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七真宗皇帝

译庄献垂帘　附载杨太后 景德元年正月乙未，任命后宫刘氏为美人，杨氏为才人。刘氏是华阳人，杨氏是郫人。皇上起初任襄王时，有一天对身边的人说：“蜀地妇女多才智，我想寻求一个。”刘氏起初嫁给蜀人龚美，龚美带她到京城。后来家境贫寒，想让她改嫁。张旻当时在王宫供职，便向襄王进言，刘氏得以被召入宫，于是受到宠幸。襄王的乳母秦国夫人性情严肃端正，不喜欢刘氏，坚持让襄王斥退她。襄王不得已，把她送出安置在张旻家中；张旻也为了避嫌，不敢在值班时接纳她。于是刘氏给张旻五百两银子，让他另建馆舍供她居住。后来刘氏向秦国夫人请求，得以再次被召入宫，于是与杨氏一同受到宠幸。龚美因此改姓刘，成为美人的兄长。司马光记载庄献的事有两种说法，其中关于襄王宫中指使之人的说法，似乎与《神宗实录·刘永年传》开头所记相合，现在采用这一说法。四年四月辛巳，皇后郭氏去世。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任命美人刘氏为修仪，才人杨氏为婕妤。五年五月戊寅，任命修仪刘氏为德妃，命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准备礼仪册封她。九月，参知政事、刑部侍郎赵安仁被罢免，改任兵部尚书。此前，皇上商议册立皇后，赵安仁认为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出身宰相之家的沈才人。皇上虽然不高兴，但察觉赵安仁能坚持正道，没有加罪于他。后来有一天，皇上与王钦若一起谈论当今大臣中谁是长者。王钦若想排挤赵安仁，便称赞他说：“没有谁比得上赵安仁。”皇上说：“为什么这样说？”王钦若说：“赵安仁过去受到故相沈义伦的知遇，到现在还不忘旧德，常想报答他。”皇上默然，从此开始有了斥退赵安仁的想法。十二月丁亥，册立德妃刘氏为皇后。皇后性情机警聪慧，通晓书史，听到朝廷的事情，能够记住始末。皇帝每次出巡，必定让她随行。她穿的衣服不纤巧华丽，与各宫人没有一点不同。庄穆皇后去世后，中宫空缺，皇上立即想册立她，她坚决推辞了很久，皇上才下诏；但宰臣王旦忽然因病请假。皇后怀疑王旦另有意见，又坚决推辞，于是中书门下请求早日确立母仪，她最终得以立为皇后。凡是处理宫闱事务，她多援引旧例，无不恰当。皇帝退朝后，阅览天下封奏，常常到半夜，皇后都预先知道。她周密谨慎而恭敬缜密，更加得到皇帝的倚重信任。这本来就是《实录》的旧文。大概在垂帘听政时，奏章篇幅和情势不免如此，总之都应当删削修订。六年正月庚申，设置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均为从一品，位在昭仪之上。又设置司宫令，正四品，位在尚宫之上，并写入法令。任命婕妤杨氏为婉仪。起初商议册立皇后时，皇上想让杨亿起草制书。丁谓传达圣旨，杨亿感到为难，于是请求免除三代。丁谓说：“大年尽力做这件事，不必担心将来不能富贵。”杨亿说：“这样的富贵，也不是我所希望的。”于是命令另一位学士起草制书。江休复《杂志》说，改命陈从易起草。考察可知，陈从易此时任馆职，不应当起草制书。黄庭坚《思贤》诗说，改命陈彭年起草。陈彭年在这个时候也还没有进入翰林，或许是特地下旨命他撰写，如同张齐贤封授除目时与吕夷简、曾致尧的先例，这就无法知道了。然而江休复、黄庭坚所记的姓名必有一个错误，现在只说“改命另一位学士起草制书”，还需要详细考察。若能把当时人的文集全部找来查核，也可以推求出他的姓名。六月己巳，中书门下请求依照宗正寺的奏议，将皇后三代父母的姓名编入属籍。诏令同意。七年，皇后把后宫李氏所生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让婉仪负责保育照看。皇子到这时已经出生五年了，所以仁宗曾称皇后为“大娘娘”，称婉仪为“小娘娘”。六月壬申，册封婉仪杨氏为淑妃。起初皇后为修仪，杨妃为婉仪，地位几乎与皇后相等。皇上封禅泰山、祭祀后土、祭祀太清宫，凡是出巡，杨妃都随行，荣耀宠爱无人相比。杨妃通达敏捷而有智慧谋略，周旋应对、奉承顺从，没有稍微违逆皇上的地方；皇后亲近爱护她，所以杨妃虽然尊贵受宠，皇后始终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威胁。接受册封时，皇上不想让藩臣进贡庆贺，也不向外朝颁降制书，只命学士起草制书交给中书。第二天，宰相说：“宫中施加恩宠，是朝廷的庆事，臣下不能缺少礼仪。希望命各省依照惯例接受庆贺。”皇上勉强同意了。天禧二年六月。起初，皇后的父亲刘通曾掌管禁军，跟随潘美征讨广南，又多次在北面作战，积累功劳升至虎捷都指挥使，兼领嘉州刺史。太平兴国年间，他护卫皇帝车驾到太原，死于军中。暂时殡葬在京城西面，后来多次追赠为永兴节度使兼中书令；他的母亲庞氏追赠为徐国太夫人。这一月，才安葬刘通和庞氏；追赠刘通为太师、尚书令，谥号武懿，命昇王府谘议参军张士逊准备卤簿、鼓吹，护送灵柩安葬到祥符县的邓公原。皇后亲临设奠祭告，皇上亲自撰写祭文，放置在灵柩右边。三年五月己未，任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夏守恩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仍任泰州防御使；任命洛苑使、勤州刺史、同管勾皇城司刘美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兼领昭州防御使。皇上身体不适，中宫预先参与政事，因为夏守恩掌领亲兵、得到倚重任用，所以与刘美一同任命。夏守恩不久升任殿前都虞候，刘美升任马军都虞候；夏守恩仍暂代殿前步军司，刘美暂代掌管马军司事务。夏守恩、刘美等人的升迁在七月壬申，暂代掌领三司在八月丁酉，现在一并记载。刘美本传说：“此前，刘美与周怀政共同办事，周怀政奸邪专横，众人多畏惧他，但刘美从未依附周怀政。左右近侍有过错，刘美一定严厉惩治；亲从卒中负责侦察巡逻的人，很多不能按时更换，刘美便按名册分班轮值，平均使用他们。”皇上多次想授予刘美兵权，因为皇后恳切谦让，所以几次中止；到这时终于任用了他。”这篇传记大概是当时修史官为了讨好太后而写的，现在不采用。四年六月，宰臣寇准请求追究皇后的族人在蜀地横行、夺取百姓盐井的事情（见《丁谓事迹》）。翰林学士钱惟演的妹妹是马军都虞候刘美的妻子，监察御史章频本应奉诏审讯邛州牙校争讼盐井的案件。刘美依仗皇后家族的势力，受人托请，派人买通并操纵此案。章频请求逮捕拘禁刘美，皇上因为皇后的缘故不予追问，却把章频调出京城，任宣州知州。

译十一月己巳，宰臣李迪以户部侍郎身份出任郓州知州，获准在朝廷辞行后立即赴任（事情见《丁谓事实》）。此前，皇上长期身体不适，说话有时错乱。曾经非常愤怒，对辅臣说：“昨夜皇后以下的人都离开了，只有刘氏把我独自留在宫中。”众人都不敢回答。李迪上前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依法治她的罪？”过了很久，皇上清醒过来说：“没有这回事。”皇后当时正站在屏风后听见了这番话，因此憎恶李迪。李迪之所以不能留在朝廷，不只是因为丁谓等人从中构陷，也有中宫的意思。十二月乙亥，皇上勉强支撑病体到承明殿，召见辅臣，告诫他们尽心辅佐太子，并亲手写了一幅字交给他们，大意说：“内廷有皇后辅佐，帮助太子施行政令，大概可以没有忧患了。”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皇上在延庆殿去世，仁宗即皇帝位。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皇太后权且裁决。百官在延庆殿东面的楹柱处拜见皇上。起初，辅臣一同在皇太后面前听受遗命，退下后立即在殿庐起草制书，写军国大事暂且由皇太后裁决。丁谓想删去“权”字，王旦说：“政令从宫闱中发出，这已经是国家的坏运。称‘权’还足以给后世留下限制的表示，而且话还在耳边，怎么可以改呢？”丁谓才停止。曾又说：“尊崇礼遇淑妃太过仓促，应当以后再议，不必写入遗制。”丁谓勃然变色说：“参政难道想擅自改动制书吗？”曾又与他争辩，但同列没有人帮助曾，曾也只好停止。当时朝廷内外人心汹汹，只有曾神色严正地独自坚持，朝廷依靠他才显得稳重。这两件事依据王曾《言行录》，王曾本传中没有记载。丁谓传却说，丁谓想删去“权”字，因此触犯太后的心意。丁谓是奸险小人，一定不会这样做。也许有人说丁谓被贬逐以后感到羞愧后悔，便卑鄙地窃取曾的功劳，说成是自己的力量，想欺骗世人、盗取名声，而史官错误地相信了他，现在不采用这种说法。《言行录》又说尊淑妃为皇太妃也是丁谓增添的，遗制本来没有这句话，这恐怕也不对。如果遗制果真没有这句话，曾难道会容忍而不竭力争辩吗？大概曾本来不想立即施行，准备据理上奏，而丁谓只是阻止了曾。曾自己说这件事应当没有错误，只是记录的人偶然遗漏了，当然应当采用其中可信的部分。江休复《杂志》也说，真宗升遐后，明肃皇后召两府入内传谕，众人一时哭泣。明肃皇后说：“哭泣有的是时候，现在暂且听候处分。”议事完毕，王文公起草并执笔，到“淑妃为皇太妃”一句时，停笔说：“刚才没有听到这句话。”丁崖州说：“遗制难道可以改吗？”众人也不敢说话。明肃皇后也知道了这件事，从此开始憎恶丁谓而赞赏王曾的正直。考察《杂志》与《言行录》，大致相同。然而丁谓只是想谄媚奉承明肃皇后，对淑妃有什么好处可取呢？如果明肃皇后果真没有说过这句话，丁谓怎么敢强行增加以违拗她的心意？况且丁谓当时正受宠，还没有被厌恶，直到雷允恭欺诈之事发生，才被察觉。恐怕江休复也是听到传闻而没有考察清楚，现在不采用。乙未，群臣到东上閤门上表，请皇太后听政；又到东内门请求皇太后延长召见辅臣的时间，都得到批答不准许。上表三次，皇太后才同意。此前，群臣请求皇太后临御正殿，太后派内侍张景宗、雷允恭传话说：“皇帝处理政事，我早晚都在他身边，何必另外临御一座殿呢？”于是命令二府详细制定仪注。王曾援引东汉旧例，请求每五日临御一次承明殿，太后坐在左边，皇帝坐在右边，垂帘听政。得到旨意后，丁谓却独自想让皇帝在朔日、望日接见群臣，大事则由太后与皇帝召见辅臣共同决定，其他事情全让雷允恭传奏，在宫中裁定后下发。王曾说：“两宫分处而权柄归于宦官，祸端已经开始了！”丁谓不听。癸亥，太后忽然亲手下诏，处理方式完全按照丁谓所议。大概丁谓不想让同列参与机密，所以暗中结交雷允恭，让他向太后说明，最终实行了自己的意图。等学士起草诏词时，雷允恭先特意给丁谓看，阅看完毕才进呈。欧阳修撰写《晏殊神道碑》说：丁谓、曹利用都想单独觐见奏事，却没有人敢决定他们的意见。晏殊建议：君臣奏事时，由太后垂帘听取，不许任何人单独进见。”于是议定。晏殊的附传、正传都没有这件事，现在也不敢采用。三月庚寅，皇帝第一次到崇德殿听朝。皇太后在承明殿设置帷帐，垂帘接见辅臣。丁谓等奏说：“近来太后接受遗命总理政事，众人的情绪协调安宁，实在是上天命运所决定的。”太后派内侍答复说：“先帝升遐后，内外安定，都是各位早晚尽忠的结果。”丁谓等各自拜了两拜。四月壬寅，光禄寺丞、尉氏人马季良的家族本来是茶商，他是刘美的女婿，于是被召来参加馆职考试。太后派内侍赐给他食物，催促他早些完成，主试官便分题替他写作。这件事依据江休复《杂志》。主试官是学士晏殊。戊午，加赠皇太后三代：父亲太师、尚书令刘通为彭城郡王，母亲徐国太夫人庞氏为越国太夫人，兄长昭德节度使兼太尉刘美为侍中。雷允恭擅自改换皇堂，太后非常愤怒，雷允恭因此伏法被杀（见《雷允恭擅易皇堂》）。起初，丁谓与雷允恭相互勾结，专横放纵，在宫内挟持太后，其他同僚都拿他们没有办法。太后曾因为皇上起居较晚，命内侍向中书传旨，想独自接受群臣朝见。丁谓当时恰好请假，冯拯等不敢决定，请求等丁谓出来谋划。丁谓出来后，竭力陈说这样做不可，并且责问冯拯等人为什么不立即进言，因此渐渐失去太后的心意。又曾商议每月进钱供宫中使用，太后更加不高兴。雷允恭被捕入狱后，王曾趁此把丁谓一并驱逐。六月癸亥，贬责丁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详见《丁谓事迹》）。七月丁未，冯拯加授司徒，曹利用任武宁节度使，王曾加授中书侍郎、平章事，吕夷简任给事中，鲁宗道任右谏议大夫，几人一同任参知政事。己卯，辅臣三次上表，请皇太后遵守遗制，每五日临御便殿一次，按照先前确定的仪注，允许中书、枢密院奏事，由皇帝与太后共同裁决。皇太后不准许。辅臣又向皇帝上表，皇帝才同意。甲午，辅臣请求皇太后、皇帝每五日一同临御承明殿，凡军马机宜以及臣下请求恩泽的事情，都呈报请旨；如果是日常事务，就照旧送入，等盖印批付外廷；如果事情根据另外的旨意而有不可以施行之处，就在殿前收下，等待进一步处分。皇帝同意。

译八月乙巳，皇帝与皇太后临御承明殿，垂帘裁决政事，开始采用王曾的建议。宰相率百官拜表称贺，太后悲痛了很久，命内侍宣布说：“等皇上年岁渐长，就应当把政权归还给他。”冯拯等说：“太后临朝，是先帝临终托付的事情。”冯拯接替丁谓成为首相，很想重走丁谓的旧路，王曾独自向他说明祸福，并且预先加以阻止，冯拯不敢放肆，从此政事由两宫共同决定。起初，丁谓规定太后自称“予”；丁谓失败后，中书与礼仪院商议，每次下制令仍称“予”，而便殿处分政事时称“吾”，太后下诏只称“吾”。十月己酉，真宗葬于永定陵。礼仪院请求避皇太后父祖的名讳，诏令只避父亲彭城王的名讳，并把通进司改为承进司。起初，太后想把她平生的服饰玩物都按宫中的样式准备好，用银罩覆盖神主。参知政事吕夷简说：“这些还不足以报答先帝。如今天下的政事掌握在两宫手中，只有太后远离奸邪、奖赏忠直、辅导皇帝、成就圣德，那么用来报答先帝的事情，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甲子，皇帝与皇太后开始重新临御承明殿。十一月乙亥日，皇太后的生日定名为长宁节。中书省说：“前一天，百官到大相国寺举行道场；结束当天，在锡庆院赐宴。禁止刑罚和屠宰七天。前三天命妇进香合，长宁节当天到内庭祝寿。三京剃度僧道的人数为乾元节的三分之一，并奏请停止赐紫衣、赐师号。”诏令说，进奉祝寿等事要等真宗丧制结束后再举行，其余依从中书省所奏。当初，辅臣和礼官请求一律按照乾元节的例子办理，但太后削减了许多事项，所以中书省改作这样的奏议。礼仪院奏称：“规定太后乘坐的车舆名为大安辇，并规定太后出入时鸣鞭。仪卫中，御龙直共五十四人，骨朵直共八十四人，弓箭直、弩直各五十四人，殿前指挥使和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卫皇城司二百人，宽衣天武二百人，仪卫供御辇官六十二人，宽衣天武一百人。其他侍卫诸司应奉人员，一律按照皇帝乘舆的规格办理。” 天圣元年正月丙寅日，追赠侍中刘美的妻子吴兴郡夫人钱氏为越国夫人。钱氏是惟演的妹妹。钱氏去世后，皇帝停止临朝三天。皇帝刚即位时，太常丞、直集贤院、判吏部南曹丁度曾向皇太后进献《王凤论》，用来告诫外戚。五月甲戌日，诏令承明殿垂帘听政的日子，允许三司、开封府、御史台各与一名属官一同入奏政事。六月己巳日，右侍禁、閤门祗侯、嘉州犍为县驻泊防遏边界公事王蒙正请求，遇长宁节、乾元节时在峨眉山设斋，并准备地方贡物，命令子弟入朝进献；又请求发给馆券。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王蒙正与太后有姻亲关系，他的女儿是刘从德的妻子。天圣二年五月。此前，诏令议定皇太后的礼服。太常礼院说：“《开宝礼》规定，皇太后应穿袆衣，配青衣、革带、青袜、舄、白玉双珮、黑组双大绶、素纱中单、蔽膝、大带；首饰用花十二株。受册、亲蚕、朝会等大典时穿用。又依隋朝制度，皇后的礼服有四等，第四等为朱衣，用绯色罗制成，宴见宾客时穿用。现在议定，皇太后每次朝拜神御往返时乘辇，穿朱衣；蔽膝、革带、大带、宝装、绶、珮、袜、金饰、履，都采用与朱衣相同的颜色。平常处理政事时去掉蔽膝、革带、大带、珮、袜；有时穿鞠衣，则用黄色罗制成，也使用宝装、绶、大带和履。”命内侍周文质按照议定的规格制作，到这时呈上。七月。起初，真宗去世时，宫中派中使赐给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两，命其购买田地，寺院僧人不敢接受。本路转运使说：“旧制度规定，寺观不得购买田地，以免侵夺农田。”皇帝对宰臣说：“这是为先帝培植福德，不要拘泥于法律；但以后不得援以为例。”后来寺观的田地逐渐增多。皇太后地位微贱时，曾经过玉泉山，有位老僧说：“皇后将来一定极其尊贵。”后来果然如他所说，多次召他入朝而他都没有来，所以有这次赏赐。邵伯温《闻见录》说：“章献明肃太后是成都华阳人。年轻时随父亲顺江下峡，到了玉泉寺，有位善于相人的长老对她父亲说：‘您是贵人。’等见到太后，又大惊说：‘您的尊贵，是因为这个女儿。’又说：‘远方不值得停留，为什么不去京师游历呢？’她父亲以贫穷为理由推辞，长老便赠给他黄金一百两。到了京师，真宗任判南衙，张耆于是把她纳入后宫。真宗即位后，她任才人，晋升为宸妃，最终登上中宫之位，声名震动天下。仁宗即位后，皇太后垂帘听政，此时玉泉长老已经住在长芦寺。太后多次召他，他都没有来。派使者召见并问他需要什么，他说：‘道人没有什么需要。玉泉寺没有僧堂，长芦寺没有三门，请太后记挂这两件事。’太后便把本阁服用的物品送到两座寺院折钱，用来建造长芦寺临江的门楼，门楼建在水中。建成后，常被蛟龙毁坏。太后一定要把它建成，就在下面铺了数万块生铁，门楼才建成；蛟龙害怕铁。如今玉泉寺的僧堂，梁上的记文说是太后所建。” 甲辰日，群臣上表请求给皇太后上尊号“应元崇德仁寿慈圣”，皇太后都不答应。上表三次后，她才同意。丁未日，刑部郎中、判户部勾院李若谷任契丹妻生辰使，内殿承制、閤门祗侯范守庆任副使。李若谷等辞行当天，没有等候太后垂帘召见，便匆忙到长春殿奏事。太后不高兴，不久便命章得象、冯克忠代替他们出使。九月，两制官议定皇太后在崇政殿接受尊号。册文上呈后，认为按原定礼仪不相称，甲午日诏令改在文德殿举行发册仪式，回到天安殿。可是太后想在天安殿接受册命，王曾说不可以，于是作罢。丁未日，皇帝对辅臣说：“昨天在宫中宴饮，我多次劝皇太后，她才听音乐。”王钦若不久拿这句话去问太后，太后说：“自从先帝去世，我终身不想听音乐。皇帝再三请求，难道可以一再违背他吗？” 天圣三年正月辛卯日，长宁节，请求按照乾元节的规格剃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诏令改为只剃度三百人。壬子日，加赠皇太后的兄长、赠侍中刘美为中书令，追封嫂嫂越国夫人钱氏为郓国太夫人。

译四月，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刘煜知河南府。刘煜的先祖是代郡人，北魏迁都后，便在河南定居。唐末五代战乱时，衣冠旧族大多离开乡里，有的爵位和任命中断，世系也无从考察；只有刘氏自十二代 祖先北齐中书侍郎环隽以下，出仕者接连不断。环隽生隋朝大理卿刘坦，刘坦生唐朝渝国公刘政会；从刘政会到刘煜共十一代，都葬在河南，世代谱牒完整保存。刘煜曾代理开封府事务，太后单独召见他，问道：“听说你们家族想见到你的家谱，恐怕与你我同宗吧？”刘煜说：“不敢！”后来太后几次询问，刘煜无法推辞，便假装因风眩倒地而出，这才得以免除。天圣四年十二月丁亥日，皇帝对辅臣说：“我想在元旦率领百官先向皇太后祝寿，然后到天安殿接受朝贺。命太常礼院拟定并备办仪式。”皇太后说：“难道可以因为我的缘故而使元会之礼延后吗？”王曾等说：“陛下以孝道奉养母亲，太后以谦逊保全国家体制。请依照太后的意思办理。”于是向太后再拜称贺。皇帝仍坚持想先向太后祝寿，王曾等退下后，皇帝发出亲笔诏书交给中书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天圣五年正月壬寅朔日，皇帝率百官在会庆殿向皇太后祝寿。天刚亮，百官都穿常服，契丹使者也按班次站在庭下。内侍请皇太后走出殿后的帷帐，鸣鞭后升座；又到殿后的皇帝帷帐，请皇帝穿靴袍，在帘内皇太后面前再拜称贺。皇太后说：“履端开年的福气，愿与皇帝共同享有。”皇帝于是捧酒跪进，说：“谨祝您千万岁长寿。”又再拜。皇太后说：“恭敬地举起皇帝的酒杯。”教坊音乐停止，皇帝回到帷帐中传达事务。舍人引百官横向排列再拜，太尉从西阶登殿，致贺，俯伏后起身，下阶回到原位，在场百官都再拜。侍中传达太后旨意说：“开年的吉祥，愿与各位共同享有。”太尉又从东阶登殿，捧酒跪在帘外进献，由内谒者捧进去。太尉面向北下拜进酒，说：“谨祝您千万岁长寿。”太尉下殿回到原位。典仪说：“再拜！”在场百官再拜。宣徽使传达太后旨意说：“谨举起各位的酒杯。”典仪说：“再拜！”百官分班依次站立。宣事舍人引太尉以下官员登殿，在帘外和东西厢就座。饮酒三巡，侍中奉行完礼仪，皇帝才穿袞冕，到天安殿接受朝贺。七月己未日，皇帝因灾异多次出现，诏令群臣不得借郊祀请求增加皇太后的尊号。当时太后想单独增加尊号，派内侍向辅臣传达意思。辅臣极力说不可以，太后听从了，于是另行下书告知内外。天圣六年三月戊申日，太后临幸赠侍中刘美的宅第，左司谏刘随上奏劝阻。太后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不再前往。这是根据宋祁所作的刘随墓志铭记载的。

译传记说：“太后不应多次临幸外戚之家。” 恐怕有误，现在改正。六月丁亥日，任命太常丞、直史馆马季良为龙图阁待制。此前，太后想提拔马季良担任侍从，王曾认为不妥。恰逢王曾以疾病请假，太后谕令中书省赶快执行任命。执政者顺从太后的意思，而且办得仓促，马季良只以三丞身份充任待制。这是因为三丞从来没有担任过内阁清贵职务，朝廷舆论哗然，更加推重王曾坚持正道。七月乙巳日，任命户部判官、左司谏刘随知济州。刘随任谏官时，前后论奏的事情很多。皇帝已经更加熟悉天下政事，而太后仍未归还政权。刘随请求军国日常事务专门禀报皇帝处理，太后不高兴。恰逢刘随请求出任外职，于是命他出任州郡长官。天圣七年正月癸卯日，枢密使曹利用被罢免。曹利用受到太后的严厉忌惮。（见《利用罢枢密》。） 二月庚申日，礼部侍郎、参知政事鲁宗道去世。太后临朝听政时，鲁宗道多次提出意见。太后问唐朝武后是怎样的君主，他回答说：“她是唐朝的罪人，几乎危及社稷！”太后默然无言。当时有人上书请求为刘氏建立七庙，太后拿这件事询问辅臣，众人都不敢回答，只有鲁宗道说不可以。退朝后，他对同僚说：“如果建立刘氏七庙，将来把嗣君置于何地？”皇帝、太后将一同临幸慈孝寺，太后想乘大安辇在皇帝的车舆前面行进，鲁宗道说：“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丈夫死后从子。”于是太后改乘辇跟随皇帝的车舆。十一月癸亥日，冬至，皇帝率百官在会庆殿向皇太后祝寿，然后到天安殿接受朝贺。秘阁校理范仲淹上奏说：“天子有侍奉双亲的道理，却没有作为臣子的礼节；有面向南方为君的尊位，却没有面向北方为臣的仪式。如果在内宫奉养母亲，行家人之礼就可以了。如今却与百官同列行礼，有损君主的体统，损害君主的威严，不可作为后世的法则。”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晏殊起初推荐范仲淹入馆阁，听说此事非常害怕，召见范仲淹，责问他言辞狂率、借此求取名声，并且说将连累推荐他的人。范仲淹严肃地抗辩说：“我承蒙您的错误推荐，常常害怕不能相称，给知己带来羞耻，没想到今天反而因为忠直获罪于您的门下。”晏殊无法回答。范仲淹退下后，又写信申辩此前的奏疏，毫不屈服。晏殊最终惭愧道歉。范仲淹又上奏请求皇太后归还政权，也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出任外职，不久出任河中府通判。欧阳修所作范仲淹神道碑说：“太后将于冬至在前殿举行大朝会，皇帝率百官祝寿，范仲淹进言后，这件事就停止了。”考察可知，范仲淹的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在会庆殿举行的祝寿并没有停止。难道欧阳修认为，只是在便殿举行而不是前殿举行，是听从了范仲淹的意见吗？然而准备殿中陈设，实际上是王曾坚持奏请的结果，并不是范仲淹的功劳。欧阳修大概弄错了，现在不采用这一说法。富弼所作范仲淹墓碑也说：“奏疏上呈后，于是停止了祝寿仪式。太后因此很不高兴，不久范仲淹出任河中府通判。”富弼也错了。现在只采用范仲淹出任河中府通判一事，附记于此。僧人文莹认为，范仲淹当时任右司谏，太后先派中使告诫他不要进言。这是妄说，现在不采用。天圣八年四月甲午日，调任工部郎中、京西转运使王彬为河北转运使。部吏马崇政是太后的姻亲，狡猾横暴，违法乱纪。王彬揭发他的赃罪，将他交给司法官吏处理，违逆了太后的意旨，于是又被调任京东转运使。六月，赐给和州刺史刘从德敕书以示嘉奖。刘从德知卫州时，征召屯田员外郎戴融任同判；戴融是楚地人，善于谄媚奉承，于是率领州中数千人，妄称治理有特殊成效，请求刻碑记载。朝廷虽未准许，但因为太后的缘故，仍下诏褒奖刘从德。刘从德是刘美的儿子。县吏李熙辅善于侍奉刘从德，便把他推荐给朝廷。太后高兴地说：“这孩子能够推荐人才，知道怎样处理政务了！”当天就提拔李熙辅为京官。河南从事郑骧也因攀附刘从德而得到提携，升任美职。当时各路监司因为太后的缘故，多对刘从德宽纵迁就，只有转运使王立依法考察举劾，毫不宽容。十二月己未日，诏令长宁节百官在崇政殿祝寿。起初，皇帝对辅臣说：“昨天郊祀礼仪结束后，我率文武百官和诸军将校在会庆殿向皇太后祝贺。明年长宁节，应当确定百官祝寿的仪式，交太常礼院议定。”但太后不想在会庆殿临御。乙未日，诏令改在崇政殿祝寿，后来又改到会庆殿举行。天圣九年正月丙辰日，长宁节，百官第一次在会庆殿向皇太后祝寿。六月，翰林学士宋绶、西上閤门使曹琮、夏元亨进呈《新编皇太后仪制》五卷，诏令将其命名为《内东门仪制》。十月己卯日，任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为龙图阁学士、知应天府。当时太后仍称制，每五天到承明殿垂帘处理政事，而皇帝从未单独面对群臣。宋绶说：“唐先天年间，睿宗为太上皇，每五天接受一次朝见，处理军国重务，任免三品以上官员，裁决重大刑狱；明皇每天听政，任免三品以下官员，裁决徒刑。现在应当参照先天年间的制度，让群臣在前殿面见皇帝、接受旨意。”奏书上呈后，违逆了太后的心意，所以命他出任地方长官。十一月，曹修古等被责罚降职。（见《外戚恣横》。） 明道元年二月，宸妃李氏去世，凿开宫墙运出丧柩。（详见《追尊庄献太后》。） 十二月，议定太后拜谒太庙的仪式和注解。（见《籍田》。）丙午日，群臣上皇太后尊号为“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明道二年二月乙巳日，皇太后拜谒太庙。（见《籍田》。） 三月庚寅日，因为皇太后病重，实行大赦，赦免通常赦令不赦免的人。招募天下名医，快马传送赴京师；僧道和童行登记在册的，京畿免除三年、西京和南京免除五年、诸道免除七年，并一律准许剃度、披戴法服。乾兴以来被贬而死的人恢复原有官职。甲午日，皇太后去世。遗诰规定尊太妃为皇太后，皇帝依照祖宗旧制亲自听政，军国大事由皇帝和太后在内宫裁决。赏赐各军缗钱。乙未日，皇帝到皇仪殿东楹，号哭着召见辅臣，并说：“太后病重不能说话，却还多次拉自己的衣服，好像有所交代，这是为什么？”奎说：“大概是指袞冕吧。不过穿着它，凭什么去见先帝呢？”皇帝醒悟了，于是用皇后的服饰入殓。立即任命吕夷简为山陵使。遗诰宣布后，閤门催促百官到内东门向太后道贺。御史中丞蔡齐严肃地对台吏说：“不要追随班次入贺。”入内后，他对执政说：“皇上年纪已长，熟悉天下人情和真伪。如今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怎么能让女后接连称制呢？”执政无法驳倒他。

译四月丙申朔日，下诏征求辅政意见，删去遗诰中“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的话。《会要》说：起初，遗诰中有这样的内容：“皇太妃与我一同侍奉先朝，充分彰显了美好的德行。从今以后临朝处理政务，也共同在内宫参与谋议。正值她的寿辰，应当尊崇奉事她，宜尊为皇太后。过去皇帝登基时，年纪还小。我遵奉先帝遗言，暂时帮助处理军国大事。如今皇帝临御天下已经十二年，盛德日益更新；此后听政决断，一律依照祖宗旧制。如有军国大事，由皇帝与皇太后在内宫裁量。”众人私下议论，渐渐传到皇帝耳中，于是命中书门下从遗诰中删去有关皇太后的内容，不必一并向天下公布。群臣因此赞叹皇帝明智果断，远远超过前代。有司也得以采用咸平旧章来端正礼制。又有人说：遗诰原本要以杨太妃为皇太后，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吕夷简，吕夷简回答：“古代典制中没有这样的先例。”皇帝说：“可是太后已经答应她了。”吕夷简足智多谋，善于迎合，便反问皇帝：“太妃高兴吗？”皇帝说：“她很高兴。”吕夷简立即称赞说：“陛下从今以后，在宫中非常孤立，这样才是方便的。”吕夷简退下后，把这层意思明白地告诉同僚。当时谏官、御史知道这不对，却害怕吕夷简的说法，争相不敢抗议。吕夷简有许多不正当的做法来取悦皇帝，而且总能找出说辞压倒别人。现在这些说法一概不采用，只以蔡齐的传记为准。《龙川别志》称吕夷简说蔡齐不了解遗诰的意思，现移到尚、杨二位美人争宠的事情中记载。丁酉日，群臣上表请求皇帝亲自听政，皇帝不答应。上表五次后，皇帝才同意。庚子日，皇帝在皇仪殿东楹召见辅臣，追尊庄懿皇后。（见本事。）庚申日，任命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范仲淹为左司谏。范仲淹起初听说遗诰要尊太妃为皇太后，并让她参与裁决军国大事，立即上疏说：“太后是母亲的称号。没有听说过因为抚养皇帝就可以代替先太后而另立一位太后。如今一位太后去世，又立一位太后，天下将要怀疑陛下片刻也不能没有母后的帮助了！”当时已经删去“参与裁决”等话，但太后的称号最终没有改变，只是停止了册封命令。富弼墓志说：“皇帝醒悟了，只保留太后的称号而已。”恐怕当时删去“参与裁决”等话，未必是由于范仲淹的奏疏，现在暂且附记于此。“停止册封命令”一语，根据欧阳修神道碑。壬戌日，皇帝开始到崇政殿听政，改任张士逊为山陵及园陵使。癸亥日，皇帝给已故皇太后上谥号为庄献明肃。五月辛未日，任命屯田员外郎庞籍为殿中侍御史。庞籍奏请下令将閤门收存的垂帘听政制度文书全部焚毁。癸酉日，诏令说：“已故皇太后保佑年幼的皇帝十二年，恩德和辛劳已经非常深厚；可是进言者不识大体，只想专门诋毁揭发一时的事情，这不是慰藉朕思念孝亲之情的做法。对于太后垂帘听政时发布的内外诏命，不得随意议论。”起初太后称制时，虽然政令出自宫中，但号令严明，恩威施加天下，对左右近臣也很少徇私；宫中从未任意改建，赏赐也有节制。晚年稍稍提拔外戚，任用内臣。但太后保护皇帝已经竭尽力量，皇帝奉养老太后也十分周备。太后曾命工匠为皇帝制作珠饰马鞍，皇帝内心不想要，却不敢毁掉，反而把它放在真宗神御殿中；他就是这样唯恐伤害太后的心意。太后去世后，进言者多追论垂帘听政时的事情，左司谏范仲淹对皇帝说：“太后接受先帝遗命，十多年保护圣上。应当掩盖她的小过失，以成全她的大德。”皇帝深受感动并醒悟，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八月壬寅日，将庄献明肃太后的新庙命名为“奉慈”，采纳了翰林学士冯元等人的建议。十月丁酉日，将庄献明肃皇太后、庄懿皇太后安葬于永定陵。己酉日，将庄献明肃皇太后、庄懿皇太后的神主祔葬于永定陵，并将神主祔祀于奉慈庙。校勘记 [1]“战北面”：原本脱去“北面”二字，根据《长编》卷九十二补入。“北面”指北汉刘继元。[2]“遣奠”：原本“遣”字为墨丁，根据《长编》卷九十二补入。[3]“勤州”：原本“勤”字为墨丁，根据《长编》卷九十二补入。[4]“三上表”：原本脱去“三”字，根据《长编》卷九十九补入。[5]“部吏”：原本作“部使”，根据《长编》卷一 ○九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真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