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四英宗皇帝

译光献垂帘。嘉祐八年四月。此前，辅臣上奏政事，皇帝一定详细询问事情的始末，然后作出裁决，没有不合乎道理的；朝廷内外都一致称赞他是明主。这天晚上，皇帝忽然得病，神志不清，言语失序，于是又召回已经获罪降职的医官朱道安、甄立里、秦宗一、王士伦等人侍奉医治。丙子日，尊皇后为皇太后。丁丑日，群臣三次上表请求皇帝听政。戊寅日，诏令准许，但随后因皇帝患病没有实现。己卯日，大赦。皇帝的病情加重，呼喊狂奔，不能完成礼仪。韩琦急忙扔下手杖，掀起帘子，扶护英宗，扶着皇帝呼唤内人，嘱咐他们更加用心保护；又与同列入内禀告太后，请求等太后听政之日，暂时代皇帝共同处理政务。礼院上奏，请求当天皇帝与太后同到内东门小殿垂帘，中书、枢密院官员合班行起居礼，依次上奏政事；有时召见学士，也允许到小殿。皇太后处理政务时自称“吾”，群臣入内东门向太后报姓名、行起居礼。获准。韩琦扔杖掀帘保护英宗的事，据《家传》和王岩叟《别录》，国史中没有这件事。壬午日，辅臣到柔仪殿西阁入对，皇太后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起初商议皇帝和太后共同到东殿垂帘，辅臣合班依次上奏。等到见皇帝正在服药，暂时住在柔仪殿东阁的西室，太后住在东室，辅臣进入西室问候皇帝身体，便趁机奏报军国大事。太后于是独自到东殿，辅臣按照旧例又在帘前奏事。甲申日，司马光上疏给皇太后说：“大行皇帝天性最为仁慈，群臣的功劳有的还不值得称道，但赏赐已经很厚；罪行有的不可容忍，但处罚却十分轻。这样做固然仁厚，但小人不了解大恩，有时几乎到了骄慢的地步。臣私下认为，陛下如今继承帝位处理政事，一定会用严厉手段纠正他们。用严厉手段纠正，确实是对的。然而天下受到大行皇帝圣恩滋润已经很久，如果一旦突然用法度严加约束，恐怕会使他们惊惧而离心。希望殿下慢慢用义理教导、告诫他们；对于不听从而且尤其没有善行的人，然后再加刑罚，那么谁敢不肃敬？这是最好的办法。”又说：“如今殿下刚开始代行大政，四方之人无不观察听闻，以窥察您的盛德。臣认为，凡是名号、礼数等用于奉养自身的事项，都应当深自抑制、减损，不可完全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以成就谦逊柔顺的美德，符合四海的期望。” 又说：“妇人把夫家视为内，把父母家视为外，何况后妃与国家一体，祸福完全相同。如果赵氏安定，百姓就都安定，何况曹氏，当然可以世世代代长享富贵，这是明白无疑的。如果赵氏不安，百姓就会陷于涂炭，曹氏即使想独自安定，怎么能够做到呢？”皇帝自从患病以来，丧礼都由礼官办理；群臣前来慰问时，皇太后垂帘而不就坐。乙未日，大祥礼完毕，皇帝开始亲自行礼，又卷起帘子坐着接受慰问，人心稍稍安定。己亥日，群臣上表请求临朝听政，表章上了三次，皇帝才答应。诏令礼院另选日期到正殿临朝。皇帝的病仍未痊愈，命辅臣向天地、宗庙、社稷以及景灵宫、寺观祈祷，又派遣使者二十一人到名山岳渎祈祷。六月癸酉日，皇帝又因病不能出殿。当时只有两府官员能够进入柔仪殿入对，退到内东门小殿帘帷外，像起初一样向皇太后报告政事。皇帝自从得病以来，就厌恶服用药物。韩琦曾亲自拿着药杯进献，皇帝没有喝完便推开，药水沾污了韩琦的衣服。太后急忙拿出御服赐给韩琦，韩琦不敢接受。太后说：“相公实在很不容易。”皇子仲鍼在旁侍奉，太后说：“你为什么不亲自劝劝他？”皇帝也不理会。皇帝起初因忧虑疑惧而得病，举止有时改变常态。他对待宦官仍然缺少恩意，左右近臣中有许多人不高兴，于是共同进谗离间，太后与皇帝两宫之间便产生了嫌隙。太后曾在辅臣面前提到这件事，韩琦于是说出严厉的话来打动太后：“臣等只是在外面能够见到官家，宫内的保护全靠太后。如果官家失去照料，太后也未必能够安稳。”太后惊讶地说：“这是什么话？我自己会更加用心。”韩琦说：“太后照料得好，众人自然也会照料。”同列官员都缩着脖子流汗。有人对韩琦说：“是不是也太过分了？”韩琦说：“不这样说，不能打断他们的离间。”有人传说皇帝在宫中有过失，众人很是疑惑。韩琦说：“难道皇帝在殿上从来没有说错一句话，进了宫门反而会有那么多错误吗？我韩琦本来就不相信。”传话的人也渐渐停止传播。此事依据韩琦《家传》和《别录》，只是略加删削润色，大意与十一月末所载略同。大概这时韩琦还没有前往昭陵，而那时是从陵下回来，所以两处分别记载也不妨。七月壬子日，皇帝第一次到紫宸殿临朝，退朝后又到垂拱殿。中书、枢密院上奏政事。皇帝自六月癸酉日起没有临殿，到这时才开始会见百官，感动得很久。后来单日到前殿，双日到后殿，只有朔日、望日不临前殿和后殿。到祔庙时恢复旧制。九月。皇帝已经在前殿、后殿视朝，但在处理政务、听取意见时仍沉默谦抑。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说：“宗庙、社稷护佑陛下日常起居平安，陛下临朝按时进行，已经超过半年，却还没有听说您开发表达意见、听断政事；圣明的诏令受到阻塞，人们都感到缺憾。臣多次上奏，希望陛下排除疑虑和犹豫，亲自与两府讨论评议国家政论，明确表示可行或不可行，但直到现在言语行动仍然寂静，朝廷内外没有听到什么传闻。这大概是因为负责议论的臣子言辞浅薄、情意狭隘，不能向上使君主听见。希望陛下想到太祖、太宗艰难取得天下的劳苦，真宗、仁宗忧劳守住天下的力量，勉力听决重大政务，以慰藉母后的慈爱。不要疑虑犹豫、过分谦抑，使自己的盛德反而被遮蔽而不能光明。”

译十一月，仁宗病重时，英宗行为多有乖张错乱，常常触犯太后。太后无法忍受，身边那些进谗离间的人，有的暗中谋划废立之事。昭陵重新覆土之后，韩琦从陵下回来。太后派中使拿着一封文书交给韩琦，韩琦打开一看，原来是英宗所写的歌词以及宫中发生过失的事情。韩琦立即当着使者的面把它烧掉，叫使者回去禀奏说：“太后常说官家心神不安。心神不安，语言行动就会不合常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等到韩琦在帘前入对，太后呜咽流泪，把事情全部说了出来，并且说：“老身几乎没有容身之处了，必须请相公作主！”韩琦说：“这只是疾病造成的，病好了以后，一定不会这样。儿子有病，做母亲的难道能不容忍他吗？”太后很不高兴。欧阳修接着说：“太后侍奉仁宗几十年，仁圣的德行，天下都知道。妇人的性情，很少有不嫉妒的。从前温成皇后骄纵放肆，太后处置她却很宽容，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如今是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忍耐吗？”太后说：“能得到诸位知道这件事，就很好了。”欧阳修说：“这件事哪里只是我们这些人知道，朝廷内外没有不知道的。”太后的情绪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时间很长，德泽深入人心，人们都信服他，所以一旦驾崩，天下人都遵奉遗命，拥戴嗣君，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如今太后深居宫内，我们不过是五六个寒士罢了，如果我们的举动不是仁宗的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呢？”太后默然不语。过了几天，韩琦等人见到英宗，英宗说：“太后待我没有恩德。”韩琦等回答说：“自古以来的圣主明王并不少，但只有舜被称为大孝，难道其余的人全都不孝吗？父母慈爱、子女孝顺，这是常事，不值得称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仍不失孝道，才值得称赞。只是恐怕陛下侍奉父母还没有做到极致，父母哪里会有不慈爱的呢？”英宗大为醒悟，从此不再说太后的短处。焚烧歌词的事情，据《韩琦家传》说，焚烧歌词时韩琦正在陵下，恐怕不是这样。《别录》说韩琦当时在中书，现在略加删改润色；其他内容则依据苏辙《龙川别志》。但《别志》说有大臣没有参与册立皇太子，暗中提出废立的计谋。既然没有说出姓名，我深恐这件事一定不存在；也可能是当时宦官中有人提出过这种议论，并非大臣。因此，像《家传》所载太后询问昌邑王的事情，最终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告诉太后，现在姑且改为“身边进谗离间的人”，或许不会失实。《别志》又说欧阳修独自见英宗。考察《家传》，则说是韩琦独自见英宗，劝他尽到礼数。两者对太后的话意大致相同，现在改为“韩琦等人说”，或许更接近事实。治平元年三月己酉，司马光说：“皇太后有三项莫大的恩德，陛下奉养她的礼数如果有丝毫不完备，天地鬼神会怎样看待陛下呢？这不可不放在圣心之中。”他又说：“应该下诏，让侍从、近臣每天轮流派一人值守资善堂，夜间就住在崇文院，以备皇太后临时召见。其余群臣入见或奏事的人，也希望陛下仔细加以询问，以扩大见闻、辅助大政。”另一天，司马光入对，又说：“陛下过去在藩邸侍奉濮王，顺承他的脸色，完全尽到了孝道；宫中的一切事务，濮王都交给陛下办理，没有一件不公平妥当。陛下侍奉皇太后，应当完全像侍奉濮王那样才行；看待天下政事，也应当完全像处理宫中事务那样才行。”不久，司马光因为意见不被采纳，请求外任。英宗命宰臣传话说：“你所说的事情大多已经施行，而且还应供职谏官，不必急于请求离开。”司马光又奏道：“如今陛下虽然比过去更加侍奉皇太后，仍未达到侍奉濮王时顺承其意、曲尽欢心的程度。陛下虽然省览各种政务，却还没有询问群臣，讨论治理和乱亡的紧要事务。臣即使每天侍奉在丹墀之下，又有什么益处呢？”吕诲说：“近日圣体已经平复，朝廷内外都庆贺万幸；但天下万机的事情，没有听说陛下亲自裁决过，大家说陛下是在退让，似乎有所等待。如果果真如此，恐怕并不合乎顺理。陛下患病时，如果不是皇太后在内辅政，政务就无所归属。大臣提出这个建议，是出于忠于国家。然而陛下临朝，坐在前殿，百官退朝以后，两府大臣才到内东门，这时纲纪、政务和权柄都已经掌握在陛下手中，陛下仍然不亲自裁决，还在等待什么呢？”吕诲于是对皇太后说：“万机繁多，殿下焦心劳神，从来没有稍稍休息，这不是安乐怡养、增益福寿的根本。况且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如此勤勉奋发，在圣心看来，应当已经足以宽慰。臣愚昧地认为，东殿帘帷可以每隔五七日临朝一次，询问大臣，不要使政务荒废，这样或许能稍稍平均您的劳逸，对于辅佐政务也没有损害。应当暗中审察时机，然后果断独自决定，预先宣布教命，明白告诉朝廷。表面上符合谦让的礼节，内心也可以享受清闲安逸。” 四月，权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请求皇帝出行，以安定人心。于是执政和谏官也相继提出请求。英宗说：“应当和太后商议。”韩琦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太后说：“皇上的病刚刚痊愈，恐怕还不能出行。”韩琦说：“皇上自己也认为可以出行了。”太后说：“如今平常使用的仪仗还没有备齐，再稍等一会儿。”韩琦说：“这是小事，不难办理。”于是下诏让有关部门选择日期上报。甲午，在相国寺、天清寺、醴泉观祈雨。英宗久病不安，到这时士人和百姓欢呼庆贺。戊甲日，皇太后亲自写手书交给中书，归还政权。这一天，便不再处理军国事务。此前，皇上的病稍有好转，从去年秋天起，每天到前殿、后殿视朝听政；两府大臣每次朝见，进入内东门小殿，仍像从前一样向太后复奏。太后第二次写手书归还政权，大臣把这件事告诉皇上，皇上总是把手书留下而不发出。皇上既已康复，没有别的病，太后又下诏书归还政权。韩琦很久以来就希望太后停止在东殿垂帘。曾有一天，他把十多件事情一并禀告皇上，皇上裁决处理，迅速如流，全部恰当。韩琦退下后，和同列互相庆贺，于是对曾公亮等说：“昭陵重新覆土以后，我本来就应当请求退休。

译只是看到皇上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平复，所以拖延到今天。皇上这样不厌倦地听取和裁决政事，实在是天下的大庆。韩琦应当在帘前先向太后说明，请求外任一个乡郡，还必须请诸位赞成。”曾公亮等都说：“朝廷怎么能没有您呢？您不必请求。”于是他们到东殿，把皇上裁决的十多件事情逐件复奏，太后每件都称好。同列退下后，韩琦独自留下，便把先前对曾公亮等说的话告诉太后。太后说：“相公怎么可以请求退休？老身本应居住深宫，却每天到这里来，实在也是不得已。姑且让老身先退下吧。”韩琦称赞说：“前代像马太后、邓太后那样贤明的人，也免不了贪恋权势。如今太后能够立即归还政权，实在是马、邓二后所不能相比的。”于是拜了两拜表示祝贺，并且说：“台谏也有奏章请求太后归还政权，不知道决定哪一天撤去帘幕？”太后突然起身，韩琦立即高声命令鸾仪司撤帘。帘幕落下以后，还能在御屏后隐约看见太后的衣服。太后归还政权、撤去帘幕的事情，依据蔡氏《直笔》、邵氏《见闻录》，并参考《韩琦家传》和王岩叟《别录》。至于《家传》所载太后不愿归还政权等话，都有损于圣德，而且并非事实，现在一并删去。《直笔》误说韩琦告诉枢密使文彦博，这一说也不采用。嘉祐初年，韩琦与富弼一同任宰相，中书有疑难事务时，韩琦常常私下同枢密院商议。自从富弼出任枢密使以后，除非得到诏旨命令两府共同商议，韩琦从未向富弼询问。富弼对此很不高兴。等到太后归还政权、撤去东殿帘帷时，富弼大为惊讶，对人说：“富弼身居辅佐之位，其他事情固然不敢预先知道，唯独这件事，韩公难道不能同我商量吗？”有人因此责怪韩琦，韩琦说：“这件事本应表现得像是太后的意思，怎么可以公开对众人说呢？”从此富弼更加怨恨韩琦。富弼怨恨韩琦的事情，依据司马氏《记闻》。《邵氏闻见录》说富弼对韩公说“想把富弼置于灭族的境地”，恐怕富弼没有说过这话。吕诲上言：“皇太后停止共同听政，谦下而尊奉皇帝的德行更加光辉。对皇太后来说，这是做得对的；对陛下来说，应当怎样呢？伏望下诏，委婉地表现谦让之意，而且再三如此，以感动众人的心情，或许才合乎礼制。”吕诲不久又说：“皇太后侍奉先帝已久，熟悉治国之道，刚刚停止共同执政；即使陛下极其明察通达事理，凡百官奏报的事务，都表示不敢独自专断，这样就能上慰太后的慈颜，所得益处很多。”庚戌，皇帝才开始像从前一样每天到前殿、后殿视朝。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说：“希望下诏让二府大臣讨论尊崇母后的礼制。如果朝廷严肃奉行的礼仪体制、岁时朔望的仪式、车服和侍卫的等级、百司供给和拟定的制度、将来尊称太后的美号，以及外戚延赏的恩典，凡是可以表达奉养亲人的心意的，都应当优厚特殊，以彰显母后的功烈。”这一天，下诏中书、枢密院共同讨论尊崇皇太后的仪范，奏报朝廷。壬子，下诏皇太后发布命令称“圣旨”，出入时只有不鸣鞭，其他仪卫都依照章献明肃太后的制度。丙辰，为皇太后的宫殿定名为慈寿，加授宣徽北院、保平节度使、判郓州曹佾同平章事。起初商议授官时，皇上询问宰相韩琦，韩琦说：“陛下推恩给元舅，并不是偏私外戚。”皇上又询问枢密使富弼，富弼的回答和韩琦相同。于是下达制书，但太后拿住制书不肯发下。皇上坚持请求，过了很久太后才允许。司马光《记闻》记载，韩维说慈寿太后将要归还政权时，颍王对韩维和孙思恭说：“慈寿太后想替曹佾求任使相。”两人没有回答，颍王最终派王陶把意思传达给政府，果然得以任命。另一天，韩维和孙思恭单独见颍王，韩维因此劝戒他说：“如今陛下已经亲自执政，内外上下的体制已经确定，应当专心致力于孝道，只需均等奉养三宫，其他事情不要参与。”考察《实录》：曹佾的制书下达后，太后仍然把持着它。不知道请求任使相果真是太后的意思吗？应当考察。壬戌，因为皇帝康复，命辅臣向天地、宗庙、社稷和宫观致谢。癸亥，司马光上疏给皇太后说：“臣在宫阙门外，没有办法知道宫禁中的事情。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不知道是真是假，但都说近日皇帝与皇后侍奉殿下，恭敬劝进的礼数比过去更加周到，而殿下对待他们却过于严厉，接见他们过于简略；有时他们进见，殿下虽然赐座，却像接待疏远的客人一样；彼此说话不过几句，片刻之间就又把他们遣走了。这样，子母之间的恩情怎么能够通达？婆媳之间的礼节又怎么能够施行？使他们疑惑恐惧、不敢主动亲近您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臣私下想到，殿下以母后的仪范治理天下已经三十多年，温柔明察的声誉遍及内外。皇帝潜居藩邸时，修养德行、学习政业，仁圣的声望远近皆知。先圣以至公大义选择贤者建立继嗣，海内之人都认为继承大统以后，慈爱孝顺的风气一定会从家庭推及国家，实在没有想到民间百姓忽然有了今天这样的异议。推究事情的根源，大概是皇帝患病期间，宫省之内必定有进谗邪恶的人编造修饰言语，互相离间：一方面假装尽小忠，以此取悦殿下，侥幸求取禄利；另一方面，他们自知平日过失很多，害怕嗣君严明而有所不容；第三，他们想暗中玩弄权柄，憎恨君主聪明，使自己不能任意妄为，所以日夜窥伺，搜集哪怕丝毫的过失，没有不把它们送到殿下耳中的。殿下虽然极其聪明，也不可能没有疑心；虽然极其仁慈，也不可能没有愤怒。皇帝刚强健悍的性情受到众人言语的压抑，无法为自己申辩，不能不郁愤，于是使两宫之间彼此隔阂而失和，长久不能解除，传闻流布到外面，朝野士人中有人敢私下议论是非，实在令人痛惜。如今上天启发殿下的内心，殿下深刻发扬慈爱的旨意，卓然远见，把天下政务都归还皇帝，这正是宗庙的神灵和百姓的福分。然而臣私下料想，那些谗邪之人的内心如沸水一样，更加不得安宁，必定竭力谋求离间。他们都只是谋求自身私利，并不是替国家和殿下打算。臣希望殿下察看他们的真实情况，不要再听信和采纳他们的话，斥退疏远这些人，不要让他们居于左右。召见皇帝，告诉他从前纷纷扰扰的事情都是这些人所为，从今以后，母子之间应当坦然相处、互不猜疑。皇帝一定会流泪叩拜，感激惭愧地谢罪，这样两宫之间的欢乐就会完全恢复如旧。皇帝进见时，殿下应当给他温和的脸色，留他从容相处，往来不必限定时间，不要加以隔绝。

译有时置办酒席，同他谈笑，使他欢欣，待他完全按照一家人的礼节，那么殿下坐享孝养，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呢？”吕诲对太后说：“臣恭敬地看到殿下近来下手书归还政权，安闲地居于宫内，在内朝尊贵安宁；人心舒畅，天意调和，昆虫草木没有不欢喜的。然而手书下达至今已经二十天了，只有御宝还没有送到皇帝面前。符宝的重要性同帝位相互关联，长久没有归还，更加招致众人的议论，臣私下替殿下感到惋惜。应该告诫掌管此事的官吏，迅速把御用之宝归还，不能迟缓。” 侍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手书归还政权，殿下安闲地居于宫内，在内朝尊贵安宁，人心喜悦舒畅，天意调和顺遂，昆虫草木没有不欣喜的。然而自从手书下达至今已经二十天了，只有御宝还没有送到皇帝面前。符宝的重大意义同帝位相互关联，长久没有归还，只会更加招来众人的议论，臣私下替殿下感到惋惜。应该告诫掌管此事的官吏，迅速把御用之宝归还，不可拖延。” 闰五月戊辰，宰臣韩琦等升迁官职，枢密使富弼升任户部尚书。辛未，富弼具奏辞谢所升官职说：“陛下记录臣侍奉先帝的微小劳绩，哪里比得上报答皇太后今天的巨大恩德？恭敬地想，先帝没有儿子，立陛下为嗣，朝廷内外都知道当时完全出自皇太后的密谕，料想陛下自己也知道。又私下听说，陛下刚被立为皇子、召入宫禁时，先被奸人侦察，不能没有受到些许迷惑；宫内外的人，乃至陛下旧邸的亲属，没有一个敢同陛下通消息。自从陛下开始饮食以来，供给全都缺乏，皇太后也不敢公开主持此事，只是早晚惶恐，想尽各种办法，偷偷送来食物之类的东西很多，陛下难道不知道吗？等到先帝驾崩的那天晚上，内外都惊惧惶恐。皇太后在仓促之间拥立陛下，帝位于是确定。不久，两三天以后，陛下因长期忧虑积累成病，天下万事都无法向您请示。大臣们纷纷上奏，请太后暂时共同听政，这绝不是皇太后的本意，大概是不得已而听从大臣的请求。陛下刚刚康复，皇太后当天就归还政权，退居深宫；天下有见识或没有见识的人，都知道皇太后始终没有辜负陛下。臣自去年六月初被召回朝廷，充任枢府官员，凡是各种事务，先由陛下处置并决定指挥，然后才送到帘前禀报而已，从没有一个字表示可否，完全依照事先得到的圣旨；这样将近一年。这足以看出皇太后的至公之心，她并不因为身份尊贵而且关系亲近，就有所压制，随意产生不同意见。臣又想到，皇族中与仁宗以及皇太后相比亲疏关系同陛下相同的，有很多人；但在众多宗室中唯独选取陛下作为嗣子，如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这种恩德可以同天地相比其高大。陛下怎样报答才可以相称呢？反而对仁宗不能谨慎祭祀，对皇太后不能完备孝养，这些都是人子应尽的本分，尚且有很多缺失，何况还敢希望得到其他报答呢？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曾对臣和胡宿、吴奎说：‘我是没有丈夫的孤寡妇人，没有地方可以诉说。’臣等共同听到这句话，实在感到悲伤。想来中书也听说过这件事。又从前私下听说，先帝的几位公主，陛下更换了她们的居所，以便安置自己的女儿；知道这件事的人尤其痛心，也从未听说陛下稍加恩爱抚慰。恭敬地想，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一年，仁德恩泽深入人心，甚至遍及虫鱼草木。” 臣侍奉先帝也有三十多年，从平民被提拔到宰相，所受恩德可以说极其深厚。如今不忍心看见先帝的寡居白发幼女如此无所安身，而臣反倒坐享陛下升迁的宠遇，难道还能心安吗？仁宗和皇太后对陛下有天地般的恩德，尚且没有听说陛下用什么来报答；臣对于陛下，不过是过去参与议论时有如丝如发般微小的功劳，哪里有什么值得加赏的呢？陛下忘记天地般的大恩，却记录如丝如发般的小功劳，可以说颠倒失当，实在太不加思考了。”奏章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富弼又奏道：“臣希望陛下奉行仁宗的祭祀，完全尽到恭敬的道理；侍奉皇太后时，对她的脸色极尽诚实恭敬的礼节。如果勤勉不止，那么孝德自然会彰显于外，京师上下共同歌咏，传遍天下，最终形成风俗教化，陛下可以不费力便治理天下，到那时再施行恩赏，也可以加倍。今天臣自然不推辞谦让，这样君臣之间就都合宜了。”奏章上了六七次，才得到优厚的诏书答复。富弼又奏道：“圣诏说：‘鸿大地思念仁宗皇帝想要报答他的恩德，真是昊天无穷，无法报答。皇太后像母亲一样养育我，正要用天下的奉养在朝夕之间承奉她的容颜，何况敢说已经把奉养做到极致吗？’臣认为，天下做父母的，都希望陛下实行这番话、贯彻这份心意；他们大概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受到感化，都成为孝子顺孙。况且皇太后就在陛下身边，早晚辅导陛下，侧耳专心听取陛下的言行，比天下人的心情更加迫切。只要听说陛下在仁宗祭祀和孝养皇太后方面比从前稍有增加，臣就会一人倡导、十人传扬，传给士大夫，使之辗转传播天下，以安慰天下为人父母者的心，也借此把我们君主至孝的德行广泛宣扬到外面。可惜近来悄无其他消息，和从前听到的情况大多没有丝毫不同，这就是臣不得不竭尽肝胆、希望对圣明有所补益的原因。诏书又说：‘如今既然用侍奉亲人的道理劝勉朕，却又拒绝君命不肯接受，难道这不是自相违背吗？’这是因为起草诏书的学士没有完全看到臣文字的始末，所以才有相互抵触的话。臣屡次上奏，极力劝陛下侍奉亲人的道理，正是这样迫切；却说臣反而自己违背君命，是因为有‘上□之所说’这句话罢了，怎么可以就说它相互违背呢？”富弼又上奏两次，最终皇帝仍不听，只好接受所升官职。

译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留后任守忠任保信节度使，安置于蕲州。起初，皇上还是皇子时，命任守忠传召他，任守忠躲避而不肯前往。等到皇上即位后患病，任守忠便在两宫之间互相挑拨，于是又擅自取奉宸库的金珠数万两献给皇后，借此接受赏赐。吕诲说：“过去嘉祐年间，臣僚请求册立皇子，先帝和太后属意于陛下，已经很久了；任守忠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侥幸希望立年幼的君主，以求将来的福分。幸赖天意没有改变，宰臣韩琦等极力赞成此事。在此以前，他诬陷诋毁宗懿不孝，这才是他的根本图谋。等到先帝驾崩，太后主持帝位，大臣们尽力相助，任守忠有什么功劳呢？陛下服药治病经过一年，任守忠编造言语，挑拨两宫，只希望慈爱和孝顺有所不足；等到迎接先帝木主下降，礼院制定太后出入的仪式，任守忠又坚持想采用乾兴年间的旧例。如果不是圣明贤德的太后，几乎就要被任守忠误导了。今年春天，他猜知太后有停止共同听政的意思，便提出归还政权的说法，把功劳归于自己，以此献媚陛下。外臣自去年冬天以来，只听到陛下孝养有所缺失；今年夏天以后，又只听到太后慈爱有所不足。谤言流传的原因，也就可以清楚了。然而反复编造言语、离间宫禁的人，不止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们出自任守忠的党羽。推究他们的用心，实在是国家的贼害。自先帝去世以后，任守忠在宫禁中公开拿取财物，数量多得无法计算。近来又取奉宸库的金珠数万金两献给中宫，不只是为了自己求取丰厚赏赐、巩固恩宠，实际上还在窥伺陛下，想要用谄媚的言语和狡诈的计谋乘隙而入。”司马光又列举任守忠的十项罪状，请求在都市斩首，以惩治奸邪。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便贬黜了任守忠。文潞公《私记》说：治平元年八月，谏官司马光、吕诲说任守忠在宫闱之间互相挑拨，司马光又列举他的十项罪状，请求将他斩首。当时富弼任枢密使，请求实行谏官的意见。英宗命令把任守忠流放驱逐。富弼和中书在殿上共同奏事，宰相韩琦上前说：“陛下登基时，任守忠也参与有功，希望稍稍宽待他。”富弼奋然上前说：“先帝亲自把帝位大器交给陛下，皇太后也协助赞成而有功。陛下应当追念先帝顾复的恩德，报答太后拥立保护的力量。如今这些人竟然自己说某人有什么功劳、某人有什么劳绩，臣不知道这是什么话，而且将把先帝和太后置于什么地位呢？”皇上认为富弼的话正确，于是韩琦惊惧失色，退后站了几步。《邵氏见闻录》说：治平初年，英宗即位后患病。宰执请求光献太后垂帘共同听政，有个入内都知任守忠，奸邪反复，在两宫之间进行离间。当时司马温公任知谏院，吕谏议任侍御史，先后上了十多道奏章请求诛杀任守忠。英宗虽然没有施行，宰相韩魏公有一天拿出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公已经签署，参政赵概对此为难，问欧阳公：“怎么办？”欧阳公说：“只管签署，韩公一定自有说法。” 魏公坐在政事堂，拿札子勾取任守忠，让他站在庭下，列举他的罪状说：“你的罪应当处死，现在责授蕲州团练使，安置于蕲州。”于是取来空头敕书填写，派使臣当天押送他上路。他的意思是认为稍有迟缓，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唉！魏公真是宰相啊。欧阳修说：“我替魏公写《昼锦堂记》时，说魏公垂着衣带、端正地执笏，不动声色，却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境地，大概就是指这件事。”两部书所载不同。《私记》极力贬低韩琦，《见闻录》又过分赞誉韩琦，现在一概不采用。丁巳，司马光说：“陛下即位之初，向皇太后奏事时恭敬而诚恳。太后抚爱陛下，恩惠优厚而周全。几天之内，慈爱孝顺的声誉就传遍朝廷内外、远近各地，听到的人无不互相庆贺。自从圣体不安以来，不过十天一月之间，道路上的人渐渐有了不同的议论，都说因为任守忠等人不愿陛下成为嗣君，所以对皇太后就说陛下和中宫的短处，对陛下和中宫就说皇太后的过失，于是使两宫彼此猜疑离心。隔阂一旦形成，突然之间很难重新和合。如今陛下奋发作出英明决断，排斥贬黜谗邪，任守忠等都被降职驱逐到外地，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欢欣喜悦。然而臣愚昧地私下担心，皇太后还不能完全了解奸人的用心，也不了解陛下斥逐他们的原因。伏望陛下和中宫亲自到皇太后的宫阁，叩头陈谢，详细说明过去被任守忠等人误导，因而屡次违逆太后的心意；如今任守忠等人既已离去，希望今后与皇太后之间母子恩情完全恢复如旧，然后早晚同中宫侍奉在太后身边，饮食、药物和珍馐美味，都亲自进献，顺承太后的脸色，一切都像臣民之家母子、婆媳之间的礼节。如果身边的人还有敢于相互离间的，希望陛下立即诛杀或流放，不要再有所疑虑。这样，谗邪之人被远远贬黜，内外和睦，祥和之气兴盛流行，灾害消除，宗庙永远安宁，美好的声誉长存后世。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两宫的欢乐不能恢复如旧，恐怕长久以来再也没有恢复的机会。那岂止是今天天下人会认为陛下不对，还会被记入史册，遭到万世的讥笑啊！” 治平二年八月，大雨，地面涌水，毁坏官府和民间的房屋，漂走淹没百姓和牲畜财产。乙未，下诏朝廷内外的臣僚都可以上密封奏章陈述政事。司马光上疏大意说：“先帝从众人之中提拔陛下，从防御使升为天子，只把一位皇后、几位公主托付给陛下。然而先帝的梓宫还停在殡宫，陛下已经失去了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都被屏居在闲置宫殿中，很少听说得到陛下的顾念。臣请用小事来说明大事：假设民间有一家人，家中有一位妻子、几个女儿，还有十亩田、千金财产；老人年老而没有儿子，便收养同宗的儿子作为继承人。老人去世后，养子得到田产并占有它们，便疏远养母、抛弃姐妹，使她们忧愁愤恨、怨叹不已，那么邻里乡党的人会认为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普通人这样做，尚且会被乡里贬斥，何况以天子的尊贵，受到四海仰望；这就是陛下开始失去人心的原因。” 熙宁元年三月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请求为太皇太后修建宫殿，并以“庆寿”为宫名。元丰二年十月乙卯，太皇太后在寿庆宫去世（其余见《神宗朝奉太后》）。

译校勘记。[1]“勉于”：原本“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入。[2]“己酉”：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二补入。○ ○补。[3]“上□之所说”：《长编》卷二○二作“上之所说”，不知道墨丁原来是什么字，姑且仍照原本。○二作“上之所说”，不知道墨丁原来是什么字，姑且仍照原本。[4]“安静军留后”：原本作“安静军留守后”，多了一个“守”字，据《长编》卷二○二删去。○二删。[5]“外臣”：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入。○二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五。英宗皇帝。濮议。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韩琦等奏道：“陛下即位以来，仁爱施行，恩泽遍及。九族已经和睦，万国都来欢庆。而濮安懿王德行盛大、地位尊隆，理应尊敬礼遇。伏请下令有关部门讨论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应当共同实行的礼典，详细确定适当的办法，按时施行。”诏令等到大祥之后再议。治平二年四月戊戌，下诏让礼官和待制以上官员讨论尊奉濮安懿王的礼典，上报朝廷；这是因为宰臣韩琦等在元年五月已经奏请，此时呈进议案。六月。起初讨论尊奉濮安懿王的礼典时，翰林学士王珪等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自奋笔提出议案。议案完成后，王珪立即命令属吏把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底案。议案说：“何况前代那些入继帝位的人，大多是在皇帝驾崩以后继立的。拥立他们的册命，有的出自母后，有的出自近臣，不像仁宗皇帝年纪尚未衰老时，深深考虑宗庙的重要，敬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把大业授予他。陛下亲自成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光大而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亲情和养育顾复之恩，但陛下所以能够背负屏风、端正戴冕，富有四海，使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德行所造成的。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达古今，私下认为今天尊奉濮安懿王的礼典，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尊荣达到极点。谯国、襄国太夫人和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确实是适宜的。”议案上报后，中书奏道：“王珪等的议案，没有详细确定濮王应当称为什么亲属，是称名还是不称名。” 王珪等议论说：“濮王对于仁宗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伯而不称名，如楚王、泾王的旧例。”有人想称为“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说：“真宗把太祖称为皇伯考，这个称号不能加给濮王。” 这月己酉，中书又奏道：“考察《仪礼》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要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又查考令文和《五服年月敕》，都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要为所承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要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也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自己亲生的父母都称父母。汉宣帝、光武帝也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如今王珪等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上看不到明确依据。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官员讨论上奏。”诏令同意了这个请求。执政原以为朝廷官员中一定有人会迎合他们，但台谏官都支持王珪等人，议论纷纷。议案还没有上呈，太后认为王珪等议论称皇伯考没有根据，而且想暂缓这件事，必须等太后的意思消解。甲寅，下诏说：“听说集体议论时意见不一，应暂时停止讨论，命有关部门广泛查考典故，务必符合礼经后再上报。”翰林学士范镇当时主管太常寺，于是率领礼官上言：“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辈，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辈，所以他们的父亲可以称皇考，但议论者仍有人非难，认为这是以小宗合并大宗的统绪。如今陛下既以仁宗为父，又以濮安懿王为父，那么这种过失不只是汉宣帝、光武帝所能相比。凡是称帝称王，称为皇考，建立寝庙，讨论昭穆次序，全都不对。”于是详细列举《仪礼》以及汉儒的议论、魏明帝的诏书，共五篇奏上。执政得到奏章后大怒，召见范镇责问说：“诏书说应当命令有关部门考察详定，你为什么立即列举上奏呢？”范镇说：“有关部门得到诏书，不敢拖延扣留，立即上报，这是本职所在，为什么反而把它当作罪过呢？”于是台官从御史中丞贾黯以下，各自上奏，请求早日依从王珪等人的议论。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说：“臣谨按《仪礼》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要为自己的父母服丧。’这是因为为大宗服斩衰三年，回到小宗则服齐衰一年，不能有两个斩衰三年；在对彼方和此方的分别上，已经很清楚了。又考察令文和《五服年月敕》：出继的儿子，对亲生父母都称父母。称父母，是为了区别本生关系，同时明确承继关系。在亲属登记中，应当据此除服并附祭，这样就能明白法令的本意。至于汉宣帝、光武帝都称父亲为皇考，是因为二帝承接本宗，都是继承正统，并非旁支承继，与今天的事情大不相同。王珪等议论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亲属关系是兄；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这在礼制上是合适的。至于引用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的事例，都是本朝的典礼，怎么能说没有依据呢？臣私下推究诏令的本意，只是想把濮安懿王加称为皇考，与仁宗同称；如果这样，尊位就有两个最高者，服制就有两个斩衰三年，礼法和法令的文字都会彼此冲突。臣伏望陛下扩大圣明的思虑，专心勤勉地以孝治国，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至公之道。既然已经停止三省集体讨论，就应当另下诏书，以王珪等人的议论为定论。对于前后所进议论不一致的人，应当全部降职出任外官，辨明是非，说明他们有罪，依法处置，以消除众人的疑惑，杜绝邪说。”奏章留在宫中，没有施行。司马光又说：“臣恭敬地看到，先前诏令群臣讨论濮安懿王应实行的礼典，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前后两次会议，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他们这样说，是想依礼尊奉懿王，以义辅佐陛下。然而政府的意思，却独自想尊濮王为皇考，巧妙修饰言辞，误导迷惑圣听，不顾先王的大典，蔑视抛弃天下的公议，使宗室中的疏远亲属都已经得到封赠，而尊奉濮王的礼仪至今唯独没有施行，这就是众人压抑不平、不能称心满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