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七神宗皇帝

译宰相不押班 治平四年四月乙卯日。起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多次说韩琦自嘉祐末年起专擅掌握国政，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请求罢免他。这一天，王陶于是极力诋毁韩琦，心想一定能够把他逐出朝廷。后来皇上没有批准，王陶才感到失望。辛酉日。此前，御史台把文状递给中书说：“查考《皇祐编敕》，凡正衙常朝以及横行，都必须由宰臣立班。常朝之日轮流由一名宰相押班，平常多依据赞引官的引导。既然官称宰臣，就不能不过来。私下担心上述编敕规定另有变更替代，已经不再施行。请求明白下达指示。”当时是闰三月己丑日（己丑日，即三月十一日）。中书没有答复，御史中丞王陶于是把文状送给宰相说：“天子刚刚即位，不应废弃朝廷礼仪。”中书又没有答复，王陶于是弹劾韩琦、曾公亮不守臣节，甚至引用霍光、梁冀等事作比，说韩琦骄慢君主的神色超过霍光。并且说自己想保全韩琦的宗族，所以才弹劾他。奏疏大意说：“韩琦等人长久居于高位，新近辅佐继承皇位的君主，却忽然把百官瞻望的朝堂看得如同内室；把艰难行再拜表议之礼看得重如丘山。他们阻挠台谏文书，侮慢傲视风宪官员。应当给予显明的惩罚，用以整肃百官。” 据《会要》记载，王陶在闰三月十一日询问押班之事，他的弹劾奏疏必定在这个月，只是不知道具体日期。《日录》说：“闰三月十一日，呈递台官所说：宰相应当每天在文德殿押班，呈递完毕后，因为退朝较早，便轮流在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说两位宰相不赴文德殿押班，进呈并留下来当面陈说完毕。”可以参看这些记载，以求更加详细。甲子日，韩琦、曾公亮再次上表待罪，诏书答复不准，并且截断以后递来的章奏。韩琦再次上表，此事据韩琦文集及王珪的答诏。乙丑日，王陶入朝答对说：“近来我弹劾韩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韩琦等虽然上表待罪，但最终仍不肯前往。还有，我说郭逵是小人，不堪担当重任；王举元、蔡挺、薛向转任升职，次序不当；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王中正等应当罢免。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施行。大概是我的才识浅薄，所说的全都不正确，怎么还能继续担任风宪官？请罢免我的职务，授予我一个闲散郡的职位[1]，我不敢再进入御史台，愿回到私宅待罪。”他又向中书申诉请求退职。韩绛、彭思永等也按例受到责降。韩琦也多次请求罢免，皇上不准，于是称病在家不出。丙寅日，皇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担任御史中丞，与王陶互换职务。丁卯日，司马光入朝答对。皇上告诉他说：“已经任命你为中丞了。”司马光说：“言官之职是人们所畏惧的，我不敢推辞。但王陶说宰相不押班，宰相最终也没有前往，而王陶很快就被罢去言官之职。即使不押班只是小事，王陶的言论有过失，但爱惜礼制、保存旧例，本来就不能废弃。近来宰相权力太重，如今又因为王陶进言宰相而罢免他，那么御史中丞一职就不能再担任了。请允许我等到宰相押班以后，再接受诏命。”皇上答应了。当时，任命司马光为中丞的诏书已经进入中书，而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的诏命，中书独自扣留着没有下发。戊辰日，参知政事吴奎、赵概当面进见，坚持请求把王陶贬出朝廷，皇上不答应。他们请求恢复授予王陶枢密直学士，让他兼领群牧使，皇上答应了。后来皇上亲笔批示交给中书，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当时宰相还没有入朝，吴奎立即写奏疏说：“臣虽然极其愚钝，难道不知道废止、扣留诏旨是罪过极重的吗？然而陛下刚刚即位，圣德日益更新，上天助成顺利，风雨也按时调和。可是自从闰月以来，寒暖失调，暴风多次发生。如今时雨失常，旱涝不调，螟虫等灾害滋生，危险的传言纷纷传播，使群臣听闻后震惊。推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过错不在别处，只在一个王陶而已。按王陶的天性浅薄险恶，只看重权势利益，巧诈反复，情态多端。探究他的内心深处，真还不如市井小人。陛下应当知道，我这是在说臣自己，还是在说王陶呢？王陶凭借台官制度弹劾，举出职掌即可，何至于引用背负芒刺、视人为跋扈等说法，肆意深加诋毁？由此可见，王陶处心积虑，就是要排挤陷害大臣，煽动众人，使众人归附自己，谋求威势和权柄，暗中玩弄国政。臣等早已多次陈说，想请把王陶调出朝廷，让他反省过错。陛下对此事顾虑很重。如今只任命他旧职并授予差遣，臣等没有坚持义理力争，已经犯下大罪。现在如果又执行内批，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就是让他因为过恶反而得到更好的升迁，不仅使臣等被众人轻视、无法立身，还会使天下人把陛下看作什么样的君主呢？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正直之道直言进谏，反而被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凭借琐碎狡诈之术成为他的心腹，天下至今仍称德宗为最昏暗的君主。臣诚心希望陛下向上效法尧舜和三代君主，不愿陛下成为被万世讥讽的唐德宗。王陶不被贬黜，陛下就无法责成内外大臣尽力施展，兴复正统。希望陛下不要沉溺于私情，果断决定而不要疑惑。邵亢也因攀附依从，担任谏官之长，却不能坚持正论，轻率地被王陶驱使，妄加言说，应当显明地贬黜他，以警戒群臣。

译臣擅自违背诏旨，罪过本来就深重，也请求一定依法施刑。”己巳日，吴奎于是称病卧在家，请求罢免政务。皇上把吴奎的奏札封起来给王陶看，王陶立即上奏推辞谢罪，不久又弹劾吴奎依附宰相、欺骗天子等六项罪名，奏疏大意说：“臣私下看到吴奎有死党般的节操，又用深沉雄辩来辅助，具有大奸之才，却用博闻强记来掩饰。他年轻时攀附文彦博，凭借并不相称的才能取得科名。担任谏官后，又附会文彦博，欺骗蒙蔽仁宗，暗中谋划培植维持其势力。后来被唐介弹劾而遭贬，当时士大夫和朝廷官员都以他的为人可耻，把他看作‘谏贼’。吴奎做小官时，也曾受到富弼的知遇。等到富弼执掌国政，翰林学士出现空缺，富弼因为吴奎属于朋党，又被仁宗疏远轻视，久久没有补任，吴奎非常怨恨，便指使韩绛弹劾富弼，以发泄私愤。臣与吴奎有旧交，也曾规劝他不要背弃君主而依附权臣。等到臣担任谏官，又谈到他的党羽韩绛、陈升之等人，牵连到文彦博，从此他便暗中对臣怀恨，视臣为仇敌。后来韩琦援引吴奎担任枢密大使，谏官杨畋愤恨他的奸邪，进行论奏，恰逢杨畋病死，吴奎便窃取了他的职位。等到服丧期满，本应重新进入枢密府。他看见韩琦正结党倾覆文彦博，又看到韩琦的声望、地位和势力比从前更盛，文彦博的力量已经不能再引荐重用陈升之，于是自己陈述从前曾被唐介弹劾文彦博、并说他附会之事，担心与文彦博同在枢密府不便。他的意图是宣扬文彦博过去的事情，同时想结交讨好韩琦；又担心将来言事官会拿这件事弹劾自己，所以抢先上奏陈说，使此事不能再被揭发。陛下看看吴奎这几件事，他天性险恶浅薄，只以权势利益为标准办事，巧诈反复，情态多端。探究他的内心深处，真是连市井小人都不如。这些话究竟是在说臣，还是在说吴奎自己呢？”他又说：“仁宗自从至和年间服药以后，临朝时简约沉默，政事不再严格精选任用，官员任命全都归于宰执。然而他能够把心腹和耳目托付给台谏官，大臣仍然心怀恐惧，不敢安然作奸。先朝继承统绪以来，皇帝深居九重，过了很久才亲自处理国政，处境危险疑惧，只怕权力被侵夺，想有所作为却不能，想进言又不敢，处处受到束缚牵制，连进谏都来不及。韩琦等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对，思考巩固宠信、保住职位的办法，于是讨好媚奉先帝，尊崇濮王，满朝廷的正直议论都突然不顾。他们使君主与台谏官自行结成仇敌，忠诚正直的人被斥逐到外郡，人心不平，舆论汹涌。先帝后来虽然追悔，也因受到牵制而不敢改正，终于忧闷成病，突然结束一生。韩琦等人正以两朝顾命大臣自居，回头看待朝廷，只按自己的愿望行事。而且韩琦执政一年，从两府大臣到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没有不是他的亲旧，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定驱逐，依附自己的人一定升迁。中间立场的人各自只顾自身打算，进言一定不被采用，反而适足以助长祸患。臣是陛下在东宫时的旧臣，又担任御史台长官，韩琦等人亲自受到臣的弹劾，不敢自己出面，于是吴奎替韩琦谋划，攻击臣以报私怨。从今以后，还有谁敢进言？臣担任执掌风宪的职位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被远远斥退，难道臣有谋求亲自掌握国政、暗中玩弄威权的迹象吗？”他又说：“陛下想授予臣翰林学士之职，臣哪里敢当？愿意听从吴奎的话，把我投置到散地。臣决意退处，陛下本来已经看清了。伏望陛下怜悯，使臣得以脱离强臣的怨恨和仇视，日后保全名节而死，归骨九泉，这就是臣的幸运。”侍御史吴申上奏说：“按照旧例，御史中丞因进言而请求罢职，居家待罪，朝廷下诏不准，有时还召回御史台，多次召见，等到他坚决辞去以后才允许离去，这是为了看重风宪之职，尊重耳目之官，礼待正直之臣，以激励他们守节。王陶今天上奏，第二天就任命别人代替，罢免之快从来没有这样严重的。请留下王陶，让他照旧任职。”吴申又上疏弹劾吴奎有无视君主的心思，列举他的五项罪行。皇上亲笔札子赐给知制诰、知谏院邵亢，催促他进呈任命王陶为学士的诰命。邵亢于是说：“御史中丞的职责在于弹劾，阴阳不调，过错由执政大臣造成。吴奎所说颠倒是非，有失大臣的体统。陛下刚开始亲自听政，命令一下便废止，凭什么号令天下？”皇上因此产生了驱逐吴奎的想法。司马光入朝答对，皇上也把吴奎的奏章给他看，司马光请求停止任命王陶为学士，只恢复他的旧职。皇上答应了，后来又想授予王陶侍读学士。司马光退下，第二天（二十二日，即己丑日）又上奏说：“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的资序等级大致相同，如果授给王陶这个职位，臣担心吴奎一定不肯出任。陛下刚刚即位，大臣屡屡有人不能安居其位。吴奎一向以质朴正直著称，万一因此受到激发而采取过当行动，如果立即罢免他，就会深深失去士大夫的期望；如果多次下诏而他不肯出任，则更加损害陛下的威信。况且王陶既然因进言不被采纳而辞去台职，在待罪期间，如果又加给他美好的官职，臣私下料想王陶也不敢接受。希望圣上仁慈，只恢复王陶在担任中丞以前的旧职，那么吴奎此前已经商量过此事，也不敢不出任。王陶既然得到旧职，接受它也安心，这样或许可以避免纷争，免得再次损伤朝廷的大体。臣承蒙陛下虚心下问，不敢不奏。” 庚午日，皇上批示交给中书：“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分诋毁大臣。王陶任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身居执政，却弹劾御史中丞，把手诏作为内批，扣留三日不下，任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吴奎请求以本官出知潍州，皇上不准。司马光又上奏：“外间议论纷纷，都认为吴奎不应离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吴奎一向比王陶声望高，虽然这次他封还诏书后径自回到私宅，举止言语颇有过失，但外廷之人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只看见陛下因为王陶的缘故罢免吴奎的政务，处罚太重，怎能不如此惊怪？臣担心其余大臣都不得安心，各自请求引退。陛下刚刚登上大宝，先帝的梓宫还停殡着，如果满朝大臣纷纷全部离去，对四方观听而言非常不合适。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收回任命吴奎知青州的敕告，并且暂且让吴奎留在政府，以安慰士大夫的愿望，安定大臣的心意。陛下因为吴奎违背诏命而贬黜他，威令已经施行；又嘉许吴奎质朴正直而留下他，用意尤其美善。”

译吴奎起初受到重大的谴责，被陛下英明果断的决定震慑而服从，最终得到宽释，感念并拥戴陛下深厚的恩德，君臣上下都欢喜，这实在没有什么损害。从前汉高帝怀疑萧何接受商人的金钱，把他械系入狱，因王卫尉的一句话而下令赦免，使他恢复原位，君臣之间的恩礼相待如同当初。何况这只是出于人情的一次举动，又有什么不能留下的呢？陛下一向知道臣不是结党依附大臣的人，所以臣才敢不避嫌疑，尽情把话说完，只是为朝廷爱惜大体罢了。”皇上不高兴。司马光作为中丞告假时正在閤门，皇上又把他召入，过了三天，才把诏令交给中书。此前，皇上把王陶的奏疏封起来给韩琦看，韩琦上奏说：“臣不是跋扈的人，陛下只要派一个小黄门来，就可以把臣捆走了。”皇上因此有所触动，询问知制诰、知谏院滕甫，滕甫说：“宰相不押班确实可以治罪，但如果说这是跋扈，就是欺骗天子、陷害他人了。”吴奎被罢免政务时，韩琦仍在告假，曾公亮正侍奉在旁。赵概又上奏请求给吴奎增授一官，任户部侍郎。辛未日，曾公亮入朝答对，恳切请求留下吴奎，皇上答应了。壬申日，追回吴奎知青州的告身，召他到延和殿答对并加以慰劳，让他恢复担任参知政事，说：“成王难道没有怀疑过周公吗？”皇上起初商议罢免吴奎时，对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说：“吴奎罢免后，应当由你代替。” 张方平极力辞谢。皇上说：“你历事三朝，从不阿谀依附，左右近臣也没有人为你事先说情，可以说是独立而杰出了。先帝已经想任用你，如今又为什么推辞呢？”张方平说：“韩琦长久告假，心里想保全吴奎。吴奎一旦罢免，必定再也不能起用。韩琦的功勋关系王室，希望陛下恢复吴奎的职位，亲笔写诏札告诉韩琦，以保全君臣始终相待的情分。”皇上叹息了很久，接着拿出一张小纸写道：“吴奎身居执政却攻击中书省官员，说朕的手诏是内批，扣留了三日不下，不罢免他，可以吗？”张方平又像先前一样劝说，皇上最终听从了他，于是派内侍张茂则把亲笔札子赐给韩琦说：“卿扶立先帝，功劳在王室。自朕继承大统以来，虚心依托仰赖卿，只有同心同德，哪里容得下离间之言？昨天王陶等人的言论过分诬蔑，至于事情的道理，朕自会明辨。但中丞多次受到斥责，颇为震动朝廷议论，想授给他学士之职，意思是以美好的升迁向他表示，实际上是让他离开言路。没想到卿也上表突然避位，这是彰显朕的失德，更加惊动天下人的听闻。现在已经处置王陶，恢复他的旧职并出知陈州，这是君臣大义，卿不要因此介意。国家的祸福，卿应当和朕共同承担。这些话发自真诚，想来卿应当知悉。” 吴奎恢复职位以后，邵亢又以此事进言。皇上亲笔札子告谕邵亢说：“这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使那个坚卧不起的人出来罢了。”所谓坚卧不起的人，大概指的是韩琦。王陶为人俊秀机敏，眉目疏朗秀美，擅长书法，只是辩论急迫，神色严厉而内心怯弱。他起初侍奉韩琦非常谨慎，所以韩琦很器重他，很快提拔任用。王陶暗中知道皇上不满执政大臣专权，担任中丞后，谋划更换安置大臣，把宰相的空缺看作自己的位置。陈荐秘密劝韩琦提防王陶，韩琦不相信，王陶果然弹劾韩琦。《琦传》说：“英宗即位后，韩琦编列群臣姓名，分别品评后进呈，其中最器重的是王陶，首先加以提拔任用。后来发现王陶谄媚，便疏远他。等到王陶担任御史中丞，心里仍不满足，于是弹劾韩琦。世人更加由此知道识别人是困难的。”考察起来，所谓发现王陶谄媚、稍稍疏远王陶，恐怕是修饰之辞，现在不采用。当初建立东宫时，英宗命令任命蔡抗为詹事，韩琦于是推荐王陶。文彦博私下对韩琦说：“何不只任用蔡抗？”韩琦没有听从，于是把两个人都任用了。等到韩琦被王陶攻击，文彦博对韩琦说：“还记得任命詹事的时候吗？”韩琦非常惭愧地说：“看清事情太晚，真应该挨打！” 此事依据司马光《日记》，其中说文彦博对韩琦说：“詹事旧来没有两名。”考察太宗升储时，林特、张士逊二人曾同时兼任詹事。所谓旧来没有两名，或许说的是唐代制度，现在不采用。《日记》又说：乐道因为太子即位，不接受詹事敕命，执政大臣答应了。此事还应考察。旧纪记载：诏书说王陶过分诋毁大臣，罢去御史中丞，任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奎身居执政，弹劾御史中丞，扣留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新纪只记载吴奎被罢免，仍未记载原因。据《五朝史》的体例，应当采用旧纪。五月，御史台官员既已被贬黜罚处，宰臣韩琦、曾公亮说：“臣等近来因为御史中丞王陶弹劾我们不过文德殿押班一事，先前曾当面奏明：过去因为在前殿退朝后，较晚才到中书聚厅接见来客，每天还有机密政事需要商议，所以来不及押班，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多年，并不是从臣等开始的。如今考察唐代以及《五代会要》，每月总共九次在延英殿召见。由此可知，其余不召见的日子，宰臣必须到正衙押班。等到延英殿召见宰臣，如果当天还没有驾临内殿前，便令閤门使传宣放班，那么宰臣显然就不必再到正衙押班。本朝自祖宗以来，接连临朝，由宰臣奏事。祥符初年，敕令宰臣按照旧例赴文德殿押班，当时似乎没有经过讨论，所以实行不久，渐渐又废弛了；这是因为中书退朝后议政往往超过时刻，如果每天赴文德殿押班，机务就会受到妨碍。希望下令太常、礼部详细考定典故。”皇上同意了。司马光担任中丞后，便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宰臣又有文字，请求下令礼官详细考定是否应当押班。臣听说，君王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本来应当同心协力，辅佐君主。

译如果各自分成彼此，互相争胜负，只想求得自身安稳，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近来御史中丞王陶请求宰相按照旧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如果听从他的请求，哪里会有后来的纷争？可是宰相坚决执意不实行，彼此反复激发，终于导致王陶言语失当。如今王陶已经调出朝廷，宰相也已经押班，臣认为朝廷可以无事了。然而宰臣又有这样的奏疏，万一礼官有人迎合旨意，认为宰相不应押班，台司想默不作声而不说，那么朝廷的礼仪就会因此废弃；如果想辩论是非，又将永无休止。陛下刚刚即位，四方之人都抬头侧耳观察政治教化，可是朝廷听不到庄严和谐、人才济济的风气，反而屡有脸色改变、彼此争执的丑态，臣私下替陛下惋惜。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命宰臣按照本朝旧制押班。已经下到礼院的文书，请求不再让他们详细考定。”癸未日，皇上批示：“从今以后，宰臣在春分以后于辰正时牌上到垂拱殿处理政事，未退朝以前，不再赴文德殿，命御史台在放班之前下令。太常礼院详细考定的指挥，不再施行。”后来司马光又上奏：“臣私下看到，历来在垂拱殿处理政事，比及中书、枢密院以及其他臣僚奏事完毕，春分以后，很少有超过辰初的；秋分以后，很少有超过辰正的。自从陛下临朝以来，只有近来因服药，曾在辰牌以前驾临入内，其余时间都在辰牌以后。然而从今以后，在没有事情的日子，宰臣永远不赴文德殿，臣私下认为文德殿是天子的正衙，宰臣是百官的师长，既然率领百官在那里参加常朝，宰臣按理就应当押班；这正是前代的旧规，自祖宗以来从未改变。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命宰臣完全按照本朝旧制押班。如果陛下因为先前已经下过手诏，确实想限定时刻，那么请在春分以后遇到辰正时牌上、秋分以后遇到巳牌上，仍依手诏施行，这样或许还可以使这一礼制不至于彻底废弃。”于是下诏：春分、秋分以后，在辰正时牌上于垂拱殿处理政事，未退朝时，宰臣不再到文德殿押班。《实录》说：按照旧例，宰相奏事完毕后，赴文德殿押班。后来奏事有时直到太阳西斜还没有结束，因此不再经过文德殿，渐渐习以为常。等到王陶担任中丞，弹劾宰相违背旧例、不恭敬，于是百官到了巳时以后几刻还不能退朝，大家都感到厌烦困苦，所以有了癸未日的诏书。现在不采用这段记载。戊子日，龙图阁直学士韩维出知颍州。当初，王陶被罢去御史中丞而任翰林学士，韩维说：“宰相跋扈，依法应当治罪。御史中丞所说如果正确，宰相怎么能没有罪？如果御史中丞说得不对，怎么能只罢去台职就算了？如今反而任命为翰林学士，这是升迁。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的是非，使他背负恶名，产生不能自安的心情，又使进言的人无罪而罢去，使远方的人疑惑。希望在朝廷上当着群臣的面答对，使是非两方面都得到判明。至于吴奎，御批罢免参知政事，升一官出知青州，韩维认为吴奎素来有学问，敦厚谨慎稳重，可以任用办事，提拔为参知大政，众人都说用人得当。如今才几个月，只因论事时稍微失于婉转顺从，便加以斥逐。进退大臣，不应当这样。而且执政大臣被罢免就是降黜，如今又升官，便成了褒奖升进，道理上难以同时成立。这与王陶罢去中丞而加授翰林学士有什么不同？赏罚是用来使天下人的耳目明辨，怎么可以不谨慎呢？”王陶出任外官后，韩维也多次请求调出朝廷。皇上同意了。尚未出发，又改任汝州。《日记》说：乐道与长文争吵时，秉国、曼叔、彦先相继上殿进言。乐道出朝后，秉国也请求出任外官，于是命他出知颍州。侍御史吕景出任濠州通判。当初，吕景被罚金后，因而进言说：“自从臣进入御史台，刚刚超过两个月，凡是论奏之事，都不敢阿谀依附。臣曾说枢密府掌握兵权而又兼领方镇，对体制不便，请求罢免郭逵签书并宣抚的职任。又说宰相在文德殿立班，本是祖宗旧制，如今既然废弃，损害国家体统。”他又说：“王举元四年中八次升迁，蔡挺资历浅而任用过快，夏倚升擢过于优厚，陈汝羲贪婪邪恶而阴险，不应召试。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施行，大概是臣才识浅陋，不能使圣心醒悟。如今王陶已经降职出任外郡，而臣只受到罚金，按臣的道义，怎么敢苟且安居？希望罢免臣的言责之职，明显加以贬黜降职。”他三次上奏待罪，所以有了这项任命。王陶到陈州后，上表谢恩并报告到任，全文有几千字，专门诋毁执政大臣。大意说：“预先知道自己是孤立尽忠的人，必然会触犯众人的忌讳。当权臣长久强盛，众党又已经深深结聚。俸禄被从王室夺走已有十年，政权掌握在私门已有三代。进言触犯意旨的人必定立即斥逐，立朝守正的人则公开遭到忌恨。听到手诏一下，就迁怒而责罚别人；议论修建山陵的一项费用，就怀着愤怒显露在脸色上。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的人被视为大恶，一心依附自己的人被视为至忠。”又说：“正庆幸年幼的君主足以欺凌，哪里想到上天的警戒值得畏惧？”又说：“元台高卧在家却掌握要害，次辅仿效他而更加凶悍。夜里从上阁取得敕告，藏在私宅；早晨请求在御前传召，却把敕告押回政府。改变君主心意容易得如同转动拳头大小的石头，夺取君主命令轻得如同鸿毛。从前真宗久病，丁谓玩弄权力，已经离开又被留下，后来与他一同作恶的人，尚且还两次上奏称病，稍微挟制他以为邪，尚且不敢立即毁掉制书，让他毫无名义地恢复职位。”皇上一向喜欢王陶的文章，常常能够背诵。执政大臣愤怒，准备请求治他的罪。司马光说：“臣私下听说政府认为王陶上表的言辞狂妄放纵，任意诋毁，许多地方超过其本分，想要上奏，请求加重降职责罚。

译如果确实如此，恐怕不能答应。为什么呢？自仁宗皇帝以来，政权委托给大臣，宰辅的权力确实太重。再加上台谏官被贬的很多，而借机指斥大臣过失的很少，于是便因触犯君主的脸色，使威福的权柄暗中转移到臣下。现在正要振作乾刚的盛德，伸张君主的威断，收回权力，以挽救这种弊病。如今王陶任意发泄偏狭之心，失于周详谨慎。”这些话没有保密，流传到远近。王陶虽然确实有罪，但他先前出知陈州，陛下是因为先帝梓宫还在停殡，特意为大臣委曲求全而实行的。现在如果又因为他在表文中诋毁大臣而加重责降，臣担心君主的权力会更加轻微，大臣的势力就会形成，国家兴衰的关键或许正在这里，不能不察看。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在执政进呈王陶谢恩表时，只告诉他们这是急躁之人的言辞，不值得深罪；他先前已经被贬出朝廷，怎么能再加责罚？如果他们再三坚持进奏，陛下应当正色告诉他们：王陶从前担任中丞时，讥刺攻击朕本人，并非没有过分的话，朕也从未因此发怒，是想要开拓言路，难道因为触犯了卿等，就一定要再三责降，才觉得痛快吗？如果他们仍执意不止，陛下只是不再答复，他们自然会退下。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保全王陶，而是想让其余臣僚知道陛下英明威武，万一将来大臣有欺骗蒙蔽朝廷的大罪，群臣才敢进言。所有这些，都是陛下圣明智慧所能自行知道的；臣还这样琐细尽言，实在是承受了陛下非同寻常的恩德，急于报效，不再顾虑避嫌的缘故。”王陶于是得以免罪。吕公著担心皇上被王陶的言论迷惑，将来又召用他，便上疏说：“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朝廷内外都称颂圣明。前些日子因为王陶扰乱天听，上下震惊，后来已经把他贬出朝廷任外藩长官；接着他又呈上一封奏表，历数诋毁近臣，进而说大臣有不轨行为，还泄露了皇上面前的秘密言语。陛下因为他是东宫旧臣，曾经加以眷顾，又认为这是他一时急躁愤懑所为，特别赐予宽容，没有再加重遣责。陛下的恩德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王陶应当日夜反省过错，以报答皇上的仁厚。如今听说他又有奏章，罪恶增长而不悔改，这就是包藏祸心，并不只是出于一时的急躁愤怒。况且以陛下的聪明，至于他指责执政大臣的得失、列举群臣的是非，其中固然也有说得对的地方。如果因此就认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陛下本来不会这样认为，朝廷士大夫也不会这样认为。如今议论的人认为，王陶虽然在外任职，但陛下对他的眷顾没有衰减，以后一定会召回任用。臣私下担心奸邪小人会在奏对之时迎合圣意，遮掩王陶的罪过，说他忠诚正直、敢于进言。希望陛下割舍对一个人的私恩，采纳天下的公论，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产生的根源。不要被偏见和邪说迷惑，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

译宰相辞去郊祀赏赐 熙宁元年八月癸丑日，宰臣曾公亮等说：“臣等看到旧例：南郊礼仪完毕，陪祀官都得到赏赐。如今河朔发生灾害，征调和调用事务繁多，正应当从宫廷内部裁减节省。两府官员的俸禄已经丰厚，赏赐又频繁，在这种时候还照循旧例，实在不是臣等心里所安。希望特别准许臣等诚恳请求，大礼完毕后，停止赐给两府臣僚银绢。”诏令送到学士院，请求决定。司马光上奏说：“议论的人有的认为，两府所得到的赏赐并不多，收回它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反而使待遇大臣的礼数太薄，很有损体统。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用度，要看年成的丰歉，按照收入安排支出，本来就不能在饥荒之时仍奉行丰收年的制度。因此年成凶歉、粮食没有收成时，君主的膳食不享用肺，大夫不吃精美粮食，士饮酒也不以为乐，说明君臣上下都应当深自贬损，以救济百姓的急难。从前庆历末年，黄河在商胡决口，百姓的田地虽然受损，官仓却没有损失，而河北却出现父子相食，饿死的人遍野。如今除了黄河决口，又加上地震，官府和百姓的住宅都荡然成为粪土，接着又连降大雨，仓中粮食腐朽，军粮也将缺乏，哪里还有空暇顾及百姓？冬夏交替之时，百姓一定会非常困苦，比庆历年间更加严重。” 国家难道能坐视不管而不加以赈济救助吗？何况城墙和橹楯需要修缮，河防应当堵塞，各种劳役同时兴办，所需费用不可估量。在这种时候，朝廷上下怎么能不齐心协力，大力节省削减，以救一方的急难？凡是宣布恩惠，应当先施于下；节省用度，则应当从上面开始。如今想削减各项费用，如果不先从贵近之人削减，那么疏远之人怎么肯心甘情愿而不怨恨呢？如果臣子对天下有大功，即使赏赐他山川、土田和附庸，又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只是因为在郊礼中陪位，便接受数百万的费用，臣私下实在感到不安。臣前面所说赏赐没有节制，这也是其中一例。即使臣下不推辞，也还应当削减，何况他们自己已经辞谢，削减它又有什么损失呢？假如只是因循敷衍，姑且得过日子；想削减皇帝车舆供奉的物品，就说低于制度规定，便是大大削弱，不能用来光耀国家；想削减大臣无功的赏赐，就说所减不多，却损害国家体统，不能用来优待贤才；想削减群臣浮冗的费用，就说人情不满，恐怕引发事变，不能用来安定众人。这样一来，国家就永远没有可以节省的日子，百姓也永远没有得到苏息的时期，必定要等到财力枯竭、困穷到了极点才停止。况且君子所趋向的是义，小人所追逐的是利。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用义来褒奖君子，用利来使小人喜悦。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而辞谢赏赐，用来帮助百姓解除急难，这是合乎义的，值得褒奖。陛下顺从而听取他们的请求，正是宽厚，并不是刻薄。不过，两制所得的银绢只有二万匹两，还不足以减轻今天的灾害。况且国家旧制，每逢郊礼，都要大规模赏赐四海，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士卒，无不沾受恩惠，不能对公卿大夫完全不加赏赐。臣愚昧地认为，今后大礼结束后，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所赐都应减半，等到其他年岁丰收，再依照旧制。文武朝臣则不再削减，这似乎较为适中。臣也知道这些物品不能使国家富足，所以才逐渐考虑削减其余浮费，从今天开始。』安石说：『国家费用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光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户计征、像簸箕一样搜刮，以耗尽百姓的财产。这样一来，百姓困穷，流离失所而成为盗贼，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安石说：『这不是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能够不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家用度充足。』光说：『这只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下来，是为了讥讽汉武帝不明智罢了。天地所生的财货物品，数量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桑弘羊能够使国家用度充足，又不取自百姓，那么将从哪里取得？如果果真如他说的那样，武帝末年怎么会有群盗蜂起，还派遣绣衣使者追捕他们呢？难道不是百姓疲困到了极点才成为盗贼的吗？这种话怎么能据此当作事实？』安石说：『太祖时，赵普等人担任宰相，赏赐有时以万计。如今郊礼赏赐的匹两不过三千，哪里算多？』光说：『赵普等人在帷幄中筹划，平定各国，赏赐以万计，不也是应该的吗？如今两府大臣协助祭祀，不过是奏报中严、外办沃盥、奉上帨巾，有什么功劳辛勤，怎么能和赵普等人相比？』他与安石争论了很久。王珪说：『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从贵近之人开始，光说得对。王安石说所费不多，恐怕伤害国体，安石说得也对。只请陛下裁决。』皇帝说：『朕也赞同司马光的意见，现在暂且用“不允”答复即可。』这一天，恰好轮到安石起草诏制，于是根据皇帝面前所说的意思起草批答：『朕刚继承帝位，对于祖宗的制度，还没有作任何改变。你们都是从黎民贤俊中选拔出来的，职位位居百官之首；有的辞谢，有的接受，世人都借此观察朝政，朝廷给予或收回赏赐，是用来驾驭臣下的。贵贱有等级，形势如同堂与台阶。只是先王制定国家用度，要根据时势和民户数量的多寡。如今人口已经繁多，赋税收入也并不少，理财的道理大概有值得思考之处；如果不谋划此事，却姑且只致力于自我削减，只会损伤国体，不合朕心。朕正要同功勋贤能之臣谋划大事，一点点赏赐哪里值得一提？你们所请求的事不准。』公亮等于是再也不敢辞谢。校勘记 [1]“罢职除一闲郡”：原本作“罢除职一闲郡”，据《续长编拾补》卷一校正。[2]“辄令韩绛奏弼”：原本“令”“奏”二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出。[3]“谏屈”：原本“谏”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出。《续长编拾补》句下注说：“二字恐有脱误。” [4]“邈退”：原本“邈”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出。[5]“知制诰”：原本脱去“知”字，据文意补出。[6]“屡斥”：原本“屡”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出。[7]“更不”：原本“更”字上多出一个“更”字，据文意删去。《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五十八卷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