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一神宗皇帝

译修撰两朝国史 熙宁十年五月戊午日，诏令修撰仁宗、英宗两朝正史。七月辛未日，皇上驾临资政殿，监修国史吴充率领修国史宋敏求、编修官王存、黄履、林希，把仁宗、英宗本纪草稿进呈。皇上穿着靴袍，内侍把书案送来，宋敏求进前诵读，皇上站着听，询问到全篇读完，才坐下。十月甲申日，修国史院上奏：“近来编修官黄履说，国史不必另立符瑞志、道释志，又请求修撰表。臣等私下认为，太史公的书有封禅，班固的《汉书》有郊祀志，范蔚宗的史书有祭祀志，而历代史书又有方技列传。既然如此，符瑞、道释也可以分别附在志、传之间，不必特意立名。况且本纪、列传虽然完备，却还没有表。现在既然修史，恐怕不能没有表。我们考察《齐书》，其中有祥瑞志。天圣年间，史官因为真宗崇建宫观、符瑞屡次降临，于是撰写这两志记载其事。如今撰修仁宗、英宗正史，如果同旧有的三朝史分开成书，就不必撰写这两志；如果合成一部书，恐怕真宗朝的事情就无从统属。何况还没有奉朝廷诏旨合并修撰，所请求设置表，想依从黄履的请求。”诏令说，设置表一事不准，其他事项等到合并修国史时另行请旨。当时已经命令宋敏求修撰公卿百官表，黄履等人并不知道。元丰元年七月庚寅日，知礼院、大理寺丞、集贤校理曾肇兼任修国史院编修官。曾肇上奏：“臣的史学不如臣兄曾巩，请求收回所授官职。”没有得到许可。四年七月己酉日，诏令说：“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一向因史学受到士人称誉，如今朝廷正在编次两朝大典，应当让他参与讨论其中事务，以便将他的史学传给后世。他现在参与修撰的两朝国史将要完成，应当同三朝国史合并修撰成书，宜任命曾巩为史馆修撰，专门掌管史事。先取三朝国史加以考察详定，等两朝国史完成后，一并修订。”仍诏令曾巩管理编修院。曾巩所写文章，章法句式并不整齐划一，虽然开合纵横、驰骋自如，应用无穷，但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总的归宿一定归于仁义。至于他的实际品行，却不能达到文章所表现的程度。吕公著常评价曾巩说：“人的才智比不上他的议论，议论又比不上他的文章。” 八月庚申日，史馆修撰曾巩兼任同判太常寺。诏令曾巩专门掌管史事，不再参与修撰两朝国史。皇上说：“修史是最困难的事情，像鲁国的史书，也只是完备记录国事，等到孔子以后才删削编定。司马迁的才能足以周知万物，仍然只是记载君臣善恶的事迹，成为实录罢了。”王珪说：“近来修撰《唐书》，褒贬也很没有法度。”皇上说：“唐太宗平定僭乱而统一天下，像房玄龄、魏征这些人，宋祁、欧阳修等人尚且不能窥见其中的深浅，也不能了解他成就功业的实际情况。担任史官的人，如果才能不足以超过本朝人物，不如如实记录事迹，留待贤人来取舍褒贬。” 十月甲子日，史馆修撰曾巩说：“臣错误地承受圣旨，被交付史事。祖宗积累的功德，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臣私下认为，前代追溯根本、推举功业，必定从受命的君主开始，以说明王业的由来。《商颂》所记从商汤开始，上推到契；周诗《生民》《清庙》以弃、文王为根本。宋朝兴起，太祖开创宏伟基业，重新确立三才[1]，成为帝王的开创者。陛下命臣彰显、赞大太祖的用意，本来是认为太祖具有雄才大略，是千年以来特别崛起的君主，是国家兴盛的根由，是前所未有的功业，应当明白显现出来，使万世觉悟，并流传无穷。臣私下考察旧闻，用了十多天，编次太祖的事迹，揣度其思想旨趣的来源和始终变化，论述写成篇章。谨抄写进呈。臣内心反省，十分恐惧，自己的智慧不足以探究高远，文才不足以推演阐明精微之处，若使先帝成功盛德昏暗而不能彰显，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承祖业的心愿，就会辜负陛下的恩遇，无从自我赎罪。伏望陛下聪明睿智，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这不是群臣所能企及的。如果赐予裁定，使臣得以接受既成的法则，进一步删去错误，保存可取之处，系在太祖本纪篇末，作为国史的开篇，以此稍稍符合明诏的万分之一。” 诏令给曾巩说：“如今拟定的修史格式，如果只是像司马迁以来的编年体，就应仿照前代各史修订。若想另立义例，就先详细上奏。”辛巳日，史馆修撰曾巩说：“臣修订五朝国史，希望看到宋朝建立以来的名臣贤士：有的曾经有名望和官位，有的平素隐居乡里；他们的嘉言善行、历任官职和所作所为、军国功劳，或者贡献奏章，撰写的文字，以及本家碑志、行状、记述[2]，或者别人为他们作的传记之类，如今修撰国史都应当搜集采录并记载。恐怕查访旧书的开始阶段有所遗漏，请求除京畿委托开封知府和畿县知县以外，再委托各路监司、州县长吏广泛搜求访问；有子孙后代的，召来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都由郡府收集送到史局，以备论次。如果文字较多，而其家无力抄写，就由官府雇人抄写校正。那些曾任两府、两制、台谏官的人家，逐家前往询访，各限一个月送到史局；同时将中书编集的历朝文字、枢密院的机要文字，以及历朝御札、诏书副本，一并送到本局，以备讨论。”诏令同意。五年六月甲寅日，修成仁宗、英宗两朝正史，共一百二十卷。皇上穿靴袍，驾临垂拱殿，召监修国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巩进前诵读本纪、列传；赐王珪银绢一千，蒲宗孟六百，并各赐袭衣、金带，改授官职并允许辞免；赐王珪一子绯色章服；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巩各升一官。同修史官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分别赐予数额不同的银绢。已故宰相吴充赐银绢六百，已故史馆修撰宋敏求赐一百五十，内侍押班石得一再次任皇城司。八月丁未日，因为两朝国史成书，在垂拱殿设宴。二年四月戊寅日，停止修撰五朝史。

译奉太皇太后，附二王。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己未日，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皇太后。丙辰日，昌王颢、乐安郡王頵请求解除官职为英宗服丧，皇上没有同意。昌王颢进封为岐王，乐安郡王頵进封为嘉王。熙宁七年二月庚午日，岐王颢、嘉王頵说：“皇子已经授予节度藩镇，何况还开府置官，不可不完备。臣等所居的东宫之地，应当作为子舍，用来等待储君、副储君，不能是诸侯长久居住的地方。希望赐给臣等外居之所。”诏令答复不准，说：“朕上承先帝，受到两宫的顾念□[3]，难道会因为子舍的嫌疑，就离间天伦亲情吗[4]？”颢等又说：“按照唐朝旧例，十王宅、百孙院都在安国寺东面，不处在皇城之内。伏望察知臣等的恳切诚意，使臣等能够安守臣子的名分。”诏令仍不准许。八年闰四月丁巳日，岐王颢、嘉王頵说：“承蒙派遣中使赐给臣等每人一条团玉带，按照閤门告报，已经列为朝廷礼仪。臣等请求把它珍藏在家中，不敢穿用。”没有准许。皇上命人制作玉带赐给颢等，他们坚决推辞，皇上不听。颢等请求加佩金鱼以区别嫌疑，诏令改赐玉鱼。皇上曾经同二王击球，拿玉带作赌注。颢说：“臣如果获胜，不要玉带，只请求停止青苗、市易。”皇上听了很不高兴。元丰二年三月，岐王颢的夫人冯氏，是侍中冯拯的曾孙女，失去岐王的宠爱，退居后閤已经数年。这年春天，岐王宫失火，不久被扑灭。夫人听说失火，派两个婢女前去查看。岐王看见她们，追问来这里的原因，两个婢女说：“夫人命我们来看看大王。”岐王的乳母一向憎恨夫人，便和两个宠妾诬陷她说：“这场火恐怕是夫人放的。”岐王大怒，命内知客审问此事。两个婢女经不起拷打，自诬说：“是夫人让我们放火。”岐王杖打两个婢女，并且哭着向太后诉说：“新妇所作所为竟然这样，臣不能同她住在一起。”太后大怒，认为皇上一定会杀掉夫人。皇上一向知道他们不和，认为夫人一定是被身边人陷害，便缓缓回答说：“她是公卿家的女儿，怎么可以这样仓促处理？等查验案件，辨明是非之后再议论。”于是召来两个婢女，命中使和侍讲郑穆一同在皇城司审问。几天后，案件查清并无实据，又命翌善冯浩录问。皇上于是把详细情况告诉太皇太后，并召夫人入禁中。夫人非常害怕，想要自杀，皇上派中使慰问她说：“你没有罪，不要害怕。”又命她直接到太皇太后宫中。太皇太后安慰并抚恤她。太后和皇上随后来到，追问放火的事情。夫人哭泣叩拜谢罪说：“说是我放火，那是没有的；但妾是小户人家的女子，福分浅薄，不足以匹配岐王为夫妻，幸蒙赦免死罪，请求削发出宫做尼姑。”太后说：“你诅咒辱骂岐王，有这回事吗？”夫人说：“妾因愤怒，或许有过。”皇上于是治乳母和两个宠妾的罪，命中使把夫人送到瑶华宫，不让她披戴正式服饰。她原来的月俸是五十缗，又增加一倍，给予丰厚供给，并说：“等王的怒气消解后，应当再把她接回来。” 四月癸卯日，太皇太后、皇太后驾临金明池。皇上搀扶太皇太后登上辇车，又预先制作百宝酒船，于是驾船疾行来为太皇太后祝寿。十月庚戌日，因为太皇太后服药，颁下德音，死罪以下的囚犯和流放以下的人都予以释放。诏令说太皇太后患病已经很久，命辅臣等分别向天地、宗庙、社稷祈祷。壬子日，诏令因为太皇太后身体不适，给在京城的宫观、寺院中的童行剃度为僧尼、道士，命御药院在启圣院举行大会，授予他们度牒。乙卯日，太皇太后在寿庆宫去世，百官入宫在庭中列班。当时宰臣吴充因病没有到，王珪登上西阶宣读遗诰：园陵制度依照昭宪、明德皇太后的旧例施行。皇上侍奉太后极为诚孝，为使太后欢悦，什么都做到。在宫中随太后行动时，必定搀扶照料；奉视饮食、早晚问安都十分谨慎。太后对皇上的慈爱达到极致，皇上上朝稍微晚些，太后一定亲自到屏扆后面等候，有时亲自拿饮食给皇上吃。前后十多年，外廷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这些事。本朝旧例，外戚家的男子从未入宫谒见。太后年高多病，她的弟弟佾也老了，皇上替太后说，应该多次召见弟弟，以便自我安慰和排遣，太后总是不答应。请求升迁佾的官职，也不答应。一天，佾因侍奉皇上从容谈话，皇上坚持替他请求，太后才同意他入宫谒见。皇上亲自和佾一同来到太后后阁，坐了一会儿，皇上先起身，让佾得以尽亲属之情，太后突然对佾说：“这里不是你应该停留的地方。” 太后总是让佾跟随皇上出去。太后去世后，皇上悲哀思念，几乎不能承受。太后的丧后寝宫内封存着一个匣子，皇上打开查看，原来是旧的合同宝。仁宗时因火灾丢失了宝印，重新铸造了一枚；后来太后淘井时得到旧宝，所以把它藏在匣子里，没有人知道。十一月戊辰日，诏令各路一律禁止奏乐，直到卒哭礼结束。后来礼院说：“考察礼制，安葬以后举行虞祭，虞祭以后举行卒哭，卒哭以后举行祔祭。景德年间，明德皇后以百日作为卒哭，卒哭以后不再禁乐。把百日作为卒哭，是古代士人的礼制，不应施用于朝廷。”于是诏令改以百日为卒哭。王辰日，翰林学士章惇说：“应当按照祖宗的命令，奉上太皇太后的尊谥为慈圣光献。”诏令恭敬地依从。十二月甲子日，礼院说：“唐开元六年，太常认为昭成皇太后的谥号不应称‘太’，礼部上奏说：入太庙称‘后’，意义系于丈夫；在朝廷称‘太后’，意义系于儿子。命令百司的文书和奏状中，恐怕不合适的应删去‘太’字。至于谥册收入陵墓、神主安置太庙时，就去掉‘太’字。”奏请得到批准。三年正月癸酉日，诏令大行太皇太后的卤簿不用?矟，由二十四名内臣捧着梓宫。

译二月[5]，诏令大行太皇太后的灵驾出发时，允许高丽使者陪列。己亥日，诏令说：“大行太皇太后，皇帝创制地宫，这不是嘉祐、治平年间的旧例。安置梓宫，必须另行制定规制。可以命都大提举修奉宋用臣专门管理。”甲寅日，大行太皇太后出发，皇上亲自从庆寿殿步行引导梓宫[6]，一边走一边哭。到了宣德门外，皇上列班等待时刻，号哭悲恸，声音不断。王珪以及雍王颢、曹王頵轮番上前劝解，不能使他停止。百官和士卒受到感动，悲伤哽咽；高丽使者也流下眼泪。灵驾出发后，皇上穿着丧服回到内宫。百官辞别灵驾，在板桥退下，换穿常服入门。第二天，到閤门递上姓名表示慰问，又在内东门向皇太后慰问[7]。皇上从庚戌日起不处理政事，丙辰日才驾临崇政殿。到祔庙时，才驾临前殿。三月癸酉日，将慈圣光献皇后安葬在昭陵。己丑日，因太皇太后慈圣光献去世，对曹氏大加推恩：与太皇太后属于兄弟辈的升三官，属于子辈的升两官，属于孙辈的升一官，共有一百多人受到赏赐。皇上还想任命佾为正中书令。吕公著说：“正中书令自宋朝建立以来从未授予别人，何况佾又不兼带节度使，这相当于宰相，并不是用来宠待外戚的合适做法。”皇上说：“这确实是宽大的典制，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表示深厚的恩典。”吕公著坚持争辩，于是改为让佾以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后来，佾又上奏：“臣以前被授为兼侍中，三个儿子都因臣的缘故升了官。如今臣被授为中书令，也请求援用以前的先例，提升三个儿子的官职。”吕公著说：“佾授兼侍中时，曹氏子孙都没有升迁，所以特意因为佾而提升他的三个儿子。如今佾的三个儿子已经因通常的恩赏升了两官，怎么可以再加升？”皇上说：“道理本来是这样，只是因为舅父的请求，不便违背罢了。”皇上又说：“褒奖宠待外戚，确实不是国家的美事；只是考虑慈圣光献对皇帝和宗社有功，应该优厚抚恤她的家族罢了。”吕公著于是说：“自古以来亡国乱家，不过是亲近小人、任用宦官、让女宠干预政事、宠待外戚等几件事而已。” 皇上深以为然。当时王中臣、宋用臣等人掌权，吕公著借此讽谏皇上。退朝后，薛向叹息说：“您竟敢这样谈论这类事情，使我汗流浃背！” 六年十二月戊寅日，右谏议大夫赵彦若说：“王政的根本，以调和阴阳为先。《月令》说，孟春之月命令宰相布施德泽、调和政令，施恩惠、行庆赏，下达到百姓，以此使欢声传扬而使阳气通达。因此帝王要出游、宴饮，同众人一起欢乐。臣近来陪从皇上到继仁殿，私下看到圣上的情思追慕仍像以前一样，公卿侍臣没有不悲伤的。少阳当令，生气还很微弱。如果孝思从内心发出，或许又会有所感动，恐怕在时令方面有不顺之处。希望将来在继仁殿陈设服饰器玩、开始酌酒祭献时，暂且将这些物品藏起来，克制圣上的情感，顺应天时；这样既不损害孝思的诚意，也能顺从阳和的时令。”自从景灵新宫十一殿建成以后，皇上每次举行献享朝拜礼，前后总要拜一百多次；到了继仁殿，一定悲恸很久，礼毕进汤时又大哭，有时还召曹评、曹诱行家人礼。到这时，赵彦若把此事上奏，皇上深加嘉奖，但仍没有听从。

译圣德。治平四年四月庚午日，皇上拿出各州进贡物品的名目，从漳州山姜花一万朵以下，到同州榲桲二千颗为止，共有四十三州、七十种。皇上亲笔诏书说：“四方进贡，虽然说是古代礼制，但考察禹的制度，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繁多。如今一个郡，一年有三四次进贡的。想到道路运输的劳苦，疲敝和费用也很大，甚至听说主押牙校中有人因此丢弃产业，终身也不能偿还，消耗损害民力，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而且所贡物品多是饮食之类，即使缺少它们也没有妨害。《尚书》不是说过‘不做无益之事，以免损害有益之事’吗？难道不就是说这种事吗？朕非常不以为然。从今以后全部停止。” 熙宁元年七月己卯日，群臣上表进奉尊号，称皇上为“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令不准许。到了第三次上表时，司马光入宫当值，趁机说：“给皇帝上尊号的礼制，不是先王的常典，起于唐武后、中宗时期，后来成为惯例，因循至今。太祖开宝九年，群臣上尊号，其中有‘一统太平’几个字。太祖因为燕、晋还没有平定，推辞而不接受。由此可见圣人的志向：如果没有实际功绩，始终不肯接受相应的名号。太宗端拱二年[8]，诏令把以前加上的尊号全部省去，并且说：‘按道理说，“皇帝”两个字也不能同时兼称。朕想称王，只是不能同诸子相同。’后来群臣恳切请求，太宗才接受‘法天崇道’四字，此后终身不再增加。先帝治平二年，辞谢尊号不接受，天下没有不称颂圣德的。不幸第二年有谄媚之臣说：‘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书信，契丹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以成为深深的耻辱。’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进上尊号，实在使朝廷感到惋惜。过去汉文帝给单于写信，用的是一尺一寸长的木牍；单于回信也用一尺一寸长的木牍，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从未听说汉文帝再用更大更尊的名号加在自己身上，学者至今称赞汉文帝谦逊的美德，从未认为这是可耻的。” 诏令赐给司马光说：“朕正因为淫雨、地震，每天担心灾祸倾覆，承受这样的盛大名号，实在有愧于心。确实如卿所说，可以好好写一篇答辞，不要用这种方式欺骗众人来求取名声。”于是始终没有答应。二年四月丁酉朔日，群臣拜表进上尊号“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令答复不准许，说：“如今灾变连续出现，应当赶快停止这项议论。即使增加虚名，也会玷污朕。”此前，皇上曾对执政说：“尊号对朕没有增加或减少什么，即使有一百个字，又有什么益处？然而接受还是不接受，在人情上哪一种更安稳？”曾公亮说：“人情本来希望陛下接受。”富弼说：“陆贽劝德宗不接受尊号，只是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皇上说：“当时正处在播迁之中。”王安石说：“陛下接受尊号，众人本来认为合宜；正因为灾变很多而谦让，屈意不接受，也自然会成为美德。接受和不接受，从道理上说都可以。陛下如果能深刻明白接受与不接受在道理上都没有增加或减少，那么这件事就由陛下裁定。”皇上说：“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没有增加或减少。”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八月丙申日，司马光上疏说：“陛下每天出来视朝，接着举行经筵，直到将近中午才回到宫禁之中。进入宫中以后，臣私下听说陛下也没有自我闲暇休息，阅览天下奏疏和群臣章疏，直到深夜；又在灯下研读经史，博览众书，即使唐中宗、唐高宗不敢荒废安逸的勤政，以及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臣认为也比不上陛下。然而陛下勤勉求治，至今已经三年，功业却没有显著，是大概还没有得到治理的关键所在。” 九月壬申日，司马光上奏，团练使向维任潍州防御使、知陈州。当时皇上正想用政事来考验、锻炼天下人才，下至平民和被疏远的人，甚至州县小吏，有的只凭一句话或一点小善行，皇上还不知道其为人，就很快越级提升到侍从。至于宗室、外戚和受恩泽之家，却一概按照资序平稳升迁，拘泥于年限，得到的希望很少。向维因此也很想凭才能表现自己，多次请求出任外职，所以有了这道任命。四年十一月甲申日，诏令免除天下现今拖欠的资粮，共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余，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余。皇上认为各路百姓拖欠资粮已经很久，每年催逼索取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全部免除。百姓听到诏令，没有不称庆的。七年三月乙丑，诏令中书说：“我涉足治道的时间还很短，对治理国家还昏昧无知，政事失于中正，以致妨害了阴阳的和谐。从去年冬天直到现在，旱灾肆虐。此前下诏让有关部门减少日常膳食、避居正殿，已经用来表示自责、消除灾变，历时已久，却仍未得到上天的休应。我半夜惊醒，震恐悸动，不能安宁。难道是我的听取采纳不合于道理吗？案件诉讼没有合乎实情吗？赋税征收失去了节度吗？忠诚的谋议和正直的言论被压抑，不能上达，而阿谀奉承者堵塞蒙蔽视听、以成全私利的人很多吗？为什么祥和之气长久不能显效呢？中外文武臣僚，都准许用实封上奏朝政的过失。三公、大夫，你们务必尽心相互警戒，以成全我的志愿。”这是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起草的。此前，韩维在延和殿应对，皇上说：“长久不下雨，我日夜焦虑劳苦，怎么办？”韩维说：“陛下忧虑旱灾，减少膳食、避居正殿，这只是实行旧例，恐怕不足以应对天变。希望陛下深切自责，下诏广泛征求直言，以疏通闭塞，广施恩令，对某些事项予以蠲免和放宽，以调和民情。”皇上醒悟了，立即命韩维起草诏书。诏书发布后，人心大为喜悦。七月癸卯，群臣请求加尊号为“法天宪古文武”，皇上下诏不准。从此以后群臣五次上表请求，始终没有获准。元丰二年四月辛丑，皇上到金明池观看水上游乐，在琼林苑举行宴饮和射礼。皇上射中靶心，群臣称贺，于是命群臣射箭，又特意命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射箭。宴饮结束后，皇上在御苑门观看军士射柳枝。皇上自即位以来，到这时才第二次驾临池苑，此后不再前往。癸酉，群臣在垂拱殿奏事，皇上的衣服上有一只虫，从衣襟爬到衣服中间。皇上把它拂到地上，察看后，原来是行虫。这种虫善于钻入人的耳朵，皇上急忙说：“这是飞虫。”大概是担心追究到掌管御服的人，便加以掩饰；实际上并不是飞虫。五年八月癸亥，知安州滕甫说：“内供奉谢禋奉旨购买红花一万斤，现在又接着购买五万斤，而一州所产的红花只有二万斤，恐怕达不到数目。”皇上立即下诏停止此事。十二月己未，梓州奏报：“奉诏收买青绿彩色共二千斤，已经计算编纲起运，其余数目正在计算置办收买。”皇上批示：“立即下达指挥，停止收买。”因为担心劳扰百姓。

译六年八月乙酉，前桐城县尉周谔上书谈四件事。第一，他说朝廷已经赦免西夏，允许恢复职贡，并告诫边吏不要擅自出兵；但又担心戎人入侵。边吏有时拘守诏书，不出兵抵御敌人。第二，他说都城已经修筑了高墙深池，如果不在相隔百步之内设置楼橹，就不足以防备意外。第三，他希望停止太学博士的考试，只从教官中选任；教官则从上舍、内舍学生以及改科以来有出身的进士中考试选取。第四，他请求严格太学补试的法令，士人曾经预先列入乡试名册的，不必补试后再入学。皇上下诏让中书省记下他的姓名。皇上每天阅览匦函，对小臣所说的利害，无不这样详细查看。七年十一月丁未，宣德郎、太学博士邵材任监察御史。邵材是宜兴人。皇上临朝时非常严肃，最初获赐对的人往往震恐畏惧，回答不能合乎旨意。邵材入延和殿觐见，神态从容地陈述奏对，因而说：“去年举行郊祀，臣以太学博士身份陪同祭祀。陛下到太庙和圆邱时，执守礼仪非常严谨。陛下临御天下将近二十年，而持心更加谨慎，侍奉天地、宗庙更加恭敬，这是盛大的德行。然而成就天下的大业，也在于持之以久而不懈怠。”皇上点头表示赞同。八年三月戊戌，史臣说：“皇上聪明英睿，天性孝顺友爱，侍奉两宫竭尽诚心和力量，天下人都称道他的孝行。慈圣光献太后去世时，他悲哀过度而损伤身体。丧服除去以后，思念仍不止；每到岁时献酒，到了继仁殿总要哭泣，哀痛感动群臣。皇上礼遇皇后，宫廷严肃整齐；亲爱两个弟弟，没有丝毫嫌隙，直到皇上一生结束，他们才出居外第。对待各位公主和宗室，恩义深厚而周备。皇上的圣学高深远大，言论一定依据经书，深入探究道德的内蕴，并且精通法度和数术。每当谈论经史，常常超出人的意料。有时隔日到迩英殿讲读，即使遇到风雨也不改变；在宫禁中读书，有时直到半夜。在东宫时，早已听说王安石有很高的声望；熙宁初年擢升他辅政，虚心听取他的意见。王安石更改法令，中外都争相说不便，皇上也对此怀疑，但王安石坚持不肯改变。后来天下终于都认为不便，皇上也不再专门信任他，王安石不得意，请求退职，于是八年之中不再召用；但皇上的恩宠眷顾并未衰减。司马光、吕公著虽然始终议论不合，却极力称赞他的贤能。皇上振作精神求治，曾经担心来不及，总揽一切政务，无论大小都亲自处理。遇到休假，仍然到殿中决断政事，有时太阳西斜还顾不上吃饭，直到两宫派人催促他。侍臣有人对此进言，皇上说：“我享受天下供奉，并不是喜欢劳苦、厌恶安逸，实在是想用勤劳来治理天下。”将要制定官制时，他独自在阁中考察制度沿革，用了一年才完成，众人都不知道。虽然治理崇尚严整，才智勇略、果断决策，但仓促之间也一定以仁慈宽恕为本。群臣进见时，有人被询问却不能回答，皇上担心他失去条理，便转过头去说别的。有违逆皇上心意的人，即使皇上非常不高兴，最终仍然保全他。每当用兵，有时整夜不睡；边地奏报接连不断，他亲自书写批示、处置谋划，向诸将发布命令，叮嘱周详严密，授予他们既定的谋略。即使相隔千里，皇上也亲自节制，机智神明、洞察一切，没有谁能隐藏实情；恩惠与威严相互运用，使人不敢不竭尽力量。像李宪、张诚一这一类人，虽然皇上非常亲近任用，却从未有一天放松对他们的驾驭；他们无不畏惧皇上的威严明察，没有人敢于放纵。皇上想先攻取灵、夏，消灭西羌，然后谋划北伐；在塞上积储粮食数千万石，储备大量兵器以待使用。到了永乐陷没以后，知道用兵的艰难，于是也停止了征伐的念头。在位十九年，兴建事业，追法三代；汉代以下的制度，鄙陋的就不采用；同时谦虚退让，去除浮华而务求实际，终身不接受尊号，这确实是帝王的盛大德行。”

译政绩 熙宁四年九月癸卯，中书说：“天下选人的俸禄本来就微薄，而且多少不一，恐怕不足以劝勉廉吏。现在想把县令、录事参军的月俸增加到钱十五千、米麦四石；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俸钱增加到十二千、米麦三石。每月合计增加俸钱一万二千余缗、米麦二千八十余石。至于三班使臣，短使以及押运纲粮，都有额外费用且不易办理，希望令三司考察会同后，拟定办法上报。”皇上听从了。此前，选人中廪给最低的，只有领取钱七千、麦两石而已。贫困得不能养活自己，往往陷入苟且卑贱而不廉洁的境地。皇上听说后，所以改变了这项制度。后来三班使臣最终没有得到增加。六年三月壬申，下诏说：“详定职田：知州、藩府（三京兆、成德、太原、荆南、江宁府、延、秦、扬、杭、潭、广州）二十顷，节镇十五顷，其余州以及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军，都十顷，其余军、监七顷。藩府通判五顷，节镇通判四顷；掌书记以下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令、丞、簿、尉，万户以上县的县令六顷、县丞四顷；不满万户的县，县令五顷、县丞三顷；不满五千户的县，县令四顷、县丞二顷五十亩，主簿、县尉各减县令的一半。藩府、节镇的录参，按本处判官的标准；其余按幕职官的标准。藩府、节镇的曹官，按万户县主簿、县尉的标准；其余按不满万户县主簿、县尉的标准。发运使、转运使及其副职，按节镇知州的标准；开封府界提点，按其余州知州的标准。发运判官、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点官，按藩府通判的标准；同提举官，按万户县令的标准；发运使勾当公事、转运使管勾文字、提点刑狱司检法官，按节镇通判的标准；蔡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管勾机宜文字、开封府界提点司勾当公事，按节镇判官的标准；总管按节镇知州的标准；路分钤辖按其余州知州的标准；安抚路分都监、州钤辖按节镇通判的标准；藩府都监按本府判官的标准；承受、诸州都监、都同巡检、都大巡河，都按节镇判官的标准；巡检堡寨、都监、寨主、在州监当以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都按幕职官的标准；巡辖马递镇、监揠井、诸州镇寨监当，都按本县主簿、县尉的标准；诸州路学教授、京朝官按本州判官的标准，选人按本州曹官的标准。” 九年五月癸亥，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医局，大理寺丞单骧主管太医局。后来下诏规定，太医局不隶属于太常寺，专门设置提举一人、判局二人。判局从懂得医事的人中选任。每一科设置教授一人，从翰林医官以下以及上等学生中选任；也允许太医局考察举荐在外而一向有声望和实际医术的医生上报。愿意充任学生的人，略加考试后收取补入，不限名额。通常在春季考试，录取合格者，以三百人为额。太学、律学、武学生以及各营将士患病，轮流派学生前往医治；各给印纸，令本学官以及本营将校记录所诊断的病情。病愈或死亡，要经过太医局管押；如果诊断说不可治，就另派人前往医治，等到病愈或死亡，都记录情状，作为功过依据，年终比较后分为三等，报中书取旨，按等第收补。上等每月给钱十五千，不超过二十人；中等十千，不超过三十人；下等五千，不超过五十人。失误较多的，由本局衡量轻重施罚，或勒令出局。若向军营收钱，按监临强行索取论罪。各学的病人愿意接受治疗的，听任其接受，不得借机索取。” 元丰元年十月丁未，重修都城完工。下诏命知制诰、直学士院孙洙撰写记文，刻在南薰门上。城墙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步，高四丈，宽五丈九尺；外面距护城河空十五步，里面空十步。自熙宁八年九月癸酉开工，任用内侍宋用臣总管此事，役使羡卒一万人，创造机轮来运土，所用财力都没有出自百姓。起初估算工程费用五百七十九万有余，到这时节省了十分之三。后来孙洙去世，改命知制诰李清臣撰写记文。十一月己亥，宰臣吴充、王珪、参知政事元绛说：“功臣号并非古代的制度，唐德宗经历多难之后，才有‘奉天定难’的称号；太平盛世不应仍然沿袭旧迹。况且陛下即位以来，群臣多次请求上徽号，累计达到数十个，陛下都不允许。我们有什么功劳，竟按惯例蒙受恩典？请求在官衔中全部减去罢免。”诏书答道：“唐代中期时，时局多有忧患，于是制定功臣号来宠荣将领和官吏，因袭不改，称号实在繁多，过分赞美而不合实情，以空名掩盖实际；施用于近世，有时或许是权宜之计，沿袭到后世，确实不是通行制度。卿等作为国家的丞弼，忠诚真挚而不事浮华，率先带动群臣，希望罢去功臣号，朕正想嘉奖赞叹，难道敢不听从？应依照你们所请。”于是知枢密院冯京接着请求，也获准，于是下诏，管军臣僚以下直到诸军班衔中带有功臣号的，一并罢去。七年六月己巳朔，户部说：“根据批状，提举汴河司说：京畿以内各县民间的茶铺，也请求购买水磨官茶。这项办法施行于京师，众人都认为便利；府界应当与京城内外没有区别。”皇上同意了。等候两年后制定法令。

译校勘记 [1]“三才”：原本“才”字作墨丁，根据《长编》第三一七卷补入。[2]“记述”：原本“记”字作墨丁，根据《长编》第三一八卷补入。[3]“顾□”：《长编》卷三五仅作“顾”，没有补入墨丁所缺的字。○ 现在不敢擅自删去，姑且仍按原样保留。[4]“天伦”：原本作“天论”，根据《长编》卷二五改正。○改。[5]“二月”：原本作“三月”，根据《长编》卷三改正。○“二”改。[6]“上自”：原本作“上至”，根据《长编》卷三改正。○“二”改。[7]“内东门”：原本“东”字作墨丁，根据《长编》卷三补入。○“二”补。[8]“端拱”：原本作“端平”，根据文意改正。[9]“乙酉”：原本作“己酉”，根据《长编》卷三三八改正。[10]“止选”：原本“止”字作墨丁，根据《长编》卷三三八补入。[11]“戊戌”：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根据《长编》卷三五三补入。[12]“扬”：原本作“阳”，根据《长编》卷二四三改正。[13]“节镇”：原本作“节政”，根据《长编》卷二四三改正。[14]“蔡河”：原本作“蔡何”，根据《长编》卷二四三改正。[15]“比本府判官”：原本“比”字上衍有“知”字，根据《长编》卷二四三删去。《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神宗皇帝 审官西院 熙宁三年五月丁巳，下诏说：“国家以西枢作为内廷辅弼，掌管军务，责任十分重大。然而拘泥于旧制，从右职升朝官以上，必须兼管选择任命之事，因此使三公府亲自办理有司的事务，这并不是朕对股肱之臣应有的待遇。现在使臣人数增多，如果不增设官职、安排官吏来总管此事，就不足以统一文武官员的法令，激励内外人才。应当在审官东院之外另设审官西院，差遣知院官二人，专门掌管閤门祗侯以上直到诸司使的磨勘、常程和差遣。命右谏议大夫、天章閤待制齐恢为知院，兵部郎中韩缜同知；以太常礼院的治所作为审官西院，礼院归太常寺另设机构。”此前，皇上谈到大使臣的磨勘和常程差遣，想把它交给三班办理；王安石和韩绛认为不如设置审官西院交给它办理，皇上立即命令设置，但没有同枢密院商议。等到文彦博等人应对时，便说这样不便：“我们多次因差遣事务与大使臣相见，尚且担心不了解他们；交给审官西院办理，就更加不了解缓急情况，难以选择了！”皇上说：“想要了解他们，不在于多次见面。” 文彦博退下后，皇上谈到西院的事，王安石说：“枢密院只是五代时分置出来的。”曾公亮说：“这是想分割宰相的权力罢了。”皇上说：“前代发生动乱，难道是因为没有分置枢密院吗？”王安石说：“纲纪得到整治，听闻不被蒙蔽，那么君主的权力自然会归于一统；否则，枢密院也能专擅权力，史弘肇之类就是这样。五代时以武力为用，所以政令出自枢密院，宰相只是徒具职位而已，这不是治理之道。”因此下达了这道诏令。议论者认为，韩绛和王安石合谋想阻挠文彦博，并夺取他的权力，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不过在此前，大使臣的差遣都归枢密院办理，没有先后名次，当时人也很担心其中不公平。六月丁丑，下诏说：“枢密院每季进纳使相以下至閤门祗侯以上的姓名、差遣、班簿一册，今后依此办理。诸司使以下至閤门祗侯以上，以及内常侍以上诸司使的姓名、差遣，每季应进的班簿，令西院抄写进纳。使相及正任横行内臣、昭宣使以上以及枢密院各房副承旨的姓名、差遣，每季应进的班簿，现由枢密院抄写进纳。凡臣僚奏举大使臣的奏状，令通进银台司按各项分别发下；所举路分都监、知州军以上使臣的，送枢密院；本院依照前项指挥先交吏房登记脚色完毕，再批交审官西院；所举常程差遣等使臣的，直接送审官西院办理。” 此事根据《会要》三年六月十八日的记载，现在附在这一天之下，也许可以删改。辛巳，下诏审官西院磨勘使臣，依照审官东院的惯例引见。七月甲午，枢密院说：“景祐二年，下诏规定诸司使摄任大将军，副使摄任承制、崇班。小将军总数不超过二十人。今后南班有空缺，想要差遣知州军、路分都监以上任满替回的人；如果人数不足，就在审官西院中除去有过犯以及年龄未满三十岁、尚未任亲民官的人，选取尚未有差遣者确定差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