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八仁宗皇帝

译《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仁宗皇帝 富弼、范仲淹条奏十事的始末 庆历三年三月，皇帝命内侍向韩琦、范仲淹、庞籍等传谕：『等边境事务稍微安定下来，就应当任用你们在两府任职。已经下诏让中书记录此事。这完全出于我的意思，并不是臣僚荐举的。』又命韩琦等秘密奏报可以代替他们担任边职的人选。韩琦等说：『元昊虽然约定议和，但是真诚还是虚伪还无法知道。我们愿意尽力留在边塞，不敢另行推荐别人来替代。』 四月甲辰日，任陕西四路马军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韩琦、范仲淹同任枢密副使；任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招讨安抚等使，驻军泾州。韩琦、范仲淹一共五次进言推辞，皇帝不准，于是他们上路赴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说：『臣听说近来下达敕命，韩琦、范仲淹同时授任枢密副使。臣仰体圣意，知道陛下只是听从公论，不听信谗毁，提拔任用孤立而远离权势的人，天下人都说朝廷进用大臣如果经常像今天这样，那么太平就不难实现了。』他又说：『臣希望陛下不要相信异议，只专门采纳公论。一人召回朝廷任内职，一人授予枢密副使之职，并且让他留在边境。或者让二人一年一换，使他们劳逸均等，也很稳妥方便。内外相互协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听说韩琦、范仲淹已经上奏，因为西部事务尚未结束而恳切辞谢恩命，朝廷可以借此作出安排，这实在非常合宜，臣不胜恳切至极！』这一个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七月丁丑日，任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此前，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都说：『参知政事王举正懦弱沉默，不能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的才能，不应局限在兵府。希望罢免王举正，让范仲淹代替他。』王举正也自己请求罢职，于是被罢为礼部侍郎、知许州，让范仲淹代替他。范仲淹说：『执政的职位难道可以由谏官进言而取得吗？』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任命。富弼直接把诰命带到皇帝面前，也不接受任命（富弼辞去枢密副使的详情见《富弼》）。甲申日，任范仲淹为陕西安抚使。范仲淹既然辞去参知政事，便希望与韩琦轮流出行到边境。皇帝于是把西部事务交给他，而范仲淹留在京师，只是先给陕西发文通知罢了。八月丁未日，任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重新担任参知政事，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重新担任枢密副使。癸丑日，任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此前，范仲淹和任中师分别担任各路宣抚使，过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出发。韩琦对皇帝说：『如果敌人请求议和没有其他企图，那么二人遥领宣抚事务也就可以了；如果他们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目的，一定会趁着愤怒侵扰边境。应当赶快派范仲淹到河东去，而臣正当壮年，可以准备奔走效劳。任中师是资历久远的旧大臣，不必劳烦他前往。』于是下诏让韩琦代替范仲淹宣抚陕西，而任中师最终没有出发。九月丁卯日，皇帝既然提拔任用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每次召见他们，必定以实现太平来要求他们。又多次命令他们分条奏报当今的紧急事务。范仲淹对人说：『皇上对我的任用已经达到极点了，但事情有先后次序。况且要在长期安定之后革除弊病，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做到的。』皇帝再次赐下手诏督促说：『近来因为朝廷内外的人望，我破格任用你们。现在韩琦暂时前往陕西，范仲淹、富弼应当和宰相章得象尽心办理国家事务，不要有所顾虑或回避。对于当今的紧急事务，有可以提出建议的，都要全部陈述给我。』后来又打开天章阁，召见他们回答问题，赐给座位，发给纸笔，让他们当面写成奏疏。范仲淹、富弼都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列举上奏说：『我国结束五代的动乱，富有四海，延续将近八十年，但纲纪制度日渐削弱、月月受到侵蚀。官府职权在下层壅塞，百姓在外部困苦；外族骄横强盛，盗贼纵横猖獗，不能不加以变革整顿来挽救。不过要纠正末端，必须先端正根本；要使水流清澈，必须先澄清源头。臣谨敢约取前代帝王的治道，探求本朝祖宗的功业，选择其中可以实行的，分条上奏。希望陛下顺应天下人的心愿，努力推行这些事情，或许法制能够建立，纲纪重新振作，那么宗庙社稷就会长久，天下也能蒙受福泽。』 第一是明确升降黜陟，第二是抑制侥幸，第三是精简贡举，第四是选任地方长官，第五是均衡公田，第六是厚待农桑，第七是修治武备，第八是减轻徭役，第九是广施恩信，第十是重视命令。范仲淹的本传删取这十件事，记载得很简略。后来又把《覃恩信》改为第八项，把《重命令》改为第九项[1]，把《减徭役》改为第十项。皇帝当时正信任和支持范仲淹等人，全部采用他们的主张；凡是应当正式制定为法令的，都按照这些事项划定次序颁行，只有府兵一事，辅臣共同认为不可实行。这十件事依据范仲淹本传和政府奏议编成，他的附传和《实录》都没有完整记载。《实录》在十日丙子日记载范仲淹、富弼答复手诏、分条上奏七件事，其中第四件是《选择地方长官》，即附载在丙午日。又在壬戌日记载考核年限，大概就是第一件《明确黜陟》。十一月癸未日记载试任馆职的法令；丁亥日记载任子法。这两件都是第二件《抑制侥幸》。壬子日记载均分公田，就是第五项议论。第二年三月乙亥日又记载贡举新制，实际上是十件事中的第三项。第八项《减轻徭役》见于五月己丑日。其余第六、第七、第九、第十项都没有详细记载。

译十月，谏官欧阳修说：『臣听说范仲淹、富弼等自从接受手诏以后，已经分条陈述了事情，必须加以裁择后施行。臣听说自古帝王要达到治理，都必须等到有同心协力的人共同维持，这可说是千年才有一次的机会。如今范仲淹等遇到陛下圣明，可以说是难得的际会；陛下得到范仲淹等人，也可以说是难得的臣子。陛下既然倾心信任他们，范仲淹等人也各自尽心思考来报答圣恩，上下都这样，臣认为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只在于如何实行罢了。何况范仲淹、富弼是陛下特出圣意亲自选择的人，最初任用他们时，天下人都已经相互庆贺了，但还私下说，陛下既然能够选择他们，不知将怎样使用他们。等看到近日特意打开天章阁，从容询问，亲自写下手诏，郑重督促告诫，于是朝廷内外喧然，既惊异又喜悦。这两件盛事，本来已经早晨传遍京城，晚上传到四海，人人都说从来没有这样责成大臣负责过。天下人伸长脖子、擦亮眼睛[2]，等待陛下任用这二人，看看他们究竟能有什么作为[3]，也等待这两位大臣将要为陛下办成什么事情。这是陛下的得失系于这一举，百姓的安危祸福系于这一时。这样说来，范仲淹等不能不尽心竭力、施展才能，陛下也应当坚定主张并推行，使上面不玷污知人之明，下面不失去四海的期望。』 臣并不是不知道陛下专心一意、意志锐利，不会自己懈怠，而朝廷内外的大臣忧虑国家、同心协力，也一定不会互相猜忌。但臣所担心的是，范仲淹等人所提出的事情，必须先断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然后才能挽救当今积累的弊病。这样的事情都会在外面招来小人的怨恨愤怒，免不了出现纷乱的浮议；而奸邪尚未除去的人，还会时时进谗言阻挠，如果稍微听信他们，事情就不能成功。臣认为在这件事开始的时候，尤其需要上下共同努力。所有小人的怨恨愤怒，范仲淹等人自然会亲自承受浮议和奸谗，陛下也必须极力拒绝，等日子久了、局势逐渐稳定下来，自然就能日益看见成效。伏望陛下圣明慈爱，留心此事，始终把它办成，那么就是社稷的福气、天下的幸运了。』 这篇奏疏找不到确切的时间，现附载于此。庆历四年四月，《朋党论》（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五月壬戌朔日，枢密副使韩琦已经从陕西返回，参知政事范仲淹一同在崇政殿回答皇帝的召问，提出四项策略（见《经略西夏》）。这一天，韩琦和范仲淹在皇帝面前指陈事务，过了几个时辰才退下。六月，韩琦、范仲淹又上奏陕西、河北事务的利害和整齐划一的办法。《富范等以朋党见谗》。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日，皇帝对辅臣说：『从前小人大多结成朋党，难道君子也有朋党吗？』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境时，看见喜欢作战的人自成一党，胆怯不敢作战的人也自成一党。在朝廷中，邪党和正党也是这样，只在于圣心加以考察罢了。如果公开地为国家行善，又有什么害处呢？』起初，吕夷简被罢免宰相，夏竦接受枢密使之职，后来又被夺去，改以杜衍代替；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两府任职，欧阳修等任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说进用贤能、罢退奸邪很不容易。“奸”大概指斥夏竦。夏竦对此怀恨，而范仲淹等人又都是欧阳修一向深厚友善的人。欧阳修论说政事，专门直行己意，完全不因形迹和嫌疑而顾虑回避。夏竦于是同他的党羽编造朋党之论，把杜衍、范仲淹和欧阳修指为党人。欧阳修便作《朋党论》上奏，说：『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明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因为志同道合成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为利益相同成为朋党。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所喜欢的是利禄，』 他们所贪图的是财货。在他们共同追逐利益时，暂时互相结交、拉拢成为朋党，这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说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他们暂时结成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便会因为志同道合而互相补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便会同心协力、共同成就事业。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因此，做君主的只应当罢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朋。舜辅佐尧，罢退四凶组成的小人朋党，进用八元、八凯组成的君子朋党。尧在位时天下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赞，互相推让，二十二人全都成为一个朋党，舜全部任用他们，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人，却各自怀有亿万颗心；周有臣子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纣在位时，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并没有结为朋党，然而纣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而周朝依靠他们兴盛起来。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抓来囚禁，指为党人。等到黄巾贼起兵，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解除禁锢释放出来，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朋党之论逐渐兴起。到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掉，有的投入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的君主中，能使人人怀有异心、不结为朋党的，没有谁超过纣；能禁止善人结为朋党的，没有谁超过汉献帝；能杀尽清流朋党的，没有谁超过唐昭宗，但他们都使国家陷入动乱而灭亡。互相称赞、互相推让而不自相猜疑的，没有谁超过舜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猜疑他们，全部任用，然而后世并不说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他为能辨别君子与小人的聪明圣主。周武王时代，全国三千人共同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没有超过周朝的；但周朝因任用他们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也不嫌多。历代兴亡治乱的迹象，做君主的可以拿来作为鉴戒。』于是，主张朋党之论的人憎恨欧阳修，擅自议论他的情状，甚至使内侍蓝元振上疏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从前蔡襄称他们为四贤。

译他们被斥退不久，又回到京师。四贤得到时机，于是又把蔡襄引为同党。把国家的爵位俸禄当作个人恩惠，牢固地结成朋党，只是想报答当时歌咏他们恩德的人。如今一个人的私党就有十多人，合起来五六个人，门下党羽已经不下五六十人。假使让这五六十人互相提携，不超过二三年就布满重要职位，那么他们误害朝廷、迷惑国家，谁敢说话？他们挟带怨恨进行报复，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宫门九重极深，国家万机极其繁重，皇帝又凭什么察知呢？』皇帝始终没有相信他。这一段恐怕应当在欧阳修进呈《朋党论》之前，须进一步考察。己亥日，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前往河东，商议废弃麟州的利害以及晋州钱矾的事情。六月壬子日[4]，任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起初，范仲淹因为触犯吕夷简，被放逐了好几年。士大夫争论二人谁是谁非，互相指为朋党。后来陕西用兵，天子因为范仲淹得到士人拥戴，提拔任用他来守护边境。吕夷简被罢相后，召范仲淹回朝，倚重他治理国政。朝廷内外都盼望他建立功业，范仲淹也感激皇帝的知遇，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于是和富弼日夜谋划，希望兴致太平。但他的规划规模宏大，议论的人认为难以实行。等到按察使多有举劾，人心不得安宁；任子恩例减少，磨勘法令严密，靠侥幸得利的人感到不便，于是诽谤逐渐增多，朋党之论也更加无法消解。然而范仲淹、富弼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作改变。此前，石介写信给富弼，责备他应当实行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夏竦怨恨石介斥责自己，又想借此倾陷富弼等人，于是让婢女暗中练习石介的笔迹。练习了很久，笔迹已经相像，便把『伊周』改作『伊霍』，伪造石介替富弼撰写废立皇帝的诏书。这些流言传到了皇帝耳中。皇帝虽然不相信，但范仲淹、富弼感到恐惧，不敢安心留在朝廷，都请求出任职务到西北边境去，皇帝没有准许。恰好有边境奏报，于是范仲淹坚决请求前往，皇帝便派他宣抚陕西、河东。范仲淹本传说，他的改革没有循序渐进，规划规模宏大，议论的人认为不能实行。这是当时的议论；小人诽谤范仲淹和富弼，所以才这样说。李清臣、蒲宗孟因而把这些话写入史中，未必可信。现在略加删改润色，希望不至于失去事实。范仲淹本传只说：诽谤逐渐传播，朋党之论广泛传到皇帝耳中，恰逢边塞有警，范仲淹于是和富弼请求到边境去，皇帝便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现在依据富弼的自述就是这样。西部边界会合军队讨伐呆儿族一事，也依据富弼的奏议。国史以及范仲淹的墓志、神道碑都没有明白记载。苏辙《龙州别志》说：范文正公忠诚刚正，虽然喜欢功名，却不结党营私。早年排斥吕申公，勇于建立事业，他的门徒因此勉励过度，超过了真实情况，范公也不喜欢这样。自从他从睦州回到朝廷，出任统领西部事务，担心吕申公不给他创造条件，事业无法成功，于是写信自我责备，解除仇怨后离去。后来任参知政事，宣抚陕西。吕申公年老居住在郑州时，二人在路上相遇；范文正亲历中书事务，知道事情艰难，便说了悔过的话，于是吕申公欣然同他交谈了一整天。吕申公问：『为什么急着离开朝廷？』范文正说：『想要筹划治理西部事务。』 吕申公说：『筹划治理西部事务，没有比留在朝廷更方便的。』范文公听后大为惊愕。所以欧阳公撰写范文正神道碑时，说二公晚年欣然和好，就是因为这件事。后来的年轻人不了解，都责怪欧阳公。我见到张公的言论后，才相信这件事。考察起来，苏辙所说的未必都可以依据，例如说『筹划治理西部事务，没有比留在朝廷更方便的』，范仲淹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只是当时他认为谗言诽谤可怕，不得不稍稍避开，所以范仲淹和富弼都请求出任外职。他们出任外职，本来就知道不可能长久安心留在朝廷，并不是因为吕夷简的话，范仲淹才觉察到这一点。魏泰《东轩杂记》也这样说，现今一并不采用。这月辛丑日，任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八月甲午日，任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富弼在朝廷中不能安心，是想出任外职来躲避谗谤。十月，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为濮州通判。富弼等人出任外职后，谗谤更加厉害，许多人指指点点地议论石介，石介在朝廷中感到不安，于是请求出任外职。十一月己巳日，下诏说：『朕听说最好的政治时代，八元、八凯共同在朝廷任职，却不结为朋党。君主圣明，臣下贤良，荣耀流传无穷，这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啊！朕废寝忘食、磨砺志意，希望接近古代的治理。然而太平日久所产生的弊病，是浮薄争竞相互蒙蔽，人们都致力于交游，家家互相攻讦，又彼此依附离间，以求沽名取誉。有的甚至暗中招纳贿赂，表面上假托荐举贤能。又有负责按察、将要奉命出行的人任意苛刻，罗织罪名，奏报审讯之事纵横交错，以致加重许多刑罚。至于写文章的人，大多失去文章的体要，诋毁斥责前代圣人，放肆发表异端言论，把诽谤皇上当作能耐，把行为怪异当作美德。从今以后，交给中书、御史访察后奏报。』范仲淹上表请求罢免政事职务、出任邠州知州，诏令不准。石介离开太学，《实录》没有记载具体时间。现在依据尹洙给田况的书信，信中说蔡襄、石介相继被调任外职，因此附记在十月末，仍须进一步考察。庆历五年正月乙酉日，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任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任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范仲淹、富弼出任外职以后，诽谤的人更加厉害，他们二人在朝廷中所推行的事情也逐渐受到阻挠，只有杜衍在旁边支持他们，皇帝颇为疑惑。范仲淹更加感到不安，于是上奏请求罢免政事职务。皇帝想要答应他的请求，章得象说：『范仲淹平素有虚名，如今他一请求就立即罢免，恐怕天下人会说陛下轻易贬退贤臣。不如暂且下诏不准；如果范仲淹立即上谢表，那么就是挟诈要挟君主，这时才可以罢免他。』皇帝听从了他。范仲淹果然奉表谢恩，皇帝更加相信章得象的话。于是富弼从河北返回，将要到达国都时，右正言钱明逸迎合章得象等人的意图，上言说富弼改变纲纪，扰乱国家常法，所荐举的人大多带有朋党之私。凡是他心中喜爱的人，就极力为之主张；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极力排斥。满朝都共同畏惧他，这一点与范仲淹相同。又说：『范仲淹去年接受诏命宣抚河东、陕西，听说有诏令告诫朋党，心中害怕事情暴露，便称病请求医治；刚刚发现朝廷并没有另外处置他，就上奏请求罢免政事职务、出任邠州知州，是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平息人们的议论。欺诈的迹象非常明显，请求早日废黜贬退他们，以安定天下人的心，使奸邪之人不敢仿效，使忠实之臣能够自立。』钱明逸的奏疏上奏后，朝廷立即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

译钱明逸的奏疏依据《墨史》本传。范仲淹立即上谢表一事依据《记闻》。但司马光大概是从庞籍那里听来的，恐怕未必可信，还须详细考察。范仲淹谢恩接受邠州任命的表章，诏旨没有听从，仍让他留任丞弼之位。后来他再次上表，表示愿意陈述抵御寇敌的策略。推测范仲淹第二次上表一定是请求入朝应对，所以章得象的谗言才得以实行。王拱辰等弹劾苏舜钦 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日，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一同被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被削去侍讲、检讨职务，出任濠州知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出任海州通判；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出任蔡州监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出任复州监税，并都被削去校理职务。太常博士周延隽降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出任江州通判，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臻出任楚州知州，殿中丞周延让出任宿州监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缓出任汝州叶县监税。此前，杜衍、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时，多方引荐一时的知名人士，想要改革各项事务。御史中丞王拱辰等认为他们的作为不便，而苏舜钦是范仲淹所荐，他的妻子又是杜衍的女儿；苏舜钦年轻而能写文章，议论时稍微触犯了权贵。恰逢进奏院祭祀神灵，苏舜钦按照旧例，使用出售废纸所得的公款召来妓女，设宴聚会招待宾客。王拱辰查访得到这件事，暗中示意他的属官鱼周询、刘元瑜等人弹劾奏报，借此想要动摇杜衍。案件交给开封府审理，于是苏舜钦和刘巽都因私自盗用公款获罪；王洙等人与妓女混杂同坐；休复、刁约、周延隽、周延让又因服丧未满而获罪；王益柔又因诽谤周公、孔子获罪，同时被斥逐的多是知名士人。世人认为处罚过重，而王拱辰等人正自鸣得意，说：『我们这一网把他们全都打尽了！』 《王拱辰行状》说：有人作《傲歌》，其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大概是王益柔所作。周延隽、周延让都是起居舍人之子。案件发生后，枢密副使韩琦对皇帝说：『昨天听说宦官拿着文书，紧急逮捕馆职人员，众人听到后都惊骇不安。苏舜钦等不过是一次醉酒饱食的过错，只应交给有关官司审理，何至于这样？陛下平素圣德仁厚，为什么偏偏亲自做这种事呢？』皇帝脸上显出后悔的神色。自从范仲淹等人出任外职后，进谗言的人更加厉害，而王益柔也是范仲淹所荐。王拱辰弹劾奏报后，宋祁、张方平又帮助他，极力说王益柔作《傲歌》，罪当处死，大概是想借王益柔牵累范仲淹。章得象不置可否，贾昌朝暗中支持王拱辰等人的主张。等辅臣进宫报告时，韩琦独自说：『王益柔不过是年轻人的狂妄言语，有什么值得严加治罪的？天下的大事本来很多，近臣与国家同休戚，却放置这些事情不说，反而攻击一个王益柔，这其中显然另有用意，不只是因为《傲歌》而已。』皇帝醒悟，稍稍宽减了对他的处罚。当时两府官员一同入班奏事，韩琦总是把话说尽；即使事情属于中书，他也在皇帝面前陈述事实，同列的人尤其不高兴，皇帝却独自理解他，说：『韩琦性情刚直！』 依据正史《苏舜钦传》，御史的记载没有刘元瑜的姓名，《刘元瑜传》也没有说他曾经弹劾苏舜钦，只有魏泰《杂记》记载『一网打尽』是刘元瑜说的话，现今把他的姓名和周询一并列出。然而周询七月任知杂，九月任外任官，十月任省副，已经不属于御史台，须进一步考察。宋祁、张方平一同弹劾王益柔，此事依据韩琦《家传》；李清臣《行状》只说『近臣』，大概是有所避讳。现在仍列出二人的姓名。魏泰说，揭发苏舜钦等祭神宴会的人是太子中舍李定。梅尧臣为此作诗说『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考察起来，苏舜钦获罪是由于御史弹劾，当时又借此倾陷杜衍，与李定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不采用这一说法。

译陈执中排斥杜衍 庆历四年十一月，御史王拱辰等人弹劾苏舜钦，借此想要动摇杜衍。五年正月甲戊日，任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郑州。皇帝曾经问丁度，用人是看资历还是才能，二者应当先取哪一个。丁度回答说：『太平时期应当任用资历深的人，边境事务没有平定时应当任用有才能的人。』孙甫又弹劾丁度，说他因为这次回答而求取重用，请求任用自己的属官。皇帝对辅臣说：『丁度任侍从已经十五年，多次议论天下事务，只是从来没有涉及私事，孙甫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话的？』丁度知道孙甫的奏报有误，极力请求与孙甫当面对质。宰相杜衍因为孙甫正出使契丹，压下了他的奏疏。丁度深深怨恨杜衍，又指孙甫为杜衍的门生。等孙甫从契丹回来，朝廷立即命他出任地方长官。乙酉日，参知政事范仲淹罢为邠州知州，枢密副使富弼罢为郓州知州。这天晚上，学士院同时锁门起草罢免杜衍的制书，而杜衍并不知道。从苏舜钦等人被斥逐以后，杜衍的处境已经危险。陈执中在中书，又多次和杜衍意见不同。蔡襄、孙甫请求出任外职时，事情交给中书办理。孙甫本来是杜衍荐举任用的，于是中书共同上奏，说谏院现在缺人，请暂且留下孙甫等供职。奏上后，皇帝点头表示认可。杜衍退朝回家，立即叫属吏拿出札子，命孙甫等照旧供职。杜衍和章得象已经署名后，属吏拿着札子去见陈执中。陈执中不肯署名，说：『刚才皇上没有明确旨意，应当重新奏报，怎么能仓促这样做？』属吏把这话告诉杜衍，杜衍取回札子，将它撕坏焚烧。陈执中于是诬陷杜衍说：『杜衍包庇禁锢这两个人，硬要让他们留在谏院，是欺骗蒙蔽皇上、擅自掌权；等我察觉他的实情后，他就撕毁焚烧札子来销毁痕迹，心怀奸诈而不忠。』皇帝采纳了他的话，所以杜衍和范仲淹、富弼一起被罢免。杜衍任宰相才一百二十天。丙戌日，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制辞大略说：『自从居于宰辅之位，不能协和庄严瞻望的职责；大肆助长朋比之风，难以处在谋议政事的位置。顾念群议难以遏止，哪里敢以旧日功劳自私？』这是学士承旨丁度所撰。陈执中诬陷杜衍一事依据《记闻》，但蔡襄在去年十月十七日已经出任邓州知州，恐怕中书的奏疏只是请求留下孙甫，没有涉及蔡襄。也可能蔡襄虽然已经有了任命，仍未到京师，所以中书同时请求留下二人。还须进一步考察。三月，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上疏，说杜衍为人清廉审慎而谨守规矩（详情见《欧韩石责罢》）。六年正月戊子日，尚书左丞、知兖州杜衍以太子少师致仕。杜衍七十岁，正月初一便上表请求交还印绶。宰相贾昌朝平素不喜欢他，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议论的人认为，杜衍原是宰相，一上表就获准退休，而且位列三少，这些都不合旧例，大概是贾昌朝在压制他。蔡襄等人说陈执中 庆历四年九月甲申，资政殿学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任参知政事。此前，傅永吉因诛杀王伦而迅速升迁，得以入朝觐见，皇上当面嘉奖他。永吉谢恩说：“臣并没有什么成就，都是陈执中教给臣应对处置的方法，臣奉行了这些方法，幸而取得了成功罢了。”于是极力称赞陈执中的优点。皇上更加赞赏永吉的谦让，也认为陈执中贤能，便问永吉：“陈执中在青州总共几年了？”永吉回答：“两年了。”不久，皇上对宰相说：“陈执中在青州很久了，可以召他回来。”于是下诏任命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当时谏官蔡襄、孙甫等争相说陈执中刚愎自用而且不学无术，如果让他执掌政务，是天下的不幸。皇上不听。谏官不停地进谏，皇上于是命中使带着敕书到青州赐给陈执中，并且说明自己的意思说：“朕任用你，满朝官员都认为不可。朕不受众人的议论迷惑，竭力任用你罢了。”第二天谏官上殿，皇上怒容满面地迎着他们说：“难道不是要议论陈执中吗？朕已经召他回来了！”谏官于是再也不敢说了。十月，秘书丞、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谏院蔡襄因母亲年老，请求到家乡任职。己酉，授任右正言、知福州。蔡襄和孙甫都曾议论陈执中不可执掌政务，皇上既然不采纳，于是两人都请求外任，而蔡襄先提出了这个请求。当时孙甫出使契丹还没有回来。五年正月甲戌，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任右司谏、知邓州。此前，孙甫知道进谏陈执中不会奏效，多次请求到外郡任职，都没有获准。他从契丹回来后，因为丁度的缘故，朝廷很快命他出任州郡长官。八年三月甲寅，皇上临幸龙图阁、天章阁，又亲自下诏书赐给辅臣说：“朕继承祖宗的大业，依靠文武忠臣们早晚勤勉戒惧，希望达到太平。近来西部边疆需要防备，天下纷扰不安，急忙征调军队，紧急调运军粮，虽然常赋有所增加，但日常开支仍然不足，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公私都很贫乏。加上太平日久，做官升迁的门路很多，官员超过实际需要，政务泛滥，职位多而空缺少。再者，牧守、县令的职责是施惠安抚百姓，却很少听到他们上奏政绩；将帅的职责是以威势控制四方，却很难找到称职的人选。难道是制度尚未建立，不能随着时势变通吗？选拔任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不能用来劝勉下属吗？西北多有事变，敌人的动向难以预料。献上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的人很多，陈述长久实际成效的人很少。为预防意外，按理应当先行筹划。我想要完成这项事务，却不知道从何着手，你们都替朕分条筹划。”又下诏对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说：“朕想听听自身的过失，左右近臣结党邪僻之处，朝廷内外的险诈行为，州郡的暴虐行为，不便于百姓的法令，以及朝廷的机要事务，你们都要陈述。”都发给他们纸笔，命令他们当即坐在殿上回答；但宰相陈执中坚决推辞，皇上又多次诚恳劝谕，达到三四次，才听任两府大臣回去后再上奏。当时枢密使夏竦知道陈执中不学无文，所以替皇上谋划，想用策问大臣的办法让他们分条回答。夏竦的真实意图是想使陈执中陷入窘境。陈执中正在竭力推辞，皇上还没有批准，参知政事宋庠进言说：“两汉时的对策，本来是用来招致隐居山林、出身草野的士人的。如今身居政府而把自己比作诸生，这不是尊重朝廷的做法。请允许到中书省共同商议后上奏。”皇上答应了。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宋庠懂得体制。

译八月壬申[6]，殿中侍御史何郯说：“陈执中不明白治理国家的大体，也没有适应时势的长处和才能。在四方多事之时，陛下想依靠他来达到太平，本来就不可指望。如今陛下任用陈执中，就会失去天下人的人心；罢免陈执中，就会满足天下人的愿望。陛下难道可以顾虑伤害一个陈执中的心意，却不考虑失去天下人的人心吗？失去天下人的人心，却想使天下人的情绪和顺，是不可能的。伏望圣上慈悲，依照臣先前的奏章，罢免陈执中，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臣对大臣本来没有嫌隙，不顾忌他们的威势权力而进言，是担心陛下因为淫雨不停，忧劳过度，不责备臣下而把过失归于自身，所以请求罢退刚强暴戾、专横恣意的人，避免使上下隔绝蒙蔽，让上下情意相通，这样灾异就可以消除，和平就可以实现。这件事关系国家利害极大。伏望圣上深思，果断决定，不要迟疑，赶快赐予裁决。” 皇祐元年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陈执中罢任，改任兵部尚书、知陈州。此前，黄河决口，百姓流离，灾异多次出现，陈执中没有提出任何有益的建议，只是延请接待占卜和相术之士。进言的人多次攻击他，又趁机指责陈执中越级任用李中师为府界提点，以及吕昌龄等出入他的门下；他喜欢提拔没有学问的坏人，不合乎众人的期望。陈执中也以脚病请求辞去职位，自称不愿担任使相、大学士。诏令批准了他的请求。翰林学士孙抃负责起草制书，于是授陈执中为尚书左丞。文彦博、宋庠说恩礼太薄，于是命学士院贴麻改授任命。据陈绎《拜罢录》记载，陈执中是被进言者攻击后才罢职的，下诏说：“近来因黄河决口[7]，百姓流离迁徙，陈执中上表请求退职，所以批准了他的请求。”但《实录》、正传和附传都只说陈执中因脚病请求辞职，没有记载他曾受到弹劾。疑心本传或许有所粉饰，现在采用《拜罢录》的记载。

译韩、欧、石三人因上疏论救范仲淹、富弼等而被责罚罢职。庆历五年三月己未。杜衍、范仲淹、富弼已经罢职，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上疏说：“陛下任用杜衍为宰相，才满一百二十天就罢免了他，一定是陛下看到了他的过失，这不是臣敢于议论的。范仲淹因为夏人刚刚归附，自己请求镇守边境，朝廷因此任命他，本来也有正当理由。至于富弼被调出朝廷，所造成的损失就很大了。臣起初不敢轻易上奏，担心议论政事的臣僚和士大夫中有见识的人，一定会替陛下分别明辨、陈述理由。观察了几天，竟没有一个人开口，难道是爱惜自身、害怕灾祸，这是人的常情吗？臣受到国家的重大恩典，身居枢密辅臣之位，如果事情关系国家大计、迷惑天下人的耳目，难道可以苟且偷安、固守俸禄，隐瞒而不说吗？臣私下看到，富弼的大节难以改变，是上天赋予他忠义。前些时候契丹率大军逼近边境，送来侮慢的书信，仓促之间，朝廷任命富弼为使者。富弼割舍侍奉老母的亲情，冒着不可预料的祸患，以正理辩说使强敌屈服，最终恢复了和议。忘掉自身而成就大事，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所以最近李良臣从北方归来，极力说北朝从君主以下，都看重富弼。陛下两次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他都没有接受这些功劳，推辞避让而不肯接受。等到勉强命令他赴任，他便不顾毁誉，动辄想着整顿修复纲纪，他的志向是为陛下建立万世的功业。去年秋天，北朝征集大军，声称要讨伐元昊。朝廷不能判断虚实，富弼认为河北边防还没有完备，又自己请求前往。到现在他在外已经半年，长期抵御外敌的方法，本来已经积蓄在胸中。事情办完回朝，刚到都城门口[8]，还没有来得及在陛下面前陈述一番，就被责令补任闲散州郡，朝廷内外都不知道他获罪的原因，臣也痛惜富弼究竟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地方，竟受到这样的贬黜侮辱。臣担心从此以后，天下忠臣义士会把富弼作为警戒，谁还肯为国家效力？所造成的损失难道是小事吗？臣当然知道朝廷已经作出的决定不能追回改变，然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这个过失，希望陛下试着详细斟酌。臣私下看到，近来李用和多病，陛下想召李昭亮入朝掌管殿前司事务，而武臣中想找一个可以代替李昭亮的人，都很难选中。臣认为陛下不如借此改任富弼知定州，仍兼任部署之职，派一名中使传达诏谕，命他入朝奏报、答复河北事务后再赴任，等他面见陛下后，予以慰劳，再遣他上任。富弼一向秉持忠义，又感念这番恩典，只会想着效死，哪里还敢再把职位放在心上，另行陈述意见呢？这样，朝廷把北方事务专门交给富弼，把西方事务专门交给范仲淹，让他们长期经营，防备两个敌人的变故，朝廷实际上就有所依靠了。而且北方人一向知道富弼的威望，也可以借此遏制他们轻率发动进攻的想法。如果无事就把富弼弃置在闲散州郡，有事才责令他捍卫边疆，不仅会使安排事务失当，也会使国家失去体面。臣之所以不避被怀疑结党的嫌疑，想让圣上明白，是因为臣下结党本来是为了求得进身。如今臣侥幸窃取宠任，官阶地位已经优厚，如果不能顾惜国家大事而少说话，随众人一同进退，逐渐谋求升用，却反而救护辨明获罪的臣子，自己招来祸患而被视为朋党，岂不是太愚蠢了吗？希望陛下体察臣的这片心意，那么关于朋党的疑虑自然就会消除。近来臣僚多致力于攻击忠良，以取得私下的快意，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希望陛下日后长久观察这种情况。”奏疏送入后，皇上没有答复；董士廉又到宫门申诉水洛城的事情，辅臣中有很多人支持他。韩琦内心不安，恳切请求补任外职。辛酉，韩琦罢任枢密副使，加授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这个月，欧阳修上疏说：“臣听说，士人不忘记自身安危，就不能称为忠；进言不能使人感到逆耳，就不能称为谏诤。所以臣不躲避群邪痛恨切齿的灾祸，敢于冒犯一个人难以触犯的威严，只希望依赖圣上的慈爱，幸而加以省察。臣看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一向所信任任用的臣子，却在一旦之间相继罢职，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臣，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可以罢免的罪过。臣虽然任职在外，事情未必了解得详细，然而臣私下看到，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他们的见识并不深远。想要广泛陷害善良的人，不过是指称他们结成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则必须诬陷他们专擅权力。为什么会这样呢？除掉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并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想要把他们全部除掉，但善人很少有过失，难以逐一寻找瑕疵，只有指称他们结党，才可以一时把他们全部驱逐。至于已经受到知遇和信任的大臣，就不能用其他事情来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说法，才能把他扳倒。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没有大的过失，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尤其受到深厚的委任，却突然遭到离间，一定是有朋党、专权的说法迷惑了圣听。” 臣请详细说明：从前范仲淹起初以忠诚正直的言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颂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结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来陛下提拔这几个人并让他们同在两府，观察他们处理事务的情形，就可以辨明了。杜衍为人清正审慎，谨守规矩；范仲淹则胸襟开阔、自信不疑；韩琦则纯正而恳切直率；富弼则明敏而果断锐利。四个人的性情既然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见解各异，所以议论事情时多有不相同。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极力争辩而宽免他。范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治边防；富弼推算九件事，极力说明契丹一定不会来。至于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的事情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而刘沪错误，范仲淹则认为刘沪正确而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一向已经知道。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公正的贤臣；平日闲居时，彼此称赞都来不及；替国家议论事务时，则公开在朝廷上争论而没有私心。这样说来，杜衍等人真正符合汉代史书所说的‘忠臣有不和之节’。小人却诬陷他们结党，可以说完全是诬陷了。”

译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所能专擅的。臣私下思量，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权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权力一旦取得，有了名位就可以施行，所以掌权的臣子必然贪求名位。自从陛下从陕西召韩琦和范仲淹回来，他们推让了五六次，陛下也召用了五六次。至于富弼，三次任命他为学士，两次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他没有一次不恳切推让，而且陛下却更加坚持任用他，所以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臣只看到他们避让得太多，没有看到他们专权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持不准辞任，他们才敢接受命令，但仍然不敢另外有所作为。陛下想让他们办事，于是开放天章阁，召他们入内赐座，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列意见；然而众人互相避让，不敢落笔，富弼等人也不敢单独提出建议，因此又烦劳圣上亲自下诏，指明姓名，专门责令他们分条陈述大事并加以施行，希望长久以来都能见效。富弼性情虽然锐利，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列举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自古君臣相互投合，一句话意见相同，遇到事情便去实行，不再推辞避让。富弼等人蒙受陛下的圣意委任，受到督促告诫，却仍然迟疑自疑，办事不能果断。然而小人巧言进谗说他们专权，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国朝多次派遣大臣。何况近年来中原的威势不振，所以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北方军队乘机发动进攻，送来的书信言辞侮慢，甚至有责骂祖宗的话。陛下愤怒羞耻虽然深重，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与之争战，只好委屈心志购买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多年受到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典，所以各自请求出行，竭力想着洗雪耻辱，沿山防守、依海设防，不怕辛劳，想使武备重新修治、国威重新振作。臣看到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来抵御四方，并没有看到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失。伏望陛下睿智聪明，具有知人的圣明；臣下能干与否，洞察无遗，所以能在众多官员之中亲自选得这几个人。如今一旦罢免他们，却使群邪在朝廷内相互庆贺，四方也相互庆贺，这就是臣替陛下惋惜的原因。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良善人，他们退职时，所给的恩典礼遇也各自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西路之职，也并不轻微。愿陛下拒绝众人的诽谤，始终信任而不疑，使他们竭尽所能，仍然可以有所补益。” 如今西、北两个敌寇相互争战还没有停止，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筹划的时机，富弼和韩琦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处？伏望早日辨明谗言巧辩，等待进一步谋划任用他们，那就非常幸运了！臣自从前一年被召入谏院，十个月之内便进入两制，常常思念所受荣宠深厚，却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效力。群邪争相进献谗言巧辩，正直之士接连离开朝廷，正是臣忘掉自身、报效国家的时候，难道可以闭口不言而躲避获罪吗？”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指责欧阳修结党的人更加憎恶他。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9]、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太常博士、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降为殿中丞、监泰州监税；入内供奉官王昭明任监寿春县酒税。欧阳修上疏论说韩琦等人不应罢职后，主张朋党的人更加忌恨他。起初，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张龟正死后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实际上是前妻所生，刚四岁，因为没有归宿，她的母亲便把她带到娘家抚养。到她成年后，欧阳修把她嫁给族兄的儿子晟。正好张氏在晟家与奴仆通奸，案件交给开封府审理。权知府事杨日严以前任益州知州时，欧阳修曾经弹劾他贪婪放纵，于是杨日严让狱吏把张氏的供词牵连到欧阳修，谏官钱明逸便弹劾欧阳修偏袒张氏，并且侵吞她的财产。诏令苏安世、王昭明共同审理，最终查不出事实，于是只因使用张氏嫁妆中的财物买田、立下欧阳氏的契券而定罪；苏安世等人又因为直接发文给三司，提取记录审问吏人，却没有先上报，所以都受到责罚。苏安世是开封人。案件发生后，所有怨恨厌恶欧阳修的人都想扳倒他，只有苏安世说明这是诬陷；他虽然违背执政者的意图，与王昭明一起获罪，但君子们多称许他。欧阳修弹劾杨日严的奏章，是依据何郯的奏疏。钱明逸弹劾欧阳修，是依据欧阳修与蒋之奇辨论的第六疏。《实录》第三卷记载欧阳修有八篇奏疏。十月，皇上曾派中使察看山东的盗贼，中使回来后奏报说盗贼不足忧虑，却说兖州的杜衍、郓州的富弼，山东人尤其尊敬爱戴他们，这是值得忧虑的事。皇帝想把这两个人调到淮南，参知政事吴育说：“盗贼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但小人乘机来倾陷大臣，这不是国家的福分！”这项议论于是搁置了。十一月，夏竦说石介替富弼出使契丹（见《夏竦事实》）。乙未，诏令因为边境事务已经安宁，盗贼也衰退停止，知郓州富弼、知青州张存一并罢去安抚使之职。知邠州范仲淹罢去陕西四路安抚使。其实谗言者说石介谋划作乱，富弼将率领一路军队响应他。范仲淹先前已经以疾病为由请求解除边任，这一天改任知郑州。七年二月壬戌，调任知郓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富弼为京东路安抚、知青州；知扬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六月，夏竦又诬陷说石介替富弼结交金坑的恶少（见《夏竦事实》）。十二月癸丑，知郓州韩琦改任知成德军。八年二月戊寅，改任新任荆南的范仲淹仍为知邓州。范仲淹在邓州任职两年，百姓爱戴他；等到调任荆南时，众人拦住使者，请求把他留下。范仲淹自己也愿意留下，诏令批准了他的请求。

译富弼、范仲淹争论营救晁仲约的事情。庆历三年十一月。起初，群盗在淮南抢劫，将要经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估计不能抵御，便告谕富裕人家拿出金帛，准备牛肉和酒，派人迎接慰劳，并且厚赠财物。盗贼高兴地直接离去，没有施加暴行。事情传到朝廷，朝廷大为震怒，枢密副使富弼主张杀晁仲约以正法律，参知政事范仲淹想宽赦他，两人在皇上面前争论。富弼说：“盗贼侵犯是公事，守臣不能交战，却让百姓凑钱财送给盗贼，依法应当处死。不杀他，郡县以后就没有人肯守御了。听说高邮百姓痛恨他，想吃他的肉，不可以释放他。”范仲淹说：“郡县的兵器足以作战守御，遇到盗贼不抵御而又贿赂他们，这依法应当处死。如今高邮没有军队和兵器，虽然按晁仲约的道义应当努力作战守御，但事情有可以宽恕之处，杀掉他，恐怕不合乎法律的本意。小民的心情是，虽然凑出钱物而得以免遭杀害抢掠，按理或许会感到高兴；至于说想吃他的肉，是传闻的人夸大了。”皇上释然，听从了范仲淹的意见，晁仲约因此免于死罪。后来富弼非常生气，对范仲淹说：“如今忧患在于法令不能施行，好不容易施行法令，却又被从各方面阻挠，凭什么整顿众人？”范仲淹秘密告诉他说：“祖宗以来，从来没有轻易杀害臣下，这是盛大的德行，怎么能轻易破坏它？况且我和你同在这里，同僚之间有几个是真正同心的？即使皇上的心意，也还没有确定。” 如果轻率地引导君主杀戮臣下，日后一旦杀戮成了习惯，即使是我们这些人，也不敢保证自身安全了！”富弼始终不认为这话正确。后来两人都在朝廷感到不安，相继出使外任。富弼从河北回来，到了国都城门，却不许入城，不能揣测皇上的心意；当天晚上他徘徊不能入睡，绕着床叹息说：“范六丈真是圣人啊！” 范文正任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任枢密副使时，正逢盗贼在京西兴起，抢掠商州、邓州、均州、光化军，守军弃城逃走。奏报送到，二位公同在皇上面前应对。富公请求把知军者按军法处置，范公说：“光化没有城郭，也没有铠甲兵器，知军之所以弃城，请求减轻他的罪。”仁宗同意了。退朝后，富公非常生气，对范公说：“六丈想要做佛吗？”范公笑着说：“人为什么要做佛？我的话是有道理的，等稍微平静些再向你说明。”富公更加不高兴。范公从容地说：“皇上年纪正盛，为什么要教他杀人？一旦杀人杀顺了手，我们这些人的首领也将保不住了！”富公听后汗流满面，起身道谢说：“这不是我所能想到的。”富公一向把范公当作父亲来侍奉。据邵伯温《见闻录》，其中所称的光化军或许是错误的，现在采用苏氏《龙川别志》的记载。把盗贼说成张海，也恐怕是错误的，现在删去盗贼姓名。大概庆历年间，盗贼王伦在京东起兵，抢掠淮南；张海在陕西起兵，抢掠京西，没有听说张海曾经经过淮南。范仲淹正传也指称王伦，没有称张海。所记载的应当处死的守令，不只是晁仲约一人，现在只采用《别志》的记载。王尧臣《麈史》记载这件事，也和邵伯温的记载相同，只称王伦，不称张海；邵伯温大概是错了。吴育、贾昌朝、张方平争论唐询的事情。庆历六年六月。起初，吴育在翰林院时，推荐唐询担任御史；唐询尚未到任，便遭遇母丧。服丧期满，吴育正任参知政事，而宰相贾昌朝与唐询也有亲属关系，吴育多次对贾昌朝说：按照旧例，唐询应当罢任。贾昌朝不得已，让唐询知庐州，当时是四月乙卯。凡是调到外地任职的官员，都要离开朝廷并辞别，唯独允许唐询入朝觐见。中丞张方平于是上奏说，唐询才质优美，应该留下来担任言官。癸丑，诏令监察御史唐询不再赴庐州。吴育争辩也没有成功，唐询因此怨恨吴育而依附贾昌朝。张方平留下唐询，并且进谗言，世人都认为这是贾昌朝的意思。八月癸酉，参知政事吴育任枢密副使，丁度任参知政事。吴育在政府任职时，遇到事情敢于进言，与宰相 贾昌朝在皇上面前争论，殿上的人都变了脸色。吴育不停地辩论，于是请求说：“臣所争辩的是职责。只是力量不能胜任，希望罢免臣的职务。”于是与丁度交换职位。起初贾昌朝与吴育争论，皇上想把两人一起罢免。御史中丞张方平将要入对，贾昌朝派人约请张方平帮助自己，并说将让张方平代替吴育。张方平愤怒地斥责来人把他赶走，说：“这种话为什么要说到我这里来？”入对后，他极力论述两人的邪正曲直，但吴育最终还是被罢免。世人都认为张方平元实是在替贾昌朝打算。七年三月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任，改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任给事中，回到文官班列。贾昌朝和吴育多次在皇上面前争论，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贾昌朝不正直。当时正忧虑久旱，贾昌朝援引汉代发生灾异时三公上表请求罢职的旧例，上表请求罢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任职，皇帝因旱灾询问他，高若讷于是说：“阴阳不和，责任在宰相。《洪范》说：大臣不严肃恭敬，雨水就不能按时降临。”皇帝采用了他的话，当即罢免贾昌朝等人，不久又任命吴育知许州。校勘记 [1]“第九”：原本脱去“九”字，依据《长编》卷一四三补入。[2]“之人”：原本脱去“人”字，依据《长编》卷一四四补入。[3]“果有何能”：原本作“固有何□”，依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4]“壬子”：原本没有这两个字，依据《长编》卷一五 ○补入。[5]“承平”：原本作“丞明”，依据《长编》卷一五三改正。[6]“壬申”：原本这两个字为两个墨丁，依据《长编》卷一六五补入。[7]“间以”：原本“间”字为墨丁，依据《长编》卷一六七补入。[8]“甫及”：原本“甫”字为墨丁，依据《长编》卷一五五补入。[9]“转运按察使”：原本作“转运使按察使”，“使”字衍，据《长编》卷一五七、《欧阳文忠公年谱》删去。《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九。仁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