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八徽宗皇帝

译方田 崇宁三年七月辛卯，宰臣蔡京札子说：“我等私下认为，赋税征调不公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开设阡陌，使百姓能够私下买卖田地，富人贪图有余，原本定下价格来谋利；穷人迫于不足，低价转让税田以求迅速出售。因此富人的田产跨州越县，所管的没有不是肥沃土地的，但赋税征调反而较轻；穷人所保有的田地没有多少，又都是贫瘠土地，赋税征调反而较重。因循到今天，这种弊病更加严重。熙宁初年，神宗皇帝明察这一弊病，于是诏令有关部门研究方田的利弊，制定法令推行。大概是根据土色和肥沃程度区别田地的好坏，确定赋税的多少，按方划定界限，使步亩高下、丈尺长短无法隐瞒；给每户发帖，升合尺寸没有遗漏。用它来处理买卖，百姓就不能利用巧诈；用它来办理推收，官吏也不能施展奸计。国家财赋从此丰足，百姓赋税从此减省，这种法令的补益难道是小的吗？五路州县中曾经实行方田的地方，直到如今，公私都认为有利。遭逢元祐年间屡次更改，这一美意和良法没有遍及天下。如今相关文籍仍然存在，可以据此实行。现在查考《熙宁方田敕》，推广神宗的法意，删去重复和冲改的内容，取其中应当实行的部分作为方田法，共九册，命名为《崇宁方田敕令格式》，谨此具备进呈。“如果批准我的奏议，请交给三省颁行施用。”朝廷同意了。诏书说：“方田法，是均平输纳的根本。将它举而实行，有人说它有利，有人说它有害，这是为什么？大概取决于主管官员能不能胜任，也取决于官吏贪婪还是廉洁。如果核验土地肥瘠确实准确，赋税租额一定能够区别确定，没有扰民的劳苦，百姓享受到均平的好处，难道不能说有利吗？如果核验土地肥瘠还没有完全妥当，确定租赋时又有增减，百姓疲于官府催呼的烦扰，受到不恰当的扰害，官员不能尽到职守，官吏又可能借机作奸，里正、乡胥因此敢于夹带索取，难道不能说有害吗？如果委派官员主管办理，关键在于选用廉洁勤勉、公正、才干敏捷、清正严厉并善于驾驭吏员的人来任职，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蔡京的申请和两道诏书，误载在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现在把第一道诏书移入这里，后一诏见于大观元年二月己卯。八月己酉，尚书省说：“方田法虽然已经颁布，但因为它是熙宁年间制定的，极其精密。私下担心州县不能很快通晓，而且各地四方的田亩、山川各不相同，必须讲习讨论得十分熟悉之后才能实行，才不至于违背错乱。”诏令各路提举常平官选派能干官员，不拘泥于资历次序和人数，详细审阅《方田敕令格式》，务必使他们通晓；然后告谕州县官吏，按照当地土俗令其讲论，等满一年、已经通晓后，仍要等本州丰收，再依照筹划施行。从京西、河北开始，每年先行；两路中已经实行方田的地方，如果元祐年间曾经更改，仍依照熙宁、元丰法办理。” 九月丁酉，奉议郎、开封府太康县知县李百宗说：“我私下看到，朝廷推行方田均税法，天下没有不欣然接受的。我恭敬地看到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令，使州县按土地和赋税办理，不再有轻重不均的弊病，而且又选择本县丰收之日推行，这确实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臣近来听说，州县官吏中有苟且简略、心怀异志的人，往往把本县丰收虚报为灾伤，以逃避推行；也有急于求进的人，把百姓确实遭受灾伤虚报为丰收，务求借此邀取恩赏，却完全不知道体察朝廷良法美意的本意是为了便利百姓。臣愚昧地请求下诏有关部门，命各路提举常平司经常认真察访。如果有州县敢于苟且应付、逃避推行，或者妄图邀取恩赏，导致推行违背法令，请朝廷予以重罚贬黜，这样或许能使法令的施行适合时宜，百姓都受到恩泽。”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十月丁己，户部说：“滑州韦城县百姓鲁宝等人说，自嘉祐二年立法，委派官员实行方田均税，到元丰八年以前，大约已经丈量了数百县，这是减损有余来补足不足。听说京西、河北两路正在实行方田，本县税赋极不均等，幸好今年丰收，未闻有灾伤，请求早日派官员前往。”诏令依照所请办理。四年七月丁已，诏令：“实行方田的各路，命提举司估量税赋最不均等的县，每年每州先丈量一个县；如果有五个县以上，就先丈量两个县。遭受灾伤的县暂且停止。” 九月丙午，诏令各路实行方田，不再专门派官员检查，而命提举司在本路现任人员中委派官员。大观元年二月己卯，皇帝亲笔手诏：“农业是施政的根本。如今天下太平日久，但赋役仍不均等，富户租税轻，贫户税负重，大概是因为兼并土地的人和游手好闲者，豪强肆意掠夺、任意榨取的缘故吧？从前神宗命令实行方田，按土地的生产能力和土壤适宜情况制定等级，使赋税均衡节制，用来促使百姓从事本业，依土地征收贡赋，这套法令十分详尽。多年过去了，尚未能取得成效，难道可以懈怠吗？可以等到年成丰收、农事闲暇时，选择能干的官吏，推究法令的本意。从近处到远处，先从一州开始，再推广到一路，布行于四方，使百姓没有赋税偏重的忧患，以符合朕的心意。” 三年六月王午，臣僚上奏说：“恭敬地说，方田制度就是《周官》所说的土均之法。辨别五种物产和九个等级，制定天下土地的征税标准，大概是为了使赋税均衡，并不是为了增加赋税。听说京西南路要把方田十等合并为五等，又想拿河南府作为标准来比附轻重。土地有肥瘠，田地有等级差别，赋税自然有重有轻，怎么可以一概比附而增加赋税呢？何况诏书所说方田的本意，只是要使税赋均衡。如今却在原定数额之外增加，多的达到数倍，至今民间诉讼不断，逐渐有人逃亡迁徙，这不是长久之计。现有张徽的建议，请求不要施行。”诏令依从所请，并把张徽的建议送交吏部，授予与其资历相应的差遣。四年二月癸巳，诏令：“方田法是为了均衡赋税、惠及百姓。听说近年以来，有司推行怠惰，监司督察不严，贿赂公然流行，赋税高低失实。下等户受到弊害，损害了官府法令。应当严令所属各部门，仍命监司认真察访。如果违犯，应当严加审断！” 五月己酉，诏令：“去年各路遭受灾伤，今年春天雨水和晴天都合乎时宜，农事正开始兴盛，所有方田事务，可以遵照熙宁年间的旧例暂时停止，等到丰收之日另行奏请旨意。已经完成丈量的，只是官府正在汇集编造文书的地方，允许依照条令期限办结。”

译七月辛丑，臣僚上奏：“请求方田不论已经完成还是尚未完成，都暂时停止。”诏令：“凡方田虽已丈量，但高低处理失当、土地肥瘠不均，目前有百姓诉讼在官府的，都属于尚未完成，应依照已经下达的朝旨暂时停止。其税赋按照未丈量以前的数额，各自照旧缴纳。” 十一月丁卯，查考得知：“朝廷方田法的本意，是均衡税赋，使赋税没有偏轻偏重的弊病，原是为了体恤百姓，并不是为了苛虐百姓。听说天下实行方田的官吏，大多不能体察朝廷的本意，骚扰良民，无所不至；不但借方田增加税赋，而且还把不能耕种的山地也丈量进去，使百姓缴纳刍草折价，上户有的增加数百缗，下户也不少于数十缗。百姓因此失业失所，有的甚至因饥饿死亡。应命所属监司推究均田的本意，改正施行，一律依照旧有法令。” 政和二年三月丙戊：“从去年到现在，外路百姓不断到尚书省陈诉请求，要求依照此前已经丈量的田地缴纳税赋，由此可见方田法使百姓安定便利。可以先将大观四年五月十一日下达指挥以前已经实行方田的地方，一律依照已经丈量的办法施行。尚未实行方田的地方，依照大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帝手诏施行。” 诏旨记载，四月五日臣僚上奏，查考三月二十九日圣旨；如今摘录出来附在这里，还须进一步考察详核。诏旨：政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京西北路提举常平司奏：“根据敕令条文，奉诏，凡方田已经丈量但尚未完成的地方，命令先行办结，其余州县另听指挥。本司查核本路大观三年实行方田的县，其中十个县都已全部丈量完毕。除西京偃师、陈州西华、蔡州新蔡、汝州郏城、滑州胙城五县已经编造账籍、均平税赋，应依照已经丈量的办法施行外，还有西京伊阳、汝州襄城、河阳王屋、郑州原武、新郑五县，虽已丈量，但均平税赋尚未完成；以及西京等六州府、河南等十八县，属于尚未丈量的地方，与大观元年的情况很相似。不知是否应依照大观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已经取得的朝旨（此朝旨未见），先行办结已经编造的方田账籍？至于账籍尚未齐备的地方，等农闲时编造完毕并均平税赋。所有尚未丈量的地方，也不知是否应依照大观元年闰十月二十八日朝旨（此朝旨也未见），等到将来年份，另听指挥施行？由于没有明确文书可以遵守，应请朝廷下达指挥。” 诏令一并依照此意见办理。所谓敕令条文中政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圣旨，疑有脱文，或者这就是所说的条文。大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重新施行方田；大观四年五月十五日没有停止方田的指挥，停止方田是在五月十一日。诏旨称五月十五日，恐怕有误，如今改为五月十一日。又，四年七月四日，已经实行方田的地方都只缴纳旧税。八月壬寅，诏令：“京西、河北路监司，对于已经实行方田的地方，应当选派官员前往核实有无违法、均平不当、丈量不实，以及所征税赋有无偏轻。如果尚未丈量，就暂且命令依旧征税，另选其他州县的官员，互相调派，前去重新丈量，不得派本州县寄居待阙等官员。所委派的官员，先要熟悉法令中的办理办法，然后选择派遣非本州县的吏人前去，完全公正地办理。违犯的，以违制论处；如果因此收受财物、索取财物，按自盗论处。赃罪较轻的吏人、公人，一律发配二千里。” 九月辛酉，诏令：“凡实行方田的路分，目前有百姓诉说税赋不均的，一律依照京西路八月十八日已经下达的指挥办理。有百姓诉讼、应当重新丈量的地方，以及尚未实行方田的路分，应派一批丈量官吏、均税甲头和有关人员，并派非本州县的人前去，完全公正地办理。违犯的，一律以违制论处；如果因此收受财物、索取财物，按自盗论处。赃罪较轻的吏人、公人，一律发配二千里。仍应先行施行。” 十二月丁丑，皇帝亲笔说：“方田法本来是为了均衡税赋。有司奉行违背法令，贿赂公然流行，豪强权势之家大多免除赋役，却把负担转移给下户，时时困乏损害百姓财力，导致百姓流亡迁徙；正常赋税的收入因此亏损，亏空岁额很多，实在严重违背先帝厚待百姓、充裕国家的本意。已经下达指挥暂时停止丈量。在下达指挥以前，凡有诉讼说税赋不均的地方，本县赋役一概暂时依照未丈量以前的旧数。因丈量不均而流亡的人户，命守令多方设法，招诱他们归还本业。现有荒废闲置的田地，应迅速依照条令召人申请耕佃。” 宣和二年六月乙酉，诏令停止各路方田。此前，中牟县百姓控诉方田不均的将近四百户，指挥教官莫拟冒领奖赏，便把丈量官和提举司送交转运司查究，因此有这道诏令。

译马政 崇宁元年四月甲寅，有司说：“查核现今申请领取牧地养马的数目，共有养马一千七百九十七户，申请领取的牧地三千七顷三十一三田半，所养马一千八百二十九匹。其中河北东路二百七十八匹，河北西路一千四百一十三匹，京西北路一百一十五匹，京东西路一十四匹，河东路九匹，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路都没有。” 大观元年三月乙卯，尚书省查考说：“元丰年间，先帝追述先王把兵力寄寓于农业之中的本意，下诏命人户养马。法令尚未广泛推行，就遭遇元祐年间的改革，设置监牧，放牧养马，马匹没有繁殖增多，而费用却多得无法计算。沙苑监号称马匹最多，本监牧地九十多顷，草料、军兵以及监官的衣粮俸给，按陕西现今物价估算，大约要用钱四十余万贯；灌喂、蜜药、棚井、槽屋、皮裘等费用，又有一万余贯，而所养马匹只达到六千匹。元符元年至二年，抛弃死亡三千九百余匹，马又没有调习，不能骑乘。用九千顷土地、四十万费用养六千余匹马，却不能适用，且抛弃死亡的数目又如此之多，其利弊显然可见。现在以九千顷土地计算，按三分为率，除去一分瘠薄土地外，良田不少于六千顷。按今天陕西土地的中等价格计算，每顷价值五百余贯；如果召人申请土地，二顷土地养一匹马，那么十口之家可以得到五百贯土地的收益，马也能得到适当饲养，不至于被抛弃死亡，人们一定乐意前来，公私双方都能得到利益，可以继承先帝把兵力寄寓于农业之中的本意。想命永兴军路提刑司与同州通判、朝奉郎张彦专门共同筹划办理并上奏，等看到实际利益后，六路新近开辟的边地荒田，等拘括到手，也让六路依此施行。”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此文据平江府抄录的蔡京家残缺文书，首尾已经缺失。如今查考案卷增补进去，因此附在春末。还要进一步详察。二年四月辛巳，皇帝亲笔说：“追述先王把马寄养于农民的本意，招募百姓，发给土地，免除租税，让他们牧养马匹。施行一年后，熙河一带大致已经就绪。凡县、镇、寨、关、堡的官衙内，都兼带管勾发地牧马事务，佐官共同管勾，希望使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 五月庚戌，皇帝亲笔说：“发给土地养马的法令虽然已经推行，但土地的顷亩仍然很多。听说大多被土豪侵占冒领，实际得到的不到百分之一。现在派遣官员清查土地，限令一日内出发，亲自前往土地所在之处。违犯以及查报不实、不彻底的，杖责一百；故意隐瞒漏报的，按违制论处。” 三年八月丁亥，诏令：“马政近来经过分拨，所下达的指挥彼此不相符合。今后凡涉及马政的事务，可以依照崇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的指挥办理，并隶属于枢密院。” 政和二年十二月癸丑，开始诏令各路发给土地牧养马匹。又诏令：“各路马匹的饲料，储积也很困难。沿边土地空旷，趁春天草木生长、青草茂盛时，如果让军马分批出牧，到野外吃饱青草，晚上带草回来，以供夜间饲料，每匹马按量支给草价，可以节省官府的刍草。听说河东路现在正在施行，可以命陕西各路筹划办理后上奏。” 三年七月壬辰，提举京西路给地牧马王愈说：“请依照提举陕西路给地牧马的奏请和已经得到的指挥：县、镇、城、寨每给地牧马达到三百户，管勾官减免二年磨勘；一州统管给地牧马达到一千户，检点官减免二年磨勘。年终，仍委托提举官把给地牧马最多的地方保明上奏，请朝廷予以旌赏。臣到本路后，私下看到每州管辖的牧地动辄数千顷，一个县也有一二千顷。如果县里给地牧马三百户、州里统管达到一千户就实行奖赏，那么州县只会满足于达到奖赏标准。如今筹划认为，每县达到六百户、每州达到二千户，减免三年磨勘；这样也足以起到劝勉作用。”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其他各路依此办理。七年五月癸丑，臣僚说：“神宗考察周代制度，把马寄养于农民。陛下继承圣人的谋略，发给土地增加牧马。法令已经制定，官吏恭谨奉行，百姓乐意接受。各路都报告有功，这实在是武备方面无穷的利益。请命各路在春秋两季集合训练，以备选用。”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宣和二年九月壬寅，皇帝亲笔说：“发给土地牧养马匹，提出这项建议的人本来是以繁殖增多国家马匹为理由。如今各路马匹倒毙丧失，往往以千计。自从实行此法至今，却没有中间送到或产出马驹的数目，按年耗费的激赏已经极其浩大，马户又动辄免除租税和科差，导致赋役日益不均，借机骚扰百姓，危害不一。政和二年十二月以后发地牧马的条法，可以不再施行。百姓现今所养的官马，命枢密院筹划收取，用来补充目前缺额的禁军马匹。仍命各路守臣、兵官专门严加约束，依法喂养。凡租佃牧马以及设置监牧的地方，都依照旧制办理。其中牧地先询问原来的佃户；如果不愿租佃，就命现在的佃户依旧法租佃；又不愿意的，再依条令另行召人承佃。所有应当筹划办理的事项，命各路提刑司筹划后上奏。” 诏旨。蔡絛《马政篇》说：本朝的马政，起初设有监牧。熙宁末年，臣僚才议论废除，于是下诏全部废除，只留下沙苑一监，牧地听任百姓租佃。后来多次用兵，马匹减少。元丰末年，有保马法，由官户强行摊派马匹，因此造成很大骚扰，元祐年间便废除了。此后马政更加没有修整。崇宁、大观年间，在陕西右路实行发给土地牧马，不久又停止。政和二年，下诏竭力推行，先在京畿东西、河朔一带，以旧有牧马地招募百姓领取土地养马，然后依次推广到各路。其制度是使用属于官府的逃亡田、荒田，凡二顷到三四顷不等，按照土地高下、肥瘠，招募贫民接受土地，并免除其中一顷的税，命他们牧养一匹马；母马则限定三年产一匹马驹。牧马五年后，到官府重新更换马匹牧养。后来又把泽州、潞州、京畿西部、山东、河朔等地的田地全部括取，借陕西右路分布繁殖的蕃羌名马发给百姓。开始时颇为骚扰，百姓因此提出意见。鲁公竭力向皇帝说明：“难道不知道会骚扰百姓吗？只是请您听任臣实行一段时间，百姓最终会开始欣悦。”这是因为一顷土地足以养活一匹马而有余，顷亩勤力耕作，都成为良田，家用因而丰足；然而官府从来没有支付刍秣、吏卒等费用。

译政和以后，牧养的马达到八万余匹，后来更加兴盛，达到九万匹还没有停止。宣和初年，群小掌权，开始规定马匹每年秋冬向提刑司呈验一次。小民动辄受到劳费，于是有人杀死了制定这一规定的官员，改为按远近分开，二三年呈验一次；但又有人说：“郡县官都挑选良马偷偷骑乘。”皇帝尤其痛恨，多次以此为言。鲁公坚持说：“如果不让马习惯知晓缰辔，难道还能有什么用吗？只要防止人作弊就够了。”皇帝不听。第二年，鲁公被罢免，群小争相说发地牧马是不对的，于是诏令把牧马全部交给童贯，又派他到陕西右路，使这些马补充各军缺额的马匹，共有九万余匹。既然不加以爱惜，马匹死在道路上的有十分之八九。其实是宦官和一两个宠臣贪图那些土地，于是把百姓的牧地全部夺走，赏赐给各处苑囿和道观，如后苑、书艺局、艮岳、撷芳园、上清宝籙宫、龙德宫、太乙宫、佑神观，都赏给一千顷或八百顷，其他苑囿、宫观也不少于三五百顷。起初多是荒瘠土地，贫民长期用力耕作后，都变成了上等肥田；一旦失去土地，远近百姓都以此为苦。然而祖宗的监牧制度又早已长期废止，后来北方战事兴起，郭药师在燕山需要马匹，而国家既没有监牧，也没有发地牧马的制度，且废止已久，于是又把河南各军的马匹及各处官府所属马匹全部括取，用纲运输过去，任由郭药师挑选取用，从此中原的马政便荡然无存。” 到了宣和末年，局势变化日益危急，暗中知道金人将要背弃盟约，这才醒悟到缺少马匹。伯氏当时掌领枢密府，也后悔前一天曾预先诋毁此事，于是上奏说明，重新推行发地牧马。当时既没有马匹发给百姓，又得不到原来的田地，似乎另有用意；郡县之间也强迫百姓出马牧养，只是徒具空文，最终仍不能办成。不久，敌人进犯京城，仓促之间终于无法得到马匹。诏令把内外公私马匹全部搜括，又从在京的马军那里取得，不到二万匹，其中还包括病弱的马。随后又派小宦官梁方平等人，率兵在浚州扼守黄河，到了那里却大败，马匹又全部损失。靖康初年，后来进入朝廷的书生不知道事情始末，竟然贸然实行发地牧马。民间虽然养马来充数，但再也没有良马，又把马赶到燕山，全部被敌人获得，这实在是大错！” 六年四月己巳，诏令：“发地牧马的路分，劝诱召募百姓养马；从下达指挥到今年三月中，养马数目较多的地方，参与牧马事务的官吏应当给予旌赏。提刑司官统辖本路所管州县，养马三千匹以上的，各升一官；六千匹以上的，各减三年磨勘。州府统辖所属县，养马一千匹以上的，各升一官；二千匹以上的，各减三年磨勘。县官所辖养马三百匹以上的，各升一官；六百匹以上的，各减三年磨勘。” 十月己丑，中大夫、秘阁修撰、提点河北东路刑狱兼提举给地牧马李孝扬升一官、减三年磨勘，并允许将恩赏回授给本色、本宗中有官职且有服亲属，因为本路养马达到七千余匹。校勘记 [1] 贫穷的人。原本写作“贵者”，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改正。[2]“元闻伤”：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补。《拾补》原校说：“元闻伤，文义不明。” “元”大概是“未”字的错误；“伤”字上下又脱漏了一字。[3]“沙苑监”：原本作“沙院监”，据《宋史·地理志》改。[4]“激赏”：原本“激”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四十一补。[5]“七千”：原本作“七十”，据文意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九 徽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