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一哲宗皇帝

译回河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日，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任开府仪同三司，兼判大名府、兼任北京留守。韩绛入宫朝见，皇帝当面告诉他河北发生水灾，年老的旧大臣没有谁能够安抚、集合民众。皇帝派使者到他的宅第赐给告身。当时黄河在小吴决口后还没有恢复，议论者想开一条支流，使水从北都旁边注入旧河道，魏地百姓对此十分恐惧。韩绛五次上疏，请求恢复澶渊旧河道。朝廷因此停止了治理黄河的工程。九月丁丑日，秘书监张问负责考察、规划河北水事。元祐元年四月己丑日，殿中侍御史吕陶说：『此前知澶州王令图屡次上奏，想在迎阳埽开挖疏浚旧河，使水向东流；又请求在孙村地段的金堤设置约束工程，使河流重新回到旧河道。河北转运司没有考察利害，后来又上奏，请求朝廷先委派王令图考察规划，从迎阳埽以下的地段，允许他立即筹划办理，等到水势停止，就把水放入旧河，仍在大吴北岸修筑锯牙形工程，分割约束水势，使之回到旧河道。朝廷派李常、冯宗道前去察看[1]，他们还没有到达当地，转运使范子奇、李南公自知欺骗荒诞的行为无法掩盖，于是在正月十八日上奏，又发文给李常，声称迎阳、孙村两处恢复河道确实不便利。等李常等考察后，都说不可行，工程已经停止。臣考察认为，河流恢复旧道，从古到今都是中国的大事。如今因为王令图一句话，就仓促想要恢复旧河道，开通旧的、堵塞新的；等到朝廷派使者察看[2]，把实际情况全部查清，才显露出内情，认为难以成功。这种前后说法不一的情况，情形涉及轻慢戏弄。希望交给有关部门审查治罪范子奇、李南公，以惩戒欺骗蒙蔽。』 诏令范子奇、李南公各罚铜十斤，延长二年磨勘年限。吏部侍郎李常、勾当御药院冯宗道说：『奉朝廷旨意考察黄河利害。臣等所到之处，逐一查看堤防，完全不够高、不够宽，物料也没有准备。设置堤防完全是水官的职责，核查物料则由本道负责。如今经过这么长时间，物料还没有收集齐，由此可知水官没有选得合适的人。请求增置使者。』诏令增置外都水使者、勾当官各一员。十一月丙子日，负责考察河北水事的张问说：『臣到滑州决口地段考察，看到迎阳埽到大、小吴埽一带水势低下，旧河道已经淤塞。如果恢复旧道，工程力量难以办成。请求在南岳、大名埽地段开挖直河，并分流引导水势，以解除北京以下的水患。』皇帝同意。二年二月己丑日，王令图、张问上奏请求把河水分流引入孙村口，已经蒙准依奏办理。不久又接到旨意，工程尚未施行，王令图、张问请求依照前次奏议开挖修治。皇帝同意。《政目》说，八日的事情应当考察详核。张问前一次上奏在去年十一月二日；又在十二月六日，王令图、张问再次察看核验。二年二月八日，诏令采纳王令图、张问的奏议，开挖修治孙村河。《实录》没有记载此事，这里依据吕大防《政目》补入。然而既然采纳了二人的请求，王令图不久于三月十七日去世；第二天就任命王孝先代替他。王孝先也赞同开挖修治孙村河。四月十三日，又命顾临代替范子奇任转运使；因为恢复河道的议论尚未决定，十六日才诏令转运使、副使与水官共同讨论开挖修治的确切利害。据此，二月八日虽然下达了开挖修治的指挥，不久却又停止罢废，所以现在再次命令有关部门另行议论[4]。十月丁亥日，河北都转运使顾临等上奏说：『请求把凡是因讨论河道事务而应办理的事项，都依照原先下达的朝旨，以“讲议河事所”为名；等议定应当开挖修治的地点后上奏，并依照旧例，由朝廷派官员复核实际情况，确认确实合宜后，才允许开工，再改名为“都大提举修河司”。』 三年二月己丑日，知大名府冯京说：『奉敕开挖修治减水河，位置在本府护城横堤以南。请求下令有关部门预先加固保护。』诏令都大提举修河司知悉。起初，元丰八年十一月，朝廷采纳王令图的意见，准备恢复大河旧道，诏令李常察看。李常说不可行，工程已经开工，随即停止。当时是元祐元年正月。同月，又诏令张问与王令图共同考察规划。张问请求开挖孙村水口河来分泄水势，朝廷已经同意，不久也中途停止。二年三月，王令图去世，王孝先代替他主持都水事务，也想像王令图所议那样开挖孙村口减水河。知枢密院安焘两次上疏说：『朝廷长期讨论恢复河道，只是害怕劳费，不顾虑大的祸患。自从小吴还没有决口以前，黄河以北的地界虽然多次变动，但都还在中国境内，所以京师可以依靠它来限制强敌，景德年间澶渊之事就是证明。而且黄河每次向西决口，河尾就更加向北；河流越向西，决口就已经越向北，直抵边境。如果再不停止，南岸最终就会归属敌境，对方必然修桥梁、设州郡防守。像庆历年间，因为夺取河南熟户的土地，便修筑军寨窥伺河外，已经有这样的前例。从河南开始，地势平坦开阔，直达京师，长远忧虑、回头顾念，都足以令人寒心。如今想图一时治理河道的便利，却缓于设置险阻，这不是最好的谋划。』太师文彦博的意见与安焘相同，中书舍人吕大防也附和他们，三人极力支持这一主张，同列官员没有人能改变他们。中书舍人苏辙去见右仆射吕公著，趁机问道：『您自己看，您的智谋勇气比得上先帝吗？您的声势、力量和威望，能够鼓动天下，比得上先帝吗？』吕公著惊讶地说：『你说的是什么话！』苏辙说：『黄河决口向北，连先帝都不能使它恢复旧道，而诸位却想使它恢复旧道，这是自认为智勇和声势力量超过先帝了！』吕公著只是连声应诺说：『应当和您一起筹划这件事。』然而最终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主张。恢复河道的工程于是兴起。丁未日，曾肇说：『我昨天奉命出使契丹回来，经过河北，私下听说朝廷命王孝先开挖孙村口减水河，想以此作为恢复河道的计划，调发河北及邻近各路的人夫来供应工程。我在道路上询问，众人都说：“如今河水顺势向下流，旧河道地势很高，又是黄河退流的地段，恐怕难以成功。河北经过多年灾伤之后，不适合再兴起这样的工程。”希望圣上慈悲，再下令水官和河北路监司共同详细讨论，使议论早日确定，不至于白白耗费民力，日后又招来悔恨。』

译十月戊戌日，诏令说：『黄河没有恢复旧道，终究会成为河北的祸患。王孝先等人所议已经开始兴工，不可中途停止。应当继续准备工料并向前施工，务必使河流恢复旧道。三省、枢密院迅速共同商议施行。』庚子日，三省、枢密院在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左仆射吕大防、知枢密院安焘、中书侍郎刘挚、退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5]、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留下奏事。王存先上奏说：『刚才各位大臣陈奏河道事务，臣参与听闻了议论，请允许臣再稍微发表意见。臣认为孙村口恢复河道的利害，议论并不一致。近来召来谢卿材、张景先，让他们和王孝先、俞瑾共同商量。谢卿材的状文说，河水向北流动顺畅迅速，请求不要堵塞；王孝先等人的状文说，只有孙村口可以取水，使水恢复旧道，必须治理旧河道[6]，旧堤还请求再展限一年。如果将来发生意外，大河涨水冲过直堤，淤塞旧河道，或者河道发生改变[7]，再没有别的取水之处，请求免除修河官吏的责罚。而王孝先等本来就是提出建议的官员，他们的说法却如此，说明他们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成功。只开挖减水河、疏浚旧河道、修治旧堤，就估计要用数万兵夫、数千万物料，尚且还没有堵塞；将来堵塞河口，所需费用[原文“五号”疑有讹误]，如果果真能够使大河永久恢复旧道，即使再劳费财力，也不足计较。如今据他们的说法，不过是侥幸希望万分之一的成功，并没有确切的利害依据。将来如果恢复河道不成功，就是白白耗费数千万物料，使数路百姓的民力困敝，怎么能不考虑呢？此外各位大臣所说的设置险阻，本来是长远的考虑，但必须因地势使大河恢复，才可以作为险阻。如果孙村口不能恢复河道，也必须另行考察规划。边患如果能够用正确方法抵御，自景德年至今八九十年，一直和好如同一家，难道是设置险阻的功效吗？如果抵御失策，像后晋末年耶律德光侵犯京城那样，当时难道没有黄河作为阻隔吗？况且如今河流未必就会冲过北界，还须详细研究利害。只是民力，不能不爱惜！』又上奏说：『过去黄河在天台埽决口，当时章献太后垂帘听政，两次派近臣前往察看，预先积储物料，经过几年以后才兴工。如今何妨派一两名近臣前往察看，等看清确实的利害之后再兴工，也不算晚。臣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实在是因为忧虑和责任所在，不敢不竭尽愚诚，请求陛下慎重对待这件事。』 太皇太后说：『暂且再仔细商议。』于是收回了戊戌日的诏书（此事据《范纯仁家传》增补）。十一月甲辰朔日，三省、枢密院说：『查得都水使者王孝先，计划从西岸北京以内黄县第三埽开始，先修筑一道截河堤，与旧河孙村口相连接；又考察计划在樊河第三河靠水处修筑缕河小堤，闸断河口；从大名府南第四铺以下直到孙村口以北，仿照过去修建汴河的规模，开挖修治一道减水河，分泄削弱水势，向东引入河中。不久召来李先、俞瑾等人，命他们陈述利害。根据李先等人所说，除孙村口外，再没有靠近界河、可以使河流恢复旧道并流入大海的地方。孙村口计划用两年开挖修治，今年冬天先准备旧堤所需的梢草一千万束，明年春天开工，先开挖减水河分泄水势；所用兵夫此前已经确定数额，到元祐五年，才议论堵塞北流，使整条河改流东向，进入旧有东流河道。已经命王孝先等人提供结罪保明状完毕。详细审查后，除预先准备旧堤物料可以施行外，元祐五年堵塞北流、使河流回入东流旧道，以及明年开挖减水河的事项，恐怕还有没有完全考虑到的利害，想派官员亲自考察，详细说明长远利害，前往实地奏报。』诏令派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亲自前往当地考察，并把确切情况、依据利害绘制的图形，联名保明上奏。如果孙村口不能开河，就另行在靠近界河的河道中逐处查找，也一并保明上奏。九月五日，苏轼说：『王孝先想在北京以南开挖孙村河，想夺取河道，使河流恢复旧道。』这样看来，王孝先提出建议，一定是在九月五日以前上奏的。文彦博、吕大防、安焘三人实际上支持恢复河道的主张，只有范纯仁认为不对。主张恢复河道的人对范纯仁说：『我曾多次任职河北，河道上的利害，我熟悉得很。您的足迹从未到过河北，怎么知道那里的利害？』范纯仁说：『利害我确实不了解，但水性向下流，不必到河北去也知道。』范纯仁不敢坚持说恢复河道一定不对，只说：『边事尚未安定，百姓仍然困苦，国家府库的财物有限，皇上刚即位，正值垂帘听政之时，兴起这样的大工程，怎么能不审慎呢？』于是议定再次派范百禄、赵君锡前往察看。范纯仁又说：『水官不等候考察决定是否可行，便计算购买先行修筑旧河埽所需的梢草一千万束，用钱将近四十万贯；这是按照平常价格估算的。如今限期要求二月中准备完毕，各州必然争相购买，价格会更高。不仅所需钱物巨大，官吏为了逃避责任，恐怕也免不了造成劳扰。既然说开挖减水河只是为了试探水势，却已经计算需要梢草一千万束，其中多少是旧有的，多少是现在购买的；那么明年春天所用的兵夫，也必须和梢草数量相称，才办得成。开挖减水河本来只想试探水势，已经耗费财力到这种程度，至于恢复大河、堵塞决口，还都没有涉及；这正是臣先前所说的，已经用掉很多财力，因而想停止也不能停止的开端。

译而且议论者起初说今年丰收，梢草容易收买。依臣愚见，除了普通草类在丰收年容易得到之外，梢草既不靠近山地，多数来自人家的园林；灾荒年人们才肯砍伐出售，丰收年反而恐怕难以买到。况且大河既然还没有完全恢复，物料本来就应当减少数量。即使想预先准备，也必须逐步筹置。』户部侍郎苏辙说：『近来听说恢复河道的议论已经停止不行了。臣平日过度忧虑，顿时释然。然而仍听说议论者固执开河分水的办法，虽然暂时停止了大工程，却又兴修小工程，始终不肯停止。这样一来，河北明年的忧患和今年又有什么不同呢？如今小吴决口已经冲入地下很深，而孙村所开河道的深度、宽度有限，不但不能恢复河道，也一定不能分泄水势。况且黄河的水性，水势急就畅通，水势缓就淤积；既然没有东西两边都水势急迫的条件，哪里有两条河并行的道理呢？臣以户部所掌财政的利害关系来考虑，都在这条河上；如果再保持沉默，谁还敢说话？只希望由圣心决断，把这项议论全部停止，那天下就十分幸运了！』闰十二月，范百禄、赵君锡已经奉诏同行察看东河、西河，测量地形、考察利害，看到东流地势高仰，北流顺势下行，知道河流决不可能恢复旧道，于是分条陈述上报。四年正月乙未日，范百禄、赵君锡已经当面奏报河流不可能恢复旧道，请求废止修河司。十多天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上疏说：『臣私下认为，本朝黄河决口必定堵塞，堵塞后又决口，从来没有再使它流回旧道。如今黄河向大岯以西流去，到达大陆，分流注入木门，经阎官道汇合于独流口，进入界河，向东流入大海。这正是合于大禹治水的遗迹，也是前人想要实现却不能实现的事。元丰以前，从未有恢复河道的议论；元丰八年以后，才有王孝先、俞瑾等人敢于妄议恢复河道。王孝先身为水官，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臣既然已经察看，彻底了解了利害，而大臣在朝廷上讨论，一个多月还没有决定，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况且元丰四年小吴河决口，不到两个月，神宗皇帝凭神明睿智作出裁断，不下殿堂便看清万里之外的情况，顺应天地高下的规律，明白百川水脉的道理，向内外明确下诏，把诏令藏在有关部门。大意说：“旧河道已经淤高，按道理不能恢复。从今以后，不再开挖或堵塞。”于是远近人心都信服，没有人提出异议。如今王孝先等人竟敢横加议论，违背先帝明诏的本意。希望陛下圣明慈悲，立即废止修河司，以节省巨额费用。端正王孝先的罪责，以彰明法典刑罚，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己亥日，诏令废止恢复河道和修建减水河的工程。四月壬子日，尚书省说：『大河向东流，是中国的重要险阻。自从大吴决口以后，河水经界河入海，不仅淤塞损坏塘泊，而且浊水流入界河，今后如果浅滩淤积，河水必然向北流。若河尾直接向北流入海，中国就会完全失去险阻屏障，不能不深思熟虑。』诏令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分条筹划，上奏报告。七月丙申，都水监说：黄河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从小吴决口以后，后来不断泛滥，却没有形成固定的河道。朝廷前后派遣官员察看测量，不止一次，最终仍未形成定论。大概新河的堤防与原来的金堤旧道完全不同；如果认为北流没有祸患，那么前年黄河在南宫下埽决口，去年在上埽决口，今年又在宗城下埽决口，难道能说北流可以确保无忧吗？如果认为大河向东流，那么南宫、宗城都在西岸；如果认为向西流，那么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有的受威胁，有的决口，却都在东岸。很明显，大河绵延千里，尚未见到归并收纳的趋势，无法作为长久之计。近来察看第三、第四铺分流决口的涨水，稍稍缓解了臣先前的急迫形势，但接着宗城又决口向下游泛滥，水势无法收束。即使想不采取东流的办法，也做不到。河势还不能完全改变，因此采取分成两股的办法。如今本监勾当公事李伟上状说：察看发现，新开的第一处决口水势湍急，来不及排泄，已经不等工程完毕，又拨开沙堤第二处决口，以减少大河涨水，于是分成两股流行，以缓解下游的灾患。虽然还不能保证冬夏都能保持这种流向，但已经显现出可以有所作为的形势，对于国家来说是无穷的利益。如果一定要使河道长久稳定，最终形成一股水流，仍然需要增加役夫，才是长久的利益。不过，还没有下达给监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察看；就目前的修治办法来说，比较它们的利弊，哪一种轻，哪一种重？诏令河北路安抚司、监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内详细分析，具文说明并保证属实，奏报朝廷。八月十日，苏辙说李伟夸大其词地上报。八月十八日，设置修河司。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说：臣去年任户部外曹，因为财赋不足，而开河的议论又没有决定，河北的费用极其庞大，曾三次上章论说河水向西流，已经形成河道；而孙村以东的旧河道地势高，水势决难通过。当时大臣们的意见，大多认为旧河道可以开通，西流可以堵塞，因此朝廷派范百禄、赵君锡亲自前往察看测量。范百禄等回来后，都说旧河道不能开通，西流也不能堵塞。为什么呢？地形的高低不能凭空指认，但知道水性是避高趋下的，只凭这一点就可以作出判断。因此范百禄等不敢蒙蔽朝廷、迎合权贵，而是按自己的诚实见解奏告陛下。陛下也知道他们的话明白可信，便相信并实行；朝廷内外的公论，也都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臣私下听说，现在河水向西流，在孙村一带的左侧，大约已经冲入地下二丈；而如今上报的涨水从崖田新开的决口向东流，进入孙村还不到六七尺。想凭六七尺的涨水，夺取已经冲入地下二丈的河身，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是困难的。然而朝廷竟因此派都水使者，征发民夫，开挖河道，推进锯牙，想把水引入东流。正当河水盛涨时，如果向西流的河道不断流，却强行遏制它使其向东流，实在和儿戏一样。

译臣希望陛下赶快下令有关官司，暂且慢慢观察水势所向，按照历年涨水的旧例，顺着水向东漫溢的趋势引入旧河道，以缓解北京朝夕之间的忧患。旧河道堤防毁坏决口的地方，只略加修补，使它免于决口泛滥即可。至于开河引水等事情，一概不得兴工，也不许奏请任用官吏、调发夫役。等河势稍微稳定以后再议。不过一个月，涨水退落以后，向西流的势头一定没有改变的道理。那群小人的妄言，也会不攻自破。己酉，河北路转运使、都水使者谢卿材改任河东路转运使；权河东路转运使、直龙图阁范子奇任集贤殿修撰、河北路都转运使，兼任外都水使者。当时又在议论改变河道使其回流，所以调任谢卿材。然而范子奇不久也恢复以直龙图阁的身份回到原职。乙丑，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说：已经开通拨开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使水进入孙村口旧河道通行，并已具报趁势开塞大河北流等事的利弊。又说：直堤第三铺水势顺畅迅疾，旧河道也逐渐有所准备。朝廷今天应当竭力一定堵闭北流，这是最好的策略。如果不明确诏令有关官司立即改变河道，臣深怕上下拖延，议论最终不能决定，在观望之间就错失机会。请求恢复设置修河司。朝廷同意了，仍以都提举修河司为名，派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共同担任提举，以李伟专门负责办理、督促和准备改变河道等事务。七月二十八日，起初采用都水监的意见，命令各司保证回河确实可行。诏令以使大河恢复原道为名，都提举修河司调发夫役十万人。九月乙未，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说：元丰四年，黄河在小吴决口，神宗皇帝下诏，不再修筑堵闭决口。又宣谕辅臣说：以道理治理水患，不要违背水的本性。朝廷心中疑惑，所以先派李常、冯宗道，后来又派臣的叔父范百禄、赵君锡察看，他们都说没有可以堵塞的道理，于是采用北流为便利。士大夫也有十分之八九认为不能堵塞。李伟迎合执政大臣，毫无顾忌，敢于放肆发表大话，来欺骗朝廷。朝廷不再广泛向众人谋议，立即依从李伟的奏请，设置都提举修河司。既已开通直堤第四铺的决口，第七铺又危急，从八月八日开始救护，到二十八日，用去梢草一百万，调发急夫七千人，官吏从夜里一直到天亮，扫除堤上的缕草，险情却更加严重，随即又被水冲垫毁掉，最终无法守住，直堤自行溃决。刚刚开通第一铺，河势就发生变化，人们已经无法预测。将来堵闭北流，困难岂止是这里的万倍？臣私下看到，去年最初派遣两位使者时，大臣们还在竭力争论，有的说可以堵，有的说不可以堵；那些主张不能堵的人已经被罢免，所以朝廷中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等两位使者回来奏报，大臣们的议论仍然不能统一，只有陛下的圣意坚持主张，于是罢去修河司，朝廷内外没有不认为极为恰当的。如今才过三季，又重新兴起回河的劳役。先帝既然认为不可，陛下也认为不可，只因为执政大臣以先前言论的错误为耻，必定要强行把错误说成正确，妄自发动大工程，轻率地扰动众人；河流本来没有事情，人却强行扰乱它。伏望陛下明白地告谕大臣，广泛采纳众人意见，停止改变河道的念头，不要轻率地调动众人，不要拿有限的财力和百姓的性命去填塞不可测量的巨大深渊；不要为了顾全一句话的错误而一定去求成一项不能成功的工程。请罢去提举修河司，遣散官吏和兵夫。北河决口泛滥，就根据情况救护。臣自从听说重新设置修河司的指挥后，就想上书进言。臣的叔父范百禄曾经奉命出使，臣的话从臣口中说出，按道理也有避嫌之处，因此犹豫了一个多月。如今朝廷内外人心汹汹，都说这样做不利。臣负有进谏的责任，如果为了避嫌而缄默，坐看国家大事出错，臣的罪过就太大了！朝廷也没有答复。《祖禹新传》说：朝廷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考察这件事：当时起初并没有采纳，最终才采纳。有人把这段附在十月四日范祖禹尚未升任给事中之前。十一月己丑，中书侍郎傅尧俞说：臣本月二十四日当面接受圣旨，命臣与宰臣等再商议河事，秘密具奏。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商议。臣认为自己才能浅薄、职位低微，不能扭转决定。又因为都堂的议论委婉顺从、次序已经安排好，必定无法改变。如今大吴已经役使五万多夫役，兵士还不计算在内。将来各路调发民夫数十万人，耗尽国家财力，竭尽百姓力量，来完成这项并非紧急而且不能成功的工程；还担心春季中间如果遇到雨雪严寒，不仅会引起怨恨、逃散，白白耗费物料钱粮，也恐怕会伤害不少人的性命，这些都是陛下深知的，臣不再详细论列。如今主张此事的人说：想改变河道以缓解北流的祸患；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北流稍作堤防准备。如果将来河势不能向东流，不幸又遇到大水，北流的祸害哪里能够抵御？希望圣慈或因寒雪，或因其他事情，批出指挥，直接罢去修河司，疏浚孙村口，准备分泄涨水，趁此检查北流的紧要堤岸，迅速修完，不要管顾疏漏。等三五年后，再观察河势，然后另行商议，这样两边都没有损失，上下安宁，可以保全河北百姓，把灾祸变成福祉，利益无穷。这完全取决于陛下的英明决断，只需一句话。十二月癸丑，三省、枢密院说：先前命令都提举修河司从水势顺畅的地方选择一处改变河道，调发夫役八万人、私下雇用二万人，作为引水和修整河道的工役之外，北外都水丞司查计大河北流所需夫役二十万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旧河道所需夫役七万四千五十六人，两项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人。如今都水监丞李君贶等核算裁减水河工程，原来调发的八万人，从中减为四万人充作修河工役；在李君贶等裁定的调夫数内，共减为十万人，命修河司通盘调度、分配使用，其余依照原先颁下的指挥办理。

译五年二月己亥，诏令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修治减水河。庚子，诏令三省、枢密院说，去年冬天失时降雪，如今又没有下雨，外路旱情广泛而严重，应暂且停止修治黄河。因为御史中丞梁焘、谏议大夫朱光庭说东北地区久旱，河工调动众人，恐怕妨碍农事，所以颁下这道诏令。梁焘上奏说：臣听说东西方向的旱情广泛而严重，私下担心修河这一大工程会使人心劳苦怨恨。调动民众妨碍农时，招致灾害的原因，恐怕也在于此。希望圣慈详细斟酌，暂令停止修河，等秋季庄稼成熟时再请示。朱光庭上奏说：昨天议论修治、堵闭大河北流，天下人都认为北流顺着地势向下，不能强行使它向东，等一两年观察水势所向，如果确实有太过分的趋势，再加以疏导，岂不是容易吗？朝廷审慎后认为正确，于是暂时停止堵闭北流。但水官原先的主张者却不肯停止他们的打算，大概他们的目的本来就在于侥幸获得朝廷的美官。如果一概罢去，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所以仍然提出减水河的办法，意在说明我们先前的议论并非错误，同时还可以照旧大量占用官吏，把事权掌握在手中，以满足私意。如今修河一事，只是因为任用了李伟这个小人；况且减水河开与不开，实际上没有什么利害，如果只留下堤口，涨水大时水势自然必定会流过去，何必再役使人力开挖疏浚呢？臣愚昧地希望朝廷罢免李伟这个小人的职事，全部裁减修河司的官员，释放并停止现在服役的开挖减水河的兵夫，只委托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以及州县官吏，将目前修护紧急埽岸所需要役使的夫役，按照事理立即办理。这样一来，兴办工程不至于妄动，人心安定，上天的回应必定降下甘霖。起初，范纯仁罢去宰相后任颍昌府知府，听说朝廷又议论修河，上疏说：臣此前在政府任职时，看到有人想使大河恢复原道。又说：河势正向东流，恐怕会变化不定，时机不能错过。臣以过去车辆翻倒为戒，因此很害怕这种说法，曾经多次上奏陈述。承蒙陛下专门派范百禄、赵君锡察看，他们回来陈述回河的祸害非常明白。不久承蒙圣上裁断，宣谕大臣，命令迅速停止修河。近两三个月来，却听说孙村有漫过堤岸的水自然向东流。议论者认为可以顺应水势，以成就大利，朝廷于是舍弃先前范百禄、赵君锡的意见，又兴起回河工程。臣观察如今的举动次序，是采用时机不可错失的说法，想竭力使其成功。臣不敢再以难以成功以及三五年间必定会决口泛滥为忧虑，只就河水向东流以后说：两岸增加的堤防铺分，大致会增多很多；每年防守的费用，也会增加数倍，那么财用的消耗和百姓的劳扰就没有停止的时候。还希望圣慈特地下达睿旨，再命有关官司，预先计算回河以后每年两岸埽铺防守的工程费用与今天相比增加多少，以及每年所需钱物从哪里筹办，这样利害就清楚可见了。奏疏上呈后，主张河事的人不高兴，于是把它搁置下来没有实行。十多天后，太皇太后宣谕说：前些日子范纯仁的奏疏在哪里？宰臣奏答说：事情的情势难以依从，已经凿收了。太皇太后说：范纯仁的话有道理，应当依从他的请求。于是又停止河工。在此以前，河上所征发的夫役，允许交钱免除服役；县令上下都认为便利，只有范纯仁忧虑，说：百姓的力量从此更加困乏了！有人说：每年征发夫役一次，费用是一万钱；如今已经七千钱就可以免除一丁，又免去了百姓往返奔走和服役的劳苦，难道不便利吗？范纯仁说：每年征发夫役虽说需要一万钱，但随身携带的不过三千文；得到一个丁男到官府就食，民间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支出。如今免夫钱一项要交七千钱，全都归官府了。百姓又安坐在家中白吃，须知劳力是人自身所出的，钱却不是百姓所拥有的。如今拿走他们没有的东西，百姓怎么能不受困苦？这件事，富有而不亲自服役的人认为便利，贫穷而有劳力却没有钱的人，却并不便利。况且征发夫役一定会计算确实需要的数目，即使征发的人数超过实际服役人数一倍，百姓也不会十分劳苦。如今如果出钱来免除夫役，即使只服三分的夫役工期，也可以收取十分的免夫钱，其中的弊端就无从查察。而且从来征发夫役都不超过五百里以外。如今免夫钱无论远近都要征收，如果遇到贪婪刻剥的官吏，对百姓的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三月丁卯，都水使者吴安持说：大河新涨的水势正开始形成，请召集工匠，预先治理紧急之处。戊辰，侍御史孙升说：臣恭敬地看到，李伟、吴安持自从去年兴起回河的议论以来，两人相互欺骗蒙蔽朝廷；吴安持又诡诈多谋，既然已经欺惑大臣，却不肯共同承担责任，万一侥幸成功，就想享受利益；事情失败，则将来把责任归给提出建议的人。因此让李伟在去年八月单独上奏陈述大河紧要的利害。又说：臣私下观察今天两岸增修马头、锯牙，沙河直堤的水口已经通畅，明显有完全回河的趋势。吴安持早晚与臣讲究此事，已经清楚看出上述利害，吴安持派官员暂赴尚书省禀报商议：希望圣慈早日作出圣断，立即请求恢复设置修河司；其官属和各项事务，都依照近来已经颁下的条例办理。这样，修河司的设置既合乎名分，各项事务也都有条理，就可以趁此时机建立大事。李伟、吴安持相互勾结说出这种奸邪之言，朝廷于是信以为真，依照他们的奏请实行。如今考察他们奏请的话，没有一项得到验证，白白耗费的财用和民力已经数不清，远近都因此骚动不安。幸赖宗庙社稷之灵，以及圣上聪明睿智、果断决策，明察奸邪之言，把这些事情一概放弃停止。否则，祸患将有不可言说的程度。吴安持、李伟能说会道而轻浮狡猾，欺骗蒙蔽奏报，传播于朝廷内外，奸邪之言已经暴露，罪恶难以掩盖。伏望早日下达指挥，罢免斥退他们，以符合天下的公论。仍请求罢去修河司，等有了确定议论后，再听候指挥。九月丁亥，宣德郎孙迥任北外都水丞、提举北流，右宣德郎李伟权发遣北外都水丞、提举东流，共同提举北京黄河北外事务，仍调换两河的人力、兵力和物料。

译本月九日，御史中丞苏辙说：臣恭敬地看到，大河北流至今已有十年，已经形成河道。每年夏秋水势泛滥时，孙村地势低洼，涨水从东面流出，因此张问等人欺骗蒙蔽朝廷，提出回河的议论，从此北京百姓都有遭受水患、沦为鱼鳖的忧虑，日夜盘算迁徙。监司、守臣以及敕令派遣的使者都说这样做不利，朝廷也知道很难实行。去年八月，宣德郎李伟竟敢进言，想堵闭北流，使大河恢复原道，竭力排斥众议。万一他私下希求功劳赏赐，朝廷便为此设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征调役兵，派遣文武官吏收买梢草茭草，各项费用一齐兴办，使河北、京东、京西诸路公私都因此骚动。众口一词，都知道不会成功。幸赖陛下圣明，洞察利害，然而仍没有完全停止工程，先命令开挖减水河，后来又因为旱灾，命令暂时停止修河，遣散夫役；但修河司仍照旧不罢，李伟仍然提举东流旧道。又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不久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的差遣，等涨水过后再察举并请示。如今涨水已经退去，但李伟最终仍未被罢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根据本月三日的圣旨，只是依照吴安持等人的请求，等霜降水落以后，由北外丞司察看测量，把梁村口到孙村河道中妨碍水流的地方疏通成河槽；等冰冻消融、地形适宜时，因势开导，务必使河槽深而宽，分成两条水渠。臣详细观察吴安持等人的说法，恐怕他们仍然怀有奸邪意图，观望朝廷，想慢慢筹划发动大工程，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利益。依臣看来，修河司如果不罢，李伟如果不撤，河水终究不能顺流，河朔百姓终究不能安居。伏乞下令大臣迅速罢去修河司，并按前面的条款查办，把李伟流放，以整肃国法。十月癸巳，罢去都提举修河司。苏辙又说：臣近来上奏请求罢去修河司，并责罚降职李伟。不久奉到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奉到十月二日圣旨，罢去都提举修河司。臣认为修河司虽然罢了，但李伟不撤，和不实行臣的请求没有区别。谨按：李伟多次以奸邪之言动摇朝廷，发动大工程。去年八月中，他独自上奏说大河现在已经分成两股流行。即使如此，也应当在第四铺地段进一步开阔河槽，只需兵夫二万人，于九月开工，十月寒冻时完工，借此引导河势，这岂止是使两股水流通行而已，也是将要实施改变大河流向的计策。李伟所说的事情，大多像这样狂妄而毫无疑虑。伏乞查照前次奏疏，迅速赐令将他流放。侍御史孙升说：谨按，宣德郎李伟狂妄而心怀邪念，欺骗蒙蔽朝廷，贻误国家。他既然独自上奏提出两股回河的议论，又说要趁时机建立大事，内里倚仗文彦博的势力和权威，外面借助吴安持的游说，使大臣们受到动摇，朝廷于是听从了。劳役一旦兴起，公私都受到祸害。近日都大修河司既已罢去，李伟欺骗蒙蔽朝廷的罪行就更加明显。如今朝廷不但不惩罚李伟，反而授予李伟外监丞的任命，这样就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伏望圣慈详细察看李伟欺骗蒙蔽的罪行，早日赐令罢免，以平息朝廷内外的民心。六年正月丙戌，御史中丞苏辙说：谨按，历来河流决口，必定先因为下游淤积变高、上游水流不畅，然后才会决口。这样看来，大吴的决口已经是由于旧河道淤积变高造成的。如今却想改变河道，让水向北流，按道理一定不可行。况且现在北流深的地方，水在地中流动，确实符合水的本性；舍弃这里不用，却想引入旧河道，让水在空中流行，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是妄想。而提出建议的大臣任意欺骗蒙蔽朝廷，却安然处之而不怀疑。如今虽改称为分水河的议论，不再称回河，但据都水监的奏请，本来就说回河与减水不是一回事。已经修造的马头三百余步，请让收河司根据情况处置。马头既然在大河之中，横向拦截水势，泛滥时按道理必须斟酌可以保留还是拆除，并立即分别办理。朝廷虽然准许了他们的请求，但本司购买马头的物料，至今没有停止。又和本路监司奏请，按照情况开导口处一带河槽，务必使它深而宽，并修葺紧急堤岸，分成两条水渠。臣观察他们的意图，虽然名义上是减水，实际上暗中仍在筹划回河。希望圣慈特意选派耿直的大臣以及身边亲信，前往河北会同办理，逐处与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官吏及北外监丞共同实地察看，详细绘制图册，说明利害，保证属实后奏报。如果臣所说不虚妄，就请求罢除分水的指挥，撤废东流一行的官吏和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照上述意见办理。今年春天，又把他们调拨到北流，开河筑堤服役。这样最可使河朔以及邻近各路的兵民早日得到休息，国家的财赋不至于白白耗费，农事逐渐充足，天下就大幸了！三月。起初，苏辙任御史中丞时，论说回河有三件事：第一，请保留东岸清农口；第二，请保留西岸投摊水；第三，请除去西岸拦激水流的锯牙。朝廷下令河北监司察看测量，他们只认为锯牙不能除去。苏辙执政后，在殿庐中对吕大防说：锯牙最终应当怎么办？吕大防说：没有锯牙，水就不会向东流；水如果不向东流，北流一定会有祸害。苏辙说：分水虽然好，但北京百万百姓每年夏秋常有决口溺死的忧患，又怎么办？况且把水分流向东引入旧河道，现在旧河道虽然中间有水流通，但两边淤积合拢的地方很多，分水的好处也不可能长久。

译刘挚说：如今每年开挖疏浚，正是为了这个。苏辙说：淤积一丈，只能开挖三尺，有什么益处？如果涨水过后发生淤积，就竭尽力量修完北流堤防，使它能够承受涨水，拆去锯牙，免除北京的危急之患，这才是真正的利益。刘挚说：河朔监司都不这样做，那该怎么办？苏辙说：外地官员是在观望，所以才这样。怎么知道呢？张璪虽然说锯牙应当保留，却请求大修北京签横堤，费用极其庞大，这就是在准备应对锯牙激水的祸患。吕大防说：河事关系重大，难以凭主观臆断。苏辙说：双方都是亲眼所见，就必须用公议来说明。等到面见皇上时，吕大防、刘挚都说采用分水为便利。苏辙具奏。皇上对太皇太后说：右丞只是想再商量一下罢了。苏辙说：朝廷如果想慎重处理，请等涨水过去，看清旧河道，旧河道转而更加淤高，然后合力修完北堤，再拆去锯牙。这样做，尚且比较妥当。到了都堂，吕大防、刘挚命令批下圣旨，一概依照都水监所定。苏辙对堂吏说：刚才已经奏报，请等涨水过去，再另行察看测量。刘挚非常不高兴。吕大防知道自己理亏，心意稍稍缓和。第二天，改批为不得增加扩展，仅此而已。此据《龙川别志》和《颍滨遗老传》，附于三月末。七年十月辛酉，诏令：大河向东流，都水使者吴安持赐予三品服；北外都水监丞李伟，等任期届满时，命令再任。《玉牒》说：辛酉，河流恢复旧道。八年正月乙巳，中书侍郎范百禄说：臣私下听说，水官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敕停止回河以后，每年都合并工程，修进梁村锯牙以及大河两处马头。至今已经四周年有余，耗费的工力极其浩大；又兼有三处同时进行。如果按照水官的意图，既推进埽绎，又缩窄河门，只留下 一百五十步，并预先请求朝廷等北流变浅变小后，修筑软堰将它堵断。详细看这五件事，明显是一定要回河，只是借分水为名，假称害怕东流产生淤积和险患，实行巧诈的计策罢了。他们还正鼓动言路，把错误说成正确，导致台官前后上章十多次，朝廷内外传闻听说，不能不让人疑惑，深怕这样做不利。伏望二圣明令三省迅速议论，果断拆去河上的锯牙、两处马头，开放河门，任凭大河自行疏浚向下流去，免得阻塞障碍，淤坏北流，逐渐酿成大祸。如果北流畅通决流，将来每遇涨水，自然会分向东流。既然有分水的好处，两河并行，长久来看安稳便利。范百禄又说：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下敕停止回河以来，到如今臣僚想要回河的意图始终没有停止。然而大河同样确实不能回流，吴安持等人却每天想出巧计，阻遏北流，前后花样很多，导致大河渐渐产生淤积的祸害，逐渐毁坏大禹治水留下的旧迹，难道不深感可惜吗？此前，御史李之纯、董敦逸、黄庆基请求使河水回到东流，杨畏请求派官员察看；都水监吴安持请求在北流修筑土堰、确定河流方向，以免发生淤积。此时吕大防告假，苏颂等都说商议尚未决定。苏辙当面奏说：吴安持所说的，决不可听从。而范百禄又上了这道奏疏。二月己未，门下侍郎苏辙上奏说：臣本月八日因式假，没有参与处理公事。臣私下看到，三省共同接受圣旨，关于北流软堰，依照都水监的奏请，等开始动工时，先把核算出的工程和物料数目奏报，请求圣旨。只是因为臣历来在都堂聚议时，曾认为软堰不能施用于北流，利害关系非常明白。伏望圣慈特加详察，把臣的这个意见交付三省；八日的指挥请暂不要下达，等臣假满参与商议后再请示。到了这一天入宫应对，奏说：自去年十一月以来直到现在，百日之间，水官一共四次妄自制造事端，动摇朝廷。第一次，吴安持在十一月外出察看河道，先请求立即处理河事。旧法规定：马头不得增加或削减。臣知道吴安持的意图在于增加马头，于是只下令除两河门以外，允许立即处置。吴安持的奸邪意图就暴露了。第二次，他请求在东流北面增加五七道埽绎。臣知道吴安持想借此多推进埽绎，约束北流使其流向东面，于是命令转运司共同监视，不得超过他所请求的埽绎数量。吴安持的奸邪意图又暴露了。第三次，他请求只留下河门一百五十步。臣知道吴安持的意图在于回河，只是把推进马头改称为留下河门，于是没有允许，吴安持的计谋走到了尽头。第四次，就是请求修筑软堰。吴安持这四次筹划，全都是回河的意图。太皇太后认为他说得对。当时吕大防没有入朝，所以还来不及把文字奏上。据《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以及《栾城》所载札子的日期，应当是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编在三月十二日，恐怕有误。现在采用《集》以及《志》《传》的记载。辛未，三省进呈苏辙所议的河事。吕大防说：如今软堰已经不能修筑，没有可以施行的办法了。苏辙说：软堰本来就不能修筑。臣原本论说吴安持在百日之间四次妄自制造事端。苏颂先前请求派官员查核事实、辨明是非，明确显示赏罚，这话极为恰当。请求依此施行。吴安持这个小人想要动摇皇上的听闻。如果让他仍旧任职，病根不除，河朔受到的祸害将没有止境，不能再任用他。吕大防说：水官需要在泥水中办事，找不到别的好人，所以暂且任用吴安持。苏辙说：水官的职事并不轻微，怎么能让小人主持？《易》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都不要任用小人。从来没有听说小人有可以任用的地方。《实录》编在三月二十四日，现在依据《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译校勘记 [1]“朝廷”：原本脱去“廷”字，依据《长编》卷三七四补入。[2]“按视”：原本“视”字作墨丁，依据《长编》卷三七四补入。[3]其真实情况全部可见。原本“具见其”三字处有一个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入“实”字。[4]“别议”：原本“议”字作墨丁，依据《长编》卷三九五补入。[5]“退太师”：原本“退”字作墨丁，依据《长编》卷四一五补入。[6]“须治故道”：原本作“须快乞不”，文意十分混乱，现依据《长编》卷四一五改正。[7]“或河道变移”：原本没有“或河道”三字，意义不完整，现依据《长编》卷四五一补入。[8]“只开”：原本“只”字作墨丁，依据《长编》卷四一五补入。[9]“费用”：原本“用”字作墨丁，依据《长编》卷四一五补入。[10]“修闭”：原本作“终闭”，依据《长编》卷四三三改正。[11]“朝廷疑惑”：原本作“□议惑”，依据《长编》卷四三三改补。[12]“凿收”：原本“凿”字作墨丁，依据《长编》卷四三八补入。《长编》原注说：“‘凿收’二字，疑有错误。” [13]“侍御史”：原本在“御史”下面多出“大夫”二字，依据《长编》卷四三九删去。[14]“利害”：原本脱去“利”字，依据《长编》卷四三九补入。[15]“北外”：原本“北”字作墨丁，依据《长编》卷四四八补入。[16]“丙戌”：原本没有这两个字，依据《长编》卷四五四补入。[17]“式假”：原本“式”字作墨丁，依据《长编》卷四八一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哲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