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九仁宗皇帝

译经筵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仁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月辛巳，仁宗开始到崇政殿西閤。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解《论语》，侍读学士李维、晏殊也参加。起初诏令在双日举行经筵，从此即使是单日，也召侍臣讲读。王曾认为皇帝刚刚即位，应当亲近师儒，所以令孙奭等入内侍奉。皇帝在经筵时，有时左顾右盼，有时用脚敲踏坐床，孙奭便拱手站立而不讲。每次讲学时，他的仪态一定庄重严肃，皇帝也因此肃然改变态度，认真听讲。史书多把这件事记在天圣末年，现在把它移列于此。皇帝当时的心思或许不在书本上，但这一定只是即位初年；后来圣德日益进步，就决不会这样了。十二月甲辰，诏令辅臣到崇政殿西庑观看侍讲学士孙奭讲《论语》，随后皇帝亲自书写唐代贤人的诗，分 赐给他们。从此每次召辅臣到经筵，多半都把御书赐给他们。天圣元年四月。皇帝刚即位，太常丞、直集贤院、判吏部尚书丁度上书陈述六件事，其中第一件是增加劝讲官[1]。九月戊寅，召辅臣到崇政殿西庑，观看冯元讲《论语》，仍赐御笔飞白书。二年二月乙亥，召辅臣到崇政殿西庑观看讲解《孝经》。皇太后告诉宰臣说：“近来选择儒臣侍奉皇上讲读，确实很有启发和裨益。”宰臣于是说，工部郎中马宗元通晓经书，有品行义节，可以让他奉职于经筵。辛丑，任命马宗元直龙图阁。六月己未，赐马宗元三品服，因为他讲完了《孝经》全章。八月己卯，皇帝到国子监，拜谒先圣文宣王。召随从大臣登上讲堂，令直讲、屯田郎中马龟符讲《论语》，赐马龟符三品服。三年三月己酉，召辅臣到崇政殿西庑，观看孙奭讲《曲礼》，仍各赐御书古诗一章。十月壬申，判国子监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冯元等奏说：“近来召河南县主簿郭稹充任直讲，敕令他启程回原任。所缺的直讲，另行举荐官员上报。臣等知道郭稹文学优长，操行谨慎，希望暂且令他留在国子监，分担经书讲诵。”诏令任郭稹为国学说书，并令今后从参加铨选的人中保举上奏，不得抽调现任官员。四年闰五月甲子，诏令辅臣到崇政殿西庑观看侍读学士宋绶等人阅读《唐书》。皇帝说：“我阅读旧史，常看到功臣很少能够保全始终。像裴寂、刘文静，都是辅佐受命创业的元勋，却免不了被诛杀、受辱。”王曾回答说：“裴寂等人的祸患，实在是因为功业成就后不知道退让。”宋绶兼管三班院，于是请求解除自己兼任的职务。皇太后命人选择前代有助于孝养、补益政治的文字，备供皇帝阅览，于是抄录唐代谢偃《惟皇诚德赋》，又抄录《孝经》《论语》的要言，以及唐太宗撰写的《帝范》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献圣典所献》三卷、《君臣正理论》三卷，进献给皇帝。七月，皇帝曾对辅臣说：“近来因为天气大热，停止讲读，刚才已经召孙奭等人来讲书。你们处理完公事后，可以暂时到经筵来。”王曾说：“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仍留意经学，即使炎热也不停止，从中可以看出圣学的高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三卷〕 九月乙卯，诏令说：“讲学废止已久，士人不懂经书，难道是上面的教导没有做到吗？命孙奭、冯元举荐三五名通晓经术的京朝官上报。”庚申，诏令说：“礼部贡院的举人中，有能通晓三经的，考量试讲，特意将姓名上报，应当议定甄别选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十月。此前，孙奭、冯元共同举荐大理寺丞杨安国担任国子监直讲，于是又召杨安国的父亲、奉礼郎、兖州学讲书杨光辅入见。皇帝令他讲解《尚书》，杨光辅说：“尧、舜的事情距离今天久远，不容易实行。我愿意讲《无逸》一篇。”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但议论解说清楚流畅。皇帝想留他担任学官，杨光辅坚决辞谢。乙卯，任杨光辅为国子监丞，遣送他回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 五年九月癸卯，召辅臣到崇政殿西庑，观看孙奭讲《尚书》，各赐织成的御笔飞白字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一篇〕 五年九月癸卯，召辅臣到崇政殿西廊，观看孙奭讲解《书》；每人都赐给一幅织成的御笔飞白字图。十月庚辰，因为讲完《礼记》，在崇政殿宴请近臣，并诏令两制及馆阁官员作诗进献。六年三月壬寅，召辅臣到崇政殿西庑观看侍讲孙奭讲《尚书》。九年三月己巳，翰林侍读学士孙奭、试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秘书丞诸王府侍讲赵希言、殿中丞国子监直讲郭稹、左赞善大夫国子监直讲杨安国在中书省讲说。七月癸酉，任命翰林侍讲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兵部侍郎孙奭为工部尚书、知兖州。皇帝每次到经筵，都设置书架，把书册向外放置，以便侍臣讲读。孙奭年事已高、视力昏花，有时天气阴暗，便把皇帝的座位移到阁外。孙奭讲到前代君主昏乱、国家灭亡的事，总是反复规劝讽谏，皇帝也肃然听讲。他曾绘制《无逸图》进献，皇帝把它挂在讲读阁。皇帝和太后见到孙奭，从来没有不对他加以礼遇的。孙奭三次请求退休，皇帝召他到承明殿对答，诚恳地劝谕他。孙奭以年过七十为由坚决请求，甚至流下眼泪，皇帝也感到悲悯，于是诏令他与冯元讲《老子》三章，各赐帛二百匹；因为答应让他到附近州郡任职，所以优厚赏赐，并且诏令必须设宴后才让他启程。明道元年正月甲辰，召辅臣到崇政殿西庑观看讲《尚书》。二年三月，太后刘氏驾崩。景祐元年三月丁亥，开始设置崇政殿说书一职，命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政殿检讨王宗道、国子博士杨安国每天由其中两人入内侍奉讲说。起初，孙奭出任知兖州，皇帝问孙奭谁可以代替他讲说，孙奭推荐贾昌朝等人，于是命中书省考察试讲说书，到这时才专门设置这一职务来安置他们。三年后，才升任天章阁侍读。五月辛未，皇帝到崇政殿西庑，召辅臣讲《尚书》。二年正月癸丑，设置迩英、延羲二阁，把《尚书·无逸》篇抄写在屏风上。迩英阁在迎阳门北面，面向东；延羲阁在崇政殿西面，面向北。这一天皇帝到延羲阁，召辅臣观看盛度进读《唐书》、贾昌朝讲《春秋》，随后在崇政殿举行小宴。

译三年正月乙巳，贾昌朝说：“臣有幸得以在宫禁中侍奉经筵，陛下常常趁清闲宴饮之时，向往学问、考察古事，探取精微的言论和重要的道理，超过前代圣人。只是事情安排在双日，便与深宫隔绝。时政记、史馆日历和起居注都无法把这些事编纂记录下来。臣从景祐元年春到二年冬，凡是书筵侍臣的出入、升降、封章、进对、宴会、赏赐，都一一保存记录，编成二卷，请送交史馆。”诏令以迩英、延羲二阁《记注》为名，命章得象等接续编修。九月辛卯，召辅臣到迩英阁观看讲《尚书》。四年三月甲戌朔，任命崇政殿说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屯田员外郎、国子监直讲赵希言，主客员外郎、国子监直讲杨安国，都兼任天章阁侍讲，参与内殿起居问安，品秩相当于直龙图阁，在本官班次中列于直龙阁官员之上。天章阁设置侍讲职务从此开始。九月丁卯，皇帝到迩英阁阅读《唐书》，于是诏令《唐书》列传只选取事迹和义理与规诫密切相关的来读。十月甲戌，皇帝到迩英阁，阅读《正说·谨罚》篇，讲述后汉光武帝停止梁统请求从重处罚的奏议。皇帝说：“罗织深文、严刑峻法，确实不是好的政治。”宋绶回答说：“君王施行严法容易，宽刑却困难。君主拥有专擅生杀的权力，一怒之下就像雷霆一样，所以严厉容易而宽厚困难。”丙戌，迩英阁阅读《正说·养民》篇。皇帝说：“《尸子》说君主像木杆，百姓像水，是什么意思？”丁度回答说：“水随着器皿的方圆而改变，百姓如果随着君主的好恶而改变，因此君主必须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甲午，迩英阁讲《春秋》。皇帝说：“《春秋》记载昭公以后，鲁国的政治日渐衰败，卿大夫把持政权；记载虽然详尽，但经典所要表达的纲要却少了。应当删去枝蔓的言辞，只选取君臣、政治教化方面的事例来讲。”于是对宋绶等人说：“《春秋》经书的宗旨在于褒奖王室、尊重君道。丘明作传，文义十分广博；但其中记载怪异之事，不如《公羊传》《穀梁传》质实。”宋绶等回答：“三传的得失，确实如圣上所说。臣等从今以后，凡是丘明所记略近于虚诬，以及陪臣僭越作乱而没有劝诫意义的，一概略去不讲。” 宝元二年十月丙寅，皇帝到迩英阁，观看《左氏春秋》，并读完《正说》。皇帝说：“《春秋》所叙述的前代治乱事迹，怎么敢不引以为鉴戒？《正说》是先帝的训诫言论，怎么敢不尊奉？”丁度等拜伏着说：“陛下的圣明言论如此，实在是天下的福分！”皇帝又问丁度《洪范》《酒诰》二篇的大意，丁度全部作了回答。于是诏令丁度讲《周易》，李淑读《三朝宝训》，丁度、李仲容阅读他们编纂的史规鉴事迹。辛巳，因为讲完《左氏春秋》，在崇政殿宴请近臣。庆历二年二月丁丑，诏令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到迩英阁侍奉讲学。按照旧例，御史台丞没有在经筵任职的；皇帝认为贾昌朝长于讲说，特意召用他。四月戊戌，因为讲完《周易》，召讲读官以及两制官员、宗室中正刺史以上者到崇政殿宴饮。四年三月丙辰，皇帝到迎阳门召辅臣观看绘图，于是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读《祖宗圣政录》，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读《前汉书》，过了几刻才结束。自从元昊反叛后，便停止进讲；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疏陈述十五件事，其中第八件是《延讲诵》：“君王一定要延请学习古道的士人，以备顾问，并在闲暇宴饮时接见他们。先帝时得到邢昺、杜镐、孙奭、冯元，尚且有正直的意见被皇帝听到，名节显著于朝廷。汉代宰相精通一部经书，天下大事就依据它来决断。帝王治理经书，与普通百姓不同，并不只是玩味空泛的史书、占验古人的话语。天下无事时，崇尚文治的办法由此产生；天下有事时，经略武功的谋划也由此产生。把沉滞、偏僻、衰老、孤陋鄙俗的读书人，安排他们坐在乡塾里训导民间士人，并不是帝王研治经学的本意。如今边境外部稍有事情，臣等已经两年不能再进见皇帝了。如果不能启发重大的询问、应对重大的咨询，即使屏弃不用，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认为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籍、古人陈说的篇章，只能在天下无事的朝廷讲解，却不足以辅佐有所作为的时代，臣愚昧地认为这是错误的。”于是进献《劝讲箴》。到这时，又命令恢复讲读经史。三月丁亥，皇帝对辅臣说：“我每次让讲读官在面前讲解经义，从来没有命令他们有所避讳。近来讲《诗经·国风》，其中多有讽刺乱世的事情，很能作为鉴戒。”章得象回答说：“陛下留意六经，能够远取前代兴亡的踪迹作为鉴戒，这确实是谋求治理的关键。” 五年二月丙申，皇帝到迩英阁，阅读《汉书·元帝纪》。皇帝谈到成帝时的政治，丁度于是说：“近来臣下不知大体，专门互相攻击揭发，有的揭露别人的隐私，企图以此求得进用，幸赖陛下圣明觉悟，近来这种风气渐渐止息。”皇帝于是谈到互相攻击揭发的弊端，说：“这些都叫小忠，不是大忠。”（当时范仲淹等人被斥逐。）戊戌，讲《诗经》，从《鸡鸣》讲到《南山》篇。此前，讲官不愿讲《新台》，皇帝对曾公亮说：“我思考君主之道，君道的善恶都希望听到，何况《诗经》三百篇都是圣人删定的，义理在于劝善惩恶，怎么能有所回避呢？”于是命令从今以后讲经史，不得随意遗漏。庚戌，皇帝到迩英阁，进读《三朝经武圣略》，拿出几部阵图，又拿出陕西僧人献上的兵器铁浑拨给讲官观看。

译三月戊午，迩英阁讲《诗经·匪风》篇，其中说：“谁能烹鱼，就把水浇在釜鬲里。”皇帝说：“老子说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意思与这里相同吗？”丁度回答：“烹鱼过于烦扰就会碎，治理百姓过于烦扰就会离散。如果不是圣学深远，怎么能看出古人求治理的用意呢？”丁度在经筵任职已久，皇帝常称他为“学士”而不直呼姓名。皇帝曾问蓍龟占卜应验之事，丁度回答：“卜筮不是圣人所做的事，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技艺，不能拿它来鉴察古代的治乱。”己卯，迩英阁讲《诗经·六月》篇，皇帝说：“这篇序从《鹿鸣》到《菁菁者莪》，都是帝王经常奉行的道理，还是只说当时的事情呢？”杨安国回答：“从前周幽王失道，《小雅》全被废弃，四方夷狄交相侵扰，中原的道统衰微。先儒之所以作这篇序，是要给万世留下鉴戒。”于是皇帝再次命令讲解。甲申，迩英阁阅读《汉书》中高祖封韩信为齐王的事，皇帝说：“汉高祖能够听从劝谏、善于任用人才，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丁度回答：“汉高祖聪明而气度宏大，所以臣下能够竭尽忠诚；否则，凭什么奠定帝业呢？” 四月壬辰，迩英阁讲《诗经·小旻》篇，其中说：“就像那泉水流淌，不要相继沉沦而败坏。”皇帝对赵师民说：“用水来比喻政治，是有所指吗？”赵师民回答：“水的性质顺畅，所以能够流通；流通就清澈。水势逆塞，所以壅滞；壅滞就败坏。它比喻任用贤人，王政就通达、世道就清明；任用邪人，君王的恩泽就壅塞、世道就混浊。周幽王失道，贬斥正直之人而任用邪人，即使有善人也不能治理国家，最终也会相互带领着沉沦于污浊败坏之中。”丁未，讲《诗经》讲到《巷伯》篇，注中有鲁国男子仍然居处的事，皇帝说：“处在容易引起嫌疑的情形中，是古人谨慎对待的事情。这里不写鲁人的姓氏，难道圣人是特意借此设教吗？” 十一月癸未，迩英阁阅读《三朝经武圣略》。甲午，迩英阁阅读《诗经·角弓》篇。皇帝说：“周幽王不能亲近九族，以至于灭亡。”杨安国回答：“冬至日陛下亲自宴请宗室，对每个人都安抚慰藉，难道不是扩大骨肉亲情吗？”皇帝又说：“《尚书》记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这是帝尧的盛德，我非常仰慕。”乙未，迩英阁讲《诗经·都人士》篇。皇帝说：“古人的冠帽服饰一定与他的品行相称。如今有些人的冠服超过了古人，但品行未必像古人。”又阅读《经武圣略》，读到真宗朝李继和上言：宋朝初年李汉超在关南，用私人的钱财进行贸易来帮助公用，有人弹劾他，太祖反而命令把他所经过的地方收取的税全部免除。皇帝说：“像这样任用人，谁会不尽力呢？” 十二月癸巳，因为讲完《诗经》，在崇政殿宴请近臣、宗室以及讲读官。七年二月己丑，诏令御史中丞高若讷入内侍奉经筵。三月己亥，赐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曾公亮三品服。按照旧例，待制入朝谢恩，从来没有赐给服色；到这时，皇帝在迩英阁当面赐给他，并宣谕说：“朕就在讲席上赐给你，这是为了尊重宠信儒臣。” 四月己巳，讲筵阅读《贾谊传》，谈到三公、三少都是天下正直之士，和太子一起居住出入，所以太子年少时就能养成良好品德；至于人的本性，也会因习惯而变得像自然形成一样。皇帝说：“我过去在东宫时，崔遵度、张士逊、冯元担任我的师友。这三个人都老成持重；至于崔遵度，更是一位特别好的老师。”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张锡曾在宫中讲书，皇帝赞叹他博学，亲书“博学”二字赐给他。皇祐元年十二月乙丑，皇帝到延和殿，召虞部员外郎卢士宗讲《周易·泰卦》，当面授予卢士宗天章阁侍讲，赐三品服[3]。卢士宗是杨安国推荐的。这一天，诏令贾昌朝到讲筵备作顾问，不讲书。皇帝认为贾昌朝曾任宰相，又是旧日讲臣，特意命他担任此职。壬寅，观文殿大学士、右仆射、判都省贾昌朝重新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郑州。二年三月，迩英阁讲《易经·师卦》时，有字与皇帝名讳同音，皇帝靠近前席对王洙说：“这个字应当怎样解释？”王洙回答：“解释为正。”皇帝说：“不必回避，恐怕妨碍义理。”王洙说：“不敢。臣子面对君父的名讳，在阅读文章时暂时看见，也不能不感到惊惧，必须回避。”皇帝说：“只管直说它的本义。” 十月丁酉，迩英阁讲《易经·无妄》。皇帝说：“为什么说不用药也会有喜庆？”杨安国回答：“各种疾病的发生，都是由妄动妄为而来。九五处在尊位，得到正位，是无妄卦的主爻。天下本来都是无妄，只是偶然发生疾病，并非自己招致，疾病应当自然减退，所以可以不用药而有喜庆。大概君主刚正自修，自身没有虚妄，即使偶有灾害，如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也不是自己招来的，只要顺应时势、修养德行，不必烦劳治理，灾害也会自行消除，这就是不用药而有喜庆。然而尧遭遇洪水，仍然派鲧、禹治理，虽然知道灾害未必能够立即平息，也要顺应百姓的心愿。鲧治水没有成功，是因为灾害尚未平息；禹能够治水，是因为灾害将要尽除，这也是不用药而有喜庆的意思。如今黄河决口已经五十年，役使天下的兵民，耗费天下的财用，从来没有停止过；大河也从来没有恢复原来的河道。兵民困顿疲弊，何止百千万之数？土地财物耗尽，何止亿万万之数？恐怕百姓不能承受命令，国力也不能继续支撑。既然认为大河自古以来就是祸患，就应当像尧、舜那样，务必顺应民心、顺应时势、修养德行，灾害自然会消退，这也就是不用药而有喜庆。” 三年三月戊辰，迩英阁讲《易经》，讲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皇帝说：“人的情欲都产生于阴阳，而节制它们在人自身。”杨安国回答：“臣认为人有六情，即喜、怒、哀、乐、好、恶；天有六气，即阴、阳、风、南、雨、晦、明。因此人的出生，是天命所赋予的本性；所谓命，就是人所禀受而生的东西；所谓性，就是人所禀赋而形成的区别。所谓言、情，是本性的迁移；所谓欲，是人的放纵。所以六情相互泛滥，就会使喜产生于风，怒产生于雨，哀产生于晦，乐产生于明，好产生于阳，恶产生于阴。因此圣人取损卦的象义，用来惩戒愤怒、抑制欲望。”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译四月庚子，迩英阁讲《易经·鼎卦》。皇帝问：“九四爻的象义施用于人事，应当怎样理解？”杨安国回答：“鼎是烹煮食物、制作新事物的器具，上承至尊，下又应合万物；上承下施，责任重大而又不适合其位，所以会有鼎足折断、鼎中食物倾覆的祸患。它就像任用人才，任用合适的人，即使责任重大也可以胜任；任用不合适的人，必然有倾覆的忧患。”皇帝说：“任用人不可不谨慎。”丁未，皇帝到迩英阁，对讲读官说：“《易经》的文字精微，我常常拿疑难问题询问你们，难道不会使你们烦劳吗？”曾公亮回答：“臣等有幸承受圣上的询问，只怕不能回答，哪里敢说烦劳？”皇帝说：“你们都是久经学问的老儒，博学多识，能阐发许多道理。朕即使在盛暑时也从未厌倦，只是担心劳累你们罢了。”丁度又进言说：“自古帝王临朝日久，不是内里沉溺声色，就是对外穷兵黩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勤勉不倦地研习圣学，即使尧、舜的聪明也不过如此。”于是叩头称谢。八月庚寅，诏令天章阁侍讲今后都依照馆阁臣僚的惯例召见、颁赐，这是听从知制诰兼侍讲王洙的请求。九月丁丑，诏令迩英阁讲读官中，负责讲读的人站立着讲解答对，其余人都在阁中赐座。天圣以前，讲读官都是坐着侍奉；自景祐末年起，全部站立侍奉。到这时，皇帝多次当面告诉他们：“经史的义理旨意，必须详细询问讲解。你们难道不会疲劳吗？”杨安国等进言说：“不敢。”到这时颁下诏令，于是成为永久制度。第二天讲读时，众人一同奏谢。十月丁酉，新建隆儒殿，在迩英阁后面。四年九月，前宰相贾昌朝刚服除母丧，便召他到迩英阁讲《乾卦》。皇帝说：“将相来侍奉讲学，是天下的盛事。”贾昌朝叩头致谢。不久，命贾昌朝出任判许州。将要出发时，诏令讲读官到资善堂为他饯行。五年四月丁酉，迩英阁讲授《书·冏命》中的“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仁宗说：“君臣之间，必须真诚相通，然后才能治理百姓。”杨安国回答说：“陛下聪明有文才，能够听取劝谏而不违逆，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把群臣看作同僚朋友。自古以来的盛德之君，没有超过陛下的。”仁宗说：“臣下能够进献忠言，我为什么要吝惜像夏禹那样向他们下拜呢？”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诏令修起居注官入内陪侍讲筵，赐给坐杌，礼仪同宰相。戊午，诏令观文殿大学士晏殊赴经筵，赐给坐杌，礼仪同宰相。戊午，又诏令修起居注官入内侍讲，赐坐于御座西南。九月己巳，迩英阁讲授《周礼》中的“大荒大礼，薄征缓刑”。杨安国说：“所谓缓刑，只是指那些因过失误犯而犯罪的百姓。遇到年成歉收时就赦免他们，是怜悯他们的困穷。如今如果众人拿着兵器抢劫粮仓，也一概宽免，恐怕不足以禁止奸邪。”仁宗说：“不是这样。天下百姓都是我的赤子，一旦遇到饥荒，州县不能救济抚恤，百姓被饥饿逼迫，便至于成为盗贼；又将他们捕获杀死，不也太过分了吗？” 二年三月乙丑，迩英阁讲授《周礼·视祲》。仁宗对讲官卢士宗说：“妖异和祥瑞的出现，都是由人的作为造成的。作为君主，必须在于修养德行，以承受上天的意旨吗？”己卯，迩英阁讲授《周礼·大罍》。王洙说：“祭祀天地所用的器物，以质朴诚信为根本。”仁宗说：“曹操不行质朴诚信之道，却多用诈术而且猜忌，他凭什么事奉上帝呢？”王洙说：“天地的德性，如果没有至诚的道理和至质的器物，凭什么能够感动它呢？”张揆诵读《后汉书》中应劭关于刑罚的议论，说：“当汉献帝的乱世，有关官吏尚且能够守法。如今天下奏报的狱案，有的违法为罪犯开脱，使蒙受冤屈的人不能申诉，这些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仁宗说：“自祖宗以来，凡以中等刑罚奏报定罪的，往往都加以宽免，难道是想让刑罚滥用吗？” 十月壬子，迩英阁讲授《周礼·祭祀》中的“割羊牲登其首”。王洙说：“祭祀阳神用羊首，因为首部主阳；祭祀阴神用羊血，因为血主阴。神明不可直接指斥，所以只是按照同类之物来求取感应。”仁宗说：“对。天道简易，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诚心，怎么能够得到感应呢？”又讲《左氏传》中郑国人铸造刑书的故事，王洙说：“子产把郑国的法律铸在鼎上，所以使百姓知道犯某种罪会受到某种刑罚。”仁宗说：“使百姓知道法律，虽然可以制止作乱，却不如让他们不知道法律而自然受到教化。” 嘉祐三年三月辛未朔，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任侍读学士。欧阳修说：“侍读共有十人，外面都说经筵已经没有坐处了。我既忝居翰林，又兼任史馆修撰、太常礼仪、秘阁、秘省、尚书礼部以及刊修《唐书》等职，兼任的职务已经很多，而经筵本来并不缺人。如今忽然蒙受任命，大概是因为近年来学士相继兼任此职，朝廷把它当作成例，不惜推恩。外面的议论却说学士俸禄微薄，特意给他们增加俸给而已。官职因人而轻贱，竟到了这种地步！希望请求罢免臣的这项任命，不要使朝廷遴选出的清要职务，最终与按例授予的冗员相同。”诏令不准。欧阳修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任命。七年五月庚申，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兼侍讲钱象先任右谏议大夫、知蔡州。钱象先善于讲说，言语简约而意义明白。仁宗偶有询问，他一定依据经义回答；又因讲解经义而讽谕政事，进而谈及时务，对皇帝有启发之益，因此号称懂得经术。他前后留在经筵侍讲十五年，特别受到恩遇礼敬。按照旧例，讲官分日轮流讲授。钱象先已经获准出任外官，仁宗说：“大夫离京有日期了，可以只让他单独讲完自己所讲的课程。”于是同列中停止讲授十天。五月癸亥，在资善堂赐讲读官宴席，因为《后汉书》已经读完。

译转对　上三朝附 建隆三年正月甲午，诏令：“从今以后，每五日举行一次内殿起居，百官依次转对，都必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者刑狱冤屈滥用、百姓疾苦，都要访察后上报。还必须直截了当地书写事情本身，不要广泛牵连。事情紧急的，准许不按规定日期到閤门上奏，不必等待轮到转对。” 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诏令：“从今以后，在内殿起居的日子，再令常参官两人依次转对，由閤门接受他们的奏章。” 《实录》说：汉乾祐三年，给事中陶谷上奏请求停止每五日一次的转对。本朝因此也没有转对之事。到这时，仁宗振作精神求治，务求扩大言路，才开始恢复旧制。考察《太祖新旧录》和本纪：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诏令从今以后每逢内殿起居，百官依次转对。这样看来，转对的旧制在太祖时已经恢复，不知钱若水依据什么，竟说后来就没有了。《新录》也是钱若水所修，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误？想来太祖虽然恢复旧制，但施行不久又废止，到这时才重新举行；钱若水考察不详，所以误记罢了。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仁宗御临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工部尚书窦仪、待制太常卿边光范等待转对。礼毕，赐廊下饭食。第二年夏四月壬午朔，工部侍郎艾颖、待制给事中马士元转对。八月庚辰朔，给事中刘载、待制谏议大夫崔颂转对。此后便不再记载。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又记载“御殿入閤，赐食如常仪”，但看不到转对官的姓名，疑心转对从此停止，到淳化二年才恢复，所以使钱若水误记，直说“后来就没有转对之事”，也是诬误。庚戌，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杨徽之转对。上奏说：“如今文士虽然很多，但通晓经书的很少。希望精选五经博士，增加员额，各自专门教授一经，以教育胄子。这是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根本。” 咸平三年十一月壬午，命令常参官依照旧例转对。诏令说：“近来我郑重诏告朝廷内外，极力拓宽进言的道路。然而众人相互以缄默自守为时尚，听不到有益的启发，难道是朕的诚意还没有取信于人吗？还是百官习惯于因循守旧呢？现在依照考察旧有规制，轮流进献正直的意见，凡是朕自身的过失、时政中特别不当之处、教令的缺漏以及民情的阻塞，都可以逐条上奏，不要有所隐瞒。言辞近于揭发攻击的，也当酌情宽容；文章写得不工整的，允许直截陈述。没有参加轮次转对的官员，听凭密封奏报。” 十二月壬子，诏令有关官司另行抄录一份转对章疏留在宫中。丙寅，兵部郎中、直昭文馆、知兖州韩援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制定新制举行转对，在外的文武群臣没有参加轮次转对的，都准许密封奏报政事。这大概是陛下勤勉思虑，广泛采纳民间微贱者的意见，因此天下各地都极为歌颂。近来稍有亢旱，颇为损伤农事。上天或许是因为太祖、太宗两位圣人在天，陛下正当盛年，百姓安居乐业、万国来朝，万一圣心忽然产生骄傲放纵，所以暂且降下灾异，用来警醒圣明的听闻。”又说：“凭陛下的聪明神智，必定没有骄傲放纵的忧患。然而希望陛下不要厌倦照察幽隐之处，不要让小人乘机进用，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即使有休息也不要自以为可以安逸。处在安定时要想到危险，在太平时要防备动乱，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奏疏上报后，召韩援回朝，授任史馆修撰。四年正月，朝廷内外官员上密封奏章的很多。诏令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详细评定其中的利害，上报朝廷。五年正月丙寅，权管干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田锡说，大意是：“《论语》说：‘十户人家的地方，也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何况如今皇家拥有天下，难道会没有人才吗？可以让常参官按原来每五日一次转对，在中间观察他们所上奏的言论，其中有远大谋略、经国治事才干的，可以不按常规破格提拔任用。如果只有言论而没有实际才能，就按礼节让他退下，也合乎体制。不这样做，臣恐怕国家不能早日达到太平。”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田锡说：“臣恭敬地看到，内殿起居近来停止转对，密封章奏接连送入，如今已经超过一年，官员中颇有私下议论。现在郊祀将近，庆赏即将施行。可以命令中书省查找转对章奏，分别评定优劣，奏报姓名，或者下诏书予以褒奖，或者给予升迁改任官职。这样最可贵的是使他们知道陛下鉴察了他们的用意，感激陛下奖赏他们竭尽忠心，表明明君喜好纳谏的心意，彰显最仁厚地对待臣下的心意。” 景德三年四月乙未，重新诏令群臣转对。在外任职的京朝官中，内殿崇班以上官员等候任期届满时，先将民间利害写好，密封送到閤门进呈，然后才可以入朝觐见。天圣七年三月癸未，诏令百官转对，极力陈述时政的缺失。依照旧仪，在外任职者密封奏报。不久，仁宗对辅臣说：“下达的诏令应当增加关于戒止朋党的内容。” 景祐三年四月，诏令群臣转对（不知道何时停止，如今又恢复）。群牧判官庞籍因转对进言：“旧制不把国马借给臣下，是为了重视武备。枢密院把带甲马借给内侍杨怀敏两匹，群牧司复奏后，才赐给他一匹，三天后又借给他，几天后又停止借给他。枢密院掌管机密和命令，反复竟如此。平时百官在皇帝面前奏事，不由皇帝亲自批阅章奏，只能送交中书、枢密院，是为了防止偏私请托，开启侥幸求进的门路。近年传宣和内降逐渐多于旧臣所受，恐怕法度从此毁坏。过去王世融因为是公主的儿子，殴打府吏，依法应当赎金，却特意停止他担任近任官职。作坊料物库的主管官吏，是宫中亲属，盗取官物后竟自行逃走。三司追捕没有抓获，便突然停止追究。如今圣上的裁断却与以前不同，臣私下感到疑惑。又因为《祥符令》查核官吏稍微严格，胥吏便相继离开县城，结果下令将他们罢免。这样一来，得到姑息的人反而安然无恙，而清廉强干的人却受到阻抑了。”群牧判官司马池因转对进言：“唐代制度规定，门下省诏书发出后，认为有不便之处，可以封还诏书。如今门下省虽然有封驳之名，但诏书一概由中书省下达，这不是用来防止错误举措的办法。” 四月丙辰[6]，诏令进奏院从今以后，各道州府另有随递送到的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等的密封章奏，也都要收受并进呈。六月辛卯，命资政殿学士晏殊、龙图阁待制孔道辅、马季良查阅详定转对章疏以及登闻检院上报的密封奏章，分类排列其中可以施行的意见后上报。右司谏范讽说：“如果不是皇上亲自阅览并决定可否，谁肯为陛下极力进言呢？”不到一个月，诏令停止查阅详定。[8]

译八年九月丙辰，停止百官转对。进言的人颇多，大臣们不高兴，所以又停止了这项制度（此据《政要》）。明道元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张存上疏说：“陛下继承帝位以来，延请接纳直言，没有什么忌讳，华夏之人共同希望进献正直意见。自从前一个秋天忽然诏令停止百官转对，去年冬天又贬黜御史曹修古等人，昨天又听说进士林献可因为上密封奏章而被流放到偏远恶劣的州，人心惶惑，朝廷内外都无法揣测。臣恐怕从今以后，忠直的言论以及有关治乱安危的关键都会被遮蔽而不能上达。”于是广泛引用周昌、朱云、辛庆忌、辛毗的事例来开导仁宗。张存是冀州人（张存上疏的时间无法考知，和苏舜钦所作《林书生》诗一并附见）。皇祐三年六月辛丑，天章阁待制梅挚请求恢复百官转对。仁宗说：“如今朝廷的得失、军队和百姓的利害，从公卿到士人百姓，都准许指明事情而陈述。即使涉及荒谬妄言，也从未因此加罪，何必这样纷纷请求呢！”（转对事见《圣德》） 入閤礼　神宗附 景祐元年，知制诰李淑曾上奏时政十条，《入閤》一文说：“唐宝历以后，通常在每月初一到紫宸殿，举行入閤礼仪。后来虽然五代纷乱，仍有时没有废弃。到了本朝，太祖五次举行此礼，大多御临崇元殿，陈设殿中、金吾等各种仪仗，设置待制和候对官。崇元殿就是今天的天安殿；乾德以后，改为御临大明殿，就是今天的集英殿。太宗三次举行此礼，另外制定新仪，在文德殿庭院增加设置黄麾仗。真宗也举行过三次，还绘制图样讲习，收藏在禁閤之中。这项礼仪废止以来，已经超过三十年。现在应当趁国势盛强时加以恢复。” 四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丁度等进呈所撰《国朝时令》一卷。诏令在五月初一举行入閤礼，并因而阅读《时令》。不久又询问礼官：“朔日夏至举行入閤礼可以吗？”礼官都说：“五月初一朝会，符合唐代旧制；虽然五月是大祠之月，但这是大祠之后，冬至圜丘礼成后在天亮前接受朝贺，也没有妨碍。不过根据《易象月令》和蔡邕的说法，有闭关静事、不接受朝贺的内容。郑康成依据《乐纬春秋说》说，夏至有在前殿随从入内、停止奏乐的做法，后汉曾实行其义。如今入閤阅读时令，既属于嘉礼，在朔日和休假日举行本来没有妨碍，只有夏至与经义相冲。也可以由圣上裁决，约略采用汉代办法。”诏令改在七月初一举行入閤礼并阅读时令。宝元二年十二月，仁宗曾询问参知政事宋庠关于唐代入閤礼仪的情况。戊辰，宋庠上奏说：“所谓入閤，是唐代在单数日于紫宸殿接受常朝的礼仪。唐代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在大内东北，世人称为东内。高宗以后，天子多居住在大明宫。大明宫正南门叫丹凤门，宫内第一座殿叫含元殿，举行大朝会时御临此殿。面向北方的第二座殿叫宣政殿，称为正衙，朔望和举行大册拜时御临此殿。再向北的第三座殿叫紫宸殿，称为上閤，也叫内衙，单数日常朝时御临此殿。凡天子临朝，必须在正衙陈设仪仗。皇帝正式御临紫宸殿时，就把仪仗从宣政殿的东西两门召入，这就叫东西上閤门。以本朝宫殿相比，宣德门就是唐代的丹凤门，大庆殿就是唐代的含元殿，文德殿就是唐代的宣政殿，紫宸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如今如果想把入閤的本来意义施行于礼仪典制，就必须先在文德殿庭院陈设仪仗。如果天子只御临紫宸殿，就把仪仗从东西閤门召入，这样才大致与旧仪相合。但如今各殿与唐代制度相比，南北并不相对，这是不同之处，所以后来议论此事，始终没有弄清楚。” 又考察：唐代自中期以后，逢双数日以及非规定日期大臣奏事，另行开启延英殿，就像今天休假日御临崇政、延和殿一样。由此可知，唐代每逢临朝日就是入閤礼；到了晚唐动乱和五代草创时期，早朝制度改从简易，正衙陈设仪仗的制度也因此废止。后来偶尔有人举行，普通人很少见到，便又把它说成盛大礼仪，实在不对。如今流传的《入閤图》，只是官府记载常朝制度的图样，就像閤门收藏的《仪制敕》《杂坐图》之类，哪里值得当作罕见的事情呢？何况唐代开元时期的旧礼本来没有这种制度，到开宝年间，儒者增补新礼，才开始记载每月初一入閤的仪式。又把文德殿当作上閤，错误尤其严重，大概是当时编撰者考求得不够。太宗朝儒臣张洎也曾对此上奏议论，颇为精确周密。如果朝廷将来要恢复正衙陈设仪仗，可以命两制官预先共同商议，以纠正旧仪。”然而议论者认为，如今的殿、閤与唐代制度不同，难以恢复实行。熙宁三年五月壬子，诏令停止入閤礼仪。在此之前，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说：“谨考：入閤，是唐代单数日在紫宸殿接受常朝的礼仪。唐代紫宸殿与今天相同，而唐代宣政殿就是今天的文德殿。唐代制度规定，天子临朝，必须在正衙陈设仪仗。如果只御临紫宸殿，就把正衙仪仗从宣政殿东西閤门召入，所以称为入閤。五代以来，正衙陈设仪仗的制度废止。如今閤门所记载的《入閤仪》，是唐代常朝的礼仪，并不是盛大礼仪，不可以遵行。”因此停止了入閤礼。四年正月辛亥，翰林学士韩维等上呈《文德殿朔望视朝仪》，根据入閤旧图所载内容增删裁定。诏令准许施行。六年九月丙辰，引进使、眉州防御使李端悫说：“朔日和望日御临文德殿，严寒酷暑之时，屡次烦劳清道。紫宸殿的朝会，一年之中很少御临。希望朔日御临文德殿，望日御临紫宸殿，这样正衙和内殿的朝会礼仪就都能举行。”仁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耕籍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子，诏令第二年二月亲自耕种籍田。此前先请求皇太后恭敬拜谢宗庙，暂时停止南郊祭礼，恩赏等礼仪结束后一起施行。辛丑，命直集贤院王举正、李淑和礼官详细制定籍田以及皇太后谒庙的仪注。礼官议论说：“皇太后应当仿照皇帝的衮服，减去两章纹饰；衣服去掉宗彝，裙裳去掉黼黻。不佩剑。龙花十二株，前后各垂珠翠十二旒，以衮衣为名。”诏令把这种冠称为仪天冠。礼官又说：“皇太后乘玉辂，穿袆衣，戴九龙花钗。太庙行礼时，也穿袆衣。”诏令准许，敕令有关官司制作袆衣以及重翟以下六种车。起初太后想完全穿用皇帝的服饰，参知政事晏殊引用《周官》中皇后的服饰来回答，违背了太后的意旨。辅臣们都犹豫不决，只有薛奎独自争辩说：“太后如果一定穿这身衣服，拜见祖宗时该怎么办？”他坚持认为不可。虽然最终没有被采纳，但礼仪还是稍微减损了。晏殊的事迹取自神道碑，正传没有记载。薛奎的墓志说：太后因此改穿其他服饰。这是错误的。甲辰，任命宰相吕夷简为恭谢太庙、籍田大礼使，张士逊为礼仪使，张耆为仪仗使，杨崇勋为卤簿使，枢密副使夏竦为桥道顿递使。二年正月戊寅，直集贤院李淑进呈《耕籍类事》五卷、《王后仪范》三卷。二月甲辰，皇太后在垂拱殿斋戒住宿。乙巳，穿袆衣，戴花钗冠，乘玉辂前往太庙；改穿衮衣，戴仪天冠，由内侍引导。祭享七室，皇太妃行亚献礼，皇后行终献礼。在文德殿接受册封，仁宗奉行庆贺礼后回来，在大安殿住宿，随后前往东郊。丁未，祭祀先农，举行籍田礼。礼仪使张士逊奏请：“皇帝推耕三次就停止。”仁宗说：“朕既然亲自耕作，就不以古礼作为限制，希望一直推耕到田亩尽头。”张士逊坚持请求，于是仁宗耕了十二步才停止。登上观耕台，三公以下都推耕到田垄尽头，全都超过五推的数目。礼仪结束后，仁宗御临正阳门大赦天下，把亲自耕作所用的耒耜全部交给太仆，命令永远秘密收藏。百姓年满八十岁以上的，每逢长宁节、乾元节，准许到州县参加宴饮；其父母年满八十岁的，免除一名丁役，著为定式。暂时停止江淮发运司今年春季的漕运，以救济饥民。仁宗御临天安殿接受册礼。辛亥，仁宗作《籍田》诗赐给近臣。诏令在籍田礼中陪位的举人，免除今后参加文解。三月甲午，皇太后去世。五月丙子，命宰臣张士逊撰写《籍田》和《恭谢太庙记》，任命翰林学士冯元为编修官、直史馆，宋祁为检讨官。不久宋祁说皇太后谒庙一事不可作为后世的法则，于是命令停止撰写《恭谢太庙记》，只撰写《籍田记》。甲辰，任命宰相吕夷简为恭谢太庙、籍田大礼使，张士逊为礼仪使，张耆为仪仗使，杨崇勋为卤簿使，枢密副使夏竦为桥道顿递使。二年正月戊寅，直集贤院李淑进呈《耕籍类事》五卷火王后仪范》三卷。二月甲辰，皇太后在垂拱殿斋戒住宿。，乙巳，穿棉衣、戴花钗冠，乘玉辂前往太庙。改穿衮衣，戴仪天冠，由内侍引导。祭享七室，皇太妃行亚献礼，皇后行终献礼。在文德殿接受册封，仁宗奉行庆贺礼后回来，在大安殿住宿，随后前往东郊。丁未，祭祀先农，举行籍田礼。礼仪使张士逊奏请：“皇帝推耕三次就停止。”仁宗说：“朕既然亲自耕作，就不以古礼作为限制，希望一直推耕到田亩尽头。”张士逊坚持请求，于是仁宗耕了十二步才停止。登上观耕台，三公以下都推耕到田垄尽头，全都超过五推的数目。礼仪结束后，仁宗御临正阳门大赦天下，把亲自耕作所用的耒耜全部交给太仆，命令永远秘密收藏。百姓年满八十岁以上的，每逢长宁节、乾元节，准许到州县参加宴饮；其父母年满八十岁的，免除一名丁役，著为定式。暂时停止江淮发运司今年春季的漕运，以救济饥民。仁宗御临天安殿接受册礼。辛亥，仁宗作《籍田》诗赐给近臣。诏令在籍田礼中陪位的举人，免除今后参加文解。三月甲午，皇太后去世。五月丙子，命宰臣张士逊撰写《籍田》和《恭谢太庙记》，任命翰林学士冯元为编修官、直史馆，宋祁为检讨官。不久宋祁说皇太后谒庙一事不可作为后世的法则，于是命令停止撰写《恭谢太庙记》，只撰写《籍田记》。

译校猎 庆历五年八月。真宗封禅以后，不再举行校猎，废除了五坊的职务，把鹰、鹞等猛禽和猎犬全部放归山林。于是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李柬之上奏说：“祖宗举行校猎，是为了顺应时令并训练军事。陛下即位以来，从未出猎，请求恢复这一礼制。”诏令有关官司起草仪式、选择日期，命令殿前马步军司轮流派出兵马，跟随皇帝到近郊打猎。壬戌，诏令枢密院详细考察先朝校猎制度后上报。十月庚午，仁宗御临内东门，赐随从官员饮酒三巡，演奏钧容乐。皇帝驾临琼林苑门，赐随从官员饮食，随后在杨村打猎；在燕幄殿演奏教坊乐，又派使者把所捕获的獐、兔飞驰送往太庙荐祭。不久召见父老询问，赐给饮食、茶叶、绢帛，又按等级赐给五坊军士银和绢。宰臣贾昌朝等说：“陛下暂时驾临近郊，顺应时令打猎，捕取鲜物杀牲献入太庙祭器，是为了彰明孝德；登上高原检阅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讲习武事；询问年高老人并按等级赐饮，是为了奉养老人；慰劳田夫并施加恩惠，是为了劝勉农事。皇帝一出行而四种美德都具备，希望宣付史馆记载。”仁宗听从了。王安石在《孙抗墓志》中说：仁宗在城南大规模打猎，卫士来不及整队，连夜返回。第二天将要再次出猎，有一只雉鸟死在殿中。孙抗上奏劝谏，就在当天夜里下诏停止打猎。考察：仁宗在庆历五年十月于杨村打猎，六年十一月在城南东边的朝村打猎，七年三月便有诏令停止打猎。但孙抗在六年三月已经罢任御史，他的劝谏应当是在五年冬天；然而五年冬天并不是连夜返回，也不在城南。至于在城南连夜返回，是六年冬天的事情，何郯的奏议可以考证。恐怕王安石记错了，如今不予采用。六年十一月辛丑，在城南东韩村打猎。离开白玉津园后改乘马，分出数千名骑兵作为左右两翼，以旗帜和鼓声节制，合围的猎场绵延十余里，各部队彼此呼应。仁宗在中间按住缰绳，亲自拿弓箭，多次射获禽兽。当时道路边的居民有的饲养狐狸、兔子、野鸭、野鸡，便把它们赶进猎场。仁宗于是对辅臣说：“田猎是为了训练军事，并不是专门追求捕获。”便把这些禽兽全部放走。到了棘店，仁宗在御帐殿召见询问父老，问他们子孙供养的数目、土地适宜种植的作物，又感叹他们衣食粗劣却能够长寿，逐一加以慰劳。返回时驻扎在近郊，派卫士轮流在驾前表演技艺；两人相对策马，夹着长矛，以决胜负。仁宗又对辅臣说：“这也可以观察士人的才能和勇气。”免除所经过地区被围在猎场内的民田一年的租税。七年三月乙未，仁宗因李柬之的建议，再次到近郊南城一带打猎，卫士来不及整队，连夜返回。有一只雉鸟死在殿中，进谏者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这月乙亥，诏令将要再次出猎，进谏的人很多。“有一只雉鸟死在殿中”这一记载依据孙抗墓志，但年月有所不同。如今参照取用，附记于此。御史何郯说：“古代天子安排四时田猎，是为了讲习威武、勤于经营远方大略，并不是从事游戏、玩赏细小娱乐；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中，具有完整的典章法度。前几天臣恭敬地听说法驾将要到近郊打猎，朝廷内外听到的人颇为疑惑。实在是因为去年车驾已经出猎，群臣进谏后随即停止。如今忽然再次举行，还没有明白圣上的心意。臣认为陛下继承帝位以来，行动都遵循法度，不喜欢射猎，也不多次出游，恭敬节俭的风尚足以超过古人。而这次举动，必定有其原因。难道是因为天下丰年、四方无事，所以想趁农闲讲习武事，也想造成都城游观的盛况吗？还是有人进言说田猎之事具有礼文，应该按时举行，这是在恢复废坠的典礼，因而认为先前劝谏停止的话不必顾虑吗？如果圣意确实如此并且已经决定，那就不是愚臣所敢议论的了。然而其中有关系利害的事情，仍然可以陈述。臣恭敬地考察，自真宗皇帝即位以后，下诏放免五坊的鹰鹞，田猎之事停止施行，已经超过四十年。校猎编制中的人员，大多不是久经战阵的将士，长期不熟悉这种事务，官司又没有平时详细研究仪式，仓促举行，必定有许多疏漏。” 臣私下听说，去年车驾出行，往返非常劳苦，一天之内竟奔驰将近百里，而且兵卫不整肃，警跸不严明。随从官员来不及侍从，主管官司也来不及供应物资，直到夜晚才进入都门。这难道不是士卒来不及熟悉事务、官司没有详细掌握仪式造成的吗？何况骑马奔驰会有疾驰的劳苦，在原野上又放松严密防卫的准备，或者御者失误跌倒，变故从马口和车轴处发生，愚民迷误冲撞到车尘之中，臣子的罪责将用什么来赎偿呢？虽然陛下仁圣的禀赋本来有神灵护卫，但也不能不防备非常情况。况且西、北两个方向的变故难以预测，难道没有奸诈之人混杂在人群中吗？由此说来，实在应当深思。《左传》说：有千金家产的人，坐着时也不靠近厅堂边缘。何况是万乘之尊呢？贾谊说：射猎的娱乐和国家安危的关键，哪一个更紧急？如今不去猎杀凶猛的敌人，却去猎取田野的野猪；不去搏击强大的寇贼，却去捕捉豢养的兔子；沉溺于小的娱乐而不谋划大的祸患，不是用来求得安定的办法。希望陛下停止并减少出游，不要再次举行这种举动。遵循先帝诏书的旨意，记住前代贤人的警戒。安闲休养精神，不以出游打猎为乐；端坐于御座，谨慎思虑，不要乘临危险，那么宗庙和百姓实在都会得到福祉。” 臣的职务在于负责进言，按道理应当把这些意见陈述出来，不逃避严厉的诛责，希望多少能有所补益。”编修《唐书》的官员王畴也陈述十件事情加以劝谏。这一天，诏令停止出猎。校勘记 [1]“劝讲官”：原本“劝”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补入。○ ○补。[2]“延羲”：原本作“延义”，据《长编》卷二六改。以下凡三处同样改正。[3]“三品”：原本作“二品”，据《长编》卷二八七改。[4]“前席谓王洙”：《长编》卷二八八作“帝谓王洙”。[5]“下又应物”：原本作“下应初”，据《长编》卷一七○改。○改。[6]“丙辰”：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七改。○改。[7]“命”：原本脱去此字，据《长编》卷一○八补入。○补。[8]“看详”：原本“看”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八补入。○补。[9]“按辔”：原本作“接辔”，据《长编》卷一五九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三十卷 仁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