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八神宗皇帝

译如今却从乡村第一等户以下，都规定借钱的贯数，三等以上还允许增加数额；坊郭户中有产业可以抵押的，也依照青苗法发放借贷。而且乡村三等户以及坊郭有产业的户，本来就是一向兼并土地、放债取利的人家。如今他们都能借到很多钱，每借一千就要缴纳一千三百，这就是官府放贷收息，与起初抑制兼并、救济贫困的意旨完全相违，想使百姓信服是不可能的。乡村每保又必须有有财力的人充任甲头，虽然说不得强行勒索，但上户既然有财力，必定不愿申请，官吏也会防止保内的人不缴纳。下户不能按时缴纳，难道能免于被差充甲头，以准备代替陪纳吗？又严厉责成各县，百姓不愿申请，就让他们具结说明罪状上报，由选官晓谕；如果又有愿意申请的，就对有关人员另行办理，或者具状申奏。官吏害怕提举司有权升降黜陟，又担心选官晓谕时，难道不会有贫困低下、轻浮浪荡的人愿意申请吗？如果想避免被搜罗追究，就必须实行摊派发放。况且下户看到官府发钱，谁不愿意申请？他们本来每户夏、秋都有赋税。又有预买以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积年拖欠、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很多。如今又增加缴纳，这是一重额外负担。青苗钱对愚民来说，暂时借取很容易，缴纳却很困难。因此自从法令制定以来，一路上下官吏都惶惑不安，认为如果不强行摊派发放，上户必定不愿申请；近于下等户以及没有产业的客户即使有时愿意申请，也一定难以催收，将来必然会有施刑督索、勒令有关的书手、典押、耆户长、固保人等共同代为赔纳的祸患。一般说来，兼并之家放贷取息，虽然所取利息稍厚，但因为有拖欠，官府不允许把这种债务当作已结清的事务，往往旧债还没有偿还一半，早已又借得新的贷款。兼并之家既有资本，所以能够使债务相因延续多年，逐渐收取利息。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却不是这样，必须随着夏、秋两季赋税缴纳；只有遇到灾伤达到五分以上，才允许按下一次征科催促归还。如果连续两次发生灾伤，官府必然没有本钱继续发放，官本因此逐渐损失，这种危害明明白白如此。还有因这件事产生的烦费、虚扰等事，不敢全部说出。今年河朔丰收，常平仓收购米粮，每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现在如果趁时收购，遇到物价上涨再出售，不仅符合古制，也可以避免本钱损失的弊端，同时百姓确实得到好处，还足以收取盈余。如今各仓正有米粮收购入仓，提举司却急忙命令停止，大概只是要把钱全部发放充作青苗钱，指望收取三分利息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县邑小官哪里敢不奉行？哪里还有时间顾及给百姓留下长远的祸患呢？各路实行的情形，大概必然如此。朝廷如果认为陕西曾经发放青苗钱，官府有所获利而百姓认为便利，那只是因为转运司根据军队循储有缺额，从冬天到春天雨雪应时，麦苗茂盛，确定可以成熟，临时实行还可以。如今却派官设司，把它作为每年春夏常行的法令，并且收取三分利息，怎么能与陕西的权宜之计相比呢？况且最初诏令只规定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实行此法，等到取得成效、次序安排妥当后，再令各路施行。如今这三路正担心不能奉行，朝廷却仓促地在各路普遍派遣提举官，以至四川、广南也都设置提举使。恭敬地想，陛下自即位以来，早晚忧劳，振作精神寻求治理；何况承接祖宗百年仁政之后，百姓渐渐受到德泽，只知道宽缓抚恤，未曾受到过分扰乱。如果陛下只亲自实行节俭，为天下作表率，常常节省浮费，逐渐淘汰冗余俸禄，自然国用不会缺乏，何必让兴利之说纷纷传遍四方，以致远近的人都产生疑虑呢？希望圣明再次广泛访察，如果臣的话没有错，请全部罢去各路提举官，只委任提点刑狱官，依照常平旧法施行。” 癸亥，皇上亲自把韩琦的奏章从袖中取出给执政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身在外地，却没有忘记王室。朕起初认为这可以使百姓获利，没想到竟然这样损害百姓，发布命令不能不审慎。况且坊郭户怎么会得到青苗钱，而使者也强行发给他们吗？”王安石勃然变色，进言说：“如果按照他们的愿望去做，坊郭户得到钱又有什么妨害？”于是反驳韩琦的奏章说：“陛下修订常平法，是为了帮助百姓。至于收取利息，也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曾公亮、陈升之都说坊郭户不应发放钱。王安石说：“之所以给坊郭户发钱，是因为常平的本钱很多。农田所需的钱粮已经确定而有剩余，就借此赈济城市居民的困乏，也用来扩大常平的储蓄。”陈升之说：“只是担心州县为逃避收取的困难而向上户强行摊派。”王安石说：“强行摊派确实可能有，但等到实行时，严厉黜责一两个人，这种弊病自然就会断绝。”此前，御史程颢说：“成都不能设置常平仓，因为那里人口多而米少。”王安石说：“人口多而米少，就尤其不能没有常平仓。米少就容易使价格暴涨，依靠常平仓抑制兼并，就能使米价不暴涨。”皇上说：“程颢认为，蜀人只有丰年才能得到米吃，平时只吃豆、芋等物。” 如今丰年却把米夺来收购，这样贫苦人终身都不能吃米了。”王安石说：“如今常平仓不强行收购，兼并之家也会夺取米粮收购。到了急迫的时候，他们收取的利息一定加倍。”皇上说：“发放青苗钱，而缴纳时米价正贵，怎么能令百姓缴纳？”王安石说：“米价贵时，百姓自然会缴钱。”皇上说：“缴钱的话，仓中只有钱，灾荒年拿什么赈济借贷？”王安石说：“常平米既然都发放完了，常平仓就只有钱。不仅现在的法令如此，即使旧法也免不了如此。”皇上最终仍然对韩琦所说的意见感到疑惑。王安石说：“臣认为这件事很小，利害也容易说明。即使让州郡向上户强行摊派，发给每户十五贯钱，又一定令其缴纳二分利息，那么一户所陪纳的不过三贯钱。借此扩大常平仓的储蓄，以等待百姓遭遇灾荒，比起前代征收百姓的米建立义仓，也不能说不好。何况又不令强行摊派，有什么危害，竟使圣心过分忧虑呢？臣谈论这件事已经有十多万字了，然而陛下仍然不能没有疑虑。如果这样一件事尚且被异议迷惑，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成呢？”皇上说：“必须把众人的意见都听尽。我料想文彦博、吕公弼也认为这不可以，只是心里非议罢了。”

译韩琦唯独肯来直说，真是忠臣啊！”皇上又说：“常平仓从奸雄那里取利，或许可以拿这个说法去说服百姓。”王安石说：“如今专卖盐、酒，都使用重刑来禁止百姓买卖绸绢；有时强行支配，是为了防察奸雄，并没有拿这些事去说服百姓。常平新法，是赈济贫困、抑制兼并、扩大储蓄，以备百姓灾荒的办法，不知对百姓有什么苦处？百姓分开来看是愚昧，合起来看就是圣明，不会这样容易被煽动。大体说来，百姓受到的损害加在自己身上，自然应当知道，而且他们没有私情，他们的话一定符合事实；士大夫有时带有私情，所以他们的话一定不符合事实。”第二天，王安石便称病不出。兵部员外郎傅尧俞任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傅尧俞刚服丧期满到京师，王安石平素与他交好，却没有立即召见。他多次召傅尧俞来。见面后谈到新法，王安石对傅尧俞说：“如今议论纷纷，等你来已经很久了。准备授予你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以此作为还报。”傅尧俞谢绝说：“新法天下人都认为不便利，确实应当竭力论说。我一生从未欺骗别人，敢把实情告诉您。”王安石不高兴，于是有了这个任命。参知政事王安石称病居家后，翰林学士司马光再次起草批答说：“朕认为卿的才干高过古人，声名重于当世，从山野征召而来，置于朝廷，推心任用、托付诚意；朕所说的话既听取又采用，别人无法离间，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如今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你却想交还职务，退居求得安便。你个人的谋划固然没有遗憾，但朕的期望将要托付给谁呢？”王安石得到批答后大怒，立即上章自我辩解。皇上把他的奏章封还，亲笔写信告诉王安石说：“诏书中的两句话，是作文督促逼迫得过分，朕没有详细阅看，实在惭愧。”第二天，王安石入朝觐见，坚决请求罢免职务，皇上坚持挽留他，慰劳奖勉了很久。王安石退下后，又上奏请求罢免。正月乙卯，已经下诏约束强行把钱发给人户，仍然告诫不得阻止愿意申请的人，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意思。到这时王安石正在休假，曾公亮、陈升之于是取出前一份诏书，删去“沮遏”“愿请”等词，另行发布。后来王安石出来，果然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意。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任枢密副使。此前，王安石上奏说：“有这样一种人，对外假托切磋规谏皇上的名义，对内却怀有依附下属的实情。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事的事情，他所交往的全是危害政事的人。如果再得到高位，心怀陛下的眷顾恩遇，会改变心志，帮助陛下施政吗？还是会凭借陛下的权力恩宠，结交党羽，以满足自己的忿恨欲望，阻挠陛下施政呢？臣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他一定会阻挠陛下所要做的事。”于是王安石又请假，而司马光有了这个任命。辛丑，司马光说：“臣蒙受圣恩被授予枢密副使，所以多次违背诏命不敢接受，是因为臣以前曾上疏说不应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又曾因在经筵侍坐时说发放青苗钱不便。此后朝廷又派遣三十多名使者，专门让他们发放青苗钱；臣又担心因为臣的话激怒了主持谋划的人，使他们更加用力推行，因此闭口不敢再说。” 如今实行才几天，朝廷内外沸腾，都认为不便利，这以后臣才敢发言。那些说青苗法不便的人，只论说今天的危害；臣所忧虑的，却是在十年以后。臣私下听说，先帝曾从内藏库拿出一百万缗，帮助天下常平仓作为收购本钱；前些日子天下常平仓的钱粮总计达到一千余万贯、石，如今无缘无故全部发放出去，将来如果想恢复常平法，再想收聚起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呢？臣认为，发放青苗钱的危害还小，破坏常平法的危害尤其大。如今陛下令薛向在江淮进行贸易，给他三百万缗，又发放青苗钱数千万缗，其余五十万、三十万的数目本来就不值得计算。陛下如果始终相信条例司的话，推行下去而不肯改变，沿袭旧有做法，十年以后，富室已经耗尽，常平法已经败坏，国库又空虚；一旦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饿死者遍野，再加上四方边境受到侵犯，紧急文书接连而来，战车堵塞道路，战争不停，转运粮饷也不停止。在这种时候，百姓中瘦弱的如果不辗转死于沟壑，强壮的如果不聚集成为盗贼，还能到哪里去呢？秦朝的陈胜、吴广，汉朝的赤眉、黄巾，唐朝的黄巢，都是穷困百姓所造成的。” 大势一旦失去，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妥善收拾残局。臣私下想，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胄，冒着风雨，跋涉山川，遭受箭石袭击，为子孙建立这样光明盛大的基业，是多么美好。陛下不妨取出臣进呈的历年图来观看，从周朝末年直到国初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其中发生动乱、离散、板荡，本来已经很多了。至于中外无事、不见兵革一百多年，像本朝这样盛大的，难道容易得到吗？陛下如果能够明白觉悟，采纳臣的意见，罢去制置三司，追回使者，臣即使全部交还官爵，只要能够做一个太平百姓来度过余年，也就非常幸运了！如果臣的话不值得采纳，陛下即使把臣引入朝廷置于两府，也只会使天下指责臣是贪图荣华、冒受宠幸的人，不知陛下将拿我做什么呢？”

译王安石入朝觐见后，又多次上奏辞去职位。皇上告诉韩绛，令韩绛派他的儿子催促王安石出来处理政事。壬午，王安石才出来处理政事。王安石请假期间，皇上告诉执政，罢除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想立即奉诏办理，赵抃却想等王安石出来，让他自己罢除。连续多日没有决定，皇上更加疑惑。王安石入朝谢恩，皇上慰劳问他说：“青苗法，朕确实被众人的议论迷惑了。寒食假中静心思考，这件事一点危害也没有，最严重不过损失少量钱物罢了，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王安石说：“只要尽力推行，不让小人故意破坏法令，就一定没有损失钱物的道理。预先购买绸绢，实行已经很久了，什么时候曾经损失钱物呢？”王安石处理政事以后，坚持得更加坚决，人们的议论再也不能进入他的耳中了。王安石请求分司时，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都说有紧急奏章，请求登殿说明不应听任王安石离职，神情非常恐惧。等到王安石重新处理政事，王子韶等人才私下互相庆贺。此前，诏令各路提点刑狱官体察查明提举常平司强行摊派青苗钱以及州县阻止发放的情况。王安石请假后，曾公亮、陈升之等援引前诏办理，却删去了“不得阻遏不发”这句话。王安石重新处理政事后，志气更加强悍，当面责备曾公亮等说：“做宰相应当有职守，怎么能擅自发布札子？如今要体察强行摊派青苗钱的情况，又擅自删去当天诏书中的话！”曾公亮等不敢抗辩。癸未，皇上又派李舜举催促司马光接受任命，并且传达皇上的意思说：“枢密院是掌管兵权的地方，自有职分，不应再拿其他事情作为推辞的理由。”司马光当即上奏说：“臣如果已经接受任命，那么确实如圣旨所说，不敢谈论职分之外的事情。如今臣仍是侍从之臣，朝廷的过失，没有什么不可以谈论的。”于是称病请假。甲申，把韩琦关于青苗法的奏章交给条例司。右正言李常说：“最严重的，甚至使善良百姓准备缴纳费用，虚报贯陌数目，以缴纳二分利息。”皇上看了李常的奏章，说：“常平法都经过中书办理。如今人们的议论如此纷纷，是因为执政的意见不一致。”曾公亮说：“臣本来认为不可以。”陈升之说：“臣本来不想这样做。如今既然已经签署上奏，就不敢再说了。”皇上说：“如果认为不可以，就应当极力论说，为什么还要签署上奏？既然已经签署上奏，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说议论不一致？”皇上问应如何处理李常的奏疏，王安石说：“可以令他说明究竟是哪些州县这样做。”曾公亮、陈升之都说：“谏官可以根据传闻论事，怎么能令他说明具体州县？”曾公亮说：“王安石只是想让自己的议论获胜罢了。”皇上严肃地说：“难道会有这种事吗？”曾公亮说：“如果这话是诬陷，天实在鉴察着我！”王安石说：“起初我与陈升之商议这项法令，升之认为困难，我就没有强迫他。后来吕惠卿、程颢也责难他，升之害怕流俗议论，于是才肯共同签署。当时如果升之不赞同，臣难道敢强迫他签署这份奏章吗？天下可以施行的事情很多，但只要议论不合，就没有强行推行的道理。” 等到朝廷已经推行，这就不再是臣个人的议论，而是朝廷的诏令。大臣替朝廷奉行诏令，自然应当以身殉之。臣并不是喜欢让自己的议论获胜，而是想使朝廷的法令受到尊重、为人所信，不被浮泛的议论随意改变罢了。”皇上于是最终命令李常说明具体情况。李常原是王安石所援引的人，被授任谏官后，却说青苗钱收取利息不便。王安石见后大怒，于是告诉皇上，让皇上明确规定收取二分利息。吕惠卿对李常说：“你怎么能辜负介甫？我能让你终身不如别人！”等到王安石分司，李常虽然说王安石不应离职，又说青苗钱不应收取二分利息，请求罢除这一规定。王安石离职后责备李常说：“你本来出自条例司，也曾参与讨论青苗法，如今反过来攻击它，和蒋之奇有什么不同！” 乙酉，韩琦说：“河朔连续多年丰收，编户安定复业。况且臣已经年老多病，希望罢免臣的河北安抚使职务。”批准了他的请求。实际上，是王安石恼怒韩琦议论青苗法，想借此阻挠韩琦。此时陈留也不敢发放钱，知县、大理寺丞姜潜知道自己必定不能免祸，称病辞去官职。司马光请假第六天，皇上又催促他入朝觐见。司马光说：“近臣上疏，未听说得到采纳，臣独自怀着什么心情，敢担当高位呢？如果臣的话果真正确，请早日赐准施行；如果臣的话果真错误，请不要再派使臣宣召，早日收回枢密副使的敕告。”庚寅，诏令收回枢密副使的告敕，仍任原职。”}], 林希说：凡是任命为两府大臣，听任其推辞而最终作罢的，本朝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林希又说：此前，司马光每每因事请求入见，有时皇上召见光，已经站在下殿等候，王安石必定让条例司先于光进殿，把自己所陈述的意见先行进呈，全都是用来阻挠、刁难光的。光有所陈说，皇上予以答复，也全是安石的说法，仿佛面对强敌。等到光罢去枢密职入宫谢恩时，皇上半夜批示交给閤门，命光次日早晨入对。安石本来没有什么奏事，却仓促取出几卷书，领着韩绛上殿，又抢在光之前进呈，只怕皇上听了光的话而感到满意。閤门的官吏都为此暗自叹息。此前，皇上想让司马光任西府枢密副使，王安石说：‘司马光虽然喜欢发表不同意见，但他的才能难道足以危害政事吗？只是像光这样的人，是发表异论者所倚重的人；如今如果让他身居高位，就是替发表异论的人树立一面鲜明旗帜。司马光早晚与他切磋琢磨的，不过是刘攽、刘恕、苏轼、苏辙这些人而已。观察近臣所主张的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安石正在休假，皇上于是任用了光。等安石重新处理政务，便坚决推辞，于是又想罢免光。曾公亮认为不可，说：‘青苗之事，我们这些人也多次上奏议论过。’皇上说：‘这件事与枢密副使有什么关系？光不应当以此为辞。’公亮才作罢。

译三月壬辰朔日，曾公亮、陈升之都称病休假，这是因为他们与王安石争论青苗钱而没有取胜的缘故。甲午日，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请求撤销条例司和常平使者。安石得到信后非常惭愧，想发怒却不敢回信，只说彼此志趣不同而已。这封信来回写了三次，文字多未载录。乙未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说：‘群臣多次说常平新法不便，现命令统一加以申明，使人知道法令的本意。如今有的把钱粮强行摊派给百姓，有的为了从交换中取利而催促收纳，专门借给财力雄厚的富户；有的把钱粮滞留在手中，不及时发给百姓，放纵公吏索取，使百姓徒然遭受不应有的耗费；有的不估量百姓的财力，发给的钱粮过多，导致难以催收；有的不能加以防范、查辨，竟让游荡之人结成一保，冒领官物，导致难以催收；有的拖延不及时催收，却无理地考核、责罚公人和百姓等。由此可见，这是州县官吏懈怠，借机作奸，不可归咎于法令。请命各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加以察觉，依条例施行。命令有关官员具备案情，请旨后从重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如果疏于察觉，导致朝廷查访而查实，也应当按罪轻重分别处理，只依朝廷法典施行。’ 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条例司上奏，转而详细驳斥韩琦的意见，这些都是王安石亲自写的。不久韩琦又说：‘如今承蒙制置司说我的意见都不恰当，审核驳斥的奏疏时，大多删去我原奏中重要紧要的话，曲意加以阻挠刁难。又引用《周礼》“国服为息”的说法来文饰其荒谬妄诞之处，将使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它不对。必须再次分条辨明，希望皇上亲自阅览后，交给中书、枢密院审核，并送御史台召集百官定议。如果我的意见不当，我甘愿接受流放和诛杀；如果制置司的处置违背原则，天下一定会受其弊害，那么请依照我的奏议施行。’皇上阅览韩琦的奏疏，其中引用《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驳斥说：‘这只是赊买官物，不是借贷。’皇上说：‘这一定是强至所做的，强至又与曾公亮有姻亲关系。’安石说：‘强至也是赵抃的亲家。’强至是钱塘人，当时任大名府路机宜，所以皇上怀疑是强至所作。群臣论述常平法的奏疏，皇上全都交给安石，安石又对皇上说：‘这些奏疏只有韩琦的还可以辨析，其余人的完全不合情理，不值得辨析。’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范镇说：‘自古以来，从未有天子开设课场的。’ 王安石说：‘范镇所说的话，如果不是陛下稍微看到《周礼》中有这样的内容，他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这一天，陈升之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罢职，皇上坚决挽留他。升之退下后，皇上告诉安石说：‘如果听任升之离去，人们的议论一定又会纷纷而起。’安石说：‘升之有什么意见吗？’皇上说：‘他的心情似乎郁郁不乐，只是不说罢了。’安石说：‘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常有不同意见，臣本来就不敢曲意顺从。历来参知政事大多由宰相引荐，只有宰相能够议事，参知政事只是唯唯诺诺而已。欧阳修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不能改变韩琦的作为。臣任职中书，吏人都感到惊怪，认为不应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本来就熟悉近来的事务，不能平心对待，臣也多次对人说过。臣在皇上面前议论，即使皇上有所指示不恰当，也从未敢阿谀顺从，怎么能容许臣阿谀同僚呢？考察臣侍奉皇上的情形，即使是同僚，也可以谅解臣的本心了！’皇上说：‘你既然承担政事，难道会苟且顺从人情吗？’丙申日，右正言孙觉说：‘臣私下看到制置三司条例司统一拟定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主要有七点。至于论述收散钱粮、出入钱物的弊端，以及将来导致陷失、人人都能看见的问题，却全都置之不论，反而援引经义，附会先王之法；对于这种防微杜渐、将要招致怨恨和灾祸的做法，臣可以尽力陈述，其条目有三点。’右正言李常说：‘王安石以文章闻名于世，行为品德得到皇上信任，却不以仁德为根本来发布号令，不考察义理来治理财赋，反而辅佐陛下施行这种使百姓受害、使众人怨恨的办法。曾公亮、陈升之、赵抃都位居百官之首，亲自辅佐大政，却在这些议论上犹豫观望，始终没有坚持。谏官有的因为与执政隔绝而不能进言，有的暗中相互附和，天下四方的百姓蒙受毒害却无处申诉。臣对于安石，虽然有旧交之谊，但如果怀有私情而不说，谁还会替朝廷说话呢？中丞吕公著已经极力论说此事不可行，请查照臣过去多次的奏疏施行。’张戬说：‘天下的议论难以掩盖最公正的道理，关键在于圣明之主，行动必须遵循义理。无所偏爱、无所憎恶，只与义理相合；有人建议说这样做有利，便试行它，如今已经知道有害而改罢，这是顺应天下人的心愿，成就天下的事务。过去认为不对而今认为正确，有什么可怕而不肯改呢？’监察御史里行程颐说：‘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显现时看出端倪，聪明的人能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何况如今事情的道理已经明白，容易看出，如果不趁着时机赶快决断，越是坚持不改，必然留下后悔。后悔之后再改，造成的危害已经很多了。近日条例司驳斥大臣的举动，把不奉行命令的官员一概弹劾，完全压制了公议，先已失去众人的心。权衡事情的轻重，还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请查照臣先前所说的意见，早日赐予施行。’于是进呈孙觉的奏疏。王安石认为孙觉所说无礼，读到没有结束便停止了。皇上说：‘人们的议论何至于只是这样？’安石说：‘从大臣到台谏，如果群臣有不同意见，人们的议论就会这样纷纷，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赵抃说：‘如果人情不服，即使由大臣主持，也免不了有人议论，濮王之事就是这样。’安石说：‘先帝的诏书明白说，濮安懿王的儿子不称濮安懿王为父，这是什么道理？’（其余见《濮王议》。）皇上说：‘宗室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纷纷议论？’安石说：‘因为两府大臣共同议定，所以大臣没有动摇；又因为陛下不怀疑，所以异论无从产生。’皇上说：‘均输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议论？’安石说：‘人们的议论难道少吗？吕公著因为江西的事情便攻击薛向，说薛向体量江西的文书是先到的；他的意见没有奏效，所以意气受挫，不敢再对常平之事妄加诬陷。

译大臣本来就不高兴，只是陛下刚即位时，认为这是善政，所以不敢发表异议。然而从一开始施行，他们暗中就想加以阻挠破坏，后来更是想出各种办法。后来陛下每次召见提举官入殿，总是询问新法是否便利，人人都知道陛下心中有所怀疑，所以内外勾结，共同制造妄说。’陈升之说：‘怎么能让皇上不询问群臣？这都是提举官在各地夸大妄为，所以才导致人们议论。’安石说：‘提举官到任不过查问几处，如果是妄为，就必定应当有事实；完全没有事实可说，那么他的话怎么可以听信？’皇上又谈到程颢的奏疏，安石说：‘程颢到中书时，我略微告知他，方镇在阻挠、毁坏朝廷法令。朝廷加以申明，使人知道法令的本意，不能说这是驳斥大臣的奏章。’程颢于是说：‘大臣论列事情，应当有所包容；这样做是损害义理。如果不申明法令的本意，使朝廷内外都知道，那么就是放纵邪说欺骗百姓，使诏令的本意反而不能向天下人说明。这样一来，异议怎么会停止呢？’ 诏书和程颢的奏疏依据朱本附录于此。《日录》记在十四日乙巳日，新本删去了。皇上因谈到台谏官，说不能失去人心。安石说：‘所谓得到人心，是因为合乎义理。义理正是人心所喜悦的，不只是人心如此，天地鬼神也是如此。先王能够使山川鬼神无不安宁，是因为行事合乎义理。假如合乎义理，即使周公使四国都背叛，也不能说是失去人心；假如不合乎义理，即使王莽有几十万人到宫阙称颂功德，也不能说是得到人心。’《日录》记在三月四日乙未日，《末本》附在五日丙申日，今依从后者。另一天，安石与韩绛请求皇上再次晓谕台谏，不要让议论纷纷。皇上说：‘哪里有这么多口舌可以去说服人？’皇上又告诉安石，命令他稍微修改常平法，以符合众人的议论。安石说：‘陛下正要用道义战胜流俗，这与作战没有区别。如今稍稍退却，便等于坐等被流俗战胜了！’吕公著多次上奏请求罢免提举官。王安石读到‘取大臣章奏，驳斥并巧为辨说，布告天下’时，皇上说：‘这样的话，韩琦怎么会不动心呢？’安石说：‘朝廷制定合乎道理的法令，如今藩镇逐条加以驳斥，而执法之人却不认为这是错误；方镇写出不合道理的奏章，朝廷反复晓谕，执法之人却替他巧为辨说，这就是把非理说成正确。言事官本来应当逐条辨明其中的错误，以启发陛下的聪明，这才可以。如今只说“巧为辨说”，却不指出辨说有什么不当，那么他们的情形就可看出来了。’皇上惊怪地问[3]：‘上下之间议论纷纷，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安石说：‘陛下制定法令，宰相在上面动摇它，御史中丞在下面动摇它，方镇又在外面动摇它，却根本没有人与陛下并肩前后奔走、替陛下抵御外侮，那么人情怎么会不到这种地步呢？’又读到‘只命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理’时，安石说：‘此前曾公亮也有过这样的奏议。陛下试想：府界如果没有提举官，只有吕景，那么这项法令早就不能施行了。京西没有提举官，上面有提点刑狱，已经有人说人人都不愿意。以此来验证，不设置提举官而交给其他司，事情一定办不成。’皇上担心官吏轻慢法令而不奉行，安石说：‘提举官虽然地位低，但奉朝廷命令出使，尚且还没有敢于按察举发州县违法之事，就已经纷纷认为这是欺凌州县。言事官本来应当替朝廷守法，却反而结党附和流俗。这样难道是正确的道理吗？’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皇上派刘有方告诉司马光，因光多次推辞避让，已经下令褒奖，任命为银台司，不再施行，又下诏命有方传达旨意，仍旧任职。这一天，光到崇政殿入对，因行再拜之礼谢恩。皇上说：‘这个任命还没有撤销，朕特意加恩于你，你为什么抗命不接受？’光说：‘臣自知对朝廷没有能力，所以不敢接受。抗命的罪小，尸位素餐的罪大。’皇上说：‘你接受任命而振作履职，就不算尸位素餐了。’光说：‘如今朝廷所施行的事情，都与臣所说的相反，臣怎么能免于成为尸位素餐之人？’皇上说：‘相反的是什么事？’光说：‘臣说条例司不应当设置，又说不宜多派使者到外地扰乱监司，又说发放青苗钱会害民，这难道不是相反吗？’皇上说：‘如今士大夫喧嚷不安，都是因为这些话。你作为侍从之臣，听到了这些话，不得不对朕说罢了。’光说：‘不是这样。先前刚开始议论时，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论，认为如果果真施行，必定会使天下喧嚷不安。当时士大夫往往还不知道，百姓更是本来不知道，并不是因为受到浮泛议论的逼迫才这样说。’皇上说：‘进言的人都说：法令不是不好，只是所派的人不合适罢了。’光说：‘臣看来，法令本身也不好，所派的人也不合适。’皇上说：‘你看过原来的敕书吗？’光说：‘没有看过。’皇上说：‘原敕没有命令强行摊派，宿州却强行把陈小麦摊给百姓，卫州又把钱粮滞留不发。朝廷已经命令查勘违背敕令、强迫百姓的人，朝廷本来就不会容许这种事。’光说：‘敕令虽然没有命令强行摊派，但所派的使者都暗示要强行摊派。例如开封府界十七县，只有陈留县的姜潜把敕令榜文张贴在县门和四门，听任百姓自行前来，请求后才发给，最终没有一个人来请求。由此看来，其余十六县恐怕都不能免于强行摊派。’皇上说：‘你所说的敕书还在禁中，朕想再次发给你，你应当接受，不要再推辞。’光说：‘陛下如果果真能够实行臣的意见，臣不敢不接受；

译如果不能实行臣的意见，臣即使死也要坚持，必定不敢接受。况且诏令多次下达而臣多次拒绝，这会使臣的罪更加严重，也会使陛下的威令不能施行，上下双方都有损失，愿陛下不要再发出诏书。’皇上说：‘你何必这样专门追求虚名？’光回答说：‘凡是群臣能够任职两府，和从地上升到天上有什么区别？臣与其追求虚名，哪如享受实际利益？只是臣不敢没有功劳而接受俸禄罢了！’皇上说：‘你所说的事情，都不是你的职分。’光回答说：‘臣只怕接受敕告以后，就不能再谈职分以外的事情。如今不接受，是因为贪图陈说国家的急务，并不是为了自身。’皇上再三敦促劝谕，光再拜坚决推辞，皇上说：‘应该再想一想。’范镇被罢为通进银台司。起初，范镇说：‘韩琦奏请的事情中书自当施行，不必下交条例司；也不应当命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多次晓谕范镇执行，范镇仍然不肯。正逢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皇上允许了。范镇又封还诏书，说：‘臣所陈说的大体与光相同，既然光追还了新的任命，那么臣也应当受到加罪责罚。’皇上命令再次送下让范镇执行，范镇又封还说：‘陛下亲自任命光为枢密副使时，士大夫交口称庆，都说这是任用了合适的人；至于坊市中的普通百姓，也没有不欢喜的。如今一旦追还敕告，不只是诏命反复，更恐怕会阻挠光正直的议论和忠诚的谋划。’皇上不准许，把诏书直接交给光，不再由银台司下发。范镇说：‘由于臣没有才能，使陛下废弃法令，使有关官司失职。’于是请求解除银台司职务，皇上准许了。皇上在集英殿主持进士考试，叶祖洽说：‘祖宗多采取因循苟简的政治，陛下即位以后革除而更新，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详见《科举》。） 校勘记 [1]“好以”：原本作“好臣”，根据文意改。[2]“果是”：原本作“果见”，根据文意改。[3]“怪问”：原本没有“问”字，根据文意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六十九卷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