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五神宗皇帝

译马政 治平四年十一月。此前，环庆经略李肃之、鄜延陆诜[1]、陕西制置李师锡一起说：本路没有可供设置牧场的草地官地[2]，又紧邻西界，很难兴办马监。诏令陕西监牧司广泛购买良种马，务必使马匹繁殖增多。唐介任知太原时，请求在交城县设置马监。诏令比部员外郎崔台符前往察看，发现汾州旧牧地有三千多顷，其中一千二百多顷已经被百姓租佃，便命令将租金用来供应寒月的草料和豆料，于是采纳唐介的请求设置马监，从沙苑调发母马五百匹送往交城。皇上对文彦博说：“马政还没有完全办好，是因为群牧判官不是合适的人，而且任职时间不长，无法责成他取得成效。现在命中书省选择人担任使职，卿推荐判官，希望国家的马匹能够繁殖增多，以供骑兵使用。”于是让台符权任群牧判官。台符是蒲阴人。不久，诏令台符和刘航删订群牧司敕令。以唐代法令和本朝旧例为依据，增删修订后上奏，请求皇帝裁定。熙宁元年二月，群牧司说：“枢密副使邵亢请求把坊监牧马的剩余土地设置田官，令其专门管理耕种事务，以增加牧养马匹的收益。查考：马监草地有四万八千多顷，现在以一万匹马为定额，每匹马占田五十亩；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冰、安阳、东平七监的土地中，有一万七千顷优良田地，可以出租给百姓耕种，收取草料和粮食，准备寒月使用。”诏令同意。八月，群牧司上奏：“请兼任监牧的通判也任职三年一轮换，并以马匹死亡数确定考课，这样才能使在任者与各监使臣同心协力办事。任期届满、按规定应当奖赏的，交群牧司核实保明，听任其再次任职。兼任监牧的知州也依此办理赏罚。”诏令同意。丁未，诏令陕西、河东各购买马匹每千匹，京东路购买三百匹，并增加马价，仍送到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副使毌湜说[3]：“请等边境事务平息后再收买马匹。”皇上批示：“边境事务尚未安宁，百姓的力量应当暂且休养，不宜另行骚扰。应当采纳毌湜的奏请。”丙寅，诏令河北马军也设置社，依照陕西、河东路的例子供给买马钱；原先发给的官价钱还要增加，并变卖内库珍珠一千多万给这项费用。九月乙酉，任命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此前，枢密院说：“旧制由左、右骐骥院总管国家马匹。景德年间，才增设群牧使、副使、都监、判官，来管理厩牧事务。现在想专门任职、责成其事，应当分别设置官署。”于是诏令河北、河南分别设置监牧使、都监各一员，河南监牧兼为孳生监，外地各监分别隶属两使。其官署，河北设在大名府[4]，河南设在河中府，后来迁到西京。各监官吏由监牧使负责奏举和考核弹劾，并且不隶属群牧司，专门隶属制置使。后来又诏令改隶枢密院，不再受制置使管辖，同时裁减群牧都监一员。十月庚子朔，枢密院说：“河南、河北监牧使，希望规定每年各自可以共同奏举牧地所属县份中有资格的选人，担任知县、县令、主簿等京职官，共五人，作为举主。”丁未，皇上批示：“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辖的土地相距遥远，如果不允许他们举荐一两个属官来协助办事，恐怕难以成事。现在从京官以下各举荐一人，从供奉官以下各举荐二人，负责办理公事，并按本资叙用。十多年后，随着逐年考核资历加深，或授予逐州通判，或授予本司都监，这样或许能够共同办好事情，早日取得成绩。”乙卯，诏令从奉宸库取出珍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交给河北四个榷场出售，另行封存钱款，准备买马。十二月，权任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说：“凡是牧地中已经被百姓占有租佃的土地，请一并令他们具报所交租税，从今以后全部归本司支用。”诏令同意。三年五月庚戌[5]，群牧判官王诲编成《群牧司编敕》十二卷，颁行。十二月己卯，诏令：“原州、渭州、德顺军从今以后每三年买马三万匹。买马官以十分为标准，买到六分七厘的升一级官；其余三分三厘平均分为三等，每增加一等，磨勘年限各减一年。每年由三司以及成都府、梓州、利州三路供给绸绢共十万，和陕西卖监钱一起抵偿马价。”起初，三州军买马，三年共买马一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说：“嘉祐六年以前，秦州送往京城的券马，每年不少于一万四五千匹。嘉祐七年，在原州、渭州、德顺三州军设置买马司，都选购良马，以高价出售，于是券马法败坏，大多马匹死亡损失，白白浪费钱帛。”所以有这道诏令。四年十月庚午，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说：“考察各班直、各军的牧马，请求不再把马关在槽内饲养，放到外面牧放，允许百姓出租、租佃牧地，以及应当订立条约等利弊事项。”诏令说：“马匹从明年起不再关槽牧放。五个月应当支给的草料，令三司赶快计算置办。二内外班直、各军的马，旧例在初夏出牧，到八月入槽。凡士人家中有马的，是贪图草粮剩余和减免衣粮，往往全族共同看护。马匹出牧时，每个圉人管理一群马。出牧后尚未到牧地，或从牧地回来以后，常常有好几天没有草粮供给。马在牧地时，白天拴在棚中，不能躺卧休息；晚上才到野外牧放，突然遇到雷震、风雨[7]，便不知道马在哪里，有的丢失在数十里、百里之外。雨水、霜露失时，因受寒生病而死的，十匹中常有三四匹；染病回来后死在槽枥中，以及送来调换的，还不在统计之内。圉人每年受到杖责惩罚的，常常以千计。牧地又多占用良田，圉人侵扰乡里，搭棚挖井，摊派没有安宁之年，公私都以此为苦，所以命曾孝宽比较考察。诏令下达后，人们都认为便利；计算租钱补充草粮费用，仍然还有剩余。” 后来皇上谈论牧马事务，王安石说：“牧马每繁殖到几千匹，往往又因灾害损耗而减少。”吴充说：“近来因为不再关槽，所以没有损耗；否则死马就会很多了。但议论的人认为，草地租金不足以补偿入槽后草料饲秣的费用。”安石说：“把草地交给耕种者，那么收获的粮食就不只是官租而已。古人曾用两石粟换一石粃来饲养雁鸭，正是因为它们吃得多。现在把牧地赋予百姓耕种，以增加民间粮食，即使草料饲秣对公家稍有损耗，也不值得吝惜。”吴充说：“现有租金已经可以补足草料饲秣费用的九成，尚未出租的土地还很多。”

译六年四月。此前，文彦博说：“议论的人多想把牧地赋给百姓，收取租课，把国家的马匹分给编户百姓，责成他们繁殖。请求朝廷裁察。”不久蔡挺也认为把牧地赋给百姓便利，并请求淘汰各监中不能配给军马的马匹，酌量留下用于补充马铺厢军人员以外的马匹，其余发往河北等州军估价出售。于是命迢元绛、吴审礼、蔡确详细审定后上奏。五月甲辰，枢密使陈升之兼任群牧制置使。八月，翰林学士曾布等说：“臣等现在修订完成《兼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诏令兵部施行。养马法规定：五路义保中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有财力养马的，每户二匹。允许从监牧领取现有马匹，或者由官府给钱让其自行购买，不得强行给予。府界不得超过二千匹，五路不得超过五千匹。除非袭击盗贼，不得骑马越过三百里。府界养马者每年免除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先发给钱；分布在五路的养马者，每年免除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十户为一社，用来承担马匹死亡、生病时的补偿。保甲马由马主独自获得赏赐；社户马则由社人分得一半赏赐，每年检查马匹的肥瘦。禁止苛留的条款共有十四条。先在府界颁行，五路则交给监司、经略司和州县重新斟酌。十一月壬戌，皇上询问养马的利弊。王安石说：“现在坊监养成一匹马要花五百多贯钱；如果令洮河蕃部养马，费用一定不会这样多，而且还能得到好马，这是因地制宜。蕃部以养马为业，这对他们极为便利，所节省的钱不少；把坊监土地赋给百姓，所收的土地收益也不少。”皇上于是谈论三代的军事制度把车马看作急务。安石说：“现在使用车就不必使用马，只用人来拉车，既节省草料粮食，又没有奔驰惊扰，未必不胜过用马。就像古代使用简册、现在使用纸张一样，即使三代圣人重新出现，也一定不会再使用简册。我恐怕用人拉车也是如此。”皇上说：“车只要有道理就可以实行。三代以前，圣人只是顺应时势制定制度，所以使用马罢了。” 七年四月乙亥，废除原武马监，淇水两个马监合并为一个。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接替他。十二月甲申，王安石提出废除监牧制度。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入相。察访使曾孝宽说：“庆历八年，曾经诏令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不时官府购买，请求核查后施行。”户马法由此开始。四月戊寅[8]，三省、枢密院进呈比较估算牧马的数量。枢密院想保留牧监，也想留下监牧马，准备军队出征时负载驮运。中书省估算，每年用三万贯购买监牧所生马匹，数量足够，每年可以节省官钱五十三万贯，土地收益归百姓所有还没有计算在内。各牧监每年牧养马二百多匹，五种额定马匹都足以配给军队，也不过二百多匹。而中书省谋划在熙河买马，还不到十个月，按旧数已经增加九十多匹。皇上命中书省施行，吴充却坚决争辩，认为：“监牧不应废除。如果西北旅拒绝卖马，中国怎么得到马？”皇上说：“即使如此，牧马也不能解决问题。祖宗时期，牧监只是养成马；后来让马繁殖，事实是非很清楚，没有什么可疑的。”吴充说：“以前认定驴牛，中书省便说是骚扰；现在中书省却要临时买马驴来供负载驮运，难道不是骚扰吗？”安石说：“平时不问有没有驴牛，却要令五户或十户共同认领一头驴牛，不知这头牛驴由谁作主？而且没有驴牛的人，也必须被摊派出钱，这就是骚扰。” 也就是每三年用兵一次；与其养马等待使用，不如这样做，可以节省七十万贯。按第一等价格增加一倍买马，即使遇到括买，也不会使百姓受损，这就是它不同于预先认养的地方。”皇上说：“这些利弊很清楚，而且马都生硬，怎么能用来负载驮运呢？”庚辰，皇上批示：“河东马军很多而马匹不足，妨碍士卒训练。既然不能一下子削减，于是不给马，就会使一路完全缺少兵力；一旦边境稍有事变，怎么调发兵力？况且现在计算所节省的钱粮不多，暂且仍旧办理。”己丑，诏令沙苑监隶属群牧司，其余八监以及河南[9]、河北两处监牧全部废除。中书、枢密院说：“河南、河北十二监，从熙宁二年至五年，每年产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以供骑兵使用的二百六十多匹，足以供马铺使用的[10]；两处监牧每年的费用以及所占牧地，约计收取租钱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缗。计算所得马匹，只值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所得不能补偿损失，所以废除监牧，把牧地租给市易务作茶本钱，其余寄存在常平司名下生息，用来支付买马的钱。元丰三年正月辛卯，群牧司说：“收取废监租课等钱，共一百一十六万缗有余。”诏令群牧使韩缜、副使张诚一各赐银、绢三百余，并共同赐钱五千缗，命枢密院均分给官吏。四年七月己丑[11]，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说：“奉诏在陕西用茶购买蕃部的马匹以及粮草，所用钱物各不相同，又不符合蕃部所要，因此买到的数量不多。希望专门用茶买马，用彩帛购买粮谷[12]。并且把茶和马合并为一个司，令臣陈述长久实行的利弊。臣私下听说，过去也曾用茶折付马价，虽然兼用金帛等物，也随对方所便。自从事务分开后，近年才专门使用银、绢以及钱钞等。况且卖茶和买马，实际上互相需要。现在令提举买马官兼管茶场，确实能使职务互相配合。”诏令同意，仍任命茂恂专门提举买马监牧，兼同提举茶场。雅州名山茶令专门用于买马，等到年度额定马数足够后，才允许说可以杂买。六年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路茶场郭茂恂说：“近来奉诏专门提举买马，兼管茶务，但茶场司却不兼管买马。既然不承担责任，便依仗法令妨害政事。茶价每驮有增加十多千的。恐怕蕃马每年不能运入，误了国家大事。请求把茶场和买马合并为一个司，这样或许茶司就会共同承担买马的责任。”

译七月壬申，知延州刘昌祚说：“请求酌量减少监牧司每年的额定马数，增加购买四尺四寸以上、能够披甲作战的马，增设马军蕃落。”诏令同意。又在河中府第八将所属左右番增设马军三指挥，从各将步军的额数中裁除。昌祚说：“军事上的首要事务，没有比马政更重要的。人即使有千百人，也可以召集而来；马即使有几十匹，难道可以轻易得到吗？必须平时饲养、预先准备，才可以应敌。何况鄜延与各路相比，并不是产马之地，难以畜牧。永乐一天丢失六千匹马，不知平时牧养多少日、费用多少，才能聚集这个数目？多年不可计算的费用，却在片刻之间损失，难道不可惜吗？如果说人强马壮，能够这样，才可称为两全；倘若人马强弱不齐，正好成为拖累。所以奔驰追逐、应付紧急事务，反而更胜于步行，不能没有马。现在监司征收的马匹，大多矮小有病，不符合规格。请求预先支给钱，交给各将自行购买，并把价格提高到四五十千。”获得诏旨，特许鄜延一路施行。《兵志》说：七月，知延州刘昌祚请求减少监牧司每年的额定马数，增加价格购买四尺四寸以上、能够披甲作战的马，增设马军蕃落，留下苑监的捧日马作为马种。诏令同意。留下马种的事在九月十三日。八月甲申，提举经度措置牧马司说：“已经派官员到各路选购母马、公马送往京城，请求各路专门委任一名监司负责提举。”诏令同意。“令各路派遣那些犹疑不决、不能坚定持论、反过来寻求迎合将命使者的人；如果不是明白利害、忠诚特别坚定不动摇的人，谁不会观望，提出二三种说法，破坏这件事？可以再仔细审察。如果果真有害于百姓，必须不能施行，应当把所见的事实和道理详细上奏；如果确实没有弊端，就应当同心协力，努力奉行。”当时是五年二月。于是全部施行。七年二月丁丑[13]。此前，提点京东路刑狱霍翔说：“齐州、淄州等州，民间号称马匹很多。禹城县一县，养马三千匹，其中母马占三分之二[14]。臣近来巡历时，暗中考察百姓养马的情况，即使是本地所产的马，骨骼也高大，可以供奔驰冲突使用。齐州第六将的骑兵又多是东马，与西马没有差别。虽然民间养马比宫中养马所费的草料饲秣少，但如果没有免除的事项，就无法用来劝导。百姓所应免除的，是文书移转折变、舂夫贼盗、摊派赏钱、保正保副、大小保长、催税甲头、保丁巡宿十项。臣把这件事的具体条目交给禹城县劝谕，愿意养马的家庭已经报名的，按马计有四百四十八匹，其中公马二百六十三匹、母马一百八十三匹；然而还没有看见免除的好处，愿意养马的人已经很多。请求各路乡村的民户，不论等级高低，只要愿意养马，都允许自行陈报。除依条分番教阅，以及察觉同保有人违法、召集追捕盗贼之外，免除十项差役。其中有田五顷的，允许养马一匹；五顷以上养二匹；十顷以上、财力强盛的，恐怕妨碍差役，不在养马范围之内。” 母马必须四尺二寸以上[15]，公马必须四尺三寸以上[16]。大县不得超过五百匹，允许养母马三分之一；此外，交给本州通判在春秋两季当日呈验、放散之外，其余约束一概依照朝廷后来颁降的民间养马指挥办理。”皇上批示送给吴居厚考察。居厚说：“马政确实是国家的大事，其次没有比财利更重要的；百姓安定，又没有比制御盗贼更重要的。现在转运军需的年度计划，大半出自折变之物，稍有侵耗，就没有办法补助。自从保甲法施行于各路，保正、保副都得到一乡有材力武艺的人，几乎可以察觉盗贼，所在之处盗贼逐渐减少。现在招募百姓养马，如果免除大小保长支移[17]、催税甲头、舂夫贼盗摊派赏钱[18]、保丁巡宿十项，确实对公私都有利，可以施行。”皇帝手诏三省、枢密院进议京东、京西保甲和养马事务，认为：“应当留下此事，等待两路使者，以决定是否可行。推行朝廷大政，法令应当由朝廷发出。如果心中疑惑不定，不能坚定持论，反而寻求迎合将命使者的人，若不是明白利害、忠诚坚定不动摇的人，谁不会观望，提出二三种意见，破坏这件事？可以再详细审察。” 如果果真有害于百姓，必定不能施行，所见情况应由主管官员具陈事实和道理上奏；如果确实没有弊端，就应当同心一力，协力奉行。”当时是五年二月，于是全部施行。霍翔在二年八月被授为京东路宪[19]，六年十月调任成都，七年二月十三日提举京东保马。旧录记载霍翔的奏议及手诏，都系在五年二月五日丁巳。朱本移入七年七月五日甲戌。现在附在八月丁丑之后。又怀疑手诏不在五年，应当是在六年冬末或七年春初。五月辛酉，提举京东保马霍翔说：“买马法规定，马匹不得超过八岁；到了十五岁，发给公据，斥卖出去。臣认为公马十岁才强壮，母马十七岁还能够生驹。请求允许购买十岁以下的公马、十三岁以下的母马。”丙申，中书省说：“熙宁二年，全国应有马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匹。”诏令兵部取来内外马匹数目，比较后上奏。十二月甲申，知成都府吕大防说：“想编排一百匹四尺二寸以上的马进呈。如果适合配给军队，请求依此收买。”诏令同意。

译军器监 熙宁六年六月己亥，设置军器监，总管内外军器事务。详细规定其统摄范围，一依将作监，并任命吕惠卿、曾孝宽为判监。所设置的属官，令各官署奏举。军器旧日由三司胄案掌管，三司事务繁多，判案官又屡次更换，到这时才依据唐令设置军器监，同时废除胄案。此前，皇上对辅臣说：“河北的兵械全都不能使用。”王安石说：“兵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备办的，必须预先准备。”皇上于是议论设置军器监，设官提举。第二天，便有这道命令。七月甲寅，设置内弓箭南库，储藏御前制造的军器，另行派官提举。八月庚寅，判军器监吕惠卿说：“请求调拨三司胄案的吏员到本监以及东、西八作司，广泛补备指挥兵级；本监与提举司、将作监等共同统领。”诏令同意。又诏令广备指挥专门隶属军器监。十一月丙午，诏令军器监按照殿前马军司考察确定的鞍辔样式，计算京城各军马匹的数量制造发给。起初，马军使用大鞍，不便于野战。这天，皇上开始采用边地样式的皮面小鞍，使用原来鞍具的长缰绳回旋转射，能够充分发挥奔驰驰骤的技能，并且选取边地熟习骑马的人编入各军。皇上批示：“昨天颁下鞍具样式，担心数量太多，筹办不齐。听说各军也有私鞍，大致符合新样式。如果能够自行置办，就发给价钱。” 十二月丁亥，诏令同管勾都水监丞程昉在沿河采集造车木材三千两，交军器监确定样式，制造战车。皇上整顿加强武备，已经采用唐代李靖三人一队的战法，想试行；又因为北方边境地势平坦，可以用车作为营卫，于是从宫中发出手诏，令三府讲求，因此有这道诏令。壬辰，军器监说：“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的技艺都很精巧。”诏令补授二人为三司守阙军将，用来教导工匠。七年正月，判军器监吕惠卿等上奏裁定内外所献的枪刀样式。诏令送殿前马步军司裁定。又上奏编成弓的式样。起初，京城以及各路制造的军器多有杂劣品，河北尤其严重。到这时，所制造的兵械都精良锋利。后来，诏令把新制造的军器送给各路作院作为标准，派官员分别告谕。过了一阵，惠卿说：“朝廷一定认为武人熟悉使用器械，所以把事情交给殿前马步军司商议。然而臣考察各司，每次接到朝廷送下的裁定事项，只是要求军校写具文状一同上奏，并不是专门坚持旧说，不肯改动。而且他们的智虑未必能够知道制造器械的用意，所以凡是外人提出的意见，不是自己提出的，就很少肯说；朝廷也从未考察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于是便跟着搁置了。荀卿认为：‘工匠精通器械，却不能让他做工师；有的人不会这项技术，却可以让他管理这项官职。只有精通大道的人才是这样。’请求依从本监奏请，交由一个司署共同议论。”皇上因此派管军郝质到军器监裁定，大家都认为便利，于是施行。二月庚辰，诏令军器监除依照新样制造兵车外，还要巧用牛皮制作行毡，即木制车上用来遮蔽尘土的东西，临时因用民车而使用。五月庚戌[21]，诏令入内供奉官卫端之追夺两官，免除勒停；弓弩院工匠俞宗等十人刺面，发配京西牢城。卫端之奉派检验弓弩，将不适合修理的拆解剥取，于是把杂色弓三十五万多张送到拆剥处，其中角面弓十二万张可以修理，计算实际耗费钱七千多贯；其罪发生在疏决之前。皇上说：“这可以不惩罚吗？”特意贬黜卫端之。卫端之先前因制造弓弩弦、节省工役而减免磨勘四年，到这时因枉费钱财获罪。《吕惠卿家传》说：惠卿任判军器监时，宫禁之中也设置了造作所。宦官卫端之编排弓枪库中的杂色弓七十多万张，其中应当毁掉的四十九万张，已经毁掉十七万张。惠卿派属官李稷到各库复查，发现把好的当坏的、尚未毁掉的有十多万张，请求重新保存。案：卫端之获罪时，惠卿已经执政。也许是惠卿先揭发卫端之的罪，等到执政后才施行处罚。《家传》又说，卫端之获罪后才派郝质到军器监；此前郝质到军器监的事已经附在正月十三日，还须详细考察。九月丙午，从宫中拿出敌楼样式送给军器监，颁下命令修造。十一月乙未朔，皇上批示：“屡次下达指挥，命军器监具奏可用战车的制度，至今还没有呈上。应令其赶快详细审定进呈。” 八年四月甲子，皇上批示：“军器监起初制造军器，样式制度虽然很多，却不符合实际使用；朝廷间或有所需索，也大多没有现成的。可以令其计算确定河北三处所需的名目和件数，缺少的少量制造；没有用处的，不得妄自耗费财力。” 十月辛亥，军器监说：“制造将下鞍辔五千副，请求下令河东等路采买生曲木材来制造鞍桥。”皇上批示：“合用的木材本来已经坚固耐用，不必白白耗费财物，可以停止采买。” 十年四月丙申，诏令军器监设置主簿、勾当公事官各一员，丞和主簿交替差遣。这是采纳判监范子奇的请求。十一月丙辰，军器监说：“天下军器现在五路已经编排完毕，其余各路，想令其按照州郡大小依次编排，以五千人至一千人为额，由本监酌定年限，在都作院修理选择，委派监司或提举司官一员提举检查。”诏令同意。元丰元年八月甲寅，军器监上奏：“请把官兵的皮甲用生白丝染成红色，代替牦牛尾作沥水。”皇上批示：“丝很可惜，应当用其他毛来替代。” 二年十月，诏令军器监拿出黑木风羽、红木风羽、白木四风羽弩箭共一百三十万支，赐给开封府界、京东、京西各将所属，每处五万。四年七月甲辰，泾原路经略司说：“近来奉朝廷诏旨修筑渭州城，炮台已经完工；防守城池的战具只有大小合蝉床子等弩。查《武经总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能射二百多步，使用一枪三剑。箭是最锋利的武器，攻守都可使用。请求下令军器监，发给弩箭各三副，送到本路依样制造，以备紧急使用。”军器监说：“每座重一千多斤，难以运输。请求画出样式交给本路作院。”诏令同意。五年六月丁巳，军器监说：“相州都作院制造防城箭二十三万支，河北没有竹箭杆，请求依照定州使用桦木箭杆。”诏令同意。

译六年八月庚子，皇上批示：“京都制造的军器动辄以万计，虽然广泛搜求制造样式，仍恐怕没有穷尽众人的长处，或者不适合使用，徒然耗费工力。听说鄜延路经略使刘昌祚多次熟悉战斗，精通骑射，又留心兵器。委托走马承受霍丙告诉昌祚，令他具列所习用的马战、步战器械，以及适合士卒抵御盗贼使用的利器，递送进呈。” 九月丁巳，皇上批示交给刘昌祚：“你所进呈的器械已经全部知道了。现在京师正在制造军器，赐给卿金线乌梢弓十张、神臂弓二张、将官甲、马军甲、偏挨甲各一副，斧、合竹马枪、马军力、步人刀各五件，栾竹步人排刀一件，标二件，透蝎尾马黄弩桩一件，用来装备出入。卿再仔细省察，具报是否便利。” 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说：“昨天判军器监时，制造床子大弓两张，强于神臂弓；独辕弩比九牛弩更加轻便，用人最少，射得远而且深入，可以用来抵御敌人。”诏令工部、军器监与管军官一同比较试验后上奏。十二月，奉议郎、编修军器什物法制蔡硕任军器少监。皇上批示：“蔡硕对于器械制造的工序法式极为用心研究，很有智巧。”所以有这道任命。八年三月，哲宗即位。五月庚子，专一制作军器所隶属军器监（注文详见《浚汴河》）。试刑法、设置律学等附录 熙宁元年秋七月癸酉，诏令谋杀案中已经伤人、在审问时想要自首的，按照谋杀罪减二等论处。起初，登州说妇人阿云服母丧期间，嫁给百姓韦阿大，嫌他相貌丑陋，谋划夜间用刀杀他，已经将他刺伤但没有死亡；审问时想要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定她的罪，以违反律法结婚为由，奉敕免除阿云死罪。知登州许遵说：应当按照敕律论处。诏令送刑部审理。刑部仍依照审刑院、大理寺的意见。许遵不服，请求交给两制官共同议定。诏令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裁定，但司马光与王安石意见不同。王安石本来不懂法律却喜欢议论法律，强行支持许遵的意见，特意与司马光相反。等到他执政后，便竭力推行这一意见。然而议论的人并不认为安石是正确的。二年八月乙未朔，诏令谋杀人后自首以及在审问时想要自首的，都依照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敕令施行。此前，吕公著等议定，审问时想要自首的依照王安石的意见处理，诏令依其所定。于是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元师、蔡冠卿等都认为吕公著等人的议论不恰当，中丞吕诲和各位御史也都论说谋杀不应当适用自首法。文彦博认为：“杀伤，就是想杀人而只造成伤害罢了；已经杀人的不能自首。”吕公弼认为：“按照法律，杀伤不能自首。”恰逢富弼入相，皇上令富弼议论此事，但富弼又因患病，长久没有议论；到这时事情才决定，而富弼正在休假，没有参与。癸卯，司马光说：“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都因为执法时议论谋杀罪名而被弹劾。谋杀已伤而自首的刑名，天下都知道是不正确的。现在朝廷既违背众议而施行，又加罪于守职的臣下，恐怕会更加失去天下人的心。请求赦免刘述等人。”没有得到答复。己巳，罢免殿中侍御史孙昌龄，降为尚书屯田员外郎、蕲州通判。此前，昌龄说：“臣多次论辨，谋杀之法是不正确的。” 于是被贬职。二年三月丙辰，诏令审判院、大理寺、刑部详细议定：详断官、详覆官初次任职以三年为一任，再任以三十个月为一任，并且每任都按原有资序计算。其支给的总数，要根据各官判决罪

译案有无错误、拖延，以及驳正刑名的情况，分为三等发给。京朝官和选人，任官两年以上且没有贪赃罪，即使另有其他罪行但情节并不严重的，允许由两制、刑法寺主判官、各路监司以同罪名举荐参加刑名考试。若无人举荐，但历任中有二名举主，或者监司以上官员只有一名举主，都听任其申请考试。考试时，允许携带所学习的文字材料参加考试；每天考一场，每场考一道案件，每道涉及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并从旧有判案中挑选罪犯案件汇合成一案，共考五场；还要另外考《刑统》中的大义五道。所判案件要详细铺陈应当适用的条文；如果刑名有疑难，就在所判案件中说明。应试者所判案件中刑名有错误的，令试官逐场记录，告知其错误；也允许应试者再次向试官递状，申诉并改正。所判罪案总数达到八成以上，且重大罪名的刑名没有错误，才算合格。考试的防弊规定，全部按照考试诸科法的办法办理。起初讨论谋杀案的刑名时，皇上奇怪许多人不懂刑名，王安石说：“刑名之事确实很少有人学习。中书本来不应当每天同有关官署讨论刑名，但如今有关官署既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判决人的罪又不能不完全合乎法理。”皇上说：“必须选拔几名懂刑名的人就可以了。”后来一天，曾公亮正在告假，皇上对陈升之说：“法官的事情没有上报，学校的事情也没有见到商量，中书的各种事务全都还没有头绪，曾公亮又已经病了。相公正当壮年，姑且努力为朝廷办成一些事情。古人说爱惜时日，与草木一同消逝，实在可惜。”于是议定并下诏。考试法官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六月辛巳，司勋员外郎、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暂代判大理寺。起初，王安石制定按问、举法等事时，崔台符听说后举手拍额说：“几百年来误用刑名，如今才得到纠正！”王安石高兴他附和自己，所以有这次授官。九月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共同制定考试官员的法令。六年三月丁卯，诏令：“从今以后，进士、诸科、同出身以及授予试监簿的人，都令其考试律令大义，或者判案和注官。如果多次考试不中，或者不能参加考试，等到二年后再注官。”己巳，诏令：“从今以后，考试法官所判案件的刑名，约七件以上、十件以下。” 四月甲戌，把朝集院改为律学，赐钱一万五千缗，从开封府界检校库中取息钱，用来帮助供养生员。设置教授四员。请给人等的待遇，视同国子监直讲命官。举人都允许入学考试，由中官供给饮食。每月举行公试一场、私试三场；公试中，学习律令的生员考义三道，学习断案的生员考一道，刑名考五件至七件；私试考义二道、案件一道，刑名三件至五件。戊戌，诏令：“近来审查应明法科的举人，只愿意按照法官条例考断案大义的，听任其按合格处理，并且编排在本等人之上。现在确定所考试场次和考校办法施行，并把先前降下的指挥中明法科改为诸科。如果敢冒用应试诸科人的姓名来参加法科考试，允许他人告发，赏钱一百千；同保人永远停止应试。” 七年十月壬子，中书说：如今想应试的得替、合守选人员，每年限于二月八日以前到流内铨投状，考试判案二道，或者律令大义五道，或者义三道；差官与铨曹主判官共同拟定格式并一同考试，评为三等后申报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优等人员依判司旧例升资，没有出身的赐予出身。如果考试不中或不能参加考试，等到三年后注官

译，就不得担任县令、司理、司法。录事参军、司理、司法，从今以后也不再考试判案，并且不免选。（详见《裁定臣僚奏荐》。） 八年闰四月，诏令：“考试刑法人，上列七人差遣充任法官，其余按资序堂除差遣，免于考试。京朝官也依此类推施恩。” 八月壬子，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又命孙谔监管制敕库。孙谔是邵武人，考中进士后，法科考试列第一，所以授予他此职。由士人监管制敕库，从孙谔开始。

译七月，诏令：“进士及第者，从第一名以下注官时，都先考试律令大义、断案。”起初，从第三名以下才开始令其考试法律。到这时，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说：“进士高科担任签判、两使职官，全面处理一州事务，对于熟悉法令，哪里应该缓慢？此前学习刑名的人，世人都指称为庸俗的吏人。如今朝廷推恩虽然优厚，但应试的人还很少，又唯独优待高科，不令他们参加考试，那么人们就不会把考试法令看作荣耀。这就更加失去了劝勉奖赏的意义。”所以有这道诏令。十年五月丁丑，诏令使臣改换文资时，考试律令大义十道，以答通八道为上等、答通六道为次等、答通四道为又次等，都算合格，由中书取旨决定。元丰元年八月壬子，诏令从今以后科场考试刑法官，都由中书差官主持。五年十二月丙子，诏令：“诸承议郎以上，以及幕职州县官和尚未入官的人，历任中没有因私罪被判徒刑、因收受已入官的赃物而获罪、因致人死罪而被勒停冲替，并且冲替后已经任职一任的，允许考试刑法。没有人奉举的，听任其到吏部及所在地官司投状申请考试。正在外任的官员，以及授予黄河地分见阙差遣的人，不许参加考试。各举官举荐考试刑法的人，尚书刑部官、大理寺正副长官每年各十人，侍从、三省、六曹、御史、开封府推官以及监司各七人。” 六年四月壬戌，国子司业朱服说：“臣考察，入律学的命官参加律学公试，考试律学、断案，考中第一名的，请允许按照吏部试法的办法注官。太学生中如果精通律义、断案，参加律学公试考中第一名的，可比照私试第二等登记注籍。”朝廷听从了。元祐三年三月甲子，吏部尚书苏颂等上状说：“详细考察考试刑法的人，历来每年春、秋两季考试；按照诏令，秋试结束后，今后每年只是举行一次春试。如果按照条例每年向都省申报并确定到阙日期，显然徒然烦扰。希望把考试刑法的人确定为每年一次春试，规定应试者在当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阙，以免逐次申报、烦劳朝廷确定期限。如果确立此法，也能让应试者每年预先知道考试日期，按期限到阙。”朝廷听从了。论肉刑 熙宁二年五月丁卯，皇上讨论谋杀案自首之事，王安石趁机详细说明其中缘故，又说：“法律不是中等才智的一个人所能完全制定的，但也不完全合乎情理。死刑以下的刑罚就是流刑，只是服劳役而不杖责；这项规定自唐以来一直遵守，实际上却不能实行，像这样的情况也很多。”皇上说：“汉文帝废除肉刑，是对还是不对？”富弼说：“非常正确。”王安石说：“当时虽然废除了肉刑，但许多人被笞打致死。比如折断人的两肢，或弄瞎人的双眼，如今竟然只流放三千里，这哪里足以抵偿他的罪？又如强盗盗取五贯钱就处死，如果有肉刑，这种罪只可以断足而已。”富弼说：“这不是可以一概而论的说法。受了刑的人身体不能恢复，即使想重新做人，也没有道路可走。废除肉刑，正是为了给人留下改过自新的机会。”皇上说：“然而受肉刑的人，都是因为犯了极其严重的罪。” 九月，皇上告诉枢密院：沙门岛的罪犯人数很多，广南编配的罪人也大多逃窜回来，命令枢密院与中书另外议定立法，并且想重新实行肉刑。吕公弼认为不可，退下后上疏说：“臣记得韩绛曾经上奏请求使用肉刑，今天陛下也认为这样做对。韩绛又说：‘假如折断一肢、砍去一指，有什么不可？何况尧舜还使用过它。’这只是徒然相信古人的说法，不适应时代的变化。汉文帝因为被一个妇人的话感动而停止肉刑，从此天下归于仁德，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一旦重新使用肉刑，四海听闻一定会震惊。况且古代虽然有肉刑的法令，在尧舜时代也未曾实行。《书》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尧舜时代采用流刑来宽免五刑。假如四凶只处以流刑，那么五刑就没有施用的地方了。臣希望陛下上法尧舜，下体会汉文帝，不要采纳迂腐儒生喜好古制的议论。陛下忧虑如今触犯刑法的人多，臣希望慎重选择守臣，宣扬恩惠和仁爱，使百姓各得其所，那么百姓就不会触犯君上。如今不探究根本原因，只徒然改变刑罚制度，臣恐怕民心一旦受到惊骇而动荡，以后即使想要完全安抚他们，也不容易安定。” 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三年八月，中书上奏刑名中尚未妥善的五条，诏令交给编敕所详细议论并制定法律。起初，删定编敕官曾布上奏《肉刑议》，皇上问执政官说：“曾布所说的肉刑，可以立即实行吗？”王安石说：“道理确实如此，立即实行也没有害处，只是务必要斟酌哪些人应当施行肉刑。”曾布刚任编敕删定官时，就说：“立法一定要以律为根本；法律本身尚未妥善，不加以刊正，却只想整齐号令，这是舍弃根本而治理末节。”于是请求先刊正律文。诏令曾布分条详细说明上奏。曾布说，《律疏议》繁杂冗长而且鄙俗浅陋，除去如今已经不施行的内容可以删削外，凡是驳正其中错误、乖谬之处，共一百事，编成三卷上奏。诏令曾布如果还有不便之处，继续分条说明上奏。司马光说：曾布一向受到王安石厚待，让他改定律文，不知道最后究竟怎样，应当考察。元丰元年九月。皇上刚即位，韩绛就建议恢复肉刑。到这时，又诏令执政官议论。知枢密院吕公著认为：“后世礼教尚未完备，刑狱又繁多，肉刑不可恢复，否则将会有贵踊贱屣的讥讽。”吴充建议恢复设置圜土，众人认为难以实行。王珪想取开封府死罪囚犯，试用劓刑、刖刑，吕公著说：“如果受刖刑而不死，那么肉刑就实际实行了。”议论最终被搁置。五年七月壬午，诏令停止大理寺官员到中书省审议案件，从今以后每年一次。本寺把现有案件全部审结后，上报中书取旨。皇上因而谈论刑罚说：“先王的肉刑大概不应废除。人的形体受之于天，却用法律毁坏它，所以称为肉刑。扬子说：‘肉刑这种刑罚，确实是刑罚。’周穆王训示刑法，大的分为五刑，其次是五宥，再次是赎刑，共十五等，轻重各有次序。到了汉文帝废除肉刑，如果是为了革除秦朝的弊政、想让百姓休养生息，那还可以；如果按照先王的法度衡量，就不能说没有过失。三代时期，百姓各有疆界和井田，分别地域，彰明善行、憎恶恶行，人们看重迁徙，所以把流刑看得很重。后世百姓迁徙没有常规，流刑已经不足以治理，因此使用加役流，仍不足以惩罚，于是有刺配，还是不足以依靠，所以又有远近之别。大概先王教化明白、习俗已经形成时，肉刑就不算过分了。”

译增加吏禄 熙宁三年八月癸未，皇上批示：“听说在京各班直以及各军所领取的月粮，照例都不足斗数。其中军人家属口粮的亏减尤其严重；领取时，仓界斗级、守门人等又过分索取侵吞，这很不符合朕爱养将士的心意。应当从今以后每石实际支给十斗。仓界破耗以及发放期限、斗级人员的禄赐、告发和补偿、防禁、索取等条令，令三司迅速详细制定上报。”此前，各仓吏卒供应军粮，欺骗盗取、劫夺索取，十件中常有三四件如此。皇上知道这种情况，所以颁下这道诏令，并命三司分条具奏。于是三司说：“主管、典役人员每年增加禄钱二十万四千余缗；索取一钱以上的，按违制论处，并以钱五十千赏给告发者，遇到赦免也不宽宥。”中书认为：“索取有多少之分，所犯罪行也应有轻重。如今一钱以上都按同一法令论处，恐怕不恰当。并且增加的禄钱不丰厚，不能责求他们廉洁谨慎。应当每年增加到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各仓界人员，如果因仓务收受粮纲以及请托人的钱物，以及各司公人收受各仓界和粮纲的钱物，都计算赃钱；不满一百钱的，徒一年，每增加一百钱加一等。” 达到一千钱，流放二千里；每增加一千钱加一等，罪行最高止于流放三千里。对于过付并给予的人，减首犯罪行二等；徒刑罪加配五百里以外的牢城，流刑罪加配一千里以外。达到十千钱，就按受赃论处，首犯配沙门岛。如果只是答应受赃而尚未收受，给予和收受双方各减本罪一等；首犯按照上条中本应配沙门岛的，改配广南牢城。仍允许他人告发。犯徒刑罪的，给赏钱一百千；流刑罪二百千；配沙门岛三百千。如果是公人，除给赏外再升一资。以上人员也允许自首，免罪并给赏。”朝廷听从了。四年正月辛亥，诏令三司：凡出售扑酒麴各坊场所得的钱，每一千纳税钱五十，另外封存储积，用来支付吏禄。五年五月癸未，诏令增加中书审官东西院、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的吏禄。收受财物的人，按仓法论处。六年四月戊戌，诏令裁定在京各司吏人的请给。此前，吏禄各有固定格式，后来因为兼任职局，增加茶汤、纸笔等钱，侥幸者相互沿袭，几乎没有限制；枢密院有人提出意见，因此颁下这道诏令。不久王安石对皇上说：“比如吏人马骧差往西川、陕西，又差往湖南、北两路溪洞；又如中书检正吏，一人兼办两人的文书。如果不允许兼任者兼领请给，那么谁肯承担劳苦和责任？既然官员有两个职局，如果不允许兼领，只会占用更多吏人，反而妨碍他们本来主管的事务，而且使他们每天的食用不足。”皇上说：“一个人兼任五个职局怎么办？”王安石说：“凡兼任职局的吏人，如果不是在一名官员统辖之下，就不可以兼任。既然没有一名官员兼任五六处差遣，哪里会有兼任五七个职局的吏人？”皇上于是收回前诏并停止施行。七月丙寅，诏令枢密院减少书令史五人，增加令史每月俸钱二千，书令史五千，春、冬各给绢五匹，用来裁汰冗员、培养廉洁。十二月壬申，三司说：“新法增加的吏禄，除去原有请给外，每年支出钱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余。”诏令用熙宁四年以后坊场税钱拨还，不足部分用市易司市例等钱补足，并令提举帐司每年考核支出、收入数目上报中书。当时内而政府、百司，外而监司、诸州的胥吏都给予禄钱，称为仓法。京师每年增加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但这些钱都取自坊场、河渡、市例免行之后剩余的息钱等，因此如今县官每年收入的财用并没有减少，百姓也没有增加赋税，而吏禄得以供给。乙酉，中书说：“增加开封府等处的吏禄，以便施行重法。”皇上说：“从前吏人不领取禄钱而收受贿赂，往往受到严厉弹劾。如今朝廷给他们禄钱却责求他们廉洁，可以说是忠恕了。” 八年闰四月癸巳，权三司使章惇说：“昨天增加吏禄、施行河仓法，本来是想革除断绝私弊。如今听说却有人以借贷、典当等名义，拖延一个月以上才收受财物，应当制定防禁。”诏令施行仓法的人员因职务之事，以借用、使人典当为名收受财物的，告发赏赐和刑名，都按仓法论处。十二月。自熙宁三年开始，制定天下吏禄并施行重法，用来断绝请托的弊端。这一年，京师各司支给吏禄的钱总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有余。到沈括担任三司使、正值熙宁八年时，这一年支给吏禄总共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有余。京师原来已有吏禄的部分以及天下吏禄，都不包括在这个数目内。元丰六年正月，诏令户部尚书安焘会同本部郎官，制定省、曹、寺、监新旧吏禄的规定。

译校勘记 [1]陆诜：原本作“陛诜”，据《长编》卷二和《宋史·陆诜传》改正。[2]系草：原本“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二补出。[3]毌湜：原本“毌”字作墨丁，《长编拾补》也遗漏了这一条。据文同《丹渊集》卷三九《毌公墓志铭》补出。[4]大名府：原本作“大明府”，据《长编拾补》卷三下改正。[5]庚戌：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二补出。[6]在牧：原本“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七补出。[7]风雨：《长编》卷二二七作“风逸”，似乎是正确的。“风逸”是指因母马和公马相互引诱而逃逸。[8]戊寅：原本作“癸酉”，据《长编》卷二六二改正。[9]八监：原本作“十监”，据《长编》卷二六二改正。[10]堪：原本作“匹堪”，据《长编》卷二六二删去“余”字。[11]己丑：原本作“丁亥”，据《长编》卷三一四改正。[12]从“买粮谷”以下数页，因为错简而造成次序颠乱特别严重；现在依据原来的顺序并参考《长编》，全部校正恢复，谨此说明。以下直到“《军器监》”一章，不再另列校记。[13]丁丑：原本作“丙子”，据《长编》卷三四三改正。[14]牝马：原本作“牧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正。[15]牝马：原本作“牧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正。[16]牡马：原本作“牝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正。[17]保长：原本作“保甲”，据《长编》卷三四三改正。[18]敷出：原本作“赋出”，据《长编》卷三四三改正。[19]二年：原本作“三年”，据《长编》卷三四三改正。[20]仍巧以：《长编》卷二五…… [20]续：作“仍以”，没有“巧”字。[22]庚戌：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出。[23]勒停：原本作“鞍停”，据《长编》卷二五三改正。[24]冲替：原本“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一补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