经筵职务，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说：“程颐人品卑污，天性险诈机巧。他贪污索取，本来没有乡里的声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门下。不仅众口一词地称赞他，甚至接连上章论奏。一见面就授予朝籍，再见面就授予经筵职务。臣近来任起居舍人，多次侍奉讲席，观察程颐的陈说，完全没有什么阐发。皇上还没有嗜好，他却曾启发皇上不要接近酒色；皇上还没有信从什么，他却曾开导皇上不要任用小人。哪里只是劝导皇上不要做尚未做的事，实际上也是把尚不存在的事情说成已经存在，以此矫饰欺骗。比如陛下咳嗽而停止讲筵，后来到迩英殿时，学士以下侍讲、侍读的有六七人，程颐官职最低，却越过次序独自等候询问圣体，横行僭越太过分了，也更加不合职分。臣住在京师将近两年，程颐从未到过臣家。臣最近被任为台谏官，他才来拜访臣，先谈贾易的贤能，又祝贺臣与贾易同官，接着谈到吕陶的事情，说：‘吕陶曾经补任司谏，任命已经搁置很久了，如今听说又要下达，这是为什么？这样一来，贾明叔一定不能安心任职了。’明叔，是指贾易的字。臣回答说：‘为什么这样说？’程颐说：‘明叔近来有文字攻击吕陶的罪过，已经好几天了。如今如果吕陶任司谏，明叔是畏惧义理、知道羞耻的人，既然言论不能实行，他一定会辞职离去。

译您难道能坐看明叔离去吗？’臣说：‘那将怎么办？’程颐说：‘这件事在您，您的责任重大。’推究程颐这番话，必定是与吕陶有嫌隙，又想暗示臣攻击吕陶、帮助贾易。伏望论奏并依法处理程颐的罪行。如果还不诛杀，也应当暂且放回田里，以显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也说：“先帝聚集士人是为了学习，以经书教育人。三舍科条本来已经很精密，而且一切仍照旧制；因此深深斥责程颐的短处，认为不应让他留在朝廷。此前，程颐赴讲时，正遇上皇帝患疮疹，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入坐。退朝后他到宰相那里，问道：‘不上御殿，知道吗？’宰相说：‘二圣临朝时，皇帝不上御殿，太皇太后不应独自临朝。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却不知道，这实在令人寒心。’第二天，吕公著等把程颐的话奏报上去，于是前往问候皇帝的疾病。皇帝不高兴，所以贬黜了程颐。这段记载依据旧录略加删润，只删去了“程颐流于世俗，很受群奸知晓。像这样，进言者认为应当离间扰乱而贬黜他，并不是他的罪过”等语。新录、《辨诬》说，程颐知道皇帝生病而告诉宰相，这并没有过错；可是进言者却把传布议论作为罪过，又拿市井之间的话来加在他身上，太过分了，所以现在删去。按：史官只应当记录事实，用来弹劾程颐；程颐也正因为这件事被贬黜，怎么可以隐去而不记录？如果要辨明其中的是非，可以留给后人处理。程颐于是连续三次上章，请求交还官职回到田里，没有得到答复。又请求退休，也没有得到答复。九月庚申日，侍御史王觌上奏说：“苏轼、程颐过去因为一点小小的忿恨，结下了深仇大怨。于是程颐、苏轼平素亲近友善的人，也互相诋毁攻击，以求取得优势，仿佛两人决不两立；甚至一年之内台谏官的章疏纷纷而来，大多是因为程颐、苏轼的缘故。前些日子程颐被罢免，进言者又涉及苏轼，所以苏轼请求出任外官。诏令已经下达却不准许，不久又提升职务、任经筵官，恰好又遇到执政大臣有空缺，士大夫怎么能不忧虑？即使臣也替朝廷忧虑。苏轼自从入朝任职以来，过失不少；然而他的文采，后辈很少能赶得上。陛下如果想保全苏轼，那么暂且不要重用他，也许可以使苏轼不至于遭遇更大的悔恨和祸患。” 十月甲申日，知怀州贾易被责罚，改任知广德军。贾易被罢职后，翰林学士苏轼、中书舍人苏辙都请求出任外官，诏令不准许。于是苏辙说：“贾易的谢表都说自己因为忠直获罪，并指责群臣谗邪无极、朋党势焰滔天，上下不相通，忠良之士丧气沮丧；甚至引用《周易》‘履霜坚冰’的话，说如果不及早辨明，言论就会成为警戒，是想让朝廷推究本心、确定罪名，立即施行诛杀。其中又说苏辙把机密告诉别人，意在结党，陷害正直大臣，并非台谏官。贾易所说的这些话，臣不敢逐条分析论奏；唯独涉及臣的一节，按道理应当辨明。贾易虽然最近担任谏官，如今出任州郡长官，就不应再以风闻之事议论政事。现在他说臣把机密告诉别人，伏乞朝廷审问所谓机密之事。如果所说属实，臣甘愿等待朝廷典刑。”于是御史接连上章弹劾贾易，说他才能低下、品行鄙猥，却蒙受朝廷破格提拔，任为谏官；贾易只是谄媚侍奉程颐，默默接受程颐的教诲和戒告，程颐颐指气使，把他当作驱使的家奴。程颐对人物很少有爱憎，贾易却为他上章毁誉他人。依附下属、欺骗君上，背弃公义、死党相护。伏望早日下达指挥，贬黜贾易，以惩戒朋党风气。” 下诏说，贾易已经罢免谏职，却不应在谢上表中指名议论政事，所以有了这项责罚。旧录说：御史接连上章，议论贾易谢表中的文字过失。按：这时胡宗愈任中丞，王觌任侍御史，丰稷任殿中侍御史，赵挺之正蒙赵屼任监察御史。不知道进言者是谁？按六月二十八日的注文：那么可能是御史，也可能是御史台官员。所谓“交章”，还应考证。五年正月庚寅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说：“大中大夫致仕程珦去世，留下一个儿子程颐。程颐素来积有学问和品行，曾任迩英殿讲官。如今他的父亲去世，丧事困窘。伏望特别赐予怜悯，优厚地给予丧葬资助。”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等相继提出请求。下诏赐绢二百匹，所属部门在下葬之日酌量给予资助。六年五月丁丑日，苏轼说：“臣一向厌恶程颐的奸邪，从未用好听的话宽待他。”（见《苏轼诗谤》） 七年三月丁亥日，三省进呈程颐服丧期满后准备授任馆职、判登闻鼓院的任命，太皇太后不准许，改为任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起初，程颐在经筵任职，归附他门下的人很多；苏轼在翰林任职，也有许多人依附他，于是出现洛党、川党之说。两党道不同而互相排斥诋毁，程颐最终被罢免。等到进呈任命名单时，苏辙突然说：“程颐入朝，恐怕不会安静。”太皇太后采纳了他的话，所以程颐不再得到召用。乙巳日，殿中侍御史吴立礼说：“臣私下见到，丁忧服丧期满的人、前通直郎程颐，被授任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提升职级没有名义，士人舆论很是惊骇。按：程颐在元祐初年，由于大臣论奏推荐，才开始授任幕职官、充西京教授。他认为官职卑小，起初坚决辞谢。等到朝廷再次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召用他，他却欣然接受任命。这大概是他的志向在于急于求进，所以辞去卑下职位而居于尊贵职位，急切希望显达。”又说：“他充任经筵官，竟敢把自己当作老师，想要求坐着讲说。当时台谏官孔文仲上章斥责他的狂妄，他本来就不能逃过陛下知人的明察，陛下也已经立即明显贬黜他。此前贬居西京，是想让他退下来思考、自我反省；如今既已服丧期满除服，恢复他原来的职任也就够了，突然没有名义地宠幸提拔他，优厚地提升他任儒馆职务，将用什么来惩戒狂妄之人、激励众多士人呢？”

译四月丙寅日，吴立礼又说：“按：程颐平素行为不正，狂妄而急于求进。说到他的家庭行为，就是娶外甥女为妻；说到他沽名钓誉，就是探求隐秘、故意做怪异的事。把游说当作事业，把强行闯入宫门当作功劳。邪说诡辩，足以扰乱政事。况且程颐前些日子因获罪被贬，恰好还没有任满一届任期，就遇到父亲去世；朝廷于是因他服丧除服而免除丧制，越级提升他为儒馆职务，可以说是特殊的恩典。他既然上章请求辞免，却不认为宠遇超过本分而恳切辞谢优厚任命，反而贪求不已，自己想回到田里。臣下进退，本来有大义；如果没有意愿追求官禄，自当请求结束为王事效劳，按照礼制离去，从未听说去留如此轻易，贸然要挟君主。如果不明确依典刑正罪，将用什么来惩戒在位者？”己卯日，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说：“臣伏见元祐初年，陛下诏令程颐在便殿应对，从平民直接授任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天下士人都认为这是用人得当。即使宋真宗对待种放，也没有超过这种待遇。陛下任用程颐，实在是稀有而美好的事情。才过了一年多，就因人们的言论而罢免他。程颐的经术和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司马光、吕公著与程颐相识二十多年，然后才推荐他。这两位大臣并不是想期满欺骗、误导圣听的人。程颐在经筵时，恳切希望皇帝陛下增进学问，所说的话涉及很多方面。程颐是草野之人，一旦入朝，与人交往时不加防范，没有熟悉朝廷的规矩，虽有迂阔疏略之处。又有人说程颐想凭借旧交来倾害大臣；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一向推重佩服程颐的经学和品行，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便指称他们是程颐的党羽。程颐不过是一个平民，有什么权势能够煽动别人，竟能倾害大臣、役使台谏官吗？像程颐这样的贤人，才足以辅导皇帝学习。至于臣等，只是侥幸充任讲职，实在不敢与程颐相比。臣很久想替程颐说一句话，把这件事藏在心中多年，犹豫不决，终于没有实行，使程颐在公正的朝廷中承受诬陷毁谤。臣每当想到此事，没有不悔恨的。如今臣已经请求解除职务，如果朝廷再次召用程颐来劝导讲学，一定会有助于圣明；即使臣终老在外，也没有遗憾了！” 五月甲申日，监察御史董敦逸说：“臣深切地看到，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在辞免职名的谢表中说：‘不被任用就算了，既然获罪，在圣明时代却不能取得君上的信任。’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的话，怨恨、急躁、轻狂，数说不尽。臣考察程颐，他从草野起身，在经筵劝讲，狂妄浅薄、迂阔疏略，妄自尊大。当时他有所建议，人人都把它当作笑谈；他又奔走于公卿门下，动摇言路。陛下圣明，察知他的疏漏荒谬，只命令他罢职，也是朝廷的宽大恩典。程颐近来因服丧期满，朝廷加授给他职名，舆论沸腾，都说是虚授。如今程颐仍不自量力，肆意说狂妄的话，甚至引用孟子、伊尹来比拟自己，又自称懂得儒者进退的道义，惑乱众人、轻慢君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朝廷追还并停止新命，以符合公论。”丙戌日，下诏允许程颐辞免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宫。程颐最初在表中说：“臣前些日子受到责罚，出任外官，早晚不得安宁，只能自我反省。起初蒙受招致礼遇，很快却成了被斥逐的人，还有什么脸面立于朝廷？本应自行弹劾而离去。至于五次请求之后才得到允许，难道还可以竭力申辩来求得伸张吗？于是暂且从容等待，以等候替代者罢免职务。还没有任满，突然遭遇家中丧事。想到不能辱没生养自己的父母，只能坚持一向的节操。丧制还没有结束，已经下达了授官文书。上面体恤眷顾的恩意，内心反而生出惭愧和恐惧。臣私下想到，臣的志向在于守道，见识却不懂得随时变通，世俗所忌恨的事情，常常招来诽谤毁谤。前些日子承蒙提拔任职，已经因为人们的言论而被贬黜，给朝廷带来羞耻。如今又授予职任，恰好更加给朝廷带来羞耻，对圣明时代没有任何益处，只会被后世取笑。伏望圣慈怜悯察知臣的愚诚，追回并停止恩命。臣前些日子因丁忧已经告退，如今送来的告命，臣不敢恭敬接受，已经寄存在河内府。伏乞朝廷查考臣此前五次奏陈，特别下达指挥，允许臣回到田里。”诏令不准许。程颐又说：“臣私下想到，臣努力学习多年，以自身担当圣道，只知道耕作以求实现志向，不希求利禄显达来迎合时俗。陛下从草野之中诏起臣，亲自授给臣讲说的职务，臣深深感念恩德，以讲学来对待君主；如果能够使君主达到尧、舜、禹、汤的境界，那么天下就可以享有唐、虞、夏、商那样的治理。儒者遇到这样的时机，谁能超过此事？于是突然产生了许国的心愿，任职一年多以来，凡是早晚都竭尽精力思虑，并不是只为了辩说、解释经文义理，只希望积累自己的诚意，感通圣心，希望君主和臣下共同激发志向、彼此信实，才可以进献滋润圣心的言论。实在希望失传的学问能够在今天重新彰明，成就圣人的功效，远远承继先王。自二年春以来，臣每次进讲，陛下曾经点头回应。臣知道陛下天资圣明、乐于学习，确实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却没有想到道义宏大就难以被容纳，节操孤高的人容易遭受挫折。入朝遭人嫉妒，是世俗的常态；名声越高，毁谤越厉害，这是史册明白记载的道理。像臣这样极其愚钝的人，哪里能免于众人的议论？不能取得君上的信任，却想做继承古道的事业、成就稀世功业，人人都知道这是困难的。臣多么狂妄简陋，竟敢有这种希求？难怪会在圣明时代获罪，受到公论嗟叹。既然志向在于求行道义，按义理就应当尽到为臣的责任。多次恳求而没有获准，不久又遭遇丧事而离职。含着忧患熬过丧制，退休应当实现最初的心愿。难道是舍弃君王吗？这是忠心眷恋的诚意，虽然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去留的道义本来就应如此。自己想到衰老的身体，能够到安闲的地方去。如今传授学问、留给后人，在残年还有希望；推行道义、辅佐君主，就甘愿在圣明时代息心退处。哪里想到朝廷怜悯宽贷，仍然使臣得到甄别提升？恩典虽然极为隆厚，义理上却难以处置。前日朝廷不了解臣的不肖，让臣劝导皇帝学习；君主不用臣，也就罢了。如果又不知羞耻地苟且求取俸禄官位，就是孟子所说的‘这就是垄断’。儒者的进退，应当这样吗？臣并不是姑且自重，实在害怕因此连累圣明，使天下和后世说朝廷特意起用的士人，原来是贪图利益、苟且求得的人，这实在太可羞耻了，何况对朝廷呢？臣没有可以接受任命的道理，冒着万死之罪，把恩命退还。伏乞查考臣前后多次奏章，特别赐下指挥。”既然已有管勾崇福宫的任命，程颐便接受了敕牒，只是称病不去拜谢，假满一百日后，急忙寻找医生，最终始终没有就职。

译校勘记 [1]“壬寅”：原本作“庚子”，据《长篇》卷三九三改。[2]“所损”：原本“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三改。[3]“辛酉”：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三九四改。[4]“乙丑”：原本作“甲子”，据《长篇》卷三九四改。[5]“既读”：原本“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四补。[6]“吕陶”：原本二字中间多出一个“维”字，据《长编》卷四一五删。[7]“兄轼”：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五五补。[8]“颐轼”：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补。○四补。[9]“甲申”：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四○六补。○六补。[10]“则不当”：原本“则”字作墨丁，《长编》卷四○六没有此字，今据文意补入。○六没有此字，今据文意补入。[11]“四月”：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四七二补。[12]“常态”：原本“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13]“闿今”：原本“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四 哲宗皇帝 张舜民被罢免谏职 元祐二年四月甲辰日，下诏张舜民特别罢免监察御史，依旧任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仍命他到馆阁供职。此前，张舜民说：“夏人的政局混乱，权力归于梁氏已经很久了。自从秉常死后，挟持乾顺专横的情况更加严重。去年虽然多次派遣使者入朝，但权臣争夺权力，传闻多种多样，乾顺的生死还不能知道，朝廷不宜接连增加他的爵位和任命。近来派遣册封使刘奉世等人以及所赐的金帛，希望不要派出，因为大臣中有人想优厚地借给刘奉世，这属于过分的举动。而且起居郎是天子近臣，不应向属羌屈节。如今戎人心怀桀骜，应当暂且增兵问罪。”这里所说的大臣，指文彦博。三省、枢密院奏说：“张舜民说文彦博照管刘奉世，于是派刘奉世充任夏国册封使。查考得知，派遣刘奉世并不是文彦博照管，所以张舜民因此受到责罚。”御史中丞傅尧俞说：“张舜民因为议论边事，说文彦博照管刘奉世与事实不符，于是被罢免谏职。臣认为，朝廷设置御史，是考虑到下情可能阻塞，因而开通扩大听闻，所以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这就是所谓进言者无罪，而听到这些话的人足以引以为戒。如今张舜民一句话不恰当，便夺去官职、改任差遣，这对张舜民有什么损害？却对陛下没有益处，也不是文彦博所能安心接受的。伏乞迅速追回成命，以符合《易经》所说‘不远复’的道义。”侍御史王岩叟说：“谨按：张舜民奏疏中引用文彦博照管刘奉世的话，并不是自己撰造的，而是搜集众人的议论，听闻于朝廷；这本来就是言事官的常规体例，又有什么罪过？伏望特意回转圣意，恢复张舜民的谏职，使忠臣义士能够尽心侍奉陛下，也使众人的情形不至于堵塞而不能被上听，臣不胜幸甚！”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都说不应罢免张舜民。孙升说：“张舜民所议论文彦博的事情是从传闻中得到的，不敢隐默不言，以免辜负朝廷。假如他说的是对的，就应当虚心采纳施行；如果他说错了，只要没有邪曲、枉屈、附会的意思，也应当宽待他的直率奏疏，知道他没有其他意图，以此打开谏诤的道路。如今因为一句话的过失就立即罢黜，臣私下恐怕从此以后进言者会把张舜民作为警戒，权臣的过错和罪恶再也不敢说了。愿恢复张舜民的职任，以安定士人舆论。”右谏议大夫梁焘说：“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