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哲宗皇帝

译立后、废后（附） 元祐五年六月辛丑日，太皇太后向宰臣吕大防等宣谕说：“皇帝年纪渐渐长大，将来举行纳后的仪式，我曾命入内内侍省查找天圣二年纳郭皇后、景祐元年纳光献皇后时行礼的次序，但年代久远，都没有依据□[1]；而且当时只是下制书、进册，并没有登殿，礼仪十分简略。有关官司的旧例，必定有保存下来的，可以查考研究。”吕大防等请求退下后再讨论。六年七月乙丑，宰臣吕大防等报告纳后的礼仪制度。太皇太后说：“只要选择方便而且就近办理的事项，不必拘泥于古代旧制。”吕大防等说：“长秋宫已经很久没有建立皇后了，朝廷内外都极不安宁。外间传说，在京臣僚家中都已经受到索取家状的通知，只有高、向两族还没有被索取，众人的议论对此都深感郁结。”太皇太后说：“已经采择了将近一百多家，仍然没有符合条件的。高家听说没有合适的人，向家也曾经索取过家状，只是还没有送到。不过这不是小事，本来就很难轻率议定。”吕大防等说：“太皇太后过分谦抑自己，圣德高远，本来就不是臣等所能揣度议论的。然而从国家大计考虑，就应当交付公议。况且自古以来选立皇后，大多出自功勋贵戚之家，汉代的阴氏、邓氏就是这样，当时也不认为这是嫌疑。”太皇太后说：“如果是在神宗皇帝的时候，那么怎样做都可以；如今如果由我下诏选取外戚家的女子，确实也不合适。” 八月己丑，三省进呈《纳后六礼议制》。太皇太后说：“最近向家送来了家状，但还没有找到相称的人。高家的几个女子中，很少有符合相法的人，有的还患有疾病，不适合采择。”她又说：“选立皇后应当把贤德放在首位，不在于容貌资质。我当然知道应当这样做，但人家的子女养在闺阁之中，一个人贤良还是不贤良，外人怎么能全部知道？选择时所能看到的，只有门阀和人物而已。这件事也关系到那个人的福分，人的力量能够胜任吗？” 七年三月庚戌，礼部说：“根据太常寺修撰送来的《纳后仪注》，礼仪包括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发册、奉迎。尚宫引导皇后到福宁殿的大次等候。到了当天日晡以后，皇后的车进入宣德门，礼直官、通事舍人在前面引导；侍中跪下奏报已经准备妥当，内侍转达此事。皇帝穿通天冠、绛纱袍，在福宁殿临殿，宫人和侍卫照常排列。尚宫引皇后出来，先到殿庭东面，面向西站立。尚仪跪奏已经准备完毕，请皇帝离开座位，依礼迎接；尚宫在前引导，皇帝到殿庭西南面，面向东向皇后作揖，请她入内。皇帝引导皇后从西阶登阶进入室内，两人分别站在榻前。尚食跪奏食物已经备好，皇帝向皇后作揖，两人都坐下。尚食进献饭食，皇帝和皇后都吃三饭；尚食进献酒，皇帝和皇后都接受酒爵饮酒。尚食再次进献饭食，再饮酒时礼仪与第一次相同；第三次饮酒时使用合卺杯，礼仪与第二次相同。尚仪跪奏礼毕，皇帝和皇后一起起身。尚宫请皇帝换穿常服，尚寝请皇后脱去礼服进入帷帐。第二天，皇后按照礼仪朝见太皇太后、皇太后，并按照宫中仪式参见皇太妃。” 诏令批准依照办理。四月。起初，三省、枢密院进呈太史局勘定婚姻的文书，吕大防说：“虽然说是勘定婚姻，首先必须看门阀，只有在门阀合适的人家中勘定才可以。”王岩叟说：“如果不从有功勋、有德望的人家中选取，就无法使人心服。”过了很久才确定下来[2]。二月乙卯，太皇太后才开始宣谕说：“最近从九家中选出十名女子，只有孟家最合适，只是年长三岁，不过年纪和容貌都还没有达到要求。”王岩叟问：“不知道是不是嫡出？”回答说：“王广渊的女儿嫁给孟在后，生下了这个女儿。”吕大防等于是说：“只怕是为了勘定婚姻，反而难以成事。”太皇太后说：“如今台官郑雍、杨畏，谏官虞策、姚靦，都有文字奏议，请求不要采用阴阳之说，也想和诸公一起评议优劣，不再勘验，怎么样？”众人都极力称赞。两天后，便进呈了关于纳后不应勘定婚姻以及审察孟家、选召其女的札子。枢密院再次入对，太皇太后问忠彦等人：“也听说你们详细了解过孟家吗？”回答说：“孟在是个善人，只是小官，家门清静，没有别的事情。”太皇太后又宣谕说：“我不想从贵戚之家选取，正是担心她骄傲；一旦骄傲，就难以教导。”忠彦说：“像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不会骄傲，也一定容易教导。” 不是生在富贵之家，就一定会谨慎畏惧。”太皇太后说：“是这样。”到了这个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谕说：“孟家的女子中，有人能够遵守妇礼。可以下制书，立她为皇后。”吕大防上奏说：“请等选择吉日。”应答说：“今天、明天都好，就在明天下制书。”王岩叟说：“太皇太后最好亲自下手书交给学士院，这样在事体上才顺当。”太皇太后听从了。又下诏询问皇后家应当遵循的旧例，吕大防说：“汉代的赏赐很丰厚。”应答说：“汉代离现在太远了，还是说唐代的情况吧。”吕大防说：“唐代没有见到这样的事例。”太皇太后又问本朝的情况，吕大防说：“本朝有这种事，只是都没有文字记载，必定是从内库支出的。如果不赐予，必然会形成债务。”退朝后，吕大防等人在都堂聚集，召来范百禄、梁焘，把当天下手书以及制书中必须体现奉皇太后之命的意思告诉他们。又命国史院查检《孟元传》送到学士院，于是拟定手书草稿进呈。戊午，手书说：“我近来因为皇帝年长而中宫尚未建立，历经选择诸臣之家，参求贤德，所以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孟元的孙女，出自有门阀的家族，能够按照礼法自持，天生姿态端庄安静，很合乎相法。” 应当立她为皇后。交给学士院下制书施行，典礼全部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办理。”己未，宫中发出制书，立已故马军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赠太尉孟元的孙女为皇后，并命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准备册立的礼仪。己卯，王岩叟取历代皇后的事迹，选择可以作为法则的内容，编成一书[3]，名为《中宫懿范》，进呈给皇帝。戊戌，皇帝在文德殿举行发册礼，并命使者奉迎皇后。己亥，百官在东上閤门上表祝贺。

译绍圣三年九月甲寅，皇帝批示说：“皇后孟氏放纵欲望而丧失德行，暗中构造奇异邪僻之事，对上不足以成为宫中的美好典范，对下不足以彰明妇女的顺从。我亲自禀告皇太后、皇太妃的圣旨，恭敬地接受她们的旨意，可以收取皇后宝册，废为居住道馆之人，仍赐给四字仙师号和法名，交给三省、枢密院共同议定。”丙辰，皇帝在延和殿召见宰臣和执政官，下诏说：“皇后孟氏受到旁门邪说的迷惑，暗中依靠媚道，等到查究审治时，相关证据十分明显，狱辞也完全相符，复核案情没有差错。我日夜忧惧悲痛，睡不好、吃不下，不能因为私恩而屈从大义。亲自禀承两宫慈训，恭敬地接受她们的旨意。她的失德到了这种地步，将来凭什么作为天下的母仪、上承宗庙？可以收上皇后宝册，废居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紫，法名冲真。她居住处的供帐、服用、廪给等，都务必从优厚办理，以符合我始终给予她待遇的本意。”起初，皇后朝谒景灵宫，礼毕后入座，嫔御都站立侍奉，只有刘婕妤独自背对着皇后站在帘下。皇后宫中的人陈迎儿喝道：“把帘子绰开！”刘婕妤仍然背对着站着不动。陈迎儿退回去后，说了些愤愤不平的话，因此宫中众人都对刘婕妤感到愤怒。冬至日，百官在隆祐宫会朝，等候在别处召见。皇后所坐的座位涂着朱漆并饰以金色，宫中的制度规定，只有皇后才可以使用这种座位。刘婕妤坐在另一张座位上，神情很不自在，随行人员便替她换了座位，规格与皇后的相同，众人见了都侧目。有的人心中不平，故意传话喊道：“皇太后出来了！”皇后听见后所坐的座位，刘婕妤也起身站立；不久两人又各自回到原处，有人已经把刘婕妤的座位撤下，放到了地上。刘婕妤对此怨恨，不再入朝，哭着离开，并且向皇帝诉说。当时内御郝随掌权，他对刘婕妤说：“不要因为这件事忧愁，希望你早些为大家生下孩子，这张座位最终一定会归你所有。”适逢福庆公主生病，皇后的姐姐六夫人略懂医术，过去曾治好皇后的危重病，因此经常出入掖廷。她给公主服药但没有见效，于是取来道家治病的符水带入宫中。她把符水给皇后看，皇后变了脸色，问：“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六夫人如实回答。皇后说：“六姊难道不知道宫禁森严，和外舍不同吗？”并告诫她把符水保存好。等皇帝到来后，皇后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皇帝。后来皇帝经过时探视公主的病情，皇后拿符水的事告诉他，皇帝说：“这也是人之常情罢了。”皇后随即当着皇帝的面取出符水烧掉，宫禁中于是流传起皇后施行厌魅之术的说法。正当公主的病势危急时，旁边忽然出现了纸钱。皇后回头看见纸钱，对此很厌恶和忌讳，心里猜想是刘婕妤派人带来的，因此更加产生了疑心。不久，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和供奉官王坚因使用左道为皇后祈祷祭祀一事被人听闻，皇帝下诏命入内押班梁从政、勾当御药院苏珪在皇城司审讯此案。王坚因家中藏有雷公式并把它拿给法端观看而获罪；又因取得南方枫木，和法端一起在光教院按照式样制作法式，并为皇后祈祷祭祀，式上写有“所厌者伏、所求者得”等话。法式制成后，王坚担心门户附近被察觉，就用生枣覆盖着带入宫中。法端因与王坚共同制作法式而获罪；她又曾让王坚到民间寻找所谓驴驹媚、蛇雾、叩头虫等物，想要进献给皇后，让皇后佩带后前往皇帝寝殿。燕氏则趁皇帝经过皇后宫门时，制作“欢喜”字样，焚烧符箓取灰，准备放进茶中献给皇帝，恰好皇帝不想喝茶，此事才停止。她们又把符灰和水调和后洒在皇帝经过的道路上，希望皇帝多次前来；还让王坚绘制刘婕妤的画像，用大钉钉入画像的心部；又想取五月中因瘵病死亡的宫人的尸灰放进刘婕妤的寝宫，几乎使她因此得病死亡；还取七家针各一根，焚烧符箓后放置在刘婕妤宫中，全部都是用来施行厌魅，但最终都没有应验。案件审结后，侍御史董敦逸负责记录审问，皇帝于是下诏废黜皇后，并将皇后的父亲庆州防御使、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改任荣州刺史，添差邓州总管。王坚、法端、燕氏都判处斩刑，凡是被牵连逮捕的人，都按照等级定罪；因经手此案却没有察觉的官员，也分别受到降职、罚金等处罚。此前，皇帝告诉辅臣说：“起初是因为陈迎儿编造言语，激怒了中宫。”众人都说：“是这样。”皇帝说：“已经杖打脊背，把她赶走了。”诏狱刚开始时，宫禁中被逮捕的将近三十人，刑讯十分严酷，他们都是宦官、宫妾等柔弱之人。等到记录审问时，罪犯经过庭下，气息已经微弱得只剩一线；有的肢体已经被打断，甚至有人没有舌头，没有一个人能够发声回答。董敦逸执笔记录时，心中有所怀疑，迟迟没有下笔，郝随在旁边用言语威胁他。董敦逸害怕获罪，不能刚正决断，于是把奏牍上报。大概宰相章惇在外迎合皇帝，郝随在宫内排挤他，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案件处理结果下达，交给三省、枢密院依法议定罪名后，章惇会同执政李清臣、曾布、许将、蔡卞以及刑部官员徐铎等人议论，有人说：“雷公式还没有制成，只是制作不合规矩；而且茶也没有进献，恐怕不能处以最重的刑罚。”曾布说：“驴媚、蛇雾这些东西，难道还没有制成吗？”众人听后都惊惧失色。曾布又告诫法官：“只应当依法办理。”法官于是坚持议定王坚等三人都处死。这一天，皇帝告诉辅臣说：“朕以礼对待皇后，没有想到她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朕日夜惊惧，以至于为此废寝忘食。今天的处置确实是出于不得已。”皇帝说到这里时，脸上显出悲痛的神色。章惇、李清臣、曾布、许将、蔡卞等大臣上奏说：“废黜皇后是大事。臣等看到案情供辞如此，不敢再作陈述。陛下为了社稷宗庙的大计，确实是出于不得已。希望陛下稍稍宽解圣心，使天下得到幸免。”后来皇帝颇有悔悟之意，曾说：“章惇败坏了我的名节。”所以元符末年皇太后恢复孟氏皇后位号，正是推究并奉行皇帝遗留的意旨。

译《新录辨诬》说：绍圣年间，章惇担任宰相，挟持奸邪以巩固宠信，结交受宠幸的人，动摇中宫，所以昭慈圣献后的废黜，天下人都认为冤屈。案情供辞中所归罪的事情，有些甚至是民间极其猥亵的行为也不会做的。 当时宦官在掖庭审理案件，宫妾等人遭受拷掠，被迫作出虚假供词，旧录竟然据此记载，难道不是无端损害皇后的美德吗？我公正地采集和考察事迹[4]，删削旧文，用来辨明诬陷和诽谤，所取都有依据，谨慎地逐条说明并附在后面，希望后人有迹可考，也足以稍稍安慰在天之灵。从“上批”到“称朕所以待遇之意”以上的内容，都是旧《实录》的文字，完整记载了两道诏书。从“初，后朝谒景灵宫”到“繇此閤中皆忿”以上的内容，是曾布《日录》所记载的，现删改润色后编入，用来说明事情发生的原因。从“冬至日”到“终当为婕好有尔”以下的内容，是修撰官臣某在绍兴八年秋八月七日入对时，当面听到当今皇帝所说的话。皇帝详细谈及昭慈圣献皇后受到诬谤的情况。至于换座位时借用皇后座位之事[5]，都是昭慈皇后亲口说的。皇帝又说：“绍圣年间废黜中宫，外有章惇，内有郝随，这两个人的罪过很大，并不是哲宗本人的意思。皇帝已经命辅臣把这些话记载在时政记中了。”现在也参考这些内容增补修订在后面。从“会福庆公主病”到“厌魅之端作矣”以上的内容，都是孟忠厚所说的、亲自从昭慈圣献皇后那里听来的事情。本馆如今修撰《宣仁圣烈皇后传》的始末，采用高世则所提供的事实。绍圣年间中宫遭受厌魅之冤，其起因不过是皇后的姐姐六夫人拿符水医治福庆公主的疾病而已。现在据实加以修订。从“方公主病革”到“益有疑心”以上的内容，是修撰官臣某入对时听到的皇帝圣谕，现分别据实编入。从“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到“贬秩赎金有差”以上的内容，采用旧《实录》所载燕氏等人的罪状，并参考、参合曾布《日录》所载的案情供辞来记述。旧录所记载的内容，大多是诬陷昭慈皇后、王坚、燕氏等人施行厌魅。凡是涉及刘婕妤的内容，全都删去不记，这可以看出当时史官用意奸邪，想要欺骗天下和后世，使人不知道事情究竟从何而起。现在删去过分诬谤昭慈皇后的话，只说某人因某事获罪，用来显示案情供辞中所涉及的事实。其后关于“捶楚甚峻”的诬陷，说明从政、苏珪等人刑讯逼供、制造诬词的罪行已经十分明显。从“先是，上谕辅臣”到“杖脊逐之”以上的内容，采用曾布《日录》编入，用来补足前面所记陈迎儿的事情。从“诏狱初起禁中”到“无敢有异议者”以上的内容，是曾布《日录》所记载的。曾布把掖庭秘密案件记载得很详细，其中说被逮捕拘系的将近千人，而现在所列举的都是宦官、宫女等柔弱之人[6]，这些都是他的原话。他又记载孔元寄居在端王宫中，夜里听见刑杖声非常严厉，这更加可以作为从政严刑逼供的证据。至于记录审问时罪人没有舌头一事，士大夫一向都这样传说，孟忠厚自己所说的也相同。元符末年，黄策上书，所说的内容与传闻完全相合，现在一并采用他的话。例如他说“宰辅在外迎合，郝随在内排挤”，这大概与当今皇帝向史臣宣谕的意思相合，其可信性就很明显了。从“既降按付三省、枢密院约法”到“坚等三人皆处死”以上的内容，也都是曾布《日录》所记载的。法官起初想从轻处理，因为曾布说了那些话，所以三人最终被处死。后来元符初年准备恢复皇后位号时，章惇多次用这件事指责曾布，使他陷入重罪，法官也不敢违背；曾布于是说：“既然这样，当时为什么不说应当议罪论法？难道不是宰相吗？”这样看来，废黜皇后的举动，章惇的罪过固然很大，曾布也参与其中。曾布在《日录》中自己叙述了他的过错，所以把这件事表明并记载出来。从“是日，上谕辅臣”到“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以上的内容，都是根据旧录所载皇帝的话以及宰执等人的话。从“其后董敦逸奏”到“上乃然之”以上的内容，也都是曾布《日录》所记载的。董敦逸先参与记录审问，后来又上书论奏，他的这些话本来就不足以赎回先前的过错。皇帝起初非常想驱逐董敦逸，宰相从事理上加以陈说，皇帝于是停止了这个打算。蔡卞激怒皇帝的话说得十分尖刻，皇帝没有听从。即使是古代明君听取谏言的美德，也没有超过这里的。后来元符末年恢复皇后位号时，太后对辅臣说：“先帝末年，已经颇有悔恨之意。”由此看来，如果当时辅弼、侍从、台谏等官员都能任用贤臣，援引大义相互争辩，那么皇帝的心意一定会改变。可惜群臣都附和迎合，事情已经发生后，只会异口同声地说：“只希望陛下稍稍宽解圣心，使天下得到幸免罢了。”他们的罪过难道还数得清、杀得完吗？从“后上颇有悔悟意”到“推上遗志而行之也”以上的内容，采用黄策在元符年间上书的内容修订编入。黄策因为这篇奏书被蔡京憎恨，列入邪党[8]；皇帝尤其为此感到惋惜[9]，把他拘留后遣送回本郡。其中记载哲宗皇帝说章惇“败坏了我的名节”，这是当时亲耳听闻和亲眼见到的人所认可的，事情一定不是虚构的；这也可以看出君主确实已经悔悟。因此把这句话采录下来记载。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皇后孟氏受到旁门邪说的迷惑，施行险邪媚道，等到审究查验时，相关证据十分明显，而陛下能够裁断大义，不被私恩牵累，奉承两宫慈训，把皇后孟氏废为华阳教主，下诏告知朝廷内外。诏令下达之日，士人和庶民都惶恐不安，全都认为皇后没有应当废黜的罪过，而陛下却废黜了她，有的人甚至相互叹息、弹指表示惋惜，实在令人惊骇。大概是因为所审理的案件没有交给外廷有关官司办理，虽然听说已经追查并取得证据，但事情的真相秘密不明，朝廷大臣尚且没有预先听闻，士人和庶民疑惑不安，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推鞫狱讼，都交给外廷办理，从来没有由宫禁自行审理、把罪刑高低交给宦官裁定的。陛下只能看到完备的案牍，怎么知道案情和罪行究竟是真是假？万一造成冤屈滥刑，就会被天下和后世讥笑。臣想请求陛下亲自选拔在朝侍从或台谏官中公正而不阿附的人，专门主持审理机构，另行推勘，这样或许可以得到实情。如果皇后的罪过确实不可容忍，即使废黜她，天下人也不会有怨言。如今案件没有经过有关官司审理，却由宦官审结，天下人心不能不产生疑虑。恭敬地希望陛下特别降下圣旨施行，臣不胜荣幸。”

译十月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论说瑶华宫中的皇后不应废黜，大意说：“废黜瑶华宫皇后的事情有其缘由，实情也有可以考察之处。诏令下达之日，天色因此阴暗，这是上天不愿意废黜她；百姓因此流泪，这是百姓不愿意废黜她。”他又说：“我曾经参与记录审问此案，恐怕会因此获罪于天下和后世。”皇帝没有答复。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上疏论说瑶华宫皇后不应废黜，皇帝批示交给三省。堂史向章惇等人报告，想和枢密院共同上奏。第二天入对结束后，皇帝发怒说：“董敦逸不能再留在言路上！”曾布和章惇、许将都说：“希望陛下暂且包容。”并且说：“这件事只适合安静处理，不能让它闹大。若罢免董敦逸，侍从、言官一定会有议论，恐怕会更加纷纷扰扰。”皇帝说：“不过是同类相护罢了！”蔡卞见皇帝发怒，而且意志坚定，于是说：“必须贬黜他，才能分别明白是非。董敦逸记录审问已经过去很久了，才来发表议论。”章惇说：“董敦逸的文字中也说十月六日曾经有奏疏。”曾布说：“陛下亲自处理政事，正要扩大言路，以招来忠言直论。况且自祖宗以来，言事官即使言论狂妄，皇帝大多也不肯加罪。” 陛下以天地般宽大的气度包容四海，何必一定要和敦逸计较谁是谁非？又何必在这件事上非要分清是非？”皇帝说：“言事官被贬责的也不少。”章惇说：“如果议论外廷之事不当，就可以贬黜。”皇帝说：“常安民不也被贬为知军了吗？”曾布说：“还请暂且包容。臣并不是敢于违抗陛下，只是担心这样会损害圣德。”蔡卞又说：“敦逸说恐怕得罪天下后世。他既然已经得罪，那么陛下应当怎么办？”曾布说：“臣等当然不敢认为敦逸的话正确，本来就知道他的说法没有道理，只希望圣意暂且包容罢了。”章惇说：“臣看他的文章，完全没有条理，实在都让人无法理解。”他又说：“请陛下详细斟酌施行，只是不知道朝廷应当怎样办理？如果马上罢免他，实在恐怕众议纷纷，反而会使朝廷受到吵扰。”许将也再三陈述，说：“希望陛下暂且包容，否则就会成全这个小子的名声。”曾布说：“这件事已经施行很久了，幸好没有引起议论。如今却因为敦逸一句话，使众人纷纷议论，极为不便。”曾布又说：“可以趁着贬黜孟在的机会，把案情供辞略加说明，告知朝廷内外，使人知道中宫失德的情状。”章惇、许将也帮助曾布，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蔡卞说：“暂且给他一个知州的官职。”曾布说：“知州和知军有什么不同？”于是怒视蔡卞，说：“如果贬黜敦逸，而众人又有更多议论，那将如何处置？”蔡卞无法回答，慢慢说：“众人如果不和敦逸意见相同，就可以宽恕。”曾布说：“这种说法不恰当，不可以。”皇帝又说：“必须给他知军。”李清臣于是说：“领受圣旨。”曾布严厉地责问李清臣，并且说：“臣还不敢奉诏！”李清臣说：“暂且罚金。”曾布说：“这更没有道理。如果罚金，还不如直接罢黜。”章惇也认为这样说是对的。皇帝发怒说：“三省给他一个知军。”曾布稍稍退让，章惇慢慢说：“还请暂且包容。”许将也说：“恐怕还不能这样办理。”曾布见两人都没有改变立场，于是又帮助他们劝阻。皇帝的怒意稍稍缓和，说：“暂且停止吧。但如果他仍不停下，等他再有奏章时再处置。”曾布和章惇都称好。元符二年八月戊寅，贤妃刘氏生下皇子。九月丁未，下诏立贤妃刘氏为皇后。闰九月乙未，皇子去世。

译配飨，是指让功臣配祀于帝王庙庭。元祐元年四月己亥[10]，礼部说：“太常寺报告：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配飨的功臣，都在山陵之前由两制官员下诏议定，并交太常寺办理。谨按：唐代配飨的功臣，如肃宗以苗晋卿、裴冕配飨，宪宗以裴度、高崇文、李愬配飨，都是经过多年以后，才下诏配飨。至于本朝配飨功臣，太祖皇帝以赵普、曹彬配飨，太宗皇帝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载配飨，都是在咸平二年下达制书。将来神宗皇帝的神主祔入太庙时，所议定的配飨功臣，现在参考前代和本朝的旧例：仁宗皇帝配飨功臣，是在山陵之前由两制官员下诏议定；英宗皇帝配飨功臣，是在山陵之后下达朝旨，以大司徒韩琦、太师曾公亮配飨。如今神宗皇帝的神主祔入太庙，配飨功臣应当由六曹尚书以下至待制以上的官员，以及太常、秘书省的长官和副长官共同议定。”皇帝听从了。五月辛丑，礼部说：“祖宗的神御像，都应当塑造配飨功臣侍立的像。太祖神御像前塑赵普、曹彬，太宗神御像前塑薛居正、石熙载、潘美，真宗神御像前塑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神御像前塑王曾、曹玮、吕夷简。至于神宗神御像前，侍臣请求先行议定本庙配享功臣并进行塑像。如果尚未议定，请依照旧例暂时塑一名侍臣的像。”皇帝听从了。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人议论说：“考察《尚书》所说‘现在我在先王面前举行大享，你们的祖先也应当跟随先王一起享祀’。恭敬地考虑，神宗皇帝凭借至高的资质，发扬历代圣人的事业，尊敬礼遇旧臣，共同谋求大治。臣等看到司徒、赠太尉、谥文忠的富弼，秉性正直宽厚，治国谋略宏大深远，历事三朝，谋划使宗庙社稷安定。熙宁初年皇帝询问政事，他受到的恩遇特别隆厚；他不顾自身，神色严正，进退都合乎道义，对君主忠爱之志，即使去世也不曾忘记。让他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实在最为合适。”诏令批准了这一议议。起初议论时，有人想用吴充配享，太常少卿鲜于侁说：“论功勋和德行，第一位只有富弼。本朝旧制虽然曾用两人配享，但应当仿照唐朝只用郭子仪一人的旧例，只让富弼一人配享。” 配享的人选于是确定下来。三年十二月甲午，江宁府右司理参军、郓州州学教授周穜被罢职回乡，这是因为右正言刘安世和翰林学士苏轼进言的缘故。刘安世说：“臣私下听说，周穜上书请求把前宰相王安石配享于神宗皇帝的庙庭，朝廷内外纷纷传说，颇使众人震惊。臣听说天圣年间，钱惟演曾请求把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一同配享于真宗庙室，以此迎合皇帝的意旨。当时御史中丞范讽弹劾钱惟演擅自议论宗庙之事，于是钱惟演被罢去平章事，遣归本镇。臣私下认为，钱惟演兼有将相之位，他所说的话并不过分，却受到如此严厉的责罚，正是为了严肃宗庙。如今周穜不过是一个关系疏远、地位卑微的臣子，却怀有奸邪和观望的意图，蔑视公议，妄议典礼。假使王安石功德显著，确实应当配享，按照周穜的身份也不应当进言，更何况王安石辅政多年，未曾有过善政，残害百姓、危害国家，流弊延续至今，怎么可以在清净的宗庙中配享神位，流传万世呢？像周穜这样狂妄僭越，难道可以轻易宽赦吗？伏望陛下依《春秋》的法义，追究他最初的意图，重加流放或诛杀，以表明朝廷的好恶。”苏轼说：“臣以前任中书舍人时，奉诏荐举学官。臣曾经荐举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穜，承蒙朝廷差遣他充任郓州州学教授。近来臣私下看到周穜上疏说，朝廷应当把前宰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谨按汉代法律，擅自议论宗庙的人处弃市之刑。从高后到文帝、景帝、武帝、宣帝，都实行这一法令，以尊崇宗庙、重视朝廷、预防细微祸患逐渐发展，想来其中有深远的用意。本朝自列祖列宗以来，推选功勋卓著、声望崇高而一生德行完备的臣子，配食于历代圣帝。这种事情连天子也不敢专断，必定命都省集体议论；如果此人不属于天下公议所认可的对象，就不能入选。奏议上呈后，诏书还要说“恭敬地依从”，并册告宗庙，然后才敢实行。其慎重严密到了这种程度，怎么能在已经实行之后，又让关系疏远的小臣仅凭个人私意来议论配享的人选呢？如果对此置之不问，宗庙就不再严肃，朝廷也会受到轻视。臣私下认为，王安石一生所作所为，是非邪正，朝廷内外都清楚，难以逃过圣上的鉴察。先帝也早已知道，所以把他置于闲散之地，始终不再任用。如今废止青苗等法，斥退王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等人，至于学校贡举，也已经废罢；排斥佛、老，禁止《字说》，大义已经确定。施行了几年，先帝配享之事已经决定采用富弼，天下都一致认为非常恰当，周穜又是什么人，竟敢提出这样的议论？他的意图是想借此试探朝廷，逐步推进错误的言论，暗中倡导群小之说，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行险徼幸、居之不疑”。而臣惭愧地位列侍从，却错误地认为自己能够识人，荐举了这个人，使学校蒙受污辱；如果又隐瞒不说，就是欺骗皇上、包庇奸邪，罪过就更大了。臣谨自我弹劾，等待治罪。伏望圣上慈悲，特意命有关部门议论臣错误荐举的罪责，早日赐予贬责，以警戒在位的官员。” 六年二月辛丑，诏令富弼列入配享的功臣，其遗表所请的恩泽，特许可以奏请异姓一人，其他人不得援引此例。富弼的儿子绍庭请求奏请自己的外甥，因此有了这道诏令。绍圣元年四月甲寅，诏令已故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其余见《尊王安石》）。二年二月丙寅，诏令停止富弼配享神宗庙庭。起初，元祐年间确定富弼配享，天下人都认为合宜。到这时，却说富弼得罪了先帝，于是停止了他的配享。第二天，曾布入对，皇上立即问曾布：“已经停止富弼配享了，你认为怎么样？”曾布说：“臣从元祐年间听到这件事时，就已经惊讶于它不合适。富弼最不受先帝喜爱，却让他配食，这种把死者当作生者侍奉的做法，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先帝经营政事，以王安石为宰相，君臣相互契合的时候，是近世以来没有过的。舍弃王安石而任用富弼，难道是先帝的本意吗？只是元祐年间的人偏执于自己的见解，不顾道义和事理罢了。”

译校勘记 [1]“据”字，《长编》卷四四三只作“据”，没有墨丁字。这里仍按原本。[2]过了很久，这件事才定下来。原本写作“久之□□”；《长编》卷四七二只作“久之”，下面接着是“二月乙卯”。现根据文意补入“乃定”二字。[3]“一书”：原本的“一”字作墨丁，根据《长编》卷四七一补出。[4]“事迹”：原本作“事□业”，根据《长编拾补》卷十三改补。[5]“易坐”：原本的“易”字作墨丁，根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出。[6]“今自”：原本的“自”字作墨丁，根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出。[7]“端王宫”：原本的“宫”字作墨丁，根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出。[8]“入邪党”：原本这三个字都作墨丁，根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出。[9]“上尤甚惜”：原本这四个字作墨丁，根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出。[10]“己亥”：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根据《长编》卷三七五补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四（缺） 哲宗皇帝 修撰实录（缺） 修撰国史（缺） 编修玉牒（缺） 制定新历（缺） 浑天仪象（缺） 玉玺（缺） 改元（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五（缺） 哲宗皇帝 俘获鬼章（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六（缺） 哲宗皇帝 攻取并放弃湟、鄯州（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七（缺） 徽宗皇帝 接受帝位（缺） 御制（缺） 御笔（缺） 圣德（缺） 政迹（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八（缺） 徽宗皇帝 复立孟后（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九（缺） 徽宗皇帝 起用元祐旧臣（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 徽宗皇帝