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六真宗皇帝

译王钦若等改定郊丘的神位牌位 景德二年七月丁巳日，诏令在十一月十三日到南郊举行祭祀。八月丁未日，有上封事的人说：“郊丘的神位牌，都是主管官员临到祭祀时才题写署名，往往不够严肃。”诏令卤簿使王钦若改造。王钦若说：“五方帝的牌位，如灵威仰、赤熛怒，都是帝的名号，按理应当恭敬避讳。希望交给礼官考察确定。”礼官说：“考查《开宝通礼义纂》：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叶光纪，是五帝的名号。《汉书》注说‘五帝各有名号’，就是灵符、文祖这一类名称。既然是美称，不必回避。”诏令准许。王钦若又说：“坛图中的神位，升降次序不适宜。《汉书·郊祀志》说五帝是天神的辅佐。如今五帝在第一龛，天星大帝在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同处北极，受到众星拱卫。现在却和尚书、大理之类并列。帝坐是天市垣中尊贵的位置，却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尊贵的主位反居卑下，实在不合适。若认为北极帝坐本来不是天帝，而是天帝所居之处，那么北极在第二龛、帝坐在第三龛，尊卑高下也仍不相等。又，太微垣中少左、右执法，子星旁少孙星，天辐应当作天福。希望命令司天监众官共同考察核验后上奏。”诏令王钦若与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共同考订详定。王钦若说：“这些本来就是臣提出的请求，不可再让我参加共同商议。”皇帝答应了。不久，礼仪使赵安仁等说：“得到崇文院杜镐、陈彭年的考订报告。考查《开宝通礼》：元气广大，称为昊天；从远处看苍苍然，称为苍天。尊贵没有超过帝的，所以把帝寄托于天，称为上帝。天皇大帝，就是北辰耀魄宝，是星辰中的尊位。《易》说：‘日月附丽于天，百谷草木附丽于地。’又说：‘在天上形成天象，在地上形成形体。’这说明星辰的形象不是天，草木也不是地；因此，天以苍天、昊天为本体，不列入星辰之中。又据《郊祀录》，坛的第二等祭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都稍微排在行列前面；其余内官各位以及五星、十二辰、河汉等共四十九座整齐排列，都在十二级台阶之间。唐建中元年，司天中官正郭献之上奏：天皇、北极、天一、太一，依照天宝年间的诏令，都应升到第一等。” 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贞元二年亲自到南郊祭祀，命令礼官详细确定。太常卿汉中郡王瑀与博士柳冕等上奏：“开元年间制定的礼制，应当传之后世而不可更改；天宝年间的改制，起于权宜，都是方士荒谬妄说，不是典礼的文字。请依照礼制确定。”诏令又采用《开元礼》，仍作为确定的制度。《郊祀录》又说：坛的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座，都排列在前。《开元礼义罗》说：帝坐有五处，一处在紫微宫，一处在大角，一处在太微宫，一处在心，一处在天市垣。所谓帝坐，并不只是指大帝。又得到判司天监史序的报告：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垣勾陈之中，它的神名叫耀魄宝，也就是天皇。这颗星和五帝，都是天帝。北极有五星，紫微垣内居中的一星叫北辰；第一星主管月，是太子；第二星主管日，是帝王；第三星是庶子；第四星是嫡子；第五星是天的枢纽。可见北辰所主管的并非一项，也不能与帝坐相比。太微垣有十星，其中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等名称，不能一一详述，所以称为太微垣。” 《星经》旧有孙星的记载，而坛图只有子星；既然要辨别尊卑，就不能处在同一位置。天辐主管天子的车舆和车毂，不应写作天福。天纪一星在午阶第四龛，另有天纪九星在寅阶第三龛，坛图都分别记载，不应合并为一星。臣私下认为，坛图原来的确定都有明确依据，天神的位置很难再提升。希望依照《星经》，全部按照旧礼确定。”诏令采纳赵安仁等人的意见。王钦若又上奏：“旧史《天文志》都说：北极是北辰中最尊贵的星。又说勾陈口中有一星叫天皇大帝。郑玄注《周礼》又说，祭祀天时，在冬至于北极祭天皇。后魏孝文帝祭祀六宗时，也把天皇升列在五帝之上。这些都是良史和鸿儒所记述的，难道全是方士的荒谬妄说吗？古礼旧制未必完全正确。至于九宫贵神，天宝年间把它的祭祀地位定在宗庙之上，文宗初年舒元舆却轻率地凭鄙陋见解把它降为中祀。后来水旱灾害发生，舒元舆果然因此遭到灭族。过去陛下特意颁布明诏，把它列为大祀，神灵显明回应，吉庆福祉一同到来。如今如果认为方士说法荒谬，那么九宫的祭祀难道也可以废除吗？至于天市帝坐，虽然前代没有不同意见，考查《晋书·天文志》说：帝坐星光明润泽，天子就吉祥，威令能够施行。” 既然名为帝坐，就是天子所占据的位置，列在下等位置，未见有何道理。又，赵安仁所议定的子、孙两星不能处在同一位置。陛下正享有高禖祭祀带来的福庆，以扩大维城的根基。如果因为前代礼文有缺漏，便认为那就是合乎礼制，实在恐怕本朝盛大的典章仍不适宜；难道可以相信正元末年的浅薄议论，而轻视经史中众儒的正直言论吗？至于执法、天辐、天纪三星，赵安仁已有经典依据。现在请仍按旧制办理。天皇、北极、帝坐、孙星四座，臣已经重新制作了牌位，恭敬等待圣旨。”诏令把天皇、北极特意升到第一龛，又在子星旁设置孙星的位置，帝坐仍按原来位置。王钦若又说：“帝坐共有三处，在紫微、太微的已经列入第二等，只有天市的一处在第三等，这在人情上不安。又据《晋书·天文志》，大角和心宿中央只说是天王坐，实际上与帝坐不同。”诏令特意把它升到第二龛。

译十一月乙巳朔日，卤簿使王钦若把神位牌捧到便殿。坛上的四个牌位涂朱漆写金字，其余都涂黑漆。第一等写金字，第二等写黄字，第三等以下写朱字，全部装在漆匣中，用黄色绢帕覆盖。皇帝下阶观看后，便交给主管官员，并告诫他们各自谨慎办理。礼仪使赵安仁上呈《新定坛图》，并说：“旧图中五帝、五岳中镇、河汉都列在第三等。考察仪注，应当列在第二等。希望刊正。”奏请获准。柴成务等考察详定编敕。咸平元年十一月。此前，诏令给事中柴成务等重新详细审定新编敕令。丙午日，柴成务等上奏说：“从唐开元到后周显德，都有格敕，并且编成简册。建国初年重新制定《刑统》，只施行编敕四卷。等到各方平定，法令制度统一，太宗临朝，声教传播得更加遥远，于是增加后来的敕令，编成《太平编敕》十五卷。淳化年间，又增加后来的敕令，编成《淳化编敕》三十卷。编敕开始编纂时，先帝亲自告诫主管官员，务必要抓住纲要。当时臣下不能阐明圣意，除去繁琐文辞。如今国运昌盛，孝心善于继承，淳化以后颁下的宣敕非常多，请命令主管官员另行详细审定，取刑部、大理寺、京城百司、各路转运司所接受的《淳化编敕》，以及后来陆续颁下的宣敕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道，全部共同阅览。凡是敕文与《刑统》令式旧条重复的，以及只因一时需要而非永久制度的，一概删去。其中条文和禁法应当同三司斟酌的，交给本部编次。共取八百五十六道，作为新删定的编敕。其中有的只是同一件事前后多次颁敕，应合并为一条；原本一条敕令条理数件事情的，分别按类别编排。取其条目相互关联，不以年代为次序。其中文辞繁多而意义相近的，酌量根据制度和事理增删；情节按照法律应当判重罪的，采用简明的约束和刑名，删去繁文。共编成二百八十六道，依次分为一卷，附在制度、仪礼、法令之后；违反它的，按违反法令论处。本条本来已有刑名的，依照本条办理。又把后来颁下的敕书和德音九道另编一卷，附在《淳化赦书》之后合为一卷。凡是改革一州、一县、一司、一务的，各自归还主管本司。现在敕令中所说依法以及依朝廷旧典考察裁断而没有确定刑名的，都依照《律令格式》办理；没有相应条文的，按违制令办理，因此不必亲自承受这类条文的处分。臣等重新加以详细审定，众议没有不同。恭请刻板颁行，使它与《律令格式》《刑统》一同施行。”皇帝下优厚的诏书褒奖答复他们。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判大理寺王曾说：“自《咸平编敕》以后，陆续颁下宣敕一千一百多道，加上新施行的，又有三千六百多道。条文既多，查阅仍然困难。希望派官员删定。”于是诏令王曾与翰林学士陈彭年共同加以详细审定。九年八月，翰林学士陈彭年等说：“先前奉诏考察详定新旧编敕，又取已删去的敕文、林特编纂的三司文卷以及后来颁下的宣敕，全部截至大中祥符七年，共六千二百零二道（《会要》说是二千七百九十一道，今依本志），一千三百七十四条，分为三十卷。其中仪制、赦书、德音另编十卷，与《刑统》《景德农田敕》一同施行。只在京城以及三司本司施行的宣敕，另行编录，按三司的旧例办理。贡举条文、国信条例，仍按旧制遵行。” 李宗谔等修订乐器。景德二年八月丁丑朔日，任翰林学士李宗谔、左谏议大夫张秉共同判理太常寺，仍命内臣监督修造乐器。当时殿中侍御史艾仲儒上奏说：“每次监督祠祭，都看到太常的乐器有损坏缺失，音律不协调。郊禋祭祀临近，希望派使者修整，并选择近臣判理太常寺。”因此任命了他们。李宗谔一向通晓音律，于是命令大乐、鼓吹两署的乐工比较技艺优劣，罢黜多余的吹奏乐工五十多人。李宗谔又编录律吕和乐器名称、数目，题名为《乐纂》，并裁定两署乐工考试补任的条文以及学习训练的课程，都施行起来。三年八月甲戌日，皇帝登临崇政殿，设置宫悬，检阅试奏李宗谔等新近学习的雅乐，召宰相、亲王到场观看，李宗谔拿着乐谱站在旁边侍候。先用钟、磬校准音律，接着命令登歌演奏；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两种合奏，筝、瑟、筑三种合奏，交替演成一曲；又敲击钟，铸奏六变、九变；还演奏朝会祝寿的乐曲、文舞和武舞，以及鼓吹、导引、警夜、六周等曲。旧制规定：巢笙每逢变宫时，必须更换义管。但临时更换很困难，乐工单仲辛改为固定的制度，不再随时更换，因此对各种宫调都相当熟练。皇帝非常高兴，分别赐给李宗谔等人器物和钱币。从此乐府的制度顿时有了条理。皇帝认为两种舞乐的歌词不够雅正，于是命令两制分别重新撰写。”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己酉日，诏令太常寺另行制作天书乐章，等到亲自到园丘举行飨祭时，用来奉行禋祀。又诏令选取自天书降下以及封禅以来尤其奇异的祥瑞，另作乐曲，以备朝会和宴飨使用。于是太常寺请求：郊祀时进献天书用《瑞安曲》，天书升降用《灵文曲》；又把朝会宴飨使用的《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上奏，请两制撰写歌词。皇帝采纳了。”},{

译王钦若等人编修《册府元龟》的事迹。景德二年九月丁卯，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王钦若请求让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一同参加编修。起初，命钱惟演等各自撰写篇目，送交王钦若和杨亿审阅详定。王钦若等人又亲自撰集，上报进呈。诏令采用王钦若等人所撰内容作为定稿，其中有未完备的，奉旨增补。又命宫苑使、胜州刺史、勾当皇城司刘承珪，以及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主管此事。编修官中，凡不是应在内殿起居而应赴常参的，免除其常参；凡不是带职而按规定不应领取实俸的，特意给予定额俸禄。他们的供帐和饮食，也都不同于平常等级。三年正月癸酉，赐给编修《君臣事迹》的官员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等人苁蓉。按照旧制，赏赐地方特产只涉及近臣；这次是因为对这一职任优厚礼遇。四月丙子，皇帝到崇文院，观看四库图籍和正在编修的《君臣事迹》，逐一查看其中的门类，询问编排次序，王钦若、杨亿都逐条回答。有伦理关系安排不恰当的，立即命令改正。皇帝对侍臣说：“我编这部书，是想记载前代的事实，作为后世的典范和法则，使打开书阅读的人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按等级赏赐编修官金帛。四年四月丁丑，皇帝对王钦若说：“近来我阅览《唐实录》，看到敬宗即位后，常常很晚才临朝，群臣在紫宸殿排班，有人因此跌倒。拾遗刘栖楚恳切进谏，不停地叩击殿前的龙墀，宰臣出来宣谕，他才退下。敬宗为之动容，派遣中使慰问劳勉。谏臣能够履行职责，确实很值得嘉奖。然而史臣却因为刘栖楚是李逢吉的党羽，就把他称作鹰犬，实在没有道理。如今编修《君臣事迹》，尤其应当区别善恶。对于前代像这样褒贬不当的事例，应当分析论说，加以辨明，以资助世间教化。” 八月壬寅，皇帝到崇文院，观看新编的《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等人把草稿进呈御览。皇帝全部阅览后，按等级赏赐修书官器物和钱帛。乙巳，诏令编修《君臣事迹》的官员秘书丞陈从易、著作佐郎直史馆陈越、大理评事秘阁校理刘筠，每月增加钱五千，以表示陈从易等人修书勤勉，而他们的俸禄收入比同僚尤其微薄的缘故。十一月癸酉，皇帝对王钦若说：“《君臣事迹》的崇释教门中，有把头发铺在地上让僧人踩踏的事，也有自己剃去僧人头发以求福报的事。这是失道和迷惑沉溺到了极点的行为，可以一并删去。” 十二月乙未，皇帝亲笔写札子赐给王钦若说：“编修《君臣事迹》的官员都是经过选拔任用的。我对于这部书，不只是想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用来阅读，也想借此区别善恶，流传给后世，使君臣、父子都能有所警戒和借鉴。从今以后，从最初的编修官直到杨亿，都要按照新的格式，逐级相互检查。其中有脱漏错误、门类不相称、年代和帝号次序错误的，都要注明日期，并写在各人名下，随同书卷奏报知会，以便日后比较工作进度和等级，分别勤惰并给予奖赏，希望能够区分勤奋和懈怠。委托刘承珪专门派人设置记录簿册（详见《钦若事迹》）。”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午，枢密使王钦若等人进呈新编修成的《君臣事迹》一千卷。皇帝亲自撰写序文，赐名为《册府元龟》，并对编修官一并加以赏赐。左正言、直史馆陈越先已去世，没有儿子，同僚们替他上奏说明此事。皇帝怜悯他，赐给他的兄长陈咸同三传出身。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辛巳，宫中发出亲笔札子，给编修《君臣事迹》的官员看，说：“张杨担任大司马时，部下有人谋反，他总是宽赦而不追究，竟把这归入仁爱门，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况且将帅的职责体制与州牧、县宰不同，应当宣扬威势、禁止暴乱，用刑罚制止杀戮。如今凶恶的谋划已经被发现，面对这些事情却流泪哭泣，更不是担任将帅的人才。《春秋》记载息侯讨伐郑国而遭到惨败，君子认为他不能察知罪恶，因而理应丧失军队。如今张杨没有威严刑罚，反叛者也不追究，这就是不能察知罪恶。可以斟酌商议后改定。” 王钦若等人校勘《道藏经》。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己酉，枢密使王钦若进呈新校勘的《道藏经》，赐目录名为《宝文统录》[12]。皇帝撰写序文，按等级赏赐王钦若和校勘官器物、钱帛；不久又增加王钦若的食邑以及校勘官的官阶、勋位，有的人还获赐服色。起初，东封之后，命两街召集有学业和品行的道士编修《斋醮科仪》（二年七月壬申），命王钦若详加审定，完成《罗天醮仪》十卷（八年正月丙申）；又选取十名道士校定《道藏经》（二年八月辛卯）。第二年，在崇文院召集官员详细校勘，由王钦若总领，并铸造印章交给他们使用。旧有《道藏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曾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抄本，送往各大宫观。王钦若增加六百二十二卷，又认为《道德阴符经》是老君圣祖所撰，于是从四辅部提升到洞真部。王钦若自认为深通道教教法，提出了许多建议。当时职方员外郎曹谷也自称熟悉此事，王钦若便上奏请他校勘《道藏经》。不久，曹谷出任淮南转运使，上奏请求回来完成工作，整理编排各部类、升降品第，其中很多工作都是他完成的。仍然命令著作佐郎张君房到杭州监督抄写本子。起初，诏令把道教、佛教《藏经》中相互诋毁的内容删去。王钦若说（此年此月）：“老子《化胡经》是古代圣人的遗迹，不可以删去。”又说（五月十二日）：“《九天生神章》、《玉京通消灾救苦》、《五星秘授》、《延寿定观》中的《内保命》[13]、六斋、十直，共十二部经书，广泛有益于百姓，请摹印颁行。”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七年五月癸丑，王钦若进呈洞真部六百七十卷。

译田锡《御览》。咸平四年。起初，田锡任泰州知州，将近三年仍未得到替代。田锡于是上奏章陈述自己的情况，皇帝随即下诏召他回朝，并多次召见他，听取他谈论政事。他曾上奏说：“陛下治理天下要用什么方法？臣希望陛下用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来治理。过去有《御览》，只是按门类记载事例。臣希望抄录、节取四部书，另外编成三百六十卷《御览》。陛下在处理万机政务的空闲时间，每天阅读一卷。又采集经书、史书中重要而切合时务的话，编成十卷《御屏风》，放置在陛下座位旁边，那么国家兴亡、政治治乱的事情就会经常呈现在眼前。”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诏令史馆把群书借给他，并且免除他集贤校雠的职务。每完成几卷，就先行进呈宫中。田锡说：“臣所撰的书，每五天完成一卷草稿，考核其中疑异之处，抄成清稿，已经需要十八天。大概十年才能写完。臣担心朝廷让臣任职办事，或者委任一个郡，授予一个职务，那就不如让臣一直用古代圣王之道使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陛下正值盛年，喜好古代之道而不知疲倦。如果效法古代圣王之道，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十年之内一定能够达到太平。臣虽然年老衰迈，如果能看见那个时候，私下里的幸愿也就满足了。”于是先行进呈《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皇帝亲自下诏褒奖并答复他。考察《田锡集》记载：五月八日召见田锡应对，他请求编修书籍；二十六日进呈草稿。下诏奖谕的时间无从考定，现在附记在六月末。五年四月癸酉，命田锡以本官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并派中使传达诏旨说：“卿每次上奏章，主管部门都不敢拖延扣留，朕全都逐一亲自阅览。知杂事这一职任，朝廷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所以任命卿担任。仍然不妨慢慢撰写书籍，如果有所见闻，就详细上奏报告。” 六年五月乙未，任命以吏部郎中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的田锡为左谏议大夫。派中使传达诏旨说：“只管安心著述，必定不会调任外出。想要入殿朝见，可以先行上奏。”不久又命田锡任史馆修撰。十二月，田锡去世，他所编修的两部书最终没能完成。胡旦《两汉春秋》。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起初，胡旦编写两汉史事为《春秋》，向太宗说明此事，希望获得借用馆中官吏抄写的待遇。太宗对侍臣说：“吕不韦的《春秋》，都是门下著名贤士所作，尚且悬赏千金置于咸阳市，说：‘有能增删一字的，就把千金给他。’如今听说胡旦所撰的书，只采用他家中的书籍，褒贬都出自个人胸臆，怎么能轻易流传呢？等他完成后，姑且命史馆参照校勘后上报。”胡旦害怕了，于是停止编写。后来胡旦任襄州通判，书完成后共一百卷。知州谢佖又替他说明此事，于是诏令官府供应笔墨纸张，抄录书稿进呈。到天圣二年，才把书进献上去。仁宗天圣二年二月辛酉，襄州把将作监致仕的胡旦所撰《两汉春秋》进呈上来。皇帝于是询问胡旦的经历以及著书的始末，宰臣王钦若回答说：“胡旦的文辞学问精深广博，考中进士第一名，曾两次任知制诰。然而他不拘小节，屡次因此丢掉官职。如今已经退居。他曾说，三代以后，只有汉朝得到正统，因此根据汉朝四百年的史事确立褒贬，想以此仿效《春秋》。”皇帝称赞感叹。癸亥，任命胡旦为秘书监，并登记他的儿子胡彬为将作监主簿。校勘记。[1]八月丁未：原本没有这四个字，据《长编》卷六十一补入。[2]第三龛：原本作“第二龛”，据《长编》卷六十一改。[3]中官正：《长编》卷六十一作“冬官正”。考察《宋史·职官志》五《司天监》，其中有中官正，也有冬官正，不能详知郭献之究竟担任何种官职。[4]太常卿：原本作“大帝卿”，据《长编》卷六十一改。[5]定制：原本脱漏“制”字，据《长编》卷六十一补入。[6]《开元礼义罗》云：“帝坐有五。”原本作“开元礼义罢去帝坐有五”，据《长编》卷六十一、《宋史》卷九十九《礼志》二改。按：“开元礼义罗”是一部书的名称。[7]“天记”。原本作“天纪”，据《长编》卷六十一改。[8]“合而为一”。原本作“正而为一”，据《长编》卷六十一改。[9]“辄率”。原本作“辄索”，据《长编》卷六十一改。[10]“二年”。原本作“八年”，据《长编》卷六十一改。[11]“登歌”。原本作“登鼓”，据《长编》卷六十三改。[12]“赐目录”。原本脱漏“赐”字，据《长编》卷八十六补入。[13]“延寿定观”。原本脱漏“定”字，据《长编》卷八十六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十七卷 真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