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五徽宗皇帝

译大晟乐。崇宁三年正月甲辰，魏汉津说：“我听说，贯通二十四气、运行七十二候，使天地和谐、役使鬼神，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伏羲用一寸长的器物，命名为含微，他的乐名叫《扶桑》；女娲用二寸长的器物，命名为苇籥，她的乐名叫《光乐》；黄帝用三寸长的器物，命名为咸池，他的乐名叫《大卷》。三三为九，这就是黄钟之律。后世沿用这一方法，直到唐虞时期都没有改变。洪水发生后，乐器漂失。禹效法黄帝的方法，以声音作为律，以身体作为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长的长度，称为君指，裁制成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长的长度，称为臣指，裁制成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长的长度，称为物指，裁制成羽声之管。第二指代表民，对应角声；大拇指代表事，对应徵声。民与事由君臣治理，以万物供养，所以不用它们作为裁制音管的标准。取得三指合计九寸，黄钟之律就确定了。黄钟确定之后，其他律也随之产生。商、周以来，都采用这种方法。由于秦朝焚书，音乐的法度全部废失。汉代儒者张苍、班固等人，只采用累积黍粒、测量容积的方法，于是导致了误差。” 晋代永嘉之乱时，累积黍粒定律的方法废止了。隋代牛宏采用万宝常的水尺[2]。到了唐代，田畸以及后周的王朴，都采用水尺的方法。本朝沿用王朴的乐律，但声音太高，命窦俨等人裁减损益，才使律声协调。虽然协调，却不是古法。汉津想请求采用三指作为标准。这里所说的三指，是指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寸。先铸造九鼎，其次铸造帝坐大钟，再铸造四韵清声钟，再铸造二十四气钟，然后调定琴弦、裁制音管，作为一代的音乐。” 杨氏《编年》说：“崇宁四年九月，蔡京采用魏汉津的方法铸造九鼎，制作大晟乐。当时汉津取身体作为尺度的意义，以皇帝年龄二十四对应四六之数[3]，取皇帝的中指作为黄钟的一寸，并由此产生度量衡来制作音乐。汉津本来是剩员兵士，曾任范镇的虞候；范镇见到他的制作方法，只略微取用了一些，而蔡京又让刘炳加以修饰。”汉津曾任范镇的虞候，只有《编年》这样说，还应当考察。刘炳《大晟乐论》第三篇说：“五代末年礼乐制度破坏之后，乐音散失。周世宗观察悬挂的乐器，询问乐工，乐工不能回答，于是命王朴审定制度。他所制定的规模粗陋，声韵急促，不只是因为王朴的学识不能制出徵声，大概也是因为这种急促的声音正好与当时相应。艺祖认为声音太高，近于哀思，于是下诏命和岘降低一律。仁宗朝，诏令李照与诸儒主持整治，采用京县累积黍粒的尺来制定律，审察后发现声音仍然太高，又改用太府布帛尺为标准，于是采用世俗的尺，作为降低太常四律的依据。然而太府尺本来就是隋尺。李照知道乐声太高，却没有办法降低它，于是采用世俗的尺作为依据。当时乐工苦于歌声过于低浊，便私下贿赂铸工，使铜的配料减少，实际比旧制度降低了三律，但李照最终没有察觉。于是议论者纷纷争论，最终废弃不用。元祐年间，命阮逸、胡瑗共同审定，诏令天下懂得音乐的人赶快把姓名上报。阮逸、胡瑗降低一律。三年后音乐制成，言事者认为其制度不合古制，钟声低沉郁塞，震荡而不和的情况更加严重，于是只在常祀、朝会中使用。神考开始革新法度，准备制作礼乐，以文治彰显功业；元丰年间，采纳杨杰的意见，驿传召来范镇、刘几，与杨杰共同议定，降低王朴的乐律二律，采用仁祖所制的编钟考察古制，纠正缺失，制度焕然一新，详细明白，重新超过前代。然而诸儒的议论虽然彼此有异同，但其理论没有超出西汉。虽然大致能够减损、审定乐律，但他们的律制都以王朴为根本，没有人能够超然自得，以圣王为师。魏汉津居住在西蜀，拜李良为师，接受铸鼎作乐的方法。李良只以黄帝、后夔为法，其他各代则有所取舍。皇祐年间，汉津与房庶因为擅长音乐受到荐举。到达京城后，累黍定律已经制成，阮逸开始非难他的学说，汉津无法施展所学。后来阮逸的乐制没有被采用，汉津便与他一起讨论指尺，写成两篇书，叙述指法。这部书流传于世。汉津曾经在太常陈述自己的学说，但乐工害怕改制，都不赞同他的说法。” 到了崇宁初年，皇帝凭借英明睿智的资质，慨然作长远考察，想要考察帝王的制度，亲自成就一代的治理，于是诏令宰臣设置机构、任命属官，讲议国家大政。但考虑到大乐的制度，错误和残缺实在太严重了。太常以乐器破旧损坏为由，于是选择各家可以采用的制度；琴、瑟的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类的乐器，乐工都要自备。每逢大规模合奏，声韵混杂，而且都失于太高。筝、阮是秦、晋的乐器，却排列在琴、瑟之间；熊罴案[4]是梁、隋的制度，却设置在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蹈不能表现舞曲内容，曲调与乐谱不协调，乐工大多是农夫和商贩；举行祭祀、朝会时，就到田间小路、里巷门户之间临时召集，平时没有教习，糊里糊涂地不懂音律。议论音乐的大臣认为乐经已经散失，没有可以依据的东西。秦、汉以后，诸儒彼此互相非难，不足以取法，于是广泛寻求奇异之人，魏汉津的姓名便由此上达皇帝。这个高明的举措正好符合圣心，于是请求以皇上的君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黄钟之律便由此制成。这是汉津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方法，他说：‘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他所禀受的资质，必定与众人不同。

译然而，春秋年纪还没有达到壮年时，他的这一寸长度就不足；春秋年纪已经壮盛时，这一寸长度又有余。只有三八之数，才正好适合人的身体，也正好得到太簇之律。如今请求采用皇帝手指的年份，恰好与时势相应，也许是上天要兴盛这种方法吧。’在此以前用黍粒来确定律，迁就数字，经过很长岁月仍不能决断。如今得到指法，裁制成音管，大律的确定不过一个早晨。它的声音中正平和，清声不至于过高，浊声不至于过低，急促尖厉的声音一下子完全改变了。听到的人无不欢欣，调和歌唱与和气油然而生。到崇宁四年八月庚寅，音乐制成，在崇政殿列奏。诏令先演奏旧乐三阕。乐曲还没有演完，皇帝说：‘旧乐像哭泣的声音。’于是挥手命令停止。新乐奏起以后，皇帝面色和悦，百官无不大为欢喜，称赞颂扬。九月朔日，因为九鼎乐制成，皇帝到大庆殿接受祝贺。这天首次使用新乐，太尉率领百官奉酒祝寿，有几只鹤从东北方飞来，越过广庭，盘旋鸣叫后降落。诏令废止旧乐，赐新乐名为《大晟》。第二年冬，在帝鼎殿举行致祠。甘露从龙角鬣上降下[5]。皇帝下诏命乐府官属在宫架上排设乐器，完备三献九奏，以恭敬地感谢上天显示的祥瑞。” 曲子再次演奏时，有两只鹤在宫架上盘旋。后来再次演习音乐，群鹤多次到来。从前黄帝大规模合奏音乐时，有六只玄鹤在前面起舞，大概是和谐的乐声上达于天，后来群鹤便因此响应。《传》说：‘看不见它的形体，应当观察它的影子。’世上懂得音律的人已经很少了，但羽类动物显示的祥瑞，可以用来预知声音是否和谐。大概声音的和谐，上可关系到君主的长寿，下可应合教化之日长久舒展。急促尖厉的声音，本来就不能用于隆盛的时代。从前李照想降低乐律，曾说：‘日后听我的音乐，应当使人物舒展长久。’李照的音乐固然还不足以像这样感动和气，但也不能说他违背了这个用意。”}], 四年八月庚寅，在崇政殿演奏新乐。诏令说：“道形成于有形之下，先王体察并实行它，使它协调于度数，传播于声诗之中；这种音乐与天地同流。雅、颂已经很久没有创作了。朕继承美好的基业，承受上天降下的安康，四海安定，年成顺利，从南方到夜郎、牂柯，从西方越过积石、青海，没有不顺服的。礼乐的兴盛，到现在已有百年；然而距离圣人越来越远，遗留下来的乐声又保存了下来。近来在草野卑微之处得到隐逸之士，在受命之邦得到英茎之器，顺应时宜，以身体作为尺度，铸造九鼎以创制律，由律制成器物。在朝廷考察调协，八音完全和谐，这大概是祖宗积累的福泽，也是上帝大力辅助，哪里是朕的德行所造成的呢？从前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的君王也各有不同的名称。如今追溯千年而成就一代的制度，应当赐名为《大晟》。朕将把它献用于郊庙，享祀鬼神，使万邦和谐，与天下共同享有，难道不是美事吗？旧乐不要再使用。” 《实录》没有记载，诏旨也没有记载。《本纪》在辛卯日记载赐新乐名为《大晟》，设置府署并建立官职。辛卯日，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称、中书舍人张阁、许光疑各以本职进见答对。皇上对张阁说：“昨天演奏的新乐怎么样？”张阁回答：“昨天演奏的大晟乐，不仅八音和谐，尽善尽美，而且乐器也无不符合古制。我私下开始演奏时，已经出现仙鹤飞翔的祥瑞，这同《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又有什么不同呢？臣没有知识，只听到这种和谐的音乐，也不过像鸟兽一样跄踉起舞罢了。”张阁又奏道：“臣奉旨，因为古州等地归附纳土，派官员到永昭陵、永厚陵告祭。”皇上说：“古州是古代牂柯、夜郎的地方吗？”张阁回答：“牂柯、夜郎连接南诏，是最荒远的地方，就是所谓上古仁德也未能教化之地。如今并非由于征伐和发布文告的烦劳，整个国家便归附了，这不是陛下文德广布，怎么能达到呢？现在到各陵告成功，在天之灵也应当降临享祭。”接着许光疑奏道：“昨天考定新乐，臣忝列侍从之末，能够参与这件盛事，实在非常幸运。”皇上说：“八音和谐。”许光疑说：“这是圣德所致，可以说是太平时代的音乐。怎么能只把它看作音乐呢？如陛下收复青唐、赵怀德归顺，近来古州二千多里全都归附，正是功业告成、制作乐章的时候。” 皇上说：“这全都是先帝遗留的谋略。”许光疑说：“神宗皇帝励精图治，勤理各项政务，如今陛下收到了他的成效。如果不是陛下善于继承并发扬先帝的事业，怎么能达到这样呢？” 九月乙未朔日，因为九鼎铸成，皇上到大庆殿接受庆贺，开始使用新乐。大观四年八月丁卯日，皇上亲自撰写《大晟乐记》，说：“在艺祖时，曾下诏命和岘制定乐律；在仁宗时，曾下诏命李照、阮逸制定乐律；在神宗时，曾下诏命范镇、刘几制定乐律。然而当时的老儒和俗儒、末流学者都昧于浅陋，不通晓乐律的根源，竟不足以奉行先王制度的万分之一，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朕仰承先代的功业，推究并阐明它。古代制作音乐的人，事情同时代相配，名称同功业相称，制作各不相同。所以文王创作周乐时，大功尚未完成，《簴业》的乐声就不能施用于武王成就功业以后。武王继承武功，终于完成征伐事业，《大武》的乐声也不能用于太平时代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虽是旧邦，乐名也曾三次改变。朕承继历代圣人的谋略，遵述旧制而有所创作，正是有鉴于此。然而在百世之后奋发而起，想追寻千古以来的源流，古代遗风和余烈已经没有留存的了。朕早晚思考此事，幸赖上天之灵和祖宗的福佑，李艮的弟子出身于低贱的军伍，献出了黄帝、后夔正声和中声的法则。宋成公的精华，出自受天命的国家，得到了古代制作乐器的规范和尺度，同朕的意旨相合。于是摒弃先儒以累黍定律的迷误，就近取法于自身，以手指为一寸，以一寸产生一尺，以一尺确定律管，于是乐律便制作出来了。”

译于是命令有关官署准备人力、聚集工匠，一年制成乐器，三年乐律完成，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也都齐备。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日，在崇政殿庭院考奏新乐。八音和谐，各声部不相侵夺、失去次序。到了九月朔日，百官在大庆殿朝贺，乐曲演奏九遍，羽族动物因此应和，有十只鹤飞来在上空鸣叫，于是赐名为《大晟》，设置府署、建立官职来掌管它。第二年冬天，完备三献、九奏的仪式，奉祀鼎鼐时，又有两只鹤飞来应和。从此以后每当演奏音乐，鹤就到来，如同形影相互召唤。用它来进献于天地坛庙，使万邦和谐，并同天下共同享用。于是又在宫中排演学习，教给国子生，用于太学、辟雍，颁行到三京、四辅以及各藩府。这又亲自书写诏令，布告中外，以完成先帝的志愿，难道不是美事吗？孟子说：‘现在的音乐同古代的音乐一样。’大概用声音感动人，本来没有古今之别。四方异族的音乐，先王也没有废弃。音乐虽然不同，声音难道会有两样吗？古今参照使用，永远作为一代的制度。继承周代《勺》舞之后，革除历代的鄙陋，留给万世，遗赠给子孙，使他们永远保持并奉行享用。大观庚寅八月一日，记于宣和殿。” 政和三年五月己酉日，皇上亲笔诏令：“崇宁初年，采纳魏汉津的意见，制成大晟乐。把它进献于郊祀和宗庙，却还没有用于燕饮宴享。现在的音乐同古代的音乐一样，近来下诏命有关官署，把大晟乐传播到教坊，在朝廷庭院考奏，五声已经齐备，没有悲苦、烦闷、短促、急迫的声音，应当嘉奖并同天下共同享用。可以把进献的音乐颁行天下，旧有的音乐全部禁止。仍命尚书省筹划制定法律。” 政和六年闰正月戊申日，大晟府奏道：“神宗皇帝曾命儒臣开始制作玉磬，收藏在乐府。请命令稍加磨治，使它同律管相合，并制作金钟，专用于明堂，以祭祀在天之神。”皇上听从了。

译四学 崇宁三年六月壬子日，都省说：“臣私下认为，算学的传统一直很久了。《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育万民，并从中选拔宾客。第三项就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周代盛世所不废弃的。神宗皇帝将要建立算学，恰逢元祐时有不同意见，于是没有来得及施行。如今正要继承并发扬圣人的事业，设置算学实际上是开始完成先帝的遗志，推广施行，正应当在今天进行。现在准备把元丰算学条制重新删修润色，修成敕令，题名为《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又说：“臣私下认为，书法用于世间已经很久了。先王为此设立学校来教育，设置官员来推行，设置使者来晓谕，大概是为了统一道德、谨守法令，使天下的习俗相同。世道衰败、道义衰微，官职失守、学校废弛，人们各自求学，风尚不一，书体和笔画各不相同，几乎不是所谓‘书同文’的意义。如今四方太平，仍未能像古代那样，大概是因为还没有校试、劝勉和奖赏的办法。现在想仿照先王设置学校、官员的制度，考核选拔，简择任用，使人人都能自我奋发，这正适合今天。所有图画的技艺，朝廷用来绘制神像，同书法是一体的。现在把它附属于书学，制定校试和约束办法，谨慎编成《书一曲学敕令格式》一部，题名冠以‘崇宁国子监’，并请赐准施行。” 皇上听从了（都省上奏《崇宁国子监算学书画学敕令格式》，诏令颁行。只有这件书法之事，本来就可以这样办理），于是开始设置书、画、算三学。崇宁五年正月丁巳日，诏令书、画、算、医四学一并罢废，不再修建。大概书学、画学占用国子监分隔出来的屋舍，每学设置博士一员，学生各以三十人为名额。十一月乙巳日，大司成兼侍读薛昂、国子司业强渊明说：“臣私下认为，《周官》用六艺教育百姓，算学就是其中之一。它对于政治显然有实际用途，所以齐威公设置庭燎，接见献上九九之术的人，确实是有原因的。神宗皇帝追复古制，修订算学制度。还没有来得及颁行，陛下便继承先帝遗志，设置学校、制定法令，由有关官署推行。还没有完成，现在春天裁减节省，便把它废罢了。希望圣上特别下令查考崇宁三年六月十一日的指挥，准许恢复设置算学，仍依照原先颁下的敕令格式施行。”皇上听从了。大观元年正月甲午日，大司成兼侍读、学制局编修官薛昂说：“书学、画学已经修整完毕，每学名额各三十人，分为两斋。”皇上听从了。二月己亥日，诏令恢复设置医学。三月甲辰日，诏令：“书学、画学一律依照崇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敕令格式和人员名额办理，后来裁减的指挥不要施行。” 大观三年三月壬戌日，张邦昌制定算学制度；文宣王庙中应当从祀的人都合宜加封爵位，从风后封为上谷公起，到隋代卢太翼封为成平男止，共八十六人。皇上听从了。考证：《吴时传》说：吴时任礼部员外郎时，正值兴办算学，想把黄帝作为先师。吴时说：‘春秋释奠，孔子只享中祀。数学是六艺之一，如果把黄帝作为先师，就应当采用大祀。’十一月七日丁未日，最终把黄帝定为先师。又，他所奏请的是七十人，只拟定作为从祀者，起初并没有加封爵位。只是恐怕十一月七日的奏文，应当附在三月十八日以前，必须详细考察。十一月丁未日，太常寺说：“奉到诏旨，天文学、算学应当奉安先师以及配享、从祀、绘像之事不合典礼，可以命礼官考究后上报。臣等详细考察，黄帝获得宝鼎，迎候日影、推算历数，任用风后、力牧、常先、大鸿来治理百姓，顺应天地的法则，推究幽明的占验和死生的道理；又使大挠创制甲子，隶首制定算数，容成综合整理这些制度，用来考定气象、建立五行、察知发敛、推求消长、校正闰余。算学从粗略到精密、从显著到微妙，没有不包括的。如今算学所学习的天文、历算、三式、法算四科，其学术都本于黄帝。应当尊黄帝为先师，以他当时的臣子风后、力牧、大鸿、大挠、隶首、容成、车区、当仪配享；又把后世精通数术的人，按照时代先后分别绘像于两庑，作为从祀。现在列出以下人员：风后、力牧等，共七十人，拟定作为从祀。” 这件事依据诏旨以及三月十八日所记载的内容，《实录》都没有记载。三月十八日已经以孔子为先师，吴时所说的情况可以据此考察。恐怕这份奏文应当在三月十八日以前，诏旨却误编在这里。或者把它移到那里记载，或许前后就不会错乱。还需要详细考证。大观四年三月庚子日，诏令：“六艺都是圣人的著作。近来增建学舍、设置教师，弟子入流后授予官职，已经没有区别。应令医学生全部并入太医局，算学生并入太史局，书学生并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并入翰林国画局。罢免学官以及有关人员、吏员等。” 政和三年三月癸酉日，恢复设置算学。闰四月辛亥日，诏令恢复设置医学。尚书省请求制定校试办法，按照考试成绩分为高、下等，分别派往各路：三京七人，帅府六人，大藩五人，上州四人，中下州三人，次远州二人。皇上听从了。政和五年正月乙丑日，左武大夫、康州防御使、提举入内医官、编类《政和圣济经》的曹孝忠等奏道：“请各州县都设置医学，隶属于州县学提举学事司，选派本州任职官员中通晓医术并能作文的一人，兼任医学教授。仿照各州学校名额中士人三年贡举人数的办法，按十分之一点五的比例创立医学贡额。各路医学贡额分为三年，不侵占士人的贡额。各路贡士同本学内舍生一起参加上舍考试，三年共取合格人数升补上舍，以一百人为上、中等名额，并附同士人引见、释褐。学生分为三科：方脉科，通习大小方脉；风产针科，通习针灸；口齿、咽喉、眼目疡科，通习疮肿、伤折、金镞。三科的书籍禁令是，学生各自学习七部书。各路都设置医学谕一员，由本学上舍出身的人充任。”都听从了。三月己亥日，诏令关于各路设置医学教谕的指挥不予施行。六月癸亥日，诏令：“医学选试，如果没有通晓医术的文臣，准许在当地医长、医职、医工中选派一人。同州县有出身的官员出题考试。如果缺少医长等人，就选当地有出身的管勾学事官担任管勾。”

译九月甲戌日，诏令各州医学博士一律改称医博士。政和七年七月戊子日，太医学奏请本学三舍生依照太学、辟雍、国子监的制度隶属于礼部。皇上听从了。宣和二年七月己未日，诏令：“先帝整顿治理官制，太医局设置丞、教授，规定学生名额，成文的制度都还存在。如今在医局之外又设置医学，既违背元丰旧制舍选的办法，本来是为了教育培养，如今医学赐第之后又全部授予州县官职，不再要求他们学习医术，平日的考核选拔于是成了空文。京城的医学可以一并罢废。现有医学三舍生原来属于内外学籍，愿意入学的，上舍、内舍生特令在现有医学舍额上降一舍，外舍生准许通理医学，考校确定入学；命礼部、国子监限五日条奏具报。” 宣和六年正月己未日，诏令提举措置书艺所的主客员外郎杜从古、新任知大宗正丞徐兢、新差编修《汴都志》的朱有仁一并担任措置管勾官，学生名额为五百人。篆书以正文法和钟鼎文为准，小篆以李斯为准，隶书以钟繇、蔡邕为准，楷书以欧、虞、褚、薛为准，草书以王羲之、颜、柳、徐、李为准，每月集中考试。此前，王黼把唐代三道告身进呈：虞世南书写的《狄仁杰告》、颜真卿书写的《颜允南母兰陵郡太夫人张氏告》以及徐浩书写的《封赠告》。皇上说：“朕想教习前代书法，把颁发的告命交给擅长的人书写，不愧于前代。”当时书学已经罢废，所以特意设置了这个机构。校勘记 [1]七十二候：原本多出一个“十”字，根据文意删去。[2]万宝常：原本作“方宝常”，根据《隋书·万宝常传》和《长编拾补》卷二十三改正。[3]“之数”这一处，原本写作“之之”，据《长编拾补》卷二十三改正。[4]熊罴案：原本作两个墨丁，根据《长编拾补》卷二十三补出。[5]龙角：原本“龙”字作墨丁，根据《长编拾补》卷二十三补出。[6]学事司：原本脱漏“学”字，根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补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六 徽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