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六哲宗皇帝

译常安民被罢免监察院职务 绍圣二年三月丁酉日，试中书舍人林希权摄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说：‘林希在史局任职八个月，难道有端坐着不动笔的道理吗？况且《实录》已经修成，林希也随着众人升了一官。近来众人都获罪，林希既然被搁置而不追究，反而又迅速升迁到偏高的职位，这样怎么能使人心服？林希大概是章惇的党羽，是章惇的谋主。章惇的肆意横行、强悍狠毒，都是林希教导他的。如果不罢免林希，朝廷一定不会安宁。天下是陛下的天下，授予、剥夺、罢黜、升迁的权柄，都掌握在陛下手中，为什么却把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全部交给权臣呢？’奏章多次上呈，都没有得到答复。因此章惇和他的党羽日益在皇帝面前诋毁常安民，说常安民极力主持元祐之政，意图替范祖禹等人谋求解脱，只是还没有找到可以公开证明的根据。九月壬戌日，诏令说：‘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性情颇为邪僻，招致人们议论，奸邪情状十分明显。把他置于 要职上，实在不合适。可以罢免监察御史，送交礼部，给予监当差遣。’ 旧录说：常安民是奸人的党羽，张商英把他推荐给朝廷，使他得以成为言事官。他多次以奸邪言论进见应对。起初谈论正论，后来渐渐怀有异心。皇帝明察，屡次看出他的奸邪，于是把他逐出。新录、《辨诬》说：张商英把常安民推荐给朝廷，查考《哲宗实录》，并没有证据。像“奸言”“异心”等话，都是诬谤。如今依据《常氏家传》和奏议另行修订，删去上面五十九个字。又下诏说：‘常安民已经降下指挥罢免监察御史，明天可以不再引领他上殿。’御笔于九月三十日下达。编纂御集的人又记载说：常安民已经被黜退，命令下达后却称要上殿，想要自我申诉，哲宗于是下旨罢止此事。常安民又上言说：‘如今那些主张绍述的人，其实都是借用这个名义来报复私怨，一时的朋党依附之徒跟着附和，于是发展到极端。张商英在元祐年间向吕公著进献诗篇以求进用，诗中言辞谄媚逢迎、无耻，士大夫都传为笑谈。后来他任谏官，便上疏请求砍毁司马光、吕公著的神道碑。周秩在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亲自确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后来他任言官，便上疏议论司马光、吕公著，请求剖棺鞭尸。陛下观察这些人的言论，果真出于公论吗？朝廷凡事不采用元祐旧例，至于王珪家荫补五名孙子，都是王珪死后出生的，却援引元珪的先例，允许上奏推荐。近来讨论恢复官制，职事官不再兼带职名，寄禄官不再带左右字；至于权知尚书、侍郎，却只因为林希、李琮的缘故，独自不加改易。像这样的事情，能说是出于公心吗？所以凡是劝陛下绍述先帝的人，都是想借杀害先帝的名义来施行奸谋。他们认为其他事情难以感动迷惑陛下，只要提到先帝，就容易使陛下感动；因此想要快意于私仇、陷害善良的人，必须借这个名义来改变陛下的意向，这一点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很得人心，前些日子陛下驾临秦、楚国夫人的宅第，举行浇奠并停止朝会，又命令安葬所需的各种费用由官府供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任侍郎，士大夫的舆论都认为合适。听说吴居厚先前获罪，是出于宣仁圣烈皇后的意旨；近来听说他又恢复待制，舍人再次封还诏书，而大臣还想再次下诏。希望陛下主持此事，以顺应人心。如今权臣肆意横行，朋党充满朝廷，言官从来不说他们一句，只知道议论元祐旧事，极力攻击已经离职的臣僚。臣承蒙陛下奖拔，不敢辜负恩德；摧枯拉朽般打击这些人的事情，臣实在以为可耻。全朝臣僚诬陷他人的事情不止一件，臣生性愚直，恐怕终究不能胜过朋党的议论，愿请求出任外官以避开他们。’皇帝只是加以开导安慰。林希权摄礼部尚书，在绍圣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摄户部侍郎，在绍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摄兵部侍郎、户部侍郎，在绍圣二年三月；吴居厚恢复待制，在绍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临幸高、陈王的私人宅第，在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兼带职名，在三月二十四日；下诏规定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在四月三日。到祭祀明堂时，刘美人在斋宫侍奉皇帝，又到相国寺，使用教坊奏乐。常安民当面奏说：‘这是众人观看瞻仰的场合，有损圣德。’言语直率而触犯旨意，章惇便跟着进谗。曾布起初同章惇不合，见常安民多次议论章惇的事情，以为常安民依附自己，便常在皇帝面前称赞他，说：‘近来言事官中，敢于直言而不阿附的，没有谁比得上常安民。’等到常安民议论曾布在枢密院同章惇互相任用亲信，曾布的亲故才开始怨恨发怒，想要驱逐常安民，于是趁机把常安民过去写给吕公著的信藏在袖中进呈，说常安民在元祐年间曾上书给吕大防，请求消灭先朝的奸党，想让他们援引同类，世代相继。常安民因此受到皇帝的诘问。皇帝问：‘听说你曾经给宰相上书，把我比作汉质帝？’常安民说：‘臣在元祐初年，曾劝吕公著广泛搜求贤才，甚至引用陈蕃、窦武、李膺的事情来打动他，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古今的议论都是这样，为什么只有臣不可以？臣因为愚蠢直率，触犯权臣的愤怒已经很久了。他们深深憎恶臣，千方百计搜求臣的过失，已经巧妙而周密，却始终找不到，于是摘取臣的言论，推演其时代背景来罗织臣的罪名，臣即使辩解又有什么用？’在此以前，常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拆封试卷，对董敦逸说：‘二苏是天下文章之士，负有天下人的重望，您不应当弹劾攻击他们。’ 到了这时，董敦逸上奏揭发常安民以前说过的话，说他上言是苏轼、苏辙的党羽，平日的议论多以元祐为是，于是常安民被责罚。诏书中的话都是章惇批写的。皇帝起初命令给予常安民知军差遣，章惇于是提出拟议，送交吏部，改为监当。第二年，董敦逸议论瑶华一事，皇帝发怒，想要贬黜他，对执政大臣说：‘按照常安民的先例，应当给予知军差遣，是章惇救了他。’这才知道皇帝起初并不知道常安民被降为监当。

译刘美人的事情，安焘的行状记载得较为详细。记载安焘出任时，新录说：诏令：‘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性情颇为邪僻，招致人们议论，奸邪情状十分明显。把他置于要职，实在不合适。可以罢免监察御史，送交吏部，给予降为监当的差遣。’在此以前，常安民多次议论政事，不阿附任何人。他议论章惇说：‘以大臣身份主张绍述，实际上是假借这个名义来报复私怨，一时朋党依附之徒跟着附和，于是发展到极端。因此凡是劝陛下绍述的人，都是想借此杀害先帝以施行奸谋；他们认为其他事情难以迷惑圣明的思虑，只要提到先帝，就容易使人感动，所以想要快意私仇、陷害善良的人，必须借这个名义来改变陛下的心意。’又引用王凤扰乱汉朝、李林甫扰乱唐朝的事情，比拟章惇擅自作威作福。他议论蔡京说：‘他的机巧足以改变、夺取人主的视听，他的力量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朝廷中的臣僚，大半是蔡京的死党。他日后援引众多奸人，遍布朝廷内外，即使想除去他们也来不及了。’他议论张商英说：‘元祐年间，他向吕公著进诗求进，言辞谄媚无耻，士大夫传为笑谈。后来任谏官，便上疏请求砍毁司马光、吕公著的神道碑。’ 周秩说：‘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时，亲自确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后来任言官，却上疏议论司马光、吕公著，请求剖棺鞭尸。陛下观察这些人的言论，果真出于公论吗？’他又议论林希、李琮不应当违背新制而任权摄尚书、侍郎；吴居厚是宣仁圣烈皇后所斥退的人，不应当恢复原职。章惇等人积累的愤怒，于是合力排斥陷害常安民，谴责诋毁的言论日益传来。后来皇帝问常安民：‘听说你曾经给吕公著上书，把我比作汉质帝、汉灵帝？’常安民回答说：‘臣在元祐年间给吕公著献书，劝他广泛搜求贤才，曾引用陈蕃、窦武、李膺的事情；没想到憎恨臣的人，却摘取臣的话，推演其中的事情来罗织罪名，臣即使辩解又有什么用？’于是监察御史董敦逸上奏揭发常安民以前曾称赞二苏的文章，说他们负有天下人的重望，不应当加以弹劾攻击，因此是苏轼、苏辙的党羽，平日议论主张元祐。诏令罢免常安民的监察御史，给予知军差遣。但章惇批写诏书时，却拟议送交吏部，给予监当。《安民家传》中所说常安民议论曾布与章惇互相任用亲故一事，应当考察。

译钱勰被罢去翰林学士职务 绍圣二年十月甲子日，尚书右丞郑雍任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在此以前，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因为郑雍曾任二王宫僚，连续上章弹劾他。宫中把他们的奏章发给三省，郑雍也两次上疏，以有病为由请求解除机务。诏令不准。适逢皇帝因周秩的言事有迎合之意而发怒，贬他知广德军，郑雍又出来处理政务。过了一年，才离开执政职位。章惇贬斥元祐旧臣，都是用白帖子办理遣发。安焘、李清臣同章惇不断争论，皇帝也开始怀疑章惇，章惇十分恐惧。郑雍私下对章惇说：‘使用白帖子，有王安石的先例。’章惇大喜，取出相关案牍，以白帖子进呈皇帝，章惇于是安稳下来。议论者认为郑雍想借此结交章惇。可是郑雍最终还是被罢免。邵伯温《辨诬》说：起初，元祐年间，吕相推荐李清臣，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助力。到了绍圣初年，李清臣首先改变元祐的政事；吕相被罢出，范相也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章惇被召还而尚未到达，宰相职位空缺，李清臣更加生出觊觎之心，急忙改变元祐法度，任命各路常平使者。不久章惇到达，被授为左仆射，安焘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安公刚正，每每同章惇争辩。李清臣既然没有能够成为宰相，也同章惇成为敌对关系。章惇起初贬谪元祐臣僚，全部用白帖子办理。安公、李清臣同章惇不断争论，哲宗怀疑章惇，章惇也很害怕。当时郑左丞雍因为曾任二王宫僚，多次招致人们议论，处境十分危险，想要结交章惇来求得自安，私下对章惇说：‘熙宁初年，王荆公任宰相时，曾经用白帖子办理政事。’章惇大喜，取出相关案牍，带在身上以白帖子进呈皇帝，章惇于是安稳下来。但郑雍最终还是被罢去执政职务，不久又遭贬谪。己巳日，直龙图阁、陕西转运使穆衍任泰州知州。安焘起初想任用钱勰，曾布说：‘钱勰的罪状不在顾临之下。’章惇说：‘应当在顾临之上。’皇帝说：‘怎么可以让他任帅？’众人都说：‘不如任用穆衍。’皇帝采纳了。御史中丞黄履说：‘臣私下看到钱勰批答不准郑雍请求的诏草，其中有“群邪共攻”等话。臣不知道这些话是出自圣上的旨意，还是出于钱勰的个人意思。如果出自圣上旨意，臣便立即请求治罪离职；如果出自钱勰的个人意思，臣也不能不辨明此事。郑雍的进用是在元祐年间，当时凡有进拟、差除，都出自执政大臣，因此郑雍的进用，臣确知决不是陛下的本意。等到陛下收揽政权，查知吕大防等人的罪过，便加以贬斥；只有郑雍不仅侥幸免罪，还得以独自参与进拟。臣实在担心天下人因此窥见圣政的一点端倪，所以具文弹劾。假使郑雍当时能够用一句话为自己表明，请求不要参与此事，臣也不会因为廉隅和妨碍圣政而议论他；正因为这样，即使事情已经奏陈，承蒙陛下委婉开导，臣也不再议论。如今钱勰却用“群邪”作为言辞，不知钱勰所趋向的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却公然把它写在诏书答词中，毫无顾忌。臣希望陛下特意赐予辨明，使臣如果稍有邪心，甘愿趋赴鼎镬；如果不是这样，就请追改答诏，并治正钱勰欺骗诬陷之罪。’侍御史翟思说：‘昨天臣曾上疏说钱勰批答郑雍诏书中有“群邪共攻”的话，又听说后来改作“群邪交攻”，意思仍未完备，所以今天再次陈奏。恭敬地想，陛下以成王的孝心继承先志、述行先事，以大舜的智慧任用贤能、除去邪恶，朝廷清明，天下欢庆。如今钱勰却因为臣等忝居风宪之职，指称我们为群邪，那么不知道钱勰处心积虑这样做，是把陛下看成怎样的君主呢？希望陛下慈爱地详加斟酌，依照事理全部施行。’左正言刘拯说：‘臣看到，去年御史们共同排列上奏，弹劾尚书右丞郑雍不应当任执政，臣当时也曾接着进呈奏疏，论说其中的道理。如今郑雍上章请求离职，翰林学士钱勰代皇帝撰写批答，却有“群邪共攻”的话。既然称为“群邪”，那么臣也在其中了。况且御史以攻击邪恶为职责，如今却把御史列为邪人，难道是朝廷正名核实的本意吗？只是臣义理和职分所在，难以安心任职，希望圣上慈爱，罢免臣的言责，授予闲散职务，使公正的言论能够得到朝廷内外的信任。’ 又说：‘臣看到士大夫的议论纷纷，都在传说翰林学士钱勰撰写赐给尚书左丞郑雍的诏书，其中有“不能容忍众多枉曲之人，谋求动摇；朕察知他们是深重的诬陷，极力加以明辨”等话，大概是指去年臣等曾经竭尽全力上奏郑雍反复不忠一事。查考：钱勰处在代皇帝撰写诏令的职位，他遣词造句虽然出自钱勰，但传布天下、载入后世的，便是陛下的话。如果臣等弹劾郑雍果真是深重诬陷，朝廷耳目之职怎么能容许众多枉曲之人窃据？请求赐予谴责斥退，以昭示天下。如果臣等的弹劾并非诬罔，那么钱勰代皇帝撰词就是不合事实，意在结党互相依附，妄自借用陛下的话来惑乱朝廷，也请求施行惩处。查阅钱勰撰写的赐给郑雍的第二道诏书：‘你收敛心志，谨慎自守，素来稳重，能够镇定浮躁之人；近来整顿台纲，于是升入执政之路。不能容忍众多枉曲之人谋求动摇，朕察知他们是深重诬陷，极力加以明辨。君臣之间本来可以没有嫌疑，但在进退之间，应当格外谨慎。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趋向，竟然这样请求退职？勇于为自己谋划，难道不是很宽裕吗？志在论辩报答，其中或许还不安，不要再因此烦扰，应该赶快起身任事。’诏令钱勰削去职任，仍任本官知池州，并免去谢辞。元祐初年，章惇被罢去知枢密院事，任知汝州。钱勰起草制词时有这样的话：‘怏怏不满，不是少主的臣子；悻悻不平，没有大臣的节操。’等到章惇入朝任宰相，钱勰任开封知府，十分惊惧。不久他被提升为翰林学士，这才安心。曾布多次在皇帝面前诋毁钱勰，皇帝没有听信。于是蔡卞与黄履一同在经筵，蔡卞把‘不能容忍众多枉曲之人谋求动摇’等话念给黄履听。黄履问：‘怎么样？’蔡卞说：‘像是近来答诏中的话，不知道是谁写的？’黄履立即让学士院检出呈看，才知道是钱勰所作。黄履等人于是相继上奏论列。郑雍被罢去执政职务后，钱勰也因这件事遭到贬黜，而蔡卞随即任右丞。钱勰获罪，起初并不是章惇的意思。

译常立因诬陷诋毁而被贬责 绍圣三年六月己卯日，三省说：‘查考常立在元祐年间向实录院供纳的文字，其中门人赵冲叙述常秩事迹的部分，有不恭敬的言辞。’诏令常立罢任诸王府侍讲，勾当明道宫。奉议郎赵冲另行取旨。辛巳日，中书舍人叶祖洽说：‘常立罢任诸王府侍讲，差遣勾当亳州明道宫。查考：宫观职任，只有侍御史职司已经年老的人，朝廷才授予。常立是奸人，怎么能够授予这种职任？臣私下担心朝廷认为不恭敬的言辞是秩的门人赵冲所叙，因此想要从轻责罚。希望把常立的恶行明确交给有关官署，端正他的罪名，特意加以贬窜诛戮。’诏令常立罢任诸王府侍讲，追还曾借授的转通直郎，依旧任郓州观察支使，给予监当差遣。奉议郎赵冲特意降一官，给予小处监当。癸未日，叶祖洽又说：‘近日诏令常立仍任郓州观察支使，给予监当差遣；赵冲特意降一官，给予远小处监当。查考：赵冲是秩的门人，只不过同常立编写文字；即使使他知情，也只是从坐，现今却追夺官职，降任远小处监当。常立是秩的儿子，负责署名编录。负责供送文字的人，如今所受责降反而比赵冲轻，公议认为不恰当。希望按照赵冲的情节和罪行比较轻重，特意交付圣断，使刑罚相当。’诏令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起初，蔡卞请求任命常立为崇政殿说书；皇帝召见并赐对后，蔡卞又请求任命他为谏官。皇帝仍未答应，曾布趁机禀告皇帝说：‘常立依附章惇等人。先帝亲自从处士中提拔常秩为侍讲、谏官；常秩死后，又亲自下诏褒美，赠官、赙恤，没有一样不到位。人们传言，常立在元祐年间曾上呈文字，说他的父亲因为不喜欢先朝的旧事而离去，外间议论对此很不平。章惇认为周穜是不辜负先朝的人，像常立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辜负了先朝；等到章惇喜欢常立时，却把这些事情掩盖起来而不追究。但臣还不知道详细情况，容臣再加以访察，查实后具奏呈报。’皇帝说：‘暂且把情况问来。’这一天是甲戌日。第二天，曾布把常立的事情拿到史院询问，于是全部查得，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自从荆公离开职位，天下官吏暗中改变新法，百姓遭受茶毒。’又说：‘上下都因循缄默，败坏的端倪在内部萌发，没有人察觉、没有人醒悟，唯独您能看出征兆，知道它必定失败。’这些话是常秩门人赵冲编集常秩行状事迹时所写。（常秩的）墓铭也抄写成两册，元祐年间送入史馆，史官没有不看过的。第二天，曾布把常立等人的这番话全部报告给皇上。皇上非常惊骇其言语不逊，说：“什么叫‘必败’？”曾布说：“臣所记不够详细，但这两册现在就在史馆，可以命人签贴后进呈。”皇上勃然变色，说：“等下令取来。”曾布说：“这件事外面很多人都知道，官吏中没有不看过的。听两位舍人说：‘如果有任命，必定封还驳正。’但臣既然已经知道，不能不奏报。”皇上说：“怎么可以不说？”第二天，曾布正当面奏对，皇上说：“常立的文字已经命人取来，果然有这些话。”曾布说：“臣哪里敢妄言？如果常立确实有这些话，不仅不能把他置于言路，诸王都是先帝的儿子，怎么可以让他置于左右近臣之列？何况他狂妄悖逆、言语不逊，自然应当依法处置，不能只这样了事。”三省官员入对时，皇上立即对蔡卞说：“常立诋毁神考，而你却推荐他，为什么？”又回头对章惇说：“你没有看见他的话吗？这样尊崇王安石，那么他把神考看成什么样的君主？”章惇谢罪说不知道，于是请求看那些话。皇上发怒说：“话在常秩的行状里！他说：‘自从王安石罢相以来，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又说：‘自从常秩和王安石离开官位，明白事理的人就知道政事必然失败。’他这样谄媚厚待王安石、诋毁轻视神考，蔡卞为什么还要推荐他？”章惇、蔡卞都惊愕不已，谢罪。皇上随即命中使到史馆取来常秩的行状，亲自指出“涂炭”“必败”四个字给章惇、蔡卞等人看，章惇因此才明白自己被蔡卞出卖了。后来一天，三省进呈此事，皇上勃然下令让常立任宫观官，常冲另行取旨处分。叶祖洽封还录黄，认为常立父子世代承受国恩，却狂妄悖逆到这种程度，贬罚太轻。李清臣把这件事详细报告给曾布。这天曾布入对，皇上告诉他说：“常立已经依法处置了。”曾布说：“他已经是侥幸了。昨天因为王府的缘故，只夺了借官；如今又没有夺去恩命，已经很优厚了。”皇上说：“幸亏你提到了这件事，否则几乎误加擢用。不过此人的才器也极其平常。”曾布说：“是否问过他关于青苗、免布、易、差夫等事的数目？”皇上说：“都没有问过。”曾布说：“常立这样诋毁先朝，又谄媚依附执政；至于他与人谈论青苗、免役等事时，却说必须由常立才能推行。他这样奸佞媚上、反复无常，更加应当治罪。像这样的人，竟然想让他担任谏官，难道不会误事吗？”皇上说：“反复无常尤其不能容忍，他的话毒害人，简直是桀、纣的行径。” 曾布说：“《尚书》称这种行为是毒害、伤痛四海。”皇上又说：“‘知道政事必然失败’这是什么话？有什么可失败的？”曾布说：“谄媚王安石而毁谤先帝，情理上更加应当诛罚。陈瓘之所以触怒蔡卞，只是说蔡卞把王安石当作准绳：凡是王安石认为对的，必定要提拔；王安石不喜欢的，必定要贬黜。常立以王安石为标准，借此罗织士人，这对政事的危害最大。何况王安石的是非判断，与先帝不同的地方不止一处，哪里能只以王安石为依据？蔡卞因此非常恼怒陈瓘，但士人无不认为陈瓘说得对。臣也曾亲耳听到先帝不同意王安石的言论。如今常立竟说‘王安石离任以后，百姓受到荼毒’，那么先帝在天下所做的一切，岂不都出自王安石？这样说来，先帝竟然什么都不懂了。悖逆傲慢、言语不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上也咬牙切齿。三省进呈叶祖洽奏疏后，便夺去常立的借官，仍按原来的职官身份任监当。赵冲现任奉议郎，夺去一官，降到远小处监当。叶祖洽再次封还，认为常立的处分不应轻于赵冲。于是皇上说：“把常立安置在永州，把赵冲安置在道州监当。”曾布称善。皇上又说：“‘必败’这句话实在令人惊骇。”曾布说：“没有比这更不逊的了！《左传》说：‘臣下看见君主受到无礼对待，就应当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

译常立的话如此不逊，竟然还想提拔他进入言路，这就是臣不能自已的原因。”皇上说：“共同担当国事，怎么能不说？”曾布说：“臣侍奉陛下，常常不敢不竭尽所能。陛下天性聪睿明察，对于是非曲直，没有不能洞察的；因此臣只要有所听闻，就不敢不把内情全部说出。”皇上说：“本来就应当这样。”曾布又说：“陛下亲自总揽万机，政事繁多。如果朝廷得到合适的人才，其次言路也不苟且因循、保持沉默，那么每件事就不至于这样劳烦圣虑。”皇上深以为然。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臣私下听说常立把其父常秩的行状送交国史院，迎合权臣，称颂其父常秩和王安石的美德，抵毁、诬陷先帝。近来陛下已经洞察内情，已将他斥逐，但舆论颇为奇怪。谨按：常立从选人进入史馆没有多久，又借任通直郎、王府侍讲，近来又命其上殿。常立如此无状，大臣却亲近他并加以引荐。常立上殿，不知是谁引荐，竟敢这样欺骗蒙蔽！臣听说大臣每次在陛下面前，必定说要斥逐诋毁、诬陷之人；而常立的诋毁、诬陷，甚至说出‘荼毒生灵’‘公知其必败’这样的话，却略过不问，还要援引提拔，唯恐来不及，这难道不是辜负先帝、欺骗陛下吗？作为臣下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大臣即使有小过，也一定引咎辞位。如今常立罪恶如此严重，引荐他的大臣却全无自责之辞，竟然一点也不惭愧害怕吗？朝廷之上不实行廉耻之风，却想以此教化天下、使士人清正，能够做到吗？况且在史馆任职的大臣如果看见他的文章，本来就应当进呈；召对的时候，他们又共同约定加以隐瞒，也应当治罪。伏望陛下特意施行贬黜责罚，以警戒官场的邪曲之风。” 这段文字依据陈次升的奏议增入，不能确定具体时间。曾布没有提到陈次升曾经论及常立，此事应当考察。曾布《日录》以及陈瓘《尊尧集》《尊尧余言》和序、窜诗，对此事记载得相当详细。陈瓘《尊尧余言》说：“神考相信王安石所推荐的处士常秩是贤人，召来试用。后来神考已经厌弃王安石，常秩也随之被罢免。当初，神考曾告诉王安石说：‘常秩不懂得进退取舍。’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对于荒诞欺骗、败坏政事、危害国家的人尚且能够礼貌相待、尊重听取意见，像常秩这样的人反而受到轻视。’后来王安石为常秩作墓表说：‘石头可以磨砺，也可以毁坏。’意思是说，石头可以毁坏是不可避免的。常立扩大墓表中的话来宣扬他的父亲，把行状送入史馆，而行状中说了上述那些话。”又说：“大概蔡卞等人因常立这件事，暗中巧妙地形成了两条计策。蔡卞等人的第二条计策，是把诉理之事定罪，借此报复因窜逐常立而阻挠他们的人。臣听说常立上殿时，叶涛曾奏论此事，于是又制造诉理事件，报复曾布和叶涛；因诉理之祸而受害的有七八百人，最终甚至使曾布一家流离破败，而蔡卞等人的报复之意仍未满足。那么哲宗窜逐常立，蔡卞等人难道认为这是正确的吗？”考察：常立先以郑州观察支使的身份授任正字，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转任通直郎，成为王府说书。三年四月四日，才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任王府侍讲。记载说蔡卞把常立从选人引荐为借任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极力推荐，请求赐予召对。召对的第二天以后，越级授为侍从官。如今《实录》完全没有记载常立担任崇政殿说书。按理不应不载，必定是蔡卞极力请求而哲宗没有答应。又记载曾拟任常立为寿州监酒。寿州监，就是叶祖洽所驳的监当，其中没有‘远小’二字，处分比赵冲轻；也可能先拟任寿州，后来改为永州。又记载赵冲特意勒停。赵冲只是特意降一官，并没有勒停之事，不知陈瓘为什么这样说。或许是《实录》记载不详，应当考察。

译王珪因诬陷毁谤被追贬 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说：“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说：‘臣听说两府大臣曾经商议奏请皇子就傅以及建立储位等事，王珪却对李清臣说：“这是他自己的家事，外廷不应当管。”蔡确、章惇听说后，当众追问他所依据的立场，王珪不得已才说：“皇上自有儿子。”蔡确、章惇于是向众人宣扬此话，这件事才定下来。臣又听说王珪暗中结交高遵裕，曾招来他的儿子高士充传达言语。臣私下想，陛下推行至公至诚之心，把王珪置于三公之位，以高官厚禄供养王珪，前后共十六年。如今圣体偶然患轻微疹疾，而王珪已经怀有二心；这种情况如果可以容忍，还拿什么来惩戒和劝勉天下呢？’黄履的贴子说：‘近来有个叫高士英的人，擅自来到臣家，说皇上正在服药；如果皇太后或皇后暂时共同听取政务，那么传达命令的人就应当慎重，已经严肃地回答他说，这怎么可以私下议论？臣忝居中执法之职，高士英尚且这样轻率地发表言论；如今王珪无缘无故招来高士充，又对李清臣说出这样的话，臣私下担心其中必有奸谋。’”到三月初，黄履又说：“大臣以国家的忧乐为念，凡事有权宜处置，都应当奏报，怎么能私自召见别人？至于说‘不应当管’，这种情况如果可以容忍，还拿什么来惩戒和劝勉？臣在左仆射王珪议论储位时，既然听到了这些情况，就不敢不加以论奏。如今已经过了好几天，还没有看见施行处分。臣私下想，如果臣的话果真合乎义理，那么王珪不能不受责罚；如果臣的话对政事没有补益，那么臣也不能不获罪。如今皇太后暂时共同处理政务、建立储位，以安定天下，臣即使死万次，也仍然像活着一样。恳请朝廷早日赐下指示。”又绍圣二年十一月，右正言刘拯奏说：“先帝患病时，宰臣王珪怀有二心，图谋奸事。臣僚上奏弹劾蔡确等人，说他们定策并接受顾命，辅佐陛下；后来权臣专政，蔡确等人相继被驱逐，又担心日后他们重新被任用而成为自己的祸患，于是借事诬陷构陷，把他们排挤到废黜、死亡之地，却又把定策的功劳转归王珪。王珪死时，赐宅、赠官，赏赐和敕令安葬都特别优厚；而蔡确死在流窜之地，虽蒙昭雪，追赠、复官的辞命也已颁下，但恩典比王珪薄得多。况且父子相继，虽然有一定的体制；帝位神器的轻重，也取决于一时。功罪不能明辨，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如今忠臣遭祸，奸臣受赏，拿什么来教导天下后世？伏望圣上慈悲，追究王珪的罪过，记录蔡确的功劳，优厚地加以恩典。今年二月，宫苑副使、两京第七副将高士京上状，说先臣高遵裕在先帝服药、形势危疑之时，故宰相王珪召见臣的亲弟承议郎高士充秘密商议，向先臣征求决定，想知道皇太后准备立谁为帝，大概是因为当时先臣是高氏族长；又知道宣仁圣烈皇后平日听取、任用高氏，所以来相询问。不久，先臣流下眼泪，大怒说：‘奸臣竟敢这样做！何况国家自有正统，为什么要由我来决定？’于是斥骂故弟高士充：‘如果你还敢再去，我就把你杖打至死！’不久，他把这个意思指示给当时的辟机宜官王棫，完全可以查证。臣痛切地想到，先臣去年因为攻取灵州时军队疲惫、粮食匮乏，而黄河没有结冰，所以不能上奉先帝的训令，被责罚为散官安置，不久便突然去世。后来虽蒙朝廷稍加牵复，却从未另外加赠。如今有这样的忠义之事，却又不能向陛下申诉。请求朝廷详细斟酌，优厚地加以褒奖追赠。”又给事中叶祖洽说：“先帝患病，直到病势危重，储位还没有确定，朝廷内外惶恐不安，伸长脖子等待。王珪身为上相，众目所见，本应率先提出建议，首先确定大计，以安慰宗庙。王珪却犹豫观望，含糊不决，直到同僚以大义逼迫他，才不得已答应。不知王珪心里究竟想什么？如果同僚不严厉责备他，那么王珪将一直不发一言，岂不是会误事？天下至今都责罪王珪。虽然先帝恩泽及人深厚，天下归心于陛下已久，但是名分和事实尚未确定，忠臣义士怎能不忧虑？臣当时正好在朝廷，亲耳听到士大夫们纷纷如此责罪王珪。不久王珪去世，天下没有不感到奇怪的。然而当时朝廷给予的赙赠、周济和抚恤，恩典礼遇过于优厚，还赐给他一所甲第，没有一项不是特别的待遇。臣听说特别赐宅，是用来对待特殊功勋、非凡德行之人的。王珪作为臣下不忠，凭什么得到这些？伏乞陛下特意下令有关部门定正王珪的罪，以此警戒天下不忠不孝的臣子，使他们知道太平之世的典刑，不因前后而有所偏私。”诏令说：“王珪遗表所载的恩例一并追夺；他的子孙发往远处任监当差遣，并且永远不得注授近京路分。赐给他的宅第没收入官；故承议郎高士英，追毁自出身以来的全部文字。”制书说：“臣下没有二心，这是戒惧怀有奸谋；国家有固定刑法，议论也难以逃脱罪责。现在补行后来的惩罚，以纠正过去的过失。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王珪，窃取文才科第的高名，亲自实行柔险邪僻的行为，逐渐升到显要职位，终于居于宰辅之首。先帝优容臣邻，务求礼意周全，掩盖他的过失罪恶，历经多年。恩德如丘山，他丝毫没有报答。恰逢先帝病危之际，正是忧虑疑惧之时；想要预先安定人心，就应当早日确定国家大体。何况昭考想把帝位传给儿子的意思一向已经十分明白，太母爱护孙子的慈心也从未有过间隙。王珪却妄自猜度，专门从事窥伺试探，把朝廷当作别人的家，把社稷当作谋求私利的工具。同僚责问他，他又没有明确说法，暗中持守两端，不顾大义。他仅仅免于生前公开受辱，却还贪图死后的余荣。公论不能容忍他，过去的奏疏都还在；反复参验之后，他的内心和行迹清清楚楚。即使让他一时免除恶名，也难以向万世显示惩戒。贬为散秩，追夺过去错误的恩典，希望使官场邪曲之人都知道警戒法令。可依此追贬为万安军司户参军。”

译枢密院奏事时，皇上宣谕说：“叶祖洽多次上文字论奏王珪的事情，说先帝患病，王珪身为首相，多次召见高遵裕的儿子高士充，与他谈话完毕，同僚问他国家大计，他回答说：‘教我说什么？’才说：‘皇上自有长子。’又说：‘当时黄履任御史中丞。’三月末已经有文字论奏王珪的事情。朕认为宣仁圣烈皇后对于社稷大计的圣意已经多次确定，因此内外小人妄自窥度，朕曾告诉章惇等人：‘论及先后，她就是妇人中的尧舜。’已经命人起草诰命，明确说明这一意思，仍然先令进呈，然后颁行。曾布等人说：‘陛下这样明白地推述先后的德意，应当写入简册，以示后世。’”这是旧录所记，系于四月十八日。新录沿用了它。考察曾布《日录》：皇上宣谕时，王珪已经被贬为万安军司户参军。王珪被贬为万安军司户是二十四日，不应当在六日前已有成命，六日后才施行，实在可疑。旧录系于十八日，是错误的。如今新录只是因袭旧录而没有改动，附在王珪被贬之后，同时采用曾布的记录。到了邵伯温《辨诬》，则有所增删修订，希望后世能够详细看清事情的始末。新录只是因袭旧录，没有加以改正，按理说很不妥当。哲宗继承帝位时，邢恕与蔡确暗中存有不同意见。蔡确死在贬所，邢恕也被斥退不用，心中怨恨，日夜谋划报复；黄履过去与邢恕关系很好，邢恕诬谤宣仁圣烈皇后，黄履参与了他的谋划。元丰八年二月三日的章疏，是后来追补写成的，并不是当日所奏。高士京是高遵裕的养子。士京任将官时，曾与邢恕同官。士京庸碌昏暗，邢恕有一天置酒，慢慢问士京说：‘你知道元祐年间为什么唯独没有给先公推恩吗？’士京说：‘不知道。’又问：‘你有兄弟吗？’士京说：‘有个兄长士充，已经死了。’邢恕说：‘这就是替王珪传达话语的人。当时王珪任宰相，想立徐王，派你兄长士充到宫禁中传达言语，你知道吗？’士京说：‘不知道。’邢恕于是用官爵诱导士京，说：‘你不能再说不知道，我替你制造这件事，只是不要告诉别人。’邢恕利用士京所亲信的王棫，夸饰编造诬辞，替士京写成奏疏上奏，王珪因此获罪。高遵裕最疼爱小儿子高士育，病重将死时，士育从未离开他的身边。士育常对人说：“起初根本没有看见士充来告知这件事。”高遵裕所说的是王珪询问的那件事。后来高士京怨恨所得到的官爵不合自己的心意，多次想亲自陈述其中虚妄之处；高氏各族都厌恶他，完全不再与他往来。靖康初年，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为宣仁皇后辨明诬谤，大意说：“当初，元丰年间高遵裕在灵武大败，被责罚为散官安置。不久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宰相蔡确认为高遵裕是宣仁皇后的族叔，立即请求将他牵复，以取悦宣仁皇后，却不知道宣仁皇后并不偏私自己的亲属。宣仁皇后在帘内宣谕说：‘高遵裕丧失数十万军队，先帝因此震惊忧惧，郁郁成疾，以至于弃世。如今先帝尸骨尚未寒，我怎么忍心立即偏私亲族，竟忘记先帝呢？’当天批示说：‘高遵裕得罪先帝，如今我垂帘听政，凡是高氏推恩，唯独不能涉及高遵裕。’蔡确的谋划大受挫折。后来蔡确被责罚为安州知州，作诗讥刺，因而获罪贬到新州；邢恕又是蔡确的心腹，恰好与高遵裕的儿子高士京在中山同官，便借垂帘听政时没有给高遵裕推恩牵复之事激怒他，使他上书说王珪曾派高遵裕的儿子高士充来商议定策、立主之事。高遵裕斥责并赶走了士充。士京庸碌懦弱，不识字，实际上是邢恕教他写这篇奏书。士充只是疏远的低级臣僚，平素并不认识王珪，怎么能与他商议社稷大计？又怎么会从哪里擅自向宫禁传达言语？况且上书时，王珪、士充、高遵裕也都已经死了，还能查考什么？臣私下听说，元丰八年的实录正是蔡确所修，其中记载二月议立之事非常详细，何曾有一句近似疑惑的话？邢恕的本意，只是认为如果不否定王珪的异议，就无法把功劳归给蔡确，却不知道深深诬陷圣母的罪过更大。邢恕为人，不只是有见识的士人不取，他的儿子邢居实也不赞同父亲的所作所为，天下人都知道。章惇是排斥元祐的人。他在帘前奏事时悖逆傲慢、言语不逊；在都堂会议上，又用市井语言讥笑侮辱同僚，哪里是忠厚君子？他还说自己极力消除徐王、王珪觊觎帝位的诽谤。章惇与三位王珪、蔡确等人阿谀奉承，以报答政绩并接受顾命；如果当时果真有异议，他怎么还会说这些话？这样看来，邢恕的诽谤可以说是欺骗上天了。因此，绍圣年间蔡卞独自倡议追废圣母，多亏哲宗仁孝，没有听从他的话；否则人神都会痛愤，必定被天下后世嘲笑，后悔还来得及吗？” 校勘记 [1]“常安民”这一处，原本的“者”字写作墨丁，依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入。[2]“及安民”：原本没有这三个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入。[3]“其事”：原本作“其世”，据文意改正。[4]“尝殚奏”：原本“尝”字作“当”，据文意改正。按：这一节《长编拾补》没有辑录。[5]“知枢密院事”：原本“事”字作“中”，据文意及《宋史·宰辅表》改正。[6]“监当”：原本作“差当”，据《长编拾补》卷十三改正。[7]“遽语”：原本“遽”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入。[8]“何为荐之”这一处，原本写作“何□为之”，现据《长编》第十三卷补正。[9]“夺借官”：原本脱去“夺”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入。[10]“遂曰”：原本“遂”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入。[11]“就傅”：原本作“就转”，据《长编》卷四八六改正。[12]“建议”：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六补入。[13]“宣谕曰”这一处，原本缺少“曰”字，依据《长编》卷四八六补入。[14]“累有”：原本作“案有”，据《长编》卷四八六改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七 哲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