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二神宗皇帝

译市易务免行附 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日，诏书说：『天下商旅的货物运到京城，多被兼并之家困扰。应当拿出内藏库的钱帛，选派官员在京师设置市易务。』此前，有个叫魏继宗的人，自称草泽，上书说：『京师是百货聚集之地，市场没有固定价格，贵贱相互制约，富人能够夺取，穷人能够得到，这样才可以治理天下。』于是中书奏请，在京师市易务设置监官二人、提举官一人、勾当公事官一人，允许召募在京各行铺的牙人充任本务行人、牙人；其中行人必须申报自己所有的财产，也可以借用他人的产业、金银作为抵押，五人以上编为一保。遇到客商的货物卖不出去、愿意卖给官府的，允许到市易务投卖；由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共同评定价格，按照行人所需要的货物数量，先支给官钱买下。如果愿意把货物折换成官府所有的物品，也听任其办理[1]；根据抵押物价值的多少，允许均分赊取，经审度后规定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缴纳，收取一分利息；一年缴纳，收取二分利息。以上各项都不得强迫。如果不是行人当前需要的货物，但确实可以收存、蓄积、转卖，也委托官司折换收买，随时估价卖出，不得收取超过规定的利息。三司及各司库务每年计划所需的物品，如果与在外征买相比能够节省官府和民间的烦费，也一并收买，因此下达了这道诏令。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给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作为市易本钱；其余需要使用的交钞及折博物，命三司供应。四月丙子日[2]。此前，三司提出市易十三条，其中一条说：『兼并之家比较、囤积货物以牟取利益，有害于新法，应命市易务查察，申报三司按法处置。』神宗批示删去这一条，其余全部批准。御史刘孝孙说：『由此可见陛下宽仁优待百姓到了极点。』王安石说：『孝孙称颂此事，认为这是圣明政治，臣愚昧地私下认为，这正是圣政的缺失。』神宗说：『如果只是设法压制兼并之家，那么兼并之家自然不能造成危害。』安石说：『如果不敢公开立法，只是设法相互倾轧，那就是纸铺孙家所做的事情。』 陈瓘评论说：吕嘉问请求在法律之外另立一条关于比较、囤积货物的规定[3]，神宗的圣训认为已有法律，不必另立条文。当时刘孝孙称颂圣训说：『这是仁厚爱民的意思。』安石奏称：『孝孙的计策不对，这件事正是圣政的缺失。陛下不愿实行这项措施来对付兼并之家，因此被人窥见陛下对于权衡、制约豪强有所不敢，内面拉拢近习，外面迷惑言事官，使他们到处鼓噪。』臣私下认为，神宗不愿在法律之外另立比较、囤积的条文，可以说是仁厚爱民的意思。刘孝孙顺从并成全圣上的美意，也不算过错。《日录》中只是为了显扬安石，嘉问因此不把神宗的批示当作正确，也不认为孝孙说得对。于是编造神宗的话说：『如果设法压制兼并之家，兼并之家就不能造成危害。』又编写对答神宗的话说：『如果不能公开制定法制，只是设法相互倾轧，那就是纸铺孙家所做的事情。』纸铺孙家这样做，是因为百姓之间彼此限制，做不到别的，所以只能如此；哪里有作为天下之主，却只像孙家纸铺那样行事的道理？那还凭什么称作君主？唉！把“设法相倾”说成没有诬陷，可以吗？把“纸铺孙家”说成没有诋毁，可以吗？神宗爱护百姓、遵守法律，安石却指称这是政事的缺失，极力支持嘉问，终于到了侮辱、轻慢君父的地步，不也是悖逆吗？七月壬午日，下诏把榷货务改为市易西务下界，把市易务改为东务上界。辛卯日，下诏将在京商税务、杂买场、杂买务一并隶属于提举市易务。闰七月。此前，神宗批示给王安石：『听说市易买卖极其琐碎，市民议论纷纷、怨恨诽谤，认为官府逐渐侵占一切，把天下货物都收归己有，自己经营。可以下令，只依照魏继宗原来的规划施行。』于是安石留在宫中面见神宗说：『陛下所听到的事情，一定有事实根据，请下令说明。』神宗说：『听说榷货务卖冰，以致百姓卖雪，完全卖不出去。』安石说：『卖冰的是西园苑，不是市易务。』神宗说：『又听说卖梳朴就使梳朴变贵[4]，卖脂麻就使脂麻变贵。』安石说：『如果买入就会导致货物涨价，那么各种货物都应当涨价，为什么只有脂麻涨价？』神宗说：『有人说吕嘉问年轻而不熟悉事务，他所设置的勾当人全都奸猾，嘉问又不加察问。』安石说：『嘉问所设置的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如果不收置在市易务中，就一定会首先成为兼并之家、危害法令的人。如今把他们安置在市易务中，所谓驾驭得法，正是把狡诈的人都变成使令之人。』神宗说：『又听说设置赏钱捉拿不来市易司买卖的人？』安石说：『这件事尤其可以知道是虚妄的。吕嘉问接连几天，或隔几天，便到臣这里来办理事务；起初臣要了解施行的次序，如果真有这样的榜文，臣不可能不知道。如果确有这种事，就是臣想用聚敛钱财的办法误导陛下。陛下应当知道臣平素的行事；如果臣没有这样做，这件事就没有缘由发生。』神宗说：『你当然不会这样做，只是恐怕你所使令的人没有体会朝廷的意思，还必须仔细察看。』安石说：『这件事都有迹象，请允许臣彻底查究、核对，把结果详细奏报。』 十一月丁巳日，神宗对王安石说：『市易务卖水果如果确有此事，就太琐碎烦杂了，命令停止它，怎么样？』安石说：『市易司只是因为下有小民受到官府和私人买卖的困扰，上有兼并之家取息的苦害，他们自己投状请求借官钱，按出息行仓法，供纳官府所需的水果。自从立法以来，商贩相比以前都能立即拿到现钱，行人相比以前由官府兼并所花费的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宫中又得到优良水果供奉；这些都是逐人的供状以及案验所得，事实确实如此。陛下认为这件事繁琐细碎、有损国体，臣愚昧地认为并不是这样。如今设置官府监管酒业，一升酒也卖；设置官府监管商税，一文钱也征税，难道不是琐碎吗？之所以不认为不对，是因为人们习惯看见这些事。臣认为酒税法这样做，并不是不合义理。为什么呢？三代的法令本来就已经如此，周官本来就征收商税，却没有说必须达到多少钱以上才征收。泉府的法令规定，对于货物不好、滞留在民间而无人使用的，就按其价格买下，等待买主，也没有说达到多少钱以上才买。又有珍异物品滞销的，就收取并纳入膳府，供给君王膳食，这就是收取市场上滞销的物品。周公制定法令就是这样，并不以琐碎为可耻；大小事情一并办理，才是正常的体制。』

译只是尊贵者任职掌管大事，卑下者专务细小事务，这是先王的法则，也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比如人的一身，视、听、饮食、呼吸，都由头部主管；至于想搔痒，就必须用指甲。大小所处的职分虽然不同，却都不可缺少。天地生养万物，即使是一草之微，也各有其道理。如今处理政事，只应考察所立的法令是否有害于人和物，不应因为事情细小就废弃它。』神宗笑着说：『买来的果实确实比从前好得多，商贩也非常便利；但商贩都贫困疲敝，应当替他们免除息钱。』王安石说：『商贩比从前已经各自得到休息，可以维持生活，何必免除息钱？如果商贩已经得到休息，那么比从前侵夺刻剥的痛苦已经减去了十之八九；若再免除息钱，那么现在商税所收取的，不分贫富，本来就有极贫困的人还被税务困扰，也应当替他们蠲除，为什么偏偏只蠲除这一项？如今各司吏人的俸禄很是不足，以致他们不得不靠求取财物为生；不求取财物就不能自存，而求取财物又触犯刑法。若免除息钱，不如把所收的息钱增加给这些人的俸禄。』第二天，王安石进呈内东门及各殿吏人的名额，对神宗说：『从来各司都向经营果品的商贩收取贿赂。如今商贩每年缴入市易务的息钱将近万缗，我想用它给这些人增加俸禄。』神宗说：『各殿没有什么事务，只有内东门司事务繁多，应当给它增加俸禄。』王安石说：『像入内内侍省的吏人，也应当增加俸禄，因为自从修订宗室条制以来，所减少的货贿很多，等等。』又记载??人泉府事，对神宗说：『这是周公所做的事。』神宗说：『周公的事情没有能够施行的，难道还少吗？』王安石说：『确实有不能施行的；如果施行它，对公私都有利，不知有什么不可，却偏要改变它来迁就流俗。臣所见十二月乙亥朔的诏书，停止各路上供时的科买，因为提举在京市易务说，上供所需的荐席、黄芦之类共有六十种，凡不是本地出产的，都承受不了科买骚扰，请求按照钱数，由本务召人承揽，以便利百姓。』 熙宁六年正月己酉，中书省说：『想把市易务上、下界的商税，翰林图画院的税，杂买务、杂卖场，以及各宫观的真仪法从、南郊、太庙、家事、府司、检详等库、都亭、怀远驿、三粮料院、内军器五库，都隶属于都大提举诸司库务。』神宗批示：『内军器五库所储存的官物，大多在宫禁之内，并且还收受内降物品，另有提举、提点官，可以不隶属于提举诸司库务。』其余依从。辛亥，枢密使文彦博说：『近臣说市易司派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请求停止。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天，还没有听说施行。凡是衣冠之家在市场上谋利，尚且不被士大夫清议容许，堂堂大国，怎么能显赫地追求财利，却不被舆论非议呢？』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近年发放给百姓的贷粮达到二百万，供给十斗粮的全粮大军，一年增加的费用也有数十万缗；至于增加选人俸禄、增加吏禄、供给押纲使臣的费用，又有一百万缗。天下无论愚者智者，谁不知道陛下不以聚敛财货为意？花费如此之多，难道还会因为果实收取数千缗息钱而谋利吗？只是因为小民长期困于宫中索取，又受兼并之家欺压，所以才为他们立法。』 文彦博所说的事于是被搁置，没有答复。二月丙子，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七年正月癸亥，派三司勾当公事李杞考察在成都府设置市易务的利弊。此前已经派过蒲宗闵、沈逵，现在又派李杞。后来神宗与辅臣谈到市易之事，冯京说：『从前西川因为专卖收购物品，导致王小波之乱，所以人们颇多以市易为话题。臣查阅《实录》，确实有这种说法。』王安石说：『王小波是因为饥民众多而官司不加救济，于是聚集起来作乱；但使臣却把原因归咎于搬取蜀地物品上供太多。却不知道搬取孟氏府库的物品上供，对饥民有什么利害关系？』神宗说：『李杞出发了吗？』王安石说：『还没有。但愿陛下不要疑虑，臣敢保证市易一定不会导致蜀人变乱。』 三月。此前，去年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说：『请按照各行商户获利的多少，缴纳免行钱，用来给吏人发俸禄，并让免行户服役。从今以后，宫中买卖都交给杂买务办理，同时设置市司，评定市场物价的高低。凡内外官司要占用物品价格时，就从这里取办。』这些意见都得到批准。神宗说：『这本来对百姓有利，但必须严格设置防禁并加以察觉，不要使它废弛。比如天下百姓缴纳麴钱，以后盐、酒实行专卖，这项钱也不能免除。』到这时，神宗问王安石：『缴纳免行钱的事怎么样？有人说连提汤瓶的人也要出钱，有这回事吗？』王安石说：『如果有这回事，一定经过中书省指挥；中书省确实没有这样的文字。』冯京说：『听说后来这类琐碎的事情都停止了。』王安石说：『冯京同签书中书省，所有中书文字都是亲自见过的，怎么只说听说，而不知道先前怎样收取琐碎钱物、后来又怎样全部停止？依臣所见，这从开始设置时就是如此，并不是后来才不收这些琐碎事项。臣不知道冯京凭什么作这样的奏对。况且他说提汤瓶的人也要出钱，必定有人可以证明，陛下为什么不召来宣问，交给有关部门查实？陛下修养自身，确实达到了尧舜的境界，臣惭愧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了；但到了难以任用人才、憎恶谗言这一点，却和尧舜实际不同。像市易司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吕嘉问，谁敢守法而不避让左右近习？如果不是臣，谁敢替吕嘉问辨明而触忤近习？况且市易之事，臣亲自一件件经营办理，也颇为劳费精神，正是因为不愿背弃所学，为天下制定法令。若一次次触忤圣意，又招致近习进谗毁谤，反而成为扰害百姓的事情，不知臣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若说是为了名声，名声并不好；若说是为了利益，也没有得到什么。陛下试加察看，臣这样微薄地坚持此事究竟是什么用意？』神宗说：『为什么士大夫说不便利的人很多？』王安石说：『士大夫有的对朝廷政事不满，有的和近习内外勾结。如今大小臣僚中，和近习互相勾结的极多，只是陛下没有察觉罢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让近习达到这种地步，却还能取得治功的。』

译起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倚仗王安石的势力，傲慢轻侮三司使薛向，还多次说薛向阻挠破坏市易之事。等到曾布代替薛向任三司使时，他一向知道吕嘉问骄横放纵，心中不能平。又听说神宗多次因为市易琐碎苛细而责问中书省，想要有所改变，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这月丁巳，神宗夜间亲笔写札子赐给曾布说：『听说市易务近来天天收买货物，有违背朝廷当初立法本意的地方。你可以详细具奏。』曾布先前奉命察访河北，任命魏继宗共同监领市易务。吕嘉问从最初建议设置，到后来增加、减少和调整办法，没有一件不参与知悉。曾布于是带魏继宗去见王安石，把事情曲折详细说出：『臣第二天应当入对，想把这些事全部向皇上说明。』王安石答应了。辛酉，曾布在崇政殿入对，把所听到的事情详细奏明。神宗看后惊讶，喜色显露在脸上，问曾布：『王安石知道吗？』又问：『王安石认为怎么样？』曾布都据实回答，并且说：『事情还没有经过复查审理，尚未看出真假。』神宗说：『朕早已听说了，虽然没有经过复查，但想来已经知道大半了。』曾布开始入对时，正在等待次序，王安石先进去奏事。神宗对王安石说：『曾布说市易不便，你知道吗？』王安石说：『知道。』 神宗说：『曾布说了些什么？』王安石说：『曾布今天上殿一定会亲自说。』于是留下来单独向神宗说明：『市易之事，臣每天都在考察，恐怕不会像所说的那样。陛下只不要仓促处理，容臣推究清楚，陛下再复查验证，就能进一步判明曲直。』曾布和吕嘉问互不相合。曾布所说的事已经送到中书省，这天夜里，神宗批示询问王安石：『恐怕吕嘉问确实在欺骗隐瞒，并不是曾布因私怨迁怒于他。』王安石详细上奏说明不是这样。于是下诏，命曾布和吕惠卿共同查究市易务不便之事。王安石心中偏向吕嘉问，不认为曾布说的对，所以让吕惠卿处在二人之间。乙丑，曾布已经接受诏命，与吕惠卿共同查究市易务之事，有人替曾布说：中书省每次以不便之事责问吕嘉问，吕嘉问从未不巧妙地加以遮掩欺骗；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曾布又听说吕嘉问已经叫胥吏把案牍带回私宅藏匿、修改，于是奏请张榜，以重赏招募告发者。第二天（二十六日），神宗批示：『依所奏，交三司施行。』曾布立即在吕嘉问住处张榜。又第二天（二十七日），吕惠卿到三司，召见魏继宗及商贩询问情况，不再有人说出不同的话。吕惠卿退下后，把魏继宗带回官舍，追问曾布任命魏继宗为指使的缘由；又再三诱骗威胁魏继宗，让他诬陷曾布，说曾布夸大了所奏之事。魏继宗不肯听从，反而把全部情况告诉曾布。吕惠卿又派温卿秘密拜访王安石，说到张榜之事，并且说：『商贩的供词都一样，不能不赶快查办魏继宗。如果魏继宗回答时稍有差错，事情一定可以改变。』而吕嘉问向王安石申诉得更加急切。王安石想在夜间收回榜文，左右的人告诉他榜文有御宝批示，于是作罢。这天（二十八日），吕惠卿以紧急公事请求单独入对；曾布也把魏继宗所告事情的曲折详细奏闻，并说吕惠卿所见不同，不能共事，请求另选官员查究。还没有得到答复，中书省却上奏说：『三司接受内降，应当申报中书省复奏取旨；如今擅自出榜，想要查办。』诏令特赦有关官吏的罪责，原来的批示依所奏发出的指挥不再施行，榜文仍交还中书省。曾布辩论说：『三司奏请御批，按惯例不再复奏；而且三司曾经申报中书省，是担心没有罪可放。』不久下诏依从曾布的请求，吕惠卿等人因此侧目。四月己巳，翰林学士吕惠卿说：『奉诏与曾布共同查究市易之事。臣召集商贩核对证词，但其中有些供状是曾布在臣到来以前取得的，臣恐怕应当重新审查复核。请下交开封府，暂时把他们追捕交到臣处供述，即不再拘禁。』中书省想依照吕惠卿所请施行，神宗批示：『可以命曾布、吕惠卿在一处共同审问，以免彼此有不同的说辞。』三司已经收回榜文、释放获罪者，神宗又亲笔写札子赐给曾布，命他请求入对。曾布立即把商贩所诉之事以及吕惠卿奸诈欺骗的情况分条奏闻。到这时曾布入对，神宗安慰他很久，因而说：『吕惠卿确实不能再共事。』曾布又陈述薛向编管无罪牙人的事情，神宗惊惧叹息说：『这件事朕也有罪，当时没有详细查究，便依照奏请办理，如今已经来不及了，只应当赶快释放他们。』曾布说：『编管是较轻的处置，期限一到就应放还，那些人已经都放回来了。』当时神宗仍然想要查办，而王安石始终不肯放弃吕惠卿而改用别的官员。吕惠卿奏请重新审查复核，完全是谋求单独改变此事。神宗对此有所怀疑，所以仍把事情交给两人共同办理。己卯，详定行户利害所说：『今后凡有体察询问商户所得的供状，请下发本所，作为详细分析、申报奏闻的依据。』 神宗批准了。神宗起初认为曾布所说是对的，不久中途改变主意，依从吕惠卿的请求，把魏继宗送到开封府，查知在[7]。曾布又说：『臣自从入朝任职以来，每次听到圣明的诏令，都没有不想用王道治理天下的。如今市易造成的虐害，确实已经隐约近似间架、阡陌之事了。近来吕嘉问奏称：熙宁六年收取息钱八十余万。贴黄说：近来派官到河南贩茶、到陕西贩盐、到两浙贩纱，都还没有敢计算息钱。臣认为，像这样的政事写在简牍上，不仅唐虞三代没有，即使遍察秦、汉以来衰乱的时代，恐怕也从未有过。』神宗笑着点头，对曾布说：『不能不和吕惠卿共事，但不能和他争吵，否则在朝廷的观听中会失体。』曾布退下后，与吕惠卿在东府召见商贩，再次审问，他们的陈述仍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王安石恳切请求离职，并推荐吕惠卿执政。神宗已经答应了。乙酉，曾布又与吕惠卿会面，吕惠卿颇有得意之色，辱骂商贩和胥吏，并用话语侵犯曾布，曾布不敢与他计较。

译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旧任原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担任执政共六年，适逢长期旱灾，百姓流离失所，神宗忧虑之情显现在脸上。每当辅臣入对，神宗都叹息恳切，更加怀疑新法不便，想要停止它。王安石不高兴，多次请求离职，神宗不准；而吕惠卿又让他的党羽每天到匦函投书，假托姓名请求留任王安石、坚守新法，坚决请求离职[10]（其余见《王安石事迹下》）。壬辰，中书省奏事完毕，神宗谈到免行的利弊，并说：『今天的法令，只要能使百姓出钱比往日轻便，就是良法。至于削减公使钱，人们还以此进言，这实际上是除去了衙前陪费这一深重弊端。况且天下进奉的物品之所以供奉一人，朕已经全部停止了；臣子也应体察朕的这个意图，把爱惜百姓作为自己的心愿。』冯京说：『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护百姓，但在具体安排之间，或许还有没有周全的地方。陛下只应广开视听，听取天下人的意见，有利的就施行，不便的就不吝改作，天下便受到恩惠了。』 五月辛酉，中书省户房核对市易务之事以及曾布查究市易违法之事。诏令章惇、曾孝宽在军器监设置机构，查究后上报。吕惠卿又命户房计算治平、熙宁年间财赋收支的数目，与曾布所陈不同。神宗命曾布分析说明不同的原因，详细奏报。八天后，曾布在延和殿入对，说明户房之所以不同的原因。神宗认为曾布所说是对的。曾布趁机说：『市易之事已经设置狱案，臣早晚将被贬黜。从此以后一定没有机会再仰望圣颜了。』神宗说：『你任三司使，查核所属部门违法，有什么罪？』曾布说：『陛下认为臣无罪，却不知道中书省的意思怎样？况且臣曾亲自说过与章惇有嫌隙，如今却让章惇审理狱案，其用意很明显。』神宗说：『有曾孝宽在，既然已经交付狱官审理，未必不会秉直。』曾布说：『臣与吕惠卿争论职事，如今吕惠卿已经执掌政权，势力倾动朝廷内外，即使让臣担任狱官，也未必敢认为臣是对的、吕惠卿是错的。然而臣任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位亲近、职权重要，没有谁比臣更适合；臣所陈述的事情如同日月般明白，却不能在朝廷申明，远处孤立的士人还能对陛下有什么希望？都城之下人情汹汹，怨声叹息沸腾，已经传到圣听，却仍不能在朝廷申明；海角的百姓还能对陛下有什么希望？臣获罪而被贬谪，有什么不敢承受的？至于去留，也不在于朝廷对臣看重或轻视；臣只是担心内外士人把臣当作警戒，从此议论政事，再也没有人敢和执政意见不同了！』神宗安慰慰劳他说：『你不必这样。』从此曾布不再请求入对。后来过了八十多天，他才被贬。七月乙卯，诏令广州舶司照旧保留，不再并入市易务。八月丙寅朔，神宗批示：『提举市易司奏称，市易施行两年，收取息钱九十六万余缗。多次按照朝廷旨意，已经支出九十五万缗。可以查核是哪月哪日的指挥，支出到什么地方，为什么至今没有办理。』朱史删去此句，认为支拔息钱不应记载；新本也删去了，如今又保存下来，这也可以看出市易司有欺骗行为。八月壬午，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被削去职任，以本官出知饶州；都提举市易司、国子博士吕嘉问出知常州。军器监审理完毕，曾布因没有察觉吏人教唆商户增添词理、不应奏报却奏报的公罪，被杖八十；吕嘉问也因没有察觉杂买务多收月息钱的公罪，被杖六十。但中书省又说：『曾布陈述治平年间财赋时，内藏库有钱九十六万缗，应当从收入数中扣除；曾布却从支出数中扣除了。如今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弹劾曾布所陈，意在说明朝廷支出比从前多，导致财用缺乏，收入数目不足以抵偿支出。应以奏事欺诈不实论罪，徒刑三年。』于是有了这项命令。魏继宗仍被追夺一官，勒令停职。起初市易制度的建立，曾布实际上赞同。后来他揣测神宗怀疑市易有弊端，于是急忙查办吕嘉问。正逢吕惠卿与曾布有嫌隙，便借此排挤曾布，议论者也认为曾布不正直。蹇周辅是双流人。十二月乙亥，虞部员外郎、新任知常州吕嘉问提举河北籴便粮草，恢复提点刑狱的资序。这是因为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申诉吕嘉问不应当被贬降。起初，王安石已经接到出知江宁府的命令，张谔和吕嘉问拥着王安石哭泣。王安石慰劳他们说：『我已经推荐吕惠卿了！』两人收住眼泪，向王安石致谢。“收住眼泪向王安石致谢”一事，依据魏泰《东轩录》。八年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旧任原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月戊午，神宗询问王安石外地的情况，王安石详细回答：『虽然比往时好，但监司还没有完全称职。』神宗说：『人才就只有这样吗？』王安石说：『人才确实少，但也有很多人观望而不尽力，因为尽力就会触犯众人，众人怨恨就会用法令伤害他，而朝廷有时又不能察觉；不能察觉，反而会获罪，不如因循偷懒，可以自求安稳。外官暂且不说，像吕嘉问，在内触犯近习、贵戚，在外则日夜与三司、开封府争辩事务，为了守职行法；直到设置狱案进行查究，奸诈隐瞒之事都被查出，而吕嘉问却因没有察觉杂置务多收人情、愿意缴纳息钱二贯，只被降职为小处知州。如果多收息钱可以治罪，监官也不应免罪。监官因为离职便获得免罪，那么吕嘉问是因罪人的缘故而获罪，怎么还能另外给他定罪？况且从来提辖场务及各省、寺所属官员，哪里有因为管辖场务而没有察觉，便被杖责并降职差遣的？天下人都看见像吕嘉问这样尽力为朝廷守法办事的人，如果尚且不能容纳，那么谁还肯尽力？他们必然都去做因循偷惰之事。』神宗说：『吕嘉问已经恢复差遣。』王安石说：『李直躬之流去任转运使，却让吕嘉问提举便籴，这难道是任用官人的道理吗？』神宗说：『给他调任一路转运使。』

译王安石说：『陛下如果一定要修订市易法，就必须重新让吕嘉问主管市易。』神宗说：『恐怕吴安持忌恨他来，又会失去吴安持的心。』王安石说：『臣把女儿嫁给安持，本来应当替他审慎处理。如今市易之事重大，必须吕嘉问与他协力才能办成；否则将来一旦有缺失，必定又要烦劳圣虑。』王安石又推荐吕嘉问和张安国可以担任宰属，神宗都认为可以。闰四月，神宗曾与岐王颢、嘉王頵击球，戏赌玉带。頵说：『臣如果获胜，不要玉带，只请求停止青苗、市易。』神宗不高兴。十月乙亥，都提举市易司说：『袁州和买绸的强风，过去用盐折抵，现在请求依照各路的例，每匹给钱一千，由本司派官，按照应支盐的数额，把末盐钞送到州中出卖。』神宗批准了。辛亥，重新设置杂卖场。起初，三司请求废除杂卖场，中书省户房认为不便，发下三司复议；三司的意见与先前不同，于是又恢复设置杂卖场。诏令三司官登记入簿。四月甲申，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兼任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说：『近来京城的大姓，大多只开设质库和经营市易，摧抑兼并的效果似乎可以看出来。现在正应当进一步修订法制，驱使他们归于公平合理。』神宗说：『使天下没有贫困，当然好；但这件事很难。』王安石说：『秦国能够兼并六国，却不能抑制兼并，反而替寡妇清筑台。自秦以来，从未有人推行抑制兼并的办法，以至于今天。臣认为如果能够抑制兼并，治理财赋就应该取得并且能够取得，不必担心没有财物。臣曾经论说，仓廪和粮饩应当与政事相称，就是为此。』几天后，吴安持请求辞去市易职务，神宗不准。王安石说：『臣与吕嘉问亲厚，并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和他共同议论市易罢了。但他受到诬陷，臣因为与他亲厚，已经难以替他辨明；何况他又是臣的女婿，恐怕事情更加难以开口。请另换他人。』神宗坚决不准。丁亥，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说：『金宝不是衣食所需，只应禁止奢侈僭越。如果有毁坏，旧法处以死刑，论罪太重；如果用重赏收购，又会使禁令过密。如今新敕只对用销金作为装饰的人定罪，旧法已经删改。至于毁坏金银，已经没有禁令，但百姓仍沿用前法，不敢通行使用。已经命本司制造金银箔出卖。』神宗批示：『市易务出售的金箔应当停止；已经制成的，听任拿到后苑折换。』 九年五月，都提举市易司说：『本司统辖抵当官钱，但检校库一向隶属于开封府。如果本库有滞留、差错，便没有办法检查举发，请求划归本司统辖。』神宗批准了。十月，王安石罢相，吴充代替他。十二月癸未朔，诏令：『从今以后，市易务上界官吏每年考核比较并给予酬奖，提举官仍旧每两年一次取旨任命。麻、檾、竹篾之类不再购买。』 十年十一月甲寅，诏令都提举市易司上界的本钱以七百万为定额；如果不足，就用每年收取的息钱补足。此前借用内藏库的钱，拿二十万缗息钱偿还。这一年，司马光写信给吴充，请求停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的息钱（详见《论青苗法》）。元丰二年正月己卯，诏令：『市易旧法允许人赊借钱，以田宅或金银作为抵当。没有抵当的，三人互相作保也可以发给，都收取十分之二的息钱；超过期限不交息钱的，除息钱外每月再罚钱百分之二。贪婪的人和无赖子弟大多领取官贷，不能偿还而积累息钱，罚钱越来越多，拘禁起来督促责罚，也只是保留虚数，实际上无法收回。』于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有田宅、金银作抵当的，减免其息钱；没有抵当、只凭互保的，不再发给。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所欠的本息以外的罚钱，全部蠲免，共数十万缗。欠本金和息钱的，延期半年。众人的议论颇认为这样很合适。四年五月己巳，诏令：『内外市易务民户现今所欠的屋业等抵当物，以及凭结保赊借请求钱物所产生的息钱、罚钱，分别按等级除免；本金分三期缴纳，息钱一并在期限外缴纳。罚钱分为三个等级除免。第一期本金缴足的，息钱、罚钱全部免除；第二期缴足的，免除二分；第三期缴足的，免除一分。超过期限仍有欠款的，就估价出卖抵当物，并监押催促保人补缴所追索的钱物。在京城的，存放在市易务下界；在外地的，存入提举司封桩。』 五年正月辛亥，都提举市易司贾青说：『市易既已革除结保赊借的弊端，专门以平准物价以及金银之类作为抵当，确实是良法。请求把抵当法推广到畿县施行。』神宗批准了。六年十一月丁酉，开封府说：『据司录司抵当免行所说，熙宁十年开始制定年度定额。其奖惩条约依照三万缗以上场务法；从元丰元年至五年，又增加了应当制定新额的事项。户部详细审度，想斟酌采用元丰二年三万九千七百缗作为新额。』神宗批准了。

译校勘记 [1]折博：原本作“折傅”，据《长编》卷二三一改。[2]丙子：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二三补。[3]请于：原本作“谓于”，据《长编》卷二二三补。[4]卖梳朴：原本“卖”字作“买”，据《长编》卷二三六改。下句“卖脂麻”，原本也作“买脂麻”，据同书改。[5]六年：原本作“六月”，据《长编》卷一四二改。[6]或为布言：原本脱去“布”字，据《长编》卷二五一补。[7]知在：原本“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二补。《长编》句下注说：“此处疑有误。” [8]阡陌：原本作“除陌”，据《长编》卷二五二改。[9]执政：原本没有“执”字，据《长编》卷二五二补。[10]坚求去：原本“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二补。[11]会计：原本作“会讨”，据《长编》卷二五三改。[12]累准朝旨：原本作“累年朝□”，“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五改补。[13]月日：原本作“日日”，据《长编》卷二五五改。[14]八月：原本脱去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五五补。[15]乙亥：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16]和买：原本作“私买”，据《长编》卷二六九改。[17]合支：原本作“今支”，据《长编》卷二六九改。[18]诏三司：原本脱去“诏”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19]四月甲申：查检《长编》，这里以下确实是熙宁八年四月甲申的事；但上文已经出现闰四月、十月的事情，因此这一段应当移到闰四月之前。[20]可见：原本“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二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七十三卷 神宗皇帝 方田 熙宁五年八月，诏令司农寺把方田均税的条约和格式颁布到天下。方田法规定，东西南北各一千步折合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每年九月，由县令、县佐分地丈量，按照方田庄账籍，核验土地的土色和等级，区别陂、原、平、泽、赤淤、黑坛等各种地类，共有若干种。丈量完毕，记录土地肥瘠，确定地类等级，分为五等，以土地等级均定税额，到第二年三月完成，张榜向百姓公布。再给一个季度的期限，让百姓尽情申诉，然后登记户帖，连同庄账一并交付，作为地符。地符[2]，见七年四月四日，应删去“地符”而保留“见七年四月四日”[3]。均税法规定，以县里的租税定额为依据，把过去所收的零碎数额均摊到原定额之外；擅自增加数额的禁止。至于丝、绵、绸、绢之类，不论有无桑树，只以苗亩为定额，并且预先向百姓公布，不要让胥吏用浮言随意煽动。若有砍伐荒地、把现今耕种者作为地主的，不追究冒充佃户的原因。若土地瘠薄盐碱、不生长作物，允许占有、耕种的人共同樵采，不列入家业数额。各户在山林、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上种植有利作物，都不计算税额。以假名占有佃地的，都应合并改正。凡方田四角降低处所栽种的树木，应选择适宜于当地野地的树种。要有方账、庄账、甲帖、产帖。分烟析生、典卖割移，都由官府发给契券，县里设置簿册，一律以这次丈量的田地为准。命令完备后，任命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从京东路施行，各路仿照办理。七年四月丁巳，神宗因为久旱，忧虑之情显现在容色上。每当辅臣入见，神宗无不叹息恳切，想把保甲、方田等事全部停止。王安石说：『水旱是常有的天数，尧、汤也不能避免。陛下即位以来，连续多年丰收。如今旱灾虽然长久，只应更加修治人事，以应对天灾，不值得让圣上忧虑。』神宗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现在之所以如此恐惧，正是因为人事还有没有修治的地方。』于是中书省分条奏请蠲免、减省和赈济。庚午，诏令：『每一方田设置大甲头二人，由本方上户充任；小甲头三人，与各方田户一同集合，让他们分别认定步数和亩数；方田官亲自检验各等土地的地色。再勒令甲头、方田户共同确定，写成草账；在各段土地的长、宽步数下分别计算并确定顷亩；由官府自行雇人复算，不再另造方账。限四十日完成，先行点印，然后告示方田户；各自具备书算人员，书写草账；等候发给户帖后，连同庄账交给各户，作为地符。』壬申，神宗批示：『凡遭灾伤的路分，方田、保甲已经排定、丈量完毕，只是正在汇集编造文字的地方，允许依照条限办结；至于正在编排丈量和编造五等簿册的地方，可以下达指挥，暂时停止。』 这一天，下了雨。元丰五年二月癸酉，开封府说：『永兴、秦凤等路应当施行方田。此前承准朝廷命令，先在税赋最不均的县施行，每年不超过一个县；如果是一州及五县，不得超过两个县。由于府界有十九县，与一州的情况不同，照这样推行，十年才能确定。请从今年起每年丈量五县，送交司农寺。』司农寺认为这样便利百姓，于是批准了。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十月丙申，诏令停止方田。旧录说：税役不均已经很久了，富户负担轻，贫户负担重，所以低等户日益困苦，先帝对此怨恨，于是立法丈量土地来均平。那项法令十分详尽，徭役没有偏重的忧患，却突然把它停止了。新录辨析说：『神宗忧虑税役不均，所以制定方田法来均平它。但因为官吏不得其人，以至于造成骚扰，到这时才停止，并不是突然停止。』从“税役”到“遽罢之”共四十字都删去了[6]。熙宁五年八月，才开始颁布方田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