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一仁宗皇帝

译景祐初年议论乐制 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命龙图阁待制燕肃、集贤校理李照、直史馆宋祁共同按验试奏王朴的律准。燕肃当时任判太常寺，建议说：“旧太常寺的钟、磬都涂有色彩，每三年举行亲祠时就重新修饰。年久以后，涂层越积越厚，声音也越来越不协调。”因此有了这道命令。皇帝亲自查看律准，在它的背面题字，交给太常寺。燕肃等人随即取来钟、磬，刮洗后考击，用律准按验它们的声音，全部相合。景祐二年二月丙辰朔日[1]，燕肃等上奏考定乐器，并召见工匠。戊午，皇帝到延福宫亲自查看，演奏郊庙乐曲五十一首。于是问李照：“音乐怎么样？”李照回答：“乐音偏高[2]。”皇帝命他详细说明。李照于是进言：“王朴的律准比古乐高五律，比禁坊乐高二律。击奏黄钟时成为仲吕，击奏夹钟时成为夷则，这是冬天兴起夏天的律令、春天召来秋天的气息。大概五代之乱时，雅乐废坏，王朴创意制造律准，却不合古法；本朝使用以后，最终没有得到福应。编钟和铸钟不论大小、轻重、厚薄、长短都没有差别，铜锡也不精纯，声韵失去美感，大钟声势压过小钟，小钟声音又被压抑，不是合乎中度的乐器。相传这些钟是唐代旧钟，其中也有王朴制造的。过去轩辕氏命令伶伦截竹制律，又命神瞽调和其中的中声，然后声音才能应合凤凰的鸣叫，管子的长短参差也像凤凰的翅膀。这样的乐制流传下来，是恢复古制的不可更改的法则。希望允许臣依照神瞽的律法试铸一簴编钟，可以使度量权衡彼此协调。”诏令准许，仍在锡庆院铸造。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上呈《大乐图义》二卷。四月丁巳，李照说：“奉诏制作玉律来等待测验节气，请下令潞州，寻取上党县羊头山的秬黍，并下令怀州河内县采集葭莩。”朝廷同意了。戊辰，命宰臣吕夷简、王曾总管铸造大乐编钟，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盛度共同总管，集贤校理李照、勾当御药院郑守信专门监督铸造，仍由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起初李照铸成一簴编钟，进献给皇帝，于是请求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积尺数制成律管，再铸钟来审验，声音仍然偏高。于是改用太府的布帛尺作为标准，这才使太常寺的四律降低。李照自己制定律管的方法，以九十粒黍的容量作为四百二十星，每一星占九秒，一粒黍的容量得到四星六秒，九十粒黍得到四百二十星，以此作为十二管的定法。庚午，诏令中外臣僚以及民间人士中，凡是懂得雅乐音律得失和测候方法的，允许所在地荐举上报，或者由官司特别考验试用。侍御史刘夔说：“音乐的根本与政治教化相通，不应轻易改变乐器。希望选拔博学之士补任卿、丞，凡是各地妄自进献议论、以求升进的人，一概罢止。” 皇帝认为他的话说得好，却最终没有听从。五月丙寅[3]，李照上呈《九乳编钟图》。钟原来用旋虫纹装饰，改为龙纹。他还亲自创制了八种新乐器。又请求另行□【杰按：此处原书无字。】石制作编磬。辛卯，命内侍带领乐工前往淮阳军治理磬石。李照又说：“既然已经改制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应当一并改制，以完备献享之用。”于是铸铜制成龠、合、升、斗四种器物，用来开始铸造编钟。声量的比例是：六百三十粒黍为黄钟的容量，合的容量是龠的三倍，升是合的十二倍，斗是升的十倍。改造各种器物、确定制度后，不久又认为镈的容量相差太大，于是增加为六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并铭刻“乐斗”。等到潞州进献秬黍，李照挑选其中较大的纵向累积，检验考察长短。尺制成后，与太府尺相合，法式更加确定。六月辛酉，左司谏姚仲孙说：“臣听说议论者想要改制雅乐，使它协调纯正的声音，认为旧律太高，要把它削低。以高的标准来形成低的声音，固然人人都知道；但如果制作时没有掌握精微之处，削减时又不能符合尺度，臣实在不知道他们依据什么道理，竟敢擅自改变。听说他们所做的事，大多奇异荒诞。比如炼白石作为磬，铸造中等铜料作为钟，又想以三辰、五灵、二十四孝作为乐器的装饰。臣虽然愚昧，私下也有所疑惑。自祖宗以来，考订修正大乐，在郊庙中使用，已经将近八十年。想先朝盛大地举行礼仪，在泰山燔柴，在汾阴瘗玉，振兴前代帝王长期失坠的风俗，举行历代难以实行的典礼。礼仪完成之际，这些音乐都陈列演奏，本来就是用来感格明神、显示显著福应的。先儒审慎讨论，从来没有异议。如果一旦轻率采用新规，全部废除旧制，臣私下认为不可。希望特地下诏停止此事，只使用旧乐。”当时皇帝已经准许李照制作乐器，事情也已经着手进行，并且想要彻底考察他的技艺是对是错，所以姚仲孙的奏章最终没有交给有关官司。此前，太常寺的钟、磬每十六枚为一簴，另外四个清声相承接而不击奏。乙丑，李照说：“十二律的声音已经齐备，其余四个清声是郑、卫之乐，请在编磬中只保留十二个中声，去掉四个清钟，这样哀伤、思虑和邪僻的声音就没有由此产生的途径了。” 冯元等驳斥说：“前代圣人制定乐制，取法并不只有一种，所以有十三管的和、十九管的巢、三十六簧的竽、二十五弦的瑟、十三弦的筝、九弦和七弦的琴，以及十六枚的钟、磬，各自都有取义，难道都要使它们一律合于律吕，专门取十二这个数吗？况且钟、磬是八音之首，丝、竹以下的乐器接受它们而形成均调，所以圣人尤其用心于此。《春秋》记载音乐，总说金奏；《诗经》的颂歌称美，也确实依靠磬声。这两种乐器不可以轻易改变。现在李照想削减为十二枚，在古制中找不到这种办法，臣等认为不可。况且圣人既然把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置从黄钟到夹钟的四个清声，使它们附属于正声的次序。推究四个清声的用意，大概是为夷则到应钟的四宫设置的。五声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彼此不相侵凌叫作正，彼此交相侵凌叫作慢，这是百代帝王都不改变的原则。声音厚重的居尊，轻清的居卑。卑者不能凌驾于尊者，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因此排列声音尊卑时，事和物不参与其中，因为事是君主所治理的，物是君主所使用的，不能尊贵到超过君主。

译只有君、臣、民三者，事情才有上下的分别，不能互相越过，所以设置四个清声，正是为了使臣、民彼此避让，从而形成尊卑。如今如果只使用十二钟轮流考击，到了以夷则以下四管为宫的时候，臣民彼此越位，上下交相违乱，凌犯的声音就会产生，这是万万不可的。钟声为十六个，都是根据周、汉诸儒的说法以及唐代典礼的记载；想削减为十二个，只是李照个人的见解。臣认为依照旧制为好。”皇帝命令暂且以十二枚为一格，并且下诏说：“等到有通晓音律的人能够考验四钟，使清声、浊声协调，再由有关官司另行议论上报。”辛未，皇帝在崇政殿召见辅臣观看新乐（见《郊祀》）。七月癸巳，皇帝又在崇政殿召见辅臣观看新乐，从此又观看了一次。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说：“李照所改的历代乐制很是迂腐荒诞，而且耗费极大。请交给有关官司审查弹劾。”皇帝认为李照制作的钟、磬颇能与众乐器的声音协调，只是停止他增加制作的部分，并下诏告谕曹修睦。知杭州郑向说：“镇东节度推官阮逸很通晓音律。”于是把阮逸撰写的《乐论》十二篇以及十三支律管上呈，诏令阮逸赴京。此前，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共同修撰乐书，他们上奏说：“县中设置建鼓，开始时并不考击，又没有三鼗。况且旧制所用的各种鼓，大多简陋破旧。”于是敕令冯元等详细考察典故。甲辰[4]，冯元等说：“建鼓有四面，如今都已具备却不击奏，另在县中的四角设置四面散鼓来击奏，以代替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说：散鼓不知道设置的缘由，而且古书没有记载，去掉为好。当时虽然奏准了，但散鼓至今仍在。又灵鼓、雷鼓、路鼓虽然击奏，却都不能发出声音，所以常常依靠散鼓来作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都缺少，尚未制作。如今既然修正雅乐，请再下敕令让大匠改制作各种鼓，使击奏时能够发声；并且创制三鼗，像古制那样，使它们先行播击，以通连三鼓。依照乾德诏书，废除四面散鼓。”奏请得到批准。当时有人上言认为：“雷鼓有八面，前代用它来迎神，却没有记载考击的方法。大乐所制作的雷鼓以柱贯穿中央，所以击奏时没有声音，应当命令改造，在山形底座上升起云纹来承托鼓，刻龙装饰鼓柱。每一面各由一名工人击鼓，另一名工人左手拿鼗先行引导。凡是圆丘降神六变，第一次击八面鼓时，都击槌三下并向左转，走三步便停下。三下是取阳数。又再次击奏，以此作为节拍。大体都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到六成，灵鼓、路鼓也一样。建鼓竖立在四角，都有左鞞、右应。乾角的左鞞，是应钟亥位；中鼓是黄钟，子位；右应是大吕，丑位。艮角的左鞞，是太簇寅位；中鼓是夹钟，卯位；右应是姑洗，辰位。巽角的右应是中吕，巳位；中鼓是蕤宾，午位；左鞞是林钟，未位。坤角的右应是夷则，申位。中鼓是南吕，酉位；左鞞是无射，戌位。应当随着月建，依照律吕的均调击奏。”诏令准许。范镇《东斋记事》说：《周礼》记载：雷鼓，用来击奏神祀；灵鼓，用来击奏社祭；路鼓，用来击奏祭祀鬼神之事。郑康成说：雷鼓是八面鼓，灵鼓是六面鼓，路鼓是四面鼓。鼓面的数目经书没有记载，但神有尊卑，那么鼓面的多少也有隆盛和减损，按理说或许是这样。一定是汉代时还保持这种制度，所以郑康成才这样说。“几面”就像说几两车、几区宅、几屡田一样。唐开元年间，蜀地有人绘图进献，一面鼓分别画成八面、六面、四面。既然不能考击，于是在县内另设散鼓。本朝仍沿用这种做法，郊庙、宗庙中设置这些鼓却不击奏。景祐年间，冯章靖公说雷鼓、灵鼓、路鼓都应当考击，散鼓请依照乾德四年的诏令废除不用。然而他没有说明鼓的制度究竟是对是错，这实在很奇怪。后来冯元等又认为，殿庭中备办演奏时，四角的建鼓既然已经随着月令协调，却没有用来节制音乐，而《周官·鼓人》说用晋鼓击奏金声，应该依此施用。于是诏令依照《周官》的旧法制作晋鼓，从此县中才有了晋鼓。古代用镈钟击奏来节制乐曲，却没有配合曲调的意义。大射礼中有两面镈钟，都是杂乱地击奏。后周采用十二面镈钟按照相生关系击奏。景德年间，李宗谔主持太常寺，总共考订十二面镈钟，但乐工相传沿用，殿庭中习惯演奏三调六曲。三调是黄钟、太簇、蕤宾；六曲中，别调有《隆安》《正安》两曲，郊庙的县中则循环击奏。李宗谔说：“金部乐器中，镈钟最难协调，哪一声不合，宫商的次序就会紊乱。如果十二面镈钟的乐工都精通熟习，那么快慢便有次序，随着月令使用相应的律，各种曲调没有不能贯通的。”真宗于是下诏，黄钟、太簇二宫各增加《文舞》《武舞》《福酒》三曲。到这时，诏令冯元等询问考击的方法。冯元等上奏说：“后周曾经按照相生的方法击奏，音韵很协调。本朝也采用随着均调配合曲调的办法，但只用于殿庭，还没有用于郊庙。应该让十二面钟按照时辰排列位置，随着均调击奏以节制乐曲，这样便于合奏，也可以同时用于郊庙[5]。至于轩县以下的等级，则不用这种制度，这是为了重视完备的乐制，尊重王者的制度。”诏令听从。八月己巳，皇帝在崇政殿召见辅臣观看新乐。皇帝拿出双凤管，交给太常寺演习。它的制作方法是合并两支管子以足够律声，管端刻饰双凤，安置两簧；又拿出两仪琴和十二弦琴两种，作为雅乐之用。两仪琴设置两根弦；十二弦琴按照普通琴的形制增加弦数，以象征律吕的数目。又敕令改造十弦琴、九弦琴，都命令把琴首做成圆形的用于祭天，做成方形的用于祭地。命李照共同修撰乐书。丁丑，宫中拿出《景祐乐髓新经》六篇赐给群臣：第一篇解释十二均；第二篇说明各均所主之事；第三篇辨析音声；第四篇绘图说明律吕相生，以及祭天地、宗庙所用的律和阴阳数的配合；第五篇说明十二管的长短；第六篇说明历代度量衡都以阴阳为根本，配合四时，以日月建立，与鞮竺相通，并用壬式遁甲的方法推演。

译九月辛巳朔日，李照说：“如今太常寺所用的祝，四面都画着应时花卉，不合古制。请改画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合五方。”朝廷听从了。李照又和邓保信新制五架铜方响，诏令教坊依照它的声音调制，并传授给各种乐器。起初，李照既已确定雅乐，但声音极低，所以又制作燕乐乐器，想用来摹写这种声音。不久乐工认为不能施用，便停止了。隋代制度规定，内宫县有二十簴，用大磬代替镈钟，去掉建鼓。唐武后临朝称制时，改用镈钟，此后便没有再改变。到这时，诏令询问冯元等说：“大磬应当依据什么方法考击？用于什么礼仪？”癸未，冯元等说：“古代用特磬代替镈钟，起初用于内宫，后来又用于柔祀。隋、唐两代相继沿袭并有所改变。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都仍然遵循旧章，陈列在县中演奏。至于所用的吉礼，是中宫之县；祀礼则用于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如今奉慈庙、后庙，都应当陈设宫县，因此三十六簴去掉四角的建鼓，依照古制即可。至于考击的方法，应当与镈钟相同。近来因为诏旨不许循环交替击奏，而确立依均调合曲的制度，那么特磬本来就不应超出本均，应该与编磬相应，作为乐曲的节拍。” 诏令准许。丁酉，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改任刑部员外郎，赐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任礼宾副使，因为新乐制作成功。其余参与修制的官员和各种工匠共七百多人，也都按等级迁官补授。起初，李照认为旧乐声音太高，于是以太府尺为标准，实际上比古尺长一尺二寸多。李照只凭个人见解，又制作新乐器。他所确定的黄钟律声音又极低，乐工歌唱这种音韵时，中间没有无射的倍声。他还想打破旧钟、磬，全部使用新器。皇帝当时广泛寻求通晓音律的人，听取李照的意见。音官、乐工虽然知道不可行，却不敢非难他。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举说明他的功劳，所以特别给他改官。五月开始制作，八月停止，制成金、石乐器七县。但李照亲自制作的新乐笙、竽、瑟、笛、箪篥等十二种乐器，都不能施用。诏令只保留大笙、大竽两种。李照说：“如今的箪篥，就是《豳诗》所说的苇管。《诗经》说：‘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况且现在箪篥的管首，乐人称作苇子，这个名称就是出于这里。”于是制作大管箪篥作为雅乐，议论者嘲笑他。壬寅，皇帝在崇政殿考察新乐。诏令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一同观看。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说：“宋祁所上《大乐图义》中，论述《武舞》所执的九种乐器，只是《礼经》概括列举了名称，却没有说明它们使用的先后，所以众人一齐进退起舞，没有终始的区别。鼗，是所谓引导舞蹈的乐器；铎，是所谓传通鼓声的乐器；錞，是所谓调和鼓声的乐器；铙，是所谓使鼓声停止的乐器；相，是所谓辅助音乐的乐器；雅，是所谓节制步伐的乐器。哪有舞蹈刚开始就夹杂使用止鼓的铙？錞刚摇动，又混乱地使用传鼓的铎？臣认为，舞蹈进入时，左手拿干，右手拿戚，分为八列。另派工人执旌，最前面用鼗、铎发出信号，用錞调和；左手执相来辅助，右手执雅来节制。到舞蹈将要结束时，鸣铙使队列退行，击雅节制步武，鼗、铎、錞、相都停止而不再演奏，这样或许可以协调舞仪。请依照宋祁的说法办理。”奏请得到批准。景祐三年二月丙辰[6]，诏令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胡瑗共同校订确定旧钟。胡瑗是海陵人，凭经学在吴中教授学生。范仲淹此前任知苏州，推荐胡瑗通晓音律，朝廷以白衣身份召他到崇政殿回答诏问，并与阮逸一同受命。三月丙申，诏令说：“近来寻访天下善于测候气候、通晓钟律的人，没有人响应诏书[7]。命令各地再广泛寻求。”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呈用秬黍制成的新尺，并另制钟、磬各一架。六月丙辰，以新修的乐书命名为《景祐广乐记》。丙寅，礼宾副使邓保信上呈所制作的乐尺和籥，并说他的方法根本出自《汉志》，可以用来协调律、度量衡。诏令冯元、聂冠卿、宋祁共同校订确定后上报。七月戊子，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呈《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冯元等都因此升官。乙亥，命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共同详细审定黍尺和钟律。八月甲戌，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说：“音乐的声音产生于人的内心，所以喜怒哀乐的感情受到外物感动，焦急、肃杀、宽缓等声音就随之应和，并不是乐器本身造成的。因此孔子说：‘所谓音乐，所谓音乐，难道只是钟鼓吗？’孟子回答齐宣王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能够和百姓共同享乐，那么古今就是相同的。’唐太宗听祖孝孙制作的新乐时，也说礼乐的制作，大概是圣人根据事物设立教化，国家治理的兴衰也不由此决定。魏文侯回答说：‘音乐在于人心和谐，不在于音调。’这些都是论述音乐最高道理的话。臣奉诏与丁度等详细审定阮逸、胡瑗、邓保信制作的钟律，粗略考察前代记载，参照验证现在的方法，发现两家的说法都有差错和不妥。阮逸主张分方，邓保信采用长黍，查考典籍依据，都找不到相应记载。自艺祖以来，一直通用王朴的乐制，从未更改，以至天下无事，延续了将近八十年。乐制的功用并不是不和谐。近来燕肃妄自增加磨治，适逢李照到京，说它的声音不协调。陛下又加以考验，允许改制。等到阮逸、胡瑗相继到来，大力指责李照的乐制穿凿附会，再命令制作律管，结果又绕行偏离古法。

译邓保信接着上呈新法，也同样使尺度过长过大而不合适。臣私下认为，祖宗旧乐遵行已久，近来却听从一名臣子的偏颇意见，改变几朝共同使用的律制，赐金增秩，优厚奖赏他的功劳，不到一年，又将改变制度。臣担心后人还会有人跟着否定它，这不只是有伤国体，实际上也白白耗费国家财用。纵观前代议论乐制，古代的律管、尺度尚且存在，仍然是非纷纭，经过多年才得以完成，从未见过像如今这样仓促而轻易的。臣私下盘算，与其如此，不如穷究制作音乐的根源，把它作为达到治理的根本，使政令平和简易，百姓和万物安乐和谐，天下太平，百姓击壤鼓腹歌唱太平；这才是治理古代所谓的乐，难道能够只从乐器的形制上求得吗？既然已经明白音乐的根源，又应当研究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况且西、北两边疆长期放松边备，敌人的性情难道能够永远安稳吗？这是陛下和左右大臣日夜忧虑的事，应当先处理它，暂缓求乐的议论，转而访求安定边疆的策略。先处理急迫的事情，按道理是更好的。请下令有关官司：暂且记录两家的律法以及所制作的管、尺、钟、磬、权、量，保存而不施行；再访求天下精通音律的人，让他们详细订正，然后施用一二年；如果始终没有达到要求的人，那么把王朴、阮逸、胡瑗、邓保信三种方法一并交给奉诏考察古制的大臣，选取其中较多符合典籍记载的，用来备办雅乐演奏，这样也还不晚。” 诏令丁度等赶快详细审定后上报。九月丁亥，详细审定黍尺和钟律。丁度等说：“邓保信制作的尺采用上党秬黍，以圆形黍粒一粒的长度为一分，累积一百粒成为一尺。又把律管按照尺裁成九十粒黍的长度，空径三分，周长九分，容纳秬黍一千二百粒，于是以黍粒的长度作为分，再累积成尺，校验邓保信的尺和律管，二者并不相同。他所制量器的龠、合、升、斗的深浅宽窄，用算法推算，大都存在差错，不合周、汉的量法。阮逸、胡瑗制作的器物，也采用上党秬黍中的中等黍粒，累积宽度来求尺，制作黄钟之律。如今再累积制成尺，与阮逸、胡瑗所制又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鬲，也大体都是这样。大概黍粒有圆、长、大小的不同，而邓保信采用的是圆黍，并且首尾相接；阮逸等只采用大的黍粒，所以再次考察便不同。尺既然有差别，便难以确定钟、磬。谨慎考察古今制度，从晋到隋，累黍求尺的方法只是为了求得尺和管，并不用权量来相互校验，所以历代黄钟律管容纳黍粒的数目不同。只有后周挖地得到古玉斗，依据玉斗制作律管，同时制定权量，但仍不符合周、汉制度。因此《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的说法，这些都起源于黄钟。如今如果想使几种器物的制度彼此参照而没有差错，那么班固《志》中按分积累的方法较为接近。阮逸等用大黍累积成尺、用小黍充实龠，自己违背了本来的方法。邓保信的黍尺以黍粒的长度为分，虽然符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的方法，但当时已经没有施行。何况邓保信如今用圆黍累积成尺，而且黍粒首尾相接，又与用来充实龠的黍粒再累积成尺的方法不同。他的量器分寸既不符合古制，权衡的方法也不能单独采用。”诏令全部罢止。又诏令丁度等详细审定太府寺以及邓保信、阮逸、胡瑗所制作的四种尺。丁度等说：“尺度的兴起已经很久了。《周官》以璧羡来起度，宽径八寸，长度一寸。《礼记》说以手掌张开为一尺。《淮南子》说十二粒粟为一寸。《孙子》说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虽然留有不同说法，却没有可以完全遵从的。《汉志》记载，元始年间，召集天下通晓钟律的一百多人，让刘歆主持管理。当时周代灭亡已经二百多年，古代的律度应当还有保存。凭刘歆广博贯通艺文、通晓历法算术的才能，他有所制作，应该不会平庸浅近。他审定尺度的方法说：‘一粒黍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前代儒者解释经传，大多引用它作为义理。历代祖先相继沿用，把它写成确定的法令；然而一年有丰收和歉收，土地有贫瘠和肥沃。即使在一年之内、一个境域之中取黍来校验，也仍然不整齐。这大概是上天生育万物，本来就难以完全均一。古人制定法度，只保存大概的标准罢了。因此前代制作尺，并不只是累积黍粒，还一定要寻找古雅的器物来相互校验。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人校订确定尺度，用来调和钟律，这就是晋代以前的尺。荀公曾等用七种古物来勘验它：第一是姑洗玉律，第二是小吕玉律，第三是西京铜望臬，第四是金错望臬，第五是铜斛，第六是古钱，第七是建武铜尺。当时用荀公曾的尺测量校验古器，与器物铭文所记尺寸没有差别。前史称赞他的用意精密。《隋志》所记载历代尺度有十五等，但以晋代以前的尺为根本，因为它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臣私下认为，周、汉两代享国长久，圣贤的制作可以取法。可是隋代销毁金石，典正的器物很少再保存下来。古物上有分寸、且明确记载于史籍、可以用来校验的，只有法钱而已。周代的圜法流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细考知。秦代的半两钱，实际重量为八铢。汉初的四铢钱，钱文也写作“半两”。孝武帝时期，才开始流行五铢钱。下至隋朝，大多以“五铢”为钱名。既然经历的年代不同，尺度又屡次改变，所以钱的大小、轻重很少有相同的。只有刘歆制作铜斛的时代，所铸的错刀和大泉五十；王莽天风元年改铸的货布、货泉等钱，后世没有听说再铸造过。臣等查考《汉书》《通典》《唐六典》，记载说：大泉五十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错刀的钅末与大泉相同，形状像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部长度八分多，宽八分；足股长八分，间宽二分；圆孔直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直径一寸。如今拿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种钱相互校验，分寸完全相同。有的大小、轻重与本志略有差异，大概是当时私铸的钱很多，不一定都符合法度；但只要校验它的手、足、肉、好、长、广、分、寸，都符合正史记载，就可以采用，这样铜斛尺也就可以推知了。何况经籍中的制度都起源于周代，像刘歆学术技艺的广博、祖冲之算术的精妙、荀公曾考订的详密，既然与周尺相合，就最值得取法。”

译又详细考察隋代牛里仁等人的议论，称：“后周太祖命苏绰制作铁尺，与宋尺相同，用来调定钟律，使田地丈量均一。”唐代祖孝孙说：“隋平定陈国以后，废除后周的玉尺，采用这种铁尺来定律。但它比晋代以前的尺长六分四厘。”如今司天监的景表尺，就是和岘所说的西京铜望臬，大概因为它是洛都的旧物。公曾所说的西京铜望臬，则是西汉的遗物。和岘所说的洛阳、西京，是唐代的都城。现在拿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钱币来校验，景表尺长出六分多，大致符合宋、周、隋三代的尺。由此说来，铜斛和货布等的尺寸便明显可以验证了。唐朝享国三百年，它的制作和法度虽然没有达到周、汉的水平，但也可以说是社会安定的时代。如今朝廷一定要寻求合适的尺度，应当依照汉钱的分寸。如果认为太祖承受天命接受禅让，创制定制以垂示后世，曾诏令和岘等人使用景表尺主持修订金石乐器，七十年间屡次用于郊庙，考察而与唐制相合，用来显示先祖留给后世的谋略，这样做也可以。并且暂且依照景表旧尺，等有精通钟律之学的人，再让他考订校正，以遵从周、汉的制度。王朴的律准尺比汉钱的尺寸长二分多，比景表尺短四分。既然前代从未实际施用，又经过太祖朝的更改，李逸、胡瑗、邓保信和李照所使用的太府寺尺，制度更加长，离古制也更加远。李逸又进呈《周礼度量法议》，想先铸造嘉量，然后再取尺度和权衡。他的说法疏漏错乱，不可依从采用。我谨慎考察旧文，再制作景表尺一把，校验汉钱尺二把，以及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共十七枚，进呈朝廷。”诏令房度等人分别用钱尺、景表尺制作律管，与李逸、胡瑗以及太常寺新旧钟磬相比较，考察声音的高低后上报。房度等人说：“先前奉诏考察太府寺等四种尺，确定可以采用的，只是依据典故，并且拿《汉书》所载古钱的分寸来校验景表尺，大致符合宋、周、隋的尺，所以认为应当准许使用景表尺。如今承受诏旨制作律管、检验音调高低，这不是我们平素所熟习的，请另行诏令通晓音律的人总领校定。”诏令停止此事。壬辰日，任命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知城父县，乡贡进士胡瑗试任校书郎。当初，召阮逸、胡瑗制作钟磬和律度，按照这些制度进行检验，虽然与古制多有不合，仍然推究思考后遣送他们离开。宝元元年七月丙辰日，右司谏韩琦说：“先前奉诏详细审定钟律，曾经阅览《景祐广乐记》，看到李照所制作的乐器不合古法，全都任凭自己的意见，另行制定律度，朝廷又因此施行，明白的人很久以来都认为不对。如今将要亲自祭祀南郊，不能再用违背古法的音乐向天地、宗庙进献。我私下听说太常寺旧乐还有保存下来的，请在郊祀大礼中恢复使用。”诏令资政殿大学士宋绶、御史中丞晏殊会同两制官详细审定后上报。宋绶等说：“李照的新乐比旧乐低三律，众人的议论认为没有考据根据。希望按照韩琦的请求，郊庙恢复使用和岘制定的旧乐。旧乐中的钟、磬，没有经过李照镌磨的，还保存着三县七虞，在郊庙殿庭都可以改用。”于是诏令太常寺旧乐全部仍按旧制，李照所造的乐器不再施行。韩琦在五月上言，宋绶等人在七月议定。如今按照本志的编排，把它们合并记载在一起。康定元年三月癸丑日，太子申允阮逸进呈《钟律制议》及图三卷，诏令送交秘阁。

译皇祐年间再次审定。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日，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前往太乐所，共同审定钟、磬制度。在这以前，祭祀明堂时，仁宗亲自阅看大乐，而有人认为编悬的钟、特磬的大小与古代制度不合，诏令改造。太常寺说胡瑗一向通晓音律，所以召用他。胡瑗本传说：同时召用了阮逸。阮逸这时实际上在睦亲宅任教授，应当考察。《会要》记载九月五日诏令说：鎛钟、特磬不合音律，命邓保信、阮逸、卢昭序会同太常寺检阅详考典礼，另行铸造。《实录》没有这件事。三年二月己丑日，诏令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集磬石，并命各路转运司访求民间收藏的古尺、古律，进献朝廷。十二月，益州乡贡进士房庶试任校书郎。房庶是成都人。宋祁曾上书，撰成《乐书补亡》二卷。田况从蜀地回来后，也说他懂得音律。房庶被召到朝廷后，自称：“我曾得到古本《汉书》，其中说：‘尺度起源于黄钟的长度，以中等大小的秬黍，一粒黍的长度作为起点，累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取其中九十分作为黄钟的长度，一份就是一分。’如今原文脱漏了‘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个字，所以从前代以来，都是累积黍粒来制作尺并制定律，成了律产生于尺，而不是尺起源于黄钟。而且《汉志》所说‘一为一分’，大概是九十分之一。后来的儒者把一粒黍当作一分，他们的方法不对。应当取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装入律管，黍粒装满后正好达到九十分，作为黄钟的长度；九寸再增加一分作为尺，这样律就确定了。”祠部员外部、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说：“李照把横放的黍粒累积成尺，律管内径三分，可容黍一千七百三十粒。胡瑗把横放的黍粒累积成尺，律管可容黍一千二百粒，但内径三分四厘六毫。这些都是以尺产生律，不合古法。如今房庶所说的办法，把一千二百粒黍实装入律管，以此作为黄钟的长度，再取三分作为管的内径，这样在容积方面就没有不相合的差异，比较前面三种说法是正确的。大概累积黍粒制尺，是从《隋书》开始出错的。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它在容积方面不相合，便弃置不用。所以隋平定陈国后得到古代乐器，高祖听到后感叹说：‘这是华夏的旧乐声啊！’于是传用它。唐代祖孝孙、张文收号称通晓音律，也不能重新制作尺律，只是沿用隋代的古乐来制定声器。朝廷很久以来因为钟律没有校正，多次下诏书，广泛访求各种议论，希望有所收获。如今房庶所说的以律产生尺，确实是众议所没有涉及的。请按照他的方法试制尺律，再用古代乐器参考校验，应当可以得到真实的制度。”于是诏令王洙和范镇在修制所按照房庶的说法制作律、尺、龠。律管内径三分，周长九分，长度九十分；龠律内径九分，深一寸。尺以黄钟的长度为起点，再增加十分；律管可容黍一千二百粒。起初房庶说太常乐比古乐高五律。等律管制成后，只低了三律。他认为这是因为如今所用的黍不是古代所说的一稃二米的黍。此尺比横放黍粒累积成的尺长一寸四分。房庶又说：“古代有五音，如今却没有正规的徵音。国家以火德为王，徵属火，不应当缺少。如今按照旋相五音相生法可以得到徵音。”又说：“《尚书》说统一律、度、量、衡，是为了使风俗一致。如今太常寺、教坊、钧容以及天下州县各自制定律，违背了《尚书》所说的统一律。况且古代帝王巡行各地山岳，以考察礼乐，实行进谏和赏赐。应当颁布统一的律格，从京师到州县，不允许随意不同；有擅自调高调低的，应当论罪。”仁宗召辅臣观看房庶进献的律、尺、龠，又命房庶亲自陈述其方法，于是询问律吕旋相为宫的事情，命他绘图进献。他的说法把五个正音和两个变音配合五音，交替互为主音，推演成为八十四调。旧有的宫、徵、角、羽、商五音依次配十声，然后再增加变宫、变徵二声来补足。房庶用旋相相生的方法推演，认为五行相克的说法不对，应当把徵改为变羽，把变音改为闰音，随着各音加配；这样十二个月各以相应的律为宫，五行相生，循环往复没有穷尽。诏令把他的图送到详定所。房庶又论说：“吹奏律管来听察军声，说可以根据五行运行的逆顺知道吉凶。先儒的说法大致如此。”这时胡瑗等人制定乐制已经议定，只是特别给予恩典，遣送房庶离开。范镇向执政大臣论说道：“如今律和尺不能得到真实标准，是因为用累积黍粒的方法制作。用累积黍粒制作，是史书文字脱漏造成的。古人难道会因为方法难懂、不合实际，就把它写进史书，留给后世造成疑惑吗？恐怕不是这样，应该是容易理解而且必然相合的。房庶的方法是正确的。如今房庶自己说他的办法依据古制，以律为起点制作尺，尺的长度、内径、容积以及一千二百粒黍的数目，没有一处不相合。如果确实如房庶所说，这就是最真实的方法。况且黄钟的容积是一千二百粒黍，实际积数为八百一十分；按照算法以圆形计算，内径三分，周长九分，长度九十分，积方实际为八百一十分，这就是古律。律管本来是圆形，按圆形计算是正确的。如今把律管按方形计算，内径三分四厘六毫，比古制已经大了。因此周长为十分三厘八毫，而长度只有七十六分二厘，实际积数也为八百一十分。律管不是方形，按方形计算是不对的。其内径三分、周长九分、长度九十分，实际积数八百一十分，并不是从外部强加得出，都是从律本身推导出来的。用一粒黍作为起点而得到九分，以及用一千二百粒黍作为起点而得到律，都是取法于黍。如今议论者偏偏把律说成是凭空推求，连分数的求法也不对。内径三分、周长九分、长度九十分由律推导出来，和内径三分四厘六毫、周长十分三厘八毫、长度七十六分二厘由尺推导出来相比，古今方法的疏密和差别，清楚可见，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认为工程已经进行很久，再改制会拖延岁月、增加费用，那也不是朝廷制作乐器的本意。拖延日久、费用增加，是因为做事不够敏捷。如今房庶说太常乐缺少姑洗、夹钟、太簇等几律，即使让这些律与他的说法相合，钟、磬每套只改换几件，因旧制而制作新的，迅速完成，不过是十天到一个月的功夫，又怎么会拖延日久、费用增加呢？”执政大臣没有听从。房庶进呈《律吕旋相图》是在四年二月庚寅日，如今按照《律历志》记载。又考察《乐志》，其中记载房庶论说当今的乐仍然如同古乐，附记在五年九月。

译四年正月庚申日，乾宁军进献古钟。诏令送交详定大乐所。《实录》在第二年二月底又记载‘乾宁进献古钟’，本志也记在第二年二月。今年进献的古钟，《志》独自没有记载，恐怕是《实录》重复记载。如今只保留其中一条，第二年不再记载。六月乙酉日，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说：“陛下制作乐器来侍奉天地、宗庙，发扬祖宗的美德，这是盛大的德政。然而自从下诏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年，有关官司的议论纷纷，仍未决定，大概是因为没有讨论根本，却争论枝末。我私下认为，乐就是和气，发出和气的是声音。声音的产生，根本在于无形，所以古人用有形之物传授其方法，使后人可以拿来参考；这样无形的声音才能调和，和气才能通达。有形之物包括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磬。这十种东西必须彼此相合而不相违背，才算正确。如今全都相互违背而不相合，就是不对。有形之物不正确，却想寻求无形声音的调和，怎么可能呢？我谨慎列举这十项不正确的证据，请陛下裁定取舍。按《诗经》说：‘上天降下嘉种，是秬黍和穄。’所谓降下，就是上天降赐。许叔重说：‘秬，一稃二米。’又说：‘一粒秬含有两米。’后汉任城县出产秬黍，三斛八斗，实际全都是一粒含两米。史官记载此事，把它当作祥瑞。”古人又用秬黍酿酒，称为秬鬯。宗庙降神只用一尊，诸侯有功只赏赐一卤，以说明这是上天降下的东西，世间不常有而且十分珍贵。如今从民间取得的秬黍动辄达到数斛，所称秬黍全是一米，河东人称它为黑米。即使有真正的秬黍，因为取得的数量太多，百姓也不敢送交官府，这是秬黍不正确的第一项。又考察：先儒都说律管内径三分、周长九分、长度九十分，可容一千二百粒黍，实际积数八百一十分。如今律管内径三分四厘六毫，周长十分三厘八毫。这比周长九分大了一分三厘八毫，然后才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扣除周长增大的部分，长度只有七十六分二厘。解释者说四厘六毫是方分。古代用竹制作律管，竹子的形状本来是圆的，如今却按方形分数计算，这是律管不正确的第二项。又考察：《汉书》中的分、寸、尺、丈、引，本来都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又说‘九十分黄钟之长’，是根据一千二百粒黍而言的。一千二百粒黍施用于量制，就叫黄钟之龠；施用于权衡，就叫黄钟之重；施用于尺制，就叫黄钟之长。如今舍弃一千二百粒黍这个数目，却以一百粒黍作为尺的标准，而且又不是起源于黄钟，这是尺不正确的第三项。又考察：《汉书》说龠的形状像爵。爵是饮酒的爵盏，器体正圆，所以龠应当内径九分、深十分，可容一千二百粒黍，实际积数八百一十分，与律管的分数完全相同。如今龠却是方形一寸、深八分一厘，可容一千二百粒黍，这也是按方形分数计算，这是龠不正确的第四项。又考察：《周礼》的鬴制，方尺而外圆，深一尺，可容六斗四胜。所谓方尺，是八寸的尺；所谓深一尺，是十寸的尺。怎么知道尺有八寸、十寸的区别？考察《周礼》所说璧羡的度尺，孔径三寸作为尺。璧羡的形制，长十寸、宽八寸，都称为度尺。既然都作为尺，那么八寸、十寸都可以称作尺。又《王制》说：古代以周尺八尺为一步。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步。八尺，是八寸的尺；六尺四寸，是十寸的尺。同样都称为周尺，说明周代确实使用八寸、十寸两种尺。因此知道以八寸尺作为鬴的方边，以十寸尺作为鬴的深度，可容六斗四胜、一千二百八十龠。这样计算，总积数为一百一二万六千八百分。如今鬴的方边为一尺，积数为一千立方寸，这是鬴不正确的第五项。又考察：《汉书》的斛制，方尺而外圆，可容十斗，旁边有突出部分。隋代时，汉斛还保存着，所以《隋书》记载其铭文说：‘律嘉量斛。’方尺而外圆，旁边突出九厘五毫，面积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可容一斛。如今斛方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这是斛不正确的第六项。又按算法，圆形的分数称为径围，方形的分数称为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就是这样。如今明明是圆形分数，却用方形方法计算，这是算数不正确的第七项。又说权衡，是从一千二百粒黍出发建立标准。周代的鬴重一钧，声音合于黄钟；汉代的斛重二钧，声音也合于黄钟。鬴、斛的制度，既有容积和尺寸，又取其轻重，是想通过厚薄的制度来考察声音。如今黍的轻重尚未真实确定，这是权衡不正确的第八项。又说凫氏制作钟，大钟以十分之一作为鼓间的厚度；小钟以十分之一作为钲间的厚度。如今不分大小、薄厚，一概以黄钟为标准，这是钟不正确的第九项。”}], 又考察磬氏制作磬，磬的倨句长度为一矩半，宽度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大概都是以各律的长短作为标准。如今也一概以黄钟为标准，没有长短、厚薄的区别，这是磬不正确的第十项。前面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是容易看见的东西。假使其中有一项不相合，就不能作为标准，何况十项全都相互违背呢？我当然知道无形的声音不可能因此得到调和。请把我的奏章交给有关官司，询问以下各项哪一种正确：秬黍应当是一米还是二米？律管内径应当是三分还是三分四厘六毫？律应当产生尺，还是尺应当产生律？龠应当采用圆形制度，还是方形制度？鬴应当方尺而外圆、深一尺，还是方尺？斛应当方尺而外圆、旁边突出九厘五毫，还是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算数应当用圆形分数，还是方形分数？权衡的重量应当以二米秬黍还是一米秬黍为标准？钟磬应当依照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厚薄而合于律，还是不依古法而合于律？这些问题确定以后，再制作龠、合、升、斗、鬴、斛，校验它们的容积；容积相合以后，再下诏寻求真正的黍；真黍取得以后，才可以制作量器和钟磬；量器、钟磬与律相合以后，才可以制作音乐。

译如今尺和律的根本与枝末尚未确定，而详定、修制两个机构的工程费用已经动辄以千万计算了，这就是议论者所说那些话的原因。然而议论者不说有关官司议论时犹豫不决，反而说制作音乐是错误的举动，又说当今应当先处理政令，礼乐不是急务，这正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假如有关官司能够把关于礼乐的意见合在一起，正确的就认为正确，错误的就认为错误，由陛下亲自裁决，这难道不正是极大的政务吗？过去汉代儒者议论盐铁，后世流传下《盐铁论》。如今正要制定雅乐，以寻求失传废弃的制度，而有关官司却不把这件彰显盛德的事情记录下来，后世将凭什么考察呢？希望命令有关官司，让每个人都依据经史提出议论，汇编成一部书，那么谁敢不竭尽全力，以符合陛下的心意？如果认为我的意见正确，请暂且停止详定、修制两个机构，等真正的黍到来后再制作音乐，这样一定能得到最恰当的结果，也不必白白耗费浮泛的费用。”诏令把奏章送到详定所。范镇自认为得到古法，但集贤校理司马光多次同他辩论，认为不合古法。世上很少有人懂得钟律之学，最终没有人能够辨明谁是谁非。十月甲戌日，殿中丞胡瑗免去致仕身份，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共同议定大乐。十二月壬辰日，两府和侍臣在紫宸殿观看新乐，共有鎛钟十二件。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宽一尺二寸，鼓六钚、四舞、六角，衡连同旋虫共高八寸四分，隧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厘；篆带每面纵向、横向各四枚，景侠鼓乐舞每处各有九枚，每面共三十六枚；两栾之间一尺四寸，可容九斗九胜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制度都与黄钟相同，但两栾之间依次减少半分；到应钟时，可容九斗三胜五合，重量增加到一百四十八斤，并且都配有新制的本律。特磬十二件，黄钟、大吕的股长二尺，宽一尺，鼓三；又宽六寸九分，寸之六弦长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一尺八寸，宽九寸，鼓二尺七寸，宽六寸，弦长三尺三寸七分半，各自的声音都合于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依次增加厚度，到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令把图样送交中书。议论者认为：‘《周礼》规定大钟的厚度为十分之一，鼓间的厚度取其中一分。小钟的厚度为十分之一，钚间的厚度取其中一分。这样看来，大钟应当厚，小钟应当薄。如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却重一百四十八斤，说明小钟反而厚，这是不对的。又据磬氏制作磬的制度，倨句为一矩半，宽度为一，股为二，鼓为三。把股分成三份，宽度减去其中一份，作为鼓的宽度三分；鼓的宽度取其中一分作为厚度。如今磬没有宽厚的区别，也没有长短的区别，同样不对。’ 钟磬不合古制，大概与范镇所上奏书的意见相同。本志错误地记载为二年十二月的事情，如今按照《实录》改从其说。考察李兑第二年五月的奏章，其中说议论者认为钟磬的制度不合律度，于是斥弃不用，又诏令近侍详细审定。《实录》漏载此事，所以现在附记在这里。五年四月甲午日，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督议定大乐。乙未日，详定大乐所说：‘知制诰王洙上奏：黄钟作为宫音，是最尊贵的，但尊卑只体现在声音上，不必体现在器物形制上。有人说钟、磬应当依照律数制定大小制度，经典没有明文，只有郑康成提出这种意见，而且自己也说是假设的方法。孔颖达作疏时沿袭并叙述了这种说法。根据历代史籍，也没有钟、磬依照律数确定大小的说法。郑康成、孔颖达等人并未亲自制作乐器；至于说磬前段长三律、二尺七寸，后段长二律、一尺八寸，以此作为磬有大小制度的根据，也是按照黄钟为律。臣曾依照此法制作黄钟、特磬，却只得到林钟的律声。如果随律的长短制定钟、磬大小，那么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到应钟时，形制大小只有黄钟的四分之一。又如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黄钟、大吕反而成为商声，宫音小而商音大，这是君弱臣强的象征。如今参照鎛钟、特磬的制度，想先分别依照律数计算确定长短、大小、容积数目，仍以皇祐年间的黍尺为标准，铸造大吕、应钟的钟、磬各一件，用来观察形制和声韵最终应当如何。’ 奏议获准。五月戊午日，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说：‘奉诏详细审定大乐，等我到详定大乐所时，钟、磬已经制成。我私下认为，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长度最长；它的气属阳，象征土。它的正声为宫，是各律之首，大概象征君主的德性，不可与其他律并列。如今十二钟、磬一概以黄钟为标准，与古制不同。我曾询问阮逸、胡瑗等人，他们都说依照各律的大小制作，声音就不能和谐。因此我私下有所疑虑，请下令详定大乐所重新考察古义，参照审定。’辛丑日，知谏院李兑说：‘从前在紫宸殿阅看太常寺新乐，议论者认为钟的形制不合律度，于是斥弃不用。又诏令近侍详细审定。我私下听说，崇文院聚集议论，而王拱辰想要改变前代史书的文义，王洙不赞同，双方言语往来，几乎到了喧哗的程度。乐的道理广大而微妙，如果不是通晓音律、达到神妙境界的人，怎么可以轻率议论？西汉距离圣人时代还近，有制氏世代掌管大乐，但也只能记住铿锵的声音，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何况如今又过了一千多年，却想求得三代的乐声，不是很难吗？况且阮逸是获罪被废弃的人，怎么能够通晓说明著作之事？他只是务求提出异说，想谋求恩赏。朝廷制作乐器已经数年，正值国用匮乏之时，耗费非常广。器物已经制成，又想改制。虽然命两府大臣监督议定，但仍不能裁决哪一种恰当。请把新制成的钟、磬同祖宗旧乐比较校验声音，只选取和谐而接近雅乐的采用。王洙已经同胡瑗、阮逸重新制作钟、磬，却没有分别规定形制和容积。’王拱辰又多次劝仁宗在南郊使用新乐，但议论者多认为不对，后来也不再使用。

译九月乙酉日，在崇政殿召集近臣、宗室、谏官和省府推判官观看新乐。在这以前，钟、磬的声音不合古法，诏令中书门下召集两制官、太常礼官以及懂得钟律的人，考察确定其是否恰当。议论者各自安于所熟习的说法，长久不能决定，于是命各家分别制作钟律进献，由仁宗亲自临视。然而古代的黄钟是万事的根本，所以尺、量、权、衡都起源于黄钟。到隋代用累积黍粒的方法制尺，再据此制作律管和确定容积，最终不能相合。等到平定陈国，得到古乐器，于是采用了它。唐朝兴起后，依据它的声音制作乐器，器物虽没有法度，但声音还没有失去古制。五代战乱，大乐散失，王朴开始用尺确定律，但声音和器物都失去了古法，所以太祖忧虑声音过高，特意降低一律。到这时又降低半律。然而太常乐比唐代的声音仍高五律，比现在的燕乐高三律。仁宗虽然勤勉制作，仍不能得到恰当的标准，这是有关官司错在以尺产生律。从“在这以前，钟、磬的声音”到“错在以尺产生律”为范镇所论述的内容，本志删去了，如今姑且保存下来。不过范镇的论述，在四年六月所上奏书中也略有记载，应当进一步考察。史官蒲宗孟、李清臣说：‘世人称太常乐为雅乐，却从未在宴享时施用。难道是因为正声不好听吗？乐就是使人快乐；它的道理虽然微妙难知，但演奏出来使人喜悦安和，这并不需要先成为懂得音律的人才能做到。我曾私下观察太常寺，其乐悬、钟磬、埙篪、搏拊等乐器，以及舞缀、羽籥、干戚等制度，大概都仿照古制。等到演奏起来，听的人不知道这是音乐，观看的人反而厌烦。难道所谓古乐的声音真是这样吗？孔子厌恶郑声，恐怕它扰乱雅乐。所谓扰乱，就是似是而非。孟子也说：‘现在的乐就如同古代的乐。’然而如今太常乐独独与教坊乐的声音差别悬殊，这是为什么呢？从前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他们说：‘圣人把声音寄托在器物中，不先寻求声音却改造器物，怎么可以使用呢？’李照、胡瑗、阮逸制作了很久，最终没有成功。蜀人房庶也深刻指明其不对，于是著书论述古乐与今乐的本末相距不远，大意认为：‘上古时代质朴，器物和声音都朴实，后世逐渐发生变化。金石，就是钟磬，后世把它改成方响；丝竹，就是琴箫，后世把它改成筝、笛；匏，就是笙，把它聚合在斗中；埙属土，后世改变为瓯；革，即麻料，敲击后成为鼓；木，即祝、敔，贯连后成为板。这八类乐器，对世人来说很便利，但不通达的人却指责庙乐中的鎛钟、鎛磬以宫为正声，把胡部、卤部一概说成淫声。他们不知道大辂是从推车发展来的，龙舟是从落叶船发展来的，器物发生变化本来就是这样。古人用俎豆进食，后世改用杯盂；古人以簟席安身，后世改成榻和按。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舍弃杯盂、榻按而恢复俎豆、簟席的质朴形制。这样说来，八音的器物难道会不同于这些吗？孔子说‘放弃郑声，郑声淫荡’，难道是因为它的器物不像古代吗？也是厌恶它声音的变化罢了。假如让懂得音乐的人借助今天的器物寄托古代的声音，去掉它烦闷柔靡的部分，使它归于中和雅正，那么它能够感动人心、引导和气，难道不可以称为治理时代的声音吗？这样看来，世人所谓的雅乐未必就是古乐；教坊所演奏的乐，也难道全都是淫声吗？几个人纷纷改制钟律，想恢复古制。房庶的论说意旨正是如此，所以连缀记录下来，留待懂得音律的人考察。’ 庚寅日，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任大理寺丞。先前被勒令停职的阮逸任户部员外郎，内侍押班、右骐骥使、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任荣州防御使，入内供奉官贾宣任内殿承制，都是因为制作钟律有成，特别升迁。嘉祐元年八月。当初，李照斥责王朴的乐声太高，于是制作新乐。把新乐的声音下交太常寺后，歌工苦于声音太浊，歌唱不成声，便私下贿赂铸工，让他减少铜料，声音稍微清亮，歌声才协调。但李照始终没有察觉。又因为王朴制作的编钟都侧着悬挂，李照和胡瑗都认为不对。等到李照将要铸钟时，铸造务发给铜料，得到一件古代编钟。工匠不敢毁坏，便把它藏在太常寺。钟不知道是哪一代制作的，铭文说：‘这是我皇祖，确实铸造的和钟。愿历经万年，子子孙孙，永远保有使用。’敲击它的声音，与王朴钟的夷则清声相合，而形制却是侧着悬挂。胡瑗后来改铸钟，把钟钮扶正使其下垂，敲击它，声音郁结而不能发扬。他铸造的钟又长角而震动摇摆，声音不和谐。著作佐郎刘羲叟对人说：‘这与周景王的无射钟没有不同，皇上将会有眩惑的疾病。’不久果然应验。于是范镇说：‘我又看到国家自从废除祖宗旧乐而使用新乐以来，到现在四五年间，发生日食、星变、冬雷、秋雹、大雨失时、寒暑失节等现象，不和之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如音乐不能感动天地也就罢了；如果音乐有所感动，那么众多异常现象接连出现，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去年十二月底，大雨雪、大风，宫架突然毁坏。元日举行大朝会，音乐奏起而陛下就发病。我恐怕上天终究认为陛下不该改变祖宗积累的乐制，却轻率使用新乐；不然，为什么偏偏在开始奏乐时陛下就发病呢？这是上天特别深切地警告陛下。自从最初议论乐制时，我多次论说新乐不对，其中有一封奏书论述得最为详细，如今再次一并进呈，请下令执政大臣参详。如果我的奏书有可采纳之处，伏望暂且使用祖宗旧乐，等待以后另行制作。”丁丑日，诏令太常寺在恭谢礼中使用旧乐。

译校勘记。[1]“丙辰朔”：原本没有“朔”字，据《长编》卷一一六补入。[2]“乐音”：原本作“音乐”，据《长编》卷一一六校改。[3]“丙寅”：原本作“丙戌”，据《长编》卷一一六改。[4]“甲辰”：原本作“甲午”，据《长编》卷一一七改。[5]“并施”：原本“并”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七补入。[6]“二月”：原本作“正月”，据《长编》卷一一八改。[7] 应诏书者。原本中的“诏”字是墨丁，《长编》卷一一八作“应书者”，但句意不通。现根据文意补入“诏”字。[8]“十厘”：原本作“十犛”，据《长编》卷一一九改。[9]“酬验”：原本“酬”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九补入。[10]“轩为正声”：原本脱漏“为”字，据《长编》卷一七五补入。[11]“胡部”：原本“胡”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五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三十二卷。仁宗皇帝。修撰《唐书》。明道二年十一月丙寅日，崇文院编纂《唐遗事》，是因为翰林学士承旨盛度请求任命官员刊修《唐书》。庆历五年五月己未日，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官修撰余靖，共同刊修《唐书》。闰五月庚子日，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校书郎宋敏求，大理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都任编修《唐书》的官员。邵必认为史书由众人共同撰写不对，最终辞去此职。七年六月庚戌日，命参知政事丁度提举编修《唐书》。皇祐年六月甲戊日，改命共同刊修《唐书》的翰林侍读学士宋祁为刊修官。三年二月戊申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史馆修撰宋祁因为他的儿子与张彦方交游，被调出京城任亳州知州。三月乙卯日，亳州知州宋祁在州署修撰《唐书》，将史馆修撰改任集英殿修撰。至和元年七月甲子日，诏令修撰《唐书》的宋祁、编修官范镇等尽快进呈所修《唐书》。二年十月庚戌日，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说：‘自汉代以后，只有唐朝享国最久。唐代的典章制度，本朝有很多地方加以采用。所修《唐书》对于新的制度最应当详细完备。然而自武宗以下没有《实录》，依靠传记和其他说法考订事实虚实，仍然担心有所缺漏。我听说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以及銮和诸库，还保存着唐朝至五代以来的奏议、案簿，想派编修官和夏卿前往那里检阅考察。’朝廷同意了。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呈所修《唐书》二百五十一卷，刊修官和编修官都晋升品秩，有的加授职衔，并按等次赐给器物和钱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