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三英宗皇帝

译经筵，附载神宗事迹 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1]。十二月[2]。在此之前，十月时，辅臣请求依照乾兴年间的旧例，逢单日召侍臣讲读。皇帝说：‘应当等祔庙结束后，选择日期开设经筵。’不久又下诏说必须等到来年春天。司马光认为，学习是帝王的首要事务，不应因寒暑而停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十二月己巳日，皇帝开始到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解《论语》，诵读《史记》。吕公著讲解“学而时习之”，说：‘《说命》说：王者要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基础。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既然如此，君主的学习，应当考察自古以来圣贤君主如尧、舜、禹、汤、文、武所用的心思，以求得治理天下国家的要道，不应只是像博士、诸生那样研究章句、解释训诂而已。’又讲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吕公著说：‘从天子到平民，都需要朋友共同讲习。然而读书求学的士人以得到朋友为难，所以有朋友从远方来，就把它当作快乐。至于君主的学习，有能力招致当世贤人，使他们早晚来见、讲论劝勉；认为身边的贤人还不够，于是到山林岩穴访求，到困顿失意之处寻访，那么怀抱道德的人都不远千里而来，这就是天子的朋友从远方到来，他的快乐也更大。’又讲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吕公著说：‘处在下位而不被上位者知晓的人很多；但是处在上位的人，也没有被下位者知晓的。所以古代的君主，如果政令还没有取信于人，民心还没有归服，就反过来修养自身、修明德行，而不因恼怒把罪责加给别人。正如舜广泛施行文德，文王极其自敬其德一样。’刘敞诵读《史记》，读到“尧把天下授予舜”时，便趁机陈述说：‘舜原本出身卑微，尧越过四岳，把帝位禅让给他，天地享受他的祭祀，百姓拥戴他，并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因为他孝顺友爱的德行光照上下。什么叫孝友？善待父母叫孝，善待兄弟叫友。’言辞声气明白流畅，皇帝肃然改变容色，知道他是在借此讽谏。左右侍听的人都变了脸色，当天就把这些话传到外面。退下后，王珪对刘敞说：‘您竟然直言到这种程度吗？’太后听说后，也非常高兴。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日，皇帝到迩英阁。皇帝告诉内侍任守忠说：‘现在白昼很长，讲读官长时间侍奉应对还没有进食，一定劳累。从今以后，处理完政事，不等进食，就到经筵。’按旧例，讲读结束后，讲官拜谢退下。皇帝命令不要拜，后来便成为常例。皇帝即位以来就患病，到这时仍未完全康复，而且多半不喜欢服药。吕公著讲解《论语》中的“子之所慎：斋、战、疾”，于是说：‘拥有天下的人，是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对于斋戒祭祀，必须竭尽诚意、恭敬谨慎，不可不慎重。古代君主一发怒就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对于兴兵动众，不可不谨慎。至于人的疾病，常常发生在起居饮食之间，这是众人所忽视的，却是圣人所谨慎的；何况君主责任重大、守护之任重要，更应节制嗜欲，远离声色，亲近医药，为宗庙社稷爱惜自身，不可不谨慎。’皇帝采纳了他的话，因此低头改变容色。后来辅臣奏事时谈到吕公著，欧阳修说：‘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才。’皇帝说：‘他在经筵中，讲解得很好。’ 九月丁卯日。起初，诏令这天开设迩英阁，到重阳节时停止。吕公著、司马光说：‘先帝在位时，平常无事也经常开设讲筵。近来因为圣体不安，才在端午以后以及冬至以后天气极热、极寒的时候，暂时停止几个月。如今陛下刚刚即位，政事清明，应当亲近儒雅之臣，讲求治理国家的方法。希望不要吝惜片刻时间，每天到讲筵听讲。’皇帝同意了。治平二年冬十月庚寅日，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司马光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甲寅日，司马光说：‘臣凭借愚劣衰朽的资质，得以侍奉劝讲。臣私下看到陛下天性好学，勤奋不倦。然而在经筵上，您从未开口询问。臣愚昧地认为，陛下是想保护群臣的短处，恐怕他们在应答时仓促失措，无法陈述，在众人中受到羞辱。这确实是圣心仁慈宽恕到了极点，群臣即使舍弃生命，也无法报答。然而臣听说《易》说：“君子以学习来积累知识，以询问来辨明道理。”《论语》说：“遇到疑惑就思考发问。”《中庸》说：“有不明白的，不去询问，直到问明白才不停止；有不能辨别的，不去辨明，直到辨明白才不停止。”由这些话看来，学习如果不询问、不辨析，就没有办法阐发明白。如今陛下全都默默记在心中，不加以询问，虽然是臣等浅陋疏忽者的幸运，臣却私下担心不能阐明经书旨意，辅助圣明的资质。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在讲筵中，如果臣等讲解有未尽之处，请赐予诘问；或者担心一时记忆不完备，允许我们退下后共同讨论，第二天另写札子详细奏报，这样或许可以辅助陛下考察古道的志向，成就每日更新的益处。’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四月壬申日，同知谏院傅卞请求开设经筵[三]，并且讲授丧礼。诏令等祔庙结束后再听取旨意。丙戌日，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讲。九月癸卯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推辞，吕公著准备奏章封还诏命。皇帝亲手写诏书告诉司马光说：‘刚刚得到你的奏章，把你调入翰林，兼任劝讲。你认为这是因为前些日子论奏张方平不当，所以有这个任命，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你的经术和品行受到世人推重，如今将开设延英讲席，能够得到你早晚与我讨论，陈述治国之道，纠正我的遗缺，所以命你进读《资治通鉴》，这才是我的本意。吕公著之所以封还诏书，大概是不知道这个意思罢了。’于是取来告敕，直接交给閤门，催促司马光等接受任命。十月甲寅日，司马光开始诵读《资治通鉴》。熙宁元年二月庚申日，司马光读完《资治通鉴》三页，皇帝又命他再读一页半。读到苏秦约定六国合纵的事情时，皇帝说：‘苏秦、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竟然能够做到这样吗？’司马光回答：‘苏秦、张仪所用的是纵横之术，浮华多而实际少，对君主没有益处。把国家交给他们听任摆布，这就是所说的能言善辩却覆亡国家的人。’皇帝说：‘我听说卿进读，整天都忘了疲倦。’司马光说：‘臣空疏没有可取之处，陛下却每每过分地加以奖誉，我实在惶恐不安！’

译四月庚申日，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说：‘臣私下考察旧例，侍讲都赐座。自乾兴以后，讲官才开始站立，而侍从之臣都坐着听讲。臣等私下认为，侍从之臣可以让他们站立，但讲官应当赐座。请交付礼官考察议定。’诏令礼院详细议定后报告。后来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说：‘臣等私下认为，臣子侍立于君主身边，是古今常例。有时赐座，是出于优礼。自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被赐座，因为他们阐明经书义理，用来彰明先王之道。道义所在，礼遇就应有所不同。太祖开宝年间，李穆、王昭素、□□在便殿被召见，赐座，让他们讲《易·乾卦》；太宗端拱年间，皇帝到国子监，登辇将要出行时，回头看见讲席，于是召学官李觉讲说。李觉说：“陛下六龙驾车正在御临，臣怎么敢擅自登上高堂？”太宗因此下辇，命有关官署张设帘幕，另设座位，诏令李觉讲《易》的《泰卦》。如今列班侍奉的臣子尚且可以环坐，手执经书讲解的人却反而独自站在前面，那么事情的轻重，按道理说不妥。臣等认为应当依照天禧年间的旧制，以彰明陛下考察古制、尊重道义的用意。’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说：‘臣等私下认为，侍从官员面见天子时，虽然赐给座位，但一旦有所询问，仍然应当离席站立回答；何况手执经书在君主面前讲解，本来就是为了便于指陈，所以站立讲解为宜。如果说传授道理就近似老师，那么如今侍讲所讲解的只是旧儒的章句之学，并没有真正作为老师的事实，怎么可以专门设席安坐，以此自我抬高呢？况且朝廷班制中，侍讲位居侍读之下，祖宗设置官职时轻重的本意由此可知。如今如果侍讲动辄坐下，那么侍读应当依照什么礼仪？如果也允许他们坐下，那么侍从之臣每次进言，都应当坐下了。况且自乾兴以来，侍臣站立讲解，经历仁宗、英宗两朝，实行将近五十年，怎么可以一旦认为是有关官署的过失，便轻率议论更改呢？如今君主对待侍臣，从初次见面直到讲解结束，都赐给他们座位；尊重德行、重视道义，已经厚于三公了，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讲官侍立，请求仍旧。’起初，孙奭坐着讲解，仁宗当时年幼，扶着案几听他讲。孙奭于是请求站立讲解，议论此事的人不认为他做得对。等到吕公著等奏请时，众人的意见不同，皇帝拿这件事询问曾公亮，曾公亮只说：‘臣侍奉仁宗在书筵讲读时，也站立。’后来王安石因讲解而被赐留下，皇帝当面告诉他说：‘卿讲解的日子可以坐下。’王安石不敢坐，事情于是作罢。十月壬寅日，诏令经筵暂时停止讲解《礼记》，从今以后改为讲《尚书》。此前，王安石讲《礼记》时，多次批评《礼记》作者的是非。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说：‘《礼记》并非每一句都是可以奉行的言论，只选择其中有补益的来讲，怎么样？’王安石回答：‘陛下如果一定想听可以作为法则的言论，就应当改讲其他经书。’所以有了这道诏令。丙午日，皇帝询问讲读官使百姓富裕的方法。司马光说：‘如今的祸患，在于朝廷致力于追求名声而不务实，追求末节而不求根本。使百姓富裕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县令最接近百姓。想知道县令是否能干，没有比了解知州更好的；想知道知州是否能干，没有比了解转运使更好的。陛下只要能够选择好转运使，让转运使考察知州，让知州考察县令，还忧虑百姓不能富裕吗？’ 二年二月甲寅日，首次开设讲筵。己巳日，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第二天赴讲筵。十一月庚辰日，皇帝到迩英阁。司马光讲读《资治通鉴》，读到“曹参接替萧何任相，完全遵循萧何原来的规矩”时，便说：“曹参用无为之事来镇定天下，掌握了保持盈满、守成不变的道理，所以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足。”皇帝说：“假如汉朝始终守着萧何的法令，长期不变，可以吗？”司马光说：“哪里只是汉朝如此？道是万世都不会弊坏的。夏、商、周的子孙如果能够始终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怎么会有衰败动乱呢？”皇帝说：“人和法也是相互表里相成的。”司马光说：“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又何必忧虑法令不完善？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有良法，也会因施行先后失当而失败。所以应当急于求得人才，缓于制定法令。”壬午日，皇帝到迩英阁，吕惠卿讲《尚书·咸有一德》。咎单于是训诫伊尹辅佐商汤、制定典章刑法以传给后世的事。到了伊尹去世时，咎单担心沃丁废弃这些制度而不采用，于是把这件事写成训诫告诉沃丁。曹参遵守萧何的法令，与这件事文字上相似，实际却不同。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如《月令》季冬时节规定国家典章，以等待来年适宜的政令；《周礼》所说正月开始调和政令、公布于象魏，也是这种情况。有几年一变的，如尧、舜每五年修订五礼，《周礼》所说十二年修订法则。有一代一变的法令，如刑罚随着时代而有轻重。有几十代才改变的，如夏代的贡法、商代的助法、周代的彻法，以及夏代的校、商代的序、周代的庠之类。有即使百代也不改变的，如尊敬尊长、亲爱亲属、尊重尊贵者、敬长，以及尊重贤者、任用能人。臣前些日子听司马光说，汉惠帝、文帝、景帝都守萧何的法令而治理得好，汉武帝改变其法令而导致混乱；汉宣帝守其法令而治理得好，汉元帝改变其法令而导致混乱。臣考察认为：萧何虽然制定了约法三章，后来却增加为九章，那么萧何已经不能完全守住自己的法令了。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和夷三族令，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法、秘祝法，这些都是萧何法令中原有的，惠帝、文帝把它们废除，景帝又沿袭下来，所以并不是守萧何的法令而治理得好。司马光这样措辞，大概不是没有原因，必定是因为国家近来多次更改旧政，特意借此规劝讽谏。又因为臣主持制定三司条例、审看中书条例，所以才有这番议论。臣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司马光的话，如果司马光说得对，就应当听从；如果认为司马光错了，陛下也应当把此事明白宣告，修订而不隐瞒其中旨意，召司马光来诘问，使议论归于一致。”

译皇帝召司马光到面前，对他说：“你听到吕惠卿的话了吗？他说得怎么样？”司马光回答：“吕惠卿的话有对有错。他说汉惠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治理和动乱的情形，这是对的；但他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五年一变、一代一变，这就不对。《周礼》所说‘正月开始调和政令，公布于象魏’，指的是旧有章法，并不是一年改变一次；这也如州长、党正、族师在岁首、四季首月召集民众宣读国家法令一样。天子担心诸侯改变礼制、变换音乐，破坏扰乱旧政，所以每五年巡狩一次来考察；有改变扰乱旧章的，就削减封地、罢黜其爵位，并不是五年改变一次。刑罚随时代而有轻重，大概是新建之国、动乱之国、安定之国分别因时施用，并不是一代改变一次。而且臣所说遵循旧章，并不是说坐视旧法的弊病而不改变。臣在经筵任职，只知道讲读经史，凡有圣贤的事业可以帮助增益圣德，臣便详细阐明，以尽微薄之力，实在没有讥讽吕惠卿的意思。”吕惠卿说：“司马光身居侍从之职，看到朝廷政事有不便之处，就应当陈述论列。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职守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进言责任就应离去，怎么可以只说到这里就算了？”司马光说：“从前诏书责令侍从之臣陈说政事，臣于是上了这道奏疏，指陈政事得失，像制置条例司之类都包括在内，不知道是否已经送达圣听。”皇帝说：“看到了。”司马光说：“既然如此，臣不能说自己没有进言。至于进言不被采用却不离去，那是臣的罪过。吕惠卿责备臣，确实说中了臣的罪责，臣不敢推辞！”皇帝说：“不过是共同讲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王珪进言说：“司马光所说，大概是认为朝廷所更改的事情有些利少害多，也不必更改。”于是向司马光示意让他退下。王珪讲读《通鉴》完毕，走下台阶将要退去，皇帝命人把坐墩移到门槛以内、御座之前，并命他们都坐下，左右侍从全都退避。皇帝说：“朝廷每改一件事，满朝士大夫都喧闹不安，认为不可行，却又不能指明到底是哪件事不便。”司马光说：“朝廷发放青苗钱，这件事不便。”吕惠卿说：“司马光不了解这件事。若由富裕人家来做，就会伤害百姓；现在由县官来做，正是为了使百姓获利。”司马光说：“过去太祖平定河东，减轻百姓租税，而戍守士兵很多，于是命令和籴粮草来供给他们。那时人口稀少、物价低廉，一斗米十多钱，一围草八钱，百姓都乐意同官府交易，并不认为这是祸害。后来人口越来越多，物价越来越贵，而转运司总是固守旧价格，不肯再提高，有时改用茶、布折价，有时又用转移、支移、折变等办法。遇到荒年，租税全都免除，和籴却不免，直到今天已经成为积重难治的疾病。朝廷虽然知道它损害百姓，但因为费用不足，无法救治。臣担心将来青苗法的祸害，也会像河东和籴一样。”吕惠卿说：“司马光所说的，都是因为官吏没有选用得当，所以才成为百姓的祸害。”司马光说：“照吕惠卿这样说，就是臣前些天所说的‘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吴申说：“司马光的话，可以说是最正确的论断。”司马光说：“这些都是有司的细小事务，不值得烦劳圣上忧虑。陛下只应当选择人才任用他们，有功就奖赏，有罪就惩罚，这才是陛下的职责。”皇帝说：“对。文王没有什么事情不参与，连众多政务和刑狱也都过问，这就是有司长官的职责。”皇帝又对司马光说：“你不要因为吕惠卿的话就心中不快。”司马光说：“不敢。”于是退下。三年四月甲申日，翰林学士司马光讲读《资治通鉴》中“汉代贾山上疏，说秦始皇身处灭亡之中却自己不知道”的内容，于是谈到听从劝谏的好处和拒绝劝谏的祸害。皇帝说：“舜……谗言而断绝恶行。如果台谏官是在进谗言，怎么能不罢黜？”司马光说：“臣只是因讲读到这里才提及它。对于时事，臣不敢在众人面前议论。”司马光讲读《资治通鉴》中张释之评论啬夫花言巧语的内容。司马光说：“孔子说憎恶花言巧语会颠覆国家。花言巧语怎么会达到颠覆国家的地步？大概是因为这种人能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君主如果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那么国家的覆亡确实就不难了。”当时吕惠卿在座，司马光这番议论，专门指的是吕惠卿。七年四月，王安石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五月丙辰日，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和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一同任崇政殿说书。王安石离开朝廷后，吕惠卿想把王安石的亲近之人引荐到皇帝身边，推荐朱明之任侍讲。皇帝不答应，说：“王安石还有一个妹夫是谁？”吕惠卿以沈季长回答。皇帝立即召见沈季长，让他和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一同任侍讲。吕升卿一向没有学术，每次进讲，常常舍弃经义而谈论财谷利害等事。皇帝有时问他经义，吕升卿不能回答，总是看着沈季长，让他从旁代答。皇帝追问得很严厉，沈季长多次被问得理屈词穷。皇帝问他这些义理是跟谁学的，他回答：“从王安石那里学来的。”皇帝笑着说：“那么暂且就这样吧！”沈季长虽然党附王安石，但曾经非难王雱、王安礼以及吕惠卿的所作所为，认为这样必然会连累王安石；王雱等人也厌恶他，所以他并不很受重用。元丰元年三月壬午日，侍读吕公著讲读《后汉书》完毕，皇帝留下吕公著，充分讨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谈到三皇无为之道以及佛、老虚寂之理。吕公著问皇帝：“这种道理高深玄远，尧、舜能够知道吗？”皇帝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吗？”吕公著说：“尧、舜虽然知道，但常常把知人善任、安定百姓当作难事，这正是他们成为尧、舜的原因。”皇帝又谈论前代帝王，说：“汉高帝、汉武帝都有雄才大略。高祖说‘我不如萧何，我不如韩信’。至于张良，却只说‘我不如子房’。大概是因为子房的道术高深，所以尊重他，因而不直呼其名。”吕公著说：“确实如圣上所说。”皇帝又说：“武帝虽然认为汲黯愚直，但没有汲黯就不肯进见。汲黯后来即使获罪，仍终身享受二千石的俸禄。”吕公著说：“武帝对于汲黯，仅仅做到没有杀他而已。”皇帝又谈到唐太宗，吕公著说：“太宗之所以能够成就帝王事业，是因为他能屈己从谏。”皇帝临朝日久，群臣畏惧皇帝威严，没有人能够进言规劝；到这时听到吕公著的话，皇帝肃然起敬并接受了。丁亥日，皇帝到迩英阁，讲官黄履进讲《周礼·八柄》。

译皇帝说：“坐下来讨论治国之道的，是三公。可是八柄并不是太宰所得以参与掌管的，为什么？”黄履说：“八柄是用来驾驭群臣的。驾驭群臣，是君主之道，所以不是太宰所能参与掌管的。”皇帝说：“好。” 八月丁卯日，黄履讲到“宰夫的职责，在正月记录有才能和品行良好的人，并把情况报告给君上”。皇帝说：“有人说这是诏告王决定官员的废置，有人说是用官刑告知冢宰并加以诛罚，有人说是先报告再诛罚，有人说是报告给君上，为什么？”黄履回答：“只是告知冢宰而已；所说报告后诛罚、报告给君上，是说有时由王下诏，说明君王和官长都不能擅自专断。”皇帝说：“有时三年一次，有时终年一次，便记录能与不能并报告，以此决定废置。这里为什么只说正月？难道不是把上一年考核的结果记录下来报告吗？”黄履说：“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 六年四月壬申日，皇帝到迩英阁。蔡卞讲《周礼》讲到司市，皇帝对蔡卞说：“先王设置官职治理市场，为什么唯独这里规定得如此详细？”蔡卞回答：“先王建立国家，先面朝而后设市。朝廷用来治理君子，市场用来治理小人，不可简略。”皇帝说：“市场是众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治理众人的规定详细。” 编修《通鉴》。治平三年四月辛丑日，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上奏说：“臣自年少以来，粗略读过各种史书。私下看到纪传体史书文字繁多，即使是专门在陋室中治学的人，往往也不能全部读完，何况帝王每天有万端政务，如果一定要全面了解前代的得失，实在很不容易。臣不自量力，常想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在正史以外旁采其他书籍，凡是关系国家兴衰、涉及百姓祸福，善行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警戒，以及帝王应当知道的事情，大致依照《左氏春秋传》的体例，编成一部编年史，名叫《通志》；其余浮泛冗长的文字，全部删去不载，希望皇帝阅读时不劳神费力，却能知道得非常广博。臣个人力量微薄，无法完成，只是有这个志向而没有功效。近来臣曾把战国时的八卷进献，幸蒙陛下赐览。如今奉到诏旨，不知是命臣续成此书，还是另行编纂？如果续成此书，请求也以《通志》为名。这部书上下贯通一千多年，当然不是愚臣一人能够独自修成的。臣听说翁源县令、广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和将作监主簿赵君锡，都有史学才能，为众人所推重。希望特意差遣这两人与臣共同修撰，使书能够早日完成，不至于疏漏简略。”诏令同意，并命他们接续编集司马光进献的八卷；等书完成后，再请旨赐名。后来赵君锡因父亲去世服丧，不能赴命，便由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替。刘恕是均州人；赵君锡是赵良规的儿子；刘攽是刘敞的弟弟。四年正月丁巳日，神宗即位。十月，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暂时免除撰写本院文字的职务，又诏令他五日到院一次，因为要修撰《资治通鉴》。甲寅日，司马光开始阅读《资治通鉴》。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当面赐给司马光，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命令等书完成后把序文写入书中。又赐给司马光颍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四百二卷〕 赐给旧书并不在这一时期，现据《帝学》连同记载。新纪说：书赐翰林学士司马光《资治通鉴序》。这确实是当时的书名。熙宁元年二月丙辰日，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评论苏秦、张仪的事情（详见《讲筵》）。三年六月戊寅日，翰林学士司马光请求差遣试校书郎、前任泷水县知县范祖禹共同修撰《资治通鉴》，获准。范祖禹是范镇的从孙。元丰元年十月己未日，诏令：“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请求让其子司马康充任《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的编修人员，准许。” 二年二月壬子日，司马光说：“共同编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已经改任京官并罢去原职，请求留在书局编修。”获准。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任资政殿学士，降诏予以奖谕，赐银、绢、衣带、马；奉议郎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都是因为修成《资治通鉴》的缘故。《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设局修撰，司马光请求让刘恕、赵君锡共同修撰。赵君锡没有赴任，由刘攽代替。刘攽在书局五年，由通判泰州的范祖禹代替。每完成一部史书，就进呈皇帝。到这时，进呈《五代纪》三十卷，总共二百九十四卷，《目录》和《考异》各三十卷。当时刘攽出任监衡州盐酒务，刘恕已经先去世。皇帝对辅臣说：“前代从来没有这样的书，比荀悦的《汉纪》强得多了！”辅臣请求观看，于是命令交付三省，并仍命令迅速进呈。八年四月丁丑日，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任知陈州。己丑日，承事郎司马康任秘书省正字，因为司马康参与修撰《资治通鉴》。元祐元年三月丁丑日，宰臣司马光说：“校书郎黄庭坚好学而有文才，如今在本省，另没有职事。希望特意差遣他与范祖禹及臣子司马康共同校定《资治通鉴》。”获准。七月辛酉日。此前，秘书少监刘攽等人说：“司马光与已故秘书丞刘恕共同编修《资治通鉴》，刘恕在此书上的功力最多。等到书完成时，编修属官都获得了记功，唯独刘恕已经去世，他的家属没有得到恩典，子孙也没有人享受俸禄。请援引黄鉴、梅尧臣的先例，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于是司马光也替刘恕请求。诏令授予刘恕一个儿子守郊社斋郎。

译撰定历法　神宗附。治平二年三月丁卯日，皇帝刚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以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簿周应祥、周安世、马杰、判台郎杨得言制定新历，三年完成。周琮说：“《崇天历》的节气时刻比实际天象晚半日，五星运行相差半次，日食发生的时刻相差十刻。”后来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遘又分别陈述家传学说，于是诏令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攽考察判定是非，以《尚书》“辰弗集于房”和《春秋》所记日食，参照现在历法所推测的结果。舒易简、石道、李遘等人的学说疏略空泛，不能采用；新书则精密，于是赐名《明天历》，诏令翰林学士王珪为它作序。周琮等人各升两级官职，所赐物品各有差等。后来《明天历》也不能使用，周琮等人都被夺去所升的官职。熙宁元年七月甲申日，京师发生地震。乙酉日，又发生地震。这天夜里发生月食，有司说《明天历》推算不准确，应当改历。诏令司天监历官共同观测星象和日影，另造新历。此事依据沈括《奉元历序》。八月历法完成。八月乙丑日，诏令恢复施行《崇天历》。供备库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降一级官职，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降两级官职。起初，司天监请求重新制定历法，李元亨、监应祥等人共同参与计算编造。周琮负责督办，历法完成后，各人都进宫，周琮的儿子和姻亲也都参与其中。监中精通历法的人，周琮从未同他们商议；到这时推算验证差错很多，所以一并削夺官职。二年秋七月，提举司天监上奏说：“从今以后，每年编造《大衍历》《宣明历》《景福历》《崇天历》《明天历》等历法；这一年如果有日食、月食，就命令详细记载食分以及亏初、食甚、复圆的时刻。遇到交食时，负责计算的历官应当在浑仪下面对照误差，由勾当御药院官和两名判监测验浑仪的官员检验食分。”获准。三年八月戊午日，诏令直舍人院吕大防、监司天监官详细审定今年八月的朔日、望日推算有没有差错。此前，《崇天历》以八月戊午日为朔日，以十七日为望日；司天中官正周琮编撰《明天历》，则以己未日为朔日，以十六日为望日。周琮说：“古今注历，从来没有把十七日定为望日的。”《崇天历》官舒易简等人说：“乾兴元年的历法把七月注为十三日望日，那么现在注为十七日望日也不能说错。”朝廷采纳舒易简等人的说法，但周琮争论不止，所以命吕大防详细审定。后来吕大防说：“舒易简等所说乾兴历注为十三日望日，是私家历法的错误，他们已经自行屈服。但据各家历法的议论，虽然有把十七日定为望日的算法，可是颁行的历书从没有把十七日注为望日。自天圣三年以后，有三次望日在十七日，都是注十六日为望日，因为到了十七日辰时度数以前，按规定仍属十六日夜。今年八月的朔日，依《崇天历》本来不应提前，但只要在十六日注为望日就可以了。”诏令依照吕大防的意见办理。四年二月戊寅日，诏令司天监印刷出售历日，民间不得私自印刷，以便停止均摊供给本监官属的费用。后来从判监以下共有六十八名官员，都增加食钱：判监每月七千五，官正三千。现任出售历日的官员，除增加食钱外，另支给茶汤钱三千。当时刚刚撤销司天监官员监领在京库务及仓草场门的职务，而中书议定增加他们的俸禄，所以有这道诏令。六年六月辛巳日，提举司天监陈绎等人说：“本监测验簿中节气、朔日互有差异，《崇天历》的节气晚于天象，《明天历》的朔日晚于天象，它们的错误都是历法起算元点设置不当造成的，无法考察订正。等到召集众官详细审定时，浮漏已经不能使用，司天监天文院的浑仪也各有差错。如果只根据旧器物粗略增减修补，免不了仍有疏漏错误。”诏令司天监负责节气、朔日事务，指挥校定历书的人卫朴另造历法，与旧历比较精密和疏略。浮漏、浑仪命令依照新式样装造，再由司天监另行测验上报。八年闰四月壬寅日，知制诰沈括进呈《熙宁奉元历》。诏令沈括升一级官职，司天监官吏也各有升官、赐银绢的差等。起初，仁宗朝采用《崇天历》；到治平初年，司天监周琮改撰《明天历》并施行。监生石道说：“未经测验，不能使用。”朝廷没有听从。到熙宁元年七月望日，夜将天亮时，月食发生在东方，与历法不相符合，于是诏令历官共同观测星辰和日影，另造新历。历时五年，到冬天太阳运行的余分大致已经具备。正逢沈括主持司天监，他说淮南人卫朴通晓历法。召卫朴来，卫朴说：《崇天历》的节气晚于天象，《明天历》的朔日晚于天象。又《明天历》推算朔望的小余数通常多出二刻半以上，大概是创制历法时只求使朔的积年数稍微减小超过闰分所造成的，所以推求日月交食反而疏略。《崇天历》以熙宁元年的交食来说，比《明天历》精密，但只是朔法显得精密而已。拿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日的日影和十二月甲辰日的日影相互比较，相差一寸一分半；又用日法除算，得到节气晚于天象五十三刻。这些错误都在于起算元点设置不当。”诏令卫朴改造历法。卫朴依据自己的学说来制作，把《明天历》的朔日减去二刻。历法完成后施行，赐给卫朴钱一百千。到了绍圣初年，又改订历法。五月癸酉日，补任司天监生石道为灵台郎。石道曾说《明天历》未经测验，不能使用，因此获罪被夺官。后来月食与历法不相符合，历官都获罪，于是恢复石道保章正的官职，仍任监生。到这时，他参与修成《奉元历》，所以有这项任命。

译九年正月甲申日，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说：“臣以前主持司天监时，曾上奏说司天监测验天象已经达到五年，承蒙差遣卫朴计算编造新历。后来考核校验司天监观测的星辰、日影、漏刻，发现各项差误都不能凭信使用。新历又没有其他天象文籍可以参照验证，只是根据前后历书详细斟酌增减，制定成法，难以颁行，仍担心还没有穷尽精微之处。请求命本院学生等使用浑仪、浮漏、圭表进行测验，每天记录。等到三五年后，命原来编撰历法的人相互比较；如果有不完备之处，就审慎施行改正。此事已经蒙准施行。如今如果测验出本月望日夜间没有月食，以及每天测得日月五星运行度数、日影等情况，请下令司天监，随时交给卫朴参照比较，改正新历。”获准。此前，《奉元历》记载本月望日夜间应有月食，但实际没有验证出来，诏令询问修历并获得恩赏的人的姓名。到此时沈括上了这道奏疏（八年十一月壬寅日开始施行《奉天历》）。十年八月己丑日，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任辽主生辰国信使。按照旧例，出使辽国的人在冬至日与辽人互相庆贺。这一年，本朝历法比契丹早一天，契丹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历法正确。苏颂说：“历法家计算略有不同，时刻的早晚便不同。比如亥时节气应当交接，那么仍属于今晚；如果超过一刻，便属于子时，就是明天了。或早或晚，各自依照本朝历法即可。”契丹人无法驳倒，便各自以本国日期作为节日。苏颂出使回来后，把这件事上奏。皇帝高兴地说：“朕考虑过这件事，这是最难处理的。你的回答非常得体。” 元丰元年闰正月甲午日，又诏令提举司天监近来校验月食的时刻，比较《崇天历》《明天历》两种方法，已经看出新历较为精密。又此前闰正月岁在戊子，今年又闰在戊午，按道理恐怕也没有错误，应当不必再考究其中的差异。讲究新历的官员等一并罢职，给卫朴路费钱二十千。此前，卫朴在熙宁初年重新制作新历，到十年时，议论者认为推算月食有差错，所以再次诏令卫朴召集议论，到此时将此事罢止。十二月辛丑朔日，诏令提举司天监召集历官考察计算大辽、高丽、日本国和本朝《奉元历》的异同并上奏。后来历官赵延庆等人说：“辽己未年的节气、朔日与《宣明历》相合，日本戊午年的节气、朔日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的朔日与《奉元历》相合；但二十四节气中，有七个节气的时刻以及逐月太阳过宫的日数和时刻不同。” 五年正月乙巳日，翰林学士王安礼说：“详定浑仪官欧阳发说，至道、皇祐年间的仪器都有差错而没有依据。现在制造了浑仪、浮漏水样，依照诏令进呈；并且欧阳发说明了新仪器的变化和旧仪器的缺失。臣等查阅审看，除司天监浮漏疏漏错误、不能使用，应依新样式改造外，至道、皇祐年间的仪器以及景表也各有差错，想依照欧阳发列出的条目施行。”获准。五年六月丙寅日，司天监历算、天文、三式三科的令、丞、主簿一并裁减，因为冬官正王赓说，先前因裁减、撤除司天监官员监领仓、草场门的职务，所以增设三科令、丞、主簿，但对职事没有帮助。七年十二月辛未日，诏令允许四选命官中通晓算学的人，按照参选人的程序到吏部参加考试；合格者上等授博士，中、下等授学谕。校勘记。[1]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考察《宋史·仁宗纪》卷四：“（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日，皇帝在福宁殿去世，遗诏命皇子即皇帝位。”又据《宋史·英宗纪》：“夏四月壬申朔日，皇后传达遗诏，命皇帝继承皇帝位。秋七月壬子日，第一次到紫宸殿临朝。皇帝自六月癸酉日起没有临殿，到这时才开始会见百官。”这里说七月英宗即位并不准确，应当是指英宗到紫宸殿会见百官。[2]十二月：原本没有这三个字，这里根据文意补入。“先是十月”之类的话，《长编》卷一九九系在嘉祐八年十二月甲寅日之后。[3]傅卞：原本这两个字作墨丁，黄以周《续长编拾补》也没有辑录这一条。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第一册列治平四年初任同知谏院的是傅卞，以《会要·兵》一四之三、《长编》卷二 ○八、《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六《回谏院傅龙图卞攀违书》为证，可以参看。[4]文帝：原本作“文章帝”，“章”字为衍文，根据《续长编拾补》卷六删去。[5]“闻惠卿之言乎”：原本脱去“闻惠”二字，根据《续长编拾补》卷六补入。《拾补》原校说：“根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入。” [6]吕升卿：原本脱去“卿”字，根据《长编》卷二五三补入。[7]周安世：原本作“用安世”，根据《长编》卷二 ○四改正。[8]监应祥：《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没有“监”字，怀疑是衍文。[9]戊寅：原本作“癸本”，根据《长编》卷二二 ○改正。[10]七千五：原本作“七十五”，根据《长编》卷二二 ○改正。[11]壬寅：原本作“乙未”，根据《长编》卷二六三改正。[12]“为之”：原本作“为天□”，根据《长编》卷二六三改补。[13]“提举司天监”：原本作“提举司司天监”，多了一个“司”字，根据《长编》卷二八七删去。《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四。英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