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三哲宗皇帝

译求直言 元丰八年三月，司马光入临结束后，便直接回到洛阳。太皇太后派内侍梁惟简慰劳司马光，询问当前最应优先办理的事情，司马光于是上疏说：“臣私下看到，近年来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勉强容身当作聪明，把危险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当作狂妄，因此下情被遮蔽而不能向上通达，上面的恩泽被阻塞而不能向下施行，民间忧愁困苦，痛心疾首，却不能让上面知道；明主忧劳勤政，早起晚食，而下面却没有地方申诉。公家和私人都陷于困窘，盗贼因此增多。幸亏上天降下福佑，年成没有大饥荒，祖宗留下谋略，人们没有异心。不然，天下的形势，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这些都应归罪于群臣；愚昧的百姓不明白，往往把怨恨归到先帝身上。这就是臣日夜愤恨悲痛、焦心泣血、不顾死亡，想要向朝廷有所启发的原因。臣愚昧地认为，今天最应优先做的事，没有比明确下诏、广泛开通言路更重要的了。不论有官无官，只要有人知道朝廷的过失和民间的疾苦，都允许进呈实封状，尽情极力陈述；仍然颁行到各路州军，在当地重要热闹的地方张榜晓谕。在京城就投到鼓院、检院，责成主判官立即呈进；在外地就投到州军，责成长吏当天附递奏报，全部不得索取副本，也不得强行压制退回。对于没有产业的百姓，担心其中有奸诈之人，就责令有人作保，说明其确实在奏报中请求指示，然后允许他们各自谋生。此后希望陛下在听政之余，略加阅览；其中义理精当的，就施行他的意见并显著提拔他本人；其次则取用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对于愚昧狂妄、鄙陋而没有可采之处的，回复已经知道，退回罢了，也不加罪。这样，好的言论每天都会进来，群臣没有隐瞒。陛下即使深居九重，对四海的事情也会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一切施行举措，都可以依照陛下的意愿。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源头、太平的基础。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取，伏请由圣意决断，下令学士院起草诏书施行。群臣如果有人阻挠，这个人一定有奸恶之心，害怕别人揭发陈述，只想堵塞圣明的听闻，这一点不可不察。” 五月乙末，下诏说：“听说治理国家的要务，以接受劝谏为先。朕想听到正直的言论，虚心等待。内外群臣凡是能够以正论启发辅佐朕的，哪里只是接受而已，必定还不吝惜高爵厚禄来奖赏他们的忠诚。即使他们的言论不合义理、不切合事情，哪怕违逆心意、刺耳难听，朕也将欣然容纳而不加拒绝。至于心中暗藏意图，触犯不属于自己职分的事情，或者煽动影响重大机密事务，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对上则窥伺朝廷的意向，想侥幸求得进用；对下则炫耀迷惑流俗的情感，以求取得虚名。如果查明确实出于这些原因，若不惩罚制止，必定会扰乱风俗、危害治理。然而，实行贬黜惩罚，也是不得已的。只是因为朕刚开始处理政事，群臣还不能全部明白这一点；凡是列位任职的士人，都应当了解朕的心意，务必竭尽全力指出朝廷的过失，把所听到的事情全部进献，用来弥补朕的不足。应当命令御史台在朝堂张榜。” 旧录说：皇帝刚即位，奸人乘机诬陷司马光，宰臣蔡确对此忧虑，请求下达这道诏令。然而后来上书诋毁讥讽的人便不再有所顾忌。臣等辨析说：“哲宗刚即位，司马光上言：近年来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勉强容身当作聪明，把危险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当作狂妄；下情被遮蔽而不能向上通达，上面的恩泽被阻塞而不能向下施行。请求明确下诏，广泛开通言路。皇帝听从了。当时掌权的臣子正采取两面态度，起草诏书的人迎合风向旨意，名义上说是求取言论，实际上却设置六条限制来拒绝进谏。司马光请求删去中间一节，使天下人明白知道朝廷务求接受劝谏，并没有拒绝劝谏的心意，使人人尽情陈述心中所想，不担心受到贬罚。这样，内外之事、远近之情，就会如同指在掌中一样清楚。不久，果然另外下诏，实际记载了这件事。”从“皇上自新即位”到“无复忌惮”三十一字一并删去。下诏令新任陈州知州、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司马光经过京城时，先入朝见皇帝。在此以前，司马光上疏请求开通言路，说：“臣昨天在京城，承蒙太皇太后不因为臣愚昧、空疏而没有可取之处，派使者询问政治得失。哪里只是微臣有千载难逢的幸运？内外听说后，都踊跃称庆，认为言路将要开通，下情可以向上通达，太平的时期指日可待如此等等。臣自从到西京以来，早晚恭敬地听闻朝廷革新的政事，认为一定会努力使四方的视听都得到明察通达，以快慰天下多年积累的愤懑。如今开通言路的诏令，没有听说颁布到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说，在京城不能同时设置三衙管军的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请求今后依照保马最初制定的条限，均定每年合买的数额，又请求命令太学增加设置《春秋》博士，使诸生学习。朝廷认为他们所说的不是本职范围内的事情，各罚铜三十斤。臣忽然听到此事，怅然若失，愤懑压抑不已。臣不是偏爱这两个人，只是为朝廷惋惜治理政体罢了。”又说：“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两个臣子便首先因为议论政事获罪，臣担心内外听到后，忠臣会离心，正直之士会丧失锐气。” 想做官的人便收起帽子，把它藏起来；想进谏的人便缄口不言，互相告诫。这样一来，上面的聪明才智就有照察不到的地方，下面的真实情况和虚假情形也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如今臣一一加以惩罚已经来不及了，恭请陛下像臣前次奏章所说的那样下诏，不论有官还是无官、当职还是不当职的人，都允许进言；其中有可取的，稍加表彰赏赐，使天下人知道朝廷乐意听取正确意见，不厌恶议论政事；没有可取的，也搁置不问。这样，差不多接受忠言的人都会源源不断地前来了。』于是下令让司马光经过宫阙入朝觐见。司马光这篇奏疏没有得到确切日期，因为下令让司马光入朝觐见，所以附载于此。《元祐密疏》认为这是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所奏。

译戊午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任门下侍郎。起初，司马光以知陈州的身份经过宫阙，还没有入朝应对，便上疏说：『臣先前请求下诏广开言路，不论有官还是无官的人，都允许进呈实封状；还应颁发给各路州军，在交通要道张榜晓谕。鼓院、检院以及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昨天奉到圣旨，命臣入朝觐见；到了京城，又蒙中使传降五月五日的诏书，赐臣阅看。臣以狂妄鄙陋之见进言，竟承蒙曲意采纳，哪里只是微臣个人的幸运？这正是圣明君主的首要事务、太平的根本源头。然而臣恭敬地读了诏书，其中有些地方愚臣心中不能安定，不敢不冒万死，竭尽所知来陈述。臣私下看诏书首尾的言语，本来已经尽善尽美了。中间却说：“至于内心另有隐情，越过本分，或者煽动摇撼机密大事，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命令；对上就窥测朝廷的意图，以求侥幸、希图进用；对下就炫惑流俗的情绪，以求取得虚名。如果确实出于这些原因，假如不加惩治，必然会扰乱风俗、危害治理。既然如此，贬黜惩罚的实行，也是不得已的。”臣听说，明主推诚置腹地对待臣下，不存疑忌；忠臣竭尽诚心侍奉君上，也没有畏惧和回避。因此上下情意没有不相通的，言论没有不尽情表达的。如今诏书要求进谏，却反过来用六件事加以防范，臣认为，臣下只要不进言便罢；一旦进言，就都可以用这六件事加罪了。所说的话，若对群臣有所褒贬，就可以说是“内心另有隐情”；在本职之外稍有涉及，就可以说是“越过本分”；陈述国家安危的大计，就可以说是“煽动惑乱机密大事”；有时与朝廷旨意暗中相合，就可以说是“迎合已经施行的命令”；说新法不便、应当改革，就可以说是“窥测朝廷意图”；说民间愁苦值得怜悯，就可以说是“炫惑流俗的情绪”。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份诏书是以求谏开始，最后却变成拒谏。臣恐怕天下士人更加闭口结舌，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又只命御史台在朝堂张榜，除了上朝的人，其他人都看不到，所能询问的人范围太小。恭请圣明在诏书中删去中间那一节，像臣三月三十日奏章所说的那样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务在求谏，并无拒绝进谏之心，让人人都尽情陈述心中所想，不担忧遭到贬黜惩罚。这样一来，朝廷内外的事情、远近各处的情况，就会如同指在手掌上一样清楚了。』 六月丙子日，司马光说：『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初登大位，太皇太后共同裁决一切政务，谨慎自持、虚心谦抑，渴望求取谏言。五月三日特地下诏书，大开言路，这确实是圣明君主的首要事务、太平的根本源头。臣私下看到诏书中间的一节，天下看到的人未能明白圣意，都认为朝廷虽然明白地要求进谏，实际上却厌恶人们议论政事，预先设置科条禁令，凡有进言的人，都可以用六件事加罪。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下令学士院另外草拟诏书，删去中间那一节，务必勤于求取正直的言论，使进言者尽忠竭诚，无所忌讳。仍请求遍颁天下：在京城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张榜，在外地各州、府、军、监都在交通要道晓谕；不论有官还是无官的人，凡知道朝廷的过失以及民间疾苦的，都允许进呈实封状陈述政事。在京城，就投进登闻鼓院、检院，交给主判官立即送入；在外地，就投进州、府、军、监，交给长吏当天附递上奏，不得索取副本责问，也不得强行压制退回。对于没有家业的百姓，担心其中有奸诈，就命本州责令有人作保，查明其在等待奏报、听取指挥，然后放任其自行谋生；等到有上述实封状，且所论确实正确时，应当采用他的意见并显扬其本人；其中是非各半的，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言论没有可采纳之处、事情不可施行的，也应当加以宽容，不可治罪。这样一来，下面的情况没有不通达的，美好的言论没有隐藏的地方，君主的聪明就能周遍四方，天下就会如同指在掌上一样清楚了。有人担心奏状太多，难以亲自阅览，那么就先发给三省，委托三省官员审阅详察；其中有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后再进呈，或者请求留在左右，以备规劝戒惧；或者请求发给有关官署施行。』皇帝听从了。丁亥日，诏书说：『朕继承先王燕谋，得以奉守宗庙，初次总理各项政务，心中忧虑大道未明，早晚恭敬畏惧，不敢安逸，担心无法彰显先帝的美德功业、安定天下百姓。为防止上下壅塞蒙蔽，朕多次寻求正直的言论，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样以后，万物人情才能普遍上达，恩惠利益才能下达到底。《诗经》不是说过“访问于落止”吗？这就是成王用来寻求辅佐、群臣用来进献规戒的办法，上下互相警戒，以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朕非常仰慕。凡朝廷内外的臣僚以及百姓，都允许进呈实封状，直陈朝政的过失和民间疾苦。在京城于登闻检院投进，在外地置于所属州、军的驿站上报，朕将亲自阅览，考察其中的实情而施行。』 司马光一共三次上奏请求修改前诏，到这时才开始采用他的意见。旧录说：因为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有所请求。当时司马光想召集他的党人，群起议论新法，以欺骗帘帷之内，所以才下达这道诏书。于是小人乘机而动，诬陷诋毁纷纷而来。新录辨正说：皇帝即位之初，下诏开放言路，这是盛大的德政。如今增入司马光的奏疏，才可以看见事实。因此从“有所请求”到“纷纷而来”三十四字删去。按：司马光请求开放言路的奏疏共有三篇，新录只载第二篇；他的第三篇奏疏在十二月上奏，到这时才得到允许。现在全部依照文集，把他的奏疏附在本日记事之后。这里仅说“开始采用司马光的意见”，可见听取言论并不容易。因而必须详细记载。七月庚申日，司马光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下诏开放言路，至今已经过了十多天。臣僚和百姓上奏陈述朝政过失、民间疾苦，奏状一定很多，却没有看到有发给外廷、命三省或枢密院商议施行的。这样岂不是徒然烦劳圣上阅听，又有什么益处？请求选取其中可以听从的，发下施行。或者因为政务繁多，来不及逐一阅览，臣私下请求依照臣前次奏章，发给三省，委托执政官分别取阅详察；选出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再进呈，或者留在左右，或者发给有关官署施行。』皇帝听从了。

译八月己丑日，司马光说：『近来诏令天下臣民都可以进呈实封状，陈述朝政过失、民间疾苦，并且发下来，命臣与执政官共同审阅。第一次发下来的有三十卷，臣谨慎地与诸位执政官选择，其中除去没有价值的以及冗长的言辞之外，有可取的已经用黄纸签出进呈完毕。恭请陛下取出签出的奏状再加详细阅览，或者留在左右以备规劝戒惧，或者发给有关官署商议施行。这样一来，忠言会日益进来，圣明会日益扩大，实在是百姓的厚幸、社稷的盛福。其中也有同一件事而许多人共同陈述的，臣也重复签出，是想让陛下知道天下人共同尽忠、众人共同希望的事情。』十科举士。元祐元年七月辛酉日，宰臣司马光说：『臣错误地承蒙选拔擢升，充任宰相，慎重选择百官，是臣的职责。然而臣才智见识短浅，见闻狭窄；识人的困难，是圣贤所重视的。天下极其广大，俊杰如林。有的人因为安于退隐而被埋没，有的人因为孤寒而被遗漏；那些身穿粗布衣服却怀有美玉般才德的人，哪里能够周遍知晓？如果专门援引自己的相识，便有挟带私情之嫌，很难使众人心服；如果只按照资序循次升迁，官职任用不当，又凭什么达到治理？不如让在位的达官分别举荐自己所知的人，这样才能符合至公之道，使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臣不胜狂妄愚昧，想请求朝廷设置十科举士：一是品行义理纯正坚定、可以作为师表科（无官之人都可以举荐）；二是节操方正、可以充任献纳科（举荐有官之人）；三是才智勇略超过常人、可以充任将帅科（举荐文武有官之人，也允许钤辖以上的人举荐）；四是公正聪明、可以充任监司科（举荐知州以上资序的人）；五是经术精通、可以充任讲读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举荐）；六是学问广博、可以充任顾问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举荐）；七是文章典雅华美、可以充任著述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举荐）；八是善于审理狱讼、完全公正并能查得实情科（举荐有官之人）；九是善于治理财赋，使公私都便利科（举荐有官之人）；十是熟悉法令、能够裁断请谳科（举荐有官之人）。凡职事官，从尚书到给舍、谏议；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太中大夫；帖职，从观文殿大学士到侍制，每年都必须在十科中举荐三人（不是说每科各举三人，而是各随所知，某人可以充任某科，共计三人）。还应在本人除官告敕之前，把举主姓名全部开列在后面。如果被举荐的人不符合所举的情况，举主就依照“贡举非其人”的法律科罪；如果犯有正入己赃，举主降三等科罪；如果因为接受贿赂、徇私而举荐，罪名较重的，便依较重的法律办理。此事期望一定施行，不可宽赦。即使是现任执政官、朝廷不可缺少的人，也必须降官以示惩罚。即使朝廷临时因事特诏举官（例如举荐知河渠、马牧之类），不属于十科之内的，如果不符合所举，也同样依此法办理。这样所看重的，是人人慎重对待举荐，所举荐的官员都能称职。』皇帝听从了。丁丑日，监察御史上官均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前日的敕令，每年以十科举荐士人，这是陛下广泛收罗群才、因才任官的意思。然而论及选取士人，只涉及治理财赋、审理狱讼、裁断请谳三件事罢了，臣私下担心所列事项还不完备。为什么呢？能够治理财赋的人，未必擅长审理狱讼；能够审理狱讼的人，未必擅长裁断谳狱；能做好这三件事的人，未必宽厚、诚信、敏捷、仁惠，足以统领百姓。如今所谓能够统领百姓的官职，就是守、令。现在的守、令，虽然有任职多年以及依靠荐举、关陞的办法，但对于繁剧的郡和大县，如果只按照资序，不加选择，恐怕不能得到合适的人。臣想请求在十科之内再增加一科，另列为才干足以治理百姓、能够排解繁难事务的人。繁剧的郡和大县有职位空缺时，就依此授官。这样，人才不会有遗漏，天下的守、令也没有不受到鼓励的了。』没有得到答复。上官均又再次上奏，过了很久，才制定知县、县令治理繁剧事务的保举考核法。八月辛亥日，宰臣司马光说：『先前举荐孙准品行义理没有缺失、可以充任馆阁官。听说孙准与妻族争讼，因此获罪罚金；臣举荐了不合适的人，请求连坐。』皇帝批示退还他的奏章说：『孙准因为私家小事被罚金，怎么能连坐？』司马光又说：『臣的举状说孙准品行义理没有缺失，如今孙准闺门不和，妻妾相互争斗，这是品行义理有缺失；对臣来说，就是被责罚为举荐了不合适的人，臣不敢逃避刑罚。何况臣近来奏请设置十科，规定如果有人不符合所举，举主便依照“贡举非其人”的法律科罪。即使是现任执政官、朝廷不可缺少的人，也必须降官以示惩罚。臣充任宰相，亲自制定这项法律，却首先违反它；如果这件事不执行，又凭什么整齐众人？请求依照臣所奏，按“贡举非其人”的法律施行。所看重的是率先激励群臣，使他们慎重举荐。』皇帝没有听从，不久下诏孙准不再参加馆职考试。十一月戊午日，中书省说：『臣僚上奏：元丰时期的荐举法，如今奉旨特意举荐官员的人已经奏报完毕，应把所举官员具报御史台。近来诏令大臣荐举馆阁官，又设置十科举荐异才。请依照元丰令关报御史台，不仅使朝廷内外的臣僚各自慎重举荐，也差不多可以使进言的人预先知道，从而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论列，不致耽误选任。』这里所说的上奏者，是御史孙升。元祐五年五月壬辰日，三省说：『太中大夫以上的官员，每人按十科举荐士人。近来根据所举之人来看，任官以后多不是现任人员，担心会导致游走请托、奔走竞争，有伤风俗教化。』诏令说：『凡按十科举荐的人，除草泽之士外，其余都必须举荐现任且资序符合规定的人。』

译元祐七年三月己丑日，御史中丞郑雍说：『过去司马光制定法令，允许侍从之臣按十科举荐士人。如今这项法令虽然存在，却只是徒具文书形式。为什么呢？朝廷不把近臣的话当作可信，近臣也不把真正贤能、才识宏大的人报荐给朝廷；要想因此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困难了！臣想请求下诏，宰臣和执政大臣各自选拔贤能，不限人数，随时上报。仍命朝廷内外从官、待制以上官员，约依十科法，按照人才所长，每年各举荐三人。宫中设置名籍，记录所举荐者和举荐者的姓名，以备圣上阅览。每当三省进拟任用人员时，就采用这些人；陛下可以从中观察省察，并考察近臣的才干优劣。不要用一纸空文表示一定会采纳，这样陛下的臣下都会用心求取贤才，尧、舜那样的治理就可以达到。』元祐八年二月辛未日，御史中丞李之纯说：『近几年朝廷关于十科举士的命令，大概已经施行多年了。近年所荐举的人很多，但提拔任用的很少。请求委托辅臣详细选择，逐渐加以任用。其中属于才智勇略超过常人、可以充任将帅科的，多是武臣推荐同类，必定有可以任用的人，应当加以考察。』 绍圣元年闰四月壬申日，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求废止十科举士法。皇帝听从了。圣德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日，太师文彦博说：『北方使者在紫宸殿觐见，在垂拱殿设宴；左右内侍和执政所使用的白纸扇、柿油蕉叶扇，大都不值十多钱，都是士人百姓日常使用的物品。如今万乘之尊临轩听政，手持使用这些物品，可以由此看见尧、舜节俭品德的美好。臣与三省宰执以及北方使者一同在宴席上，得以仰望此事，认为汉文帝穿弋绨服，前代史书把它记作盛美之事。与今天相比，确实有惭愧之处。请求交付史馆记载。』诏令准许。元祐六年三月庚申日，皇帝到迩英阁。宰相吕大防奏说：『仁宗所书写的三十六件事，宫禁中还有吗？』皇帝说：『有。』吕大防请求命人绘图书写，置于座位旁边，以备亲自阅览。皇帝听从了。丁亥日，太皇太后宣谕说：『皇帝常在宫中阅看诵读，空闲时也很能练习射箭。人君本来就应当兼治文武。皇帝对于事务很敏捷，刚拿起弓箭，就已经十分熟练了。近来已经能射数斗的弓了。』 十二月庚申日，开封府发生火灾，府衙房舍全部烧空，知府事李之纯仅仅保住性命逃脱。第二天，执政官在讲筵上奏说：『大火烧了一整夜，传报此事一定会使人惊动。』皇帝说：『火势逼近原庙，实在令人非常害怕。』执政官退下后，彼此感叹说：『言辞文雅合于训典，很有裕陵的风范。』 元祐七年三月甲申日，签书枢密院王岩叟奏问：『陛下在宫中用什么来消磨时日？』皇帝说：『没有特别的嗜好，只是读书。』王岩叟说：『大体说来，圣学要在专心勤勉。屏除其他事务，才可以称为专心；长久而不厌倦，才可以称为勤勉。这样做，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十一月癸巳日，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说：『陛下近来郊祀天地，京城百姓仰望天子的容色，欢呼声洋溢四方，都说陛下能够像仁宗。臣观察天意和人心如此，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恭敬地想，一祖五宗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后代子孙都应当取法。只是仁宗在位时间最长，德泽深厚，凝结于天下人心。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门效法仁宗，那么成王、康王时代的隆盛局面，就不难达到。』于是把仁宗的圣政全部搜集起来，共三百十七件，编录成书，名为《仁宗训典》，共六卷，进呈给皇帝。绍圣元年七月丙辰日，皇帝说：『我非常忧虑雨还没有停止。昨天派中使到四郊取来谷穗察看。京城以东的低洼田地已经受到雨害，北郊还没有受害。然而诚恳祈求雨停天晴，还没有得到回应。』宰臣章惇奏说：『高地虽然没有受害，听说低洼田地已经受损，曹、濮、陈、蔡之间应当也受到灾害，只是还依靠雨势零星细微罢了。』 绍圣二年九月己酉日，在景灵宫举行荐享。庚戌日，举行朝享八室。辛亥日，在明堂举行大飨，以神宗配享。宰臣章惇奏说：『臣有幸跟随属车，恭敬地陪同举行大祀。臣看到陛下十七日从庙门下辂，步行到斋宫。秋日天气还很炎热，陛下却撤去伞盖而不用。第二天举行荐献，到神宗庙室时，眼泪鼻涕沾湿衣服，感动了左右侍从。礼仪结束后，又从斋宫撤去伞盖，步行登上玉辂，把孝敬谨慎之诚意完全表现出来，以彰明侍奉祖宗之道，教化四海。应当载入典册，传示万世。请求宣布交付史馆。』诏令准许。绍圣三年正月甲辰日，举行朝献景灵宫。起初，元丰年间，每逢四孟月，皇帝都遍访各殿。皇帝认为崇奉祖宗的礼仪不能简略，于是到各殿朝献。到元祐二年，议论者认为这样太烦琐，于是改为每逢四孟月分开前往。到这时，又命令依照元丰礼制，前往显承、徽音等共十五殿；皇帝都亲自斟酒献祭，拜下起立一百三十多次，但容貌更加恭敬。六月丙寅日，皇帝对辅臣说：『前天下了大雨，今天又下雨，对农事没有危害吗？』三省回答说：『宿麦已经收割，暑雨按时而行，对农事没有危害。』然而皇帝每每加以询问访察，可见他忧虑百姓、体恤农业到了这样的程度。元符元年十二月，知枢密院事曾布说：『陛下近来因为甲子年冬至亲自到圜丘祭祀，自从奉祀景灵宫以来，已经撤去黄道裀祷。诏令读册官读到御名时不得起立。等进入大次，又诏令百官不许回班，这些都是极其恭敬畏惧的意思。到太庙门时，下辂步行趋入斋宫。等登辂前往郊外，仍然都撤去伞盖、屏风，退去辇舆，步行趋进。荐献时到神宗庙室，悲伤哭泣。等返回原位，御服已经被泪水沾湿。请求宣布交付史馆，载入典册。』皇帝听从了。

译政绩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日，诏令元丰六年以前积欠的夏、秋税租以及因缴纳而欠下的钱物，都依照三月六日赦书的指挥，特别予以免除。丁亥日，诏令各民户拖欠元丰七年以前的常平、免役息钱，各按时减免五分。买扑场务、租赁田宅和空地超过期限应罚的钱、调发春夫防守河道、急夫开修京城壕沟以及兴修水利夫的罚钱、役人分给的工食钱，也一并免除。元祐元年闰二月壬辰日，诏令说：『户部核查，各种名色的欠负项目和数目中，多少属于官本，多少属于利息；其中有些是已经向各户征收过的利息、罚钱，以及被抛下的免役钱、坊场净利等钱，仍应根据欠户目前有没有抵押物和财力，迅速具状保证说明后上报。』这是听从苏辙甲戌日奏请的结果。三月乙酉日，诏令说：『府界和各路人户买扑坊场，现今拖欠的课利、抽纳的贯税钱以及逾期加倍的税钱，命户部允许用利息和罚钱充抵；折清官本后便予免除。坊场净利钱，如果如今确有孤贫无力缴纳的，暂且停止催缴办理。积欠的免役钱减免一半，其余部分仍带入以后缴纳。对于败坏亏缺、确实已经停闭的坊场，以及官司不肯受理词讼的，命令依旧追认缴纳课利、净利的，要迅速查究。各项确实欠下的课利，特别予以免除，办理完毕后上报。』 元祐二年四月丁酉日，诏令说：『旱灾造成祸患，朕减少膳食、责备自身，勤力修治政务中的缺失，以祈求灾害消除、年景恢复。还担心尚书六曹有四方递来的诉牒、奏请文书，其中有的赏罚难以明断，有的百姓的冤情未决，搁置不办；郎官懒于阅览，吏人苟且逃避期限，无理阻挠使事情不能施行，使抱有冤屈的人无处赴诉。派御史中丞傅尧俞、右司郎中杜纮、殿中侍御史孙升到吏部；侍御史王岩叟、右司员外郎孙觉、监察御史韩川到户部；给事中张问、监察御史上官均到礼部；左司郎中韩宗道、监察御史张舜民到兵部；右谏议大夫梁焘、右司郎中范纯礼、殿中侍御史吕陶到刑部；右司谏王觌、监察御史张舜民到工部，逐项点检从去年正月到年终所收到的文书，抽取查验有关事状及办理次序，仔细审阅详察。』这是采用范纯仁的意见。五月己巳日，三省说：『吏部状称，文彦博奏请，委托本部尚书、侍郎依照《唐六典》三等之法，把本选的守令、通判考察其才干、德行和功效，分为上、中、下三等，送中书门下复核是否可行，再委托本选长官引见应对。若其中有人才干高下特别悬殊的，特意具名上报，以决定升降。』诏令发给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礼部共同参详：所有守令、通判，都依照元丰考课条例，把善政和最优成绩合并考察，分为三等；等任期届满，委托监司审查复核，具列事实加以保证说明后上报，交给吏部确定本选合适的人选和差遣。其中知州、通判，先由尚书省复核是否可行，确定以后交给本部官员，等到注拟日期引见应对。守令、通判之中，如果才德、功效或过恶特别显著，命尚书、侍郎衡量高下，特意具名上报，请求施行升降；每年不得超过五人。』皇帝听从了。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日，三省说：『旧制，京朝官以上分别按进士出身划分，其余人员自改为寄禄官以后，一律按同一等级改转，另外没有分别。除朝议大夫以上设置左、右两等改转外，从承务郎以上至朝散大夫，想请求将朝议大夫以上分为左、右两等：进士出身加“左”字，其余人员加“右”字，迁转磨勘，仍照一向实行的条制办理。所加的字，仍然从寄禄官朝奉郎、职事官监察御史以上发给黄牒；其余职事官由尚书省发给札子，寄禄官由吏部发给牒。』皇帝听从了。旧录说：神宗认为先王任用人才没有流品的差异，所以开始创立新的官制。寄禄官从京朝官以上合为一体，到这时才改动。新录辨正说：《礼记》说：“凡执政以上的人进入卿位，不与士人同列。”如今任用人才没有流品差异而合为一体，既不是先王之道，也不是神宗的本意。应当删去。元祐七年十二月壬申日，枢密院上报本院条制二十一册、目录二册、审阅详察三十册，请求从元祐八年正月一日起颁行。皇帝听从了。元祐八年九月戊寅日，太皇太后去世。十二月乙巳日，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说：『请求仿照《唐六典》，委派官员设置机构，修成一部官制书，作为本朝大典。仍请求命修史院官兼任其职。』皇帝听从了。甲寅日，诏令在秘书省设置机构，派范祖禹、王钦臣充任编修官。其中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宋匪躬、晁补之充任检讨，仍然编具统一条目，申报尚书省。绍圣元年二月，李清臣首先倡导绍述，邓温伯附和他（详见《绍述》）。闰四月乙酉日，左司谏翟思说：『先帝考察古代成法，修订官制，依据名称辨明实际，以开创太平的事业。元祐以来，逐渐变得混乱。请召集有关官署，凡职名混乱的，都一律依照官制，各自加以整理纠正。』诏令编修官设置机构，考察并具列应当补充、改动、纠正的事项，申报三省听取旨意。改正完毕后，另听旨意撤销机构。至于请求汇编成《六典》，不再编纂。侍御史虞策请求恢复设置天下义仓。九月癸丑日，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说：『元祐制定法令，考核监司以及吏部开拆等项，列入优等的，由中书省取旨决定。这个法令虽然完备，但自从知州考课而得到越级擢升的有几个人呢？大概是法令还有不完备之处，因此不能没有弊端。希望详细考核考课法令，每一路只令考察知州一人，将考课优等者升入吏部，再加以铨量；等人才和治理功效彼此都相称以后，分条列举上报。或者省郎、监司、藩郡有职位空缺，就随着资序高下依次任用。这样将会看到天下郡守都一致向往效法，循良之吏也会出现。』诏令各路监司考察知州，每年把其中确实考绩优等的一人具状保证后上奏；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不举。如果所报不实，便依照“贡举非其人”的法律办理。

译十二月己巳日，河东路转运司说：『本路盐课利往年最为丰厚，这种办法的弊端，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自元丰以后直到现在，官场卖盐所得的现钱，加上客人算请所收的课利，与元祐年间相比，即使取其中最多的一年，也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与元丰最少的一年相比，尚且不到三分之二。近来虽然专门派奉议郎舒之翰到本路改变旧法，施行两年以后，课利反而更加亏损。这是因为不能深入追究弊端的根源，终于使私煎、盗贩乘机得以进行，豪强夺取了国家的利益。查考熙宁八年六月中书札子所说，当时筹划时，只把一种盐从官场出售，得到诏旨推行多年，确实获得了利益。后来主持此法的官吏不能遵守，擅自有所改动，又因循积习，终于导致法令衰败。加上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追究卖盐人的来历，法禁松弛，更加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的盐只允许在官场出售，废止客人算请，依照熙宁、元丰年间关于私盐的条禁施行，并设置官员提举。除旧条规定捕获盐后不许追究卖主来历之外，其余依照所奏办理。』 绍圣二年四月壬申日，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说：『请求遵循先帝的法令，诏令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自举荐一名才干品行兼优的人。』诏令允许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自举荐两名可以任用的人上报。十月己丑日，户部侍郎孙觉上奏说：『臣从前在陕西，充分看到本路盐钞、铁钱的弊端，前后多次有人奏请改变，最终仍没有看到可以长久实行的有利办法。核查现今盐钞，民间价格十分昂贵。客人买到京城后，折算钱价翻了一倍。商旅往返既没有回货，盐钞折钱又多，所以货物价格重、钱币价值轻，公私都受到困扰。铁钱不能流通转运，通常依靠盐钞来使用。官司如果能够调节物价高低，以此权衡铁钱的轻重，那么铁钱就可以流通；这是盐钞和钱币相互配合才能通行。如今想要挽救弊端，没有比官府自行出售盐钞、用现钱储存作为籴粮本钱更好的办法。卖钞折籴，也是旧法。大概自从旧法中某项价格增长以来，有人以私利在收取钞面钱时折价籴粮，所以不肯出售盐钞。钞面钱虽然增多，斛斗的价格也随之加倍；这样官司只是徒有从钞面取得利益的名声，而贩籴之家总是提高价格来相抵。如果按照现今钞价斟酌减定，出售盐钞收取钱币，储存起来作为籴本，官司支用时，允许钱和钞各用一半；民间输送钱币入官，也依此办理，公私共同使用，钞价自然均平，上下都能得利。钞价既然平稳，钱币就能够流通，这其实就是交子的办法，只是名称不同。陕西人早已熟知出售盐钞换取钱币的办法，人人乐于实行，不再疑惑，确实可以长期推行而不会败坏。挽救弊端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恭请圣上略加省察，试把臣的意见交给本路使者详细研究，明确推行的利弊，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效。』诏令交给相度措置陕西路钱钞所办理。绍圣三年二月癸未日，臣僚上奏说：『每年各路应当举荐官员的臣僚，允许选人充任。改官、职官、县令的任用，各有员额；而选人只有在举主符合规定时，才能得到升进。如果举主不足，即使在铨选调任中任职多年，也没有办法改转。寒门士人所受影响，利害非常重大。请求凡选人历任未满三考的，只允许奏举职官、县令；如果历任合计已满三考以上，现今属于幕职、令录资序的，才允许奏举改官任使。这样所看重的是稍稍抑制权势、侥幸和请托的弊端。』 三月丙辰日，御史中丞黄履说：『如今雨水和日照按时而来，麦子一定大丰收。如果预先选派两名官员，到陕西各郡按平价折纳，那么官府储备和百姓使用都会更加获利。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施行。』诏令说：『各路丰熟的州军，对各项欠负，都按照市场价格加钱折纳斛斗。所加的钱，以每斗市场价的十分之一为标准；在市场价格之外，每斗加钱一分，召集人户自愿折纳。河北路派朝散郎、提举解盐余景；陕西路派宣义郎、新任知齐州章邱县李譓，前往各路共同计议。转运司根据人户应当催理的欠负，办理折纳，务求储积，不要伤害农民。』不久曾布对皇帝说：『余景、李譓都是刻薄而不正派的人，外间议论都认为丰歉还不可知，恐怕这两个人会借此暴敛，大家都对此忧虑。再次请求告诫三省，严加戒谕他们。』皇帝欣然采纳，说：『应当命令严厉告诫他们。』 校勘记 [1]“举非其人”：原本“其”字下面又多出一个“其”字，依据《长编》卷三八六删去。[2]“裕陵”：原本作“□裕”，依据《长编》卷四六八改补。[3]“右司谏”：原本作“右司监”，依据《长编》卷三九八改正。[4]“张舜民”：原本三字作墨丁，《长编》卷三九八作“张舜民”。但上文张舜民已经赴兵部，不清楚这里是否另有他人；现在依据《长编》补入“张舜民”，等待以后再考。[5]“文字”：原本作“交字”，依据文意改正。[6]“董敦逸”：原本作“□敦董逸”，依据《长编拾补》卷十二改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四 哲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