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仁宗皇帝

译圣德 天圣四年七月辛未，诏令两川每年制造的锦绮、鹿胎、透背、欹正等织物，减少一半上供数量；那些大小绫和花纱，仍令改织成绢，以供给边疆费用。此前，有人上密封奏章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仁宗对辅臣说：“朕本来就想这样做，应当赶快施行。”王曾等说：“锦绮纂组，有害而无益。臣估计织一匹锦的费用，可以织成数匹绢。陛下崇尚节俭、节省费用，以恩惠施及远方百姓，臣等岂敢不奉行诏令！” 十二月壬午，仁宗驾临玉清昭应宫、开宝寺、景灵宫祈求降雪。按照旧例，车驾返回时必定奏乐前导。仁宗专心祈祷，命令不要奏乐。下雪后，辅臣都来祝贺。仁宗高兴地说：“勤于耕作的百姓，从今以后有希望了。” 二月壬戊[1]，仁宗询问古今音乐的异同。宰相王曾说：“古乐用于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到的人无不和悦。如今的音乐却不是这样，只是使人的耳目得到娱乐而使人的心志放荡。自古以来君主沉溺于荒淫而败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仁宗说：“朕对于声伎本来从未留意，宫内宫外的宴饮游乐，也都是勉强应付罢了。”张知白说：“陛下的盛德，外面的人哪里知道？希望命令吕夷简详细写入《时政记》。” 七年三月丙戌，派官员祈求放晴。仁宗于是对辅臣说：“昨天命人察看四郊，麦子已经损坏腐烂，百姓还有什么希望呢？这一定是政事还没有符合上天的心意。古代判处大辟之刑，外州要三次复奏，京师要五次复奏，足见对人命多么慎重。应当告诫有关官司：审理狱案、议定罪名时，不要有枉法和滥刑。”又说：“赦免不想频繁实行，但除了这样，没有办法招来和气。” 夏四月庚寅，大赦天下，免除河北遭受水灾百姓的赋税。京师从三月初一开始下雨不停，前一次大赦的当天夜里便放晴。八年八月丁亥，召近臣和宗室到龙图阁、天章阁观看三位圣祖的御书，又到元真殿观看祥瑞之谷。随从大臣作诗，仁宗分别赐给他们御书飞白字一轴，随后在蕊珠殿设宴。明道二年七月。此前，右司谏范仲淹因为江淮、京东遭受灾害，请求派使者巡行察访，没有得到答复。范仲淹请问说：“宫中如果半天没有饭吃，应当怎么办？如今数路粮食艰难，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而不加救济？”甲申，命范仲淹安抚江淮，所到之处打开仓库，赈济贫困断粮者，禁止淫祀。他上奏请求免除庐州、舒州折纳役茶以及江东丁口盐钱。有饥民吃乌昧草，范仲淹采来这种草进呈，请求把它展示给六宫和贵戚，以此警戒奢侈之心；又陈述八件事情，仁宗赞许并采纳。十二月丙申，仁宗对辅臣说：“每次退朝后，天下各地的奏章，我都一定亲自阅览。”吕夷简说：“如果小事也都劳烦圣上阅览，恐怕不是用来辅助保养圣神的办法。”仁宗说：“朕承受先帝的托付，何况承担万机重任，怎么敢自行安逸呢？”又说：“朕每天的膳食不想讲求珍美，衣服多用缣、缯制作，甚至多次洗涤仍继续穿用，宫人有时还因此讥笑。大官进送膳食时，食器中有虫，朕遮掩起来不说，恐怕罪责会牵连有关官吏。”吕夷简说：“陛下以孝奉事先祖，以节俭治理臣下，即使是古代盛德之君，又怎么能超过这样呢？”仁宗说：“朕只是偶然对你们说这些，并不是想让外面听到，只是嫌它近于求取名声罢了。” 宝元元年，仁宗留意农事，每逢水灾旱灾便忧虑。六月甲申，诏令天下各州军每十天上报一次雨雪情况，著为法令。戊子，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说：“来年己卯年闰十月，那么庚辰年正月初一应当发生日食。请把闰月移到庚辰年，这样日食就在前一个正月的月底。”仁宗说：“设置闰月是为了校正天时、授予百姓农事节令，怎么可以曲意躲避日食呢？”不准许。张唐英《政要》说：景祐四年冬天，司天监上奏说：“明年元旦有日食。”这是三朝之始，君主尤其忌讳，请求移动闰月来避开它。仁宗也认为有道理，便拿这件事询问大臣。参知政事程琳说：“太阳是阳气的首长，是君主的象征。如今发生日食，大概是陛下刚健之道忽然有所亏损而导致的。只有修养德政才可以避免。”仁宗说：“你的话说到这里了，朕也正在思考。不如自我责备，以回应上天的变异。”仁宗敬畏上天的变异，像这样没有被日食迷惑。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出宫人二百零七人。仁宗于是告诉宰臣张士逊等说：“这不只是怜悯她们被幽闭，也可以节省宫中的浮费。近来又有人拦截车驾，进献一对双生女子，朕拒绝而没有接受。”张士逊回答说：“前代帝王大多被女色迷惑。如今陛下不接受进献，又减少并放出宫嫔，实在是盛德之事。”然而天圣末年，张士逊也曾把女子纳入宫中，被御史杨偕弹劾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七人〕 七月戊午[4]，知谏院韩琦请求从今以后逢双日，只在后殿处理政事。仁宗询问辅臣旧例，张士逊回答说：“唐代每五日开一次延英殿，是借此从容闲居，以辅助保养圣神。”仁宗说：“这与早起晚睡、勤于政务相比，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前代帝王没有不是起初勤于政事，后来却失于安逸享乐的，这一点不可不警戒。”当时仁宗患有轻微疾病，太医多次进药，所以韩琦提出了这个请求。仁宗最终没有听从。八月庚午，仁宗对宰臣张士逊说：“帝王的明智在于选择人才、辨别邪正；做到这一点，天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张士逊回答说：“能够知人就是明哲，只有帝王才会把它视为难事。若能选用有才之人，又能分辨邪正，即使尧、舜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 庆历元年八月甲申，仁宗对辅臣说：“昨天在宫中营造一座小殿，有关官员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修得过于奢侈华丽。但我不想毁掉已经建成的部分。如今大相国寺正在营造殿宇，可以把这座小殿迁到那里安置。”于是又说：“我在内寝中，常常用黄布做褥垫。”吕夷简等回答说：“陛下用孝心奉事先祖，用节俭为臣下作表率，即使圣人的盛德，又有谁能超过这呢？”仁宗说：“我只是偶然同你们谈到这件事，并不是想让外面的人听到，恐怕这样近于求取名声罢了。”乙酉，下诏命两制官检阅《唐书》纪、传中接近治理之道的君臣事迹，摘录一两条上奏，这是听从翰林学士苏绅的建议。苏绅说：“唐宪宗的旧例，曾经命近臣详细陈述前代得失的事迹，绘成图以备观览。”谏官张方平也说：“唐朝的治乱，距离今天最近。请选取其中可以施行于今日、对时政有益的内容，每天录取一两条进呈。这也是贾谊、晁错借秦朝之事来劝谏汉朝的意思。”

译二年五月己丑，停止左藏库每月进奉的一千二百缗钱。仁宗对辅臣说：“这就是《周官》所说的供给君王嗜好费用的财物。我宫中没有什么花费，把这些钱拨出来帮助官府。” 三年九月丙戌，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孙甫、集贤校理欧阳修共同编修祖宗旧事。此前，枢密副使富弼说：“我曾考察自古帝王治理天下的情况，没有不把法制作为首要事务的。法制确立以后，万事才有常规，治理之道也才可以实现。宋朝拥有天下九十多年，太祖首先革除五代的弊端，创立法度；太宗能够继承前代功业，纲纪更加明备；真宗承接两朝太平的基础，谨慎遵守成法。近年以来纲纪非常紊乱，随事变更，两府执掌的事务便被作为成例施行于天下，众人都认为不对，而朝廷却安然奉行，不考虑革除。我现在想选派官员、设置属员，把三朝典故以及长期以来各部门施行的、可以采用的文书，清楚地分类汇编，编成一部书，放在两府，使它成为规范，希望衰败的纲纪稍得振兴，有弊病的法令逐渐废除。这是守护基业、挽救祸乱的根本。”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命王洙等编排，由富弼总领。第二年九月书成，按事类分为九十六门，共二十卷。其中典章法令意义深远、当世不能遵守的，各在每件事后说明其含义；含义相近的，只解释其中一件；事理已经明白的，就不再解释。庆历四年三月己卯，仁宗在迩英阁拿出御书十三轴，共三十五件事：一是遵守祖宗的训诫，二是奉行真宗的事业，三是祖宗创业艰难，不敢使其事业有所坠失，四是真宗爱护百姓、孝思深切而感动哽咽，五是守信用、重义气，六是不巧诈，七是喜好博大精深的学问，八是精通六艺，九是谨慎言语，十是礼待年高者，十一是任用沉静而退让的人，十二是寻求忠正之士，十三是畏惧尊贵达到极点，十四是保全勇将，十五是崇尚儒家典籍，十六是议论释、道二教，十七是重用贤能之臣，十八是扩大视听，十九是功劳不留痕迹，二十是戒除喜怒，二十一是明察巧言媚态，二十二是区分迎合上意，二十三是顺从民众愿望，二十四是戒除盈满，二十五是怜悯暴露在外的士兵，二十六是哀怜鳏寡百姓，二十七是访求身居屠钓之中的贤臣，二十八是讲求长远谋略，二十九是辨别朋党，三十是斥退谄媚奸佞，三十一是考察表面的小忠，三十二是鉴戒迎合，三十三是归罪自己以安抚百姓，三十四是减损自身待遇以抚慰军队，三十五是只要有一项善行就值得求取，不因小过而废弃。仁宗回头对丁度等说：“我在读书之余，取来臣下察访君主时的言论及进见应对之事，完全可以施用于治理国家，现将这些书分别赏赐给你们。” 丁度以及曾公亮、杨安国、王洙等拜谢受赐，趁机请求为这些内容作注释。仁宗答应了。丙戌，丁度上呈《答迩英圣问》一卷。仁宗读完全文，指出其中事体重大的六件事，交付中书、枢密院，命令奉行。《答圣问》就是解释此前所赐三十五件事。其序文说：“恭敬地接受宣示的御书文字三十五轴，仰观圣旨，都是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治理国家，询问政治安危成败、忠邪善恶等事于臣下，使臣下进献补益之言，岂敢不竭尽愚诚？我私下思考，自古求治的君主，没有不想兴举治道、安定国家、接纳忠正、斥退奸邪、扩大聪明、成就功业的。然而实行这些事情，只在于明察、威严和决断。明察就不会迷惑，威严就能掌握权柄，决断就能够实行。总括这三点，守持而不失，除了圣人谁能做到？臣等曾读《唐书》，见唐宪宗英明聪悟，留心各项政务。宰臣陈说政务要领，他一定反复诘问。等到把道理说尽，他就说：‘凡是好事，口头说说容易，亲身实行困难。你们既然已经替我说了，就应当经常实行，不要只是空谈。’李绛回答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的。” 陛下今天的处置，可以说是至理名言。然而臣李绛也认为，天下人是跟随陛下的行为，而不是跟随陛下的言语。只希望陛下每次说到的事情都一定实行。”宪宗深深赞许并采纳了这番话。如今臣等亲自承受圣谕，阐明治理的要领，也希望陛下每天同辅臣提出这些事项，推而实行，不要让唐朝君臣独自专美于前代。” 六年二月癸丑，司天监说：“太阳应当在三月初一发生日食。”仁宗对辅臣说：“日食所造成的谴责非常重大，是上天用来警告君主的。我愿意把罪责归于自身，不要牵连臣民。凡是百姓的疾苦，更要思考询问、查究，并使他们安定获利。”宰臣贾昌朝回答说：“陛下发布仁德之言，足以回应上天、消除灾变，臣等敢不早晚尽心，以符合陛下抚恤百姓的心意？” 七年三月癸巳，下诏说：“从冬天直到春天，旱灾仍未停止，五谷不能成熟，农民失去生产。朕认为灾变到来，必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大概是朕不聪敏、不明察，以致触怒上帝吧。”仁宗每次命学士起草诏书，从未对内容有所增删。这一次杨察负责起草，诏草呈上后，他认为没有完全表达自责的意思，于是命令重新起草这道诏书颁下。皇祐三年五月辛亥，眉州彭山县进呈《瑞麦图》，其中有几株一茎五穗的麦子。仁宗说：“我曾经禁止各地进献祥瑞。如今麦子长得这样，可以说是真正的祥瑞了。应当赏赐种田人束帛，以资鼓励。” 六月丁亥，无为军进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仁宗说：“我把丰收年景看作祥瑞，把贤能之臣看作珍宝。至于草木鱼虫的异常，哪里值得看重？知军茹孝标特予免罪，并且告诫天下，从今以后不得把这类事情上报。”戊子，汝州部署杨景宗请求任职一郡。仁宗对辅臣说：“景宗是章惠太后的弟弟，我难道不顾念他吗？但他性情贪婪暴虐，年老以后更加严重。如今把一郡交给他，一方百姓就要遭殃了。”没有批准。四月，此前，宫中拿出一件欹器，陈列在迩英阁御座前，仁宗告诉丁度等说：“我想到古代欹器的制作方法，试着命工匠制造它，用来给你们看。”命人注水其中，水到中等程度时器身端正，水满时就倾覆，空着时就倾斜，大体符合《孔子家语》、荀卿、《淮南子》的说法。它的制作精巧，丁度等列侍在旁观看。仁宗说：“太阳到了正午就要西斜，月亮盈满就会亏缺。我想以中正之道临御天下，应当同各位帝王共同守持这个原则。”丁度拜谢说：“臣等也愿不因盈满而倾覆，以此侍奉陛下。”于是说到太宗曾经制作过这种器物，真宗也曾经撰写过论述。庚辰，仁宗亲自撰写《后述》，赐给丁度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译十月庚寅，仁宗对辅臣说：“近来上封事谈论政事得失的人很少，难道不是贤才进用的道路被堵塞所造成的吗？命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从今以后州县的奏请以及臣僚的表疏，不得随意阻留。” 五年三月癸亥，仁宗到万寿观辞别三位圣祖的御容。甲子，在滁州天庆观瑞命殿安奉太祖，在并州资圣院统平殿安奉太宗，在澶州开福院信武殿安奉真宗，分别以辅臣担任迎奉使、副使，备具仪仗引导至近郊，由内臣负责安奉，百官在观门外辞别。后来仁宗对辅臣说：“并州上报说，四月二十二日安奉太宗御容，同时把《平政记》进呈上来，那是记载太平兴国四年征讨之战的。当时车驾也在四月二十二日到达太原城下，怎么会这样相同呢？” 五月甲子，下诏命谏官、御史上章论事，不得结党朋比以中伤善良。又下诏说：“两省、两制、台谏官、三馆带职官、省府推判官等按次入对进言，凡是朝政得失、百姓疾苦、灾异发生的时日，都要直言无隐，不得结党徇私、挟带私情，专门抉摘隐微琐细而对治理没有益处的事情，务必以公正真实为主。观文殿以下的学士直到侍制，合当直牒閤门上殿的，允许请求入对；其余官员只准进呈密封奏章。涉及机密的，都用薄纸重重封缄，以防泄露。” 六月壬辰，下诏命各路转运使购买上供的斛斗，按照当时的估价收购，不得压低价格摊派给民户。并且停止考核赏罚的制度。此前，三司同发运司谋求聚敛，奏请对各路转运使上供不足的都予以责降，有余的则加以升擢，因此贪图进用的人争相搜刮剥削，百姓不堪其苦。仁宗听说后，特地下达这道诏书，天下人都称庆。至和元年正月壬申，捣碎通天犀，和药用来治疗百姓的疾病。当时京师发生大疫，命太医进献药方，宫中拿出两支犀牛角，剖开查看，其中一支是通天犀。内侍李舜卿请求留下供皇帝服用，仁宗说：“我难道会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百姓吗？”立即命令将它捣碎。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仁宗到龙图阁、天章阁，召辅臣、近侍、三司副使、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主兵官观看祖宗的御书。又到宝文阁，将飞白书分别赏赐给随从的大臣，馆阁官员没有得到。作《观书》诗，韩琦等依韵唱和。于是宴请群臣于群玉殿，传诏命学士王珪撰写诗序，刻石立于阁中。庚子，再次在天章阁聚会观看祥瑞之物，又在群玉殿设宴。仁宗说：“天下长久没有战事，今天的快乐同你们共同享有，应当尽情醉饮，不要推辞。”赏赐宫中的金花盘和香药。又召韩琦到御榻前，另外赐给他一卮酒。随从大臣都喝醉了，到傍晚才散。八年正月丙戌，中书、枢密院在福宁殿西阁奏事，看见仁宗所使用的帷帐、毡褥都质朴素淡、陈旧破损，长久没有更换。仁宗回头对韩琦等说：“我居住在宫中，供养自己不过如此，这些也是百姓的膏血，难道可以轻易耗费吗？”

译政绩 乾兴元年，上封事的人说：“圣朝开国以来，天下太平已有六十多年。然而民间没有积蓄，稍微遇到饥荒，就立即导致流亡迁徙。这大概是差役、赋税不均，以及形势豪强侵扰造成的。又有各种因侥幸取得利益的人，隐瞒、占有民户。他们户下田土稍微多一些，便把田地佃户写成自己的名字。如果不加禁止，那么天下田地有一半都会被形势豪强占有。”下诏命三司交给众官审定后奏报。三司商议，想规定不论臣僚是在任还是罢任所置的庄田，均以三十顷为限；衙前将吏中合免户役的，以十五顷为额。天圣二年三月己丑，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张君平说：“南京、陈、许、徐、宿、亳、曹、单、蔡、颍等州，古代的沟洫同京畿相连，因年代久远无人治理，所以京师多次遭受水患。请委派官员疏通开凿。”下诏采纳了他的请求。张君平陈述八件事：一是勘察地形，依照古迹确定沟渠深度、宽度的标准，由各州计算土工、设置簿籍，以记载工程。二是工程没有达到计划，或者水流壅塞而损害民田的，官员要获罪，并按应得赏赐的数额赔偿。三是查察官吏贪污，借工程之机向百姓搜刮钱财的人。四是知州、通判、令佐能够诱导所属百姓帮助承担工程费用的，要记入劳绩考核，并使其家属得到官府便利；功劳多的给予重赏。五是禁止百姓筑堰排干积水捕鱼，以阻塞河流。六是沟洫疏浚完成后，按照新簿籍核对宽度、深度共多少，考察工程功力，并利用挖出的土堆积成堤。七是所有沟洫，上口宽一丈，下口宽八尺，深四尺；地势高的地方还要加深，以此作为标准；宽度和堤高折算计量，便于复核。八是古沟洫淤塞后被百姓开成田地、登记入赋税簿籍的，即使重新开治，也应凭乡、县保证免除其赋税。全部颁布为固定法令。三年四月丁丑，三馆所抄写的书一万七千六百卷，收藏在太清楼。起初，大中祥符年间发生火灾，焚毁了馆阁藏书，于是借用太清楼的书来补抄。后来发现原本多有损坏虫蛀，便命令另行抄写后归还。四年闰五月戊申。起初，解州永丰渠始建于后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向西流入黄河，用来运输盐；到周、齐之间废弃断绝。隋大业末年，都水监姚暹决开堤坝、疏浚渠道，使水从陕州流入解州。唐末直到五代不再治理。到了本朝，渠道淤塞变浅，船只不能通行，盐运十分艰难，负责运输的人几乎耗尽家产。州校麻处厚到朝廷申诉，右班殿直留逵于是请求治理渠道，从安邑修到白家场。转运使王博文也说这样做有利。又下诏命三司审度利害。这一年终于完成，公私双方果然都得到便利。八月丁亥，下诏修复泰州捍海堰。此前，堤堰长期废弃无人治理，水患和海潮损害民田。监西溪盐税范仲淹向发运副使张纶提出请求，请求修复它。张纶奏请任命范仲淹知兴化县，总管这项工程。反对者说，海潮之患停止后，积水泛滥必定还会造成灾害。张纶说：“海潮造成的祸患有十分之九，而积水造成的灾害有十分之一；得到的利益多，失去的东西少，难道不可以吗？”工程开始后，恰逢大雨大雪，惊涛汹涌，到这时役夫四散逃走，因陷入泥泞而死的有一百多人。众人喧嚷说堤堰不能修复。下诏派遣中使前往察看，准备停止工程。又下诏命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同范仲淹共同审度能否修复。胡令仪极力支持范仲淹的主张，而范仲淹不久因忧患离任，仍写信给张纶，说明修复堤堰的好处。张纶三次上表请求，愿意亲自总管工程，于是命张纶兼权知泰州，从小海寨东南修筑堤堰直到耿庄，共一百八十里，并在运河设置水闸，引入潮水以沟通漕运。过了一年堤堰建成，流亡的百姓归来者有二千六百多户。百姓为张纶建立生祠。胡令仪和张纶都升了官。胡令仪是陈留人；范仲淹是吴人。十月辛卯，淮南转运司上报：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建水闸完工。起初，堤堰处船只通行，每年多有损坏；监真州排岸陶鉴、监楚州税王乙都请求在堤堰旁设置水闸，按时启闭。水闸建成后，漕运船只果然便利，每年节省堰卒十多万人的劳役。于是下诏命发运司考察其他可以设置水闸的地方，规划后上报。陶鉴、王乙等都升了官。五年十月辛未，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同知礼院王皡上呈所撰《礼阁新编》六十卷。起初，天禧年间，同判太常礼院陈宽请求编次本院承受的诏敕，后来没有完成。王皡于是取国初至乾兴年间颁下的诏敕，删去重复内容，按五礼的类别编排，完成此书上呈。获赐五品服。王皡是王曾的弟弟。七年八月丁亥朔，下诏说：“先帝担心官吏的俸禄不足，而廉洁者没有办法得到鼓励，所以一并赐给他们职田。年久日深，侵占贪取日益增长，诉讼屡屡发生，反而严重违背了先帝的本意。应当废除天下职田，由官府收取其收入，再按其价值平均发给官吏。仍委托三司另行制定条约。”此前，上封事的人说：“职田有无不均，官吏中有些品行不良，往往多取，因而残害平民。请废除职田。”下诏命资政殿学士晏殊同三司、审官院、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共同商议，他们都认为可行，于是颁下这道诏书。”}], 九年二月癸巳，下诏说：“职田本来是用来优待廉洁官吏的，贪婪之人却借机把它变成私产，侵夺盘剥平民，使祸害日益增加。此前下诏有关部门废除职田，听说勤于办事的官吏俸禄微薄，不足以供养自己，朕对此非常怜悯。应当恢复发给职田，即使因此多占用佃夫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田地却强令百姓出租田地的，按枉法论罪。”此前，朝廷令三司汇总职田每年的收入，计算价值后平均发给官吏，但未能立即实行。仁宗因查阅天下上报的案件，发现多有因受贿而败露的，于是颁下这道诏书。明道二年十二月。起初，天圣六年废除了各路提点刑狱官；八年又恢复设置，后来暂时停止。于是仁宗对辅臣说：“各路刑狱既然废除了提点官，转运司不能逐一亲自前往审讯查问，恐怕会逐渐造成冤屈和滥刑。应当选拔贤明、廉洁、能干而不滋生事端的人委任此职，这样百姓就能受到恩惠。”于是恢复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官，仍然兼用武臣（此据《政要》）。景祐元年四月丁丑，下诏命直史馆宋祁、郑戬、国子监直讲王洙共同刊修《广韵略》，又命知制诰丁度、李淑详细审定。当时宋祁等说：“《广韵略》中有许多容易疑惑混淆的字，举人参加程试时偶尔会误用，有关部门进行论难时，各自坚持不同意见，以致上烦圣上亲自裁决，所以请求另行增补撰定。”

译四年六月丙申，下诏命国子监颁行翰林学士丁度所修《礼部韵略》。起初，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说：“旧《韵略》有许多字没有训释，又有声韵相疑相混和重叠出字的情况，不能显明字义，致使举人作诗赋时有时误用。”于是下诏命丁度等依据唐代各家的韵书刊定；其中韵部狭窄的共有十三处，允许在相近韵部通用；声韵相疑相混以及重叠出字的，都在本字下作解释注释。景祐二年九月壬辰，下诏命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交给国子监颁行。前代的经书、史书 都靠纸张传抄，虽然有错误，但还可以相互校勘。到了五代，官府才开始用墨版摹印六经，确实是想统一文字，使学者不再疑惑。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蔚宗等人的史书，同六经一起流传，于是世间的抄本全都不再使用。然而墨版有讹误残缺，起初就没有加以订正，后来学者又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对验证。适逢秘书丞余靖提出建议，说《前汉书》官刻本错误，请求刊刻订正。下诏命余靖和国子监直讲王洙全部取秘阁古本对照校勘，过了一年，才上呈《汉书刊误》三十卷。到这时改用旧摹本，依从新校本，但仍然没有全部订正。而司马迁、范蔚宗等人的史书尤其脱漏错乱，可惜后来再也没有古本可以用来确定正误。宝元元年正月甲辰，发生雷鸣。丙午，因为灾异屡次出现，下诏征求直言：“朕自身的缺失，执事大臣的阿谀枉曲；政教没有达到合理境地，刑狱没有合于中正。在位而造成壅蔽的人，任职而贪污的官吏，希望谏官、御史和百官秘密上疏陈述，尽心尽意，不要隐瞒。限半个月内密封进呈。朕将亲自阅览，不交给有关部门。选择正确意见而实行，绝不是徒饰文辞。”丙辰，又下诏说：“近来祥善之气没有应验，阴邪灾异屡次出现，大地剧烈震动，雷声不合时令地发出。推究上天谴责的原因，难道是官吏贪婪、政事松弛、苛刻暴虐，使囚犯长期羁押、赋税征调繁重急迫吗？或者是接受贿赂、出卖公正，使下情壅塞不通，因而破坏和气、招致灾祸吗？转运使、提点刑狱，应当把所部官吏的情况按案查明上报。” 二年三月，编修院上呈历代户口数：前汉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后汉一千六百七万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二，晋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宋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后魏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齐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后周三百五十万，隋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太祖二百五 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万九千七百七十九；宝元元年一千零一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此前，仁宗在迩英阁，读真宗皇帝所撰《正说·养民》篇，看见历代户口增减的数字，回头对侍臣说：“如今天下的民籍有多少？”翰林侍读学士梅询说：“先帝所作的文章，大概是说前代帝王恭敬节俭而有节制，户口就充实增多；赋税搜刮没有限度，户籍和版图就衰落减少，这些都清楚地显示在眼前，可以作为后世君王的鉴戒。自五代末年，人口凋残损耗。太祖受天命，太宗、真宗继承圣业、承续帝统，休养百姓。如今天下户口的数目，大概已经是从前的两倍了。”于是下诏命三司和编修院查阅后上报，到这时进呈。康定元年五月己未，权三司使郑戬说：“各道转运副使，就是汉代刺史、唐代观察使的职任，权力非常重大。汉代法令规定，刺史可以依据六条察问政事；唐代考核内外官员，规定二十项优等标准，其中包括观察使。这必定是考察功过、明确升降，使官吏勤于职守，朝廷才能称为治理有方。如今国家太平已经八十年，不用兵已有四十年，人口众多，山林川泽的利益，应当是开国初年的十倍。但近年以来，天下货币的数额和官府收入的项目反而更加减少，支用调度略显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法令没有施行，官吏不能尽职，奖惩的制度没有建立。臣近来取前一年所谓铜、盐、茶、酒的税课来比较，凡是亏欠租额的，实际钱数达数百万贯。况且以前的损失已经有数十百万，如果如今还安然不加考察，那么军国日常所需将靠什么来筹办？因此臣说，应当依照汉、唐旧例，实行考课法。请求今后各道转运使、副使任满替换到京后，另行差遣近上的臣僚同审官院共同磨勘，考察其任内本道各处场务所收税课与租额，比较近年总数。除非某年遭遇荒歉，另有诏令暂时不予比较外，其余全部取大数作为十分：每亏五厘以下，罚俸两个月；亏一分以下，罚俸三个月；亏一分以上，降等差遣。若增加达到一分以上，也另行给予升迁。”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九月，将奉宸五库合并为一库，设在延福宫内原宜圣殿。五库分别是：一为宜圣殿内库，二为穆清殿库，三为崇圣殿库，四为崇圣受纳真珠库，五为崇圣殿乐器库。于是合五库为一，改名为奉宸，仍铸造印信发给它。十二月己巳，下诏征讨西贼。庆历四年四月丙辰，下诏规定：三司丞、郎、给事中、谏官以上，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中丞、正卿、监，每年可以举荐正郎以下朝官，不得超过三人；起居郎、舍人、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每年可以举荐员外郎以下朝官，不得超过二人；左右司郎中、司谏、正言、三院御史以及馆职、知谏院、天章阁侍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判官和员外郎以上官员，以及正郎中现任知州、有出身而无贪赃罪的，每年可以举荐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超过二人；安抚使、制置使、发运使、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朝臣，可以在本部内举荐正郎以下朝官；提点刑狱使臣、发运判官、转运判官，可以举荐本部内员外郎以下朝官，并限制人数；仍须在奏状中说明此人适合担任何种职任，共同上报。皇祐元年二月戊辰，权三司使叶清臣认为转运司办事松弛，损失财用，影响财计，上言：“臣恭敬地看到，提点刑狱一职，朝廷因为各类刑狱事务重大，曾经设置考课机构进行考核。臣请求今后转运使、副使任满替换时，也派两制官员考核校定，分为上、中、下三等、六级。如果考入上上等，就升官晋级、升迁差遣；上中等，或者改换章服，或者给予外任差遣；中上等，仍依旧给予应得的差遣；中下等，差遣为知州；下上等，给予远处小州的知州；下下等，延长磨勘年限并降官差遣。仍然每次到任后形成考核结果，并先将考核账目申报尚书省，关送考课院。”下诏采纳。又命磨勘提点刑狱院一处施行。

译四月，钱彦远上疏说：“唐代开元年间有户八百九十多万，而登记的垦田有一千四百三十多万顷。如今国家有户七百三十多万，而登记的垦田只有二百一十五万多顷。其中荒废的田地不下三十多万顷，这是田地没有开垦而游手之人很多。对农事进行劝勉考核，难道可以不兴办吗？本朝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通判都兼有劝农之职，接受诏敕、在官衔中标明，正是负责督促考核。但只是有空文，没有实际劝导。臣认为应当设置劝农司，以知州为长官，通判为佐官，选任清廉强干的幕职和州县官为判官。先把垦田顷亩、户口数、陂塘、山泽、沟洫、桑柘登记在册，然后委派劝农官设法劝导考核，兴利除害，等到年终由转运使考察并进行赏罚。” 二年五月庚午，下诏规定举荐官员担任县令：从今以后，河北、陕西转运使、副使每年各举荐十二人，提点刑狱各举荐六人；河东、京东西、淮南转运使、副使各举荐十人，提点刑狱各举荐五人；两浙、江东、江西、福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益、梓转运使、副使各举荐四人，提点刑狱各举荐四人；夔州路转运使、副使举荐四人，提点刑狱举荐三人；六路制置发运使、副使各举荐六人；府界提点刑狱举荐三人；知开封府以及各州府军监大概各举荐一人。仍然只许举荐所属辖区的官员。起初，同提点京西刑狱张易任期将满、即将替换时，举荐县令十六人。仁宗于是对辅臣说：“县令距离百姓最近，所以朕设置保举制度。如今张易举荐的人太多，必定是因为请托的缘故。”于是命令裁定人数。七月乙丑，仁宗告谕辅臣说：“近来各职司上报，说长史不理政事的很多，中书却从未施行处理。况且长吏关系到百姓的性命，难道可以不重视吗？应当选择其中罪行严重的罢免，较轻的调换。”文彦博等惭愧谢罪后退下。于是从鄂州王开、台州吕士宗等人起，有的因为衰老，有的因为办事松弛而被罢斥，受到调任处理的共十六人。嘉祐二年七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承旨孙抃、御史中丞张昪考核转运使及提点刑狱的政绩。起初，知谏院陈旭说：“朝廷有意治理天下，应当从转运使开始。如今臣冒昧提出选用、责任、考课三项办法。选用办法是：以公正明断、惠爱百姓为根本。公正可以使他们纠察整肃官吏，明断可以使他们裁决处理繁杂事务，惠爱可以使他们体恤百姓的隐忧。如果没有这几方面的长处，就改补其他职任；其俸禄、赏赐、恩典，可以比照转运使。责任办法是：如今考察他们的功绩，务必有五项：一是举荐贤才，使其各自胜任职务；二是按察弹劾贪污，整治兴办政事；三是充实户口，增加垦田；四是财用充足，百姓不受烦扰；五是兴利除害。仍命他们在年终逐项列举施行的事项上报。考课办法是：按照旧例，转运使领取御前历子，任期届满后上送审官院考核，三司也曾制定考核升降条目，但最终没有实行。这是因为交给三司只会优先考虑财利而忽视民政，交给审官院又会因循日常事务，没有实际考核等第。考察汉代制度，御史中丞在外督察各部刺史；如今应当交给御史台考核，分为三等，并同中书门下共同复核实际情况。” 其中上等人员，应根据所辖地区事务的繁简来保举升进；中等人员退而补任小郡。如果政绩尤其突出，就破格擢升。职事废弛的，不必等到任期届满，就应当明确实行黜降。”于是把任满时上报的功绩状文分为上、中、下三等，采用唐代考功四善的办法考察实际行为，等级也依此办理。起初命张昪等负责此事，但最终没有人因此获得升降。八月庚戌，韩琦说：“近来已经把药方颁发给各道，用来救治百姓的疾病。但贫困下等人家，力量有时不能达到。请从今以后，各道节镇以及并、益、庆、渭四州每年赐钱二十万，其余州、军、监赐钱十万，委托长吏选派官员合制药物，按时发放。”朝廷采纳了。三年十二月己酉，翰林学士韩绛说：“中书门下是宰相所掌管的机构，却让其他官员判理省务，名实不相称。请重新确定制度。各部门的日常事务多向两府禀白，请根据事务轻重，把它们移交给下属部门办理，使大臣不被琐碎事务牵制，能够专心处理政事。章服是用来区别尊卑的，如今奔走办事的小吏却同公卿没有区别。请依照唐制，以品级确定等级。因年资考核及阶品应当服用相应章服的，必须从未犯过徒罪，才允许如此。又，台阁、省寺是典章制度产生的地方，如今却只有敕条文案。本朝旧例、名臣遗留下来的典范，没有传录。请依照《周礼》《唐六典》编成一部书。”下诏命翰林学士胡宿、知制诰刘敞详细议定后上报。刘敞等分条列出改正、裁减、损益、申明十项建议，后来都没有实行。

译议定乘舆制度 康定元年九月。起初，三种车驾都只是用来等待礼仪之事。然而车驾近来出行时，仁宗采用平常的仪仗出行，议论者认为这近于简略疏忽。于是参知政事宋庠说：“车驾出行，如果不是郊庙大礼，就不必完整陈列卤簿；平日出行的导从，前面只有驾头，后面拥护扇伞而已，完全没有前代典籍所记载的公卿奉引的盛大仪仗。侍从以及百司官属，下至役夫，都混杂在道路中行走。步辇之后，只用一百多名亲事官执檛殿后，称为禁卫。各班禁骑与乘舆相距很远，而士人、百姓中的观看者，往往跟随扈从之人，在道路两旁奔走喧呼，没有禁令。经过的旗亭、市楼，都垂下帘子遮蔽外面，士民凭高处可以俯瞰，而巡逻司、街使从不呵止。威严法令松弛废弛，已经习以为常。况且黄帝凭借神功盛德，尚且借助军队作为营卫，大概是为了防微杜渐、抵御变故。汉、魏以来，有大驾、法驾、小驾的仪式。到了唐代，又分为殿中、诸卫、黄麾等仪仗，名称、人数、次序各有安排。本朝承接五代荒残之后，事务一概从简，出行游乐竟同藩镇，而完全废去了戈戟、旌旗的制度，不是所谓旄头先驱、清道后行的谨严仪制。这些都是制度散失，却因害怕改制获罪而不敢改变。臣认为应当委派一两名博学的近臣，查找前代仪注和卤簿，在三驾诸仗之内参酌制定。如今把乘舆平时出入的仪式同三驾诸仗相比，酌情取其中适当的部分，稍微增加仪仗器物，具备严明的法禁，对上用来尊崇皇帝，对下用来防止意外，在今天革除因循旧习。”下诏命太常礼院与两制详细议定，于是合奏请求：以班直、禁兵、步骑组成禁卫，仍按旧数并增加清道马一百匹；佩弓箭分为五重；骑马执罕毕的设一人；骑马执牙门旗的前后共四人；骑马执绯绣凤氅二十四人、雉扇十二人，均分列左右。天武兵中徒步行走的执柯舒，亲从兵增加三百人，殿前指挥使增加到二百人，全部骑马，左右相对。开设两道门，门与门之间相距二丈，用来比拟《周礼》所说的入门。凡是前牙门旗、后牙门旗以内，属于禁卫范围，擅自进入的依法论罪。禁止登高俯瞰、在外面垂帘遮蔽以及在道路两旁喧呼奔驰。大体都写入法令。后来逐渐松弛了。” 嘉祐六年七月己丑，太常礼部院和整肃仪卫所一同说：“请从今以后车驾出行时，由閤门祗候和内臣各一人分别夹护驾头左右，随后是扇筤，再由亲从兵二十人跟在后面。”此前，仁宗到睦亲宅，内侍抱着驾头坠马，驾头损坏。御史中丞韩绛请求增加乘舆出入时仪仗卫士的禁令。事情交给太常礼院等处共同恭敬议定，于是确定了这一制度。江休复《杂志》说：韩绛问李淑：“驾头是什么东西？”李淑说：“是百讲座中的一个。”刘敞向王洙询问此事，王洙说：“这是传了四代的御座。”原来就是皇帝即位之初所坐的座位。

译制定集议官制度 明道二年七月己巳，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说：“国家每逢大事，必定在尚书省集会商议，这是为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慎重判定是非。近来详定庄献明肃皇后、庄懿皇太后的升祔礼仪，然而尚书省官员中有兼任内制、外制或三司副使的，往往借故发文而不来参加集议。况且，兼任职衔的尚书省官员，都是一时选拔出来的人，本应有所建言，却反而凭借所兼官职自视甚高，动辄不来参加集会，实在不符合朝廷广泛谋议的本意。请从今以后每逢集议，凡兼任职衔的尚书省官员，若借故不来，按违制论处。”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景祐四年三月。此前，诏令依照段少连的请求，尚书省官员兼任内制、外制以及三司使、副使而不参加集议的，按违制论处。集贤校理赵良规认为不可，上书说：“本朝旧例，令敕、仪制另有学士、知制诰、待制、三司副使的列位，按照品级看，和前代有同有异，并没有所谓在朝廷按职务排列、入尚书省按官职排列的说法。若完全不论所任职务，那么后行员外郎兼任学士，在朝廷列于丞、郎之上，入尚书省则位次在比部、驾部之下；知制诰、待制入朝时与侍郎同列，入尚书省则分列于散郎之间；员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中是参佐，进入本省则是正员。因此，过去集议时尚书省官员兼任职务者不参加，另有诏令三省官员全部集合，这样便包括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大小两省的官员；内朝官员全部集合，便包括学士、待制、三司副使；如果再召集其他官员，则诸司三品官、武官二品官各自依次列在本司长官之后。旧例中，尚书省官员兼任知制诰，中书省奏报班部簿籍，这就是说，他们在尚书省、御史台根本不登记名籍，所以有‘绝曹’的说法。又凡是确定学士、舍人在两省的列位，除了依照先后入朝之外，如果有升阶，都要特别禀奏朝廷，难道能在朝廷、入尚书省时交替确定高下吗？”诏令御史台、礼院详细制定办法，长久没有决定。于是判礼院冯元等上奏说：“集会商议的名义，历来不止一种，有的出自朝廷的副旨，有的依循官司的旧规。因此，召集本省官员，就是南省官员；召集学士、两省和御史台官员，可能包括内制、给事中、舍人、中丞；召集学士、台省官员以及诸司四品以上官员，可能包括卿、监；召集文武百官，可能包括诸卫官员。大概谋议的事情有大小，所召集的官员有等级差别，通常都取决于诏文，才会涉及其他职务。段少连把太常改名这样的小事、考功覆议这样的常规事务，错误地认为各个官署都应当参加集会，列入奏章，还要施以严厉的科条，于是使原本‘绝曹’而地位清要的官员重新回到本行，分属各局的普通官员反而完全没有等级差别。请在群臣拟定谥号时，只召集南省官员；如果事情关系重大，临时由皇帝敕令判定，兼召三省、台、寺官员，仍依照旧例。”御史台另行上奏说：“如今尚书省官员任内制职务的，名籍隶属于台省，实际上却没有在朝廷任职。关于职官的说法，正是为‘绝曹’者而设的，难道可以只领取俸禄吗？这样就是任职时确定俸禄，议事时却以‘绝曹’为借口。况且王旦、王化基、赵安仁、晁迥、杜镐、杨亿，都曾应当在尚书省参与议事。故相李昉任主客郎中、知制诰时，也说自己屡次经过都省参与议事。散骑常侍徐铉见江南旧儒所说的次序大致相同，又说，议论大事时，仆射、御史大夫进入尚书省，只有仆射到厅堂下面才下马。如今仍实行这一制度，是为了尊重本省。因此，都堂集会时，按照品级列出名状，按照官职入座。如果忽然改变这种制度，恐怕不合通行的道理。”礼官吴育说：“这两份奏议都有不妥之处。尚书省的制度虽然尊崇，但也是天子的有司。在朝廷中既然有不同的班列，进入有司之后却随意改变尊卑，这就把朝廷和有司看成彼此不同的地方，把官职分成两件事了。两制近职如果有事需要议论，却说自己属于绝班而不参加，这不是求取最恰当办法的做法。况且，知制诰在中书省奏报班簿，才叫作绝班。翰林学士也兼任知制诰，却不绝班簿；这是一种沿袭下来的制度，不能作为确切依据。即使有绝班的例子，也没有绝官的说法。一个人奉命撰写诏书，三省共同署判，却完全没有隶属关系，只是为了领取俸钱，难道是任命官员的道理吗？如今从典故中取一件最明确的事，足以据此判定：祥符五年，仆射上任的仪式中，绝班官员另行领班引导，不与本省官员一起列在迎接班次中。请规定凡是集会议事，省官中兼任近职的另列一行就座，自成序列，并不是用来压制其他官员。如果诏令两制、台省、诸司、卫官全部集合，就各自按照类别另列一行，书写议事次序也依照各自的位次。” 诏令说：“尚书省议事时，凡兼任职务的官员以及三司副使以上官员都不必参加；如果遇到集议大事，命令他们参加，另行设置座次。” 校勘记 [1]“二月壬戌”：按：这一条也在天圣四年，应当置于本卷开头。见《长编》卷一 ○四。[2]“荡人心志”：原本作“伤人心志”，据《长编》卷一 ○四改。[3]“安抚”：原本作“安辅”，据《长编》卷二二改。[4]“戊午”：原本作“丁巳”，据《长编》卷三一四改。[5]“韩琦”：原本作“韩玮”，据《长编》卷三一四改。[6]“所出土”：原本作“所出上”，据《长编》卷一 ○二改。[7]“折计”：原本脱“计”字，据《长编》卷一 ○二改。[8]“都水校尉”：原本作“都水使者”，据《长编》卷一 ○四改。[9]“留逵”： 《长编》卷一 ○四作“刘逵”。[10]“辛未”：原本作“丁卯”，据《长编》卷一 ○五改。[11]“二月戊辰”：原本作“二年”，据《长编》卷一六六改补。[12]“今后”：原本作“今从”，据《长编》卷一六六改。[13]“三驾皆以待礼事”：原本作“三驾□□□礼事”，据《长编》卷一二八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三十一卷 仁宗皇帝 议论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