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五哲宗皇帝

译刘安世任谏官 元祐三年二月乙未，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任右正言。司马光去世后，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的士人中，平素与他关系亲厚、可以任用为台谏官的，谁应当首先任用？”公著以刘安世回答，于是提拔任用他。四月甲申，右正言刘安世入朝应对，太皇太后问：“近来的差除任命怎么样？”刘安世等说：“朝廷任用人，都符合舆论的期望；只有胡宗愈，公议认为不妥。”太皇太后说：“暂且慢慢观察他的作为。”刘安世退朝后上疏说：“胡宗愈本性奸邪反复，才识浅陋。他自任风宪官以来，尤其专门逢迎迎合。既没有听说他有所启发辅导君主、进用贤能、斥退奸邪，也没有听说他有所建言、兴利除害。他结交邪党、欺蒙皇上，使朝廷内外都侧目。忽然听说诏命下来，提拔他担任丞辖，舆论哗然，没有不惊骇的。”丙辰，右正言刘安世说：“欧阳棐凭借门第功勋，平素没有声誉名望，才能既浅陋，性情又奸邪，拜访权贵之家，不怕寒暑。他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等人结交执政大臣的子弟，参与机密议论，被称为死党。士大夫都共同憎恶他，清正的舆论也不齿于他。怎么可以承受过分的厚恩，列职于太史？” 五月丙辰，刘安世说：“近来朝廷任命黄庭坚为著作郎，臣听说御史赵挺之多次上疏列举他的罪恶，认为先帝刚开始居丧期间，黄庭坚在德州属县肆意做淫秽之事。臣私下认为赵挺之是棣州的守臣，耳目所及彼此相接，不应当妄言荒谬。如果确实如他所说，那么连街巷小人都不忍做的事，黄庭坚却安然去做，自甘损害名教、灭绝人伦，怎么还可以居于显贵之位？” 八月己卯，刘安世说：“臣昨天因为欧阳棐任馆职不当，已经多次上疏论列，至今没有得到指示。近来又听说要任用他为职方员外郎，任命文书传出后，朝廷内外都惊骇。为什么呢？欧阳棐凭借阴险邪僻而又庸劣琐碎的才能，依靠执政大臣亲近者的势力，百日之内三次受到恩荣，即使台谏官交相上章，也大概有不能改变的地方，却又接着有这道任命；这岂不是说朝廷的名器可以凭力量取得，而天下再也没有公议了吗？” 九月，刘安世说：“制科谢棕向尚书省呈上辞免新任命的状文说：‘所有敕告，不敢抵授。’把‘祗’写成‘抵’，把‘受’写成‘授’，虚浮浅薄、孤陋寡闻，竟到了这种地步。从前唐朝省中有‘伏猎侍郎’的称呼，被严挺之讥刺后废止。如今陛下正值崇尚文治的时代，刚刚恢复制举，怎么能容许有‘抵授贤良’这样的说法呢？” 十月甲申，刘安世说：“臣并不是不知道进退大臣应当保全体面，只是胡宗愈任用以来，丑恶行迹日益显露，人们议论沸腾，无法压制。请允许臣举出他近来的显著事情而彻底论列，共有十二件，希望罢免胡宗愈，以安慰天下。”戊戌，安世又说：“胡宗愈隐瞒宰相姻亲的嫌疑，窃取中司的重要职位，蒙蔽君主的听闻，毁废祖宗的法度，暗中结交章惇、蔡确的奸邪，企图侥幸于将来；公开袒护苏轼、苏辙一党，肆意诋毁欺骗。他从未振举纲纪，只听说结党依附很多，所以在一月之内便升到丞弼之位，公议惊骇，罪状日益显著，怎么可以玷污朝廷，与闻机密政务？” 闰十二月丁卯[1]，刘安世说：“臣私下听说任命谢景温权任刑部尚书。考察谢景温在先帝时任湖南安抚使，附和章惇，先在徽州、诚州等州修建城寨[2]，一旦打开边境事端，十年之内耗费不可计算，湖北及广西接近边境的地区常常遭到杀掠，没有一年安宁，损害国家、残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又从高阳关将军辖带女巫的郡县降下时，谢景温侥幸讨好大臣，每天让子弟到他家查问，以至于这个妖人被称为圣母，还把婢妾所生的儿子任为身边侍吏，动辄仗势醉后打人；谢景温全不畏惧，释放他而不追问，于是导致言官弹劾，被调出京畿附近的藩镇。当时谢景温的亲党正占据权要，所以任蔡州知州不久，就调任颍昌，又提拔为成都知府，却傲慢拖延不肯赴任，没有做人臣恭顺的道理。陛下曲意听从他的请求，改任扬州知州，不久又不是因为省部官员空缺，忽然有了今天这种破格提拔的任命。陛下详细看这几件事，那么在任命谢景温的诏书下达后，能符合公议吗？”戊辰，刘安世说：“章惇强行买取苏州昆山县百姓宋迎等人的抵当田产。陛下刚即位之初，推行平易近民的政策；章惇身为大臣，既不能辅佐成就皇上的美德，反而包藏诡计，动辄发表异议，表面显示强硬耿直，暗中帮助奸邪，以至于在帷幄之前悖逆傲慢，完全没有君臣之礼。陛下以天地般的宽大量赦免他而没有诛杀，只是罢免执政之职，将他调出京城到藩镇，认为他能够退下反省过去的过错，痛切地自我惩戒改过；可是他长久作恶而不悔改，凌辱蔑视国法，劫持控制州县，强行买卖百姓的产业。前后大臣肆意作奸作恶的，没有像他这样严重的！” 四年二月癸丑[4]，刘安世说：“考察太常少卿王子韶，资质性情险恶谄佞，行事毫无廉耻。熙宁初年，士大夫中有‘十金’的谚语，把王子韶称作‘衙内钻’，大概是因为他拜访公卿之家，不怕寒暑，结交权要的子弟，善于为自己谋求，就像刀锥一样尖利。少常卿一职向来号称清要之选，怎么能容许坏人随意冒充占据呢？”壬戌，蔡确在邓州，曾上章请求任颍昌府，以便于自己的私计。刘安世说：“蔡确招揽权势、收受贿赂，罪应处死，只是送到韶州编管。蔡确到了贬所，不到一年，又移置黄州，随即请求调往近镇。臣认为蔡确敢产生谋求外任的念头，是因为朝廷先前通过准许其弟蔡量移近的请求来试探朝廷，于是他便敢蔑视公议。即使多次得到非常的恩典，仍不能满足蔡确的心意，又借口父母年老，希望调往大藩，想来也是有人启发他的。”

译三月己亥[5]，刘安世说：“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本性柔弱奸邪，内心没有一定的操守。这里只把近来最为显著的事情试着向陛下陈述：蔡确请求任颍昌，李常、盛陶身任台纲，却暗中庇护奸邪，这是第一件；谢景温承受错误的恩命，他们也不加以论列，这是第二件；章惇强买田产，他们也不绳之以法，这是第三件；王汾请求赐给王安石恶谥，以及任命谏议官时，李常等便率领全台肆意作恶诋毁，这是第四件；李常在户部时附和邪说，请求恢复雇募，这是第五件；前些时候有关官署请求在经义之外增加诗赋，李常多次请求改用经义，违背公议而死心塌地地支持党徒，这是第六件；甲、保之害，众人都知道，变法以来农民才得以休息，而盛陶却建议重行请求编排，任性妄为，这是第七件。” 四月，刘安世论说蔡确怨恨诽谤君主和亲属，情节和道理都十分严重。（见《蔡确诗谤》） 五月，刘安世论说营救蔡确的事情。（见《蔡确诗谤》） 七月丙子[8]，安世说：“范育昨天任河中府知府，曾有缺失行为，宠幸的人掌权，干扰政务刑法，子弟没有受到教诲，内宅不严肃，丑恶声名流传。近来调任到外地，已经玷污了列卿之职，却连座席都没有坐暖，便提拔安置到宥密之地。臣恐怕修身清洁的人以和他并列为耻，放荡的人也不会受到惩戒。请求罢除新的任命，以符合公议。”诏令范育权发遣熙州。十月庚子，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德郎刘安世升为通直郎，任左谏议大夫，仍赐绯色官服。十二月甲子，右谏议大夫刘安世说：“臣恭敬地从上月起就没有听说传达圣旨暂时停止讲筵。当时正值兴龙节，我以为将有宴享，所以停止皇帝临幸迩英殿，以完成庆贺礼仪。如今又过了半年，没有别的旧例，也不是因为前一年大雪严寒的缘故，而劝讲的臣子长久不能望见圣上的容光，臣本来就感到疑惑。近来民间喧传宫禁中寻找乳母，臣私下认为陛下年纪还小，尚未纳皇后，繁华艳丽的爱好不能动摇圣心，即使听到私下议论，也不曾轻易相信。近来传闻一天比一天多，查考起来颇有真实情状，有人于是议论说，陛下渐渐疏远先王经典，逐渐亲近后宫女色。这种声名流传开来，实在损害圣德。恭敬地希望陛下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在清闲宴乐之时，频繁临幸经筵[7]，仍然召引近臣，与他们讨论前代治乱的关键和当今政事的适宜之处，使他们全部陈述意见，以辅助圣学。”在此以前，给事中范祖禹上疏对皇帝说：“臣从今秋起，听到外人说陛下在后宫已经有所亲幸。臣实在非常愚钝，不能不感到疑惑。陛下今年十四岁，而出生在十二月，实际上还只有十三岁。这难道是接近女色的时候吗？陛下上承天地、宗庙、社稷的重任，守护祖宗一百三十年的基业，作为亿兆百姓的父母，怎么可以不爱惜圣体呢？”范祖禹又上疏皇太后说：“陛下在保佑圣躬、调护起居之外，还成就皇帝的睿德，勉励他增进学问；此前从未听说有丝毫过失，如今所听到的却与以前不同。外面的议论纷纷，都说皇帝已经亲近女色，后宫将有女子临产。有见识的人听到后，没有不寒心的。”这些奏疏都留在宫中，没有发出。适逢刘安世让牙媪替他的兄嫂寻找乳母，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安世生气地责问她，牙媪说：“不敢怠慢，只是这些日子一直在府司，因为内东门要乳母十人，今天才登记入选。”安世惊讶地说：“你说得更加荒谬了！皇上还没有纳后，怎么会有这种事？”牙媪说，内东门已经下达指挥，命令府司出具军令状，不得泄露。安世仍然不相信。掌管府司的正好是安世的旧友，他急忙写手简询问，对方说：“不是假话。”安世于是抗章论列。另一天，吕大防等人奏事完毕，正准备退下，太皇太后留下吕大防，对他说：“近来刘安世有一篇文字谈乳母的事，用意非常好，只是他不知道实情。这不是官家所要的乳母，而是先帝的一两个小公主还需要吃奶。官家常在老身榻前的阁内睡卧，应该不会有这种事。老身又曾经追查，果然没有此事。可以告诉安世，让他不要再上文字。”吕大防回答：“谏官按例不能和宰相相见。”太皇太后说：“那么应当怎样阻止安世的奏文，不让他再递进来呢？”吕大防说：“范祖禹正在修《实录》，臣每隔一天到实录院，必定能见到祖禹。刘安世与祖禹同在一省，臣应当奉圣旨让祖禹告诉安世。”太皇太后于是说：“祖禹也有奏疏论列后宫进御的事，正好命令大防劝止他。”等范祖禹得到吕大防传达的圣旨后，便到安世那里去。安世说：“这件事关系到圣德的盛衰。安世以谏官为职，怎么敢保持沉默？纯夫正侍奉经筵，是皇上所亲信的人，又怎么能不说？”祖禹说：“我本来已经说过了。”安世说：“宰相所传达的圣旨，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具奏皇上知晓？万一有所欺骗，即使后悔[8]，还能追补吗？”安世于是上奏说：“如果陛下确实从未这样做，那么臣所说的话仍然没有废弃谏官的职责。陛下万一确实有此事，那么臣进言已经太迟，即使不敢逃避旷废官职的责罚，回头看又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只愿陛下爱惜身体、增进德行，留心询问学习，清净心志、节制欲望，以此加厚福德的根基。”祖禹上奏说：“吕大防当面告诉臣，臣才知道我们听到的外间议论全是虚传。希望陛下宽恕臣的狂妄愚昧，不赐诛责；但臣所说皇帝增进德行、爱惜身体的内容，应当表明出来作为警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使他安身正心的长远考虑，也希望陛下因此不要忘记。”后来章惇任宰相，皇上对章惇说：“元祐初年，太皇太后派在朕身边的宫嫔一共有二十人，都已年长。一天，朕察觉其中十人并非平素服侍的人，不久十个人进来，十个人出去，又换十个人离开。那些出去后又回来的人，都面色惨淡沮丧，好像曾经哭泣过。朕非常惊骇，不敢询问。后来才知道是刘安世等人上疏，太皇太后追问此事。”章惇与蔡卞谋划诬陷元祐大臣曾有废立皇帝的议论，指称安世、祖禹的话，以这两人为根由，于是他们获罪，几乎被处死。

译五年三月辛卯，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说，中书后省都吏时忱在司勋所确定的酬赏之外，另行拟定特别诏旨，违法施加恩赏。说到第六章时，他说：“臣之所以不论列执政大臣而弹劾都司，是因为迁补人员和吏人的事不是大臣所应办理的；而尚书省的白札子明明说‘都司拟到’，这就说明事情由都司发起，执政大臣有可能并不知道。冒昧希望陛下深加省察。”辛丑，刘安世说邓温伯资质禀性奸诈贪婪，依附权势。（详见《郑温伯罢内翰》） 七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请求任宫观职。诏令任安世为集贤修撰、提举崇福宫。当初，朝廷任命安世为中书舍人，安世说：“过去臣曾多次上疏论列邓温伯的罪恶，认为他不应再留在朝廷。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仍未蒙受采纳；正等待受到贬斥驱逐，却反而承受升迁。臣自己的处境本来就已经难安，满朝的公议，怎么可以不畏惧？况且臣长久患病，身体衰弱疲惫，已经奏请任一宫观差遣。恭敬希望收回错误的恩命，早日赐准。”诏令不许辞免。安世又说：“臣固执鄙陋，不能立即奉行任命，原因有二：臣论列邓温伯，直到多次上章，最终仍不能使朝廷改变，这是失职，臣不敢如此。舍人的职任实际上代替皇帝发言，臣不擅长属辞，拙于应制，记忆询问的能力衰退，又不熟悉旧有章程，这是臣不能胜任的。恭敬希望察知臣的至诚，追回并停止错误的恩命。”又不许辞免，仍派中使慰问并赐食，传旨让他就职。安世坚持称病，诏令閤门把中书舍人的告身送到安世处赐给他，仍免除谢恩。安世坚持辞谢不接受。于是诏令按照安世的请求办理。苏颂罢相，范百禄附带记载。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任京西路转运副使、左朝散郎贾易任苏州知州。八年二月丙寅[11]，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上奏：“臣恭敬地看到侍御史杨畏说：昨天任命贾易知苏州，诏命被扣留了二十多天，说臣独自主持此事。臣的议论疏漏违误，以致台官弹劾查究我的罪过，理应立即严厉诛责；臣现在住在私宅等待治罪。”又请求早日赐予贬黜处分，诏令都不准许。当初，贾易因进言获罪出任外官，叙复后又任京西路转运副使，经过郊祀赦恩，便和任苏州知州的范锷对调。苏颂说，贾易担任御史，号称敢于进言，经过赦免才降职，这不对。有人请求给贾易加授馆职，苏颂又坚持认为不可。有人指责贾易为奸邪之人，苏颂说：“士大夫立于朝廷而被说成奸邪，怎么能承受呢？必须根据实际事情来论定。既然没有实际事情，怎么可以说他是奸邪呢？”皇帝下诏再次讨论，而杨畏及来之邵等人弹劾苏颂，苏颂最终因此获罪罢职。三月壬午，诏令：“尚书左仆射苏颂多次上表以年老请求退休，请求解除机务政务，可以依从所请，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任集禧观使；所有实封、食邑，依照一向的制度办理。本月六日宣布任命。”当初，进呈台官奏章论说苏颂扣留制书，尚书左丞梁焘说：“苏颂身为宰相，处理差除任命，可以说称职。况且论议差除，执政大臣都可以发表可否意见，难道任宰相后反而不能议论本省事务吗？台官奏章又说苏颂的儿子任太学博士，同舍中有许多人得到升迁。”梁焘说：“差除都由宰执共同商议，才敢送上去请求圣旨；只要有一人不同意，就停止讨论，并不是苏颂敢于专擅。至于父子家庭之间的谈话，外人怎么能够知道？如果只是凭臆测猜疑，那么诬陷捏造、巧加修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这不可不察。”苏颂罢相后，凭观文殿学士、宫祠的身份暂居京城，梁焘又争辩说：“苏颂罢相本来就不合适，希望两宫察知进言者

译的妄说，留住苏颂，以遏制倾覆动摇的风气。朝廷随意罢免宰相，事体极其重大。”太皇太后说：“本来就是苏颂不肯留任。”梁焘说：“如果采用他自请的名义，就应保留职名，这不是旧例，不能降低他的职位并安置到外地，向人显示疏远。” 苏颂因此得以凭大学士身份留在京师。邵伯温说：杨畏攻击刘相使其出任外官，原以为一定会任命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于是任命苏颂为尚书右仆射，杨畏又与来之邵说：苏相扣留贾易的贬谪诏命不下达，是拖延诏命。当时中丞李之纯与苏相是姻亲，偶然因病请假在家，杨畏进入卧内见李之纯说：台谏官说苏颂的奏章多次上呈却没有施行，他和姻亲一起托病请假在家，恐怕言官将牵连到您。李长者被杨畏胁迫，也上章说：“臣僚论说苏颂的奏疏，请求早日下发。”苏相于是罢职。太皇太后察觉杨畏等人的私意，又从外地召回范纯仁，任命为右仆射。杨畏与来之邵又说范纯仁不可任用，朝廷没有答复。李之纯与苏颂是姻亲，应当考察；《实录》没有记载。李之纯是否有进言，也应当考察。李清臣写信给许将说：“子容的罢职，虽然是言官借机促成，大概另有缘故，不当面说便无法全部知道。”不知道李清臣所说的“有缘”究竟是什么事，难道就是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苏颂，是为了让苏辙任相吗？应当考察。乙酉，中书侍郎范百禄上奏：“台官说苏颂扣留贾易知苏州的诏旨，多次请求罢免他。弹劾奏章所指虽然没有涉及臣，臣实在有什么颜面苟且逃避罪责？臣已经当面奏明，不敢进入中书省供职。”诏令不准许。监察御史黄庆基说：“宰臣苏颂近来因扣留制书、援引亲党、任命不当而被罢政。考察差除任命，本来就由中书省共同商议，然后才能进呈。如今苏颂既已罢职，中书侍郎范百禄确实参与了此职，怎么可以不承担责任？希望赐令罢黜，以安慰朝廷内外的期望。”戊子，黄庆基又说：“近来论列中书侍郎范百禄，不仅是结党欺骗、不守典章法度，内心还怀有险诈，暗中图谋倾覆夺权。他刚愎自用，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岑象求为诸王府位说书，这些人都是川人。假借朝廷的名器，收取私家的恩惠，这是第一项罪；至于任命宋炤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也都是川人。凤州的职田供给号称优厚，起初任命沈迈，沈迈等待任职已经很久，却把沈迈派去知泉州，把凤州给了宋炤，众议没有不为之扼腕叹息的，这是第二项罪；冯如晦任户部郎中时，因为前任夔路转运期间按察揭发公事不当，御史台正在追究，案件还没有结案，范百禄因为和他是同乡，便仓促任命他为馆职，差遣他知梓州，违背朝廷法令，徇私于乡里，这是第三项罪；范百禄前些时候曾经考察黄河利害，当时竭力认为回河不对、北流正确。到了去年黄河又向东流，提出建议的人多次陈说其便利，请求派近臣考察是否可行，范百禄固执于前日的看法，竭力阻挠，最终没有听说派使者前去考察[15]，拖延到现在，春水泛滥上涨，已经来不及了。他刚愎自用，执持一个偏颇的见解，阻挠公共议论，这是第四项罪；作为人臣，不应当有私心，何况怎么敢顾念自己的私利？哪有因为某人等待任职，就夺给别人？又哪有案件正在追究，却突然加以升用？对上欺蒙圣明，对下扰乱纲纪，擅自掌握威福的权力，推行邪曲不正的做法，这是第五项罪。希望由陛下裁断，早日赐令罢黜，以符合公议。”己丑，黄庆基说：“近来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结党欺骗、刚愎自用、援引党羽，这些都是他明显的事迹。昨天罢免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之后，他的党羽稍微衰弱；然而洛党虽

译衰，川党又兴盛了。范百禄的亲戚、朋友和交游，都在权要之中，陛下可以考察而知道。如今既然罪状明白，希望早日赐令罢黜，使他脱离党羽，或许能让当权者有所畏惧。”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上奏：“臣蒙受诏书，依旧供职。国法有常，人言可畏，即使有宽贷的明断而不受迷惑[16]，愚臣的身份也难以安心[17]。恭敬希望圣慈赶快加以责罚[18]，以成全小人的福分，并警戒在位的臣子。”诏令任范百禄为大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当初罢免范百禄时没有授予职名，据尚书左丞梁焘争论此事，于是有了这道任命。

译当初没有授予职名，据《梁焘行状》。苏辙《遗老传》说：“范百禄罢政，实际上是因努扎获罪。”考察《实录》，其中有黄庆基、杨畏、来之邵的弹劾奏章，不知道苏辙为什么这样说。应当考察。乙未，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苏颂说：“自冬至春以来，内寒壅发，身体几乎疲惫不支。恭敬希望允许臣上封章，使臣返回乡里。”诏令不准许；除大朝会之外，仍特许他免于朝会。二苏被贬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黄庆基说川党又兴盛（见《苏颂罢相》）。这月，门下侍郎苏辙上奏：“臣近来因为董敦逸说川人势力过于盛大、差遣冯如晦知梓州不当，并把这件事指为臣的过错，于是写具札子并当面陈述事情始末。不久蒙受圣恩宣谕，深知董敦逸所说是妄言，并认为臣所说可信。臣的德望浅薄，言官轻率地相互诬陷欺骗；如果不是圣明在上，心中明知邪正所在，那么臣孤立危惧的处境很难自安。如果董敦逸所说确实击中臣的毛病，为什么吝惜让臣引退，以向朝廷谢罪？如果董敦逸所说不实，也应让臣稍微得到辨明，然后出入皇帝身边，大略免除惭愧。如果不蒙开许，不是爱护臣下的办法。所有董敦逸论臣的奏章，恭敬请求早日交付三省施行。”董敦逸又说：“近来已经具奏请求削弱川人势力过盛的趋势，又请求广泛进行体察访察等事，已经上达圣览。现在采纳众人的意见，有适合启奏呈上的如下：第一，访闻苏轼、苏辙、范百禄等人各自都有奏举和主张差除任命的人，其中苏轼最多，有的是亲友，有的是同乡；有的处在重要近侍职位，有的任馆职，有的任教官，有的任监司，有的任知州军，无法逐一查考，因此造成仕进道路不平的叹息。中书省、尚书吏部必须借助姓名登记，请下令备具名册，这样便可看出负数的多少和事情的情势。第一，高丽买书一事，是陛下已经下达的命令，因为众臣共同议论，得到圣旨后才实行。不久因为苏轼拒绝而停止。现有文案存放在尚书省礼部、国子监，请求取来查阅。第一，黄河修筑软堰一事，也是陛下已经下达的命令，也是因为众臣共同议论，得到圣旨后才实行。不久因为苏辙拒绝而停止。现有文案存放在尚书省工部、都水监，请求取来查阅。臣听说，君主是制定命令的人；臣子是承受君主命令并奉行的人。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命令被轻视，臣子就强横。如今陛下已经施行的命令，苏轼、苏辙却违背并拒绝。苏辙拒绝命令，朝廷内外听到后已经惊骇；苏轼拒绝命令，不仅朝廷内外知道，四方夷狄也知道了。将来如果盗贼因此产生异心，边防误事，臣暂且不谈。臣私下认为，苏颂、范百禄因扣留制书和任命不当等事，朝廷已经处理；至于苏轼、苏辙，难道只是收敛恩宠、谋求福祉、结党营私而已吗？他们又拒绝违抗君命，论其情状和罪行，便不是苏颂、范百禄所能相比的。如果释放他们而不加治罪，命令就被轻视了！请求陛下查阅臣前面的奏章，并详细考察这次陈述的事理，由陛下亲自裁断，下令施行。” 编类此奏疏时，系在八年三月二十日，记作当时已经奏报此事。如今因为苏辙辨明董敦逸最初奏章的时间不对，将其系在三月底；那么董敦逸这篇奏章便不会先于二十日出现，所以也系在三月底。苏辙辨奏以后，董敦逸初十日所奏的奏疏，唯独检讨没有找到，只找到黄庆基的奏疏。四月乙亥，门下侍郎苏辙上奏：“朝廷任用人自有资格限制，难道可以因为臣一人忝居执政之列，便使川峡四路的士人都受到裁抑，不能按照本人的资序接受差注吗？董敦逸又说冯如晦的差除是臣所主张的一件事，这已经很明显；而且董敦逸说臣的事情不止这一件，也没有蒙准将奏章发下。请求早日下达命令，让三省核实这些事情。如果臣稍有涉及私邪，请依国法处理；如果所说没有事实，也请求辨明，以免臣蒙受含混不清的谗言。” 五月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罢任，改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因论说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任用不当而获罪。壬辰，三省进呈董敦逸四篇论苏辙、黄庆基的奏状，三篇论苏轼。吕大防奏说：“董敦逸论苏辙的事情，三省共同签署的文字都认为不是苏辙的罪过。黄庆基说苏轼任颍州知州时违法设置簿籍、拘收赏钱，不依条例，任意施行赏赐使用，以及错失将人丁按实情发配治罪；现在此事由京西路提刑司依法查验追究有关官吏，苏轼已经调任扬州，又入朝任兵部尚书，却敢越级越职申陈，导致朝廷依从他的请求，下令监司按察揭发的公事不得查究，使案件拖延到遇到赦免。考察苏轼的意图，是想姑息小人，大概是庇护旧吏，以此破坏法令而已。苏轼以前任杭州知州时，有个百姓叫颜盖，因为负责收纳的官员不肯收取绢，便率领众人申诉，并没有大的过错。苏轼不遵守法令，判令将他刺配；虽然曾经自行弹劾，蒙朝廷赦免罪责，但苏轼身为人臣，却想任凭自己的喜怒出入人罪。推究他不遵守法令的用意，大概是有轻蔑朝廷之心，他不忠的罪过很大。苏轼自从被进用以来，援引党羽，分布在权要职位；依附他的人便竭力推荐，违逆他的人便公开排斥。昨天推荐王巩，已经任为宗正寺丞；近来推荐林豫，使他从东排岸，不问资序，便差遣为通利军知军。前些时候任命张耒为著作郎，近来任命晁补之为著作佐郎。苏轼竭力援引，才到了这种地步。至于秦观，也是苏轼的门人，平素被称为鄙猥浅薄，昨天任秘书正字，既因言官进言而罢免，仍没有失去校对黄本书籍的职位，因此奔走求进的人像集市一样趋附他的门庭，只知道有苏轼而不知道有朝廷。近来高丽使者请求赐给书籍，这是祖宗朝的旧例，而且过去也多次赐书给他们。苏轼却拒绝违背诏旨，极力说不可以。等都省批送礼部，命令吏人登记入簿，本来并不是重罚；苏轼却庇护吏人，竭力陈说强辩，一定要争胜后才停止。苏轼在先朝时，任意作歌诗诽谤讥刺朝政[20]，有关官署推究治罪，实际罪迹都还存在，众人都认为罪行必死，只有先帝怜悯他，只按轻典处理，送到黄州安置。苏轼不能感恩戴德，反而内心怀怨于二圣。陛下临政初期，任苏轼为中书舍人，他竟借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的事情，毫无忌惮，这是想讥刺先帝，发泄过去的愤恨罢了。

译苏轼撰写李之纯任河北都转运使的诰文说：“近来役钱贷息的弊端、民兵马政的劳苦，都集中在北方；天下不得安宁，黄河泛滥成灾，老幼奔走，流离道路，已经十年了。唉！谁能替朕慰劳安抚、使他们安定聚集起来呢？”所以把这件事写入《鸿雁》诗中，那么先帝究竟处在什么时代呢？竟然把他比作周厉王之乱！苏轼撰写苏颂任刑部尚书的诰文说：“近来法律被繁琐所困，官员失去职守，盗贼大量兴起，诉讼市场纷乱。”只有汉武帝时强行征发、远戍，才导致盗贼竞相兴起，以至于派遣直指之使督促捕盗，这才可以说是“纷扰”。作出这样的说法，是把先帝比作什么时代呢？竟然把他比作汉武帝的暴政！苏轼撰写刘谊和韶州的诰文说[21]：“你过去任使者，亲眼见到百姓的困苦，尽情陈说而不加避讳，身处困厄却没有得到怜悯，哪里知道会有今天的报答呢？”刘谊得罪先帝，是因为自认为职责在奉行法度方面有所不到，应当交付公论；可是他竟然夸大上书，借此罢免江西提举，怎么能说他“尽情陈说”呢？至于“哪里知道会有今天的报答”这句话，尤其令人不忍听闻。陛下奉承宗庙，应当彰显先帝的宏大功业和美好德行，难道是要报复得罪先帝的人吗？苏轼撰写唐义问任河北转运使的诰文说：“朕修订赋役之法，贬退聚敛之吏，摒弃刻薄而遵从忠厚，务求养育百姓。” 先帝制定法令，难道不是想养育百姓吗？先帝任用人，难道不是想斥退刻薄之人而任用忠诚之人吗？如今说“务求养育百姓”，这是指先帝不能养育百姓；如今说“贬退聚敛之吏”，这是指先帝任用了聚敛之吏。苏轼撰写贬谪吕惠卿的诰文说：“如果能够损害国家、危害百姓，他们全都挽起袖子自称首要。”先帝制定法令，本来是想与天下人共享利益，先帝神圣英明，胜过历代帝王，怎么会反而听从损害国家、危害百姓的谋划呢？苏轼所撰写的制诰都在舍人院，陛下不妨取来观看，大概还有声称叙述而没有全部列出的内容。臣请以常人的关系来论定：对着人的儿子辱骂他的父亲，尚且按义理罪不可赦，何况苏轼的职务是代替皇帝发言，实际诋毁先帝，按照法律追究，应当如何处置？至于他结交、记录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曹姓人的抵当田产，直到那人上下申诉，递状达八年，才判令退还。臣义愤从内心激发，不能自行停止。希望陛下英断，上可以消除对先帝的诽谤议论，下可以端正今天的刑法典章。”又说：“治理天下必须先端正朝廷，必须先破除朋党。如果不是明察足以看清细微之处、公正足以兼听各方、睿智足以独自决断的人，就没有不被奸邪蒙蔽的。” 臣近来曾说礼部尚书苏轼，已经多次上疏说明他的所作所为。臣私下看到，门下侍郎苏辙心怀邪念、徇私情，援引党羽，倚仗权势、曲解法律，务必要同他的哥哥互相勾结，以扰乱朝政。苏轼在外面答应替人安排差遣，并公开推荐他们；苏辙则在朝廷内部替他们应援，并加以任用。查考：苏轼与吕陶交情极厚，前些日子推荐吕陶代替自己，于是吕陶被授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因为馆伴高丽使者、请求赐予书籍一事，苏轼厌恶陈轩不依附自己，于是上奏朝廷，极力排斥诋毁他，意图使陈轩出任外官，便把吕陶升为中书舍人。苏轼任颍州知州时，赵令畴任签判，苏轼同他来往十分密切。苏轼于是公开向朝廷推荐赵令畴，称赞他才华优异。臣听说苏轼正商议授予赵令畴差遣。赵挺之任御史时，多次谈到苏轼处理公事不公的事迹。苏轼掌管礼部、统辖国子监时，专门搜集太学中的事情，想要压制赵挺之。臣听说苏辙正商议任命赵挺之为转运副使，但因要同同列商议，不敢进呈。太府寺丞文勋凭借篆字游走于苏轼门下，起初并不是以公正和吏才著称；苏轼既然援引他，苏辙于是任命他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冯如晦任夔州路转运使时，查办、揭发公事不当，被关在御史台接受推治，案件尚未结清，苏辙因为他是川人，便授予他馆职，差遣他知梓州。最近断敕才下达，冯如晦虽然依法被夺官，但他的差遣和职任最终都没有变动。赵高任鄜延帅时，想放弃熙河而又不敢提出建议，于是写信送给大臣。当时苏辙任中丞，得到这封信后，立即同他辩论此事；幸亏谏官刘唐老上疏揭露赵高交通、诬罔的行迹，这个阴谋才没有实行。前些日子臣曾说，执政大臣不致力于协和，凡是想推行一件事、任命一项差遣，商议多日，常常不能取得一致，严重时几乎要争吵起来，极大地损害国体；大概是苏辙想要进用自己的党羽，所以众人的意见不肯听从他罢了。苏轼曾自己说：‘陛下说我们兄弟孤立。’他认为这样必定不会受到怀疑，因此敢于交结党羽而毫无顾忌。他的党羽又说：‘陛下答应重用苏轼。’他们认为自己必定受到信任，因此士大夫没有不争相奔走到他门下、谋求进取的，上下相互应和，结成一个党，牢不可破。况且臣子侍奉君主，只有忠诚守信而已；一旦涉及欺骗蒙蔽，终身都不能再把诚信托付给他。查考：苏辙推荐王巩，写了数百字，陛下确实认为他可以任用。后来淮南提点刑狱钟浚追查王巩任职期间的污秽恶行，证据确凿，于是王巩被贬为监当，而苏辙仍然安然自若，一点也没有引咎。程之邵是苏辙的表弟，前些日子任夔州路转运判官，查办知云安军孙拱。孙拱同他互相弹劾，二人都被拘系接受推治，事情的是非曲直尚未查明，却任命程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至于苏轼的罪恶，他借行制诰之机，公开放肆地讥刺，即使依法论罪，指斥皇帝，罪行也在不赦之列，何况还指斥宗庙呢？陛下试看看苏轼、苏辙的所作所为，稍一失去控制，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译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上奏说：‘庆基说苏轼撰写李之纯等六人的诰辞，文字涉及讥讽诋毁先帝，其中陆师闵的诰辞，查明是范百禄所撰，并非苏轼所撰。臣私下观察先帝的本意，本来是想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以鞭挞四方夷狄；但当时群臣一味顺从，助成了过错，所以有些事情处理失当。到太皇太后和皇帝临朝以后，顺应百姓的愿望，随着事情逐项补救改正，这本来就是事理。过去汉武帝喜好用兵，增加赋税，损害百姓；昭帝在位时广泛采纳众议，多次停止废罢旧事。明帝过于严察，多次兴起惨酷的狱案；章帝以宽厚加以改正，所以当时天下人心悦诚服，从没有人把这些说成诽谤、诋毁先帝。至于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后，免除拖欠的赋税，以厚养民间财力；仁宗即位后，停止修建宫观，以使民力得到休息。这些都是因时制宜，用来弥补前朝政事的缺失，也没有听说当时士大夫以诋毁前朝为罪名。苏轼不只是中伤士人，还想动摇朝廷，意图极为不善。如果不加禁止，长远来看必将造成不便。’苏辙上奏说：‘臣昨日取来哥哥苏轼所撰写的吕惠卿诰辞看，其中说到先帝，有这样的话：‘起初凭借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即使孔子那样圣明，也不信任宰予。’ 哥哥苏轼难道也是在讥讽诋毁先帝吗？臣听说先帝晚年也深深后悔已经做过的事情，只是没有来得及改正罢了。元祐初年加以改正，不过是追述先帝的美好本意而已。’太皇太后说：‘先帝追悔往事，以至于流下眼泪。当时有几位大臣，其中有些极为不善，却不肯劝谏皇帝。’吕大防说：‘听说永乐失败后，先帝曾说：两府大臣，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劝谏我！这样看来，一时的过错举措，显然不是出于先帝的本意。’太皇太后说：‘这件事皇帝应当深知。’吕大防说：‘皇帝圣明，一定能够明察此事。’于是得到诏旨：敦逸、庆基都给予知军的差遣。丙申日，左朝请郎、新任京畿河北路转运判官董敦逸任临江军知军，左朝请郎、新任福建路转运判官黄庆基任南康军知军。敦逸、庆基既然已经得到诏旨，给予知军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纯、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又说：‘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却宽容赦免，只让他们出任外官，臣担心后人观望效仿，任凭私意，敢于肆意狂妄诬陷。’所以立即加以责罚。黄庆基、董敦逸被责罚后，苏轼写札子为自己辩解说：‘臣自少年入仕以来，因为性情刚直褊狭、憎恶邪恶，尽情直言而孤立，历代人主都知道这一点；但也因此长期受到小人的憎恨。自熙宁、元丰年间被李定、舒亶等人进谗，到元祐以来，光庭、挺之、贾易一类人，都以诽谤的罪名诬陷臣，其中涉及义理，不能不加以辨明。臣先前任中书舍人时，正赶上朝廷放逐几个人，所拟诰词都是原先降下的词头中所说的罪状，并非臣个人私意所敢增删。吕惠卿被授散官安置时，原是前执政，所受诛罚极重；当时臣奉朝廷旨意，把台谏所说吕惠卿罪恶节录下来降下。既然是词头中已有的内容，臣哪里敢删减？但臣作为臣子的心意，认为事情涉及先朝，不能没有顾忌，所以特意在诰词中分别加以解释，使天下明白知道这是吕惠卿的奸恶，成为先朝盛德的累赘。至于放逐他的本意，先朝已经表明，大略说：‘先皇帝求贤如同唯恐来不及，听从善言如同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起初凭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即使孔子那样圣明，也不信任宰予。揭发他长期隐藏的奸恶，把他贬到辅郡；还疑心他会改过，稍微又给他较重的权力。他再次陈说欺骗皇上的言辞，接着有砀山之贬；反复教诫，他的恶心仍不悔改，浮躁轻薄、虚妄诬陷，而先帝的德音仍在。’臣愚昧地认为，古今都有这样的情况：伯鲧是尧的大臣，却不妨碍尧的仁德；宰予是孔子的高弟，却不妨碍孔子的圣明；何况后来又加以贬黜，深深厌恶这个人，这些都是先朝的本意。那么臣区区的忠心，自以为没有辜负先朝。如今庆基反而指责这些话是诽谤和指斥，不也是极其虚妄诬陷吗？其余所说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人的诰词，都是庆基牵强附会、罗织文辞，用来构成臣的罪名。比如其中有‘慰劳来归者，使之安定聚集’这四个字，他便说这是在指厉王之乱；如果一一都像这样罗织人们的言辞，天下人以后便不敢开口、动笔了！孔子作《孝经》说：‘好像面临深渊，好像脚踏薄冰。’ 这是幽王时代的诗，难道不知道孔子是在诽谤、指斥谁吗？这种风气开始于朱光庭，盛行于赵挺之，到贾易时达到极点，如今庆基又奉之为师法。臣担心暗中伤人的祸害逐渐不可滋长，这并不只是为臣自己说的。’太皇太后让苏辙传话说：‘近来众人正在互相搜罗指摘，暂且应该少惹事端。’苏轼于是写札子称谢说：‘上天般的慈爱深厚，如同训导子孙；周全曲折地保护保全臣，如同爱护自己的肢体。感恩的眼泪，不知不觉便流了下来。臣想到自己才短命乖，性情疏略而缺少思虑，半生屡遭祸患，年老还困于谗言。若不是二位圣人深知臣，臣即使死一百次又用什么赎罪？臣看到东汉孔融才疏而志意广大，意气用事而不肯屈服，因此遭到路粹的诬陷；西晋嵇康才华很多而见识不足，喜爱善行而不能忘怀，因此遭遇钟会的祸害。当时人们为他们扼腕叹息，千古以来为他们流泪。臣本来没有二人的长处，却兼有古人的短处；若不是陛下极其公正而又以宽恕行事，极其仁慈而又以明察照鉴，察看盛衰的往来，辨别疑似之间的利害，那么臣早已下去同二人交游很久了，哪里还会有今天？臣谨当奉持陛下的恩德周旋行事，不敢失坠，必须铭刻在骨，难道只是写在衣带上而已？希望保全臣如蝼蚁般的生命，以报答高如丘山的恩德。’ 六月甲寅日，礼部尚书苏轼请求任越州知州，诏令不准。壬申日，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苏轼任定州知州。考订：苏轼的奏议在八月十九日还称自己是端明殿侍读、礼部尚书，正在讨论汉、唐正史，因此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经授任定州。又《实录》在九月十三日再次记载授任定州，恐怕六月二十六日的记载有误；否则就是六月二十六日首次授任后不久未能实行，所以九月十三日再次授任，而《实录》没有详细记载其中原因。应当进一步考察。六月八日，苏轼已经请求任越州知州，诏令不准。《政目》在六月二十日记载苏轼任定州知州。九月戊子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任定州知州。

译绍圣元年三月，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照原官职任汝州知州（见《绍述》）。四月癸卯日，监察御史郭知章说：‘吴安诗撰写苏辙的诰词，轻重全凭私情，褒贬不依据公议。’诏令吴安诗罢任起居郎。壬子日，侍御史虞策说：‘吕惠卿等人指出苏轼所作诰词，文字涉及讥讽诋毁，希望弹劾查实后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说：‘苏轼在先朝时，援引古事比附当今，多次引用衰乱时代的事情，以满足自己的愤懑怨恨。撰写吕惠卿制词时说：“起初创行青苗法，接着实行助役、均输等政策，自己等同于商贾；手实法的祸害，下至鸡豚。”撰写吕大防制词时说：“百姓也已经劳苦了，希望听到休息的期限。”撰写司马光神道碑时说：“他退居洛阳，就像屈原处在沼泽之中。”类似这些话，流传在人们口中的不止一处。应当追究他所犯的罪，明确按照典刑惩处。’制书中如此如此。削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之职，依旧任左朝奉郎、英州知州。制词由中书舍人蔡卞起草。范纯仁说：‘臣正处于病假之中，并且请求罢免职务，朝廷的事情本不应参与听闻。然而臣有未尽的诚意，希望上陈，稍微有助于圣听。臣私下看到全体御史台官员都说苏轼撰写吕惠卿诰词，言辞涉及讥讽诽谤。熙宁年间的法度出自提出建议的大臣，而州县奉行时又多有过当之处，不符合神宗爱民求治的本意。到了垂帘听政以后，吕惠卿才因监官的办法被特意重重贬窜；苏轼正是在撰写诰词时，才过分诋毁吕惠卿。如今台章把这些归罪于先朝，事情很不便利。况且近来发言的人，多是垂帘听政时提拔进入言路的大臣，当时畏惧回避，没有立即进献忠言；如今观望之后，才开始弹劾上奏。如果立即实行他们的意见，恐怕也会损害垂帘听政时的圣明，妨碍陛下纯厚的孝德。三省进呈此事时，希望圣上裁断，特加宽贷；这不仅可以保全国体，也可以稍稍遏制浇薄的风气。’甲寅日，侍御史虞策说：‘苏轼既然已经因讥讽指斥获罪，却仍然能够任知州，罪罚不相当。’诏令苏轼降为左承议郎。闰四月乙酉日，监察御史刘拯说：‘工部侍郎李之纯先前任御史中丞时，阿附苏轼，供他驱使。’御史黄庆基说：‘苏轼诬陷诋毁先帝。’董敦逸说：‘苏辙把国家的名器私下授予亲厚的人，李之纯于是任凭庆基等人诬陷忠良。请求将他们放逐，庆基等人又应当再次降职贬谪。李之纯结交邪党、苟且容身，希望给予罢黜责罚。’诏令李之纯由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遣知单州。刘拯又说：‘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被削去职任，改知英州。查考：苏轼竟敢把私人的愤怒表现在制诰之中，极力诬陷、丑化、诋毁先帝，苏轼对先帝实在太不守臣节了！王得君认为苏轼诬陷诋毁得太过分，上书指出此事，随即被谴责斥退而死。秦观是浮薄小人，影附于苏轼。请治正苏轼的罪，剥夺秦观的职任，以昭示天下后世。’诏令苏轼按规定合当叙复官职，但不得叙复；秦观削去馆阁校勘之职，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六月甲戌日，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特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授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其余见《党籍》）。校勘记 [1]“丁卯”：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四一九补入。[2]“微诚”：原本“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九补入。[3]“谓能”：原本“能”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 ○补入。[4]“癸丑”：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入。[5]“己亥”：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入。[6]“丙子”：原本“丙”字上多了一个“内”字，据《长编》卷四三 ○删去。[7]“经筵”：原本“筵”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入。[8]“所绐”：原本两个字都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入。[9]“虽悔”：原本脱去“虽”字，据《长编》卷四三六补入。[10]“增厚”：原本“厚”字作作，据《长编》卷四三六补入。[11]“丙寅”：原本“丙”字上多了一个“内”字，据《长编》卷四八一删去。[12]“引年”：原本“引”字下面多了一个“老”字，据《长编》卷四八二删去。[13]“制书”：原本脱去“书”字，据《长编》卷四八二补入。[14]“自外”：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入。[15]“遣使”：原本“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入。[16]“善贷”：原本“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入。[17]“愚臣”：原本作“□愚”，据《长编》卷四八二改补。[18]“责罚”：原本“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入。[19]“努扎”：原本两个字作一个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入。[20]“恣为”：原本“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入。[21]“刘谊”：原本作“刘喧”，据《长编》卷四八四改正。[22]“以法”：原本“以”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入。[23]“宜深知”：原本“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六 哲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