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八哲宗皇帝

译差役 元丰八年八月丙子，户部说：“现据朝廷诏旨，修订完成各路役书。各类役人的多少，应当增减，以及支付雇募钱的多少，轻重不均，都要根据各路逐一审度到的实际情况修订。所有免役额钱，除各处支用之外，向来约定留有宽剩，但各处不得超过二分，这是作为准备之用，不是可以任意增加役人雇募钱等支出的款项。如今申报来的账状，已经确定了支用项目；在所留宽剩中，有达到三四分以上的地方，应当裁减，确定宽剩比例。现在考虑，想请把各路敷出的原定役钱额，在役书中确定的应有支用数额之外，所留宽剩不得超过二分，其余予以减免；向来不足二分的地方，就仍按旧例。这样可以稍微宽减民力。”朝廷听从了。九月戊戌，户部说：“现在正在修订各路役书，将敷出的役钱在役书中确定各项应有支用数额之外所留的宽剩限定为不得超过二分，其余予以减免。由于两浙、淮南东路的役法已经先行修订颁布，现在实际合用数额之外，如有宽剩役钱达到二分以上的地方，也应当减免。想请申明此事，下达各路，委派主管官员亲自查核所申报的役书账状，在经久合用的钱数上酌量留存，宽剩役钱不得超过二分。现应依照新降朝旨减免钱数，即根据乡村、坊郭所出钱的情况，酌定各类人户应减的钱数。今后出钱轻重，从下等人户开始减免，并先将应减钱数报送本部核验，不必等到造册，先一并听从指挥减免施行。两浙、淮南东路也依此办理。”朝廷听从了。十月己巳，知吉州福安县上官公颖上奏：“臣先在六月初四日进献奏书，说政令法度施行得不合适、推行得不完备的事项，共有六条。其中一条是免役。取民的制度没有研究透彻，臣尤其对设置壮户长感到奇怪。法令开始施行时，役务都由雇募承担；到施行已久之后，耆壮之役便归保甲的正长，户长之役便归催税甲头。过去所募的钱，属于承帖人和刑法司人吏使用，其余一概封存。如果认为耆壮长仍然可以废除，那么所用的钱自然应当同百姓一起从原定旧额中减去。现在不减这些钱，却又让保正长承担耆壮的事务，让催税甲头承担户长的责任，这与让百姓出钱免役、又让他们实际服役有什么不同？臣听说朝廷去年下令四方修订完成役书，至今唯独没有颁下。臣希望陛下趁役书尚未颁下之际，诏令有关部门把耆户长封存的钱全部同民间原额一起减免；又使宽剩数额，少的仍旧，多的不得超过三分，用来准备编户逃移以及水旱灾害造成的增减。这样看来，朝廷向百姓取财，都有节制，所施的利益恩泽，没有比这更厚的了。” “伏望陛下特意详细斟酌施行，使百姓得到休养，以免困苦贫乏。”诏令说：“府界诸路耆户长、壮丁之役，一律改为雇募。耆长允许第三等人户，户长允许第四等以上人户应募，按等第发给钱。过去以保正代替耆老、以催税甲头代替户长、以承帖人代替壮丁的做法，一并废止。如果原来充任保正、户长、保丁的人，愿意在不妨碍本保事务的情况下应募，听任府界诸路把应支的雇钱暂时作为役钱，在宽剩钱中支付。其余各路所封存的耆户、壮丁钱数，拨入役钱中统一支用，连同宽剩在内都不得超过二分，有剩余就立即平均减免。” 十二月辛巳，户部说：“请申明下达府界诸路提刑司：各州县过去原来设置坊正，后来改为输纳甲头的，应依照现今降下的朝旨雇募坊正。过去以甲头代替坊正的做法一并废止。”朝廷听从了。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说：“神宗凭仁圣的思虑通晓变革的道理，对一切政令制度，该调整的调整，该放缓的放缓，大力解除弊端而重新整顿，所以天下蒙受了好处。然而到了现在将近二十年，所谓偏颇而不能振作、昏暗而不能施行的情况，大概又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役法。役法的弊病彼此首尾牵连，应该改动的还有坊场吏禄。起初因为徭役安排不公平，农民劳苦破费，所以才有这道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如何使役务均平施行，却没有深入思考其中原因，竟把祖宗差役旧敕一概改成由官府自行雇人的办法，按户收钱来充作雇募费用，称为直役。又把免役钱从上户直到下五等、历来不用承担差役的人家一概征收，大概还包括赋税、科调以及各种索取购买缴纳的钱。除正常征取之外，又产生了额外重敛，年年输纳，没有尽头。州县上户通常少，中户通常多。自从此法施行以来，户籍簿册不加更改，只求把钱数摊派足额，所以各地临时任意升补，把下户升为中户，把中户升为上户。如今天下往往中户、上户多而下等户少，富县大乡中，上户所交役钱每年有达到数百缗的，也有达到千缗的。” “每年输纳没有止境，直到贫困耗尽之后才有裁减的期限。过去乡县差役循环相代，上等人户承担大役，最快也要十多年才轮到一次；如果是下等差役，往往也要两三年才再轮一次。即使有劳苦破费，同今天每年遭受重敛的危害相比，哪一种更多呢？臣私下看到徭役，从前有因之而破产的，而百姓最害怕承担的，只有衙前这一役。如今天下坊场官司的收入自行出售，每年所得缗钱不下数百万，用来支付衙前雇募和酬劳的费用。计算一年役人的费用用一年的收入来支出，大概宽裕有余，因此衙前这一重役就没有必要再加到农民身上了。农民既免除了这一重役以外，只有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丁壮之类。这些差役没有大的劳苦破费，应该一并采用祖宗差役法，从第一等人户以下通行承担。与旧制度相比，徭役已经轻了。治理百姓的人要靠百姓供养，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又何必给钱呢？”最后说：“役钱废除后，提举常平司也可以撤去，只要把现有职事交给转运司就够了。天下既然减省裁撤了几十名监司，州县稍微能够从容地上下办理事务，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 “不过，这只是大原则。只是臣所说的，大概还很简略。至于法令的细节，有的彼此参差抵牾，应当有统一的议论。想请从两制臣僚中选派三两名熟悉治体、深知民事的人设置机构进行讲议，裁定条格，再由三省执政官主管，以等待圣上裁决施行。”

译监察御史王岩叟说：“臣听说免役法施行已经很久，深深看到了它的弊病，应当设法变通。臣谨把昨天治理定州安喜一县所见的弊病陈述如下，唯愿陛下采纳取舍，臣就十分幸运了。安喜有一万三千多户，而第四等人户竟超过五千户，每户的财产最多只能抵二十四缗。既然已经摊纳役钱，年年没有尽头，可见其钱出自极贫人户。役法未施行时，第四等户才一千六百多户。由于役钱数额太大，上户无法摊足，于是从第五等升补三千四百多户为第四等，又从第四等升补七百多户为第三等。自旧制以来，等第制度三年升降一次，必须等到家业增加后才升等，百姓才不会怨恨。如今天下人户的少量财产并没有增加，却直接提高他们的等第，使他们缴纳役钱。以小小一个县计算，每年征收一万四千七百多缗，可见征敛太重而民力不能承受。民力不能承受，却希望民情不怨恨，难道可能吗？查核每年支用募钱以外，拨作保甲、封存的钱，常有三千八百多贯，实际上并没有役务却把钱封存起来，这叫什么名目呢？强迫人情所难以承受的事情，终究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让人本来应当服役而用钱免除，还说得过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升〕 “可是大半下户终身都不应当参加差役，如今却让他们年年缴纳缗钱，称为免役。臣私下认为，他们本来就不应当服役，何谈免役？这其实只是直接把他们的钱按常赋征收罢了。由安喜一县推及，可以看出河北一路；由河北一路推及，可以看出天下。臣愚昧地请求废除免役法，像嘉祐年间的敕令那样，只对衙前这一大役设置本等相助法，以求充分变通。比如一个县中应当承担大役的有一百户，每年征用十户，那么九十户共同出钱相助。第二年换十户，仍然如此，那么大役就没有偏重的弊病了。其余各种没有名目的差占和一切不合理的资财赔偿，都采用熙宁新法的禁令；这样即使不实行相助，也还可以做到如今所谓的相助。这样一来，只有相助役务的人家每年负担费用，不会有过重的征敛。果真能够这样，民情没有不欢欣交往、安定从业的，郡县也不用再忙于督责，这是天下的美政。这确实是今天最先应办的事。如果陛下允许臣的奏请，请选用一两名熟悉世务、洞察民情的人主管设置机构，详细议定施行，或许可以获得长久的利益。”癸卯，户部说：“据敕令，府界诸路耆长、壮丁之役一律雇募，按等第发给雇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过去以保正代替耆长、以催税甲长代替户长、以承帖人代替壮丁的做法一并废止。详细考察所雇募的耆户长，如果按钱数雇募，恐怕所支钱数太少，应募之事不能实行。并且壮丁过去既然属于第四等以下，原来不出役钱，只缴纳钱物充役，也不再支给雇钱，恐怕也难以出钱雇募。又担心各路提举司所管辖的州县，因为看到现今降下朝旨而新行雇募，反而再向人户摊派役钱。想请府界诸路过去有轮差或雇募役人的地方，都依照原来的役法办理；如果有应当增减的事项，也依照役法增减条册施行。” 二月乙丑。此前，司马光说：“陛下近来诏令臣民各自上封事陈说民间疾苦，所降下来的约有数千章，没有不说免役钱危害的，足以知道它确实是天下共同的祸患。依臣愚见，现在的办法不如直接降下敕命，把天下免役钱一概废除。各类役人都依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人数由本县令、佐官亲自查阅五等丁产簿来确定差役；仍命户部查考熙宁元年正在施行的差役条贯，雕印颁下。各州所差的人，如果本人愿意充役，就让本人服役；不愿充役，就任凭选择有操行、有身份的人代替自己雇来服役。雇钱多少，由双方私下商量。如果所雇的人逃亡，就勒令本人另行雇人；如果带走官物，就勒令本人赔偿填补。这样，各类公人都能得到有根基、有操行的人，少有人敢作奸犯科，宫中各种事务也就没有不整治兴办的了。现今雇用的役人，等到新差的役人到任后，都让他们各自离去。这里面只有衙前一役最为艰苦难办；从前差役时，曾有人因大役和重役而破产，朝廷因此开始设置相助役法。然而后来条贯宽松，衙前在各公库设置厨酒库、茶酒司，并差派将校主管。” “各种运往京城的纲运，召募替代官员，或者差派使臣、殿侍、军将押送。其他杂色和零散物资，则差派将校或节级押送。衙前困苦没有差遣，已经听不到再有破产的人了。如果今天差派百姓充任衙前，规定民间陪备的钱物，也比从前少，不会导致破产。如果还认为衙前户的力量难以单独承担，就请依旧让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中有房屋产业、每月收钱达到十五贯，以及庄田中一年所收谷物达到一百石以上的人户，都根据贫富分等出助役钱；达不到这个数的予以免除，其余产业也按此力量折算。所有助役钱，令各州封存管理，根据钱数，按照本州衙前重难差遣的等级，确定每一分应给多少钱。遇到衙前应当承担重难差遣时，就发给这些钱。不过仍担心天下役人的利害各处不同，想请在今后的敕令中进一步下达指挥，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抄录下达，各州县委托各县官员详细审查。如果今后指挥没有妨碍，就立即依此施行；如果有妨碍，导致无法施行，就命令在敕令到达五日内，详细说明利害并拟定办法报转运司；转运司汇集各州所申报的内容，选取可行的，在敕书到达一季内，详细说明利害并拟定办法奏报朝廷。” “等奏章到达后，委托执政官再加审查，各自根据情况修改，另行制定适用于一路、一州、一县的敕令施行，务必使各地役法完全合乎实际。”这一天，三省、枢密院一同进呈。得到圣旨，依照奏请办理。当初议论役法时，蔡确说：“这是大事，应当同枢密院共同办理。”所以三省、枢密院一同进呈。

译按：司马光文集的自注说，他在正月二十二日上了这份札子，不久得到圣旨依照奏请办理。旧录在二月六日记载此事，大概是二月六日才得到“依奏”的圣旨。司马光二十一日请假，第二天就议论此事，难道不是因为他所说的“四害不除，我死也不能瞑目”，所以才这样急迫吗？又按：闰二月一日章惇驳议时，却说司马光这份札子是二月三日上呈的，这与司马光自注不同。大概二月三日才把这份札子发下，四日三省与枢密院一同进呈，五日聚集在厅堂商议，六日进呈后得到圣旨，章惇于是后来才上殿议论。现在先记载司马光的札子，不注明月日；到二月六日记“得到圣旨依奏”，这样可以避免抵牾。新录相对于旧录，大多沿袭旧录的原因，也因为史官没有时间深入考察罢了。乙亥，左司谏苏辙说：“臣恭敬地看到，门下侍郎司马光请求废除免役钱、恢复实行差役法，奉圣旨依照奏请施行。臣私下认为，近年施行的新法，其利弊很明显，其中免役一项关系尤其重大，不是极其仁厚、圣明、明断的人，谁能这样做？然而臣还有忧虑：朝廷实行免役至今将近二十年，官府和民间早已习惯。如今刚开始实行差役，难免会有不协调、不整齐的地方。朝廷内外掌权的臣僚，大多因新法得到任用；既然看到朝廷革除旧日弊端，内心自然不安，必定会抓住差役中民间稍有不便的地方来议论，迷惑圣听，破坏仁政。并且臣私下看司马光前一份札子所陈述的差役大纲，已经很恰当；但其中不免有疏漏和小的错误，执政大臣难道会不知道吗？如果出于公心共同办理，就应当根据司马光所请推行大意，修补完成细节，然后下达施行。如今只是把札子全文抄录，前面署司马光的姓名，后面署圣旨依奏，其用意是可以看出的。从今以后，一定有人借助朝廷内外意见不同的议论来动摇这项大事。臣愿陛下只观察祖宗以来差役法施行时民间有什么祸害，以及近年施行免役后民间弊病已经令人听闻厌倦，那么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必思考就可以决定了。” “伏望将臣这份奏章留在宫中，不要发出，特意赐予省览。大原则既然已经端正，即使有小的弊害，也可以随事变更，经过几年，法度自然会完备。”又说：“臣私下详细考察，差役利害的条目并不相同，全在有关部门逐步修订完成。快则半年，慢也不过一年，一定会形成完整的法令。至于乡户不可不差役、役钱不可不废除，这两件事可以一句话决定；因为各地役钱都有宽剩，两年内一定不会短缺支用。从现在起放免役钱，按道理毫无疑问。先前司马光的文字虽有役钱一概废除的内容，却又把是否有妨碍交给州县、监司审查。臣私下担心各路因为看到有这样的指挥，不敢立即放免，仍旧催促办理；那么凶年中的疲弱百姓无处筹措，或许会导致生事。想请及时降下手诏，大略说：先帝的役法本是一时权宜的指挥，施行已久，民间难以得到现钱，现已诏令有关部门恢复差役；所有役钱，除坊郭单丁女户、官户、寺观仍旧征收外，其余限诏令到达之日一律出榜放免。去年以前已经拖欠的役钱，具列数目奏闻，不得催促办理，听候指挥。” 丙子，司马光说：“近来因抱病居家，冒昧陈述所见。我私下认为，眼下成为小民祸患的，没有比免役钱更严重的了。想请全部废除，恢复祖宗差役旧法。臣见识思虑愚昧短浅，实在没想到朝廷竟完全采纳了臣的意见；如果不是陛下明断，不能做到这样。然而臣听说命令一经发布，只应实行而不应反复。免役钱虽然使下户困苦，却使上户便利，施行已近二十年，人们已经习惯，突然变更，不能不有人持不同意见；再加上恢复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有一些烦扰；而提举官一向把多收役钱作为功劳，唯恐役钱废除。如果他们看到朝廷今天所下的敕令稍有变动，一定会互相告知说：‘朝廷的敕令果然还没有确定，应该暂且观望。’于是必定争相说役钱不可废除。朝廷万一听从他们，良法就又会败坏。伏望朝廷把这件事坚持得像金石一样，即使有小的利害尚未周备，等各路转运司奏报到达后再慢慢改正，也不算晚。现在正当此时，希望朝廷不要因为人们的议论而轻易毁坏有利于百姓的良法。”丁亥。此前，知枢密院章惇说：“近来奉旨与三省一同进呈司马光请求废除免役、施行差役的札子，已经在初六日一同进呈。” “得到圣旨以后，臣认为此事不属于枢密院；而且从去年秋天直到今年春天，司马光只是同三省商议，枢密院本来没有参与听闻。何况札子只发给三省，御封也只交给三省，不知道三省初四日进呈时为什么请求同枢密院一同进呈？况且役事的利害关系极大。臣一向没有参与议论，怎么能考订完成这份札子？其中所说利害的始末，臣实在不知道。当时同三省一同进呈时，虽然已经奉到依奏的圣旨，臣也曾在帘前陈述过这些缘由。后来户部连同敕文送来，臣到晚上反复审看，才发现其中有很多疏漏。大体说来，司马光所论的事情也有许多过分之处，只有他说下户原本不服役，如今却一律纳钱，这一点是对的。况且钱不是民间铸造的，都出自官府；上等农户所有较多的，不过是庄田、谷物、布帛、牛具、桑柘罢了。谷价低，已经使农民受到损失，官府又用免役等钱催促他们缴纳，谷价就更加低了。然而朝廷当初议论实行免役时，本来是因为差役造成弊害，大的破家，小的毁身，所以议论改革新法，只是当时派出的使者不能体会先帝爱民的心意，没有完成新法本来良好的意图。”

译“今天正是重新整顿、修订完成的时候，理应审慎详尽。况且各路州县之间利害不同，都必须因地制宜地筹划。依臣愚见，不如先把这一意见制成敕令，发给转运、提举官司和各州县，各自尽心研究，预先详细拟定利害和办理次序，等待朝廷派使者到各地处置。这个命令既然先行下达，人人都会用心；然后朝廷选派四名公正、刚强、明断、熟悉政事的官员充任使者，每名使者再选辟两名熟悉政事的官员随行主管，并暂且让他们分别出使京东、京西两路，每路两人。四名使者及随行主管人员同转运官或提举官亲自到各州，访察民间利害：什么人户愿意出役钱，什么人户不愿意出役钱，哪些役可以差役，哪些役可以雇募，哪些人户虽不愿出役钱却可以使他们出钱，哪些重难役可以减轻。由于人户贫富、役次多少以及重难轻易的名目，各州各县不同，理应因地制宜办理。既然详细了解了利害，然后逐项列明办理事项，陆续奏报，降敕施行。这样不过半年，就可以办完京东、京西两路。” “然后再派这些已经办理过的官员分别前往四路，每名官员再选辟一名尚未办理、但通晓政事的官员同行；不过半年，又可以办理四路。然后依此前的办法分别派往各路。这样一来，远则不过一两年，天下役法的处置就全部周遍了。法令既然完全合乎实际，百姓将永远蒙受恩惠，上可以成全先帝的美好志愿，下可以兴起无穷的大利益。这同今天草率变革、只求急速施行的弊害相比，利害相差万万。伏望圣上特别留心思考，详细加以省览。”章惇又曾同同列争论说：“保甲、保马一天不废除，就有一天的危害。至于役法，熙宁初年用雇募代替差役，施行得太快，所以造成今天的弊病。现在又用差役代替雇募，应当详细议论、充分研究，或许才可以施行；而限期只给五日，弊害将更加严重。” 御史中丞刘挚说：“臣看到本月七日敕令条文，天下免役钱一概废除，各类役人依熙宁元年以前的旧制，由州县确定差役。命令既已下达，朝廷内外人情鼓舞欢喜，天下实在是大幸。臣私下听说命令下达以后，奸邪之人议论纷纷，编造浮言，意图动摇此事，不知道陛下是否察知了这一点？如今把免役改为差役，是大体已经端正，大害已经革除。譬如有病的人，病根已经去除，只是其他体气尚未调和，只需慢慢调养罢了。臣担心上下观望的人会抓住小小的未圆满事项大肆张扬煽动。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坚持这一意旨，坚决施行，不要被异议动摇。等臣僚及各路把尚未完备、不便施行的事项论列上来，请交给三省汇集审查。法令中如有应当先行施行的，就请随事先行裁处。”刘挚又说：“敕令中指示各县，如果依照现今指挥没有妨碍，就立即依此施行；如果不能施行，就限五日把利害报州，州汇集后限一月报转运司，转运司限敕令到达一季内奏闻。” “臣私下认为，事情经过变革，前后相互牵连、彼此抵牾，必然不能没有。可是限期五日，恐怕仓促应付期限，反而造成简略草率，日后不免纷纷申请。我想请给各县展限一月。役法施行以前，各县各类役人中有冗余占用过多的数额；熙宁以后既然恢复雇人之法，给以役钱，因而裁减役人，到今天已经是合用人数。臣想请除弓手一役应依熙宁以前的旧法人额外，其余役人由州县确定差役，只依役法后来裁定的数额。如果确实不足，就具明缘由并申请应当如何增添。”左司谏苏辙说：“臣恭敬地看到二月七日三省、枢密院札子的条文，天下免役钱一概废除。臣审查上述指挥，大纲已经恰当，其中具体条目却有不少疏漏错误，没有一一说明，全靠有关部门逐步修订完成。自从废除差役至今二十年，突然施行，官吏和百姓都还没有习惯；加上差役法牵涉许多事情，错综复杂，缓慢施行，才能详细审察。如果不彻底研究始末，仓促施行，只恐施行以后又产生其他弊端。” “臣切实看到，各州县的役钱，通常都有积年余剩的钱，有的足够支用数年。想请朝廷下令，现存役钱暂且依旧雇役，至今年年底为止；但在今年内催促各处审议差役，使其确实可行、不再有弊害，然后在今年冬天逐步拨定差役，从明年开始役使乡户。这样一方面差役条贯可以得到详细审定，施行之后不再有人的议论；另一方面用已经缴纳的一年役钱雇役，使民力得到舒缓，进退都便利。”又说：“新法以来，减定的役人数目都是确数。施行十多年，没有发生缺役之事，那么旧法人数一定是冗余。天下兵知最近降下的指挥，明令州县自行审度，不得妨碍。至于查阅簿册确定差役，也没有限定日期。如今开封府官吏不加审度、不行申请，在几天之内完全依照旧法人数拨定差役。例如坛子之类，近年用剩员充任的，也一概拨役人监押管束。开封、祥符两县行动迅速得像兵火，明显是故意扰民，以破坏成法。请求下令有关部门审问开封府官吏；如果有上述妨碍，竟不再审度申请，以及像这样火急催督，究竟是什么用意，请特意加以处置，以警戒天下怀挟邪意、破坏法令的人。” 起初，司马光奏请恢复施行差役旧法。得到依奏的圣旨后，知开封府蔡京立即利用五日期限，命开封、祥符两县按照旧日役人数差派一千多人充役，急忙到东府向司马光报告。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待制这样，还担心法令不能施行吗？”议论者认为，蔡京只是迎合风向，苟且想讨好司马光，并非事实。所以苏辙首先拿这件事进言。此事据邵伯温《见闻录》和绍圣五年十二月己未董敦逸的奏章。邵伯温说蔡京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告，这是错误的；或许只是到了东府。

译尚书左丞吕公著的札子说：“考察司马光近来提出的役法，大意已经很好，其中不免有疏漏、尚未完备的地方。如果广泛采纳众议，再加上公心，申明后下达施行，今后一定会成为良法。如今章惇所上的文字，虽然其中的言论也有可取之处，但大多出于不平之气，专门想求胜，不顾朝廷命令的大体。早些时候在都堂三省、枢密院会议，章惇、安焘大体只是在商量。况且役法本来不属于枢密院，如果这样议论不一，必然难以做到公平妥当。伏望陛下内心详细斟酌，或者选派三数名近臣专门详细审定后奏报。”于是列出韩维、李常、范纯仁、孙觉、孙永、吕大防、王觌的姓名，请从宫中下令，选派三人发下。又说：“按照一向的惯例，朝廷有大议论，也多选派两制或两省官员裁定。近来刘挚、王岩叟、苏辙多次上奏，恐怕有嫌疑，请由陛下自行裁择。”诏令说：“门下侍郎司马光近来提出役法，大意已经很好；但由于牵涉事情很多，仍恐其中没有完全完备，加上后来执政上奏、臣僚陈说役法利害。” “如果不精心考察研究，凭什么成为万世良法？应当差遣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吏部尚书吕大防、工部尚书孙永、给事中兼侍读范纯仁专门详细审定后奏闻，并把逐项文字抄录下来，交给韩维等人。”司马光说：“臣恭敬地看到御批指挥，认为臣近来提出的差役法还没有完全完备，因此差遣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门详细审定后奏闻。臣私下认为，免役法使百姓受害，从往日臣僚、百姓上封事以及近日刘挚等人的奏陈中，已经说得非常详细，并不只是臣一人的私意。陛下幸而采用臣的意见，全部废除免役钱，依旧实行差役。诏令下达的那天，朝廷内外欢呼。如今陛下命韩维等人重新详细审定，考察利害，补足遗漏，成就良法，当然没有妨碍；但敕令下达已经超过半月，州县差役大约已经施行了一半，这时才发布纷纭的处置，臣愚昧地担心人们听到这一指挥，会认为朝廷前日的敕令还没有确定，是征钱还是差役还不得而知。官吏惶惑，不知听从什么；百姓失望，怨叹更加严重。一定会有因新法而进用的臣僚趁此间隙，争相说免役钱不可废除；那些因聚敛而获功的官吏，会称旧条尚未改变，更加急迫地督促征收免役钱。这就像把百姓从沸汤烈火中救出，洗入清泉，却又重新推回沸汤烈火。” “伏望朝廷特意再下敕令给州县，说明现在只是因为其中条目尚未完备，命韩维等详细审定；现有差役仍命州县依照前一敕令一面施行。等事项确定后，再继续降下后续敕令，这样可以避免差役施行到一半时出现纷乱，导致命令反复、人心大为动摇，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起初，范纯仁从庆州召入。范纯仁与司马光一向亲厚，听说司马光议论恢复施行差役法，范纯仁说：“法令固然有不便之处，但也不能突然革除。治理之道，只在于去除过分之处。况且法度本是有关部门的事务，所谓宰相，应当为天子搜求贤才，安排在各个职位上；这样即使法度有不便于百姓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把良法交给他们，错失施行的先后次序，也足以使百姓受害。”于是他对司马光说，想暂且议定缓慢施行：先在一州实行，等看到其利害和可否，再逐渐推广到一路，这样百姓不会受到骚扰，法令也能长久施行。司马光不听。范纯仁叹息说：“这又是一个王介甫啊！”又写信送给司马光说：“承蒙给我看奏稿，更加看出您的用心。然而这项法令只要缓慢施行、充分议论，就不会扰民；急于施行而又疏略，就会扰民。” “如今您宁愿扰民，而且将疏略的法令让糊涂官吏仓促施行，这种扰民又超出您的预料。您既然知道纯仁不想急于施行，却把更加坚定的意思给我看，大概是想让我知道自己的过错而闭口罢了。沉默不语有什么困难？人人都能做到。不仅能沉默，也可以赞成您，使您高兴而在门下自得，何必触犯您的怒气而喋喋不休呢？如果果真这样，那么纯仁还不如少年时迎合王介甫以求早得富贵，何必到了白头还厚着脸皮，在这里讨好您以求合意呢？正因为不是这样，所以才因您的一次顾念而受到提携达到今天。请您稍加体察。”司马光仍然不听。起初议论恢复差役时，中书舍人范百禄对司马光说：“熙宁初年，百禄任咸平县。役法施行时，废除了开封衙前数百人，百姓非常高兴。后来有关部门追求羡余，务求刻薄，才成为役法的祸害。如今只要减少出钱的数目以宽缓百姓就可以了。”司马光不听从。等到议论州县官吏因差役受贿，按重法加等发配流放时，范百禄主管刑房，坚持认为不可，并且说：“乡民遭受徭役，今天官吏任职而接受贿赂，明天役法废除，又用财物送给别人；如果都用重法惩治，将会看到脸上刺字、身穿赭衣的人充满道路了。” 司马光说：“如果没有您，几乎就要成为百姓的祸害了。”于是停止了这件事。闰二月辛卯，诏令说：“已经差遣官员详细审定役法，命各路暂且依照二月初六日的指挥确定差役；仍命州县及转运、提举司各自递相展限两个月，实地访察役法在民间的确实利害。县里把可以施行的事项报州，州审查后加以保证，报转运、提举司；转运、提举司审查后加以保证，奏闻朝廷。仍命各州县出榜，允许过去缴纳免役钱、如今应当服差役的人户，各自详细陈述利害，密封上报。”刘挚说：“诏令让过去纳钱、如今被差役的人都陈述意见。由于四海百姓过去没有不纳钱的，这就是使天下人都劳苦，却让他们密封陈说议论法令，所征求的意见难道不是太广了吗？密封的状文，各州县一定会疲于递送；全部送达朝廷的，估计会堆积如山，那么什么时候才能阅完？所谓差役法，哪一年才能看到它完成？伏望迅速核查，如果诏令已经颁行，就请在敕令中删去‘仍命各州县出榜’以下四十一字，不再施行。”王岩叟说：“前一敕令说，因为已经看到民间免役的利害，所以恢复差役法；如今敕令却说限两个月访察利害。朝廷难道不知道前些日子四方应诏上书的人以千万计，全都指斥免役不便，足以作为凭信吗？为什么还要烦劳访察，故意拖延？”不久有诏令说：“现在议论还没有形成完整法令，如果允许各类人申诉陈述，恐怕徒然造成烦扰；等有了完整法令，再抄录下达到各路，限定日期，允许密封陈述，逐步审查修改。”

译苏辙说：“臣近来上奏，请求查问开封府官吏：他们明知熙宁以前旧法规定的役人数目很有冗余，却完全不按照近来下达的指挥斟酌申请，便把人数全部派定。并且朝廷诏旨本来没有限定日期，他们竟敢派人督促逼迫，在几天之内仓促办完，故意扰民，破坏成法。请赐予处置，以警戒天下挟私邪曲、破坏法令的人。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谨按：权知开封府蔡京身居近侍之职，又任民官；如果不知道旧法役人数目的冗余，就是无能；如果知道却不申请，就是不忠。蔡京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学问品行都没有声名，只因是王安石的姻亲、蔡确的族人，凭借机缘侥幸到了今天这个地位。如今正要推行差役旧法，京畿的政务是天下的表率，却让怀有私心的人窃据首善之地，四方仰望，将拿什么作为取法的标准呢？请下达指挥，先罢免蔡京的开封府职务，仍敕令大理寺迅速审结前面所说的案件。这样才可使官吏不至于观望犹豫，助长奸私。”戊戌，诏令：“已经派吏部尚书吕大防等专门详细审定役法，其中凡应经过三省办理的文书，以及免于会签和不依通常制度办理的事项，每日限定期限催促施行。” 又下诏说：“如今关于差役的议论，还没有形成定法。如果允许各色人等上书陈述，恐怕只是徒增烦扰。等有了定法，抄录下来下达各路，限定期限，允许用封缄上书陈述，再逐件审阅修改。闰月二日的朝廷诏旨不要施行。”这是听从刘挚等人的意见。癸卯，详定役法所说：“司马光上奏请求废除天下的免役钱，其余各色役人，都按照熙宁元年以前旧法规定的人数，命令县令、县佐揭示簿籍，定额差派。后来又奉朝廷诏旨，各路暂且按照二月六日的指挥定额差派。现在详细考察熙宁元年以前的情况，役人中的衙前是最重的差役，有乡户、押录、投名三类人充任；除押录是年满后拨充、投名人是招募而来之外，只有乡户这一类属于定额差派的人数。另外还有酒场支酬长名衙前的人数，已有确定的去处，不曾再差乡户充任衙前。州县的典吏、书手之类，历来也多有招募的去处。臣担心如今承受上述朝廷诏旨后，却一律定额差派；又因为自从免役法施行以来，各处额定管理的人数减少了不少，事务已经能够办集。如果按照现在下达的指挥，似乎要按熙宁以前的人数定额差派，恐怕民间徒然增加烦扰。请求先下达各路：除衙前一役先使用坊场、河渡钱，按照现今实际需要雇募，雇募不足时，才允许揭榜招募、定额差派；其余役人除招募的以外，都按照二月六日的指挥定额差派。如果有妨碍，就逐级限期查访役法实际的利弊，申报州、转运司，具文说明后上奏；仍命令各州军一面先申报本所。差派衙前如果有妨碍或另有利害，也应依照闰二月八日的指挥施行。” “现任役人如果还没有人替代，仍允许支给雇钱；等有人替代后，才停止支给。”朝廷听从了。随后又请求把“雇募”二字改作“招募”，担心各路疑惑，又实行雇役法。王岩叟说：“臣访问各郡县官员，历来雇募来的承符、散从、弓手、力役之类，都在各厅供职；如今按例应当差乡户来替代，各官却有让乡户本人充任的，必须命令他们雇人召募。那些被雇的人如果勒索乡户，额外索取工钱，臣请求下令详定役法所制定法令，约束官员不得压迫勒索雇人。凡自愿雇人的，雇钱都不得超过原来招募役人的钱数。”苏辙说：“近来上奏请求废除免役钱，实行差役。这一大纲已经妥当，其中小节仍有疏漏错误，事情有五项：第一，衙前又差乡户充任；第二，坊郭人户不缴役钱；第三，各色役人仍按旧人数定额差派，并不妥当；第四，散从、弓手、力役人一并免除接送；第五，州县胥吏支给雇钱。”诏令交详定役法所审查。甲辰，左司谏苏辙说：“臣私下见到知枢密院章惇，起初参与三省共同讨论司马光所论差役的事情，明知司马光所说的事项有疏漏错误，却不推求公心，加以详细议论，等修订完成定法后再施行，反而随声附和众人，连署上奏，一概依从奏议。” “等到已经把这些指挥下达后，却又命令被差派的人户具陈利害，用封缄上奏。臣不知道陛下认为章惇这样做，究竟意图在哪里？章惇不过是想让被差派的人感到不便，使人人都与司马光为敌；只要司马光的主张不能奏效，就更加不顾朝廷的利害。存心如此，而陛下却把他置于枢密大臣的位置，臣私下感到困惑！幸赖陛下圣明，察觉他的深意，中止不施行。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会损害良法。请陛下早日裁决，特行罢免，不要让章惇施展巧智，损害国家事务。”丁未，诏令给事中兼侍讲傅尧俞详定役法。三月己未，详定役法所说：“请下达各路：除衙前之外，各色役人只按照现今实际使用的人数定额差派。今年夏季应缴的钱，停止征纳，不再催促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的指挥也不要施行。”朝廷听从了。这是根据《荣州旧按》增入的。陈瓘记载：“刘安世说：温公和范尧夫志同道合，但尧夫想推行七色钱，稍微恢复免役法。温公当时正患病，仍勉强起身出来，在帘外接受召问，说：‘小人想用财物匮乏来动摇朝廷，稍微恢复免役法，不知是为了谁？’尧夫脸色变了，退立一旁，最终不敢再说话。后来尧夫离去，大概是因为安世的章疏又涉及了以前的事情。” 癸酉，详定役法所说：“坊场、河渡钱原本用来支给衙前重难差事的酬劳，另行酌量增加酒等钱以及预备坊场陪费之类，名目不一。除依条例应当支用的以外，其余都应储存起来，用来准备招募衙前、支付重难差事酬劳以及办理各种役事的费用。”朝廷听从了。详定役法所又说：“各路现今出卖坊场、河渡等所得，以及应当用来支付招募衙前酬劳的财物，尚未归属管理。”诏令交提点刑狱司管理。四月癸巳，中书舍人苏轼参与详定役法。

译五月壬申，详定役法所说：“元丰令规定：场务钱每年从各路拨移一百贯到内藏库寄存，封存积聚。请求从今以后把这些钱留下，用来支付招募衙前的重难差事酬劳及各种役事费用。”朝廷听从了。癸巳，详定役法所说：“臣僚上言，关于坊场，请求废除封缄投状的办法，确定中等数额作为定额。”诏令韩维等斟酌后上报。“请求把以前一界的买名钱交本州审查。如果历界连续增加而没有减少，就取历界中最高的一界作为定额。前后拖欠很多，历界期限内无人陈状，难以有人承买，若比最高价格亏损达到五分以上，就由县斟酌减定后申报州，再由州会同转运司逐级具文说明，申报尚书省。仍设立一界期满后出卖抵当的约束，其余都依旧。”朝廷听从了。己亥，苏轼说：“请求各处坊场、河渡的免役量添酒等钱，都用于支付衙前召募纲运官吏、接送雇人的费用，以及衙前役人的各种支出。如果本州不足，就申报本路，调拨别州使用；如果本路不足，就申报户部，调拨别路使用。有余钱的地方，不得因为现有余钱，就另外破费支给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也不得因为现有不足，就把本应招募的人改为差派。” 朝廷听从了。六月庚子，苏轼说：“各处的色役，随本地风俗和事务情况而不同，轻重也不一样。比如盗贼多的地方，以弓手、耆长为重役；税赋难以催缴的地方，以户长为重役；当地人不熟悉书写计算的地方，以曹司马为重役，难以统一确定期限和等级，一概立法。如果衙前招募足够，就应当把次一等的重役在第一等户中差派；各处色役，应委托本路监司和各地官吏共同斟酌，确定本地色役轻重高下的次序，按照最重的役从上等户开始差派。”朝廷听从了。甲寅，司马光说：“臣以前曾上言，请直接下达敕命，把天下免役钱一概废除。各色役人都按熙宁元年以前旧法规定的人数，委托县令、县佐揭示簿籍定额差派。承蒙朝廷一一依从臣的请求，不久之后又有‘雇募不足才实行定额差派’的指挥，人们开始疑惑。后来又屡次更改，号令不一；转运使又各按自己的意见，想把本路合并制定一套办法，不让州县各自根据情况办理，致使州县惶惑，不知听从什么。有的已经差派役人却放免，有的已经放免雇人却又收回，有的仍用役钱雇人，有的不使用钱而招人充役，早晚之间反复不定，上下纷乱，与二月六日敕命的本意相违背。” “如今想把元丰初年起请中所说得不明确、不完整的事项申明如下，谨逐条列出：一、臣起请虽然说‘按照熙宁元年旧法人数定额差派’，但如果旧法有今天不能实行的地方，就是妨碍，应当申报请求改更。人数有的太多，有的太少，只有本县知道得最确实，应当用几天时间，酌情确定适中的数额，申报请求，按数定额差派，朝廷难以从远处估量。一、臣起请虽然说‘如果所差的人不愿充役，任凭自行选择有身份行止的人雇来代替，雇钱多少由私下商量’，但如果所雇的人向被差者勒索，广泛索取雇价，官府也应裁定，不得超过历来宫中雇人的钱数。州县官员不得指派所雇的人，再让被差者去雇找。一、臣起请虽然说‘现今所雇的人等到差派的役人到来后，都放令各自谋生’，但如果所雇的人有自己的田产，自愿充役，也可以仍旧留下。又曹司是新差来的人，大多不熟悉书写计算；交办事务和案下文书尚未交割的，应当留下所雇的人，给他们雇钱，让他们与新差来的人共同办理事务，限半年内交割完毕，才放其各自谋生。一、臣起请说：‘如今衙前的陪备比从前少，不至于破家。’” “如果仍然因为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就请让官户、僧道、单丁、女户中有产业、每月收取房钱达到十五贯，或庄田每年收取粮食达到一百石以上的人，都按等级出助役钱。没有达到这个数的，予以免除。”臣的意思是，十口之家每年收粮一百石，足以供给口粮；每月收房钱十五贯，足以供给日常使用。两项条件都具备而有余财的，才命令其出助役钱，并不是说只要收粮一百石，就命令其助役。如果认为标准太低，或者收取的房租、利息等数额难以查明，请求凡属第三等以上的都出助役钱，第四等以下免除。如果本州坊场、河渡等钱足以支付衙前重难差事的酬劳，官户等就不必再出助役钱。一、历来各州招募役人充任长名衙前。如果招募不足，才开始差乡户充任衙前。这是旧法，现在没有另外改变；只是过去把坊场、河渡折算给长名衙前作为重难差事酬劳，命令他们自行出卖。如今由官府出卖坊场、河渡，收取的钱按规定折算，支付长名衙前重难差事的酬劳，这一点与旧法不同。如果乡户愿意投充长名衙前，也听其自便。” “一、臣起请委托各县审查，详细说明利害，拟定办法申报州；本州汇集各县申报的内容，选择可取的拟定办法申报转运司；转运司汇集各州申报的内容，选择可取的拟定办法上奏朝廷。因为各地民间利害的细节，知州不如知县，转运司又不如州。臣私下担心各县另有切合实际的拟定办法，却被本州和转运司压制删去，不向上申报，等敕令下达时，仍旧有妨碍而无法施行。请求再下达指挥给州县：如果有这种切当的拟定办法，却被上级删去，允许各县直接申报转运司，本州直接上奏；这样可以使下情不被阻塞，事情得到周全处理。仍请求下达指挥给详定役法所：只能依据各路州县申报的利害，详细审查可行与否，制定为定法；那些不称职之人提出的高奇言论、不切合实际的内容，不得施行，也不可把一路、一州、一县的利害制定成通行条文。一、详定役法所上奏请求下达的指挥，如果有妨碍难以实行的事情，也请求依照臣起请的办法，委托各路州县审查，具陈利害，拟定办法上报，随宜修改。以上臣所说，如果有可取之处，请遍行颁发给各州县。” 除上述事项外，都依照二月六日下达的敕命施行。”朝廷听从了。

译七月丁巳，中书舍人苏轼说：“臣以前曾上奏议论，衙前这一役只应招募，不应定额差派。执政认为不对，臣于是上奏请求免除臣详定役法的职务。奉圣旨不许，至今已经一个多月；先前所论奏的意见也完全没有施行，而臣愚昧固执，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吏部尚书孙永上奏驳斥臣的请求，这大概是因为臣愚昧无能，对上与执政意见不同，对下又与本局意见不合。像臣这样乖张异议，必然会损害成法，请早日下达指挥，罢免臣的职务；臣固然违背圣旨有罪，也请求施行。”又以奏状申报中书省说：“苏轼近来上奏请求罢去详定役法职务，已经上奏，圣旨依从奏请。臣私下见孙给事上奏驳斥前项圣旨[6]，请求把孙尚书和臣所议交给台谏、给舍、郎官评定是非，然后罢去不当之处；现须申乞指挥处理苏轼前后所论役法的事情。臣已经知道自己的意见疏漏错误，确定难以施行，所有是非[7]也没有什么可再裁定的，只请求依照先前下达的指挥施行。苏轼从今天以后，再不敢到详定所签署办理公务，伏请早日施行。”朝廷听从了。苏轼认为，差役法的弊病应当改革，但不应在雇役实际费用之外多向百姓取钱；如果量入为出，不多取百姓的钱，就不足以损害百姓。苏轼曾经把这个意见告诉司马光，司马光不赞同。苏轼说：“从前韩魏公在陕州编置义勇时，您担任谏官，极力争辩，韩魏公也不顾您的意见。以前我听您详细说过这件事，难道如今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尽吗？”司马光不高兴，谈话便结束了。九月丙辰，司马光去世。十月庚寅，三省上奏：“臣僚上言，朝廷制定差役法，允许私下雇人，州县执行已有次序。近来朝廷诏旨却规定，弓手一役要本人供职，恐怕公私都不方便。”诏令：“凡弓手中只是本人不愿充役的，允许雇募人员充任弓手。能胜任的人，雇钱仍不得超过原来招募法规定的数额，命府界提点司、各路转运司斟酌施行。” 十一月癸未，文彦博说：“臣私下听说天下各路差役、雇役法，朝廷虽然已经下达指挥，至今却还没有确定，听说颇多烦扰。臣查考到司马光当初阅览天下臣民奏章时，很多人说用役钱雇役，这种办法不方便，于是他又恢复差役法。然而司马光所说的内容很详细，条目却繁琐，恐怕州县不能一一通晓。朝廷又设置机构详定，议论不一，必然难以通行。臣认为差役法本来是州县的日常事务，沿行已久，向来都没有固定法式；发展到后来，不能没有弊病，应随时迁改。臣曾多次具札上奏，请求命州县刺史、县令、县佐按照百姓便利，各自议定办法，由县申报州，州申报转运司审查裁定，再上奏朝廷。如果认为妥当，就下达施行。如今法令还没有确定，正是更加助长狡猾官吏侵扰百姓。若依照臣以前的奏议，暂且把利害交给各路郡县裁定，各从便利，或许可以使百姓早日得到休息。请取圣旨。”诏令详定役法所限两个月结案一次，期限到了仍未办完的事项，都送户部施行。凡应裁减的吏人，命户部在旧局人员中调任留用。十二月己酉，诏令：过去缴纳免役钱三百缗以上的人户，都依照单丁等户的例子缴纳，并免除色役。这是详定役法所提出的意见。侍御史王岩叟说：“臣恭敬地看到新近下达的役法中有一项规定：各等高强户过去缴纳免役钱三百贯以上的，依照单丁等户的法令缴纳助役钱。臣广泛采纳众议，大家都认为看不出它有什么好处，只看出它的害处，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为了安定天下人的心，使人们不产生疑惑，对国家十分有利。” 三年二月，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说：“臣听说差役法，天下人都认为不便，唯独台谏官中几个人主持这种意见，认为不可改动。他们磨砺锋芒，四处观望，等待有人发言，因此人们畏惧他们，不敢开口。近来听说被疏远的小臣张行极力陈说差役法的弊病，谏官韩川却严厉指责他，甚至想重重加以编管流放。这些人也没有别的意图：司马光在世时，就想迎合司马光的意思；司马光去世后，又妄自猜想陛下认为应当维护司马光的主张，却不知道司马光至诚公正，本来就不求别人迎合；陛下虚心无私，又哪里有什么固定的主张呢？假如司马光至今还健在，看到差役法稍有弊病，早就会加以改变了。臣每次见到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都听他们说差役不便，只是因为法令已经施行，不愿轻易改变，又担心台谏官争论，最终难以调和。希望陛下询问吕公著等人，让他们说明差役、雇役两种办法各有多少利弊。过去雇役时，中等人户每年出多少役钱？如今差役时，每年花费多少钱？以及几年差役一次，都可以折算长短，约略核算出数目。这样计算，利害就很明显了；何况农民服役于官府，还要受到贪吏奸胥百般侵蚀，与雇人相比，苦乐相差十倍。” “而且五路百姓通常都朴实愚拙，差派他们担任手分，必须专门雇用熟悉事务的人，更加成为困苦，费用也不可计算。百姓贫穷而无处申诉，监司、郡守、县令观望不言。如果不是这件事，又怎么会使阴阳之和受到伤害，达到如此地步？如今臣所说的这些话，如果万一有少许可采之处，请留在中书，只作为圣意下达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上答天戒，下保全小民。臣极为恐惧，恭候治罪！”张行是遂宁人，张述的从孙。张行说：“神宗讨论缴纳役钱时，曾经把它称为助役钱。如果只限于助役，就不能完全免役，将使后世既要差役，又要缴钱，于是改称免役钱，他的考虑是深远的。如今却废除免役而恢复差役，对上违背先帝安定后世的谋划，对下违背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难道可以说是继承先帝事业吗？”又说：“差役使下户一年所费，有的要花掉数年的役钱，有的要花掉数十年的役钱。户等越低，祸害越深，几乎不符合圣人损有余补不足、天道有张有弛的道理。”又说：“臣担心议论者会认为朝廷有意改变法令，却无意便利百姓。昨天为天下百姓而改变，今天又为天下百姓而恢复，只要中间没有私心就可以了。” 张行连续上疏十次，诏令监司取其言加以戒勉后上报，张行才停止。己亥，诏令：衙前差乡户的地方，迅速招募乡户；乡户衙前役期已满而尚无人替代的，依照招募法支给雇钱和食钱。愿意投身招募的听其自便，并免除本户的身役；不愿招募的，迅速召人替代。

译校勘记 [1]“上户”：原本“上”字上面多衍一个“上”字，据《长编》卷三六四删去。[2]“曾具”：原本作“会具”，据《长编》卷三六七改。[3]“节文”：原本二字都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4]“节文”：原本二字都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5]“有司之事”：原本“有司”下面多衍一个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删。[6]“孙给事”：原本“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二补。[7]“所有”：原本“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二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九 哲宗皇帝 保甲 元丰八年四月乙酉，枢密院说：“府界三路保甲中，两丁之家，如果现有应受训练的人年幼体弱或长期患病，或者除去应受训练的人外，家中只剩病丁，以及第四等以下、田地不满二十亩的人户，都允许自行陈述。由提举司审查核验，予以免除。”诏令准许。五月丙午，诏令府界三路的巡尉、弓兵都依照保甲施行以前的旧制恢复设置。这是根据吕大防《政目》中元年二月二日的记载增入的，实际是元丰八年五月十四日的指挥。六月丙寅，废止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任弓箭手的指挥。丙戌，枢密院说：“听说近来府界三路团教保甲，很多是因为正、长扰害百姓，巡教官发布苛刻暴虐的指令，导致小民凶暴，抗拒官府、触犯法令；各地提举官大多只求姑息，不喜欢州县公开依法办理，致使官吏畏惧躲避，不敢举发，监司也观望不办弹劾，包庇养成奸凶，实在很不方便。请命府界三路安抚司、监司、提举保甲司及州县经常认真察觉、按察弹劾施行[1]。如果违犯，重重加以黜降责罚。”朝廷听从了。七月戊戌，诏令：“府界三路保甲从明年正月以后一概停止团教，仍依照义勇旧法，每年农闲时到县里训练阅习一个月。差派官员设置教场、修理军器、制定教阅办法以及轮番次序和考核赏赐的费用，命枢密院、三省共同制定法令。”甲辰，门下侍郎司马光说：“先帝因为边境寇敌骄横，占据汉、唐旧地，有征伐开拓疆土的志向，所以设置保甲，命开封府界及河北、陕西、河东三路每五日教阅一次；京东、京西两路的保甲、养马仍各设置提举官，权力相当于监司。不久，有关机构都致力于扩大声势，以求获得功劳赏赐。提举官只护持本局，不顾其他官司；凡涉及保甲的事务，州县都不得参与，辖区内百姓也不得处置。巡检、指使、保甲、保长竞相侵扰，像蚕食一样无休无止，稍不合意，便擅自施行捶打。保丁习惯游荡懒惰，不再从事农业，有的自己进行抢劫，有的侵凌乡里。先帝逐渐知道其中的弊病，重申敕令州县：保甲凡有违法，巡教官、指使凡有违法事件，都允许州县察觉办理。等到陛下即位听政，首先命令京东、京西两路保甲、养马都依照原来下达的年限收买，超过数目的，充作下一年的数目。” “又命令开封府界、三路团教已经达到半年并经朝廷按阅的，每月一律教阅两日；未经按阅的，每月教阅三日。又命令现受训练的人身材弱小，或长期患病，或本家只有一丁，患病不能服役，属于第四等以下、土地不满二十亩的，都允许州县具文保明，由提举司审验后免除。又规定一县不得超过二分，这些都是圣上怜恤宽减民力的恩泽。对于保甲劳费，虽然减少了十分之五六，但保马以后仍要点选、购买、饲养、补充，仍旧如前。巡教、指使、保正、保长等名目仍然存在。对于所管辖的保甲，恐怕免不了仍有凌逼侵夺。四时教阅虽然减少了天数，也难免妨碍农事。臣愚见认为，如果让保甲负责追捕盗贼，近来已有指挥；巡检、县尉以及弓手、兵级的人数，都应依照保甲未上番以前的人数优先设置；保甲不再负责捕盗。若要让他们攻讨四方边地，即使把田亩授给白徒，教阅再熟练，也从未见过敌人；让他们战斗，必定会望风奔溃。登极诏书已经敕令边吏不得侵扰外界，务必使疆场安静。既然如此，这种保甲究竟有什么实际用途？只是让府界及五路农民不堪劳苦罢了。” “伏请陛下出自圣心，全部废罢各路保甲，使保正、保长回归农业；依旧设置绎长、壮丁巡捕盗贼，户长催督赋税。所饲养的保马，拣选后收回，由太仆寺按价给钱，分配给两骐骥院、坊监和各军；召提举官回朝，将他们办理的公事、巡检、指使都送交吏部，另行差遣。这样一来，开封府界、三路的百姓，谁不会欢呼鼓舞，感戴圣上的恩德呢？如果认为保甲中武艺已经练成的人让其回乡务农可惜，就请按照各县户数，每五十户设置一名弓手，大略依照缘边弓箭手的办法，允许荫奉户田二顷，免除二税；或者稍轻一些，免除若干石斗的税以及户下各种科役。本户田地不足的，允许荫及亲戚的田地，务必给予优厚待遇，使人愿意投募；然后招募本县乡户中勇力武艺出众的人投充弓手。据估计，如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的人，必定有很多愿意应募。如果一人缺额而有两人以上争相投募，就委托本县令佐拣选考试，武艺高强的充任；现任弓手如果勇力武艺衰退，允许别人指名与之比较，如果胜过旧人，就命令其替代。” “这样一来，不必训练阅习，武艺自然精熟。一个县中，勇壮的人既然充任弓手，羸弱的人即使让他做盗贼，也没有能力作恶。仍委托本州及提点刑狱经常认真按察；令佐如果取舍不公，重重加以刑罚。如果无人投名，请再议定优厚办法。如果仍然招募不足，就暂且依旧在乡村人户中雇人，等有人投名，立即命令其充替。如果弓手人数太多，就命令分番轮换，在县中供职，一年一换，其余人分别按地界巡捕盗贼。”奏疏上奏后，蔡确等坚持上奏反对，不予施行。诏令保甲依照枢密院本月六日的指挥办理，保马另行议定价格。庚戌，枢密院说：“府界、三路团教保甲，虽然不应当到教场训练的日子，往往仍在市井村野以学习技艺为名聚集饮酒赌博，不治理生产事务。”诏令：“提举保甲司通知所属辖区，在不赴教场的日子，要从事农作；有空闲时，允许在自己家中阅习技艺。违犯者重重治罪。”范纯仁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提举保甲司的公文，依据枢密院札子下达的指挥，约束保甲子弟，不许聚集饮酒赌博，只许在空闲时于本家阅习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