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五英宗皇帝

译恐怕陛下还不能知道两种议论的是非，臣请替陛下分别说明：政府引用《礼》、令文和《五服年月敕》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要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出继的儿子，对亲生父母都称父母。’臣考察认为，礼法必须针对事情制定文字，使人能够明白理解。如今想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要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如果不称他们为父母，不知道应当怎样制定文字。这是政府欺骗天下人，认为天下人不懂文字义理。政府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臣考察认为，宣帝承接昭帝之后，是以孙辈继承祖辈，所以尊他的父亲为皇考，却不敢尊他的祖父为皇祖考，因为那样就会与昭穆次序相同。光武帝从平民起兵，诛灭王莽，亲自冒着箭矢石块取得天下，名义上称中兴，实际上是开创帝业。即使他自己建立七庙，也还不算过分，何况只是称皇考，已经十分谦抑了。如今陛下亲自成为仁宗的儿子，以此承继大业。《传》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家庭不能有两个尊长。’如果又尊濮王为皇考，那么把仁宗置于什么地位呢？政府先前以两位皇帝没有给父祖加尊号为依据，说可以拿来效法；但如果说皇考这个称号也可以施用于今天，那么事情恐怕并不相同。由此说来，濮王应当称皇伯，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希望陛下向上考察古代典制，向下顺应众人的心愿，依照礼制尊奉濮安懿王，像王珪等所议的那样。这也是调和天人关系的一件事情。” 八月庚戌日，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任知制诰，兼判国子监。起初议论追尊濮安懿王时，蔡抗援引《礼》关于为人后及大一统的义理，指陈得十分恳切，眼泪流得满脸都是。英宗平日十分信任和器重蔡抗，因此受到感悟，也流下了眼泪。恰逢京师发生大水，推究灾害的缘由和征兆，认为在于濮王之议。执政大臣想要把他们所主张的事办成，只因蔡抗身在言路，对他们不利，便罢免了他的谏职。九月丙子日，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任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这是依从他自己的请求。此前，贾黯与两制官共同议论，请求称濮王为皇伯，执政大臣没有采纳。他多次到中书省争论，恰逢大雨成灾。当时贾黯已经患病，上疏说：“使宗庙简约，违逆天时，水就不能滋润地下。如今二三位执政大臣明知陛下是先帝的后嗣，却迎合取悦，违背经义，提出立两统、奉二父的说法，因此七庙神灵震怒，上天降下雨水，冲杀人民。”于是称病请求离职，便有了这项任命。十二天后他去世，临终口述遗奏数百言，仍然请求解决濮王之议。十二月，郊祀结束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再次申述先前的主张，请求尽早确定尊奉濮安懿王的礼制，并且说：“国家承受五代遗留下来的弊病，文武政务由中书、枢密二府分别掌管，然而军国大事都可以共同议论。如今议论尊奉濮安懿王，这是体制上极其重大的事情，却始终不与枢密府商议，臣实在不能理解。两制和台谏官论列此事已经半年，外任臣僚上疏反对的也不止一人，而枢密府大臣却安然自得，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如今奸佞之人进言，迷惑扰乱圣上的听闻，中书省明知错误却仍加以维护，坚持邪说，应当有所阐明经义、解释群疑。臣想请求降下中旨给枢密院，并让后来任职两制的臣僚共同详细制定典礼，以辨明是非。事情拖延而不能决定，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的做法。”吕诲不久在延和殿进见答对，陈述得十分恳切。皇上告诉吕诲说：“群臣是担心本宫兄弟众多，将来会过多地封爵，所以才有这些话。”吕诲当即辩说并非如此。退下后又说：“臣私下想，仁宗对堂兄弟一辈尚且大加封爵，何况陛下是濮宫的亲属，谁敢从中阻挠？近日中宫与皇太后接受册命，内外都在欢庆。如果恩泽确实施及天伦，才是盛大的美事，即使非常愚昧的人，也不应进献这种言论。请求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出来，与众人一起处罚！”吕诲前后已经上奏七次，都没有得到采纳，于是请求免去台职、补任外官，又上奏四次，也没有获准。于是弹劾韩琦说：“韩琦请求把濮王典礼交给有关部门议定，后来又两次交给两制官议论，援引汉宣帝、汉光武帝的旧例，想要称濮王为皇考。臣私下推究诏旨，本来并不是陛下的意思，这是韩琦诱导逢迎的过错。永昭陵的土还没有干，仁宗遗留下来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他的心却已经改变，认为上天可以欺骗，导致两宫之间互相猜疑，招致天下人的怨怒，毁谤都归于皇上，这是人所不能忍受的。进言者争论了半年仍未解决，韩琦还要坚持错误，不肯改正，难道能说这是忠吗？”又说：“陛下即位以来，给臣僚进秩、疏封，奖赏功劳、报答恩德，不能说没有做到极致。然而韩琦一点也不谦让收敛，反而更加任性刚愎，半年之内两次请求罢职，没有疾病却坚卧不起，以此要挟君主给予恩宠，还说‘自以为可以树立孤忠，哪里知道正直之道难以实行’。如果他真知道人臣进退的分寸、天道盈亏的道理，就不应在奏章中说出这样的话。”又说：“如今士人舆论沸腾，人心愤懑，难道不应掌握手中的威权，警惕‘履霜’那样由微小征兆逐渐积累的祸患吗？罢免韩琦的执政职任，把他贬居外藩，不只是国家之福，也是为了保全韩琦家族始终平安。” 《濮王申陈》把吕诲弹劾韩琦的奏疏附在三年正月二十七日以后，另外还有斥责韩琦不忠的奏疏五篇，并且牵连到颍府僚友没有任用正直之人，与这里颇有不同。这些内容依据吕诲的奏章。冯洁已《御史台记》也把这篇作为第六疏，和《申陈》记载的相同。但李焘说濮王之议半年未决，那么恐怕不应当在明年；而且明年吕诲已经多次上章弹劾欧阳修，不应当在后来的奏章中完全不提欧阳修。现今综合斟酌，将此附在本年年末，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详定。“不知道正直之道难以实行，自以为孤忠可以进用。”按：韩琦文集记作《甲辰冬罢相表》。甲辰即治平元年。

译三年春正月壬午日，吕诲因为前后十一道奏章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议论，尽早确定追尊濮安懿王的典礼，都没有得到答复。他请求免去台职，也没有得到答复。这月壬戌[4]日，他便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联合上奏说：“豺狼当道，打击驱逐它们应当首先进行；奸邪之人在朝，弹劾怎么敢落在后面？臣等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先提出邪说，妄自援引经书依据，用歪曲的道理取悦君主，以眼前利益辜负先帝，想使濮王蒙受不正当的称号，把陛下陷入错误举措的讥评之中。朝廷舆论听闻后震惊，天下人因此失望。这是政典所不赦、人神共同抛弃的行为，应当交给官吏议罪，以安定众人的心意。至于宰臣韩琦，起初没有深思，固执地想掩饰错误，牵强附会他的言辞，误导圣上的听闻，以至于让儒臣汇集议论。礼院研求此事，经典义理十分明白，众人都说没有什么可以屈曲的地方。他自己知道已经错了，却始终没有为陛下陈明。大臣侍奉君主，难道应当这样吗？曾公亮和赵概身居政府，承受国家厚恩，却苟且因循、模棱两可，从未辨明是非。这样的事如果不加责罚，谁来承担责任？臣等身居言职，情势上不能默默保全自己。请求动用尚方之剑，即使这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施行国家的刑罚，何况典章还在。伏请把欧阳修交给司法部门治罪，确定韩琦等人的罪责，以向朝廷内外谢罪。而且既然议论不能一致，按理就难以让双方同时成立。从前师丹的主张施行，董宏就因罪获刑；董宏的议论取胜，师丹就被废弃在家。臣等和欧阳修，怎么可以同时进用？如果臣等的言论不足采纳，愿意接受流放贬责；对上不辜负陛下任用臣等的本意，对下不废弃朝廷所授的职责。臣等的志愿就满足了！”戊辰日，又上奏说：“欧阳修博通古今，精通文史，明明知道师丹的议论正确、董宏的说法错误，却被私利诱惑内心，神志失去判断。废弃三年不改变的义理，忘记有死无二的节操。仁宗的虞主刚刚附祭于太庙，陵墓的土还没有干，他就突然提出逾越礼制的言论，想遵循衰世的旧迹，使陛下对外失去四海臣民的心，对内违背左右卿士的议论。推究欧阳修的罪过，怎么能赦免？”癸酉日，又上奏说：“欧阳修身居政府，却不能用古代圣明先王达到治世的办法来开阔皇上的心意，使发布号令、施行政令都合乎人心，使亿万人民受到神化的鼓舞；反而迎合君意、求取宠幸，倡导邪说，违背礼制、扰乱法律，不顾大义。将要把陛下陷入有过错的境地，而欧阳修却意气扬扬、志得意满，自以为忠臣。等到近臣集议、礼官讨论，拖延了很长时间，大议仍不能决定，他又牵强附会前代衰败之世实行的错误事迹，来修饰奸邪之言，阻塞拒绝正论，挟持邪说欺骗皇上，内心实在不忠。” 像这样的臣子，怎么可以参与国家政论呢？韩琦包庇恶行、坚持错误，阻挠公议；曾公亮和赵概在其中因循两可，始终不辨明是非，也不是大臣辅弼君主的体制。伏望圣上慈悲，果断独自裁决，把臣等前后所上的奏疏交付外廷施行，这样或许可以分别邪正，使天下人信服。”吕诲等不断论列，而中书省也用札子向皇上自行辩解说：“臣伏见朝廷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两制和礼官请求称为皇伯；中书省的意见认为，事情体制重大，按理应当审慎慎重，必须符合典故，才可以施行。可是‘皇伯’这种称呼在经书、史书中都没有依据。正想把此事交给三省百官，广泛征求众议，以求妥当。陛下屈尊改变心意，亲自下诏中止了议论。但众议纷纷，直到现在仍没有停止。臣认为众议虽然很多，其说法不过有三种：第一种说应当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第二种说宗庙简约导致水灾，这是厚诬天、人之言；第三种说不应以汉宣帝、汉哀帝为法，会干扰统纪，这是没有推究事情本末的议论。臣请求为陛下一一列举并加以辨明。”又说：“正因为在京师建立了庙宇，扰乱汉高祖宗庙的昭穆次序，所以平帝、孔安国等认为立两统、奉二父不合礼，应当毁掉它。定陶共王起初只是称为共皇，在本国建立庙宇，师丹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在京师建立庙宇，想要去掉定陶的国号，不把他与国相联系，逐渐有了进入汉朝正统的意思，于是师丹才大力反对。所以师丹的议论说：定陶共皇的谥号以前已经议定，不再改动，只是说在京师建立庙宇不可行罢了。如今进言论事的人不探究朝廷原来的议论，也不追寻汉臣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事情，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推究本末。中书省的议论，本来是说称伯没有根据，而《礼经》有不改变父母关系的义理。名号尚未确定，所以尊崇的礼制都还没有来得及议论；进言者却立即拿汉朝去掉定陶国号、在京师建立庙宇的事情来诬陷朝廷，说这是扰乱大统，真是过分的议论！”又说：“为人后的人既然已经把所后之人作为父亲，圣人又保存他亲生父母的关系，并不是曲意编造这种说法。因为自天地以来，从来没有无父而生的儿子。既然有父亲生育，就不能讳言他的生身父母。没有儿子的人可以立宗子为后，这是《礼》所允许的；然而怎么能把一个没有父亲生育的儿子立为后呢？这就是圣人不讳言无子，却立别人的儿子为后的道理；也不讳言为人后的人有亲生父母，是因为不能欺骗上天、不能欺骗人。因此为人后的人承受所继宗族的重任，侍奉所后父亲的事业，而不能再归入本宗；他的亲生父母也不能前往参与这些事情。” 至于丧服，可以降低等级来抑制亲疏，这可以用义理裁断；唯独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按理不能改变。”又说：“儿子为父母服丧，称为正服；出继为人后的人为亲生父母服齐衰，称为降服；又为所后父亲服斩衰三年，称为义服。如今如果把亲生父亲称为皇伯，那么濮安懿王就成了从祖父，反而只服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亲生嫡母，却反而服义服。自宗懿以下，亲生兄弟按礼制虽已降服，仍然服大功，这是《礼》规定的齐衰一年，如今反而成了小功；《礼》规定的正服，如今反而成了义服。对亲生父亲只服小功，对宗懿兄弟反而服大功，这就是自古以来不称亲生父亲为伯、叔的原因；一旦这样称呼，礼典就会如此违背，人伦就会如此错乱。”皇上的心意不能不倾向中书省，但还没有立即下诏。执政大臣于是共同秘密商议，想让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为亲。又准备让皇帝和太后分别下诏谦让，不接受尊号，只称为亲；在园地建立庙宇，以表示这不是皇上的本意，并且想为日后进一步推崇留下渐进的基础。

译丙子日，中书省在垂拱殿奏事。当时韩琦因主持祠祭而斋戒，皇上特意派中使召他来共同议论。退下后，外间传说濮王已经议定称皇。欧阳修亲自起草了两道诏书，其中一道呈送到皇上面前。中午，太后果然派中使带着密封的文书来到中书省，执政大臣相互看着笑了。吕诲等听说后，立即上奏：“臣从去年秋天以来，接连论列中书省不应建议给濮王加上不正当的称号。没有得到采纳，近来又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先倡导邪说、诱导逢迎君主，以及韩琦、曾公亮、赵概等因循附会，不早日辨明是非，请求交给有关部门议罪，也没有交付施行。这大概是由于臣等才识浅陋，不能使圣上早日觉悟、及时确定典礼，也不能打击奸邪、整肃朝纲，终于使大议久拖不决，朝廷内外毁谤之声汹涌。如果安然领取俸禄，不主动承认过错，那么对上就会造成陛下失德，对下就会毁弃臣等的职责。因此缴还御史的告敕，在家等待治罪，请求早日降黜责罚。”皇上用御宝封好告敕，派内侍陈守清催促吕诲等到御史台任职。吕诲等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被采纳，虽然接受了告敕，仍在家等待治罪。丁丑日，中书省奏事，皇上又派中使召韩琦共同议论，随即下敕说，依照皇太后的手书：“我听说群臣议论请求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还没有施行。我再次查阅前代史书，才知道自有旧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以让皇帝称他们为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都称为后。”又下敕说，依照皇上的手诏：“朕亲自接受皇太后的慈旨，已经如下手书。朕刚刚继承大统，担心德行不足以承受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尊的典礼，哪里容易承担？而且想以坟茔作为园，在园中建立庙宇，让王的子孙主持祭祀。皇太后体谅这番诚意，便赐予允许。”诏书下达后，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称亲的说法，是汉宣帝时有关官员奏请采用史皇孙旧例。考察可知，曾孙就是宣帝亲生父亲。宣帝是昭帝的后嗣，因此以兄长的孙子遥继祖宗的统绪，在汉朝并没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史皇孙起初没有爵位和谥号，有关官员奏请之后，才姑且称亲；后来已经立了谥号，就只称悼园。这样看来，‘亲’字并不是用来作为称谓的。况且陛下入继大统，即使天下三尺高的儿童，也都知道是懿王所生；如今只建立园和庙，让王的子孙承继祭祀，这对濮王没有断绝父子关系的义理，对仁宗也没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可以说两方面都兼顾了。既然‘亲’字作为称谓难以成立，而且义理上也不安妥，伏请停止罢除。”没有得到答复。戊寅日，吕诲等又上奏：“臣私下想，先前敕令三省集议，只因皇太后的手书严厉责备大臣，才停止集议。如今又有这项命令，前后相互矛盾，群情震惊，又增加了疑惑。”又说：“起初议论此事的人想改变原议，在外朝制定制度而在内廷苟且逃避重责，使天下的怨恨和毁谤归于君主，如今又把过错推给太后，这能说是忠吗？”范纯仁又上奏：“皇太后自从撤帘以后，深居九重，从未参与听闻外朝政事，怎么能重新降下诏旨有所建置？这大概是政府臣僚苟且坚持错误、掩饰过失，不考虑朝廷祸乱的根源。况且自三代以来，从未有太后向朝廷发布诏令。秦、汉以来，太后才参与年幼君主的政事；从此以后权臣要办非常之事，就必然借用太后的诏令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如今一旦开了这个头，弊端的根源极大，日后或许会成为权臣强行假托的凭借，实在不是君主自求安定的办法。” 韩琦见到范纯仁的奏章，对同列说：“我韩琦与希文的恩义如同兄弟，把纯仁看作子侄，难道竟忍心这样互相攻击吗？”这一天，閤门两次用诏书催促吕诲等到御史台任职，吕诲等又上奏说：“如今濮安懿王的典礼虽然去掉了特殊称号，但首先提出邪说的大臣还没有受到明显责罚，朝廷内外仍然感到困惑，臣等怎么敢自行停止？”己卯日，又上奏：“如今濮王陪葬于熙陵，子孙排列的次序、奉邑和守卫都已经严密安排，必然还要另建园寝。增广制度，必须重新选择墓地，迁改灵柩安葬之穴；不能让熙陵与之隔绝，也要同润王分别安置。只是考察它的典礼，恐怕仍有不妥。”庚辰日，又上奏：“近来看到皇太后的手书，追尊的典礼，并且采用汉哀帝、汉威帝衰世的旧例，竟与政府原先的议议相合。朝廷内外都认为韩琦暗中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结交，向上迷惑太后，才有这项指挥。这是想把过错归给至尊，来掩盖自己的罪恶。卖弄的痕迹想要掩盖，反而更加明显。欺骗君主、辜负国家，竟敢这样做！”辛巳日，又上奏：“如果想依照汉宣帝旧例，让濮王称为亲，那么襄国太夫人已经降为妃，自然应当作为母亲；对于皇太后来说，怎么能安然接受呢？”又说：“称亲的礼制，怎么可以轻易采用？首先提出此议的大臣，怎么能不诛罚？臣等在家等待治罪，多次承蒙诏令催促任职，却迟疑不敢接受命令，原因就在这里。” 皇上命中书省下札子，催促他们到御史台任职；吕诲等缴还札子，并把前后所上的九份奏状送交中书省，坚决辞去台职。这一天，下诏避讳濮安懿王名字中的一个字，设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由大使臣担任，招募士兵二百人，以供奉园寝为名额。又命河南设置栢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宁世、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把濮安懿王园庙的地图上呈，全部依从中书省的请求。吕公著说：“晋朝尚书王彪之等议论生父名讳，认为臣下不应在四方一律避讳，当时认为王彪之的议论是正确的。臣愚昧，想请求特地下旨，濮安懿王名字中的一个字，只有上书奏事的人听任改写，其他公私文书不必避讳，这样或许可以和祖宗、文庙的名讳稍有区别。”

译壬午日，中书省呈进吕诲等申奏的奏状。皇上问执政大臣应当怎么办，韩琦回答：“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欧阳修说：“御史认为忠邪难以同时成立；如果认为臣等有罪，就应当留下御史；如果认为臣等无罪，就请取决于圣旨。”皇上犹豫了很久，才命令把御史逐出，随后又说：“不应责罚得太重。”于是吕诲罢去侍御史知杂事，任工部员外郎、知蕲州；范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吕大防降去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6]。按照旧例，知杂御史解除官职都应有诰词。当时知制诰韩维当值，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大臣担心韩维会缴还词头、不肯起草制书，以及封驳敕命，于是直接把敕书送到吕诲等家中，并且把多次不遵奉圣旨到御史台任职作为吕诲等的罪名。韩维说：“罢黜御史，关系到政治体制，却不让有关部门参与知晓，纲纪的失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追回并收回吕诲等人的敕命，由银台司的使臣得以申述议论，以端正官府法度。”他又请求入对，极力论说其中的过失，请求追回前面的敕命，命百官详细议论，以满足人心。又请求召回吕诲等，恢复原来的职务，以保全政治体制，但都没有得到采纳。这一天，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说：“如今陛下顺从政府一两个人的私情，违背满朝的公议，尊崇濮王超过礼制。天下人已经知道陛下作为仁宗后嗣的志意并不专一，惆怅失望。如今又把进言论事的臣僚成批驱逐，臣担心这会累及圣德，损害实在不小。伏望圣上慈悲，立即命令吕诲等回到御史台任职，那么天下人都会一致歌颂陛下的圣明，即使禹乐于听取善言、商汤不吝改过，也没有超过此举的。”吕公著说：“陛下即位以来，接纳善言、听从谏诤的风气还没有显现于天下。如今吕诲等有什么罪过，整个御史台都被罢黜？臣私下担心义士闭口不言，忠臣离心解体。臣愿陛下以天地般的度量包容荒秽、含容污垢，特意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命他们照旧任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三月辛酉日，同知谏院傅尧俞知和州，侍御史赵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赵瞻通判汾州。赵瞻从契丹使者处回来后，因为曾与吕诲谈论濮王之事，便在家等待治罪。傅尧俞辞去新授的侍御史知杂事告牒而不接受，在皇上面前叩头说：“臣起初进言在吕诲之前，如今吕诲等被逐而唯独臣得到升进，臣不敢就职！”皇上多次劝留，傅尧俞等最终还是请求离去，所以有了这项任命。司马光说：“近来承蒙圣恩，宣布关于濮王称亲的事情，说：‘这个“亲”字本来不是朕想称的，假使只称濮王和仙游县君，有什么不可以？’臣这才知道陛下极其公正，起初并没有偏厚亲属的意思，只是被政府大臣误导，以至于外间议论纷纷，必然认为不久就会下诏取消‘亲’字。已经出任台官的，应当另行改任；现在的台官，也应当优厚地加以抚慰，使他们就职。如今忽然听说傅尧俞等两人相继出任，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惊愕，这大概是政府想堵塞后来进言的人，使他们都不敢说话，然后便可以专擅大权，放纵自己的意愿。伏望陛下不要再向政府询问，特地下达圣断，召回傅尧俞等，下诏以后不再称亲。这样，就可以立即使天下人愤懑的气息转化为欢欣，使毁谤的言语重新变成歌颂。”皇上没有采纳。司马光于是请求与傅尧俞等一同受责罚，并且在家等待治罪。又上奏说：“陛下即位那年，臣已经上疏预先告诫追尊之事。到仁宗大祥祭之后，臣就与傅尧俞等到政府，说明为人后的人不得顾念私亲的义理。在两制、礼官共同详细议定的时候，臣又独自替众人起草奏章。如果要治罪，臣应当居首；吕诲等属于后来论列的人，既然已经受到谴责驱逐，像臣等这样的人怎么应当得到宽免？即使陛下极其仁慈，特意加以保全庇护，臣内心能不惭愧吗？”有诏催促司马光到经筵任职。司马光又上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同议论典礼。凡是傅尧俞等所获罪的事情，臣大致都曾经犯过。如今傅尧俞等六人全都已经外调，唯独臣一人还留在京城，使天下人都说臣开始时倡导率领众人共同维护正论，最后却顾惜俸禄地位，苟且逃免刑罚。臣虽极其愚昧，多少还珍惜名节，受到这样的指责，凭什么做人？不仅如此，又使讥讽毁谤流传到上面，说国家有所偏颇。因此臣白天忘记吃饭，晚上忘记睡觉，入朝就对朝廷士大夫感到惭愧，出门就对道路上的人感到羞惭，孤零零一身，几乎无处安置。伏望圣上慈悲曲加体察，依照臣前面的奏请，早日赐予降黜。”前后共上奏四次，最终都没有获准。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请求端正典礼、召回进言论事的人，并且请求自己罢职，皇上没有批准。彭思永在去年十月任御史中丞。当吕诲等争论典礼时，彭思永不应当默不作声。吕诲等已经被斥退驱逐，而彭思永仍照旧居职，那么彭思永即使有所进言，也一定不尽力。本传说他请求召回被斥逐的六人，并请求自己罢职；现在暂且附在这里记载，还应当考察。《御史台记》说：御史台僚属因为濮王之议一同被贬黜，彭思永却逢迎依附，不说一句话设法营救，议论此事的人以此羞辱他。壬戊日，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任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郭源明任监察御史里行。甲子日，都官员外郎黄照任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奇任监察御史里行。起初命王珪等举荐官员，已经任命孙昌龄和郭源明，但还缺两名。中书省把王珪等先前举荐的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人的名单呈上，黄照被选中。皇上又特意批准蒋之奇任御史。欧阳修平素厚待蒋之奇，蒋之奇以前参加制策考试没有入等，曾到欧阳修那里，大力陈说追尊濮王是正确的，深深非难范百禄的答对。欧阳修因此极力推荐他，于是与黄照一同任命。庚午日，新任监察御史郭源明上奏请求免除任命，请求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诏令准许郭源明免除任命，把告牒交还中书省。辛未日，皇上亲自下诏说：“朕近来接受皇太后的慈旨，濮王令朕称亲，并且有追崇的命令。朕想到汉代史书中亲生父亲称为亲，又加谥号为悼，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既然有典故，便遵从慈训，却不敢承受追崇的典礼。朕又因为向上承继仁考庙社的重任，按义理不能同时奉祀亲生父亲，所以只在园中建立庙宇，让王的子孙世袭濮国，自己主持祭祀，以远避嫌疑、显示区别。

译这难道都是为后世万代确立法式，怎么会全是权宜之举呢？而台官吕诲等起初专门坚持应当称皇伯、追封大国的义理。朕认为把亲生父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代都没有典据；追封大国，又是《礼》中没有增加爵位的道理。先前自从停止议论以后，吕诲等不断上奏催促，因愤恨此事没有施行，便援引汉哀帝去掉恭皇定陶的称号、在京师建立庙宇、干扰正统之事，而这些事情朝廷从未议及；他们屡屡加以诋毁诬陷，自比师丹，意图摇动人心、迷惑众听，以至于封还诰敕，擅自不到御史台任职；明白地把留中不发的奏章缴还给中书省，把讥讪皇上的文章抄录传播到都城。等到手诏发布，吕诲等又说称亲、立庙都不合适。朕查阅吕诲等以前的奏疏，其中也说‘生育之恩，按礼应当追厚，等到祥禫结束以后，再讲求典礼，褒扬尊崇亲生父亲’。如今却反过来说称亲不对，前后的言论互相矛盾。傅尧俞等不顾义理，彼此倡和，既扰乱权柄而向众人显示，又把过错归于别人来博取名声。朕姑且务求包容，屈从于明确的法令，只命令他们各自以本官外补；还担心缙绅之间、士人百姓之中不了解事情本末，只被传闻迷惑。为了消除众人的疑惑，按理应当再次宣谕。应命中书门下让御史台在朝堂和进奏院张榜，并通过文书告示，使众人知道朕的意思。” 四月丙戌日，礼院说：“濮安懿王建立庙宇，应当举行祭告。但宗襁的丧期尚未除去，请暂时由本宫各位弟弟代理祭祀，祝文命教授撰写。”起初，命翰林学士冯京撰写祝文，冯京说：“本院没有现成格式，请交给礼院议定。”礼院议定说：“皇帝某谨慎地派遣官员恭敬地祭告亲濮安懿王。”后来因为前诏命王的子孙主持祭祀，于是重新修订了这个议定。乙未日，金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读傅卞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卞关于濮王典礼的议论与执政大臣的意见相合，因此迅速得到升进。傅卞本传说：他上疏说：“外在的忧患可以预先防备，奸邪之人行为无状，应当深入考察。富弼有大臣的器度，不应当在外任职。”此事应当考察。六月辛卯日，太常博士刘庠任监察御史里行。刘庠私下议论濮王之事，与执政大臣的意见相合，因此任命他担任言职。七月甲寅日，屯田员外郎吴申任殿中侍御史。起初，刘庠举荐吴申代替自己，皇上说：“朕本来就知道吴申。”于是提拔任用他。刘庠是吴申的老师。自从傅卞议论濮王之事符合皇上的旨意，刘庠和吴申私下的议论也与傅卞相同，所以相继一同担任言职。八月己亥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知蔡州。吕公著曾说濮安懿王不应称亲，后来又向天下颁布避讳的规定，并请求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都没有得到采纳；于是称病请求补任外官，在家居住了一百多天。皇上派内侍杨安道到他家中诚恳劝谕，又多次命令吕公著的哥哥吕公弼劝说他。吕公著起身就职，不到几个月，又上章请求外任，于是有了这项任命。四年五月甲辰日，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任殿中侍御史里行。张唐英是双流人。起初，英宗即位时，他上呈《谨始书》说：“为人后的人就是所后之人的儿子。恐怕日后有人援引定陶的旧例来迷惑圣上的听闻，希望在事情刚开始时就杜绝这种趋势。”后来台谏官相继被贬黜驱逐，所以王珪、范镇认为张唐英有先见之明，便推荐了他。熙宁三年三月，因为谈论青苗法，皇上说：“人们的议论怎么会到这种程度？”赵抃说：“如果人情不认可，即使由大臣主持，也免不了受到人们议论，就像濮王之事一样。”王安石说：“议论濮王之事虽然不完全合乎道理，但当时进言的人认为应当进一步追崇濮王，议论并未停止。等到停止称皇，他们也认为这是进言有力的表现。当时进言的人虽然不完全合乎道理，对于当时的政事也不能说毫无用处。”司马光起草奏议，于是说仁宗命陛下穿衮服、戴冕旒，使世世代代子孙面向南方拥有天下，怎么能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呢？这样说，就是认为因为得到天下便可以背弃自己的父母，还有什么比这更违背义理、伤害教化的呢？况且《礼》说‘为人后者为之子’。即使士大夫也是这样，难道是因为得到天下才成为别人的儿子吗？司马光曾经问臣，臣把这些话告诉了他，并且说明皇上以前也问过这件事，臣就是这样回答的。吕诲之所以恼怒臣，尤其是因为这件事。” 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说：“先朝逐渐驱逐进言论事的人，于是人们就很少敢进言了。”皇上说：“比如台谏官议论濮王之事，完全没有道理。”王安石说：“议论濮王之事虽然不完全合乎道理，但当时进言的人认为应当继续追崇濮王，并没有停止；等到停止称皇，他们又认为这是进言有力。当时进言的人虽然不完全合乎道理，对于当时的政事也不能说没有用处。”按：王安石最初回答皇上时所说的就是这样。不到一年，就深深诋毁台谏官。说王安石不是奸邪之人，可以吗？因此摘录下来附注于此。校勘记 [1]“先发”：原本没有“发”字，依据《长编》卷二补入。○五补。[2]“况”：原本写作墨丁，依据《长编》卷二补正。○五补。[3]“期不二斩”：原本“期”字写作墨丁，依据《长编》卷二补正。○五补。[4]“是月壬戌”：原本没有这四字，依据《长编》卷二补入。○七补。[5]“太常博士”：原本写作“太学博士”，依据《长编》卷二改正。○七改。[6]“休宁县”：原本写作“休宁□□”，依据《长编》卷二改补。○七改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五十六卷 英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