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四仁宗皇帝

译马政 天圣四年九月戊申日，三司请求购买粮食和刍草，皇上于是询问辅臣各坊、监、牧共有多少马[1]。王曾回答说：“当今的马比五代时多了好几倍，计算刍草饲料的费用，每年不少于一百万，问题大概在于处置利弊没有抓住要领。如果按照陕西蕃部人所养马匹的数量确定定额，其余听任民间买卖，二三年之间一定会大量繁殖，这和把马养在国家外厩没有区别。祖宗旧制，以群牧司总管天下马政，其属下有左、右骐骥院，分别统领左、右天驷监、左、右天厩坊。畜养病马有牧养上下监牧，负责军马的有提举、指挥使、副使、员僚十将、节级、兽医、槽头刷刨、长行，调取上等马有小底。各监设置在外地的，由知州、通判兼管，各自根据刍草地排列马棚，并考课士卒，春夏赶马出牧，秋冬赶马入厩。马匹繁殖增加有奖赏，损耗死亡有惩罚，相关条文教令十分完备。然而马匹繁殖仍不足以供应国家使用，常常在边州购买。雍熙、端拱年间，沿边放牧和买马的地方，河东有麟州、府州、丰州、岚州、火山军、唐龙镇、浊轮寨；陕西有秦州、渭州、泾州、原州、仪州、延州、环州、庆州、阶州、镇戎军、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有灵州、绥州、夏州；川峡有益州、文州、黎州、雅州、戎州、茂州、夔州、永康军；京东有登州。自从赵德明占有河南后，他的放牧、买马地点只有麟州、府州、泾州、原州、秦州、阶州、环州、岢岚、火山、保安军；后来只在环州、庆州、延州、渭州、原州、秦州、阶州、文州、镇戎设置马场。天圣年间，还能得到蕃部省下来的马匹，总数三万四千九百多匹。” 明道元年，有上封事的人说：“自从河南六监废止后，京师需要马匹，只能从河北取得，路途遥远，很不方便。”诏令派左厢提点王舜臣前往考察利弊。王舜臣说：“镇宁、灵昌、东平、淳泽四监虽然废止，但那里仍然放牧本监骐骥院的马。洛阳单军镇监距离京师很近，废掉它不方便。”于是诏令恢复两个监，用来放牧河北繁殖的马匹。二年七月，范仲淹安抚江淮，陈述八件事，其中第五件说：“沿边买马，每年耗费将近百万缗；停止买马就会断绝边地人的生计，继续买马又会困扰中原。然而自古骑兵未必有利，开元、天宝年间，牧马有几十万匹；安禄山作乱，王师在函谷关失败，这些马曾经起到什么救助作用呢？况且骑兵的费用，包括钱粮、刍草、谷粟、衣缣等，每一指挥每年耗费数万缗，其中老弱者尚且难以骑乘，何况用于战斗？但是西北的战马不能不收买：马匹到了京师，应当多卖给民间，借助民间饲养放牧；一旦边地有事，一声召唤就可以集中起来。又应当加重税收来限制江淮的小马，不让它们运到内地州军；这样西北的马匹可以畅行，外可以安抚边地人心，内可以充实武备，而且还可以大大减少刍草放牧的费用。”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宝元二年五月丙申日，群牧司请求下令秦州提高价格买马，朝廷同意。康定元年二月，诏令京畿、京东、京西、淮南、陕西各路搜括、购买战马。马匹从四尺六寸到四尺一寸，价格从五十千到二十千，共分五等。敢于擅自隐匿马匹的，依法从重惩处。宰臣、枢密使可以留养七匹马，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五匹，尚书、学士直到知杂、閤门使以上三匹，升朝官、閤门祗侯以上二匹，其余命官直到诸司职员、寺观主首都可以留养一匹；节度使直到刺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直到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一律不搜括。朝廷从内库拿出珍珠补偿百姓的马价，又禁止边臣私自买马，缺少的由官府供给。从内库拿出珍珠偿还马价，是十二月某日的事，现在依据本志记载。书中和本志都说，沿边七州军免于搜括马匹，大概是此后的事情，现在删去。韩琦说：“陕西科派扰民的事情接连不断，百姓已经不堪其困，请免除这一整路的搜括，以安定众人的心。”朝廷同意。（此据《家传》，应当考察。） 十二月丁未日，诏令开封府、京东、京西、河东路搜括驴五万头，以备向西征讨；这是根据陕西经略使上奏的谋划。搜括驴五万头一事，孙沔的奏议中已有记载，或许可以删去。附录魏泰《东轩录》说：陈执中天性诙谐，戏谑轻慢而无礼。庆历年间，韩魏公韩琦统帅陕西，准备率四路军队进兵平夏，以擒取元昊。军队出发已有日期。尹洙与陈执中有旧交，便把他推荐给韩琦。韩琦召见他，把进入敌境的事情告诉他。陈执中一向不愿参加这次行动，于是问韩琦：“北方各族的帐落没有固定处所，万一迁徙到很远的地方，以致我军追赶，岂不是会旷日持久吗？”韩琦说：“现在大军进入敌境，就会加倍赶路。”陈执中说：“粮道怎么能加倍赶路呢？”韩琦说：“我已经把关中所有的驴都搜括来驮运粮食。驴走得快，可以跟在军队后面。万一深入敌境而粮食吃完了，自然可以杀驴来吃。”陈执中慢慢说：“驴子真是很好的奖赏。”韩琦大怒，认为他无礼，于是没有让他入关；但四路进兵最终也没有取得功效。按语：搜括驴是康定元年十二月的事情，魏泰误说成庆历年间。现在附记在这里。庆历元年七月，诏令各路本州厢军中缺少马匹的军员，可以自行购买三岁以上、十三岁以下、身高四尺一寸的马；由官府加盖印记、附入名籍，并发给刍草谷粟。八月甲申日，诏令在河北设置马场搜括、购买战马，沿边七州军免于此事。按语：康定元年二月搜括、买马，只涉及京东、京西、淮南、陕西等路。庆历元年八月，才涉及河北。《实录》在这里记载沿边七州军免除搜括，大概指的是河北；但本志却在康定元年二月一并记载此事，恐怕有误。现在依据《实录》。又据《朔历》：河北转运使请求在天雄军等六处设置马场买马，诏令除雄州、霸州等七州军不买马外，其余二十七州军都按照六场的例子收买安置。这样看来，本志审定有误。二年六月戊寅日，诏令河北转运使司登记民间所养的马匹，边境有警时就按价收买。五年七月甲戌日，枢密院说：“咸平初年，陕西振武乡兵曾允许结社买马，以递补广锐军。往年河东已经实行过这种办法。如今河东各军缺少马匹，广锐指挥的兵员人数又不足，想允许本路宣毅、义勇乡兵结社置办马匹，官府帮助支付马价，以递补广锐军的缺额。”朝廷同意。壬子日，内府拿出藏库绢二千万，在府州、岢岚军买马。

译营田 天圣四年九月辛未日，废除襄州、唐州两个州的营田务，把田地交给百姓耕种，每顷缴纳五分税；各州派来的耕作士卒以及耕牛一并放还。此前，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顷多八十亩，唐州有一百七十顷。自咸平二年起，转运使耿望上奏设置营田务，每年从所属县征调、借用种田人和牛；夏天又借用锄田夫六百人，秋天又借用收割人员一千五百人，每年收入很多。后来转运使张巽改变办法，招募水户四十一户分头耕种，不久他们都请求免除，营田务于是废止。景德二年，转运使许逖又上奏请求恢复，因而每年增加役使士兵民夫。到这时，转运使说这样做不方便，诏令派屯田员外郎刘汉杰与转运使共同议定利弊；刘汉杰说：“营田务恢复以来，襄州得到粮食三十三万多石，折合缗钱九万多；唐州得到粮食六万多石，折合缗钱二万多。但供给官吏、士兵俸禄粮食以及官牛杂费，襄州花费十三万多缗，唐州花费四万多缗。”所得不能抵偿所费，所以废除。转运使应当是余献卿。耿望的事见于咸平二年四月，与这里所记有差异。欧阳修为许逖撰写行状，也没有记载恢复营田务的事情，应当考察。庆历元年十月辛丑，诏令说：“自陕西用兵以来，本路征收的税赋以及内库支出的钱物，连同截留两川上供的金帛，数目多得无法计算，但军需储备仍未完备。应令各路都部署司经营置办营田，以资助边境军费。” 十一月乙卯，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说：“镇戎、原州、渭州方圆数百里，曾遭西方寇敌劫掠，已经无法再进行农作。如今耗尽关中的力量，花费都城府库的钱财，才足以供给延州、保安军的粮食和草料；如果再供给其他各路，国家的财政必然更加危急困窘。臣认为，应当在被贼军战马践踏、无人耕种的土地上大力兴办营田，并用新近挑选出来的退役保捷军士，每五百人设置一堡，按等级补充人员；每三堡或两堡设置营田官一人，令其按时耕种，农闲时训练武艺，以备战斗。如今老弱百姓遭受杀害，壮年人又全被驱赶掳走；将来即使有人归来恢复产业，家产也都荡然无存，不能自行耕种田地，只能由官府替他们收买农具等物。如果有人愿意回到旧地居住，就把官府所种田地收获的半数分给他们。这样或许可以使农田不致荒芜，也可以缓解边境的财政筹划。”这一月，范仲淹上奏攻守两项意见。他关于防守的意见说：“臣观察西戎居住在遥远沙漠之外、长河一带，凭借路远地险，不容易攻取；他们设置官吏、部署军队，却不用供给俸禄粮食。每次全军侵犯边境，所有一丝一毫的物资都取自他们自己，像风一样聚集、像云一样散去，从来没有长期积蓄供养。中原却不是这样：戍守远方的士兵，长久不能轮换，承受霜雪之苦，怀有思念家乡故国的愿望；每天供应廪食，每月发给库钱，春冬衣服、银鞋等物资的输送，满路不断。国家的费用和百姓的力量日益困乏，军中情绪愁苦怨恨，只能不断采取姑息办法。这就是中原积聚军队的忧患不同于外族的地方。” 臣认为，即使寇敌投降，边塞城垣仍须守备，应当致力于长远经营；古代难道没有谋略吗？臣考察汉代赵充国兴办屯田，大获土地之利，于是击破先零。魏武帝在征战之中，命披甲士兵因地制宜地开垦，因此没有过分劳累，终于成就大功；几年之内，各处都积存粮食，仓廪全部充实。唐代设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获二十六万石，陇西收获四十四万石。孙武说：分封建立诸侯国，要让他们凭借当地的利益获利。使人食用当地土地所生的物产，实际役使当地百姓的力量，因此赋税没有转运迁徙的劳苦，徭役没有使人怨恨离散的叹息。臣过去在延州时，听知青涧城种世衡说，想在当地逐渐兴办田利。如今听说只收获了一万石。臣现在看来，边塞各寨都可以让弓手和士兵守卫，趁机设置营田，按亩确定课额；士兵取得剩余收益后，把多余粮食卖给官府，百姓乐于勤劳耕作，官府也收取其利益，那么转运输送的祸患，长久以后就可以停止了。而且还可以让士兵把家属迁到塞下，重视田地收益，熟悉当地地势，使父母、妻子、儿女共同坚定守卫边塞；这与从东方调来的士兵相比，功效相差很远。” 十二月戊寅，诏令陕西四路部署和转运使兼任营田使，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务。戊子，大理寺丞宋回任内殿崇班，管勾陕西路营田。二年正月乙丑，诏令把同州沙苑监的牧地作为营田。三年七月，范仲淹、韩琦说：“臣等私下看到，陕西近来兴办营田，本来是想帮助边境、减轻百姓负担。除了在沿边空闲肥沃的土地上开垦以外，靠近内地的州县，官吏不能体会朝廷的意图，竟把多年荒瘠、无人请求租佃的逃户田地，强迫邻近人户分种，有的还令他们缴纳租课。又因为一向人户租佃官庄土地，每亩缴纳的课额不过一二斗，如今也强令分种，每亩却必须征收数斗，导致贫困人户不能按期缴纳，州县不断追逼骚扰，没有片刻空闲。由于人户自从用兵以来，承担各种科率，劳苦困弊，即使是自己的产业，还有许多荒废，实在没有余力再顾及营田。他们所缴纳的租课，多数只是勉强虚报缴纳。臣私下看到编敕指挥，不得把逃户田土强迫邻人租佃耕种，正是因为恐怕损害百姓。何况今年灾害旱情仍然严重，按理应当优待抚恤，不可无理烦扰，使他们更加困苦。臣等请求特别下达指挥：陕西靠近内地各州军的营田，一律停止；原来按租佃条款租种的，就令他们仍按旧额缴租；原本是多年荒瘠的逃户田，旧税额过重、无人请求租佃的，就为他们减定税额，招人请求租佃。这样可使疲困的百姓得到恩惠，归来感念圣上的仁慈。” 诏令停止陕西内地的营田。

译均赋 庆历三年十月丁未，诏令说：天下税籍中有伪造登记的，有逃亡迁徙的，或因推割而利用机会逃走、迁移的，以及请求占有公田却不缴纳税赋的，凡属这一类情形，县令、县丞能够查究其中弊端并增加赋税收入的，应议定给予奖赏。起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均，长期没有人能够治理，转运使杨偕对此忧虑。大理寺丞郭谘说：“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让我去一趟，就可以立即解决。”杨偕立即让郭谘代理县令，并派秘书丞孙琳与他共同办理。郭谘等采用十步方田法，到各处丈量核查，得出田地数额；免除了四百户无地人家的田租，厘正了一百户无租田地的赋税，收回拖欠的赋税八十万，流民于是重新归来。后来王素任谏官，建议均平天下田赋，欧阳修便说：“郭谘和孙琳的方田法简便易行，希望召用这两个人。”三司也认为可以，并请求在亳、寿、汝、蔡四州选择田赋最不均的地方加以均平。于是派郭谘和孙琳先到蔡州，首先丈量括核上蔡一县，查得田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把赋税均摊到百姓身上。后来郭谘说，州县有许多逃户田地，不能全部丈量括核。朝廷又顾虑劳扰百姓，于是停止了这件事。《记闻》认为执政者不赞成这个建议，因而阻挠并停止了它；郭谘本传则认为他是因为遭逢母丧而离职。现在采用《食货志》的说法。嘉祐四年八月己丑。自从郭谘均税的方法停止后，议论者认为朝廷只是姑且顾惜一时的劳扰，却失去了长远经营的考虑。到了皇祐年间，天下垦田数量比景德年间增加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每年收入的九种谷物反而减少七十一万八千余石。这大概是由于田赋不均，所以弊端才这样严重。后来田京任沧州知州，均平无棣的田赋；蔡挺任博州知州，均平聊城、高唐的田赋，每年增加赋税、谷物、丝帛等，无棣总计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和高唐总计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后来有人说，沧州百姓认为这样不便利。诏令下达，命令恢复旧制。这一天，又派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别前往各路均平田赋，这是根据中书门下的奏请办理的。高本认为，田税制度废弃已经很久，不可恢复均平，朝廷也没有立即停止。后来虽然均平了几个州郡的田赋，但对于天下来说，仍不能全部推行。五年四月丙戌，命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共同详细审定均税之事。六月丙寅，命天章阁待制张掞共同详细审定均税。九月丙申，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吕公弼共同详细审定均税。十二月。此前，永兴军知军刘敞在入朝辞行那天，说关中年年歉收，百姓多流亡迁徙，请求开仓赈济。他又说均田会扰乱百姓。皇上命令他在所管辖地区访察利害，具奏上报。等刘敞到达永兴军后，详细奏报说：孙琳在河中府采用方田法丈量土地、均平税赋，百姓惊恐，各自害怕增加税租，因此砍伐桑树、柘树，幸亏转运使薛向到处张榜告谕，才暂时制止。访察得知，此事只丈量万泉一个县，近来大概要一年才能完成。得到减免的人一定欣喜，被增加赋税的人自然怨恨叹息，词讼、狱讼恐怕会从此开始。请求暂且召回孙琳，等到丰收之年再说；这样或许灾害之后的百姓不至于受到惊扰忧虑。刘敞认为，孙琳用方田法丈量土地，以一千步为一方，按方丈量，确实可以使田亩数额核实而没有偏差，但也不过是能够了解田亩的高低罢了。至于均税的方法，是以土地肥瘠确定差等；那些勤劳从事、修治田亩的人，赋税仍然照旧加重；那些懒惰怠惰、不事耕作、使田亩荒瘠的人，反而因此获得减税。然而这还只是依据土地肥瘠来说的。官吏如果不廉洁明察，用心不一，有的不能完全了解田地情况，有的挟带私意增减赋税，上面就没有办法查察。因此，均田的危害，人人都知道，只有主持这件事的人喜欢它的名声。刘敞之所以请求等到丰收年，是因为厌恶斥责直言的人。刘敞又认为，孙琳丈量土地从万泉、龙门开始，这两个县都是山地，地势崎岖，方圆二三百里之间，如果确实按照孙琳的方法办理，不经过十年，也不能周遍丈量。孙琳却全都不到一个月就奏报取得了奇异功效。恰好刘敞的奏章送到，中书相信孙琳的话，立即具文答复刘敞，只下敕榜禁止百姓毁坏桑树、柘树罢了。后来河中的百姓果然控诉增加和减少田税不公平，共有数万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里〕 刘敞这件事，详见《刘敞行状》和他的奏议。欧阳修也说：“臣任谏官时，曾首先提出均税之事，请求派郭谘、孙琳办理。朝廷承蒙采纳臣的意见，从蔡州一个县开始，采用方田均税的方法，事情正要施行，议论者却多说不便，不久便停止了。近来臣伏见朝廷特意设置均税一司，派官员分别前往河北、陕西均税。起初听说河北传言，人户虚惊，砍伐桑树、枣树，臣还不相信。后来又看到陕西州军有人上言年岁歉收、百姓饥饿，请求停止均税，臣对这件事已经稍有怀疑，确实恐怕难以推行。然而朝廷的意思决定一定要实行，进言的人于是不能被采纳。近来又看到河北人户共有千百人聚集到三司控诉。这样看来，道路上的传言和州郡的上言虽然不足完全相信，但数千人聚集到京师，这件事不能掩盖，民情也就可知了。均税本来不是为了谋求利益，而是为了便利百姓；既然如此，百姓果真得到便利了吗？臣私下得知，朝廷本来只是要把现有税额的轻重加以均平，起初并没有命令另行增加额外税额。近来听说卫州、通利军丈量查出百姓冒充租佃的田土，却不在现有管辖征税数额中均减，反而把重的税额摊给冒佃户，又另立税额配给他们。这不是朝廷的本意，却正是百姓所以控诉的原因。”

译“又听说澶州各县，在现今实际额定的征税数额之外，把账头上历来登记、却有名无实未曾缴纳的税数，以及失开阁两项多年以前的税数——都在祥符、景德以前，直到五代长兴年间登记掌管的虚数——一并摊派给现在的人户。又听说把土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中下等田包括白减带碱地、碱卤沙薄但可以耕种的土地、死沙不能耕种的土地，也一律摊入税额，说这些土地虽然不能耕种，却还可以煎盐。况且河北百姓自祖宗以来，承蒙恩恤；在实行盐禁时，只令他们按照盐的斤两缴税。如今煎盐的人已经缴纳盐税，又令他们再缴纳田税，难道这是祖宗优待河北百姓的本意吗？又听说河南不能耕种的土地，属于禁盐地界的，也一并摊派税额，却不知道百姓凭什么缴纳。澶州、卫州距离京师较近，偶然可以听闻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余遥远地区，所谓均税全都便利百姓，难道能够做到吗？由此可见，朝廷办事是多么困难。小人迎合旨意，只说有利而不说有害；庸俗的官吏贪图功劳、希求赏赐，只看见小利，忘记大害，为国家向百姓聚敛怨恨。朝廷不知道也就罢了，如果已经知道，难道可以不设法挽救过失吗？希望圣上慈悲，特别下达指挥，令均税所只按照朝廷原来的议定，把实际征收、现有税额的轻重加以均平；其余新立的税额和多年以前的虚数，都应免除；还没有均平的地区，也暂且停止均税。” “况且均税这件事，本来就是臣首先提出的建议；如今听说事情有不便利之处，臣实在不敢闭口不言。” 欧阳修的奏言没有标明具体时间。现在把它附在刘敞之后，应当是在他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以前、十一月以前，或许是因为刘敞面奏议论此事，欧阳修也一并上奏；当时他任翰林学士，大概在九月、十月之间。六年五月丁酉，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吕景初共同详细审定均税。七月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司马光共同详细审定均税。司马光制定条约后，下达各路监司施行，又说：“国家凡是要创立一项事业，应当先使赏罚明确，这样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职方员外郎秦植以前任德州通判，均平五县税赋，都得到了公平妥当的结果，没有任何词讼控诉。如果让愚昧庸碌的人因烦扰而败坏事情，却和他们一样归入常调，一点也不区别功过，那么能干的官吏就会灰心，必定无法取得成功。伏望朝廷察知他们的辛劳，优厚地加以酬奖；其余均税官吏也应根据功过，酌量施行惩罚和奖励。这样后来者看到这种情况，就没有不尽力的了。” 建仓 常平仓 景祐元年七月。天下设置常平仓已经很久，一直由司农寺主管。到了这月壬子，才诏令各路转运使和州的长吏举荐所属地区的官员，专门主持常平钱粮。后来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说：“本路人口一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粮只有四十余万，年成歉收时不足以救济。希望由臣亲自经营筹划，增加到二百万，并且不得挪作其他用途。”朝廷答应了。枢密直学士杜衍也曾建议说：“年成有丰有歉，粮食有贵有贱，应当计算成本、估量委积，散出滞积，收取盈余，必须研究其中的方法。如果官府依法调节粮价，那么农人可以获利，粮食也能流通出去。如今豪强大姓储藏货物，趁价格低时收购，而经营不善的人很快就会耗尽财力；遇到水旱灾害，他们便迟迟不肯卖出，等到粮价高涨，再谋取厚利，因而农民只能高价买粮；九种谷物在丰年散失，百姓却在凶年困苦。即使劝农督课的官员天天出现，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呢？这大概是因为常平仓的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只是有名无实。应当根据州郡路程远近、户口多少，以及当时的饥荒或丰熟情况，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严格实行赏罚，考核督责官吏，使粮食出纳没有阻滞，增减都合宜。官府收购尚未充足时，就禁止争相买粮、借机牟利的人。粮食买完储藏后，就查察那些以供给军队为名而借取、挪用粮食的人。” “至于香象、珠玑，长久藏在府库中，并不是衣食方面的急需物资。如果州郡缺少本钱，希望允许卖出这些赏赐之物，用来补充短缺。” 《衍传》记载，常平仓的建议是在杜衍任中丞以后提出的。现在摘录出来附在这里。杜衍任中丞，是第二年二月的事。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诏令司农寺拿出常平钱一百万，帮助三司供应府库费用。自景祐末年起，不允许挪用常平钱，几年之间已经有了余积；但军费粮食不足，所以颁下这道诏令。庆历二年八月壬申，诏令河南府以及孟、郑、滑、陈、许、颍、蔡、邓、唐、随等州，发放常平仓粮食，以赈济贫民。四年正月，陕西粮价大幅上涨。丁丑，诏令转运使从常平仓发出米，以低价卖给贫民。七月。此前，范仲淹因为灾异多次出现，请求实行几件事，其中第三件说：“如今各道常平仓由司农寺管辖，但司农寺官职低、权力轻，主持管理不能长远。各处提点刑狱大多不尽职，常平仓的钱本全都被州府借出使用，导致不能及时收购粮食。每逢发生灾害，或者派遣使者安抚，即使百姓倒毙沟壑，仓廪已经空虚，也没有东西赈济发放，只是徒有安抚的名声，却没有救济抚恤的实际。国家养育百姓的政务，根本在于致力于农业；顺应百姓的利益而使他们获利，那么朝廷不用劳心，百姓自然能够养活自己。臣请求选择一名辅臣兼领司农寺，尽力主持天下常平仓，使其按时收购粮食，以防灾害。首先诏令各路略提点刑狱，以后任期届满入殿朝见时，必须先呈报本路常平仓的斛数，才可以另外奏报其他事务；调任官员也必须按此规定上奏，才能起程离任。应令司农寺经常严格纠举，并委托辅臣等迅速制定劝农和赏罚条约，颁行天下。”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诏令天下常平仓按照原来的收购价格，以低价卖出粮食来救济贫民，不得收取额外利润，以求获得恩赏。

译义仓 庆历元年九月乙亥，诏令天下设置义仓。乾德初年设置义仓，不久便废止了。明道二年，诏令商议恢复义仓，但没有成功。景祐年间，集贤校理王琪上疏，援引隋唐旧事请求恢复设置，说：“唐贞观年间，从王公以下，每亩垦田缴税二升，实际上太重了。到永徽以后，从上户以下按户征收粟米，也同样不均。如今应当令五等以上的户，计算夏、秋两季，每季另缴二斗中的一升，随着赋税按人口征收；遇到水旱灾害，税赋减免时就免除这项缴纳；州县选择便利的地方另设仓储藏，由转运使主管。现在按一个中等州计算，正税每年收入十万石，那么义仓每年可以得到五千石；推行扩大开来，利益就很广了。”于是又说：“明道年间最为饥荒歉收，国家如果想把粮食全部借给饥民，军粮就会不足，因此百姓有流离转徙的祸患。当时兼并之家，拿出几千石粮食就可以补授官职，这难道是因为爵位轻贱吗？只是因为爱护百姓、救济万物，实在不得已才这样做罢了。至于趁年成丰收、收取余粮的人家，面对天下广大地域，能够造成无穷的利益，难道不是很大吗？况且兼并之家占有的田地通常很广，义仓所收粮食就多；中下之家占有的田地通常很窄，义仓所收粮食就少。” “等到水旱灾害时赈济发放，兼并之家未必需要靠这些粮食得到救济，中下之家却确实会首先受到它的恩惠。减少有余的，补助不足的，是天下的利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署办理，参与会议的人意见不一，事情因此停止；于是王琪再次上奏他的建议，皇上接受了。不久众议纷纷，认为不便利，于是诏令只让上三等户缴纳义仓粮，不久又停止了。只令上三等户缴纳义仓粮，是第二年正月戊午的事。皇祐五年十二月，左司谏贾黯进言：“天下没有事情，年成丰收，百姓就安乐，父子能够相互保全；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就会流离死亡，抛弃在道路上。开仓赈济，粮食又不够；向富人征收粮食，财力又不能充足；转运千里之外的粮食，又来不及应急；迁移百姓到有粮食的地方，远近各处都会困苦。朝廷大臣、郡县官吏仓促之间不知道采取什么办法，百姓因饥饿而死亡的，已经超过一半了！水旱灾害，即使尧、汤也不能完全避免；如今不思考预备灾害的方法，却每年侥幸盼望年成丰收，这就是求取尧、汤也无法保证的事情。臣曾读《隋史》，看到其中所谓设置民社义仓，是按时向百姓收取、储藏在百姓之中；向下足以预备荒年，而向上实际没有什么利益。希望仿照隋朝制度，诏令天下州军，遇到年成丰收时，立法劝导督促，储积粮食以预备灾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丰收之年粮食多得散落，尽量收取也不算暴虐。何况收取这些粮食是为了百姓呢？”这项建议交给司农寺，并命李兑与贾黯共同商议上报；于是下达到各路考察是否可行，认为可以实行的只有四路，其余有的说这是赋税之外的两重供输，有的说恐怕会招来盗贼，有的说已经有常平仓足以供给，有的说设置仓库会造成烦扰。于是贾黯再次上奏说：“臣曾任尚书刑部判官，看到天下每年判处死刑的人多达四千余人，其中大约十七八成是盗贼。追究他们犯罪的根源，大概是愚昧百姓被饥寒所迫，又遇到水旱灾害，因而无辜陷入重罪，所以臣请求设置民社义仓，以预备荒年。如今各路所陈述的意见，大多都是妄加议论。如果说这是赋税之外的两重供输，那么义仓的本意，是教导百姓储积粮食，以预备水旱灾害。官府制定法令，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利；推行久了，百姓一定会乐于缴纳。如果说恐怕会招来盗贼，那么盗贼所图的是轻便货物，并不是粟麦。如今乡村富裕人家，有储藏数万石粮食的，也没有听说有被抢劫的忧患。况且盗贼的兴起，本来就是由于贫困。臣提出这个建议，是想使百姓有储积，即使遇到水旱，也不担心贫乏断绝；这样人人都会爱惜自己而慎重犯法，这正是消除盗贼根源的方法。如果说已有常平仓足以供给，那么设置常平仓，本来是为了平准粮价，使人们不受粮价过贵或过贱的伤害；有时遇到荒年，开仓赈济，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而且常平仓的费用又出自公帑。如今国家用度颇为缺乏，储蓄并不丰厚。近年并不是没有常平仓，但稍有水旱灾害，就往往导致百姓流离，饥饿的人起来成为盗贼；这说明常平仓果然不足以依靠它来赈济。” “如果说设置仓廪、征集木材恐怕会造成烦扰，那么臣听说，用使百姓得到安逸的方式役使他们，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义仓的设置，本来就是为了百姓；晓谕如果真诚周到，约束如果确实勤恳，那么下层百姓虽然愚昧，也应当没有什么畏惧。何况如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都向百姓征集物资，难道对于义仓，偏偏害怕造成烦扰吗？人情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事情成功，却不能和他们一起谋划事情的开端。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希望朝廷自行决断并实行。”然而当时受众议牵制，最终没有实行。广惠仓 嘉祐二年八月丁卯，设置天下广惠仓。起初，枢密使韩琦请求停止出售各路户绝田，改为招募人承租耕种，把夏、秋两季缴纳的租课，供给城中年老、年幼以及贫困不能自存的人。仓库建成后，诏令各路提点刑狱司专门主管；每年年终详细列出支出和缴纳数额，上报三司。十万户以上留存一万石，七万户留存八千石，五万户留存六千石，三万户留存四千石，二万户留存三千石，一万户留存一千石，不满一万户也留存一千石；有余粮就允许出售。校勘记 [1]“辅臣”：原本作“转臣”，据《长编》卷一○四改。○四改。[2]“浊轮寨”：原本作“浊沦寨”，据《长编》卷一○四改。○四改。[3]“镇戎”：原本作“领戎”，据《长编》卷一○四改。○四改。[4]“陕西四路”：原本作“陕西西路”，据《长编》卷一三四改。[5]“田赋不平，久莫能治”：原本作“田赋莫□久不能治”，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6]从“及敞至永兴”到“各恐增起税组”：原本脱漏“兴”至“各”共二十二字，导致文意不通，现据《长编》卷一九二补入。[7]“处处”：原本脱漏“处”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入。[8]“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原本作“三二百里□□而琳法”，据《长编》卷一九二改补。[9]“轻货”：原本作“轻贷”，据《长编》卷一七五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仁宗皇帝 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