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四哲宗皇帝

译是守法度、持纲纪的官员。君主有时即使有过失，仍然要直言正论，甚至犯颜逆耳，也不回避忌惮。臣下有过失，怎么能因为畏惧回避而不说呢？如今御史敢于进言的公议，只因一个人的不快和私心便被压下，这不是公朝的盛事。愿恢复御史职任，向天下显示朝廷纳谏求助，消除权臣结党相互勾结的祸患，使朝廷尊严、天下公正。”左司谏朱光庭说：“张舜民有正直的节操，司马光认为他贤能，推荐他充任馆职。陛下提拔他任御史，士人舆论都认为用人得当。如今任职才两个月，正直的节操还没有稍稍施展，只因一句话不合大臣之意，就听说被罢职，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希望恢复张舜民原来的职任，使他充分发挥作用。”右司谏王觌也这样进言，都没有得到答复。五月癸丑日，下诏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共同举荐两名监察御史。傅尧俞、王岩叟等说：“臣先前奉敕令共同举荐监察御史，于是推荐承议郎张舜民，承蒙任命。近来张舜民因进言而被罢职，改任判鼓院。臣等认为张舜民任官有益，被罢黜却没有正当名义，清议沸腾，都认为不妥。臣等多次上章论奏，请求陛下特别宽容，允许他恢复谏职；对上可以保全国家体制，对下可以平息人们的议论。臣等每天等待开纳施行。至于监察御史的空缺，难以另外举荐官员。现有敕书两道，臣等不敢恭敬接受。”己未日，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侍御史王岩叟、司谏朱光庭、王觌、御史孙升、韩川接连论奏不应罢免张舜民，奏章连续不断。庚申日，下诏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到都堂，宣谕说：“朝廷选任你们为耳目之官，正是要你们辨明是非，使视听不受迷惑，所以历来你们的章奏，朝廷多有采纳。如今张舜民所说不恰当，难道只是在文彦博主张刘奉世一件事上吗？比如他建议出兵向夏国问罪，如果听从他的话，岂不是给国家惹出事端？如今只命令解除罢免他的谏职，是担心将来再有论奏，就难以取得信任。如果再让他担任谏职，恐怕会混淆视听。现在把张舜民的奏章拿给你们看，你们应当详细了解。”傅尧俞等都不接受命令，退下后上疏说：“臣等详细阅览张舜民的奏章，他说如今臣所奏请的，并不是想兴师问罪，也不是要求最终不予册封，只是请求停止派遣使者，不必如此急速。这句话非常明白，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朝廷审慎罢了。伏望圣慈再加省览，那么张舜民的过失也可以得到宽恕了。伏乞把臣等前后的奏疏交付三省公议，早日施行。”右仆射吕公著担心进言者会激怒皇帝，使朝廷犯下治罪进言者的过失，于是上奏说：“臣见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开通扩大言路，任用正直之臣，纳谏的盛况近世从未有过。然而台谏官数人按例供职已久，前后议论政事很多，不能一一尽忠。想请稍微优厚地升迁他们，使其解除谏职，再选择有声望、有学识的臣僚来充任谏诤之职。这样，陛下对于担任谏职的臣下，可以保全恩意，不至于惊动人们的视听。”癸亥日，皇帝亲笔札子交给吕公著说：“看了你的奏章，你说台谏官供职已久，想稍微优厚地升迁他们，使其解除谏职，再选择有声望、有学识的臣僚来充任谏诤之职。详细了解了你的忠心，深为赞赏感叹。应当先列出可以罢免谏职的人员姓名和事由，拟定任命的次序，秘密封缄详细上报。”吕公著立即依照旨意逐条上报。第二天以后，皇帝又下达数道亲笔札子交给吕公著，询问是否可行，并且说不必另写文字，只须在每一条下面贴出奏请人的姓名。又过了几天

译，傅尧俞等人都迅速升迁，大概是采用了吕公著的意见。

译丁卯日，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的刘挚改任尚书左丞；任朝散大夫、守兵部尚书的王存改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戊辰日，任朝奉郎、起居舍人的孔文仲改任左谏议大夫；任承议郎、大理少卿的杜纯改任侍御史；任朝请郎、殿中侍御史的吕陶改任左司谏；任朝奉郎、兵部员外郎的贾易改任右司谏；监察御史韩川、上官均一并改任殿中侍御史；任承议郎、侍御史的王岩叟改任起居舍人；任朝奉郎、左司谏的朱光庭改任左司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孙升出任知济州；右谏议大夫梁焘改任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在此以前，梁焘曾在尚书省当面质问给事中张问，说：“朝廷近来因为大臣而罢免御史，合适吗？”张问说：“不合适。”梁焘说：“言官对此加以论列，是对的吗？”张问说：“这样做是对的。”梁焘说：“给事中既然知道罢免御史是不对的，又认为言官的论列是对的，当初为什么不加以驳正呢？”张问说：“自有台谏官。”梁焘说：“朝廷命令发布时，偶尔有不恰当的，开始有舍人缴还，中间有给事中封还驳正；等到正式命令已经施行，而公议认为不对，谏官、御史才加以论列。如今给事中不履行封还驳正的职责，却说‘自有台谏官’，这样还要给事中做什么？”张问因此引咎。梁焘讥讽张问贪恋俸禄而不肯离职，不知道世人所谓的羞耻。等到宰相派人召集台谏官到都堂听取诏旨时，梁焘和同僚约定说：“一定会让张御史接着请求入对。”到了宰相那里，宰相拿出手诏，果然把张舜民的事情给言官看。梁焘同御史们与宰相、执政官争辩了很久，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说：“台谏官的进退，本来就是朝廷的常事。”梁焘说：“枢密院的话错了。先文正公以正直闻名天下，没想到枢密院竟把朝廷罢免正直之臣说成常事。这种话不应该从公议中说出，也本来不是我愿意听到的。”门下侍郎韩维说：“姑且应当重视、爱惜国体。”梁焘说：“台谏官论列不当，是因为大臣罢免了天子的耳目之官；正是重视、爱惜国体，使纲纪严正、朝廷尊严，是御史的职责。斥逐台谏中敢于发表正论的臣子以扰乱纲纪，却说‘重视、爱惜国体’，不是应当讨论的。”梁焘上奏章请求入对。第二天，他当面接受谕告，直到伏地恳切进谏，退朝后便在家中待罪。孙升再次弹劾张问，引用梁焘“没有廉耻”等话，于是太皇太后批示交给三省说：“王岩叟、朱光庭、王觌、韩川等人在言路任职已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应当稍加升擢。梁焘在禁省中辱骂同僚，孙升又结党依附梁焘，应当罢免。”于是王岩叟等人相继升迁，而孙升、梁焘接受了这样的任命。尚书左丞刘挚说：“臣自从被罢去言职、在都省待罪以来，不再用章疏论事，是因为认为自己的职务在执政，若有所见解，自当同同僚共同商议，公开奏陈公议并施行，不应私下提出密奏。只是有不得已的事情，才必须说一两句，希望有所补益。十五天前，吕公著送给臣看内降批旨，罢免谏官梁焘等人，其中有的稍加升迁，有的调任，有的免职贬退，共十多人。臣私下推想，陛下一定是因为近日张舜民的事情，言官不断出面救护谏诤，纷纷不止。张舜民轻率言及元老，这是第一重过失；议论者想安慰大臣而罢免御史，这是第二重过失；言官知道应当救护张舜民以保全言路，却不能体察圣朝优待礼敬元老的用意，这是第三重过失。如今朝廷又因此调动、罢免台谏官，恐怕就不只是三重过失了。而朝廷的过失，是其中最大的一项。这就是臣日夜徘徊、深深为之惋惜的原因。如今成命已经施行，臣不敢全部请求改正；之所以恳切陈说，不只是为了这几个人，所惋惜的其实是朝廷的体制啊。” 其中孙升、梁焘二人，外间议论都认为对他们责罚过重。臣希望陛下慈悲，详细斟酌，宽免这两人的责罚，恢复他们的职任，以挽救言路，扶助忠臣的志气。”丁丑日，手诏交给吕公著说：“王岩叟不能亲自为朝廷论事，却多次与已经被贬斥的官员谋划，附和他们共同论列；又举荐张舜民不当，想要施行黜责。但考虑到他前后论事很多，不愿深加治罪，授予起居舍人。如今他坚决请求到外地任职，想授给他直集贤院、提点刑狱的差遣，在恩礼方面不能说不优厚。如果合于道理，就把批示王岩叟再次请求外补的奏状交给外廷施行；卿斟酌认为如何，再封缄送入。”吕公著说：“王岩叟近日论说张舜民，确实有过失，但历来台谏官也是相互率领共同论事。如今如果因为他坚决请求外补，就补授直龙图阁、知藩郡。近来朱服、满中行都是从起居舍人出任，因为有人进言，才有这样的除授。”又批示交给吕公著说：“王岩叟在言路任职时间短，虽有除命，但与朱服、满中行不同，他还没有赴职。卿斟酌后拟定龙图阁以下的一等职任，密封送入。”最终任王岩叟为直集贤院。但按旧例，知杂、侍御史没有担任提点刑狱的，所以任命他知齐州。六月戊子日，御史中丞傅尧俞被罢为知陈州。王岩叟辞去起居舍人后，以直集贤院知齐州，傅尧俞于是说，自己与王岩叟事情的始末相同，希望连同自己一起罢去中丞职任、出任外官，因此有了这一任命。壬辰日，任承议郎、秘阁校理的张舜民出任虢州通判。七月乙丑日，吕陶上疏论述朋党之事（见《韩维解机政》）。

译《韩维解机政》，附载吕陶的材料。元祐二年七月壬戌日，御札交给中书省说：“门下侍郎韩维曾当面奏称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时所作所为不正，还有十多件不合道理的事情。经过这么多天，疑惑他并没有奏牍。到现在让他开列具奏，却说必须等候查找。御集中的《赐韩维手札》说：‘卿前日在延和殿奏言，等着同范百禄处理十多件事情，可以立即开列送入。’不知道是哪个月日，现附在这里。辅臣弹劾臣僚，应当写成章疏，明确论说是非曲直，怎么能只用口头陈说，意在不留下痕迹呢？既然没有明文，这和奸邪谗毁有什么不同？韩维身为辅臣，如果做事不正如此，还能依靠什么呢？可以罢免门下侍郎，仍任本官，分司南京，并准许他免于辞谢。”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上疏说：“韩维昨天同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如果说他性情刚强、好胜，确实有这一面，但也没有看见奸邪的事迹。如果说大臣弹劾臣僚应当有章疏，那么历来大臣促膝密奏，也未必常常需要章疏。这次批语所责备的事情，不足以向四方公布。而且韩维一向享有士人声望，长期因直言而被废弃。陛下刚开始清明理政，才把他收用，忽然严厉责罚，罪状又不明确，臣担心一定是有仇怨之人散布流言中伤，以迷惑圣听。何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从未有过这样的降黜，中外听闻，无不惊骇，从此人心恐怕不敢自安。伏望陛下稍稍改变圣意，这道批示和降黜命令现正在臣处收掌，请等候圣旨。” 当天晚上，中批交给吕公著说：“看了卿所奏请求罢免韩给事的奏章，不只是因为他性情刚强、好胜；今天观察韩维的族人和交游，分布在重要职位上的，和卿相比谁更多？因此许多人对韩维的强横不平。若等到他有所请求以后才罢免，那么今后朝廷还怎么敢行事？纲纪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卿再详细斟酌，写成文字送入。”中书侍郎吕大防也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韩维一向忠诚正直，在士人中声望很高。陛下刚开始临政，就把韩维从沉滞之中提拔出来，委以执掌政务的重任，贤士大夫无不称颂盛德、互相庆贺。如今忽然因为奏事有过失就立即遣责，恐怕不是用来向四方树立风范、开纳众多正直之士的做法。”中批交给吕大防说：“看了卿所奏韩维的事情。韩维身为大臣，臣僚有罪恶，自当公开办理，哪有只口头陈说就算了的？这不作为罪过，为什么才算罪过呢？应当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施行。以后如果果然有臣僚称述言论、设法营救，必定要重加贬逐。”癸亥日，吕公著上奏说：“昨天两次奏论不应责降韩维之事，蒙陛下慈悲，特意下达批旨，稍稍收敛威严，并命臣再详细斟酌，写成文字送入。臣所以恳切论奏，是因为韩维在兄弟中最有美誉，也没有另外明显的奸邪罪状。如果诏命一旦发出，恐怕一定会招致四方讥议。臣思考，陛下自去年春天以来，能够包容蔡确等人，使他们自行退去，难道唯独对韩维不能稍加忍耐吗？伏乞陛下稍留心思考，原先下达的指挥谨慎地同奏章一起封缄送入。”当天，中批交给吕公著说：“卿所奏说韩维在兄弟中最贤，以兄弟相比较，他只是略有虚名；如果考察实际，尚未听说韩维有欺骗蒙蔽之事，应当属于不可赦免之列。然而因为卿屡次进言，不想再重重责罚，只命他罢去门下侍郎，给一个知州的差遣。卿应先确定一个州郡，密封送入，降下文字施行。”吕公著随即上奏说：“拟定邓州、襄州两郡，并请求让他兼带资政殿大学士，还请裁酌。”甲子日，诏令韩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但仍采用先前责罚他的词语。吕公著于是同中书侍郎吕大防一起奏说：“这是大事，还请再加询问。”太师文彦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说：“如今没有听说韩维另有大的过失，不等他封递章疏陈请，便突然将他逐出，必定是有奸人暗中进谗，误了圣听，导致陛下任用贤人不能始终，使大臣失去进退的节度，实在恐怕使正人失望，也有损于圣政。伏望陛下深思。臣与韩维也有姻亲关系，既然希望向上辅佐圣化，即使避嫌以求自安，也还请陛下慈悲，广泛询问文彦博、吕公著以下各位大臣，那么就会知道韩维是邪是正。”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的词头，详细陈述说：“臣思考，韩维所说的事情，如果范百禄果真有行为不正和不合道理的事迹，那么韩维所说就是对的，罪在范百禄；如果范百禄没有这些事，韩维也不能说没有罪。伏望陛下以公议来质验，那么是非自然显现。所有告词，臣不敢撰写。”太皇太后批示给曾肇说：“辅臣弹劾臣僚，哪有案牍不齐备，只凭口头奏说而已的？这大概是出于轻率，认为可以欺骗我的听闻。因为这个罢免他的职务，难道是要等他同范百禄争辩是非之后才算有罪吗？姑且依照先前下达的指挥，写成文字施行。”曾肇再次具奏说：“臣前次奏请韩维指陈范百禄行为不正和不合道理的事迹，并不是要让韩维同范百禄争辩是非，正是要核查韩维是否欺骗君主。如果韩维所陈述的都切中范百禄的过失，那么韩维同执政官敢于替朝廷辨明邪正是非，真正合乎大臣的体统；即使没有案牍，只是口头奏说，怎么能说是欺骗呢？古人坐而论道，称为三公，难道办事都要具备案牍吗？如今陛下责备韩维只是口头奏说，就认为他有欺骗君主的意图，臣恐怕命令下达之日，人心会迷惑，以为陛下凭疑似的罪名驱逐大臣，恐怕陛下的威德不能没有损伤。” 没有得到答复。在此以前，左司谏吕陶多次上章论说：“韩维倚仗权势、任性行事，暗中窃取威权。如今陛下垂帘听政，不应让大臣这样专横放肆。如果不早早下令罢免他，邪恶的计谋一定会实行，邪党一定会得势，这不是朝廷的福分。” 《陶家传》说：吕陶曾五次上章论韩维。但如今没有看到吕陶的五章。《实录》说御史论韩维任用许多亲属，大概指的就是吕陶。吕陶论韩维任用亲属，也不止一章。等到韩维被罢免时，吕陶已经是谏官，不是御史了。不知道《实录》所说的御史究竟是谁？上官均从殿院同吕陶在同一天调任其他官职，上官均本来确实曾论韩维，只是他的奏章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依照《陶家传》略载这几句话，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如今《徽录》的《均传》也没有记载他曾上章弹劾韩维，奏议中也没有。

译到这时，吕陶又说：“我听说已有诏旨，派韩维知邓州。这是陛下深得驾驭大臣之术，足以震动四海、使万方畏服。自古圣明君主，没有能超过此举的。宗社幸运！天下幸运！然而曾肇竟敢封还词头，大概是曾肇过去忝居中书舍人时，多次有臣僚弹劾，韩维曾竭力替他主持；今天曾肇是借此报答恩德。臣又听到传闻，说曾肇同韩氏家族商议婚姻，如果果真如此，还请圣明更加审察。” 乙丑日，左司谏吕陶任京西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任比部员外郎。在此以前，御史杜纯、右司谏贾易等人因为张舜民的事情弹劾吕陶、上官均当面欺骗同僚；而吕陶自己请求外补，并上疏论朋党说：“臣起身于疏远之地，没有左右之人的帮助。陛下把臣从众人中提拔出来，交给臣言责的职任，臣感慨发誓，只恨没有办法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然而臣曾任谏官、御史，应当尊崇朝廷、整肃臣下、谨守名分、端正纲纪、远离朋比，然后才算称职，所以遇到事情必定进言，无暇顾及自己；同僚相抵触，已经很多了；违逆权贵，也已经十分严重了。近来因为程颐不严格遵守君臣的名分，想要到别殿侍讲，臣认为礼制贵在防微，办事应当警戒渐变；名分一旦改变，实际上就会产生祸患的根源，于是封缄奏章论说不可。奏章刚刚递上，陛下已经明白他的错误，下诏改正，这说明程颐的妄请，不等臣进言，陛下已经辨明了。臣平素同程颐没有嫌怨，所论奏的只是职事，并不是想阻挠程颐来抬高自己。同舍因此反目相视，简直像仇敌一样，暗中怀恨，伺机求报。不久，张舜民被罢去职任，台谏官纷纷商议营救，也想率领臣一起起草文字。臣起初考虑不周，开始想救护他，于是答应长官和副长官，认为可以进言。后来再次思考，按道理却有不可行之处。后来全体台谏具疏，极力来强迫臣，臣于是详细论说张舜民的话不可听从，张舜民的罪过不应救护，当面拒绝他们的请求，不敢随声附和。等到被召到三省听取宣谕时，他们各自以此为恨，怨恨更加深重，想使臣不能独自逃脱，于是显露出恶意，上奏诬告，向上污损圣听。仰赖陛下天资睿圣，照见隐蔽的邪恶，朋党不攻自破，孤立的臣子得以保全。如今韩维的门客、程颐的死党，仍然拿张舜民的事情来攻击臣，这是朋党势力重新兴起，而朝廷可以欺骗，乃是天下的深忧，臣怎么能忍心默默不辨便离去呢？如今政令的得失和百姓的利害，一定有比张舜民之事更重大的事情；他们却不先说这些，急忙只说臣的事情，并没有别的原因：一是贾易替程颐报怨，二是杜纯借此取悦韩维。韩缜误害神宗的政事，韩宗师忝居秘阁的除命，韩宗儒污秽邪恶的行迹，郭茂惇贪赃贪婪的罪行，臣曾多次弹劾，所以韩维对臣的怨恨也很深。那杜纯同韩氏结为姻亲，因此杜纯进言攻击臣，是为了取悦韩维，事情的迹象也很明显。” 至于贾易是程颐的党徒，士大夫没有不知道的。如今这两个人，不知道拿什么说辞来给臣定罪？难道是说臣曾经出言想救张舜民，后来又没有救护，因此有反复无常的罪吗？这是不能允许臣深思，而想让臣苟且附和。难道是说臣看见同官被罢职，却不出力营救，因此薄于风义吗？事情本来就有轻重，道理本来就有取舍，不能拘守一点来谈。臣的罪过只有这些，但进言的人接连不断，一定要把臣废黜驱逐才肯罢休。臣深深痛心朋党之弊竟到了这种地步，伏望陛下哀怜、明察，罢去臣的言职，免得纷纷的议论烦扰、迷惑圣听。臣不胜幸运。”又说：“杜纯任职台官以来，朝廷多次把刑名公事送交台中裁决，杜纯独自坚持从重议处，意在杀戮；他同胡宗愈等人各自写状论奏，近来的阿表事件就是这样（阿表之事应当考察）。这也可以看出他依附韩维。贾易既然同臣意见不同，又想率领孔文仲上殿论奏，孔文仲拒绝了他。程颐平素不同孔文仲往来，却忽然拜访孔文仲，大力称赞贾易所说的事情，借机用言语诱导孔文仲，想让他也进言。孔文仲对这种说法很不平，这就可以看出朋党了。” 又说：“所任命的台官赵挺之，是邢恕妻子的兄长，曾跟随程颐学习。由于杜纯得以担任御史，赵挺之又因为程颐与臣的关系，也一定会进言攻击臣，惟愿陛下明察。”贾易一共写了五份状子指斥吕陶，大意说：“傅尧俞、王岩叟近来曾弹劾吕陶，说他没有论列张舜民，却当面欺骗同僚，声称已经写有文字，承蒙朝廷下达诏旨，命他说明情况。听说吕陶不引咎，竟敢毁谤诬陷忠良，说他们强横，逼迫他进言。如果果真如此，吕陶这个小人为什么如此无所顾忌，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傅尧俞、王岩叟明察正直、一心报国，上天、地祇、鬼神也一定鉴察他们的诚意。士绅士大夫如果有知情的，谁不称赞他们贤良而深深惋惜他们离去？而吕陶这个诡诈奸人却安然居于官位。考察吕陶的习性崇尚卑下庸俗，卑猥得同市井之人一样，内心包藏深险，险恶超过山川；依托朋党、附和他人以求自安，心怀机关陷阱，难以保全。”到这时，吕陶和上官均都被罢去言职，吕陶出任外官，而上官均调任京官。两人都被罢去言职，上官均调任京官而吕陶出任外官，大概是因为贾易攻击吕陶特别厉害，或许因此造成。两人的任命不同，具体曲折应当考察。赵挺之被任命为御史是在六月二十八日。戊辰日，辽国使者辞行，吕公著在便殿再次论说责罚韩维的事情。当天，内批交给吕公著说：“卿刚才奏请修改韩维的词头，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吕公著随即具奏，于是诏令中书省：“韩维的告词应当写成均衡劳逸。”意思是舍人苏辙实际上替他这样做的。辛未日，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韩维任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新录、旧录都写御史论韩维大量任用亲属，因此罢免他，却唯独不说御史的姓名。考察起来，论韩维大量任用亲属，有吕陶的奏章可以查考；然而当时罢免韩维，实际是专门因为他口头陈说范百禄的过恶而没有具备文字。《吕公著家传》以及吕大防家中收藏的御札和曾肇的奏议，对此事记载得很详细。不知道旧录为什么全都不取，而新录又沿袭了旧录？八月庚子日，新任知邓州、资政殿大学士韩维改任知汝州。韩维解除机政出任外官，而他的兄长韩绛说他病弱，请求改任汝州以便治病，所以有了这一任命。

译王觌被罢去谏职。元祐三年五月癸亥日，右谏议大夫王觌说：“胡宗愈自从担任御史中丞以来，论事进言，多出于个人私意。他同苏轼、孔文仲各自因为亲旧关系结党营私，极力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却深深结交同自己一派的人。用心很是偏颇，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任执政？”内批说：“王觌的论列不当，降为外任差遣，不得再带职。”这一天其实是戊午日。即五月十二日。王觌的奏章应当寻找全文增补进去。王觌确有奏章，却唯独没有这一篇，应当考察。第二天己未日，吕公著说：“臣过去同王觌并不相识，在先朝以及陛下开始临政时，也从未推荐过他。只是臣看见王觌自从担任言责以来，所进言的几件事，大多非常稳妥。如今如果仅仅因为他论列胡宗愈，便立即责降，未必符合众人的心情。他的内降指挥，臣同吕大防、范纯仁等商量后，也不敢下达。伏乞陛下特别加以包容，再作圣虑裁酌。”两天后辛酉日，吕公著同吕大防、范纯仁在帘前再次论说，太皇太后说：“胡宗愈有什么罪？司空和司马丞相都曾亲自推荐过他。”吕公著说：“宗愈在先朝确实有直声，但自从担任中执法以来，很受浮议迷惑，所说的事情多不合众望。”刘挚进言非常有力，太皇太后厉声说：“如果门下侍郎中有奸邪之人，你们甘愿承受吗？”刘挚叩头谢罪说：“陛下这样明察毁誉，天下十分幸运！但朝廷应当顾全大体，胡宗愈也不是臣等所希望的。”文彦博说：“刘挚所论之事，希望陛下采纳。”太皇太后的心意仍未解除。当天，吕公著同文彦博、吕大防、范纯仁等当面论说。范纯仁退下后上疏说：“臣昨天同吕公著等，以及今天同文彦博等，先后两次在帘前奏陈，请求宽免王觌的罪过，大概是想借助台谏官，使人人都敢于进言。我们的心意只是如此，再没有别的意思。臣私下听说圣训认为朋党很多，应当早早施行处置，恐怕对卿等不利。依臣愚见，朝廷本来没有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分聚。陛下既然任用善人，那么坏人都忧虑自己难以进用，于是便把善人相互称引，说成朋党；因此臣等不避违逆，逐条开陈，竭尽愚诚，希望挽回天意。臣如果当面顺从圣旨，那就是苟且容忍的臣子，哪里足以副合陛下的要求？哪里足以处在群臣之上？何况文彦博、吕公著等都是历经多朝的旧臣，陛下把他们留在左右，辅佐皇室，一向没有过失，今天难道会随声附和、欺骗皇上，庇护应当治罪的人吗？这大概是他们爱君之心同臣没有不同，只希望陛下深加采纳。原先下达的贬黜王觌官职的文字，臣不敢签署，还请圣心熟虑。”又奏说：“臣在曲谢日已经奏闻，过去先臣同韩琦、富弼蒙仁皇同时任用为执政，三人各自举荐所知，引进忠良；有坏人不能进用，便制造诽谤之语，指称他们结党。先臣同韩琦、富弼都被调任外地，他们所任用的人，也大多遭到贬逐。当时制造诽谤的人都欣喜快意、互相庆贺说：‘这下可以一网打尽了！’这件事离现在还不远，众人仍然知道，也可以作为朝廷深刻的警戒。”于是把欧阳修的《朋党论》抄录进呈。此事依据曾肇的墓志记载。中书舍人曾肇说：“本月十八日，吏房送来词头；五月十三日，奉到内降指挥：王觌论事不当，给一个外任合适的差遣，不得带职。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命他知润州。臣充任近侍，按道理心中不能安定，应该具奏陈述。臣看见陛下临政以来，扩大耳目，大力开通言路；即使是违背圣意、逆耳难听、诋毁攻击、狂妄荒谬的话，按常人的情感本来不能听受的，陛下也无不虚心克制自己，温和神色来接受。因此像王觌这样的人，身负言责，凡有听闻见识，不得不替陛下尽情陈说而不隐瞒。陛下即使不认为他的话正确，也应当宽大包容，不宜立即弃置。王觌个人的进退并不足以决定轻重，但陛下言路的通塞、人情的屈伸，都在这一举措上，臣不能不替陛下考虑。伏望陛下把王觌所论拿来交付公议考察，如果他的话可取，本来就应当施行；如果没有可采之处，也希望陛下把他包容在法度之外，使天下人知道朝廷不因人进言而获罪，始终如一。所有制词，臣不敢撰写。”庚午日，承议郎、右谏议大夫王觌任直龙图阁、知润州。尚书右丞胡宗愈上表请求罢职，改授清闲的差遣。诏书答复说：“朕开通进言的道路，使下情通达；即使允许根据传闻进言，也仍应核实，难道能因为没有根据的话，轻易动摇辅政大臣吗？朕正以宽厚驾驭众人，以礼让退处人员，又给你美好的职任，把大州交给你。朕既没有辜负听取进言之道，卿又有什么嫌疑而要避开职位？只管恭敬地任职办事，不要自己疑虑。”这是苏轼所撰的词。监察御史赵挺之奏说：“王觌因为进言论及执政而被罢职，朝廷舆论认为王觌任职时受了委屈。伏愿追回并改正责罚王觌的命令。”又说：“许多臣僚都说胡宗愈有过失，如今朝廷唯独责罚王觌，向上的舆论尤其对此感到疑惑。” 编类章疏中五月二十五日、三十日的事情附录在这里。监察御史杨康国奏说：“一两年以来，陛下几乎不再给言路以进言的机会。去年驱逐张舜民，今年又罢免王觌，都是因为他们论及执政；而且年年驱逐谏官、御史。伏乞追回并停止罢免王觌的命令。”

译邓温伯再次进入翰苑。元祐二年八月申辰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因母亲去世离职。元祐五年二月己卯日，知亳州、龙图阁学士邓温伯任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说：“邓温伯天性奸邪柔弱，善于巧妙附会。元丰末年，他已经在翰苑任职，结交蔡确，谋求巩固宠禄。陛下即位之初，褒奖大臣。当时王珪实际居于上相之位，邓温伯替王珪起草麻制说：‘在禁中预先参与谋议。’等到替蔡确起草词命，却说：‘尤其赞美参与定议的功劳。’在轻重之间包藏奸意，暗中接受邪说，以夺取王珪的美誉。妄图侥幸于将来，用心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等到蔡确败亡，罪状才显露出来，恰逢邓温伯在服丧，未能依法正典刑。前些时候他出任外官，曾有任命他为天官的诏命，门下封还驳正，改任亳州，士大夫之间已经有疑议。如今才过几天，突然又回到禁林，不只是邪正混淆，实在恐怕赏罚失当，令人迷惑。伏乞收回任命，另选贤才，以便远离奸人，增隆圣德。”诏令由次位舍人郑雍撰写词命。随后给事中郑穆再次封还告命，皇帝没有听从。御史中丞梁焘等人相继论列，也没有听从。王岩叟又说：“臣近来封还邓温伯的词头，承蒙指挥让次位舍人撰写词命。因为那天也轮到臣当值，退下后自我反省：如果不是臣的奏疏错误，就不会有这样的处分；如果仍然冒昧居此职位，道义上实在难以心安。伏望圣慈怜察，特许臣罢职，以符合臣愚钝的本分。”诏令不准许。王岩叟又说：“如今任用邓温伯，是以邪乱正，有害于治理体制。臣之所以冒昧封还，是希望以忠良替换这个柔弱谄佞之人；如今却不改变原先的任命，只调换撰写词命的词臣，这说明臣滥居职分，对圣朝没有补益，也无法伸张守官的道义，愧对代天子立言的职责。伏望圣慈查考臣前次奏章，早赐允许。”过了两个月，王岩叟最终被调任官职。四月丁酉日，诏令说：“龙图阁直学士邓温伯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原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告命缴纳。”邓温伯的告命发出后，进言者不断论列驳斥，所以有这道诏令。王岩叟又封还词头，奏说：“臣昨天封还邓温伯除任翰林学士承旨的词头，承奉指挥，命次位舍人撰写。臣认为自己的进言没有被采纳，两次请求罢职，也没有蒙允。今天又接到邓温伯改任侍读的词头，臣也不敢贸然施行，因为臣本来论的是人才的邪正，不是争职位名号的高下。臣想到陛下正值年少，急于进学，正应谨慎选择正人，每天侍奉经帷，辅养圣德；这时却进用邪佞，把他们安排在左右，臣私下感到忧惧。伏望收回新命，让他改任善藩，以免连累日益更新的政令，使天下能够听到最公正的议论。”诏令任邓温伯知南京，后来又依从原先的任命。辛丑日，诏令邓温伯依照三月十四日的命令任翰林学士承旨，四月二日提举醴泉观兼侍读的任命不施行。当初，太皇太后告诉执政官，命令让邓温伯知南京，后来又说：“暂且记住这件事，随后就给他升迁。”退朝后，右丞许将对同僚说：“帘中的话很不委婉，为什么不再拿这件事上奏？”中书侍郎傅尧俞表示赞同，吕大防也认为有道理。当时郑雍听说王岩叟再次封还词头，也上疏请求辨明邪正，说：“朝廷近来任命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众人的言论交相攻击；一旦改换任命，却又让他每天侍奉天子左右，使他能够进献言说。臣不知道是因为邓温伯为邪而退却他，还是认为他没有过失而任用他？”于是执政官把郑雍的奏疏一起进呈，最终依从原先的任命，因此有了这道诏令。郑雍所撰写的翰林学士承旨告命仍在阁门，于是调邓温伯前去接受任命。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说：“臣看见朝廷任命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开始是中书舍人缴还词头，后来又有给事中两次封还诏书。臣私下认为，极其公正的朝廷，决不会明知错误仍然坚持。拖延多日，臣不敢论列。近来听说传报，先前的任命又下达，士大夫互相对视，无不失色。臣再三思考，不能理解。等看到告词，才知道陛下因为邓温伯有攀附之功，便加以恩宠。臣唯独怀疑并非如此，必须加以辨正。前代开国创业的君主，在艰难草创之时，有豪杰之士被任用为辅佐定命的大臣，说他们攀附，可以；继承帝位的君主，有的从太子之位即位，有的从藩邸入承大统，春官、王府都配备僚属，因为他们有保傅的恩德和调护的功效，说他们攀附，也可以。恭敬地考虑，陛下当初正值妙龄，还没有出阁，就承受上天的命令，突然登上帝位；在此期间，邓温伯虽然曾掌管笺奏文书，什么时候有机会仰望天颜，却竟然因此把攀附的功劳加在他身上，明显是没有根据的。”又说：“邓温伯资质禀性奸邪，贪图依附权势利益。熙宁年间，王安石、吕惠卿势力相当、互相争斗，彼此倾陷，邓温伯始终反复无常，出入两党之间，巧于构陷、侧身谄媚，情态万状。元丰年间蔡确掌权，他全心受其托付，从成都召回，置于翰苑。等到陛下继承大统，褒奖辅弼大臣，邓温伯替王珪起草麻制说：‘在禁中预先参与定议。’替蔡确起草词命又说：‘尤其赞美参与定议的功劳。’臣听说太皇太后拥立皇孙、神宗皇帝把帝位传给儿子，上合天意，下合人望，圣心早已确定，并不借助外部谋划；考察经书、查验古事，没有一件不相合。蔡确究竟有什么功劳，竟敢贪取上天的功业？” 五月庚寅日，御史中丞梁焘、权户部尚书兼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任中书舍人。梁焘等人都因请求罢免邓温伯翰林学士承旨的任命未被听从，辞谢所升任的官职，不肯接受。诏令派遣中使谕告梁焘，催促他接受告命，并押送他到尚书省供职。梁焘接受告命致谢后，即说过了坤成节上寿礼毕，便请求外补；刘安世因患病卧在家中，直到后来仍然辞谢不受。六月辛丑日，侍御史孙升、殿中侍御史贾易说：“邓温伯结交邪党而不忠，只知道撰写奸邪言论，暗中依附蔡确，不顾传达制命以欺骗、迷惑后世。邓温伯有负国欺天的罪过，中外都知道。”己酉日，御史中丞苏辙说：“臣私下看见近来执政官拟议任命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任命一下，中书舍人不肯撰写词命，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全台、两省谏议声势汹汹，历经一个月仍未定夺，而执政官的意志确实不肯改变。邓温伯既然仍旧任职，而进言者都获得美好的升迁，所以公议都认为朝廷自己知道这件事不对，只是以改动为难而已。”

译七月丁亥日，侍御史孙升说：“凡是撰写制词的人，把臣子比作稷、契、伊尹、周公，那么他的君主就是尧、舜、汤、武，不说也可以知道了。如今邓温伯既然把蔡确比作周勃诛灭诸吕、安定刘氏，那么不知道他把哪位后妃比作圣上呢？难道不知道其中有所嫌疑吗？又说：‘等到列入接受遗命的人中，尤其赞美参与定议的功劳。安抚各地，有如召公之老练；能够托付大事，没有比得上周勃的忠诚。’这些话说的是蔡确接受遗命的事情。这些都是叙述事实的词语，不可以没有实际根据。伏望陛下把臣所论交给大臣，早日判定邪正是非，以便将来奸臣没有借口。”癸卯日，中大夫、门下侍郎刘挚说：“两三个月以来，士大夫在下相互喧扰，制造言语，彼此窥伺，人心不安，都根据邓温伯和梁焘等人的去留暗中揣测朝廷的意旨。刚看见邓温伯就职，便说朝廷有意动摇政事，邪佞之党无不欣喜得意；看见梁焘等人被罢去言职，便说朝廷疏远、轻视谏诤，历来忧国的臣子无不疑惧。去留之间，中外便产生观望，动摇政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元祐六年二月癸巳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任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在此以前，邓温伯撰写兴龙节祝寿词，使用了“负黼康、凭玉几”等字句，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弹劾邓温伯，认为这些话不应当用来祝寿。恰好岑象求被派任别试所官，侍御史孙升又接着论列此事。奏章上了三次，不久诏令重新召朱光庭任给事中，任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等到任命苏轼为吏部尚书，太皇太后告诉执政官，命令让他兼任翰林学士承旨。于是邓温伯有了这项任命。校勘记。[1]“聪明”：原本作“□聪”，据《长编》第三九九卷改补。[2]“言事官”：原本作“言事君”，据《长编》第三九九卷改正。[3]“言哉”：原本“哉”字作墨丁，据《长编》第三九九卷补出。[4]“今者”一词，原本写作“者今”，现据《长篇》卷三九九乙予以订正。[5]“为耳目之官”，原本脱漏“为”字，据《长编》卷四 ○ ○补入。[6]“深用嘉叹”，原本作“深欲用之”，文义不通。现据《长编》卷四 ○ ○改正。[7]“先具”，原本作“先且”，据《长编》卷四 ○ ○改正。[8] 不担任提点刑狱的知杂侍御史。原本写作“知杂御事无提点刑狱者”，据《长编》卷四改正。○一校改并补正。[9]“是日晚”，原本没有“晚”字，据《长编》卷四 ○三补入。[10]“所奏”，原本“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 ○三补入。[11]“未闻”，原本这两个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 ○三补入。[12]“知邓州”，原本在“知”字上多了一个“乞”字，据《长编》卷四 ○三删去。[13]“辽使”，原本作“辽史”，据《长编》卷四 ○三改正。[14]“癸亥”，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四一一改正。[15]“翌日己未”，《长编》卷四一一没有“无未”两个字。[16]“面论”，原本“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入。[17]“并今日”，原本“并”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入。[18]“为疑”，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入。[19]“五月庚寅”，原本作“庚申”，据《长编》卷四四二改正补入。[20]“中使”，原本脱漏“使”字，据《长编》卷四四二补入。[21]“促令”，原本在“促”字上多了“寿”字，据《长编》卷四四二删去。《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五 哲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