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四神宗皇帝

译修撰经义。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日，中书奏请制定贡举新制度：进士科取消诗赋，帖经、墨义各考《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并兼考《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并考大义十道。务必要通晓经义，不必完全采用注疏；其次考时务策二道，礼部考五道（礼部五道，应该是考订文字）。中书撰写大义的格式，颁布施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京西五路先设置学官，由中书选择各路三至五人；即使尚未做官但有经术和品行的人，也允许暂任教授，待遇按下县主簿、县尉的俸禄发给；愿意参加科举的也听任其自便。等任满三年，有五人联名奏举，便由政事堂除授为本州判官，与主簿、县尉同任，并仍兼任教授。若经术、品行卓越，为士人所推重，就除授为教授。其余州军，都命两制、两省、馆阁、台谏的臣僚奏举现任京朝官中的选人，选取有学问品行、可以为人师表者，由中书斟酌后由政事堂除授为各路官员，命其兼任本州教授。熙宁五年正月戊戌日，王安石把考试学官的等第呈上，并且说黎优、张谔的文章很好，只是不合乎经义。神宗说：“如今经术人人见解不同，凭什么使道德归于一致？有著作可以颁行，就让学者以此统一认识。”王安石说：“《诗》的义理已经命陆佃、沈季良撰写了。”神宗说：“恐怕不能阐明经义。”王安石说：“我常常同他们商量。”季长是钱塘人，是王安石的妹婿。壬寅日，记载如下。神宗谈到考察黄河决口的事，于是只派程昉前往，王安石如此这般，以生病为理由推辞。神宗沉默了很久，才说：“朕希望卿把文字早点记录进呈。”王安石说：“臣所著述的文字大多还没有完成，只有训诂文字，请容臣把它们编缀整理后进呈御览。” 五月壬辰日，神宗对王安石等人说：“蔡确说太学考试十分草率。”冯京说：“听说举人多抄袭王安石父子的文章。试官厌恶这种做法，所以压低了他们的成绩。” 神宗说：“要使道德归于一致。如果真像这样说，那么怎么可以凭主观臆测来解说？《诗》《书》中措辞相同的地方，就是不能改动的。” 王安石说：“‘柔远能迩’这句话，《诗》《书》中都有，不能另造说法。臣看佛经，竟然没有一部经书不相合。大概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即使相距很远，彼此相合仍然像符节相合一样。” （接上文。） 熙宁六年三月乙酉日，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任修撰国子监经义，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兼任同修撰。此前，神宗告诉执政大臣说：“今年南省录取的人，多是有名望的举人，士人都趋向于学习义理，这是极好的事情。” 王安石说：“百姓尚且不了解义理，就不能任用，何况士大夫呢？”神宗说：“举人对策时，大多希望朝廷早日修撰经义，使义理归于统一。” 于是任命吕惠卿和王雱；但王安石因为判国子监沈季长与王雱有亲属关系，坚决推辞任命王雱，神宗不许。不久又命王安石提举此事。王安石再次推辞，也不许。丁卯日，旧记载说“诏令王安石设局置官，训释《诗》《书》《周礼》的义理”，就是这件事，如今不再另行记载。四月壬辰日，新赐进士及第的余中任大理评事，朱服任淮南节度推官；邵纲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叶唐懿任处州军事推官，叶棣任秀州司户参军，练亨甫任睦州司法参军，并充任国子监修撰经义所检讨。神宗起初怀疑叶棣等人不能胜任，王安石说：“如今缺少检讨文字的人，如果任为修撰，就责成吕惠卿负责。”神宗于是同意。十月辛未日，光州刺史、驸马都尉马敦礼请求设置《春秋》学官，没有获准。此前，神宗因为马敦礼不认识王安石，派他到中书去见王安石。马敦礼请求单独会见，王安石以没有奉诏为由推辞，只同众人一起接见他。这一天，神宗问王安石：“见到敦礼了吗？”王安石以先前的情况回答。神宗说：“卿曾经认为《春秋》自从鲁国史书亡佚以后，它的义理便无法考察，所以没有设置学官。敦礼好学不倦，在家中也教导子弟，只是还不知道这个意思罢了。敦礼只读《春秋》而不读传，《春秋》并不容易通晓。”冯京等人说：“汉代儒生起初研究《公羊传》，后来才研究《谷梁传》，《左氏传》最后才出现。”神宗说：“汉代儒生也很少有见识的。” 十一月庚辰日，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任镇南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徐禧与吴著、陶临都是以白身身份任修撰经义所检讨，到这时又以选人的身份进入中书学习，办理检正事务。起初，吕惠卿推荐徐禧所作策论二十四篇，神宗很赞赏，说：“徐禧说朝廷用经术改变士人，已经有十分之八九改变了。然而沿袭别人的话而不求心中真正通晓的人，也有十分之八九，这句话说得对。看徐禧的文章，通晓政事，应当让他在有实际用途的地方试用。”王安石说：“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这一类人，朝廷应当立即给予差遣任命。以后如果任用的人不称职，就难以罢退贬黜，所以想先把他们放入中书学习。”神宗认为有道理，于是任命徐禧担任此职。中书五房习学公事从此开始。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去现职，任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旧官任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己丑日，王雱任右正言、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王雱因病不能入朝，朝廷又下诏特许照发俸禄，免除朝谢，允许他跟随王安石前往江宁，同时继续修撰经义。又下诏命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同任提举。九月庚子日，命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崇政殿说书吕升卿同兼修撰经义。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入朝任宰相。

译五月，御史蔡承禧上言吕升卿专擅权力、怠慢皇上，并牵连吕惠卿。这一天是乙丑日，进呈经义时，神宗说：“所征召的检讨刘谷，刘谷一定通晓经义。惠卿说他有学问、有品行。”王安石说：“臣也听说他有品行，但不认识他。”神宗说：“检讨必须对修撰经义有所补益，否则即使有品行，又有什么补益？有品行的人，自然另有适合任用的地方。”当时蔡承禧说吕升卿征召刘谷，给他官俸，只是让他教小孩罢了。王安石当时与吕惠卿一起应对，神宗回头看着王安石，称赞他唯独没有私心。此前也多次说过这句话，大概是针对吕惠卿说的（其余见《王安石》《吕惠卿》等条）。六月丁未日，同修经义吕升卿说：“《周礼》《诗》的义理已经奏上，《尚书》有王雱进呈的义理，请求不再删改。”神宗同意。当时吕升卿擅自删改王安石、王雱的《诗》义，王安石、王雱都不高兴，所以吕升卿才这样说，但也不能解除矛盾。王安石上呈《诗》《书》《周礼》义序。诏令交给国子监，置于三经义解的开头。此前，王安石撰写《诗》序，称颂神宗的德行，把他比作文王，神宗批示说：“得到卿上呈的三经义序，其中阐明圣人作经的大旨，难道还能有超过它的吗？然而卿对朕的期望，为什么如此过分呢？责难的意义，本来就是卿所应当做的。流传四方，留给后世，使有见识的人考察朕所学习、所知道的，以及实际施行的事情，更加显出朕不具备德行的严重程度，这哪里说得尽呢？恐怕这不是尊上修德的道理。那些超过事实的言辞，应立即删去，重新修订，希望交给有关官署，早日按时颁行。”等到进呈时，神宗说：“把朕比作文王，恐怕会被天下后世讥笑。卿所说的应当成为人的法则，恐怕这样不对。”王安石说：“称颂陛下的德行，把陛下比作文王，确实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神宗说：“《关雎》是文王的诗，都是表现文王盛德的诗。周朝世世代代修养德行，没有谁比得上文王，朕怎么可以相比？况且像‘陟降庭止’这一类的话，朕难道不知道自己不能做到吗？必须改掉，只说解释经义的意思就够了。”王安石说：“陛下确实不一定事事都能像这样，但陛下对于‘陟降’，难道有偏爱或厌恶的私心吗？这正是所以成为正直的地方。陛下圣明，胸怀深厚仁德而又谦逊自抑，臣怎敢不奉行诏旨，希望借此仰承尧、禹不争功、不自夸的心意！”于是重新撰写后进呈，神宗才颁行。九月辛未日，王安石说：“臣的儿子王雱奉诏撰写进呈《诗》义，设置官署和机构，对其中有所改定。臣认为文章和义理应当同人共同研讨，所以不敢只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认为正确。既然承奉诏令颁行，学者很认为其中有些地方不妥。经义局所改定的各篇，谨录新、旧两种版本进呈。旧本之中也有少量删改，并在新本中略述应当删去、恢复的意思。”诏令王安石把吕升卿所解释的《诗》序一并删定后上报。吕惠卿向神宗说明：“两天前，余中、叶唐懿来，对臣说王安石因臣改动他的《诗》义中篇等而发怒。从前他们与臣一起进呈时，王安石以为臣忘记了，当时只进呈了《诗》序，命令只采用旧义。臣认为其中情况尚未审定，便派吕升卿前去询问，果然如此。吕升卿说：‘家兄与相公一同改定进呈。’王安石发怒说：‘安石作文难道会这样吗？贤兄也不至于这样！这是曾旼所作，连训诂也不懂。’臣很奇怪，却还不明白他发怒的原因，这是被人离间了。臣的兄弟与安石的关系，陛下是知道的，等等。”神宗说：“安石没有别的意思。经义只是有二三十处训诂不妥，如今不再改动序，只采用旧义，也没有妨害。” 吕惠卿说：“安石想连序文也一并删定，设置机构修撰这件事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既然全都不能采用，却反而转官受赏，这在道理上怎么能安然？臣也应当被夺官。”神宗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吕惠卿说：“即使朝廷不夺官，臣还有什么脸面？安石说这些文字要传示万世，恐怕会误导学者。《洪范》义有几个版本，《易》义也是这样。后来曾同臣商量，改了二三十篇，如今市肆所卖的新改本就是这些。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农田、常平等敕令，没有一件不是经臣之手，怎么如今突然都不能采用，反而把它们交给练亨甫？臣虽然没有才能，难道竟至于不如练亨甫吗？”神宗说：“卿不必离职。”吕惠卿说：“臣怎么可以继续居此职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篇〕 十月，参知政事吕惠卿出任陈州知州。十二月辛亥日，王安石上呈重新撰写的《诗·关雎义解》。诏令把先前改定的各篇《诗》序、经解一并交给国子监，刻板施行。

译设置武学。熙宁五年六月乙亥日，枢密院说：“仁宗时曾经建立武学，后来中途停止，请求恢复。” 庆历三年五月丁亥日设置武学，八月戊午日废止。诏令在武成王庙设置武学，选择懂得军事的文武官员担任教授。凡是尚未参班的使臣，以及门荫出身者、草泽之士，都可以参加；允许召请京朝官作保，考验人才和弓马技艺。参加武举考试合格后，才允许入学，供给常膳，学习各家的兵法。教授官编纂历代用兵成败以及前代忠义事迹中足以训诫人的内容，加以讲解。愿意演练阵队的，酌量给发兵士供其操练。在学满三年，就具列艺业，由人保明后参加考试，按等第施加恩赏。未合格者，过一年再考。凡考试中选者，三班使臣和三路巡检、监押、寨主，白身者以及经略司教押军队的准备差使。三年没有过失，就任亲民官或巡检。如果到了大使臣一级有人犯错，由两省或本路铃辖以上三人保举堪任将领者，一并授为兼任诸卫将军，外任回来后列入环卫班。又派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给食本钱一万缗。起初，枢密院修订武举条令，不能回答策问的人，只答兵书墨义。王安石担心这样会使入官的人过多，而且近来的方学究只知道背诵书本，以及愚鲁不明事理的人也会被废弃；如今又设置武举墨义一科，所学习的墨义又少于学究，所录取的武艺又不难达到，那么从前做学究的人，反而会改去参加武举。如果收取这样的人担任武官，对事情又有什么补益？神宗说：“朕也曾对枢密院说墨义不能采用。”到这时，武举条制将要进呈，于是全部按照中书所制定的办理。闰七月壬子日，诏令武学生员以一百人为额。遇到科场前一年，委托枢密院下达宣命，武臣路分都监以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官员，各自奏举一名适合参加武举的人。被举荐的人遇到生员有空缺、愿意入学的，听任其入学，并免除考试。生员和应举者不超过二三百人，春、秋各考试一次；步射用一石三斗，马射用八斗，或者弓力八斗、五箭中靶，或者另习武艺，辅以策问。即使弓力不足而学业卓越，也列为优等，补为上舍生，名额三十人。三班使臣没有赃罪及情节轻微的私罪，仕族或草泽之士没有违犯辜负，也允许入学，酌情考试。马射用六斗，步射用九斗，策问一道，《孙子》《吴子》《六韬》义十道，以答通五道为合格。春、秋考试。内舍生中，马步射、马战合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的，报枢密院。虽不合格但通晓术数、熟悉阵法、才智谋略可用，或者多次考试均为优等的，全部听取诏旨补为上舍生。武艺又有进步的，由枢密院审察人才，随即加以试用。“从‘生员及应举者不超过二百’到‘随即试用’的内容，都是依据《选举志》增入的。《实录》中从‘武学说请求在学生员春、秋各试一次’到‘名额三十人’，以及从‘三班使臣’到‘以答通五道为合格’，都系于八月八日。如今一并依据本志收入这里。另外，《实录》熙宁六年八月一日的记载与此重复，其中略有不同之处，如今两处都保留。” 九月辛酉日，诏令武学士考试大义十道，分为两场，这是听从御史刘孝孙的请求。后来考试武举人也照此办理。熙宁六年八月壬戌朔日，武学说：“春、秋考试的办法是：内舍生中马步射、马战合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的，报枢密院补为上舍生。虽不合格，但能够精通术数、阵法，才智谋略可用，或者多次策试获得优等的，另行听取诏旨补为上舍生。武艺、策略多次列为下等的，再降为外舍生。上舍生不超过三十人，另设斋舍并增加供食。如果多次考试又获得优等，或武艺有进步，报枢密院审察人才后试用。”神宗同意。十月戊寅日，三班奉职种翊任右班殿直、閤门祗侯、武学教授。起初，三班使臣入仕年资已经达到常调官资格的，虽然有法定制度，考试仍很草率。到这时命令制定新的标准，考察他们的才能，按情况升用或退黜。种翊的弓马、策问都列入高等，于是特意提拔他。熙宁七年二月，枢密院说：“武学补试生员，先前没有规定期限。四方游士困于等待，请按照在学上舍生的办法，在春、秋两季引试，并下达进奏院广泛施行，希望使远方的人都知道朝廷招纳人才的意思。”神宗同意。熙宁八年正月甲寅日，诏令罢除各将的参谋。起初设置三十将，允许举荐武学生充任参谋。谏官范百禄说：“边防事务还没有做到机警周密，为什么要让平民担任参谋？只是徒然助长奔走竞争罢了！” 三月庚申日，中书上报进士王致尧的意见：“臣恭敬地看到条制，武学将与科场同时开设。过去进士唱名以后，过四五个月才派官员到兵部锁试发解；现在既然要与进士同时派官锁试，请依照这一请求。”诏令从今以后武举与进士一同派官锁试。五月丁卯日，太学进士杨伋暂任武学传授，等候一年后召试。杨伋撰写《李靖兵法》，并上呈阵图和议论，朝廷特予录用。壬午日，河北第八副将臧景陈述马射六种方法，诏令臧景立即在武学召集殿前马军司的教押马军使臣，把他所陈述的六种方法一并下达五路经略司及将官，按照这些方法教习。军中马射六种方法：第一是顺騌直射，第二是背射，第三是盘马射，第四是射亲，第五是野战，第六是轮弄。臧景分别作了解说，用来使学习射术的人明白并练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六日〕 七月丁亥日，诏令武举人先考试《孙子》《吴子》《六韬》大义共十道，分为两场；其次询问时务边防策一道，与锁听人一同考试。马军司考试弓马，派官员监考。武举考试的标准前后参差不一，到这时才开始加以裁定。八月丁酉日，别试所说：“武举人考试《孙子》《吴子》《六韬》大义，但《六韬》本来就不是完整的书，义理多有讹误错乱，也没有可供考据的依据。希望只从《孙子》《吴子》出题考义。”神宗同意。熙宁十年六月癸未日，诏令武学教授以四百人为额。元丰元年闰正月丁亥日，大名府元城县主簿吴璋上呈所注《司马穰苴兵法》三卷，诏令送交武学审阅。后来武学说其中有可取之处，诏令吴璋等到武学教授出现空缺时，考试兵机、时务策各一道，再决定取舍。

译六月癸丑日，诏令：“武学上舍生在学一年，没有犯第二等过失的，委托主判会同学官保明，免除发解，从上舍生中不得超过二人。对于按照贡举法本来就应当免解的人，以及已经符合免解条件后又在学两年以上、没有殿罚的人，免除阁试。” 元丰六年四月壬申日，诏令宣德郎、武学博士蔡硕罢去博士职务，专门编修军器什物法度，仍按旧任支给职钱。此前，监察御史王相上奏：“近来武学补为上舍、内舍生，博士蔡硕因为修订军器法制而权且停止职务，请求暂时另派官员考试。” 按：蔡硕自元丰四年因兼任编修而除授本学直日以外，其余事务全都不再总领，已经一年多了。而且博士的职责专在教导，蔡硕一个月到武学不过七八次。蔡硕知道自己力量不能兼任，本应辞去其中一职，却贪图俸禄收入而不主动请求免职，大概是当时他的兄长蔡确担任宰相，别人没有人敢责让他的缘故。这样下去，拿什么向天下表示？所以有这道命令。教习阵法。熙宁五年五月丁未日，诏令采用泾原路蔡挺教习阵队的方法，在崇政殿召见他，并把他的阵法颁布给各路。此前，蔡挺在泾原建立勤武堂，各将每五天轮流前来教阅；五伍组成一队，五队组成一阵。阵队横向排列，击鼓三通后出队，同时发射三箭，返回原位；再击鼓，各队依次齐出枪刀，随着步鼓的节奏演练劈刺，到十步处再返回。凡是返回原位，都听到鸣金就退下。骑兵也是五伍成列，击鼓四通后出队，进行射箭和盘马作战。教习前一天，将官点阅并补足人员，到了教习时再检查一次。队中人和马都强弱相兼，强壮者登记姓名作为奇兵，隐藏在队中，遇到使用奇兵时，另组成队伍出战。泾原路内外共有七将，另有泾州、仪州左右策应将，马兵、步兵各有十阵，分为左右，从第一阵到第五阵，每次阅习一阵；这就是大致情况。神宗认为这种方法好，所以颁布施行。熙宁六年五月庚戌日，诏令各路经略司结队，一律依照李靖的方法，三人为一小队，五人为一中队。奖赏和惩罚等到编制完成后再裁定。十二月己亥日，神宗对辅臣说：“李靖结队的方法，是把三名彼此合意的人编成一队，已经命令李浩在懿州、洽州试行，恐怕也可以施行。”王安石等人说：“从三代到汉、魏，都以五人为伍。至于三人一队，如果一人战死，押官在后面拿刀，就要斩杀另外两人，恐怕不可行。”庚辰日，神宗又谈到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以及李靖结队的方法。王安石说：“古代谈论兵法，没有比孙武、吴起更好的，因为他们大略看到了道。所以如同太阳有短有长，月亮有盈有亏；五声的变化，听不尽；五色的变化，看不尽；奇正的变化，穷究不尽。他们能够粗略地看到道，所以所说的能够达到这里。”神宗说：“能够懂得奇正，把奇当作正，这就是用兵的要领。奇，是天道；正，是地道。地道有常，天道则变化无常。至于能够运用奇正，把奇当作正，把正当作奇，那就达到神妙境界了。”王安石说：“确实如此，天只能为天而不能为地，地只能为地而不能为天。能够兼有天道、地道，出入都能得到适宜，这就叫神妙。正因为神妙，所以能把奇当作正，把正当作奇。” 神宗认为李靖结队法好，召见贾逵询问，贾逵认为不可行。诏令中书、枢密院共同讨论，王安石说：“如今只把三人编成一队，又把五人编成一伍，让他们相互搏斗较量，看看谁胜谁负，这样就可以立即看出是否可用。”神宗于是命郭固与殿司各用一种方法，试验其可行与否。神宗又谈论用兵，认为：“能够懂得阴阳五行的道理，并役使它们，就达到了极致，关键只在于通晓道理。”王安石说：“天地本来也是受阴阳五行役使的。通晓阴阳五行的道理，就是所谓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用来施行，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可，哪里只是用兵而已！”丁亥日，诏令程昉在沿河采集制造战车的木材三千两，交给军器监制造战车。神宗整顿加强武备，既采纳唐代李靖三人一队的方法，又想试行这种办法；并且认为北方边地平坦，可以用车作为营卫，于是从宫中发出手诏，命二府研究，于是有了这道诏令。熙宁七年二月丙子日，神宗批示：“已经下旨命吕惠卿、曾孝宽比较三人、五人结队的方法。可以迅速比较，把实际情况具奏上来。”后来吕惠卿等人的奏报送到，神宗最终决定采用五人相结的结队法。三月，神宗担忧各将领行军时全都没有行阵的方法。王安石说：“如果要用兵，首先必须由朝廷依据古人的适宜做法讨论法制，然后选择将帅传授给他们，军队才可以使用。如今人人凭个人意见任意相互搏击，完全没有法制。人的性命极其重要，确实应当及早筹划、深思熟虑。” 六月甲午日，神宗谈论结队法，因而感叹州兵难以治理，说：“如今边臣中懂得奇正本体的人已经没有了，何况奇正的变化呢？况且天地五行的数目不过五，所以五阵的变化出于自然，并不是勉强制造出来的。”韩绛说：“臣过去曾请求设置讲说阵法的官员，如今想命各路帅臣各自具列战阵之法上奏，取其长处，制定为法。”神宗同意，于是诏令五路安抚使各自具列可用的阵队法，并访求懂得阵队法的人陈述见解上报。十月，神宗把新制定的结队法、赏罚标准以及布置阵形的形势等，派近侍李宪交给鄜延帅赵卨，让他研究，并推广到各路。诏令对赵卨说：“阵法的详细情况，已经命李宪当面告诉你了。现在所画的只是一种小阵。卿要从容地分析询问，李宪一定会逐一说明。然而布置阵法的制度，久已失传。如今朕一旦依据自己的所得仓促制定为法，恐怕仍有不周全之处。应当不要有所避忌，把意见全部奏来。”随后又诏令赵卨说：“近来命李宪带着新定结队法和赏罚标准交给卿，请一同详细议论是否可以施行。又因为要按照编队设置将官而重新布置阵法，想来卿一定深知朝廷筹划的意思。如果近日可以办妥，应命李宪带回朝廷。”于是赵卨上奏：“臣恭敬地详细考察，布置阵法以结队为先。按李靖的方法，五十人为一队，每三人中选择彼此合意者结成一个小队，三个小队合为一个中队，五个中队合为一个大队；其余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傔旗五人，也凑足五十人，并且彼此依附。凡是各队队头与敌人交战在右边，傔旗就要迅速前进救援。如果左右傔旗被敌人缠住，就依次由后面的人前进救援。”

译前去救援的人又被敌人缠住，就要由后面的人员依次迅速前进救援。前面的人被敌人攻击而后面的人不救援的，押官、队头就斩杀他们。如今圣上制定的制度是：每个大队由五个中队组成，共五十人；中队由三个小队组成，共九人；小队由三人组成，也选择彼此心意相合的人；另选一名强壮勇敢、善于使用枪的人作旗头，让他自己选择两个技艺与自己相当、心意相合的人作左右傔；再选一名勇猛的人作引战；又选一名军校，手执刀在后面担任拥队。队内一人奋战，另外两人支援；小队奋战，中队支援；中队奋战，大队支援。如果迟疑退缩、观望不前，不立即前往救援，以致有人陷没失败的，本队由拥队军旅、次队由本辖队将查明不救的原因后斩杀。若确实无法救援，或赶不及救援，或已亲自接敌而身负重伤但没有能力救援的，都不治罪。这个方法虽然与古法相同，但使用起来更加精密。大概这是陛下上天赐予的勇气和智慧，不必学习就能做到。然而议论者认为，四十五人配一名长官，不如五人配一名长官严密；而且五人配一名长官，就是五十人有十名长官。推及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就会长官越来越多，统制也不一致。至于周代制度，五人为伍，隶属于比长；五伍为两，隶属于闾胥；四两为卒，隶属于族帅；五卒为旅，隶属于党正；五旅为师，隶属于州长；五师为军，隶属于命卿。这和如今的军制也相同：一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四厢由都指挥使统领，其下各有节级和员品，也就是古代比长、闾胥、族帅、党正一类的职任。议论者认为什伍制度对于都法较为便利，但都法恐怕不是临阵对敌、决定胜负的方法。况且八阵法已经久失传承，圣上制定的制度焕然一新，考察以往的记载，仿佛符节相合。大概法制一经确定，就容易使人受我调动；敌人喜欢攻击虚处，我就用虚形示给他；敌人喜欢避开实处，我就用实形示给他。然而他所攻击的并不是我的虚处，他所避开的也不是我的实处，所以我可以使安逸的敌人疲劳，使吃饱的敌人饥饿，使安定的敌人行动起来。这就是所谓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臣错误地承蒙陛下教诲，早晚思考，偶然有所见解，不敢不全部陈述。”（据《兵志》四卷十月事附见，当考。） ） 熙宁八年二月戊寅日，神宗批示：“看到校试七军营阵，因人数不一致，前后互相抵牾，难以施行。可以命令继续校试，应当选取其中可取的内容，草拟定稿收入军法后上报。”起初，诏令枢密院说：“按：唐代李靖的兵法，世上没有完整的书，只零散见于《通典》，内容分离、分析讹误错乱。而且官号、物名与如今的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大多不能通晓其中意思。可以命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昉、中书吏房习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加以校正，分类解释，使之可以施行。”后来又派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王震、郭逢原巡视宽广之处，通知殿前司调马军二千八百人，教习李靖营阵法；以步军副都指挥使为都大提举，张诚一、李宪为同提举，王震、郭逢原参议公事，夏元象、臧景等为将，副部队将、勾当公事共三十九人。张诚一等起初采用李靖六花阵法，大约调拨兵士二万人作为定额。编为七军，其中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选取战兵一千九百人编为七十六队。每军战兵中有弩手二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辎重人员每军九百人，这样每军共二千八百人。神宗告诉李宪等人说：“黄帝开始设置八阵法，在涿鹿打败蚩尤。诸葛亮在鱼腹平沙上制作八阵图，垒石排列成八行。晋代桓温见到它，说是‘常山蛇势’。文武官员都没有能够识别它的，这就是九军阵法。后来到了隋代韩擒虎，深深明白其中的方法，把它传给外甥李靖。李靖因为当时长期处于乱世，通晓这种方法的将臣很多，所以制作六花阵，改变九军的方法，使世人不能看懂。大体说来，八阵就是九军。九军，是方阵。六花阵就是七军。七军，是圆阵。大概阵法以圆为形体。方阵是内圆外方；圆阵则内外都圆。因此用圆形物体来验证，方阵以八包一，圆阵以六包一，这就是九军、六花阵的大致情形。六军，是左右虞候各一军，合为二虞军；左右厢各二军，合为四厢军，再与中军合为七军。八阵加上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本朝自祖宗以来，设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就是中军、前军、后军三帅的别称；而马步军都虞候，就是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就是四厢军。中军帅总管九军，就是殿前都虞候；专门总管中军一军事务的，其名号和实际职掌，与古代九军及六花阵相合，没有一点差别。如今谈论兵法的人，都把唐代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的阵图作为标准，差得太远了。朕曾经阅览近来臣僚所进献的阵图，都是胡乱互相迷惑，没有一件可取。如果真如这些人的说法，那么两军相遇，必须先派使者约定，战斗时选择一块宽阔平坦的地方，还要铲平土丘、填塞沟壑、砍掉茅草树木，像射圃、教场一样，才能完全施行他们的方法。按道理推求，知道它一定不能使用。如今可以约取李靖的方法，制定九军营阵制度。然而李筌的图是营法，不是阵法。朕采纳古法，斟酌今日的适宜做法，营、阵其实本出于一法。停止时叫营，行进时叫阵。用奇正来说，营是正，阵是奇。”因此有这道诏令。太学进士杨伋暂任武学传授，等候一年后召试，以及撰写《李靖兵法》并上呈阵图、议论，也因此特予录用。熙宁九年四月己丑日，神宗与辅臣讨论营阵法，认为：“做将领的人很少懂得统率军队的道理。比如八军、六军，都由大将居中。大将譬如心脏，各军譬如四肢。运用心智，以身体驱使手臂，以手臂驱使手指。攻击左边，右边就救援；攻击右边，左边就救援；前后也是这样，那么军队怎么会失败呢？”

译五月辛酉日，诏令：“各地保甲可以依照新制定的队法编队，并把新的结队图印发给兵部，每一都发给一图。结队的方法是：三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另有引战一人居前，拥队一人执刀居后，左右各有傔二人，执旗一人居中。五十人都要选择精锐之士。有马的人和没有马的人分别编队；队中使用的兵器，或者全部使用同一种，或者混用弓弩、刀斧、枪盾，都在编队时商定并进行教习。” 元丰元年十一月乙亥日，诏令：“近来分配给殿前步军司的标排手教头五十九人，可以命各司所管的枪手，均衡选取矫健敏捷、轻快强壮、适合教习的人，每人各教九人，命阮根往来巡视指导，贾逵、燕达考察检阅，等教成后听取诏旨召见。”后来贾逵、燕达等人说：“近来下达东南队法，五人为一小队：一人为牌手，二人为枪手，二人为弩手。五小队为一中队，两中队为一大队。如今阮根却以八人为一队，又减少大排一人、增加小排二人，减少弩手一人、增加弓手二人，与东南所使用的器仗不同。请求只依照东南队法，用弩手代替小排。如果与敌人的距离稍远，就发射箭凿；距离近时，左手持弩，像小排一样架隔次第，右手执刀劈砍，希望能与长兵器相配合。”神宗同意，仍命枪手兼习标枪。元丰六年二月己酉日，诏令燕达、王渊选取一军中合用的人员和将领，考察试验营阵。此前，神宗亲自依据古代兵法制定九军营阵，凡是出战、下营，以及相互变化分合，行动、停止、前进、后退，方、圆、尖、直，各种操练都穷尽其奥妙，到这时命燕达负责办理。元丰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元祐元年二月，殿前马步军司说：“奉朝廷诏旨，考察到高翔上言，请求恢复旧日教阅御阵的制度，想在教阵日与新阵一并训练。”诏令说：“遇到教阵时，隔一天轮换训练。元丰七年六月甲申的指挥不得施行。”此前，祖宗设置九军营阵，阵法有方、圆、曲、直、锐五种，凡五变而成为五阵，后来便停止训练御阵。到这时，又恢复旧阵，交替训练。校勘记 [1]“恐不能”：原本没有“恐”字，文义不完整。现据《长编》卷二二九补入。[2]“知制诰”：原本脱去“知”字，据《长编》卷二四三补入。[3]“鲁史亡”：原本“亡”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四七补入。[4]“教发”：原本作“教及”，据《长编》卷二四七改。[5]“庚子”：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五六补入。[6]“壬午”：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六四补入。[7]“顺騌”：原本“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四补入。[8]“丁亥”：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六六补入。[9]“锁厅”：原本作“韬厅”，据《长编》卷二六六改。[10]“丁酉”：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六七补入。[11]“丁未”：原本作“壬寅”，据《长编》卷二三三改。[12]“蔡挺”：原本作“蔡提”，据《长编》卷二三三改。[13]“结队”：原本作“结阵”，据前文及《长编》卷二五七改。[14]“团立”：原本“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七补入。[15]“百千”：原本作“百十”，据《长编》卷二五七改。[16]“与震”：原本脱去“与”字，据《长编》卷二六 ○补入。[17]“圆阵”：原本脱去“圆”字，据《长编》卷二六 ○补入。[18]“二人弩手”的“二”字，《长编》卷二四九作“三”。[19]“中队”：原本脱去“中”字，据《长编》卷一一九四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五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