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九神宗皇帝

译详定郊庙礼文下：礼部等的议论，附见于此。元丰四年十月甲子日，详定礼文所说：“谨按，《周礼·大宗伯》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这就是说，周人崇尚气味，通过升烟来报答阳气。烟是阳气，祭祀阳神便用阳气来求神。这就是所谓根本属于天的事物，亲近上方，也各自随从同类。近代只有亲祠昊天上帝时焚烧柏柴，其他天神的祭祀只焚烧祝板，实际上是礼制的缺失。请将祭祀天神都改为焚烧牲畜的头颅；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寿星，都请用柏木作柴，升烟作为迎接神灵的开始。”又说：“《熙宁祀仪》规定：正月上辛日祭祀感生帝，孟冬祭祀神州地祇，祭牲用羊、豕；春分祭祀高楳，用犊一头，羊、豕各一；春秋祈报社稷，用羊、豕各二。谨按，《周礼·小司徒》说：‘凡是小祭祀，奉上牛牲。’郑氏说：‘小祭祀，君王穿玄冕祭祀。’这样看来，君王的祭祀没有不用牛牲的。唐代韦彤《五礼精义》记载：天宝二年，诏令减少使用犊牛的数量，配祭帝神时不用犊牛。” 大历六年，诏令方丘祭祀减少使用少牢。《开宝通礼》说：本朝除祭祀天地之外，凡太牢本应使用牛的，都用羊代替。臣私下认为，感生帝、神州地祇历代都受到崇奉，是祭祀天地的大礼。如今以宣祖、太宗配享，虽然由有司代理祭祀，也应当都用犊牛而不用羊、豕。《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在乙鸟到来的那一天，用太牢在高楳祭祀。’解释说：‘求子的祭祀不同于通常的祭祀，所以不用犊牛。’如今祭祀高楳用犊牛，羊、豕各一，认为应当把犊牛改为角握牛。《王制》说：‘天子的社稷都用太牢，诸侯的社稷都用少牢。’《白虎通》说：‘人没有土地不能生存，没有谷物不能进食。祭祀社稷用三牲，是因为重视其功劳。大社是替天下报答功劳。’后汉设置社稷太牢，令县令、县长侍奉祭祀，祭牲用羊、豕。唐代礼制规定祭社用太牢；大历年间减少为少牢；贞元五年，包佶上奏请求社稷依照正礼使用太牢。如今从太社、太稷以下直到郡县社稷都用少牢，祭祀规格明显不合礼制。替一个郡邑报答功劳的，应当用少牢；替天下报答功劳的，应当用太牢。” 所有春秋两季祈报太社、太稷的祭祀，认为应当在羊、豕之外，再增加角握牛二头。”又说：“《周礼·小宗伯》的职掌是：在四郊为五帝设置神位，四类之神也同样设置。《熙宁祀仪》规定：在东郊为日设置神位，在西郊为月设置神位。这是按照气的类别来确定位置。至于在国城东北设置风师神位，在国城南设置雨师神位，在国城西北亥地设置司中、司命神位，却是各自依从星宿的位置，而不是依照气类，并不符合所谓‘四类’。大概从隋代以来就失去了这一礼义。认为应当依据旧礼中四类的含义：在西郊为风师设置神位，于立春后的丑日祭祀；在北郊为雨师设置神位，于立夏后的申日祭祀；在南郊为司中、司命、司禄设置神位，于立冬后的亥日祭祀。祭坛和神位仍依从星宿的位置，并依照《熙宁祀仪》，让雷师随从雨师的位置，让司民随从司中、司命、司禄的位置。雨师、雷师二神共用一道壝墙和一座祭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四神共用一道壝墙、分设四座祭坛。祭坛的高度、宽度都依照旧例。”朝廷听从了。又说：“古代享祀司寒，只是为了藏冰。” 在开冰的日子，《熙宁祀仪》规定孟冬择吉日祭祀司寒，后来停止；季冬藏冰时，在冰井享祀司寒，祭牲用黑羊，祭谷用秬黍；仲春开冰时，只用羔羊。开冰是将冰供给至尊使用，应当有桃木弓和荆棘箭，用来禳除凶邪。但这些并非礼制规定的器物，不应陈设在神座上，应当按照孔颖达的说法，在取出冰的时候，把这种方头箭放在凌室门口。”朝廷听从了。又说：“本朝郊庙祭器的陈设已经没有章法，到了祭祀前一天早晨，实际负责盛放笾豆、筐簋的人都是地位低微的人员。有司纷乱杂沓，已经不再符合礼制。三牲的俎，只有司徒一名官员负责，而簠簋、笾豆等供品既不归大宗伯管理，也没有负责撤除。请在祭祀前一天，由司尊彝官兼任监察祭器官，率领属员按照法定制度把祭器陈列在堂东（陈设方法另有图上奏）。仆射、礼部尚书负责察看洗涤并报告洁净。祭祀当天早晨，光禄卿率属员取来笾豆、簠簋，盛放供品；盛好后，放回原位。开始进献腥肉时，礼部尚书率属员进献笾豆、簠簋；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进献三牲的腥俎，又进献熟俎。礼毕，礼部尚书撤去笾豆，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撤去三牲之俎，都由有司接收后搬出。”又说：“本朝举行郊庙、明堂礼时，由郊社令设置玉币，太祝取玉币交给门下侍郎，由门下侍郎进献给皇帝；门下侍郎又取爵进献给皇帝；这样交替使用爵器，都不合礼。请在郊庙、明堂祭祀时，由一名吏部尚书捧着爵器，依次随皇帝到神座前。” 如果左仆射缺位，就由右仆射捧玉币进献给皇帝，皇帝把它奠在地上。到斟酒时，如果尚书左丞缺位，就由右丞把爵交给仆射，由仆射进献爵酒。皇帝酌酒献上以后，由侍郎接过玉币和爵，辅佐皇帝接受饮福，并负责焚烧等事；宗庙祭祀仍由尚书设置玉几。”又说：“本朝亲祠太庙时，门下侍郎从篚中取出瓒进献给皇帝，侍中斟鬯酒进献并辅佐皇帝，灌地后把瓒放下，这些都不合礼。请在亲祠太庙时，命一名礼部尚书捧瓒并临近鬯酒，礼部侍郎捧盘，依次进献给皇帝；皇帝斟鬯灌地完毕后，由侍郎接过瓒和盘，退下。”

译又说：“本朝南郊祭祀，《太庙仪注》虽然有太常卿、宗正卿察看牲畜的条文，实际上从未实行。至于明堂，又没有负责省察牲畜的官员，只有太祝巡视牲畜。察看煮牲的大锅则由光禄卿负责，而且也没有恰当地察看腥肉和熟肉。请在祭祀前一天，由礼部尚书、礼部侍郎省察牲畜，光禄卿捧牲报告牲畜已经充足、祭品已经齐备，礼部尚书省察煮牲之镬。祭祀当天，由礼部侍郎察看进献腥肉和熟肉的程序。”朝廷一并听从。丁卯日，详定礼文所说：“谨按，《荀子·礼论》说：‘宴飨时崇尚玄酒而使用醴酒，调和大羹而具备各种菜肴，这是尊重根本而亲近现实。尊重根本叫作文，亲近现实叫作理。’所以古代祭祀，同时进献上古、中古以及当代的食物，以表示尊重根本而亲近现实。《礼运》说：‘用玄酒祭祀，进献牲血和牲毛，把肉放在俎上，煮熟肴食。’郑氏认为这是进献上古、中古的食物。又说：‘然后退下合祭，把犬、豕、牛、羊分解，把供品盛入簠簋、俎豆和鉶羹中。’郑氏认为这是进献当代的食物。自西汉以来，陵园寝宫有进献日常食物的制度。唐天宝五年，才下诏享祀太庙时每室另加一盘日常食物，因此与三代的笾豆、簠簋同时存在。” 这虽然也有尊重根本、亲近现实的意思，然而韦彤、裴堪等人议论认为：私宴上的食物可以进献于寝宫，却不能亵渎地用于太庙。臣等考察后认为，享祀太庙应当遵循古制，请停止进献那盘日常食物。”朝廷听从。又说：“季春择吉日享祀先蚕氏，李林甫依照《月令》解释，把先蚕当作天驷星。谨按，先蚕的含义与先农、先牧、先炊相同，应当是开始养蚕的人，所以《开元礼》规定在祭坛壬地挖坎埋祭。《礼义罗》说：‘如今礼制中享祀先蚕，没有燔柴的仪式。’这明确说明祭祀的不是天驷星。如今享祀先蚕，祭坛设在东郊；《熙宁祀仪》又设置燎坛，这是沿袭《唐月令》把先蚕当作天驷星的错误。按照《周礼》，后蚕祭于北郊，以纯阴为尊。请在北郊设置祭坛，享祀开始养蚕的人，仍依照《开元礼》，不设置燎坛，只挖坎埋祭，其他照旧。”朝廷听从。又说：“古代戴冕、弁时用絃，戴冠时用缨。如今《衣服令》规定，乘舆穿大裘，冕用组带作缨，颜色与其绶相同；衮冕用朱丝、组带作缨。” 戴冕却使用缨，不合礼制，请改用朱组作絃；同时把平冕改为元冕，使用缨，但不用赤色，而用略带黑色的材料制作。”又另画图上奏黻的形制，朝廷听从。辛未日，详定礼文所说：“古代宗庙有四时享祀、每月祭祀，却没有月半祭祀。月半祭祀不是古礼。《礼记》说：春天祭祠，夏天祭禴，秋天祭尝，冬天祭烝；又说：远祖之庙称祧，举行享祀，祭尝时才停止。这就是所谓时享。又说：考庙称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都每月祭祀；又说：诸侯戴皮弁在太庙听受朔日政令。《左传》也说，闰月不举行告朔，仍然要到庙朝拜。这就是所谓月祭。至于《仪礼》中的月半奠，大夫以上才有，这是所谓非古礼。然而五庙都每月祭祀，二祧却只在秋尝时享祀，为什么？回答说：仁爱的施行有亲疏，礼制的施行有隆盛和减杀，意义就是如此。二祧只享祀而不参加冬烝，就又进一步减杀了。自秦、汉以来，开始修建陵寝，在朔日、望日进献食物，已经不是古礼。唐天宝末年，又把这一制度施行于太庙，极不合礼。本朝沿袭唐制，所以一直没有来得及纠正。请将翼祖、宣祖的时享停止在秋尝；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除时享外，仍实行朔祭；每庙进献一次，祭牲用特牛。” 如果皇帝不亲自祭祀，就由太常卿代理，祭牲用羊。《礼正义》说：据《羊人》记载，衅积时供给羊牲；熊氏说，这是指祭祀日月以下的神。《小司徒》说，凡小祭祀奉上牛牲。这样看来，君王的祭祀没有不用牛的，大概日月以下的常规祭祀用羊，君王亲自祭祀才用牛。至于月半进献食物，则由宗正丞主持。请予以停止。”诏令说，祧祭等待庙制完成后再取旨。八庙都实行月祭并使用祭牲，其余依照奏议。又说：“谨按，《礼记·祭法》说：‘天子自己设置七种祭祀，称为司命、中霤、国门、国行、泰厉、户、灶。孟春祭户，祭祀先供脾；孟夏祭灶，祭祀先供肺；中央属土，祭中霤，祭祀先供心；孟秋祭门，祭祀先供肝；孟冬祭行，祭祀先供肾。’又有传文说：‘春天祭司命，秋天祭厉。’这说明了祭祀的位置、时间以及所用俎中祭肉。又《周礼》说：‘司服掌管君王的吉服，祭祀各种小祀时穿元冕。’注释说：‘群小祀，是宫中七祀之类。’又《礼记·特牲》说：‘进献一次熟食。’注释说：‘如宫中各种小神、七祀之类。’又《周礼·大宗伯》说：‘如果君王不参加祭祀，就由人代理其位。’这说明了祭祀所穿的服装、进献的礼数以及代理的官员。自《周礼》废弃后，汉朝兴起，才开始祭祀族人，在宫中祭炊，并称为灶神；又由南山巫祭祀南山，南山在秦中，却称为厉神。唐代在太庙祭祀七祀，令在庭院西门以内铺设席位，直到近代又在褚袷时遍祭七祀。四时分别祭祀时，又随着时享一同祭祀，由庙卿行礼，穿七旒冕，把太庙祭牲分作俎，只进献一次而不进献熟食，都不合礼制。” 臣等斟酌当今的适宜做法，参照采用古代礼义，请在立春于庙堂户外的西面祭户；在庙门西面祭司命，把脾置于俎中；立夏在庙门东面祭灶，把肺置于俎中；季夏土王日，在庙庭中央祭中霤，把心置于俎中；立秋在庙门外西面祭门和厉，把肝置于俎中；立冬在庙门外北面祭司命和国行，把肾置于俎中。都使用特牲，不再随着时享分开祭祀。有司代理祭祀时，由太庙令代理。礼官穿用元冕，进献时一定要进献熟食。皇帝亲祠以及腊享时，则依照旧礼遍祭。”朝廷听从。

译甲戌日，详定礼文所说：“臣等谨按，《礼记》说：‘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祭。’天子举行禘祭，是祭祀祖先所出自的始祖，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又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在郊外祭喾，尊高阳氏为祖而尊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而在郊外祭鲧，尊高阳氏为祖而尊禹为宗；商人禘祭喾而在郊外祭冥，尊契为祖而尊汤为宗；周人禘祭喾而在郊外祭稷，尊文王为祖而尊武王为宗。’《仪礼》说：‘都邑之士，只知道尊奉父亲；大夫和学士，知道尊奉祖先；诸侯上及太祖，天子上及始祖所出自的祖先，所以称为追享、朝享。’解释者认为：‘禘就是祫。禘祭追及祖先所出自的始祖，所以称追享；祫祭从即位后朝拜宗庙开始，所以称朝享。《诗·周颂·雍》写的是禘祭太祖，《商颂·长发》写的是大禘。周代四时的禘祭，周颂《雍》的序认为是禘祭太祖。商代有四时禘祭，属于小禘；祭祀祖先所出自的始祖则属于大禘。由此说来，禘是宗庙追尊远祖的祭祀，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神主地位最尊，祭祀延及七世，推及亲近的祖先，再推及始祖。” 四时分别在各自的庙中祭祀，于是有春祠、秋尝、冬烝。既然已有祠、尝、烝，而毁庙之主还没有涉及，仍认为不够；因为有生者有合族、联席共食的恩义，于是在始祖庙中把毁庙和亲庙的神主合在一起祭祀，于是有了祫祭。既有祫祭，而远祖还没有涉及，仍认为不够，于是再向上推求，详细审察祖先所出自的始祖并加以祭祀，于是有了禘祭。到这一步，仁爱达到极致，义理也完全尽到了。然而祭及太祖时，只举行祫祭而不举行禘祭。天子上及始祖所出自的祖先，所以禘祭祖先所出自的始祖，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舜、禹、汤以及高阳氏，高阳氏的世系出自黄帝，所以虞、夏禘祭黄帝，以高阳氏配祭；商祖契出自帝喾，所以商人禘祭帝喾，以契配祭；周祖文王，文王也出自帝喾，所以周人禘祭帝喾，以文王配祭。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祭的，都是曾经拥有天下、世系出处明确的帝，因此追祭所涉及的祖先很远。自汉、魏以来，世系不清，传承没有记录，加上诸羌扰乱晋朝，南北分裂，百族宗支流离破散，士人离开祖坟。” 到了隋、唐，谱牒记录全部废弃，说李氏都出自陇西，说刘氏都出自彭城，姓氏的起源漫无可考，因此后世要举行禘祭、追祭祖先所出自的始祖，便有无法实行的情况。汉朝在太上皇以前没有记载，所以高帝以上只能见到太上皇一代。魏朝在处士君以上也没有记载，所以明帝太和年间，向上祭祀高祖之父处士以下五代而已。晋朝在征西将军以上世系没有记载，所以武帝只祭祀三昭、三穆六代。然而刘氏出自刘累，汉朝却不禘祭尧；曹氏出自陆终之子安，因此成为曹姓，魏朝却不禘祭汉相国曹参；司马氏出自程伯休父，晋朝却不禘祭司马印；宋朝出自楚元王交，齐朝出自汉相国萧何，陈朝出自汉太邱长陈实，隋朝出自汉太尉杨震，都没有举行禘祭，把他们作为祖先所出自的始祖，实在是因为谱牒不清楚。唐代黎干说禘祭不是祭天，撰写《十诘》《十难》来说明这一点。他还说：虞、夏、商、周以前，禘祭祖先所出自的始祖，意义十分明白；自汉、魏、晋以来一千多年，这种礼制就缺失了。恭敬地思考，艺祖受命，初次拥有天下，沿袭汉、唐旧例，祭祀四亲庙，并向上推寻僖祖所出自的始祖。” 谱牒失去了传承，有司因循旧说，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禘祭和祫祭都把各庙神主合在始祖庙中联席祭祀。虽然禘、祫名称不同，实际礼仪却没有差别，这种讹误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臣等于是推究先王制定禘祭的本意，认为国家所传的世系不同于虞、夏、商、周，既然寻求祖先所出自的始祖而不可得，那么禘礼就应当确实停止。等推考出祖先世系的出处后，才可以举行禘祭，恭请圣上裁择。”朝廷听从。又说：“《亲祠仪注》规定：皇帝到达罍洗处，侍中跪下取匜浇水；另一名侍中跪下捧盘承水，皇帝放下圭，洗手；门下侍郎跪下，从篚中取巾进献。按《周礼》：小臣中的上士四人，在大祭祀时为君王浇水洗手；御仆中的下士二人，在大祭祀时辅佐君王洗手并登堂。郑氏注说，辅佐洗手，就是捧盘、递巾。如今侍中、门下侍郎都是执政官，却让他们浇水洗手、辅佐洗手，都不合适。请在亲祠时由御药院内臣一人负责浇水洗手，另一人负责递巾。”朝廷听从。乙亥日，详定礼文所说：“冬季祭祀昊天和黑帝，请都穿大裘，外加衮服；其余不是冬季祭祀昊天以及夏至祭地的，都穿衮服。”朝廷听从。十一月己丑日，增制五辂：玉辂树立太常旗，金辂树立大旆旗，象辂树立大赤旗，革辂树立大白旗，木辂树立大麾旗。此事是听从详定礼文所的奏议。又说：“臣等详细考察《周礼·巾车》：天子的五辂分别是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都载有旗帜，称为道德之车。《考工记》记载，戟比殳高四尺，矛比戟通常高四尺。戟、矛都插在车上，称为兵车。战国时期，左方为尊，因此增加插置四支戟，称为闟戟。由此可知，德车、武车本来就是不同用途的车。汉代卤簿的前驱有凤凰闟戟，尚且没有施用于五辂。江左以来，五辂才在车右增加棨戟，并用黻绣衣包裹，越发扰乱礼制。后周司辂在左边树旗，右边树闟，方六尺，并用黻覆盖，只有天子的车才这样设置，更加错误。请将五辂除去闟戟，以符合道德之车的称谓；并把太常旗树立在车后中央。登车时从左边上车，这些都已经奏闻完毕。”又说：“详细考察法驾出行时，与皇帝同乘车的人，是为了承接皇帝清问。古代天子居左，仆居中，参乘居右。”

译仆人一定要递上绥带，以防车辆受惊奔驰，这就是极其谨慎的做法。《周官》中有太仆、齐仆、道仆，都是负责驾车的官员，孔子也说：‘我来驾车。’到了礼制规定的参乘，又更加受到重视。因此道德之车设置齐右、道右，武车设置戎右，都由士大夫担任。本朝制度中，乘舆有太仆，却没有参乘。请在亲祠时乘坐辂车，除原有太仆外，再增加一名近臣担任参乘，站在车右。” 又说：“谨按，《周礼·巾车》的职掌中，第一种是玉辂，树立太常旗，有二条飘带，用来祭祀；又说，驾驭玉辂去祭祀，遇到犯紱的情况，就驱车前进。由此可知，祭祀时乘玉辂。孔子又说，天子巡守时，带着迁移祖庙神主同行，神主装载在齐车上，说明齐车一定有尊贵之处。《周礼》规定齐仆驾驭金辂，齐右充任金辂的车右，这说明斋戒时乘金辂。斋祀所用的车有不同用途，不能混用，这是礼制的明证。本朝亲祠太庙时，在文德殿致斋，第二天就乘玉辂，这是不合礼的。请在文德殿致斋后，第二天乘金辂，到太庙斋宿；再过一天行礼完毕后，乘玉辂前往南郊。” 五年四月壬戌日，崇文院校书杨完把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编纂分类，成书三十卷进呈。元年正月十三日下诏讨论，三年闰九月二十五日，最初下诏编纂分类。癸酉日，详定礼文所说：“太庙每室设置豆、笾各十二件，大概沿袭唐显庆旧制，情意和文饰不相称。请依照典礼，笾、豆各用二十六件。”诏令等庙制完成后再取旨。《礼文》第十一卷记载豆、笾、俎、簋、鼎、铡中所盛的祭品，以及礼科改更的事项共有十二项，这里只是第一项，也没有记载月日和取旨等诏令，不知道《实录》依据何在，应当考察。十一月己卯日，详定礼文所说：“《周礼·小宗伯》说，祷祀时由隶人负责仪式和位置。后汉把这件事隶属于司徒府，不在祭祀场所举行，是为了远离轻慢和亵渎。本朝亲祠南郊，在祭坛所在地演习仪式；明堂则在大庆殿演习，都近于亵渎。请将南郊演习仪式改在青城，明堂演习仪式改在尚书省，以远离神灵所在而表示恭敬。”朝廷听从。六年正月癸未日，详定礼文所说：“举行蜡祭，是为了报答万物取得成功。但每年丰歉不同，四方收成也不相同，因此报答功劳的礼仪也不能完全一样，所以《礼记》说：‘八蜡用来祭祀四方。四方中如果有一年收成不顺，就不举行八蜡。’历代蜡祭只有在南郊设置一座祭坛。请将蜡祭改为四郊各设置一座祭坛，祭祀各方的神灵。祭祀前，司农得知哪一方收成不顺，就不向该方报祭。百姓的祭祀仍安排在蜡祭以后。”朝廷听从。二月癸酉日，太常寺说：“郊庙使用乐器二十簴，遇到雨雪就用幕覆盖，临近祭祀时恐怕来不及处理。从今以后如遇望祭，就把乐器设置在殿庭中。”监察御史王柏说：“祭祀中牢牲、礼器等物，都由光禄掌管，但太常寺官员从未亲临监察，这是对事奉神灵不敬。请大祀由光禄卿、少卿轮流监察，朔祭和中祀由丞、主簿轮流监视。”朝廷一并听从。甲戌日，太常博士何洵直说：“《熙宁祀仪》规定，春、秋仲月祭祀九宫贵神，祝文称‘嗣天子臣某’。九宫贵神的功劳辅佐上帝，德泽庇护百姓，按照礼秩论，应当与社稷相同。请依照《熙宁祀仪》列为大祀；祝版则依照会昌旧例和《开宝通礼》，书写皇帝名号，不称臣。雨师、先农都是中祀，马祖、先牧、马社、马步等小祀共用一少牢。如今九位贵神分别设坛、各有祝文，却尊为大祀，共用二少牢；腥俎、熟俎中的牲体不完备，与小祀相比反而有所不及。认为应当使用九少牢，这样才可能使礼意和文饰相称。”朝廷听从。三月辛巳日，礼部奏说：“有司代理祭祀昊天时，请初献演《帝临嘉至》之舞，亚献、终献演《神娱锡羡》之舞；初献演《孝熙昭德》之舞，亚献、终献演《礼祫储祥》之舞。”朝廷听从。庚子日，诏令把仁宗、英宗的尊谥各加到十六字，在大礼前择日举行。详定礼文所说：“《仪礼》说：‘夫妇是一体。’所以婚礼中同牢而食、合卺而饮，死后同穴，祭祀时同用一几，说明夫妇一体，不应有不同的庙。只有周代把姜嫄作为禖神，而帝喾不能与她同庙，又不能把她降入子孙的庙中，所以另立庙祭祀。因此《鲁颂》称为閟宫，《周礼》称为先妣。自汉代以来，凡是不能祔庙、不能配享的，都援引姜嫄作为先例，有时因为地位卑微，有时因为属于继室而已。起初卑微、后来显贵的，都是嫡妻；前妻去世、后妻继娶的，也都是嫡妻。后世却因为始初卑微而后来显贵，便在别庙祭祀，不能实现夫妇同用一几的意义，这不符合礼的本意。夫妇是天地间的大义，夫妇一体而和合，所以圣王重视嫡妻，是为了重视宗庙；不能因为始初卑微后来显贵，或前妻之后另娶继室，就区别对待。” 恭敬地说，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怀皇后，实际上都是元妃；孝宣皇后则是太祖的继后。当时议论者有的认为她不曾正式居于中宫，所以不许她配享；有的认为她是继后，所以不许她配享。如果因为不曾正式居中宫就不能配享，那么懿德皇后也不应配享太宗；如果因为是继后就不能配享，那么孝明皇后也不应配享太祖。有司因循旧例，没有查究其中的错误，都在别庙祭祀，在礼制上不妥。请将她们升祔太庙，按时配享。”诏令恭敬地依从。五月乙卯日，礼部说：“经典中有大裘的记载，却没有说明其制式；近代所制定的，只有梁、隋、唐三代的可以采用。请依照隋制，用黑羔皮制作裘，用黑缯制作领、袖和里，袖口宽度可以使手肘转动，衣长可以遮住膝盖。谨按，皇侃说，祭服下面穿袍茧，袍茧下面穿中衣；上朝时裼衣下面有羔裘，羔裘下面再穿衣。这样看来，如今亲郊时，中单应当在大裘里面，其袖子的宽窄和衣服的长短，都应当与大裘相同。请改制定制。”朝廷听从。甲申日，礼部上状说：太常寺修定郊礼时，规定夏至皇帝亲自在北郊方丘祭皇地祇，以及上公代理祭祀的仪式。诏令依照亲祠北郊的仪式，全部如同南郊；上公代理祭祀，只改乐舞名称，并不配备全部官员。俎豆、乐悬、圭币的数目以及史官捧祝册，都与亲祠相同。

译闰六月乙酉日，太常博士王古说：“我私下看到《修定升祔仪注》中有四位皇后不再制作册书。臣愚昧地认为，朝廷如果姑且依从礼官的意见，如今既然不用册书，就请参考典故，凡是举行礼仪的环节，都务必做到隆重至极，使它明显不同于平常的享祀，或许可以上合陛下极其严肃地对待宗庙的心意。”诏令交太常寺详细讨论。太常寺说：“想要比照景灵宫安奉神御的礼例，派遣重臣主持仪式；比照亲祠太庙，使用竹册；由宗室、遥郡刺史进献册书，史官宣读册书；派亲王、使相以下官员担任三献，配享功臣各有七篇祝文。还请陪祠的宗室限于正任以上，并列班站立。迁移神御时，每位使用二百人的细仗。”诏令升祔四位皇后使用彩殿，告迁时派宗室行礼，并在西櫺星门外也按照事项相称陈列仪仗器物。朝廷听从。七月丁未日，诏令十月丙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乙卯日，将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祔祭于太祖、太宗、真宗的庙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怀、章穆、章献明肃、章懿，按照配后、继后和先后的次序排列。庚申日，礼部说：“太常寺先前制定北郊祭坛制度，方丘分三层，高四尺。本部多次考察，认为祭坛既然是方丘，就难以设置八级台阶。请求另选泽中的土丘作为方坛，高六尺，设置四级台阶。”太常寺又说：“方丘祭坛的制度没有经书依据。《周礼》用黄琮祭地，郑氏注说：‘琮有八方，象征大地。’那么祭坛设置八级台阶，确实有所本。我们坚持前面的说法，不肯改变。本部再次详考《周礼》，祭地要用方丘，而且方丘应在泽中，这是经典的依据。汉制设置四级台阶，高六尺，这一制度可以采用。祭坛四边各设一级台阶，就是四级台阶；设置方坛也符合礼制。高度六尺，离地不远，也有亲近大地的意思。请交给其他部门再次确定。”诏令祭坛高一丈二尺，设置四级台阶，其余依照所请。八月庚子日，诏令说：“《南郊式》规定皇帝称臣，派遣的使者却不称臣。从今以后依旧都称臣。”旧仪规定皇帝称臣，遣官也称臣。熙宁五年，沈括上《南郊式》，认为被派遣的官员也称臣不合礼，于是改掉；到这时又恢复旧制。十月甲申日，光禄卿吕嘉问说：“光禄掌管酒醴，祭祀时充实尊、罍，历来使用法酒库的三种法酒来代替《周礼》所说的五齐、三酒，恐怕不足以符合陛下崇重祭祀的心意。近来我在法酒库中依据《酝酒法式》考察《礼经》所说的五齐、三酒。如今酿造醅酒，冬季用二十五日，春秋用十五日，夏季用十日。拨开醅甕，浮蚁涌到表面，如今称为拨酝，难道就是所谓泛齐吗？接取拨开的醅，其下层酒汁与酒滓相等，如今称为醅芽，难道就是所谓醴齐吗？取出醅芽后，把蒭放在其中，酒色呈葱白色，如今称为带醅酒，难道就是所谓盎齐吗？冬季一个月，春秋二十日，夏季十日，酒色稍有变化，难道就是所谓缇齐吗？冬季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以后，拨开醅面查看，上面清澈、下面沉淀，难道就是所谓沈齐吗？如今朝廷因事酿造的，大概是事酒；如今越年成熟、蒸酿的，大概是昔酒；同天节上寿宴所供应的腊酝酒，都是冬季下醅、夏季成熟，大概是清酒。这些都称为酒，不是所谓的齐。” 由此可知，齐是顺应自然形成的齐和状态，所以称作酒的，是因为酒已经酿成，而人的加工功劳更多；因此祭祀用齐，养人用酒。我私下担心典礼规定就是这样。又《司尊彝》说：‘酝齐用缩酌，盎齐用沇酌。’根据经典和传文，泛齐、醴齐用事酒调和，以茅缩取饮；盎齐、缇齐、沈齐则用清酒调和，也以茅缩取饮。这样一来，所用五齐并不多，供应也很容易。大概酝酒的原料和次序并不相同，这五种酒都是自然酿成的。希望圣上裁断，把如今酿造的酒与典礼相互参照审定，或许不至于差错。请从今年起用于郊庙供奉。”皇帝批示：“吕嘉问的论证似乎有些道理，如今宗庙中充实尊彝的酒齐尚未完备，暂且按照他说的使用，对礼义没有妨害。” 乙酉日，南郊礼仪使说：“将来南郊行礼，应当差派行事官。”诏令今后不再按旧式差派代理官，只用现任两省官、御史以及六曹侍郎、侍制以上官员，并且不限制人数。今后依此办理。仪仗中的六引，如果开封牧、令缺位，就差派知府、知县；太常卿缺位，就差派侍郎；其属官则依条令差派官员。辛卯日，礼部说：“《亲祠仪注》规定：南郊祭祀先奏乐六变，升烟降神，然后皇帝登坛，奠镇圭、玉币以礼敬神灵。太庙祭祀则皇帝先到各室，奠镇圭，灌鬯于地，奠币完毕后退回原位，然后奏乐九变以降神。祭祀一定是先求神降临，然后礼敬神灵。如今仪注中奠圭、奠币两件事都安排在未奏乐之前，而且灌鬯是向阴求神，奏乐是向阳求神，二者都是求神的仪式。把灌鬯移到奏乐之前是可以的；圭、币则是在降神之后用来礼敬神灵的。神灵尚未降临就先行礼敬，不合经典本意。请仍依旧仪，先奏乐，然后到各室灌鬯、奠圭币。如果一定要先灌鬯，以符合周人先向阴求神的意思，那么请在清晨灌鬯时，先捧大圭灌鬯，回到原位奏乐；馈食完毕后，再放下大圭、拿起镇圭，奠在缫籍上，接着奠币。这样可以使礼敬神灵都安排在降神之后，而且在《仪注》中也没有增加什么。” 朝廷听从。十一月丙午日，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开始停止合祭。

译七年六月甲戌日，礼部说：“《亲祠仪注》规定，享祀太庙、祭祀圆丘时，皇帝都穿靴袍到大次。因为车驾从大庆殿前往景灵宫、太庙，第二天前往南郊时，都穿通天冠、绛纱袍。而且祭祀是逐步进奉的礼仪，应当隆重而不应减杀。前一天既然已经穿盛服前往祭祀地点，到行事当天早晨，正是所谓三日斋戒中使用一天的时候，却穿袍靴到大次，不合礼意。谨按，《郊特牲》说：‘祭祀当天，王戴皮弁听受祭祀报告。’这是指小宗伯报告时辰、报告准备完毕。解释《礼》的人认为，通天冠如同古代的皮弁，所以通天冠是斋服。如今礼部所奏的中严、外辨，就是所谓报告时辰、报告准备完毕。请在太庙、圆丘祭祀当天早晨，皇帝从斋殿前往大次时，穿通天冠、绛纱袍。”朝廷听从。乙酉日，礼部说：“亲祠祝策文说：‘谨以牺牲粢盛、嘉齐庶物恭敬地进献一年的祭祀。’应当一并依照《曲礼》，完整列举牲、币、粢盛等名称。又五福、十太一的祝版青词称‘嗣天子臣某’，大概沿用魏、晋制度。本朝仪注中，上帝、五帝、日月的祝文都称臣；至于五福、太一和九宫贵神，都是天官，近来的制度也称臣。” 查考九宫贵神祝版进呈的文书，已经不称臣。五福、十太一应依照熙宁六年以前的旧例；至于被派遣的官员，自然应当称臣。这样就不会失去尊卑轻重的体制。”又请求：“神农的祝文说‘以后稷配祭’，对于后稷则说‘配食于神’。高楳以伏羲、高辛配祭，祝文都说‘作主配神’。神不能有两个神主，既然伏羲已经作为神主，关于高辛的祝文，请改为‘配食于神’。”朝廷一并听从。八月乙丑，礼部说：“社稷祭祀中，埋玉，却没有礼神用的玉。《开元礼》记载：祭祀太社、太稷时，所用的玉是两块有邸的圭。请下令有关部门，制作两块有邸的圭，作为社稷祭祀礼神的器物。”朝廷同意了。校勘记 [1]“之祭”中的“之”字，原本用墨丁表示，现据《长编》卷三一七补出。[3]“以雷师从雨师之位”：原本脱漏“从雨师”三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入。[4]“以司民从司中”：原本脱漏“以司民”三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入。[4]“为二壝同坛”：原本作“为一坛”，据《长编》卷三一七补改。[5]“司中”：原本此字上有“同”字，据《长编》卷三一七删去。[6]“宗正卿”：原本脱漏“卿”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入。[7]“血毛”：原本脱漏“毛”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入。[8]“吉日”：原本作“已”，据《长编》卷三一八改。[9]“先牧”：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入。[10]“礼义罗”：原本脱漏“罗”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入。[11]“然反其太祖为祫而不为禘”：原本作“然而不为禘”，意思不完整，今据《长编》卷三一补入。[12]“出自帝喾”：原本“自”字下多出一个“禘”字，据《长编》卷三一八删去。[13]“加之诸羌乱晋”：原本作“皆以□□□晋”，据《长编》卷三一八改补。[14]“不报”：原本“不”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二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八十 神宗皇帝

译确定乐器 元丰三年五月戌辰，诏令致仕的秘书监刘几乘驿马到详定礼文所议论音乐。刘几此前任保州知州，六十一岁时便致仕，至今已经十二年了。刘几曾说：“音律以人的声音为根本，不能用尺度来求得合适。古今时代不同，声音也随之改变，就像过去的衣冠，如果让今天的人穿上，就会不合身。儒者拘泥于古制，只详细考究形制、名物、度数，却不知道轻重、清浊的实际作用，所以从乐器上看来虽然协调，声音却不能相合，只是徒然纷纷争论罢了。我曾游览佛寺，听到钟声嘶哑而悲凉，认为这对主持者不利；到了晚上，主持僧人便死了。在保州听到号角声时，我说宫声微弱而商声离散，守臣因此忧虑，认为会在秋天应验。到了预定的期限，几便病了。”他对音乐的洞察就是这样深，但所学大多杂有郑、卫之音。六月庚子，王朴说：“最近诏令秘书监刘几议论音乐，我看到礼部侍郎范镇曾经论辨雅乐，请诏令范镇与刘几共同考察得失。”朝廷同意了。壬子，命知礼院、秘书丞杨杰到详定礼文局共同议定大乐，这是采纳了致仕秘书监刘几的请求。己未，致仕秘书监刘几说：“祭祀明堂的乐章，文字与乐曲的声数多少不相应，严重违背《虞书》所说‘歌咏长言’的原则。请遵用御撰乐章，交由本局依照律吕七均的法则，随着乐章的字数审定声调，使一个声音唱一个字，八音随之伴奏。古代的编钟、编磬，歌唱的声音都是十六个，大概是十二律之外，还有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个清声。如今圣朝的大乐，旧有钟磬也都是十六个。自从李照议定音乐以来，便不再考击使用，完全失去了古法。况且《周礼》郑氏注说，编磬全部具备十六之数。李照不懂四个清声能够辅助构成四律、宣导阴阳的和谐。如今如果不用，就不明白唱和的道理。请依照古法，配备清声。”诏令礼院考察试验，后来按照刘几所议实行。八月乙巳，同知礼院杨杰说：“我在去年八月上奏大乐十二均图，尚未承蒙下发到外廷施行。”又说：“金属声像春天一样和畅，失去这种特点就会沉重；石声温润，失去这种特点就会轻薄；土声含蓄协调，失去这种特点就会低沉；竹声清越，失去这种特点就会过高；丝声纤细微弱，失去这种特点就会过细；革声隆盛宏大，失去这种特点就会洪大；匏声聚集，失去这种特点就会延长；木声没有余韵，失去这种特点就会短促。只有人禀受中和之气，具有中和之声，足以权衡八音，使律吕都以人的声音为标准。一个声音唱一个字，字音虽然可以延长，却不能超过这个声音本身。请节制繁杂的声调，使一个声音唱一个字，遵用‘永言’的法则。又说：《虞书》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这是以箫为主。《商颂》说：‘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这是以磬声为依托。数量定为十六，是表示天子的音乐使用八种乐器；钟、磬、箫是众乐的根本，再加倍便成为十六。况且十二是律的本声，四是律的应声。本声重大，应声轻清；本声如君父，应声如臣子，所以那四个声音有时称为清声。若只有根本而没有应和，只有领唱而没有应唱，八音怎么能够协调呢？如今巢笙、和笙的管子都是十九根，用十二根管发出律吕的本声，用七根管发出律吕的应声，使用已经很久，声音非常和谐。” 又说：“如今演奏大乐时，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每奏一个声音，鎛钟、特磬、编钟、编磬就连续敲击三声，在众乐器中声数最为繁杂。请让鎛钟、特磬、编钟、编磬都依照众乐器的节奏，不要连续敲击。”又说：“本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舞容节奏分为六变[1]。第一变象征六师刚刚出动，进军方向应当向北；第二变象征上党平定，进军方向应当向北；第三变象征维扬平定，进军方向应当向东南；第四变象征荆湘归顺，进军方向应当向南；第五变象征邛蜀归附，进军方向应当向西；第六变象征军队归来、整顿军旅，进军方向应当先向北再向南。如今舞者所向有误，文舞的舞容节奏也完全没有法度。请确定文舞、武舞的舞容节奏，并改定进退方向，以配合成功盛德。”又说：“如今雅乐的古代乐器并不是不存在，太常寺的律吕也不是不完备，只是学士大夫把它们搁置起来不加讲习，考击演奏全交给卑贱的乐工，怎么能不使郑、卫之音混杂进来呢？”诏令送给议乐的刘几等人审议。刘几等说，杨杰所请求的都可以施行。诏令同意了。《乐志》记载杨杰所说的七项失误非常详细，这里只采用《实录》的记载。戊申，刘几等说：“太常寺的大乐，钟、磬总共有三种制度：王朴的乐制是一种，李照的乐制是第二种，胡瑗、阮逸的乐制是第三种。王朴的乐声音太高，这是太祖皇帝曾经说过的，不必等到议论便已经很清楚。仁宗景祐年间，命李照定乐，于是降低律法来取得黄钟之声。当时人们习惯了旧有的听法，怀疑新声太重，因此李照的乐制没有采用。皇祐年间，胡瑗、阮逸再次制定大乐，比王朴的乐声稍低，而声律相近。后来铸造大钟，有人讥评其声音急促郁结，于是也没有采用，郊庙之乐便仍旧使用王朴的乐制。乐工等人自己陈述说：‘如果使用王朴的乐制，钟、磬的清声就难以配合；如果改制而降低律声，钟、磬的清声才可以使用。这更加证明王朴的钟、磬声音太高，难以全部使用。请求把王朴的乐制降低二律，以确定中和之声，并在太常寺的钟、磬中选择可以使用的，不能修整的另行铸造。’朝廷同意了。《乐志》记载得很详细，这里只采用《实录》的记载。丙辰，太常寺说：“近来请求保留王朴的钟、磬，如今修造大乐所已经召集工匠、准备炉炭，恐怕马上就要熔化、改铸、磨炼。况且大乐所用的器物，度量和声律极其精细微妙，修造以后，如果陛下亲临审听，万一发现不协调，就再也没有旧器可以考验了。”诏令准许借用王朴的乐钟作为清声，不得熔毁或磨损。起初，刘几、杨杰想熔毁王朴的旧钟，认为新乐制成后，即使不佳，也没有旧声可以校验。后来执政到太常寺审查试验，前一天晚上，杨杰陈列了一悬已经破旧的王朴钟，乐工都很不满，夜里把它换掉，杨杰却不知道。第二天执政到来，杨杰严厉地说：“王朴的钟很不协调。”让乐工敲击后，声音反而更加美好，杨杰非常惭愧沮丧。

译九月乙酉，撤销议乐修乐局，并下令降低范镇的敕命予以奖励和嘉奖。起初召见范镇答对时，他对皇帝说：“制定音乐应当先校正律。”皇帝说：“是的。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觉，如果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范镇制作了律尺、龠、合、升、豆、区、鬴、斛，准备绘图进呈，又请求访求真正的黍，以确定黄钟。但刘几立即采用李照的乐制，加上四个清声，音乐便奏成了。到这时，范镇辞谢说：“这是刘几的乐制，臣参与了什么呢？”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说：“开封人叶防说，太常寺大乐以及鼓吹两局的乐舞节奏不符合古法。”于是把此事交给前同议乐杨杰审查，杨杰说：“叶防所说的两件事可以施行；他说金奏不用晋鼓节，在经书中有依据。”又说：“簨簴的制度不合经礼，请趁着大礼雅饰之机，再详细考察改正。”朝廷同意了，并任命叶防为乐正。十二月丁巳，诏令六年正旦在御殿使用新乐。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甲辰[3]，京西北路都监杨安道押送范镇所制定并铸成的十二枚律钟、十二枚铸器、一尺、一斛、一响石，以及十二枚编磬、一枚特磬、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两件。这些器物用来校验景祐年间李照所定的乐制，另有低一律而带余数的器物，并将文字和图法一同进呈。诏令送交太常寺；如果其中有按乐法可以施行的事项，命尚书礼部、太常寺共同审定后上报，并令尚书、侍郎、学士、两省、御史台、馆职、秘书省官员到太常寺观看、聆听。第二天，赐诏说：“朕想到春秋以后，礼乐先行灭亡；秦、汉以来，韶、武之乐仅仅保存下来。把乐工遣散到河海之上，去了便不能回来；到齐、鲁之间聘请先生，却没有能够招致的人。魏、晋以下，曹、郐之地都没有值得讥刺的了。哪里只是郑、卫之音，已经混杂了华夏与戎狄的乐器。间或有人创作，尚且保存着典章法度，但只要铢、黍略有差错，或者宫、商发生错位，就会失误。只有我们四朝的老臣，独自知道五降之法的错误。审察声音而知晓乐音，以律吕生成尺度。朕阅览进呈的《诗》《书》，又查看朝廷中的簨簴。君臣共同观看，父老为之长叹。” “现在诏令学士大夫讨论它的法则，命工师和有关部门考察它的声音：向上追念先帝移风易俗的心意，向下慰劳老臣爱君忧国的志向。详细考察这些制作，令人赞叹不已，不能忘怀。”又诏令范镇和他一个有官职的儿子各升一任差遣，制造工匠等按等级发给赏赐。诏令下达时，范镇已经去世。制定朝会仪注 元丰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宋敏求，权御史中丞蔡确、西上閤门使兼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同修起居注兼直舍人院、权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详细制定正旦御殿仪注。此前，朝廷命宋敏求会同閤门、御史台审查，皇帝批示说，各处官员太多，议论难以统一，恐怕拖延日久不能完成，因此应从御史台、閤门、太常礼院各派一人，与宋敏求共同制定。二年四月癸亥，详定正旦御殿仪注所说：“元会接受朝拜时手执镇圭不合适，请不要手执。上寿时也依此办理。”又说：“元会在朝廷举行礼仪，而天子穿祭服，群臣穿朝服，也不合适。请改穿通天冠、绛纱袍。”又说：“御殿时应当设置旂帜，同时打开大庆殿的殿门。皇帝登上御座，礼官等引导中书门下、亲王、使相、押领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以及宗室将军以上的班次，分别从东、西两侧进入，奏起《正安》之乐；到达规定位置后，音乐停止。群臣不佩剑，也不脱鞋履。”全部同意施行。五月己巳，详定正旦御殿仪注司说：“正旦御殿，按规定应当使用黄麾仗。考察唐《开元礼》：冬至朝会、皇太子受册和加元服、册命诸王大臣、朝见和宴请蕃国，都使用黄麾仗。本朝旧例，皇帝接受群臣上尊号时，诸卫各自率领所属部众，部署所属人员驻守殿门，在殿庭排列仗卫。如今只修订正旦仪注，其他事项都还没有涉及，请求把冬至朝会等仪注全部加以详细制定。”朝廷同意了。七月戊寅，详定朝庙仪注所说：“太常寺的乐节、乐器以及文舞、武舞，都还不符合典礼。请皇帝举第一爵时，登歌奏《和安》曲，堂上的乐随歌声而奏。举第二爵时，笙入，奏《庆云》曲；曲终停止，吹笙，其他乐器不奏。举第三爵时，间歌，堂上歌唱《嘉禾》曲，堂下吹笙，奏《瑞禾成文》曲，一歌一吹交替进行。举第四爵时合乐，奏《灵芝》曲，堂上、堂下的乐器交相演奏。另行确定文舞、武舞的制度：文舞所执的翟羽，依照聂崇义的图式，用翟羽制作。过去把雉尾聚集插在髹漆的柄上，形状像扫帚，应当废弃不用。武舞应当左手执干，右手执戈；过去沿袭错误而手执玉戚，不对。”又说：“奏乐时在丹墀上，巢笙、和笙各由二人演奏，请增加一倍为八人。丹墀东、西两侧各设置三巢一和。”又请求奏乐时先击鞞，次击应，然后击建鼓；请求撤去乐悬中的散鼓，设置晋鼓，用晋鼓配合金奏；又请求在宫悬中设置鼗，作为乐节，并一并交给有关部门讲习，考订是否可行。诏令下达太常寺，太常寺认为可以施行，于是同意实行。又说：“朝会的礼仪本来起于西汉，因此后世难以完全采用三代的制度；筝、筑等乐器，也请照旧使用。”诏令全部照旧。五年十二月丁巳，诏令六年正旦御殿使用新乐。己巳，诏令：“正旦朝会之日，引导驾车的殿前左右班及有关人员，等候到达殿阁后，再分别站在殿东西两侧夹行门的位置，站在龙墀东、西两边的勾栏内。起居郎、舍人、左右巡使都到本位行拜礼。起居郎、舍人在朔日视朝时行拜礼，也依此办理。” 六年正月丁丑朔，皇帝到大庆殿接受朝拜。此前，皇帝认为朝会所用的仪仗、器物破旧，应当改制，诏令閤门、御史台详细制定朝会仪式，重新制作仗卫、舆辂、冠服。到这时才陈列在殿上。后来仪鸾司在半夜撤去覆盖辂车的幕屋，幕屋倒塌，毁坏了新的玉辂。皇帝为此很久不高兴，于是诏令仪鸾司监官冲替，交大理寺审问治罪，并查究太仆寺负责殿宿的官员。

译改革官制 元丰三年九月乙亥，详定官制所上奏以阶官替代职事官作为寄禄官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大夫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为中散大夫；太常卿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为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共三等；员外郎为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共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丞、秘书丞、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寺丞、卫尉寺丞、将作监丞为宣议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 又说：“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没有磨勘制度；太中大夫至承务郎应当磨勘。待制以上，六年升两官，升到太中大夫为止；承务郎以上，四年升一官，升到朝请大夫为止，等朝议大夫有空缺时依次补授。朝议大夫以七十人为定额。选人磨勘，都依照尚书吏部的法令；升为京朝官的，依照如今新定的官阶。俸禄令以及按职事官俸禄赐给禄料的数量，和如今新定官的请给一并拟定。”全部同意。丙子，诏令：“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不受大敕御的限制。现任宰相、使相的食邑、实封合计达到一万户，以及前任宰相的食邑达到一万户的，都封为国公；宗室仍按旧例。”又诏令：“臣僚加恩，都依照旧有勋官制度。已经达到上柱国的，便一并增加食邑、实封。给事中、谏议大夫和待制，允许增加实封；省副、知杂，允许一并增加勋官。勋官已经达到上柱国的，食邑从今以后应当按数额增减，由中书本房制定法令。”本房不久上奏：“历来大礼加授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共有五等。如今已经废除功臣（元丰元年十一月的事情，见《政迹》），又以阶官替代职事官，于是至多只有勋、食邑、实封三等。勋官达到上柱国，而食邑依旧按旧法，从三百、四百、五百、七百户至一千户；实封从一百、二百、三百户至四百户。” “仍请在旧有条文规定的官序上各递减一等加授。例如食邑本应增加一千户的，改为增加七百户之类；实封也依此为准，即实封一百户，同时初封食邑三百户，仍不减免。请先下令施行，等成书后再另行删定。”朝廷同意了。诏令文武散阶，除化外人仍按旧例除授以外，其余全部废除。十月丁卯，详定官制所说：“译经僧官中有授光禄卿、鸿胪少卿的人，除改授散阶已经废止外，仍带有卿、少卿的官名，实际上很有妨碍。请将授试卿的人改赐‘译经三藏大法师’，授试少卿的人改赐‘译经三藏法师’。师号及请受俸禄等，仍按旧例。”诏令：“试卿改赐六字法师，试少卿改赐四字法师，都冠以‘译经三藏’，其余仍旧。” 十二月甲子，诏令：“凡应当升官除授的，都立即以寄禄官除授为大两省官；侍制以上至太中大夫，其余官至朝请大夫，都一并通行磨勘。进士八年升一官，其余十年升一官，所计算的年限从下达指挥之日开始。”自官制施行后，原来的少卿、监改为朝议大夫，诸卿、监改为中散大夫，秘书监改为中大夫。按照旧例，两制以上转官，升到前行郎中时，便越级转为谏议大夫。前行郎中按阶官属于朝请大夫，谏议大夫按阶官属于太中大夫。两制官磨勘时，旧制不转为卿、监、郎中，按现在的制度也不应转这三个阶级。又按旧制，朝议大夫以七十人为额，其他官升到朝请大夫后，必须等有空缺，才准依次补授。到这时，有关部门申明此事，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大两省官、侍制以上，从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计算三年；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计算四年，仍按旧制。” 四年八月壬戌，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说：“我看到修订官制后，百官和各项事务已经分别归类。如果根据所分的职务、所统领的事务，依照今天已有的官署，选择适宜归属的事项，让各官署分别处置，从官位次序、名分、法令、版图、文书、公案、诉讼、期限会期，到总领、遵行、举发、核考，哪些应当改革，哪些应当沿袭，哪些有损，哪些有益；有些应从这里移到那里施行，有些应舍弃那里的做法而交给这里办理，有些应当警告官员，有些应当告知众人。凡一件事以上，从始末到次第，都使其在改制以前的习惯和规定已经确定，那么新命令发布之日，只需奉行而已。吏部在尚书省中，是六部之首。就吏部而言，它所总领的是选官事务。流内铨、三班、东审官院的职任，都应当归属吏部。如果根据今天已有的官署，选择适宜归属的事务，分别处理，从令、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按照官位的升降，分别安排事务的繁简，使尚书审定裁决；哪些归属尚书、侍郎，哪些归属令、仆射，都按所属关系预先分类。这样，新任命的官员就不用烦劳解释，也能知道自己的职责。”

译“各曹局的吏员，例如三班各房十六处、各类吏员六十四人，其所分属的机构和所隶属的人员，不必全部改动；应当合并的合并，应当析分的析分，应当减少的减少，应当增加的增加，使各曹所主管的事务依循原有习惯。这样，新补任的吏员不用专门说明，也能知道自己的职守。法令、版图、公案、诉讼、期限会期，以及总领、遵行、举发、核考，各项改革、沿袭、损益的不同，有的从这里移到那里施行，有的舍弃那里的办法而交给这里办理，有的应当警告官员，有的应当告知众人，都应当在事先考订完毕。这样，新发布的政令不用再告诫，也能知道实行的次序。新任命的官员不用烦劳解释便知道职责，新补任的吏员不用说明便知道职守，新发布的政令不用告诫便知道实行次序，那么推行的开始，去旧取新以及为此所作的准备就完备了。选官事务如此，旁及司封、司勋、考功应当隶属的事务，以及内服、外服、百工万事应当归属的事务，都可由此推及彼、贯通办理。这样，吏部的职责就不必等到命令发布之日，听到命令后才辨明、推行后才贯通。就吏部而言，体制应当如此；至于百工众职，预先具备条件以等待新政施行，我个人冒昧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这样一来，体制虽然极其庞大，掌握它却有关键；事务虽然发生一次变革，处理它却早有准备。一天之内，官号、法制在上面焕然一新，常伦、各种政务在下面得以推行；内外远近，虽然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和听闻，但遵循办理、安然习惯，与平常没有不同。”诏令把这件事送交详定官制所。十月庚辰，诏令：“从今以后，任命职事官时，以寄禄官品级的高低为标准：高一品的称‘行’，低一品的称‘守’，低二品以下的称‘试’，品级相同的不用‘行、守、试’。”又诏令：“三省印用银铸成后鎏金；给事中的印作为门下外省之印，舍人的印作为中书外省之印。” 十一月丁亥，诏令少府监铸造省、台、寺、监的印记，共六十三枚。五年二月癸丑朔，诏令中书省当面奏报、接受宣旨的事项，另用黄纸书写。中书令、侍郎、舍人宣读并奉行完毕后，抄录送到门下省，由门下省画黄批示下达；如果覆奏请求得到旨意，以及根据人名熟状得到画批的事项，也另用黄纸书写，宣读奉行完毕后抄送门下省，作为录黄。枢密院依此办理，只是用白纸抄送。当面得到旨意的称为录白，批奏得到画批的称为画旨。门下省收到录黄、画黄、录白、画旨后，留下作为底本，详细审查驳正，确认没有差错后，缴奏得到画批的用黄纸书写，由侍中、侍郎、给事中审读完毕，抄送尚书省施行。三省收到敕旨以及内降、实封文书，都登记入册，由门下省、中书省的执政官兼领。尚书省先到本省办理政事，退后到尚书省申明；条法也一并送到尚书省议定，再上报中书省。每半年进呈一次。应当迅速颁下的先行办理；属于功劳、赏赐的，也送交所属部门；没有定法的，送司勋办理，枢密院的军功不在此限。文武官、三省、枢密院各自设置具员。中书省如果不是本省事务，舍人不书写。吏部仪注经过门下省时，侍中、侍郎引领核验完毕后上奏，等候下达并送到尚书省。” “如果年老、有病不能任事，或者行为违反法令，就退回改注，并在奉钞中贴上说明原因的文书后送入。六曹各司的官员，不是议事，不得到都省，也不得经过其他曹；应当制定法令的事项，由本曹议定，交刑部复核确定；涉及酬劳、赏赐的，送司勋办理；如果没有异议，再送回本曹，赴都省议定；事情重大复杂的，召集共同议议。议定后上报中书省。枢密院的事务上报枢密院。吏部差注官员，团甲送到都省，再上送门下省；有违法的，退回吏部，由吏部附上事情原委奏报；有法式的送门下省，没有法式的送中书省，有另行条文的依照本法。边防、禁军事务都上报枢密院。应当分隶六曹、寺、监的事项，制定成规，等正式官名确定后施行。” 旧纪记载厘正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的职事；新纪记载颁布三省、六曹的条例。四月癸酉，王珪依照原有官职，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照原有官职，守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诏令：“百官谒见执政官时，三省、给事中、舍人、侍郎以上官员、寺监长官以及侍制、横行以上官员到执政官府第，其余官员都到三省、枢密院的聚厅处。”甲戌，诏令中书省从五月朔开始施行新官制。旧纪把这件事系在癸酉日，新纪则记载到五月一日才全部施行官制。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太中大夫[6]、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任中大夫、守尚书左丞。此前，蒲宗孟参与详定官制，枢密都承旨张诚一也兼领官制局，行为很是放纵横暴，胁迫控制同列官员。蒲宗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的奸恶。皇帝察知蒲宗孟不徇私附和，所以让他和王安礼一同受到重用。翰林学士李清臣试任吏部尚书，不久诏令李清臣升为朝奉大夫，说：“哪里有尚书还只是承议郎的道理？”通直郎、馆阁校勘、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王震试任右司员外郎。于是开启天章阁，开始按新官制除授官员。诏令王震及应当随从辅臣执笔的人，入内记录皇帝的话，当面授予左、右司职务，并让他们亲自书写。当时舆论认为这是荣耀。新、旧纪先记载王安礼等担任执政官，随后才记载省、台、寺、监依次除授官员。

译诏令：“从今以后不再授任馆职；现任馆职的人仍按旧例。如果除授职事官，校理以上升一官，校勘减去三年磨勘期限，校书减去二年磨勘期限，并且都取消所兼带的馆职。”三省上奏拟定百官轮流值宿制度：“门下省给事中、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起居郎，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右司谏、右正言、起居舍人，尚书省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尚书侍郎以上官员都免除值宿。尚书部省及六曹各一人轮流值宿，省、寺、监的长官每二日、五日点名值宿一次，其余官员轮流值班。”详定官制所说：“唐制，内外职事官中有品级的发给告身；州镇征辟设置僚佐，只发给使牒。考察本朝，也给有品官发告身；没有品级的官员和临时差遣，不论职任轻重，都由中书门下结黄牒、枢密院下达宣。如今如果全部依照唐制，按例发给告身，那么官职低、事务少的人恐怕无法全部发给。现在拟定，阶官、职事官、选人凡入品级的，都发给告身；没有品级的人，如果奉敕除授，就发给中书黄牒；吏部奏请授予的，发给门下黄牒；枢密院差遣的，仍旧下达宣，这样办理简便。”朝廷同意。戊寅，诏令：“六曹尚书依照翰林学士的先例，六曹侍郎、给事中依照直学士的先例，在朝谢之日不论行、守、试，都赐给服饰和佩鱼。罢职而除授正官之日，不再带‘行’字。” 关于赐服、佩鱼的规定，应当考察。五月癸未，诏令尚书省凡奉旨应当下达办理的地方，都使用札子。手诏说：“朝廷商议改革官制，本来是想核实整顿吏治，并不是徒然拘泥古制、追求奇异。近来命令设置机构，修订讲习已经超过一年，到了今天颁行，仍然失去条理。这样一来，各类事务的分拨仍旧纠缠混乱[7]，难免启发四方的轻侮，给后世留下讥评。事情关系到国家体制，几位执政官怎能不尽心研究？详定官恐怕还需要增加真正深通文法的人。御史中丞徐禧可以共同详定官制；像近来所论的体统，应当按照这个意思写成法令。”这是因为皇帝曾经论说苏绰创建、恢复官制，从朝廷直到州县，全部分为六曹，体制统一。如今先从京师开始，等推行有条理后，监司、州县也都可以施行。乙酉，给事中舒亶说：“旧制规定，凡差除和更改事项到封驳司后，限于当天抄录，并关报御史台、谏院。新制将封驳司划归门下省，设置封驳房；如今仍按旧例关报御史台、谏院，不知道应当以什么官司名义办理？恐怕内省没有向外司关报的道理。”诏令以后不再关报。己丑，王珪说：“按照旧例，中书进熟、进草，只有执政官书押。” “如今的官制规定，门下省给事中独自允许书写画黄，却不许书写草稿。”舒亶对此感到疑惑，于是据此提出请求。皇帝说：“制定法令和执行法令，职掌应该分别。给事中不应书写草稿，应写入法令。”三省说：“九寺、三监分别隶属于六曹，请下令申明施行。”皇帝说：“不可以。一寺一监的职事有时分别隶属几个曹，怎么能专门隶属于某一个曹？应当说九寺、三监按照事务分别由六曹统领隶属，写入法令。”辛卯，皇帝批示：“自从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大小事务以及新近接受差遣命令的人，凡有公事申禀，每天都报告滞留，比旧日中书省拖延数倍。众人都有不能办事的忧虑，却不知道滞留在哪些地方，应当赶快查究裁定，早日使办理快捷便利，大体上只要像旧中书省那样发遣办理就可以了。”于是三省说：“尚书省六曹，例如吏部尚书的左右选，旧属审官东西院、流内铨、三班院；户部左右曹，旧属三司、司农寺，过去申报中书省，如今应当申报都省。凡应当上奏以及本部可以立即施行的，都照旧办理。内外各司也依此办理。可以下令申明施行。” 皇帝因为命令拖延，对辅臣说话时很后悔改革官制。蔡确等人担心皇帝因此想废止官制，于是竭力陈述新官制设置禄秩，比旧制每月节省俸钱二万余贯，皇帝的意思才突然停止。此条根据蔡惇《官制旧典》，附在“申禀留滞”条下。诏令：“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向三省使用申状，尚书六曹使用牒，不隶属于御史台。六察如果有违慢，允许言事御史弹劾奏报。尚书六曹分别隶属于六察。”乙未，诏令：“三省、枢密院今后凡应当进呈文书，过去使用押字的，一律依三省的例子书写臣名。”又诏令：“直翰林医官院至祗侯，仍按旧例，不再改换；现带太仆丞至化外主簿的官名一并废除，今后也不再授任。令详定官制所制定法令上报。”此前，官制所规定把医官院改为翰林院，除使、副、尚乐、奉御仍旧外，直院以下隶属于太医局；现在又恢复原状。己亥，诏令：“翰林学士、两省官谒见执政官议事，都穿鞋；六曹尚书以下谒见执政官，都穿靴、执笏。” 六月乙卯，诏令：“从今以后，事情不论大小，都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共同得到旨意的事项，不再带着‘三省’二字发出。”当天，辅臣有人说中书省独自取旨，事权太重。皇帝说：“三省体制相等，中书省分拨并议论，门下省审查并覆奏，尚书省承受并施行。如果有不恰当之处，自然可以论奏；不应因此扰乱体统。”此前，官制所虽然仿照旧日三省的名称，却不能真正理解三省分设官职的意图，于是把中书、门下各分为三省，使每省都能取旨发命令。既而纷乱而没有统纪，到这时皇帝说了一句话，才重新合乎体统。以上根据墨本，以下根据朱本。

译起初，皇上想仿效《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确极力赞成。新官制规定：中书省负责制定诏命，处理无法式规定的事务；门下省负责审核复核，处理有法式规定的事务；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分班奏事，各司其职，但政权全归中书省。蔡确先对王珪说：“您长期担任宰相，一定会拜为中书令。”因此王珪没有怀疑。一天，蔡确因奏事退下后被单独留下，秘密说道：“三省长官职位太高，恐怕不必设置，只让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各自主持两省事务就可以了。”皇上认为有理。不久，蔡确果然独揽政权，凡是任免官员，王珪都不能参与。过了几个月，王珪才说：“臣身居宰相之位，却不能参与百官升降，请允许尚书省官员和各道帅臣共同议论。”皇上答应了。三省一起制定并更改办事项目，重大事务从门下省发出，其次从中书省发出，再其次从尚书省发出，都用黄牒发给外廷。众人认为这样合适。然而王安礼起初没有参与官制之事，于是对皇上说：“政事最怕门户太多，应当归于一处，只是各人的经历不同罢了。如今分成三处，那么首尾就不能相互了解，这同秦、齐两个君王有什么区别？诏令教敕混杂施行，将听从哪一边？臣认为，无论事情大小，都应在中书省宣布，在门下省奉行，到了尚书省执行，这样才算完善。” 诏令采纳了王安礼的意见。蔡确担任右仆射并兼任中书侍郎后，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提议尚书省官员给中书省移文时，应加一个“上”字以表示尊重。王安礼争辩说：“三省都是天子所掌管的机构，是政事产生的地方，按礼制应当一律平等。蔡确却想因人的不同而分出轻重，这是法律随人而改变，并不是尊重国家的做法。”不久，他严肃地问皇上：“陛下任用蔡确为宰相，难道是因为他的才干和权术特别出众，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吗？还是因为按资历升迁，恰好轮到这个职位呢？”皇上说：“只是恰好轮到这个职位。”王安礼又问，皇上仍说：“确实只是恰好轮到这个职位。”王安礼回头对蔡确说：“陛下说只是恰好轮到这个职位，你怎么能这样抬高自己呢？” 前面的事情都依据田画的行状附录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详察。癸亥日，诏令说：“尚书省六曹中凡是应当请示皇帝的事务，都由尚书省查核并备具条例，送交中书省。”又诏令说：“门下省、中书省已经得到诏旨的事务，从今以后不得再批札下发，都送到尚书省施行。将此著为法令。”详定官制所奏称：“已经制定了制授、敕授、奏授告身的格式。”诏令同意。第二天，诏令说：“官告和奏钞的格式，命官制所取房玄龄的官告考察详定，修改后上报。”诏令把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使、副以下官员仍按旧制。诏令尚书省可以弹劾六察御史失职。又诏令说：“六曹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送中书省以及经过门下省的文书，都要根据事务分别规定期限；尚书省中凡是应当请示皇帝的事务，都要每天列出件数，在目录末尾登记结案。”己巳日，诏令说：“尚书、侍郎奏事时，郎中、员外郎按班次随同上殿，不得单独留下。侍郎以下官员，也不得单独请求上殿。侍郎在左、右选奏事时，如果不是尚书统领的事务，允许侍郎上殿，并由郎官随从。秘书省、殿中省官员以及寺、监长官，比照尚书；二丞以下，比照侍郎。六曹在都省禀报事务，也按此办理。” 侍郎以下官员仍须每天到尚书厅议事。乙亥日，给事中陆佃说：“三省、枢密院的文书已经读完，却都再次送来请求封还驳正，恐怕会造成重复。”皇上批示：“可以核查是否有差错、紊乱和重复后再进呈。”于是诏令撤销封驳房。此前，旧例是诏旨都交给银台司封还驳正。官制施行后仍沿用旧制，到这时才撤销。丁丑日，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改任著作佐郎。此前，丰稷说：“听说吴安持被任命为太府少卿。查吴安持是宰相的儿子，曾请托检正官刘奉世，包庇相州误将冯言定为死罪的案件，因此获罪被追夺官职。如今官制刚刚施行，章惇因欺罔皇上而任门下侍郎，王安礼因品德污秽而任尚书右丞，至于六行尚书、各部侍郎、诸司郎官、寺监丞主簿，其中有的因不实之罪被贬降，有的因贪赃徇私获罪罢废。朝廷不应轻视法度，忽略清议，以致贬谪名册中的人反而首先得到褒奖和选用，使万世开创一新的官府成为罪人的渊薮。比如李士京，是韩缜宠爱的人；韩宗文，是韩维的懦弱儿子，却担任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钟峻，是王安礼的谄媚之徒，却担任将作少监。” 被降职罢免的知礼院叶祖洽、司农寺军器都水监主簿顿起等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差遣。他们即使才能见识低下平庸，难道不也胜过韩宗文之流吗？同钟峻那种极受宠爱、侧身谄媚的人相比，也相差很远。取舍竟然如此，名声和实际怎么考察？清明的朝廷，不能不察看此事。对于职事官所犯的罪，臣希望命令中书省分类列明，罪情稍重的，先行罢免。”因此下达了这道命令。详定官制所奏称：“御辇院请求仍旧隶属于太仆寺；车舆、车辇以及应供奉的事务隶属于殿中省；牛羊司隶属于光禄寺，其养牛、乳牛的兵士、工匠和牛羊仍归牛羊司。”诏令同意，但御辇院不隶属于省、寺。七月壬午日，尚书省上奏：“自五月一日奉行新官制以来，我们推究法令的本意，对每件事情都加以讲求，沿着根本增立细则，纤细详尽，全部备具，施行时便很明确。官制施行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所有后来陆续颁下的指挥、申明的条制，虽然还不周详，谨先备列大略。私下担心在整顿纠正的初期，需要加以考察。现在抄写成两册，请求赐予复核。”丁亥日，诏令撤销译经润文使和同译经润文官，从今以后命吏部尚书兼领其事。废除译经使司印。八月癸丑日，诏令说：“三省、枢密院、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听任御史长官或言事御史弹劾纠察。此前设置监察御史，分别隶属于所监察的省、曹、寺、监；但三省直到内侍省没有所属机构，所以命御史长官和言事御史监察它们。”

译十月甲子日，详定官制所奏称：“根据尚书省札子，官制所制定杂事奏钞、奏报有司事务的格式，旧有法令规定都由尚书省左、右仆射和左、右丞签署，这是因为朝廷把法律交给有关机构执行，由有关机构依据法律上奏，听候朝廷命令；而君主对于有司办成的事情，主要交给执政官负责，执政官应当代替君主办理并承担责任，因此君主只需听取报告而已。朝廷认为天下事务众多，分设六曹治理，由都省总管，由六察考核。六曹失职，应由都省纠察；都省不纠察，应由六察弹劾。上下相互维系，各有职责，那么奏钞由都省执政官署名，从道理上说是合适的。房玄龄等人的四道告身中，三卷敕授、制授的告身没有写尚书都省官员；一卷奏钞则写有尚书都省官员，却没有写姓名。考察来看，敕授、制授的告身有尚书省不署名的情况，唐代告身的格式并不一致。至于奏授，则尚书省备具奏钞上报，从来没有不写尚书都省官员的。然而告身中有不写姓名的，是因为告身是翻录奏钞，奏钞已经交给吏部，翻录成告身时，所以有时不写姓名。如今奏钞已经写明姓名，那么告身只需命人代写即可。” 诏令同意。十二月，官制所修订六曹敕令，安焘等人共同详定。己未日，诏令朝散大夫、试吏部尚书李清臣，通议大夫、守侍郎苏颂，奉议郎、试中书舍人蔡卞，通直郎、试起居郎蔡京，各升一官；枢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团练使张诚一兼领秀州防御使；已故起居郎毕仲衍赐绢一百匹。检讨、详定官任职一年以上的，减少一年磨勘期；三年以下的，减少二年；杂局官员只减少一年。都是因为官制完成而推恩。六年二月癸酉日，三省说：“国子监公试的策问是：‘各司的事务，寺、监有不能彻底查究的；寺、监的职责，六曹有不能监察的；六曹的政务，都省有不能完全了解的。承担这些责任的人，恐怕还不足以完全做到大小相互维系、上下相互制约的道理。难道是制定并施行制度的人，法令还不够让人遵守吗？推行制度的人，才智还不够明察吗？想要衡量当今的适宜做法，沿用古代旧制，并让各机构都由长官负责，那么事务如此繁多，恐怕将有迂曲滞塞的忧患。诸位考生认为怎样做才可以？’”策问题目是起居郎蔡京撰写的。诏令说：“蔡京详细说明所问事务应当如何补救整顿；他认为录取的考生，怎样的才算上等？”蔡京说：“朝廷设置各种职官，各种职官又有佐属，就像心脏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手臂的停止和活动，不必等到心脏发出指令就能在心中有所响应；手指的弯曲和伸展，也不必等到手臂发出指令就能听从手臂。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血脉彼此依赖相连，通达贯通。如今设置官员、划分职务，虽然有相互隶属的名义，却没有相互承担责任的实际；虽然有相互统属的势势，却没有相互纠察的法令，这正是臣所疑惑的地方。只要彼此不监察、不承担责任，人人都可以相互依赖，那么小史就会犹豫而不敢办事，大史就会模棱两可而不肯任事。” 到了事情面前却没有人主持裁决，就一定会有人承受这种弊害。如果各自承担责任，那么长官、副贰和佐属就会利害相同、忧患与共，就像手足彼此协作一样，事情不能办成的就少了。有人说：‘如今御史本来就在监察事务。’臣说：‘不是这样。官府的治理，有由正职长官治理的，有从旁监察治理的，有总领统辖治理的。省、曹、寺、监由长官治理所属机构，是正面治理的，所以法令应当详细。御史不是这些机构的长官，却以监察为职，是从旁治理的，所以法令应当简略。都省无所不总管，是统辖治理的，所以它的法令应当考核各机构办事的结果。这样说来，长官每月考察，御史每季考察，都省每年考察，或许才可以。因此用这个问题考问诸位考生，但考生都没有提出极为恰当的论述。那些被列为上等的，大多以经义为主，至于回答策问的话，有的只取其文辞而已。’ 朱本认为应当删去施行部分，新本又恢复了这段文字。现在采用新本。校勘记 [1]“容节六变”：原本“容”字上多了一个“无”字，根据《长编》卷三〇七删去。○七删。[2]“所向宜北”：原本作“所宜向北”，根据《长编》卷三〇七改正。○七乙正。[3]“闰十二月”：原本脱漏“闰”字，根据《长编》卷四一九补入。[4]“郑卫”：原本作“郑魏”，根据《长编》卷四一九改正。[5]“史馆”：原本作“更馆”，根据《长编》卷二九四改正。[6]“大夫”：原本作“大中”，根据《长编》卷三一五改正。[7]“尔者”：原本这两个字作墨丁，根据《长编》卷三二六补入。[8]“九寺”：原本这两个字中间多了一个“事”字，根据《长编》卷三二六删去。[9]“罔上”：原本作“门口”，根据《长编》卷三二七改补。[10]“尚书省”：原本脱漏“省”字，根据《长编》卷三二八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